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方山县户包治理小流域调查与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吴凌志[1]（2019）在《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文中研究表明钱正英是我国着名的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钱正英在抗日战争时期治理淮河洪涝灾害的实践中与水利结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长达三十余年,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水电建设。她参与了淮河、黄河、长江、海河、珠江等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规划,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水利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并认真付诸实践。参与了许多重大水利工程的论证、设计和建设,特别是在解决葛洲坝工程技术问题和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期水利实践中,钱正英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水利思想,内容涵盖水利决策、水利建设、水利管理等方面,如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大江大河的治理是我国水利建设的重点,水利建设的主力军是人民群众,水利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决策要做到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等。钱正英的水利思想影响了新中国各个时期的水利建设,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对当前我国水利建设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钱正英水利思想的研究,可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水方略的发展变化,治水事业取得的成就和水利工程科技精英的卓越历史贡献。
艾开开[2]（2019）在《黄土高原淤地坝发展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水土流失和干旱少雨是黄土高原地区作物种植的两大制约性因素。人们通过兴修水利、种植耐旱作物以及采取抗旱保墒的耕作技术以应对干旱少雨的制约。面对水土流失,耕耘于斯的先民创造出众多保持水土的技术措施,梯田、淤地坝、水窖、涝池等不一而足。人们受到天然“聚湫”的启发,化害为利,充分利用黄土高原流失的水土资源,在沟道之中修筑坝堰拦蓄水土,这些流失的水土淤积沉淀便会形成平坦的耕地,这一土地利用方式被当地民众称之为坝地,所筑坝堰称之为淤地坝。淤地坝作为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治理的重要工程措施,兼具淤地造田之效,是一种独具特色、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方式,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至明万历年间。清中叶之后,陕晋两地日益凸显的人口压力,促使民众将修筑淤地坝作为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的途径之一,从而使得淤地坝得到一定发展。民国时期,黄河治理的迫切需要,使得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黄河安流离不开上中游的水土保持,而淤地坝作为沟壑治理的工程措施,经历了由理论构想到具体实践的跨越。夹缝求存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现军民粮棉自给,以“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方式,成立互助合作组织,在边区兴起修筑淤地坝的群众性运动。与此同时,民间单家独户修筑淤地坝的传统仍在延续。集体化时代绥德县的淤地坝建设可视为整个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建设的缩影。基于传统的延续,1950年春季绥德县的淤地坝建设便被提上日程,起初只是号召柳湾村等个别先进村进行淤地坝建设的尝试。1953年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选定韭园沟为水土保持示范区,以期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绥德县的水土保持工作。韭园沟首先进行的治理措施就是在沟中修建淤地坝,并成功的完成了淤地坝的选址、修建、养护以及坝地作物的防洪保收等科学试验和具体实践,尤其在坝地防洪保收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党委挂帅、典型示范、技术传授等方式,绥德县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淤地坝建设的群众性运动。尤其是60、70年代的基本农田建设,坝地作为黄土高原地区三大基本农田之一,得到长足的发展。集体化时代淤地坝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同时对于当地的农业生产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导致淤地坝的管护失位,加之集体化时代修建的淤地坝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得淤地坝的脆弱性日益凸显,其保持水土和发展农业的效益有所削弱。
武甲斐[3]（2017）在《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时期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农业的功能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农业对于国家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产业部门,有着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和关键性的战术功能。当前,是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度的关键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整合,以及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的增强和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融合进程的加速,我国农业发展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不可调和,必须利用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行变革、选择一条可以有效消除资源条件制约的发展途径,这就需要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具体化。山西省地处黄河流域,有着悠久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发源地,曾在特定历史时期引领了农业的创新与发展,使山西省成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旗帜和典范。当前条件下,诊断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明确山西省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对于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对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包括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场域分析、对策建议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生产方式理论和农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确立了以农业区位条件为基础、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经营方式和农业管理方式为主要脉络,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经营效益、农业协调发展能力为主要衡量依据,即期场域研究为微观验证的基本研究思路,分析论证了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要素禀赋、发展特征、存在问题、制约因素以及发展动力,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方向、目标与路径选择。具体结论如下:（一）本文运用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山西省农业的生产效率,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网络平台调查法对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进行了特征性分析,运用区域农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评价了山西省农业的协调发展能力,综合山西省农业生产效率特征、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特征和山西省农业协调发展能力特征得出,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发展极不协调,农村居民家庭自主经营、创造效益的能力在减弱,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扶持政策的依赖在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规模偏小,盈利能力普遍较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农业纯技术效率水平低,农业要素规模效率支撑了山西省农业的粗放式发展,2009年山西省农村居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由经营性收入开始向工资性收入转变,2014年山西省农业资源-环境系统承载力达到极限,2015年成为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起点。