一、法制宣传报道要讲“实”(论文文献综述)
黄智敏[1](1998)在《法制宣传报道要讲“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依法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个基本方略的内涵之一,就是要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将是我们新闻工作者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从国家大法到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其内容的表述,文字都是非常严谨的,多一字不行,少一字也不行。因此,许多人都感叹地说:“法律难学,法律难懂!”不少新闻记者也莫无感慨地说:“法律宣传报道难搞!”
袁珠萍[2](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文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制宣传教育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业全局。法制宣传教育从根本上说是提升人们法律素质、法律意识的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从“一五”到“六五”普法,我国基本实现全民法律素质的全面提高。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已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法制宣传教育也成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基础,随着“十三五”规划的提出,这也对新时期法制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前提下,如何使社会成员普遍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任和遵守,进而外化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行为,这是法制宣传教育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法治需求,开展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制宣传教育,在全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紧密结合法治实践,宣传法律常识中突出宪法核心地位,宣传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这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其地位和权威举足轻重,任何的细微举动都可能被视为“风向标”,其内容贯穿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以《人民日报》作为文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总体框架包括历史考察、主题宣传和实践探索三个部分,即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历史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基本经验总结。结构上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历史进行回顾,一方面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主要成就及其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梳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主要成就及其启示。第二章,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对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恢复、进入全民普法教育阶段、法制宣传教育阶段的历史概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宣传教育理念的转变进行分析,分析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建设”到“法治建设”、从“普及法律常识”到“弘扬法治精神”、从“法制宣传教育”到“法治宣传教育”,不同时期观念转变的原因,再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法制相关的报道进行研究,从版次、数量、题材三个方面分析,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法制宣传趋势,并结合其特点,进行总体评价。第三章,即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制宣传教育,主要以《人民日报》的视角,对现行宪法、现行宪法四次修改、普法教育中宪法宣传进行考察;通过对《人民日报》宪法宣传报道的内容分析,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教育的特点及教训。第四章,主要是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宣传教育。考察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梳理《人民日报》对经济发展相关法律法规、群众生活密切的法律法规以及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法规的宣传。第五章,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的宣传教育。第一部分考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提出及其意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对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途径。第二部分主要考察社会法治理念的提出及其意义,并从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基本内容进行考察;第三部分主要考察《人民日报》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第六章,即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的思考,主要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以《人民日报》为载体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特点、成就及其经验,分析其问题和缘由,总结其启示,并对今后《人民日报》法制宣传教育作前瞻性的思考。
刘明福,王忠远[3](2014)在《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文中研究表明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时势造英雄,英雄人物总是从时代风云中脱颖而出。英雄创时代,在时代的潮头,总是挺立着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英雄。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威武雄壮的伟大时代,无一不是大众与伟人同声合唱,时势与英雄交相辉映。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政治家。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政治家的领导力和创新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一个没有杰出政治家的国家,难以有声有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缺乏大政治家的大国,难以在全球出类拔萃。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需要创新型
赵祥云[4](2018)在《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文中指出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既存在共同特点,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体现出历时性的演进特征。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及其嬗变特征,并探讨其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当前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具有何种特征?二、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体现在哪些方面?三、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动因体现在哪些方面?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实现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的异域建构?本研究选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原文文本及其英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其中五种文本,即标题文本、口语化文本、修辞话语文本、政治话语文本和文化负载项文本,进行抽样分析。本研究从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入手,基于领导人着作英译文本的抽样分析,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规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共性特征和个体特征,并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第二,抽样分析方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章。本研究首先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文本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分析抽样文本的翻译策略,并据此提炼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第三,比较分析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基于抽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直观呈现不同时期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基本特征。第四,译例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和第七章。通过译例分析方法,对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总结提炼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五,理论阐释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借助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赞助人、译者惯习等因素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形成和嬗变的影响。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分别是“以我为主”、“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其操作规范分别为“异化主导”、“趋向多元”和“多元互补”。虽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体现出历史的演进特征,但“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都坚持以“以我为主”为基本原则。总体而言,领导人着作英译活动具有以下五种基本特征: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原则的明确性、翻译模式的集体性、翻译方向的逆向性和翻译策略的针对性等。基于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抽样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代语境下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并指出不同模式所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政论文献英译的认识,对中央文献英译理论构建及其实践发展都具有启迪意义。
刘长军[5](2016)在《《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自党的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连续出现在党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党的决定之中。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实践进行指导,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目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关键时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用来凝聚全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举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进行得如何,既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关乎党的执政合法性。研究历史重在映照当代。本文选取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这一时段,从党报切入,回顾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简要历程,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本文采取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考察《人民日报》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等理论的宣传;另一方面紧紧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重点考察《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与推动。本文在具体研究中发现《人民日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时刻突出了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鲜明特色,在宣传理论的时候强调学理论是用来指导具体实践的,在宣传和推动党的中心工作中时刻不忘记解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通过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考察,本文总结梳理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以及凝练了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启示,由此完成了研究历史照映当代的研究价值。本文共分为9章。第1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缘由、该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采取的具体研究方法、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内涵。第2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办党报出发,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创办党报的历程,梳理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过程。