（二）通过场域的案例剖析,总结归纳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制约因素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中的资源利用问题;二是农业经营中的人力资本问题;三是农业管理中的财政支农问题;依据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特征的实证分析,总结归纳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动力因素,其中山西省经济深陷“资源型陷阱”,传统资源型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到尽头,全省上下认识到了产业结构优化的迫切性,坚定了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信念,成为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最为重要的外部动力;由于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发展现状背离了农业生产主体、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管理主体的根本目标,因而产生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内生动力,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山西省农业生产方式追求效率提升的动力;二是山西省农业经营方式追求效益提升的动力;三是山西省农业管理方式追求产业协调发展的动力。（三）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式,具体包含以下三大特征:第一是生产集约型农业,农业生产效率高,11个地市农业生产的超效率DEA值大于1,农业生产的纯技术效率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是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农业经营效益好,农村居民家庭自主经营、创造效益的能力较强,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基本持平,农业经营主体的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是环境友好型农业,农业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农业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与农业人口系统、农业经济系统和农业社会系统形成良好互动,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家庭劳动力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根据山西省的区位条件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管理方式发展的轨迹,山西省农业应该将“莱茵+生态+智慧”模式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即从农业发展形态上以发展中小农场为主,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选择生态智慧发展路径,借助旅游、休闲、养老、养生、景观这些农业资源业态,突破农业产业经营效益的局限性,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拓宽农业的增收渠道,利用互联网对传统产业链条的整合,将本地化农业进行特色化、共享化、一体化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发展“功能农业”,构建概念增长极;二是推进玉米去库存,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三是利用“互联网+”发展订单农业和社群农业,四是增强果蔬品牌实力,推动杂粮、畜牧品牌建设;五是发挥家庭农场功能,推广人才带动型模式;六是打通“两点一廊道”,打造农业优势集聚区;七是成立农业信用公司,激活社会资金;八是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再造一元农业管理生态。
戴俊生[4]（2015）在《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生态经济效益评价》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借助生态经济学、景观生态学、资源环境经济学等理论,通过国内外流域治理工程评价研究文献梳理,明确了研究的主要逻辑框架；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情况实地调研基础上,运用水资源、气候、植被条件变化等数据分析阐明流域综合治理后工程效果；基于上述研究基础,利用遥感解译、因子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等工具,开展工程的景观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评价。在现状调研中,走访和调研了工程实施的各相关利益单位及部门,对收集的各类相关资料整理分析以掌握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各类工程基本情况。工程实施后水资源及自然环境变化研究方面,从流域整体、源流区、干流区三个层面对工程实施前后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以及地下水位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并从研究区的气象要素、自然植被、典型植被变化特征等方面分析了工程实施的自然环境影响。应用景观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理论知识,研究构建了景观生态效益和环境质量两类指标体系,开展工程的生态效益评价。对项目利益相关方进行辨析后分析工程区的社会经济基本状况,并运用因子分析及灰色关联度分析等方法,从当地社会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两个方面研究相关指标体系,开展了工程的经济效益评价,并提出了评价中发现的具体问题和相关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工程实施后水资源及自然环境变化研究方面,从流域整体、源流区、干流区三个层面分析工程实施前后研究区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变化状况,同时开展实施生态输水对塔里木河下游水资源及地下水位影响研究；在此基础上,借助研究区气象要素时空变化特征、植被数量及类型变化、典型植被分布及变化特征分析工程实施的自然环境影响。水资源变化方面总体来看,2002～2009年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状况与多年平均水平（1956-1998年）相比,水资源总量增长了11.68%,其中地下水资源量增长显着,为50.50%。四源流出山口年径流量呈现增长趋势；干流各控制站径流量均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自2000-2011年底实施的12次生态输水中有7次水头到达了尾闾台特玛湖,多项数据分析表明塔里木河下游地下水位随工程建设呈现逐年抬升的趋势。自然环境变化方面,研究区2000～2010年期间气候特征受到地貌特征的影响,基本遵循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向外围逐渐发生变化的总体规律；年均气温、年降雨量、年日照时数及年均风速呈上升趋势；年均相对湿度、年蒸发量呈下降趋势。从植被数量变化看,流域内平均植被盖度呈现小幅增长,不同类型植被面积变化的差异较大；从植被类型动态变化看,工程建设期间流域内植被类型的内部变化不强烈,流域内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大于工程期间生态保护的自然效果,工程建设期间流域内草类、灌木类及无植被类型转变较为频繁；典型植被分布状况及变化方面,胡杨林面积和植被盖度均呈现增长趋势,柽柳丛面积增长但植被盖度降低,骆驼刺面积和植被盖度均呈现增长趋势,芦苇面积和植被盖度均呈现降低趋势。（2）研究构建景观生态效益和环境质量两类指标体系,开展工程的生态效益评价。景观水平上,2004～2009年期间研究区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增强、景观边缘趋于复杂化、更加不规则,各斑块类型在景观中呈多样化趋势分布,景观格局内土地利用越来越丰富,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加强、土地利用类型的丰富度增强,优势斑块程度降低,景观格局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加剧、空间连接性下降,景观要素类型在空间分布结构上不均衡。自2001年工程实施以来,研究区各地州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较2002年提高20.18%～41.82%,平均提高了33.69%,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各县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均有所提高,其中以和田市、和静县、博湖县、泽普县、阿合奇县等5个县变化最大,10年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提高56.11%-176.31%,平均提高了97.82%,生态环境质量等级由较差提高到良好。（3）通过项目利益相关方辨析,分析工程区社会经济基本状况,从当地社会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两个方面评价工程的经济效益。基于DID模型的分析表明,工程的实施促进了工程受益县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工程受益县市与工程非受益县市相比具有显着经济正效应；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法,借助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化率、有效灌溉面积、二三产业比率和人均GDP等七个指标,对研究区21个工程受益县市和9个工程非受益县的社会经济水平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工程受益县市和非受益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2009年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完工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幅度较大；相较而言工程受益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快。
冯佺光[5]（2012）在《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如果农民不是时代人,如果农村不是时代中的市民社会,如果农业不是时代下的产业,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总是久久徘徊在时代的大门之外,则我们依旧是时代的局外人。问题出在哪里呢?让农村充满现代社会的气脉、农业充满现代产业的气质、农民充满现代文明的气息。以人为本的生命的存在,在于追求生命的意义。这是个社会心理学的命题：农民的本质问题是农民、农业、农村存在的依据问题,农民的发展问题是农民的存在,农业、农村发展的价值问题。农民的发展问题既是公共选择的依据,也是公共选择的价值。我们一直在争议政府该是什么、做什么,但少有去争议农民该是谁、该做什么。始终不把农民放在主体地位的立场探索可资解决的“三农”问题,把农民置于到了公平的发展权利之外。山区农民为何大都选择用脚投票而离开故土?用手投票而入城务工从事累、脏、重、险的非农活计?他们到底是个人选择还是公共选择、个人行动还是集体行动?回答这些问题,势必各有各的作为学者、作为人融合的使命、人格倾向、价值取向、学术观点、政治主张、政策见解。也都各有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构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秩序,关注山区农村,支撑中国未来；认知山区农村,引领中国未来；反思山区农村,改写中国未来；建设山区农村,拥有中国未来。“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已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一、论文的主要结论通过历史-比较、实证-规范、演绎-归纳等研究方法分析发现,公共选择的集体行动下,山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成因在于以下诸因素集成。其出路取决于新的公共选择范式和新的经济机制设计。1.“协同”与“协调”语境,实则一个“市场”和“政府”权利义务、国家观念和市场逻辑反思、重构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协同”的历史真素材和逻辑意义的考察,基于原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下过于宏观、抽象的“协调”语境,公共选择和执行主体权利与义务界定模糊。市民社会的农村及其存在方式下的农业,从低效的被组织、被管制的“要我干”到高效发展目标的被服务、被协助、主动参与式发展,向“我要做”的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目标。当然,还包括主体间、主客体间纵向横向要素、因素的协同。协调发展,是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话语。职能和职权属于高位决策层。协同发展,更多的是市民社会、业界利益群体间以平等、合作方式,共同目标的实现为导向,具有完全的自组织性、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配合性、效率-效果-效益性,基于高效目标的参与：“我要做”,不是低效的被组织、被管制：“要我干”。农民率先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制度诱致性变迁和创新的公共选择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民遵循科学理性与合理的历史逻辑、遵守成本-效益原则：既是新制度需求下自动、自组织的公共选择者,也是新制度公共选择的创造者。以小岗村农民发端掀起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公共选择制度创新之变迁,典型地体现了对低效的“要我干”这一被组织、被发展旧范式的否定,对高效的自组织、自发展,“我要做”这一新范式的公共选择。对于发展中区域而言,地方政府不仅是行政管理者,也是发展工作者,更是协助者、引导者。国际上通行采取参与式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或规划和管理途径的发展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则更要向发展主体赋权,“参与式学习和行动”（PLA）,二者交互作用,取长补短。一个社区的发展,不能绝对和极端的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管制式的计划经济秩序,或“政府主导”名义下,公平和效率都缺乏的寻租经济秩序。解构没有村民参与的抽象的“集体经济”,重构具有平等性、参与性、互利性,自由、民主、公平和正义兼备发展观和价值观下的“合作经济”2.农民参与式、协同发展的公共选择,可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民能够做出决策、配置资源并实施公共选择行为,他们通过将内在结构组织化来强化内部规范,做出各种类型的决定,实施有目的的集体行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公共选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农民不仅自身较大地获益,也让相关多方主体得益显着增加,形成“做大蛋糕”、“共赢”的格局。作为发展工作者、协助者兼具的政府认同、社会公众支持,农村改革制度变迁产生了深厚、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降低了多项成本,增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及驱动力。进一步推动了随后的农村、农业良性发展：贸易市场化的农产品流通、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劳务经济为模式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转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业税取消、农业生产经营补贴、户籍制度的局部改革及其相关福利均享、土地资产性收益适量确权等系列制度变迁,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得以大幅提升,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协同化发展初期,农村经济社会的主体性、发展性、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兼具,随后会出现乡村逐渐衰退的趋势农民拥有充分的主体性,广泛而深刻的参与性,使得农村改革发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绩效良好,既体现了让农民提高收入的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农民也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和社会多方利益主体得益显着增加。一个从国家到社会都受益的良性循环效应的价值链得以形成。市场经济理性的公共选择,融汇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发展性、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之配套、彻底、完善的政府公共服务及均等化公共品提供、户籍制度变迁、农村农业专业合作经济制度变迁等,已和发展的现实与趋势不相适应,农二、三代入城务工而不愿回乡,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公共选择的“退场”,加之地方政府在困难重重条件下采取的官商资本结合、单一性区域开发模式,也致使提倡和实践中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发展受阻。特别是山区农村的多重困难,从现实和长远来看,不单是区域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因为山区农村的区域性,占全国地域面积、人口比重都超过半数,加上生态环境、物质资源供给等诸多问题,极度关涉到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4.公共选择下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是制度化的主体性缺失的制度环境农村改革发展初期成功的积极功能和作用,时序上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因为当时村民是为了温饱的积极争取。但人存在和发展是一个需要层次不断递升的过程。此外,随着农一代年老体弱陆续返乡,农二、三代相继入城务工,乡村精英、人力资源几尽流失。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农村经济逐渐出现衰退,城乡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民局限在制度化了的权力、金钱、身份-地位等为中介的系统世界里,与主流社会相区隔在偏远、闭塞、固守、蒙昧、贫困的家庭、群体和共同话语等空间生活要素构成的生活世界,缺失了区域和经济发展决策、贯彻的制定、实施、管理、监督的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社区公共领域。因为身份是“农民工”,工资报酬、福利奖金、休假制度、社会保险等与“正式工”差距很大,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的歧视现象依旧突出。具体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及住房公积金的“五险一金”,实际上从法权上直接间接规定了区别性对待。摆脱诸多困境和重构全新的现代性时空,唯有将制度化的国家观念和市民社会下的社区发展,即山区农村区域发展的权利保障、自组织主体性发展置于到同一性构建中。农民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利益主体、价值主体和政府、企业形成参与式发展网络,农民有权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社区公共领域。使农民具有决策主体性,具备充分的发展主体的发展权利。作为经营主体性,事实上赋权于农民,使其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农民所认同的地方性文化、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农民以平等的参与主体,而非上下关系的主动与被动、领导与被领导角色关系,使其有权和地方政府共同决策、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共担风险。政府一向采取的对区域发展的无限责任,失却了山区农民应有的连带责任,使其长期坐守、观望、等、靠、要,少有危机感、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时也无意地剥夺了他们自我发展的主体性权利。5.“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向“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演进愈烈,城乡差距则越大人为设制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除了各种城乡差距,城市曾一度对农村经济剩余的过分提取、城市对农村各种资源的无偿使用,都使农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随着改革开放纵深演进,城乡分离越久,自然形成了“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工业对农村、农业、农产品的依赖逐渐减弱,城乡互动由原来的频繁变为日趋稀疏,再加上区域发展政策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经济也势必倒退。加上经济全球化,外企进入、国企垄断、私企过度恶性竞争,两种二元结构叠加,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问题的严峻性与解决“三农”问题任务的艰巨性更大,城镇问题则成倍地日增。