第3章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以及社会领域的实际出发,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性与可行性,同时简要回顾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进程。第4章围绕着《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进行考察:一是介绍了《人民日报》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二是梳理了《人民日报》如何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运用;三是考察了《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载体的宣传;四是介绍了《人民日报》与其他媒介联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推进。第5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一是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二是结合党的中心任务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传播了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三是结合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过渡时期总路线内容;四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本载体《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以及受到国内外欢迎的盛况。第6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宣传与推动:一是针对城市工人和干部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推动党对工人和干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活动;二是针对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困难,引导广大民众树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三是助推城市的建设;四是宣传和配合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第7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建立的宣传与推动。第8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成效:一是有助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二是推动了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三是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第9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一是分析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局限性;二是总结提炼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存在的现实启示。
韩颖[6](2011)在《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其发展演变的深刻历史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按照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救灾捐赠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时期(1979-1988年)、救灾捐赠的改革探索时期(1989-1999年)和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时期(2000年以来)。本文由导论、正文(四章)和结束语(第五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意义、相关核心概念、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第一章,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回顾。通过已掌握的材料,对1949-1978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党和政府开展的救灾捐赠活动进行归纳梳理,总结1949-1978年间中国救灾捐赠的特点。第二章,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救灾捐赠还处于初步恢复和摸索阶段,“左”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依然存在。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救灾工作进行恢复、调整,开始尝试恢复国内救灾捐赠工作,但救灾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开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在救灾外援的接收、入境、运输、检验检疫、发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些固定做法和规定,但对救灾外援的态度还比较保守、谨慎、出现犹豫反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灾情、救灾和接受救灾外援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混在一起考虑,还不够开放、理性和务实。第三章,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体制的转轨,救灾捐赠开始真正步入改革探索阶段。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成立、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民政部开始初步探索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和救灾对口支援模式,并逐步规范、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和制度规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以法律形式对扶贫济困捐赠行为的肯定、保护、规范和鼓励,为救灾捐赠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奠定了救灾捐赠工作法制化的基础。第四章,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主要介绍了2000年后中国救灾捐赠在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以及立法工作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笔者认为,经历了2003年防治“非典”、2008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4·14”玉树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等救灾捐赠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及立法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救灾捐赠在组织、发动、接收、运输、分配、统计、信息公开、监督等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逐步规范、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规范的运行模式,逐步确立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救灾捐赠工作机制。结束语(第五章),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述评。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取得的重大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经验启示。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考察过程中,本文着重对该课题研究的几个薄弱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在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和救灾捐赠立法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及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于瑶[7](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王海霞[8](2019)在《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保证、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结晶和升华,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以及我国历代党的领导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精髓要义,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经验教训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为什么加强和怎样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等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探求意识形态教育规律的过程中,对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原则、方针、内容、途径、方法等进行客观认识和安排部署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作为主要创立者,对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根本要求,具有固本铸魂的重要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还针对党员干部、学生、农民、军人等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具体目标;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提出“四个讲清楚”、“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坚定“四个自信”等意识形态教育具体任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是四个“服务”,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原则,习近平主要提出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坚守意识形态教育阵地、遵循意识形态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等原则。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习近平认为,意识形态教育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史国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习近平倡导并使用了宣传教育法、舆论斗争法、辩证分析法、示范警示法、滴水穿石法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途径,习近平主要从宣传教育、制度建设、教育队伍建设、重要支撑构筑等方面阐述了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在宣传教育方面,他主张正面宣传教育和舆论斗争相结合、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教育和分层分类教育相结合、教育“软约束”和制度“硬措施”相结合等,在制度建设方面,他主张建立健全宣传教育体制机制、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意识形态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意识形态教育相关法规等,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他主张选拔和任用优秀教育人才、加强教育队伍培训和管理、增强教育者自我教育能力、加大对教育者的考核激励力度等,在重要支撑构筑方面,他分别从话语支撑、理论支撑、文艺支撑、环境支撑等方面构建起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支撑体系。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具有丰富意蕴、重要价值和鲜明特征。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蕴含丰富的哲学意蕴,体现了深邃的哲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主张寓言于教,在形象生动的话语隐喻中彰显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方面,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实践方面,它为促进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行动指南,为解决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提供科学方法,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创新提供方向指引;最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贯穿始终,使其显示出独特而辩证的特征,实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朱义华[9](2013)在《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基于哲学视野的反思》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显着增强,大国政治威望的稳步提升,外国政府与民众对中国的关注兴趣与热情也与日俱增,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作为我国目前外宣工作中必不可缺的载体与主要实现形式,外宣翻译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成功与否和国家形象的建构,其重要性亦不言而喻。从本质上来说,外宣翻译具有翻译与传播的双重属性,指的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的信息共享与思想交流活动,一种意识形态的国际旅行与传播实践,一种国家形象在国际生态环境中的适应性选择与自我建构方式。而外宣翻译研究则相应具备了跨学科、多维度、宽进路的特征,对其之探讨就必须具有相当的包容性、系统性与综合性。这也是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哲学探索进路的主要缘由。本研究从学科培育的角度出发,以哲学话语体系为理论依据,借鉴前人对译学研究的哲学探讨,基于信息传播的七大要素(即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场合与传播效果),按照“三贴近”原则的要求,主要采用定性的描写性研究方法对外宣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并尝试建构出了包括外宣翻译研究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在内的外宣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从而为全面、系统地从事外宣翻译研究架构了颇为科学合理的探索平台。