6.政府公共选择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存在难以矫正的巨大弊端区域政府导向发展模式,虽有规划-决策-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协调-鉴证-控制-组织-管理-服务功能,但也极易形成公权私化,优势社会资本近亲性繁殖和集中,以官商资本或权贵资本结构-功能方式形成各种资源、权力、市场、机会垄断格局。官员GDP政绩考核方式,事实上存在急功近利、区域发展规划方案难以合法形式在换届后的续任者承接。于是对资源-环境-自然-生态（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决策等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浪费和破坏的恶性循环效应。摆烂摊子、权力寻租、以权谋私、腐败、区域市场分割、“公地悲剧”产生的恶性循环效应等不仅禁而不止,反而会更强烈。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参与主体单一化、农民不在界内。由于目前山区农村事实上采取的行政区域“管制”,而非“治理”模式,加之地方匮乏金融资本,无规模化、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撑,农民土地上的得益远小于劳务经济的得益。山区历史主体、产权主体、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治理主体,全被地方政府一元化代理,尚未形成社会化、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农民被制度化、市场化地挤出。农民从“用手投票”到“用脚投票”,再到“双重用脚投票”往返于城乡之间。7.科学界定区域管理和治理中行政的“协调”与市场权利自愿自由交易下合作技术的“协同”长期以来的公共选择与其集体行动,提倡区域“协调”等五个统筹,唯有政府支付协调成本,山区农村经济采取社会技术、自然技术相结合的手段实现社会工程、自然工程目标,通过技术上的“协同”、“协作”、“合作”,才能纠正旧有公共选择的负效应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偏离。只有这样,各社会利益群体才有平等身份,公平均等机会、公正的法律保障地位。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具有自身应有的要义、层次、标准、性质、功能、方向、维度、条件、支持系统、途径-方式-方法-模型。只有适用的现代管理与激励约束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受到公共选择方式与协同方式应有的驱动和制动,才有可能将美好的愿望产生良好的效果。8.关涉全国重大战略发展需求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缺失顶端设计最具代表性公共选择和集体行动的历年“两会”、“中央一号文件”,历次关系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中央全会,虽有针对农村、农民、农业“三农”工作的议题和事项,支农资金也在逐年增加,但都是战术性措施,而非战略性原则；山区农村发展亟待加强其系统性、整体性、独特性、复杂性、长期性和阶段性目标任务,认识山区农村特殊的人文社会历史背景、自然、环境、生态独特性、复杂性；认识山区农村的科学发展及其与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关系,方能解决不利于建设现代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现代生产、防灾减灾和生态建设等多重体系问题。西部大开发、小康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等系列涉及区域发展的公共政策,需有顶端设计前提下,基层实施才会有章可循。9.全国山区农村分布于异质的人地结构类型全国地貌上以山地为主,有着典型的人地系统结构属性,可划分为一元化、二元化、三元化、四元化的山区人地系统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同构的基本格局；有着对应的异质地理因素、基本地貌、环境特质、土地资源、主体文化特征。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与现状,利益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都像自然界一样,有着千姿百态的存在方式。区域管理与区域治理应该有个性化和差异化,只要统一于宪政基础之上,不宜“左右一致,上下看齐”。一刀切的管制方式,不利于丰富多彩的区域经济社会个性化、风格化发展。10.山区农村的贫困落后对全国整体现代化实现的制动力牵制,难以突破山区对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深深桎梏基于来国家发展战略,至今还没有顶层设计规划的专门针对山区特殊板块发展的战略性、可操作性蓝图,哪怕制订了类似西部大开发之类的大政方针。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山区农村发展对策研究亟待加强。中国山区农村发展科学及其战略,对实现山区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整体发展的统筹、协调,乃深化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要保证,对国家战略决策都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性作用。11.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未来学意义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自然集聚要素”与“社会集聚要素”到底是什么、有多少?国家未来发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手段、目标是什么?诸多系列问题有待探索。没有山区现代化,始终处于贫困落后和环境问题严重的状态,始终是制约中国整体现代化的瓶颈。需要论证山区农村发展现代化的山地高效生态农业的必然性、条件识别、思路；目标与模式；途径；支撑体系；项目选择与布局设计；发展规划；移民安置规划；对策措施。落脚到立足中观范畴的“主体-公平-约束-时间-空间-结构-方式-环境-效益-公益、发展-审美-规划-管理-服务”,注重微观事物和现象在中观和宏观中的角色、位置及其交互作用。二、论文的主要观点1.“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一个聚变的时代,现代中国更面临着西方文化、现代化的挑战,环境、自然、生态、社会和谐、人地关系和谐等各种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挑战,更面临着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的挑战,即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以及文明间的冲突。如何化解此五大冲突,营建一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是时代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价值。这也是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技术工程学要义。我国山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实则决定全国整体发展的状况和水平。2.国家意志、民族理想和民族统一的伟大意义在于实现各类利益共同体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一个国家创造物质财富的实业产业及其为他人生产和服务的贸易,都包含民族理想和民族统一的伟大意义、爱国爱家的情结,因为两者都是国家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工农商贸业的共同利益而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而非单纯政治话语的一致,才能出现真正的民族精神、国家观念的认同。善治,必须站在全国整体现代化、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角度：“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且,“人民”是唯名与唯实哲学观的辩证统一,既非唯名论中虚无的公益人假设,也非唯实论中只有个人没有社会的极端个体主义。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无疑是“人民经济”的道路,而非政府和精英投资家合成的单一主体。3.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中公共选择的原则政治与利益政治协调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公共选择,应基于尽可能实现绝大多数个体集合选择的一致认同,应基于公共管理目标的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没有全社会的和谐政治治理,作为代表市民社会行使公共选择权力的政府,不管对自身政治的经济计算何等精明,一旦失却原则政治的历史过程与逻辑过程的分离,会使政治资源易于丧失。因此,对社会管理和自身权利的巩固都会缺乏成效。4.国际贸易尚且能够形成统一大市场,国内贸易壁垒面临障碍重重的困扰我国目前市场分割、行政区经济、权力经济、市场垄断、特殊利益集团垄断现象严重,区域经济协同、整合发展困难重重,根本上,并非公共选择的代表和缺乏主见的学者所谓的体制问题,而是基于利益政治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采取的技术性问题。这对行政成本的高昂支付、掠夺性开发资源型经济、高消耗低产出、区域极端化非均衡发展、贫富分化差距扩展、腐败滋生、各领域副产品的大量产出,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因为没有成效而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中缺乏竞争力等,创造了日益扩大的巨大空间。人们都会有肆无恐地以合法方式做非法行动。5.参与式发展和发展工作者、协助者协同,区域发展主体多元化,充分确立农民的区域发展主体地位区域历史主体、治理主体、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利益主体、参与主体,毋容置疑,应该是市民社会和平等互利的产业组织、私人投资者,既不是单纯的区域政府或国企,也非主要的其他特殊利益集团。作为区域主体,应由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居民和其他群体等在一定竞合机制下组成；区域经济主体,应该是政府、市场中介（NGO、NPO）和产业组织。价值目标实现的技术中介是市场。针对科学和人文的规范价值与事实价值、科学的方法中心与问题中心,宪政与科学心理、人本心理、经济伦理道德基本一致时,“人的本性能容忍怎样的社会”和“社会能容忍怎样的人性”两个道德难题才会有解。6.法理上行动者系统主体的确权,需要重塑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及其环境下的新个体主义经济伦理观每一自组织自发展、既封闭又开放的组织,面对共同的利益或风险、个人力量不足以实现自身追求的目标,则必将诉求组织并与其成员协同、合作与共享。为了有效实现各自追求的目标,各成员主体会采取公共选择——合作的集体行动,山区农民有自己的做出决策、配置资源并实施集体行为的能力,他们通过将内在结构组织化来强化内部规范并作出有效的公共选择。山民,作为各行动者的社会系统,各主体无疑都是一具有重大能动性作用、具有知识的有创造性的个人和集体组成的主体和行动者,他们各自与系统、制度、组织、社会关系的作用,作为主体（代理者）在被迫寻求特殊价值和利益的同时,采纳、改变、转化系统,如市场、商业、企业、行政单位、政府机构等的制度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政策理论业已成熟,关键问题是还停留在纸面上的问题较多。在利益格局和成果追求上,宣传提倡的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强调较多,个体利益提倡较少。约束与激励的机制优势平衡。7.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科学化、战略化决策与实施,势必产生“支点效应”国家顶层设计,尽快制定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科学决策,相信人们有宪政的文化自觉,准许区域经济发展和山民参与的自主权,不搞一刀切,适当地“去政治化”。中国山区农村科学发展、山区农村发展战略与实施,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山区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整体发展的统筹及协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度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都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性作用。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势必产生‘支点效应”,可突破若干经济社会发展瓶颈。三、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为了增强经济学人文科学研究的针对性、科学性、实效性,论文虽然少有定量分析,但从质的定性研究上,力求从调研、经验观察、分析、推理,尽量保证其信度和效度。1.融合发展观和因果观审视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复杂问题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类活动的对象化与非对象化活动是辩证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其本然、应然,会以不同思想观念聚焦和反映,构成国家决策和研究以实践的历史性课题,并伴随经济社会演变进程而不断完善。所有问题势必处于无限的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有着因果联系的一因多果、同因异果、一果多因、同果异因、多因多果、复合因果等多样性和特殊性,我们今后能自觉、有目的地采取适当理念、方式以实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而提供方法论指导。2.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基础探析山区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基于发展观和因果观,识见到人-地交互作用的广度深度日益增强,必需结合自然和人文社科若干学科交叉审视。所以采取地理综合学科、农学、工程学、农业经济管理学、区域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基础支撑,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融合,以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本然”（实证性）和“应然”（规范化）等研究法,借鉴、吸收并拓展了西方公共选择理论传统的合理见解。3.提出村民是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主体,非政府单纯管制的被领导者,而是有发展权利的平等参与主体理论上解构与重构了社会各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集合性身份和多重人格,强调了国家观念和市场逻辑的独立性与统一性。村民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多元化利益主体主体的平等的核心伙伴,而非随从。每一组织内的个人都是个“身份集”、“角色集”,都有价值存在要求的独立性。社会各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集合性身份和多重人格,强调了国家观念和市场逻辑的独立性与统一性。回避社会心理学和组织社会学的实质问题,于事无补。4.提出了山区山地经济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的协同发展,进而实现山区经济发展的山地化山区山地经济的物质形态化,即产品的物理化、实体化。山区山地经济的非物质形态化,即利用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山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发展山地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观光、生态养老产业等诸种产业化经营。基于可持续发展,将山区生态环境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扬长避短,又可实现经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5.从自然辩证法高度以工程哲学、系统学、协同学视野提升了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广泛实践的可操作性、可行性自然资源的基础作用与社会经济资源（人文资源,如人力资本、科技、信息、制度、交易及其效率等）作用的有效发挥相结合,山地资源综合研究、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才是科学有效的。有十分的必要对山区农村先前各层面的单一性研发进行反思。四、论文的政策含义1.国家观念上公共选择的宪政精神、市场逻辑与现实距离缩小走出公益人假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桎梏,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权利自由交易的市场逻辑,充分确立个体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今后的工作是如何解决实现的过程、途经和方法,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权力及其行为具有法定的管理约束,而对社会弱势利益群体具有法定的管理激励。2.国家观念与市场逻辑的协调国家观念的强制实施和个人权利自由交换的市场逻辑,不应该混淆,更不能以国家观念剥夺合法的个人权利在市场上公平交易的市场逻辑。政府权力在区域管理中的比重较大,政府及其权力延伸（国企、专业组织等利益集团）具有垄断性、侵略性。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实现区域治理,以实现内生于一个有共同利益的群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形成群体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组织,实现组织内主体成员的集体活动及其合法功能发挥与目标实现。3.区域管理向区域治理的转化无论统计学上划分为同一或均质经济空间、势力场空间、计划经济空间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的区域,还是从地理学区域思想下的均质区域、极化区域、计划区域,我国目前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实际上剥夺了具有自组织和自发展功能的山地区域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地位。区域管理和区域治理协同,当以科学的管理约束和管理激励予以规范。若一味停留在区域协同发展的政治口号上,而无实际可行的举措,这只能使日益积重难返的症结恶化。4.区域主义与区域化：行政（区）经济向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的转化区位是一种经济空间场。区域经济发展,微观上以地缘、人缘、业缘为纽带,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都是以难以分割的主客体单元,经济行为在自组织机制下的行为会发生自动演化。经济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区位选择、经济区域都是经济行为主体空间行为的结果。政府科层制原则的自上而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需要向自下而上的发展范式转化。5.突破垄断,市场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遵循市场规则自愿竞合山地主体、山地经济主体,应该是山民和平等互利的产业组织,既不是单纯的区域政府或国有企业,也不应是其他特殊利益集团。而应该由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居民和其他群体等在一定竞争机制下组成,价值目标实现的技术中介是市场。6.山地资源开发系统观与单一型向复合型开发的山地人地关系系统重构及经济协同发展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要素协调,进行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充分利用山地区域资源比较优势,把山地“种-养-殖-农-林-畜-牧-渔-科-工-贸-城市规划建设一体化”发展,通过政府有效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把现有的单一低端原材料加工的工农业园区进行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化升级,获取产品、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立足由主体-公平-约束-时间、空间、结构、环境、效益、公益、发展、规划、管理和服务等要素构成的中观经济发展的基本范畴,转变实技求术的急功近利行为,改变单一性区域开发问题。注重山地本身的资源性或山地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独立自然物时的资源价值研究。7.山地经济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协同下的区域综合开发世界主流经济和经济产品的趋势是更加非物质化。在当今知识经济、创意经济、轻型化经济成为主流,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当今时代,消费者日益追求休闲、旅游、度假的绿色化产品,坚持山区农村生活和工作环境休闲化和生活情趣审美化的时代理念,除了充分把握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经济发展因素外,加强制度、技术、服务、信息、市场贸易、研发等要素工作并增强创新,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服务流具备,并畅通。