在该体系中,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这是因为:一方面对外宣翻译本质属性、研究对象、特点规律与学科归属的明确与认识是开展外宣翻译研究的基础,也是进而确立外宣翻译研究独立分支学科地位的前提,而这些恰恰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需要解答的问题;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外宣翻译作为对外宣传的主要载体与实现形式,最终是为了实现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中国的外宣目标与效果,如何来实现?这就需要方法论提供相应的研究方法与实践技巧加以解决。诚然,在外宣翻译研究理论话语体系的搭建中,还需要运用外宣翻译的实际语料来进行分析论证,从而确保了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对外宣翻译工作实践的具体开展也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与价值。本研究由九大章节组成,其中第三到第八章为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分别围绕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两条主线来展开建构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讨论。本研究各章节既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与自含性,又彼此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组成了本研究从绪论与文献综述到主体再到结论的完整研究框架。第一章为本研究的绪论,主要分析了本研究围绕外宣翻译而展开的背景与动因,本研究拟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本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研究的方法与目标以及本研究的框架结构与主要内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外宣翻译研究的现状与不足,可能之探索进路,并以哲学理论体系为理论依托,建构了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从而为本研究主体部分的展开创造了条件。第三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本体论,主要探讨了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的的本质属性或曰本体论解读,涵盖了外宣翻译研究中所涉的主要概念与术语,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本质,并从翻译学与传播学视角分析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双重学科属性。第四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认识论,首先从术语概念、表现形态、研究对象、特点要求、原则标准等角度介绍了对外宣翻译的全面认识,接着从语言、文化、政治等宏观维度来解读如何认识外宣翻译及其研究,分别考察了语言符号、文化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影响。第五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目的论,既探讨了我国对外宣传翻译工作的宏观目标或曰终极目的,又从外宣翻译三大价值主体出发逐一分析了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价值追求与具体目的。第六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方法论,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切入视角与外宣翻译实践之具体应对策略与变通技巧。第七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价值论,首先探讨了外宣翻译之整体价值追求,然后基于外宣翻译在信息传播、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外宣翻译研究对学科建设与外宣人才培养上的可能作用回答了两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外宣翻译的作用何在?其研究的意义又何在?第八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批评观,基于翻译批评的基本概念、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外宣翻译具体实例分析为手段,着重探讨了外宣翻译批评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原则与评判标准。第九章为本研究的结论,首先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论点、学术价值与创新之处,同时也指出了其缺陷与不足,提出了有待深入探讨之论题,并就外宣翻译研究的未来趋势进行了展望。可以说,外宣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探索是朝改观外宣翻译研究有“实”无“名”的学科现状,大力推进外宣人才的培养,切实提升外宣翻译的成效这一方向而所迈出的基础性一步。本研究的最大贡献与创新之处在于站在学科发展的角度,借鉴哲学话语体系来探索建构涵盖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在内的外宣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本研究也竭力实现在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内部有所创新与突破。比如,在本体论探讨中创新地从词源学角度对“外宣”与“翻译”以及它们在词源上的本质联系进行了探索;在认识论上将隐藏在外宣翻译及其研究背后诸如语言差异、文化习俗、政治意识形态等的隐形推手进行了一一发掘;在目的论上将国家外宣的整体目标与行业与地方外宣的具体目标以及传播主体的特殊目标相结合来讨论;在方法论上既照顾了传统上微观翻译技巧的探讨,也创新地将理论探索进路纳入方法论体系之中;在价值论中创新地探索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学科贡献与对人才培养的实用价值,而不仅仅局限于外宣翻译的直接效用与经济价值;而在批评观中本研究则尝试搭建了以评价原则为主体的外宣翻译批评话语体系。如此等等,进一步拓展了外宣翻译的研究思路,从而对现有的外宣翻译研究起到了充实、补充的作用。诚然,本研究对外宣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探索仅仅是从学科培育与哲学理论视角出发来回顾、反思、总结外宣翻译研究方方面面的一次尝试与努力,抑或是对笔者多年的外宣翻译理论学习和翻译实战经验的一次全面总结与整体检阅。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起学界研究外宣翻译的广泛关注与兴趣,为开展外宣翻译研究与指导外宣翻译实践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模型与方法论指导体系,从而为外宣翻译学科大厦的建设增砖添瓦。
刘卓[10](2017)在《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理论依据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运用媒体宣传并加强管理的思想,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要发挥媒体政治功能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宣传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原则的思想,江泽民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对新媒体“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思想,胡锦涛关于党提高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思想以及习近平关于党和政府主办媒体必须姓党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主要分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六个时期进行考察。通过历史考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特点与经验教训,其特点在于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形式日益多样化,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功能日趋全面化,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要求日趋严格化。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塑造良好形象的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突发事件中媒体应对的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对外传播的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现实挑战有六个方面:一是政党与媒体关系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二是多元化社会的政党政治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三是网络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四是非公共理性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五是信息沟通渠道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六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一是坚持五个“转变”的党管媒体的工作思路:从党管党报党刊转变为党管媒体,从党管“四权”转变为管导向、管宏观,从党政主导的“管制”模式转变为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从对舆论的刚性控制转变为遵循舆论规律的柔性引导,从主要依靠政策进行管理转变为依法管理、规范管理。二是创新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的运行方式:创新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进行意识形态引导的方式,创新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搜集、整合社会利益的方式,创新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与外部环境的交流、沟通方式。三是积极应对多元社会思潮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要加强舆论导向力建设、理论透析力建设、洞察预见力建设、媒体传播力建设、国际影响力建设。四是增强中国共产党运用新媒体的能力。要树立正确的新媒体观,培育广大领导干部的新媒介素养,提高领导干部驾驭新媒体的能力,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借鉴国外政党运用新媒体的成功经验。五是积极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要引导网民理性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畅通信息传播渠道及时公开信息,注意培养并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正确对待网民的政治诉求,建立网络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
二、法制宣传报道要讲“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法制宣传报道要讲“实”(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文本(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选题的研究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三) 国外研究现状 |
(四)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与趋势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一)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二) 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历史回顾 |
一、《人民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法制宣传教育 |
(一) 《人民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历史回溯 |
(二) 《人民日报》创办前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载体 |
(三) 《人民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 |
(四) 《人民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成就和启示 |
二、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宣传教育 |
(一) 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宣传教育的历史概述 |
(二) 1949-1978年《人民日报》法制宣传教育相关报道分析 |
(三) 1949-1978年《人民日报》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特点 |
(四) 1949-1978年《人民日报》法制宣传教育的启示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总体分析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分期 |
(一) 法制宣传教育的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阶段(1978-1984) |
(二) 进入全民普法教育阶段(1985-1996) |
(三) “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阶段(1997-2016)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理念的转变 |
(一)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 |
(二) 从“法制建设”到“法治建设” |
(三) 从“普及法律常识”到“弘扬法治精神” |
(四) 从“法制宣传教育”到“法治宣传教育” |
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分析 |
(一) 《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版次分析 |
(二) 《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数量分析 |
(三) 《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题材分析 |
(四) 对《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的改进建议 |
第三章 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制宣传教育 |
一、关于现行宪法的宣传教育 |
(一) 关于“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宣传教育 |
(二)关于现行宪法草案及其现行宪法的宣传教育 |
二、关于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宣传教育 |
(一)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主要内容 |
(二) 关于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宣传教育 |
三、普法规划中宪法宣传教育 |
(一) 普法规划中宪法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 |
(二) 普法规划中的宪法宣传教育 |
四、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报道研究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报道的版面分析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报道的特点分析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报道的改进建议 |
第四章 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心的宣传教育 |
一、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一)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历程 |
(二)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宣传教育 |
二、宣传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法律法规 |
(一) 宣传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 |
(二) 宣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的法律法规 |
(三) 宣传维护社会和谐的法律法规 |
三、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及其反思 |
(一) 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 |
(二) 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心宣传教育的反思 |
第五章 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的宣传教育 |
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
(一)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概念及其意义 |
(二)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路径 |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育 |
(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及其意义 |
(二) 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宣传教育 |
三、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 |
(一) 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 |
(二) 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宣传教育的启示 |
第六章 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的思考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特点 |
(一) 具有高度政治性、指导性和权威性 |
(二) 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资源 |
(三) 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主要成就和经验 |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成就 |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经验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问题和缘由 |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存在的问题 |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问题缘由 |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启示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与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3)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一、习近平时代的特点与挑战 |
(一)习近平时代的涵义与特点 |
1、习近平时代的内涵和方位 |
2、习近平时代,站在经济总量“亚军国家”起点上 |
3、习近平时代,创造中国共产党第四个奇迹 |
4、习近平时代,打造“新中国3.0” |
5、习近平时代,奋斗“社会主义7.0” |
(二)习近平时代面对的矛盾和挑战 |
1、习近平论挑战 |
2、六大矛盾 |
①生态矛盾———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
②贫富矛盾———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
③官民矛盾———如何防止“权力”与“权利”对立 |
④人口矛盾———如何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
⑤观念矛盾———如何凝聚社会共识 |
⑥中美矛盾———世界只能有一个冠军 |
3、应对挑战———习近平治国大思维 |
(三)习近平时代书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三份考卷 |
1、习近平论“赶考” |
2、中国共产党的三场考试 |
3、向历史交出第三份合格答卷 |
(四)习近平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 |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 |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 |
4、习近平民族复兴战略思想回答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
5、习近平民族复兴战略思想的基本框架 |
6、习近平民族复兴战略思想的品格特色 |
二、习近平的兴国目标和战略 |
(一)中国梦凝聚中国志———建设“复兴中国” |
1、中国梦与“中国志” |
2、习近平点燃中国梦火炬 |
3、中国梦170年漫漫征程 |
4、中国梦的具体内涵 |
①中国梦是一个“和谐世界梦” |
②中国梦是一个“腾飞兴国梦” |
③中国梦是一个“拼搏强军梦” |
④中国梦是一个“和平统一梦” |
⑤中国梦是一个“生态文明梦” |
⑥中国梦是13亿人民的“幸福人生梦” |
5、中国梦进入“战略冲刺期” |
(二)矢志不移中国道路———建设“特色中国” |
1、中国梦与“中国路” |
2、老路、邪路、特色路,只有特色之路是坦途 |
3、“中国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 |
4、从“结合论”、“特色论”到“鞋子论” |
5、“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
6、“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
(三)强军方能卫国———建设“强大中国” |
1、中国梦与“强军梦” |
2、中国必须强军的七个理由 |
3、推进“强军梦”为什么要“只争朝夕” |
①中美进入“战略决赛期”,军事博弈凸现 |
②美国“军事遏制”导致中国“军事危机” |
4、中国需要一支“大海军” |
①以海制华———美国遏制中国的主战场在海洋 |
②建设海洋强国———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 |
③中国海军梦———战略价值是什么 |
5、“强军梦”在随时准备打仗中推进 |
①以前能打胜仗———不等于现在能打胜仗 |
②实现“强军梦”———必须克服“和平病” |
③从人民战争到人民国防———“强军”不能只靠军人 |
6、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
7、“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 |
8、军事领域是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 |
9、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三个原则 |
(四)创新外交战略———建设“和平中国” |
1、中国梦与“和平梦” |
2、统筹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 |
3、坚持一个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
4、倡导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大国关系创新 |
5、实行“三个着力”———推进周边外交创新 |
①中国周边外交整体形势和基本方针 |
②落实“三个着力”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周边外交 |
6、提高国际话语权———推进软实力建设创新 |
(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安全中国” |
1、中国梦与“安全梦” |
2、习近平国家安全战略四大创新 |
3、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新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 |
4、从传统安全到总体安全,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内涵 |
5、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规定了国家安全的本质 |
6、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抓住了国家安全的核心 |
7、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突出了国家安全的重点 |
8、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筑牢国家安全的支撑 |
9、以促进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为依托,打造命运共同体 |
(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 |
1、中国梦与“法治梦” |
2、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3、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 |
4、“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 |
(七)弘扬中国精神———建设“文化中国” |
1、中国梦与“中国魂” |
2、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 |
3、弘扬“聚心聚力”的中国精神 |
4、培育“真善美”的中国道德 |
(八)兴国必先兴风———建设“正气中国” |
1、中国梦与“中国风” |
2、神州大地起新风 |
①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首先抓改进工作作风 |
②习近平说:改进工作作风“从我本人做起” |
③中国共产党三次历史性作风大建设 |
3、天下兴亡看风气 |
①秦王朝、罗马帝国“作风亡国”的教训 |
②餐桌上判断共产党能赢国民党 |
③习近平会见卡斯特罗,为什么只能去6个人 |
4、如果我们脱离群众,最终也会走向失败 |
①群众路线,是执政党的“生命线” |
②联系群众,要体现在高级领导干部的衣食住行中 |
③联系群众,要跟群众“零距离接触” |
④联系群众,要特别注意联系贫困群众 |
5、向“四风”宣战,防止更多干部走上刑场 |
6、“四风”不除,“霸王别姬” |
(九)治国重在治官———建设“廉洁中国” |
1、中国梦与“中国官” |
2、习近平论“反腐败” |
3、监督一把手,抓好身边人员和亲属 |
4、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
5、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
6、破除“官本位”思想 |
7、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
(十)涉险滩勇往直前———建设“改革中国” |
1、中国梦与“中国力” |
2、明确一个真理———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 |
3、增强一个勇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
4、制定一个纲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5、确立一个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6、坚持一个原则———决不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 |
7、突出一个核心———解决“官场”与“市场”的关系 |
8、实施一个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9、实现一个飞跃———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特点规律 |
(十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效益中国” |
1、中国梦与“经济梦” |
2、“经济梦”为中国梦奠基,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动摇 |
3、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 |
4、以新型城镇化为引擎,让“三个1亿人”市民化 |
①“第一个1亿人”问题———让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
②“第二个1亿人”问题———让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得到改造 |
③“第三个1亿人”问题———让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实现城镇化 |
5、靠创新驱动发展,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
6、“三农”为重中之重,“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 |
7、稳中求进、稳中求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
8、东西互济,陆海统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十二)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
1、中国梦与“生态梦” |
2、两座山、三阶段———中国“生态辩证法” |
3、树立生态文明四个新理念 |
①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
②生态文明建设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任务 |
③生态文明建设是服务民生、赢得民心的基础工程 |
④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
4、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 |
5、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整体布局 |
6、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 |
7、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
8、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 |
(十三)为政要在尚贤———建设“人才中国” |
1、中国梦与“中国才” |
2、怎样才是好干部———“看人”五条标准 |
3、怎样成长为好干部———“育人”需两靠 |
4、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用人”要知人善任 |
5、民主推荐、民主测评———“选票”如何有助“选优” |
6、干部工作公开———“公开”如何实现“公正” |
7、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如何防止片面性 |