发挥山区农村内源的禀赋优势,综合发展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山区经济。8.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与“三农”现代化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是“三农”现代化,彻底解决其症结的根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宪政视角的法权思想,赋予农民应有的机会均等、公正、公平、公开的相应权利之获得,首先要突破特权,从特权到产权。突破高度的集权和垄断,重构富有激励性的机制,尽快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功能,不折不扣的将其视为农民的财产权。一是技术性工具问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要求规模化生产经营,但现行特快分割化的土地承包使用方式,与现代化方式下的作业相悖。9.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优化应用线性和非线性结合的规划法研究山地农业经济资源的最优利用,探讨在一系列环境变量约束条件下,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在许多可供选择的生产活动中进行最优分配,以便对这些资源进行规划,使其得到合理利用。山地区域微观和中观层面的数据库建立、区域宏观层面的数据库建立。进而实现山区农村“维持式变迁”的山地人地关系系统解构；“发展式变迁”的机制设计；“自我发展”的机制设计。
梁严冰[6]（2011）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的历史,既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陕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地方政府领导下建设陕北的真实反映与写照,也是新中国60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历史缩影与聚焦。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陕北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突出的矛盾及存在的不足,认真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以更好地服务于陕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陕北独特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以及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陕北经济的发展,既是新中国建立后陕北经济发展的基础,又为日后陕北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前景。20世纪50—70年代,计划经济下的陕北地区农业、工业、商业贸易及交通运输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陕北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又以粮食种植为主,且粗放经营、广种薄收；改革开放,陕北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陕北经济突飞猛进、蓬勃发展。经过60年的发展,陕北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固,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能源工业强势崛起,快速发展；商业贸易繁荣昌盛,交通运输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的变迁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征。陕北地区为典型的“两源并富”地区。新中国建立,陕北能源、矿产资源的储量优势不断显现；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矿产资源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陕北工业经济由点状分布到面及带状分布点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资源型工业结构；并且资源的开发是以政府主导的嵌入式、跳跃式工业开发方式。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地区因地制宜,发展高效、现代特色农业成效显着,农业产业化不断推进；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退耕还林（草）工程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理方式。这些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同于其它地区之处。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陕北经济结构的变迁。通过对60年来陕北经济变迁的研究,可以看出陕北产业布局与经济结构的演变关系密不可分。新中国60来,陕北农业结构的演化历程证明陕北农业结构变化特点鲜明,农村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农村三产的蓬勃发展,成为农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20世纪50—70年代,陕北工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工业部门主要是毛纺、服装、日用工业、陶瓷等部门；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陕北重化工基地的建设,能源工业迅速崛起,与此同时陕北工业部门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石油、煤炭、天然气、煤化工、电力等部门发展迅速；除此以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第三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陕北经济结构演变的原因既与国家的政策及陕北经济的客观发展有关,同时也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要求密不可分。通过对60年来陕北经济变迁的研究,可以发现,经济的发展对陕北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建立60年来,陕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日趋合理,社会保障不断发展与完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劳动力资源不断丰富。60年来,陕北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在陕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增强,城镇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城市规划逐步走上健康发展道路。陕北经济社会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反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的变迁,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存在问题的艰巨性与长期性也不容忽视；认真总结陕北经济发展的借鉴、启示与成功经验,希望对陕北未来经济的发展有所裨益；正视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与突出问题,这将是陕北经济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以避免出现“富饶的贫困”及“资源枯竭型”地区及城市发展经济的老路在陕北地区重演。
李志强[7]（2011）在《依依清河 ——明清以来三川河下游的水利与民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西省西部、黄河东侧的吕梁山,是我国黄土高原上的一条重要山脉,作为黄河中游地区黄河干流与支流汾河的分水岭,呈东北——西南走向,整个地形成穹隆状,中间一线突起,两侧逐渐降低。这条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宛如一条脊梁,延绵400多公里,纵贯三晋西部,由北而南包括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关帝山、紫荆山、龙门山等。如此的地形,造就了吕梁山区复杂的地形结构,既有山间洪水冲刷的沟道河谷,亦有支离破碎的残垣山沟,在这一地区,无疑就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用水环境：濒临河流地区为水资源丰富区域,而山沟沟里则成为了水资源紧张的地域,在差异如此明显的生态环境中,水源对于该地区的历史发展有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两个不同生存环境的人们如何选择利用水资源以图生存?不同历史时期又是如何选择生存方式?对于今后的发展又有着如何的影响?本文以柳林县为考察区域,立足于县域这样一个上下衔接的中观层面,分析考量吕梁山区三川河下游地区的水利与民生,目的在于通过对一县范围内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考察,通过对水这一生存、生活、生产资源丰富和紧缺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地方变迁实际情况的对比分析,探求当地居民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利用水源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现实课题。针对学术界“以土地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心进行学术对话,提出“以水为中心”同样也是探寻和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特点、历史性质和特征的学术观点。水利社会的研究模式和视角,能够更好地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
翟军[8]（2011）在《集体化时代吕梁山区水土保持工作初探 ——以山西省三川河流域为例》文中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黄土沉积区,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来受到世人的关注。因为该区域的环境变迁早已引起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水土流失。该区水土流失在造成本区域环境恶化的同时亦影响着黄河下游地区。地处晋西吕梁山区的三川河流域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研究其水土流失的成因,总结历史上这里出现的减轻或是加剧水土流失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改善和保护该流域的生存环境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从上世纪50年代初直至70年代末,中国政府在这里开展了持续不断的水土保持工作。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集体化为水土保持的实施提供了特殊的场景,并在此过程中凸显了自己的特色。本文即选取山西省三川河流域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其三十年间水土保持工作的梳理与复原,以集中探讨集体化对于该流域水土治理工作的影响,并欲在此基础上,以水土保持这一微观视角来对集体化时代给予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在研究中,本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深入田野与社会,采取了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查阅了大量的地方基层档案；实地走访了建国以来这一流域水土保持工作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并在此过程中深入群众,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文中还借鉴了社会学、统计学、水土保持工程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和成果,希冀能够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个客观地分析与解读。本文共分为六章。在第一章中,笔者首先确定研究对象,并分析研究现状,明确研究内容和意义,进而根据资料特征,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切入点。第二章分为两节,分别就造成三川河流域严重水土流失现象的自然、人文环境和历史上该区域民间社会所蕴藏的治山保水经验进行概述,并指出这些经验长期处于分散、零乱的状态中,为集体化时代大规模的水保工作埋下伏笔和基调。第三、四章为本文的重点,即以集体化时代的两大生存实践阶段为节点,在结合对国家宏观政治背景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水土保持工作在地方社会的具体运作和实践过程。第五章则选取了水土保持工作中的梯田建设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以柳林县这一区域为背景,集中阐述了梯田在地方社会由排斥到广受欢迎的转变过程。同时,该章将贺昌三郎堡和龙花垣韩家峪两大模范典型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指出了梯田建设更新换代的出发点均源自于对粮食增产的诉求,以及梯田对于集体化时代下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治理的意义所在。第六章为本文的结论部分。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认识和结论：水土保持工作与粮食生产间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以梯田和淤地坝为具体实践形式的水土保持工作和粮食生产之间实现了互相协调和促进。在集体化时代,粮食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而淤地坝和梯田在粮食增产方面的积极作用则带动了其在三川河流域的大量修建与推广。同时,这些水保工程的建造也切实地带来了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由于一切水保措施均必须围绕粮食增产所展开,从而造成了能够迅速提高粮食亩产的淤地坝和梯田受到重视,却直接制约与忽视了规模较大、利于保持水土和改善环境的林牧业的发展。这使得整个三川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集体化对于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影响是复杂的,其主要体现在农村劳动力组织形式上的变化。一方面,集体生产方式下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了人们在兴修水保工程中所投入的热情和激情,给水土保持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集体化又加强了基层政权对劳动者的管理与控制,“组织起来”使集体力量大大加强,克服了“单干”的劣势,从而使耗力较多的水土保持工程能在此状态下得到大规模的兴修。造成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工作未能得到长足发展的原因亦是多方面的。首先,技术上的不成熟使水保工作一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中,并无多少现成经验可借鉴,从而造成了某些实践未获成功。此外,“左”倾错误思想的泛滥,也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许多水保工作只追求速度和数量,却忽视了效益与质量。
邓群刚[9]（2010）在《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互助组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终结的特殊历史时期——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山区变动最为剧烈和深刻的时期。在此期间,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新山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一直是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孜孜追求的目标。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一系列山区建设工程,前后相继,一路走来,促使中国山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加强对集体化时代山区建设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当前学界方兴未l艾的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添砖加瓦,而且能够为当前山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本文以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以山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利用新近发现的《乔钦起工作笔记》,结合基层档案材料和田野调查所得的口述资料,着重考察集体化时代邢台县西部山区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山区、建设山区的总体历程,探讨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影响山区的命运的,进而对集体化时代山区建设的历史地位和当前山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反思。邢台县西部山区人多地少,长期存在一个粮食问题。由于耕地不足和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传统社会时期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一方面向山要地、大修梯田,向河要粮、大造滩地,使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采取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修整土地、增施肥料、合理密植、推广新的耕作技术和优良品种、推广农业机械等措施,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两者相结合,为邢西山区粮食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通过规模宏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促使邢台县西部山区实现了从“糠菜半年粮”到“粮食自给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邢台县西部山区资源丰富,有着发展多种经营的良好基础,其中尤以经济林特产资源品种居多,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但是受开发条件的限制,在传统时期山区资源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还比较重视多种经营的发展。其间虽也曾受到“以粮为纲”等政策的影响,但是“文革”后期,山区群众的温饱问题解决后,山区建设没有了后顾之忧,山区建设方针实现了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的转变,以林果业为主的多种经营获得了发展空间,邢台县西部山区从此踏上了富裕之路。水土保持工作是山区生产的生命线。由于乱伐滥砍、毁林毁草、开荒种粮、放牧过度等历史原因,传统时期的邢台县西部山区,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山区群众深受其害。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对水土保持工作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合作化时期以工程措施为主的沟谷治理、大跃进时期以生物措施为主的大造林、调整时期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生态经济沟建设等阶段,最终实现了从“光山秃岭”到“山青水秀”的转变,最终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蓄水保土之路,影响全国。靠山吃山,靠山用山,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关键是会吃和会用。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既经历了各种自然灾害袭击的考验,又遭受过多年“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但出于国家不断的调整政策,广大基层干部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索,山区群众的艰苦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奋斗,实现了从“糠菜半年粮”到“粮食自给有余”、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从“光山秃岭”到“山青水秀”三大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邢西山区传统时期“穷山恶水”的面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影响全国的“太行山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集体化时代邢台县西部山区三大历史性转变的实现,与集体化时代实行的集体化体制、基层干部的素质、乡村政治结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时代精神具有密切的关系。当前的山区建设应该在山区建设的规划、多种经营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基层干部的培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时代精神的发扬等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