8、怎样把组织部门建设成为模范部门 |
(十四)掌握舆论战场主动权———建设“话语中国” |
1、中国梦与“中国声” |
2、经济中心工作不动摇,意识形态不放松 |
3、用远大理想牵引现实目标 |
4、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
①不能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 |
②宣传思想工作如何坚持党性 |
③宣传思想工作如何坚持人民性 |
④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工作 |
5、正面宣传主旋律,舆论斗争敢亮剑 |
①如何做到正面宣传为主 |
②舆论斗争要敢于亮剑 |
③网络战场要顶得住、打得赢 |
④牢牢占领宣传思想阵地 |
6、宣传思想工作如何改革创新 |
①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 |
②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 |
③研究西方宣传的战略战术 |
7、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特色 |
①阐释中国特色的宣传,要做到“四个讲清楚”: |
②宣传和报道世界,是为了更好发展中国 |
③精心做好外宣工作,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
8、全党动手,部门负责,形成合力 |
①宣传思想部门一定要强起来 |
②全党动手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
③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就得斗争 |
(十五)大兴学习之风———建设“读书中国” |
1、中国梦与“中国书” |
2、爱读书,把读书作为立身之本、执政之基 |
①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 |
②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胜任领导工作的必然要求 |
③领导干部加强读书学习也是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 |
④解决好领导干部读书学习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3、读好书,领导干部要读好三个方面的书 |
4、善读书,读书的三种境界和三种方法 |
5、把握“三大规律”,坚持“三个出发” |
①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 |
②坚持“三个出发”的方法论 |
6、发扬共产党人的“读书传统” |
三、习近平领袖魅力的经典元素 |
(一)不能发财———习近平的“从政观” |
1、“不能发财”———共产党人的从政法则 |
2、习近平跨入政界之前,为自己制定三大纪律 |
3、做官先做人,珍惜在位时 |
4、当官发财,就会自己把自己打倒 |
5、那些大贪巨贪,最后不就当了一个财物保管员吗 |
(二)勇于担当———习近平的“使命观” |
1、担当精神,就是“守土有责”的使命意识 |
2、担当精神,就是奋斗历程中的“接力赛”精神 |
3、担当精神,就是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的勇气 |
4、习近平对党、国家、军队的担当 |
5、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担当 |
6、如何解决“只想当官、不想担当”的问题 |
(三)情系人民———习近平的“人民观” |
1、心无百姓莫为“官”,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
2、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 |
3、各级干部不能眼睛总是向上 |
4、树立五种崇高情感 |
5、政声人去后,为民长远谋。 |
(四)坚定信念 ———习近平的“信仰观” |
1、共产党人的最大优势是信仰 |
2、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得“软骨病” |
3、“信念是本,作风是形” |
4、增强“三个自信”,保持政治定力 |
5、向仁人志士学习,追求高尚人生 |
(五)登高望远———习近平的“天下观” |
1、登泰山而小天下———放眼全局谋大事 |
2、观历史潮流———看清“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
3、观世界格局———国际体系出现前所未有“大变局” |
4、观亚太博弈———经略周边地缘格局 |
5、观中国大势———把握“三个前所未有” |
6、观政治变局———警惕在不见硝烟的战场吃败仗 |
(六)继往开来———习近平的“历史观” |
1、以史为镜、以史为师、以史为基 |
2、5000年中华民族“沧桑史观” |
3、500年社会主义“发展史观” |
4、170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斗争史观” |
5、90年中国共产党“奋斗史观” |
6、60年新中国“兴国史观” |
7、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伟人史观” |
(七)底线思维———习近平的“忧患观” |
1、“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的涵义 |
2、忧国———防止中国民族复兴前程被破坏 |
3、忧党———防止党的执政地位被动摇 |
4、忧业———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被打断 |
5、忧军———如何把我们这支军队继续带好 |
①军委主席责任重大,“受命以来,夙夜忧叹” |
②坚持“军魂”,绝不能“犯历史性错误” |
③缩小同世界强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 |
④如果军队在战场上打不赢,那是要产生严重政治后果的 |
⑤以前能打胜仗不等于现在能打胜仗 |
⑥能打仗、打胜仗首先是对军委的要求 |
⑦加强对战争问题的研究和筹划 |
⑧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
⑨吃鸡蛋和投手榴弹的辩证法 |
⑩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 |
(八)实干兴邦———习近平的“实践观” |
1、立根原在实践中,能接地气有定力 |
2、调查研究是实践的起点,坚持三个“跑遍” |
3、实践重在实干,实践难在落实 |
4、发扬“钉钉子”精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
5、“功成不必在我”,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 |
(九)敢于亮剑———习近平的“英雄观” |
1、反腐肃贪敢于亮剑———在全球“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
2、反恐维稳敢于亮剑———坚决打击分裂恐怖势力 |
3、军事斗争敢于亮剑———能战方能止战 |
4、深化改革敢于亮剑———“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 |
5、舆论斗争敢于亮剑———打好宣传思想战线主动仗 |
6、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
(十)以身作则———习近平的“表率观” |
1、打铁还需自身硬 |
2、对亲朋好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 |
3、全军官兵看军委,军委要给全军做表率 |
4、最高统帅与基层官兵打成一片 |
5、勇于向自身开刀,勇于自我清洗,勇于刮骨疗伤 |
(十一)逢山开路———习近平的“创新观” |
1、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 |
2、发展科技是人类应对全球挑战的战略选择 |
3、大幅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
(十二)令行禁止———习近平的“权威观” |
1、党的权威重于山———维护党的领导的权威 |
2、法制权威高于天———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
3、专政权威寒于冬———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威 |
4、纪律权威硬如钢———维护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权威 |
5、重读恩格斯《论权威》———树立科学的权威观 |
6、“中国号”长风破浪———靠权威舵手领航 |
四、习近平治国理政获天下好评 |
(一)比权力更有力的东西是“魅力” |
(二)习近平领袖魅力是共和国战略软实力 |
(三)从“扳倒中国”论到“世界领袖”论 |
(4)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内容、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目的与内容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三节 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借鉴与拓展 |
一、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 |
二、翻译规范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阈 |
三、本研究对翻译规范概念的借鉴与拓展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简述 |
一、《毛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奠基期 |
二、《邓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转型期 |
三、《治国理政》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探索期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一、国内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二、国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毛选》英译规范探析 |
第一节 《毛选》英译抽样分析 |
一、标题英译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第二节 《毛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一、异化翻译策略占主导 |
二、异化策略对归化策略的遮蔽 |
三、异化策略中的微妙变通 |
第三节 《毛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二、尽量贴近原作形式 |
三、保持译文通顺流畅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邓选》英译规范探析 |
第一节 《邓选》英译抽样分析 |
一、标题英译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第二节 《邓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二、归化翻译策略提升 |
三、翻译策略趋向多元 |
第三节 《邓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二、灵活调整语言形式 |
三、注重翻译交际功能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治国理政》英译规范探析 |
第一节 《治国理政》英译抽样分析 |
一、标题英译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第二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操作规范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二、归化翻译策略增强 |
三、翻译策略多元互补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 |
一、准确传译原作精神——内容层面 |
二、保持译文畅达明确——形式层面 |
三、保持翻译折中平衡——翻译过程 |
四、力求译文简单易解——翻译结果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动因 |
第一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的基本特征 |
一、翻译行为的政治性 |
二、翻译原则的明确性 |
三、翻译模式的集体性 |
四、翻译方向的“逆向性” |
五、翻译策略的针对性 |
第二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 |
一、基于抽样分析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比较 |
二、操作规范的嬗变:异化主导到多元互补 |
三、起始规范的嬗变:以我为主到融通中外 |
第三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
一、社会文化语境变迁与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 |
二、意识形态演进推动翻译规范的演进 |
三、翻译诗学演变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塑造 |
四、权力因素对翻译规范的影响 |
五、译者惯习与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新时代语境下的领导人着作英译与跨文化构建——以《治国理政》英译为例 |
第一节 《治国理政》原文意义的异域构建模式 |
一、《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特点 |
二、《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 |
第二节 《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一、《治国理政》的社会文化表征 |
二、《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跨文化建构意义 |
一、《治国理政》英译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 |
二、《治国理政》英译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
三、《治国理政》英译与国家形象构建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语 |
第一节 主要观点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之处 |
一、本研究的贡献 |
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三节 反思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毛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1.1 《毛选》(1-5卷)标题英译策略 |
1.2 《毛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1.3 《毛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1.4 《毛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1.5 《毛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附录二:《邓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2.1 《邓选》(1-3卷)标题英译策略统计 |
2.2 《邓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2.3 《邓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2.4 《邓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2.5 《邓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附录三:《治国理政》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3.1 《治国理政》(第1卷)标题英译策略 |
3.2 《治国理政》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3.3 《治国理政》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3.4 《治国理政》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3.5 《治国理政》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后记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课题研究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1.1.1 课题研究的缘起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目前的研究现状 |
1.2.2 研究评析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内涵 |
1.4.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指向 |
1.4.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
第2章 《人民日报》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办报实践与论述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办报实践与论述 |
2.1.2 列宁办报实践与论述 |
2.2 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初步确立 |
2.2.1 中国共产党办党报的历史回顾 |
2.2.2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
2.2.3 晋察冀日报 |
2.2.4 华北《人民日报》 |
2.3 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 |
2.3.1 改变隶属关系,配备精干领导 |
2.3.2 突出面向全国的特点 |
2.3.3 发挥社论和重要评论的权威影响 |
2.3.4 确立在报刊中的核心地位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3.1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
3.1.1 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
3.1.2 引领社会发展的需要 |
3.1.3 意识形态领域除旧布新的需要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行性 |
3.2.1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 |
3.2.2 民主革命时期积累了有益经验 |
3.2.3 新社会对民众产生强烈吸引力 |
3.3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阶段 |
3.3.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3.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第4章 《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 |
4.1 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4.1.1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 |
4.1.2 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
4.1.3 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
4.1.4 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4.1.5 宣传列宁党的建设学说 |
4.1.6 宣传国家问题以及民族问题学说 |
4.2 号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 |
4.2.1 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 |
4.2.2 号召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国家建设 |
4.3 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出版情况 |
4.3.1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全集选集的宣传介绍 |
4.3.2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单行中译本的宣传介绍 |
4.4 助推其他媒体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播 |
4.4.1 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动 |
4.4.2 与有关报刊联动 |
第5章 《人民日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
5.1 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 |
5.2 宣传毛泽东思想 |
5.2.1 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 |
5.2.2 宣传人民民主专政思想 |
5.2.3 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 |
5.2.4 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
5.3 宣传《毛泽东选集》 |
第6章 《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宣传 |
6.1 对工人和干部开展教育的宣传与推动 |
6.1.1 对工人阶级开展政治理论教育的宣传与推动 |
6.1.2 对在职干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宣传与推进 |
6.2 引导广大民众树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 |
6.2.1 对党和国家指示精神的宣传与推动 |
6.2.2 纠正错误,传播经验,确保工作正常推进 |
6.3 助力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 |
6.3.1 宣传党和国家的有关城市工作的决定 |
6.3.2 推进工农联盟的宣传教育,展示工农互助成效 |
6.3.3 宣传城市建设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顺序 |
6.4 宣传和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
6.4.1 号召人民为工业化建设奋斗 |
6.4.2 阐明工业化建设的缘由、重点以及需要处理的关系 |
6.4.3 宣传展示工业化进程与成效 |
第7章 《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 |
7.1 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宣传 |
7.1.1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7.1.2 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7.1.3 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7.2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宣传 |
7.2.1 传播党中央和国家的政策主张,刊发社论和评论文章进行推进 |
7.2.2 介绍各地工作经验,展示社会主义改造成就 |
7.3 对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 |
7.3.1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宣传 |
7.3.2 对其他法律法规的宣传 |
第8章 《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 |
8.1 有助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 |
8.1.1 增进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
8.1.2 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升 |
8.1.3 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掌握 |
8.2 助推了党的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 |
8.2.1 助推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
8.2.2 助推国民经济的恢复 |
8.2.3 助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
8.2.4 助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
8.3 促进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
第9章 《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9.1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局限 |
9.1.1 时代局限性较为明显 |
9.1.2 助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不当批判 |
9.1.3 囿于苏联报刊的版式和内容 |
9.2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9.2.1 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准则 |
9.2.2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 |
9.2.3 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佳效果的根本途径 |
余论“三个自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保障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文章及科研成果 |
(6)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和基本框架 |
第一章 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回顾 |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自然灾害状况 |
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二、党对自然灾害认识的变化 |
三、初步提出救灾工作方针 |
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救灾捐赠活动 |
一、“一碗米”、“一两米”等一系列节约捐输救灾运动 |
二、社会募集救济款物 |
三、群众互助互济 |
第三节 1949-1978年救灾捐赠评析 |
一、以生产自救自助为主,有限开展救灾捐赠 |
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灾民以有力支持 |
三、强调国内互助,排斥救灾外援 |
四、募捐活动具有一定的零散性、偶然性、被动性 |
五、救灾捐赠具体政策较笼统,缺乏规范性 |
小结 |
第二章 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救灾工作的调整 |
一、重新明确民政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
二、调整救灾工作方针 |
三、科学认识自然灾害 |
四、开展救灾理论研究 |
第二节 国内救灾捐赠的初步恢复 |
一、救灾与扶贫相结合的新思路 |
二、救灾与扶贫募捐工作的初步实践 |
第三节 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调整和反复 |
一、首次被动接受救灾外援 |
二、缩紧外援口径,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出现反复 |
三、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要求 |
四、规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口径 |
小结 |
第三章 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 |
第一节 1989-1999年救灾捐赠改革探索的背景 |
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成立 |
二、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
三、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 |
第二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初步探索 |
一、经常性社会捐助的源起 |
二、初步探索和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 |
第三节 救灾对口支援模式的探索和建立 |
一、对口支援政策溯源 |
二、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探索和实践 |
第四节 国际救灾援助政策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
一、明确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立场 |
二、逐步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相关规定 |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实施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制定的背景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关于救灾捐赠的规定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
小结 |
第四章 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 |
第一节 救灾捐赠面临机遇和挑战 |
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
二、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
三、救灾工作方针的新变化 |
四、特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第二节 2000年以来救灾捐赠典型案例 |
一、2003年防治非典型肺炎捐赠活动 |
二、2008年初应对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捐赠活动 |
三、“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 |
四、2010 年玉树“4·14”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捐赠活动 |
第三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形成和创新 |
一、加快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 |
二、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创新模式——“慈善超市” |
三、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正式形成 |
第四节 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调整和发展 |
一、适时调整救灾捐赠对口支援方案 |
二、“5·12”汶川地震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重大发展 |
第五节 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的探索和实践 |
一、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二、救灾捐赠工作规程的制定和应急机制的完善 |
第六节 救灾捐赠激励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一、表彰奖励 |
二、税收激励 |
第七节 参与国际救灾援助的新变化 |
一、主动、规范、多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 |
二、积极开展印度洋海啸等对外救灾援助 |
三、多渠道、多层次参与国际救灾减灾交流合作 |
第八节 救灾捐赠立法进程加快 |
一、出台《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 |
二、修订、颁布《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
三、制定一系列指导救灾捐赠的政策规章 |
小结 |
第五章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基本评价 |
第一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的成就 |
一、救灾捐赠规范化、制度化显着加强 |
二、救灾捐赠法制化取得初步成效 |
三、救灾捐赠社会化逐步形成 |
四、救灾捐赠对外开放不断深入 |
五、救灾捐赠内容、渠道不断拓宽 |
六、救灾捐赠规模、水平快速增长 |
七、救灾捐赠社会效果凸显 |
第二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存在的问题 |
一、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完备 |
二、政府行政干预功能过强,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 |
三、对救灾捐赠的优惠政策和鼓励力度不足 |
四、募捐主体与受赠主体存在混淆 |
五、救灾捐赠信息公开缺乏规范性 |
六、救灾捐赠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到位 |
第三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发展演进的经验启示 |
一、完善救灾捐赠法律体系,以法制化推动救灾捐赠的科学发展 |
二、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继续推进救灾捐赠社会化 |
三、完善救灾捐赠激励措施,提升公众捐赠热情 |
四、明确募捐主体资格,理顺政府角色,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
五、规范救灾捐赠信息公开披露机制 |
六、建立一体化监管网络,推进捐赠文明 |
七、加强社会主义慈善捐赠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三) 政德观培育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一) 培育主体 |
(二) 培育内容 |
(三) 培育方式 |
(四) 培育保障 |
(五) 培育环境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一) 意识形态性 |
(二) 人民性 |
(三) 时代性 |
(四) 系统性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二、相关概念解析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五、难点和创新点 |
第一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思想溯源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一、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目标 |
二、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任务 |
三、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内容 |
四、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方法 |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二、列宁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第三节 中共历代领导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一、毛泽东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二、邓小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三、江泽民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四、胡锦涛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第二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实践基础 |
第一节 时代召唤: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时代背景 |
一、历史方位 |
二、国际背景 |
三、国内背景 |
第二节 历史借鉴: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历史依据 |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成败得失的反思 |
二、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经验教训的借鉴 |
第三节 现实需要: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现实依据 |
一、顺应国内外意识形态教育形势发展的根本要求 |
二、解决当前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矛盾问题的必然选择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 |
第四节 发展历程: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发展脉络 |
一、孕育阶段 |
二、萌芽阶段 |
三、探索阶段 |
四、形成和发展阶段 |
第三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宏观设计 |
第一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
一、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
二、意识形态教育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根本要求 |
三、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固本铸魂的重要作用 |
第二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 |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 |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具体目标 |
第三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 |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根本任务 |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具体任务 |
第四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和原则 |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方针 |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原则 |
第四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具体部署 |
第一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内容 |
一、理想信念教育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
四、党史国史教育 |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第二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 |
一、宣传教育法 |
二、舆论斗争法 |
三、辩证分析法 |
四、示范警示法 |
五、滴水穿石法 |
第三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 |
一、宣传教育途径 |
二、制度建设途径 |
三、教育队伍建设途径 |
四、重要支撑构筑途径 |
第四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多维视角及具体要求 |
一、领域维度具体要求 |
二、群体维度具体要求 |
第五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意蕴、价值和特征 |
第一节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意蕴 |
一、哲理深邃: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哲学意蕴 |
二、寓教于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话语隐喻 |
第二节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价值 |
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理论价值 |
二、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实践价值 |
第三节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特征 |
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
二、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 |
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
四、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9)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基于哲学视野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动因 |
1.2 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
1.3 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
1.4 研究的方法与目标 |
1.5 研究的结构与内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外宣翻译研究之现状与不足 |
2.1.1 国内外宣翻译之研究现状 |
2.1.2 国外外宣翻译之研究现状 |
2.1.3 现有外宣翻译研究之不足 |
2.1.4 外宣翻译研究之可能进路 |
2.2 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架构 |
2.2.1 翻译研究之哲学探索进路 |
2.2.2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哲学架构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本体论 |
3.1 外宣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3.1.1 宣传与翻译之词源学关联 |
3.1.1.1 宣传的词源学解读 |
3.1.1.2 翻译的词源学解读 |
3.1.1.3 宣传与翻译之词源学关联 |
3.1.2 对外宣传及其本质属性 |
3.1.2.1 宣传及其本质属性 |
3.1.2.2 对外宣传及其本质属性 |
3.1.2.3 外宣与内宣之别 |
3.1.3 外宣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3.1.3.1 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3.1.3.2 外宣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3.2 外宣翻译研究及其学科属性 |
3.2.1 外宣翻译研究之本体论思考 |
3.2.2 外宣翻译研究的学科属性 |
3.2.2.1 外宣翻译研究的翻译学属性 |
3.2.2.2 外宣翻译研究的传播学属性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认识论 |
4.1 外宣翻译术语之辨 |
4.1.1 外宣翻译与对外宣传 |
4.1.2 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 |
4.1.3 对外宣传与对外报道 |
4.1.4 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 |
4.1.5 对外宣传与国际新闻 |
4.1.6 对外宣传与中译外 |
4.2 外宣翻译形态之辨 |
4.3 外宣翻译之研究对象 |
4.3.1 外宣翻译之主体 |
4.3.1.1 外宣翻译之政府主体 |
4.3.1.2 外宣翻译之译者主体 |
4.3.1.3 外宣翻译之审稿主体 |
4.3.1.4 外宣翻译之传媒主体 |
4.3.1.5 外宣翻译之其他主体 |
4.3.2 外宣翻译之目的 |
4.3.3 外宣翻译之客体 |
4.3.3.1 外宣翻译客体之政治文献 |
4.3.3.2 外宣翻译客体之新闻语篇 |
4.3.3.3 外宣翻译客体之公示语 |
4.3.3.4 外宣翻译客体之专业文献 |
4.3.3.5 外宣翻译客体之文化典籍 |
4.3.3.6 外宣翻译客体之多模态演艺作品 |
4.3.4 外宣翻译之媒介 |
4.3.5 外宣翻译之受众 |
4.3.6 外宣翻译之情境 |
4.3.7 外宣翻译之效果 |
4.4 外宣翻译之特点与要求 |
4.4.1 外宣翻译之特点 |
4.4.1.1 政治敏感性与严肃性 |
4.4.1.2 文体正式性与庄重性 |
4.4.1.3 内容准确性与灵活性 |
4.4.1.4 基调积极性与正面性 |
4.4.1.5 中国民族性与特色性 |
4.4.2 外宣翻译之要求 |
4.5 外宣翻译之原则与标准 |
4.5.1 外宣翻译之原则 |
4.5.1.1 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树立科学态度 |
4.5.1.2 以正确立场为方向,维护国家利益 |
4.5.1.3 以服务受众为宗旨,注意内外有别 |
4.5.1.4 以交流互动为契机,输出文化资本 |
4.5.2 外宣翻译之标准 |
4.6 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之认识维度 |
4.6.1 语言维 |
4.6.2 文化维 |
4.6.3 政治维 |
4.7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目的论 |
5.1 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之整体目标 |
5.1.1 整体目标之历史阐述 |
5.1.2 整体目标之今日表达 |
5.1.3 整体目标之内部关系 |
5.2 外宣翻译之目的 |
5.2.1 外宣翻译主体之目的 |
5.2.2 外宣译者之目的 |
5.2.2.1 外宣译者之“知之”目的 |
5.2.2.2 外宣译者之“告之”目的 |
5.2.2.3 外宣译者之“好之”目的 |
5.2.2.4 外宣译者之“乐之”目的 |
5.2.3 外宣受众之目的 |
5.3 外宣翻译研究之目的 |
5.3.1 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型目的 |
5.3.2 外宣翻译研究之实用型目的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方法论 |
6.1 外宣翻译之理论研究方法 |
6.1.1 传播学视野 |
6.1.2 功能论(目的论)视野 |
6.1.3 关联理论视野 |
6.1.4 其他研究视野 |
6.1.4.1 修辞认同视野 |
6.1.4.2 建构主义视野 |
6.1.4.3 生态译学观视野 |
6.2 外宣翻译之实践操作方法 |
6.2.1 外宣翻译之宏观翻译策略 |
6.2.1.1 归化与异化策略 |
6.2.1.2 变通策略 |
6.2.2 外宣翻译之具体应对技巧 |
6.2.2.1 增译 |
6.2.2.2 减译 |
6.2.2.3 编译 |
6.2.2.4 其他译法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价值论 |
7.1 外宣翻译之整体价值追求 |
7.2 外宣翻译之价值 |
7.2.1 外宣翻译之信息价值 |
7.2.2 外宣翻译之政治价值 |
7.2.3 外宣翻译之经济价值 |
7.2.4 外宣翻译之社会文化价值 |
7.3 外宣翻译研究之价值 |
7.3.1 翻译质量提升价值 |
7.3.2 学科建设价值 |
7.3.3 人才培养价值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批评观 |
8.1 翻译批评概说 |
8.1.1 翻译批评的定义 |
8.1.2 翻译批评的作用 |
8.1.3 翻译批评的原则 |
8.2 外宣翻译批评 |
8.2.1 外宣翻译批评的特殊性 |
8.2.2 外宣翻译批评的原则 |
8.2.2.1 传播效果原则 |
8.2.2.2 政治准确性原则 |
8.2.2.3 文化传真原则 |
8.2.2.4 跨文化交流原则 |
8.3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 |
9.1 本研究总结 |
9.2 本研究的价值与创新 |
9.3 本研究之缺陷与不足 |
9.4 外宣翻译研究之前景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0)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理论依据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 |
一、人民报刊是是人民精神、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 |
二、人民报刊是“第三个因素”、具有诚实品质和内在规律性 |
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夺取舆论阵地” |
四、党的机关报必须忠实地宣传党的观点 |
五、“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的中心的人来编辑” |
第二节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运用媒体宣传并加强管理的思想 |
一、要运用媒体加强共产主义教育 |
二、系统提出“理论灌输”论并特别重视媒体在理论灌输中的作用 |
三、媒体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 |
四、加强对传播媒体的管理 |
第三节 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要发挥媒体政治功能的思想 |
一、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
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提高群众斗争情绪 |
三、教育群众、提高群众文化水平 |
四、批评监督和自由讨论 |
第四节 邓小平关于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宣传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原则的思想 |
一、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 |
二、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三、坚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和党性原则 |
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
五、坚持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原则 |
六、坚持群众路线原则 |
第五节 江泽民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对新媒体“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思想 |
一、“积极发展”——充分肯定网络等新媒体的积极意义 |
二、“加强管理”——不可忽视网络等新媒体的负面影响 |
三、“趋利避害”——党和政府应对网络等新媒体的基本态度 |
四、“为我所用”——领导干部要高度关注网络等新媒体 |
第六节 胡锦涛关于党提高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思想 |
一、“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
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 |
三、“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四、“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 |
五、“必须切实抓好队伍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
第七节 习近平关于党和政府主办媒体必须姓党的思想 |
一、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 |
二、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
三、新闻媒体要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 |
四、要深化新闻单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五、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能力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 |
第一节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 |
一、关于党运用媒体宣传的性质与作用 |
二、关于党运用媒体宣传的任务与工作方法 |
三、关于党运用媒体宣传的工作管理体制 |
四、关于党报工作者的素质修养 |
第二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 |
一、对党报功能和作用的新认识 |
二、对党运用媒体宣传任务和方法的新思路 |
三、对党运用媒体宣传内容和形式的新看法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 |
一、强调新闻媒体宣传内容必须完全真实 |
二、明确党报应该具备的品质 |
三、提出“全党办报”的口号和主张 |
四、批判资产阶级新闻理论 |
五、确立党对外宣传的思想和方针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 |
一、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宣传面临的任务 |
二、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宣传的特点 |
三、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必须遵循的方针 |
第五节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 |
一、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改革发展时期:1949 年—1956 年 |
二、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出现偏差时期:1957 年—1976 年 |
第六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 |
一、党的新闻媒体工作的拨乱反正和发展时期:1978 年—1989年 |
二、党的新闻媒体工作的完善与成熟时期: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
第七节 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特点 |
一、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形式日益多样化 |
二、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功能日趋全面化 |
三、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要求日趋严格化 |
第八节 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
一、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经验总结 |
二、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教训反思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塑造良好形象的能力建设 |
一、政党形象及塑造良好政党形象的意义 |
二、媒体影响力是塑造良好政党形象的重要能力 |
三、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塑造良好形象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建设 |
一、坚持“三贴近”引导舆论能力建设 |
二、坚持“三结合”引导舆论能力建设 |
三、坚持“传递社会好声音、集聚发展正能量”引导舆论能力建设 |
四、坚持提高公信力引导舆论能力建设 |
五、创新和改进网上宣传引导舆论的能力建设 |
六、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引导舆论的能力建设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建设 |
一、中国共产党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建设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
二、中国共产党善待媒体能力建设 |
三、中国共产党善用媒体能力建设 |
四、中国共产党善管媒体能力建设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在突发事件中媒体应对的能力建设 |
一、中国共产党在突发事件中媒体应对的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
二、建立突发事件报道的快速反应机制 |
三、建立高效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 |
四、面对突发事件分阶段采取不同的媒体应对策略 |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对外传播的能力建设 |
一、“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建设 |
二、深耕议题“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能力建设 |
三、对外传播话语权构建的能力建设 |
四、对外传播公信力建设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现实挑战 |
第一节 政党与媒体关系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一、改革开放以前政党与媒体关系 |
二、改革开放以来政党与媒体关系的变化 |
三、政党与媒体关系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第二节 多元化社会的政党政治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一、身陷多元化社会的政党政治 |
二、多元化社会的政党政治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第三节 网络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一、网络媒体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二、网络社会思潮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三、网络共同体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四、网民的政治诉求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第四节 非公共理性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一、理性选择、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
二、理性悖论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三、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呼唤公共理性 |
第五节 信息沟通渠道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一、传统信息沟通渠道失灵 |
二、现代信息沟通渠道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第六节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分类 |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坚持五个“转变”的党管媒体的工作思路 |
一、从党管党报党刊转变为党管媒体 |
二、从党管“四权”转变为管导向、管宏观 |
三、从党政主导的“管制”模式转变为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 |
四、从对舆论的刚性控制转变为遵循舆论规律的柔性引导 |
五、从主要依靠政策进行管理转变为依法管理、规范管理 |
第二节 创新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的运行方式 |
一、创新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进行意识形态引导的方式 |
二、创新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搜集、整合社会利益的方式 |
三、创新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与外部环境的交流、沟通方式.134 |
第三节 积极应对多元社会思潮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一、加强舆论导向力建设 |
二、加强理论透析力建设 |
三、加强洞察预见力建设 |
四、加强媒体传播力建设 |
五、加强国际影响力建设 |
第四节 增强中国共产党运用新媒体的能力 |
一、树立正确的新媒体观 |
二、培育广大领导干部的新媒介素养 |
三、提高领导干部驾驭新媒体的能力 |
四、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 |
五、借鉴国外政党运用新媒体的成功经验 |
第五节 积极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的挑战 |
一、引导网民理性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 |
二、畅通信息传播渠道及时公开信息 |
三、注意培养并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 |
四、正确对待网民的政治诉求 |
五、建立网络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 |
参考文献 |
四、法制宣传报道要讲“实”(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制宣传报道要讲“实”[J]. 黄智敏. 新闻与写作, 1998(01)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文本[D]. 袁珠萍. 武汉大学, 2017(06)
- [3]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J]. 刘明福,王忠远. 决策与信息, 2014(Z1)
- [4]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D]. 赵祥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5]《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D]. 刘长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6(02)
- [6]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D]. 韩颖.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7]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8]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D]. 王海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基于哲学视野的反思[D]. 朱义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10]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能力建设研究[D]. 刘卓.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