王扬[10]（2010）在《差序的法律——林权制度的历史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本书根据安徽省绩溪县善庄镇择塘村近八个月的“林权”田野调查所完成。本书的研究主题属于“林权”范畴。但问题的核心不是“林权”的语义分析,也不是“林权”的法理建构,而是开展“林权”之于中国经验的历史实践研究。本书采用“整体生存伦理”作为研究策略,努力把“国家视角”和“民间视角”结合起来,通过“在场式”田野工作,以“事件束”为切入点,把“林权”置于宗族、村落、信仰、法律、村治、市场、水利等整体历史—文化纬度,积极挖掘“在地范畴”,全面审视徽州文化场境下“林权”实践及其再生产。调查结果表明,“林权”的国家法“表达”和民间法“实践”的发生背离,这既是“整体生存伦理”考察的背景,也是“整体生存伦理”实践的结果。当然,本书研究宗旨不在于揭示“表达”和“实践”的二元化,而在于考察“整体生存伦理”场境下林权实践“法律内卷化”,即由于国家法的规则理性与民间法的秩序逻辑之间的文化区隔,造成有法律而少秩序的制度性事实。其具体表现为：催生山林独联体,激发林权纠纷、引起械斗上访、灰色势力镶嵌村庄、林权集中少数能人、冲击村庄治理、影响法律权威、恶化生态环境等等。本书尝试着呈现“林权”研究新发现：其一,林权证还是一种形式性财产,充其量只是林权的“象征资本”；其二,“山林独联体”无法实现西方产权形态,反倒造成林业经济迟缓和生态效益下降；其三,外来资本“镶嵌”村族共同体,正在冲击农村治理及其稳定：其四,中国“身份性”林权尚未（甚至难以）让渡于“契约性”林权,“祖山”仍是农民“道义经济”的生存依赖；其五,“整体生存伦理”场境下“林权”实践还会导致“邻接性”权利（例如水权、矿权）的再生产。其六,“法律内卷化”是转型时期国家法与民间法“嵌合”实践的结果,也将有效推进中国“回应型”法治建设。
二、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方山县户包治理小流域调查与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方山县户包治理小流域调查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钱正英从事水利事业的历程 |
| 第一节 战争年代钱正英初涉治水(1944—1949 年) |
| 第二节 钱正英投身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田水利建设(1950—1965 年)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钱正英在艰难条件下继续治水(1966—1976 年)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钱正英对水利事业的进一步探索(1979—2012 年) |
| 第二章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关于水利建设的基本观点 |
| 第二节 关于水利规划、决策的观点 |
| 第三节 关于水利管理的观点 |
| 第三章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基本特点与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基本特点 |
| 第二节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历史作用 |
| 结语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当代启示 |
| 附录 钱正英治水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2）黄土高原淤地坝发展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淤地坝的孕生 |
| 2.1 明清时期黄土高原独特的土地利用方式 |
| 2.1.1 梯田 |
| 2.1.2 砂田 |
| 2.1.3 坝地 |
| 2.2 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淤地坝的孕生 |
| 2.2.1 自然的馈赠：天然“聚湫” |
| 2.2.2“易于收获高田”：淤地坝的孕生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黄土高原淤地坝的发展 |
| 3.1 黄河治理：国民政府的淤地坝试验 |
| 3.1.1 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 |
| 3.1.2 淤地坝建设的理论构想 |
| 3.1.3 淤地坝建设的具体实践 |
| 3.2 “保障供给”：陕甘宁边区的筑坝淤田事业 |
| 3.2.1 发展农业 |
| 3.2.2 合作打坝 |
| 第四章 集体化时代黄土高原淤地坝的兴盛——以陕西绥德为例 |
| 4.1 淤地坝在水土保持中的重要性 |
| 4.2 淤地坝建设典型的培育 |
| 4.2.1 淤地坝建设的先行者——柳湾村 |
| 4.2.2“韭园沟不再向黄河送泥沙”：韭园沟典型的树立 |
| 4.3 淤地坝建设的普遍展开 |
| 4.3.1 党委挂帅 |
| 4.3.2 典型示范 |
| 4.3.3 技术推广 |
| 4.3.4 淤地坝建设概况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黄土高原淤地坝脆弱性的凸显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特色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主要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农业、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
| 2.1.2 农业增长方式、农业发展方式 |
| 2.1.3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
| 2.2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发展方式的立论依据 |
| 2.2.2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立论依据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文献综述 |
| 2.3.2 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理论框架 |
| 3.1 区域农业发展方式的基础 |
| 3.2 区域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框架 |
| 3.3 场域视角农业发展方式的研究 |
| 3.4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制约因素与动力因素 |
| 3.4.1 制约因素 |
| 3.4.2 动力因素 |
| 3.5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方向 |
| 3.5.1 由粗放型农业转向集约型农业转变 |
| 3.5.2 由小规模兼业农业转向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转变 |
| 3.5.3 由环境掠夺型农业向环境友好型农业转变 |
| 3.6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现状 |
| 4.1 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区位条件 |
| 4.1.1 山西省的自然区位条件 |
| 4.1.2 山西省的经济社会区位条件 |
| 4.2 山西省农业生产方式现状 |
| 4.2.1 农产品供给总量与结构 |
| 4.2.2 粮食生产总量与生产结构 |
| 4.2.3 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 |
| 4.3 山西省农业经营方式现状 |
| 4.3.1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 |
| 4.3.2 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情况 |
| 4.3.3 农业特色化经营发展情况 |
| 4.4 山西省农业管理方式现状 |
| 4.4.1 农业产业总体规划 |
| 4.4.2 农业扶持政策 |
| 4.4.3 农业产业管理水平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特征的实证分析 |
| 5.1 山西省农业生产效率评价 |
| 5.1.1 超效率DEA—Malmquist指数法 |
| 5.1.2 指标选取及计算结果 |
| 5.1.3 山西省农业生产效率的特征分析 |
| 5.2 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评价 |
| 5.2.1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与网络平台调查法 |
| 5.2.2 指标选取及计算结果 |
| 5.2.3 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的特征分析 |
| 5.3 山西省农业协调发展能力评价 |
| 5.3.1 构建区域农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的思路和基本原则 |
| 5.3.2 区域农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的指标体系 |
| 5.3.3 指标选取及计算结果 |
| 5.3.4 山西省农业协调发展能力的特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场域视角下的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案例剖析 |
| 6.1 县域场域视角的农业管理方式分析 |
| 6.1.1 县域场域的发展调查 |
| 6.1.2 县域场域的分段抽样及典型特征 |
| 6.1.3 县域场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2 合作社场域视角的农业经营方式微观验证 |
| 6.2.1 合作社场域的发展调查 |
| 6.2.2 合作社场域的典型模式 |
| 6.2.3 合作社场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3 家庭场域视角的农业生产方式微观验证 |
| 6.3.1 家庭场域的发展调查 |
| 6.3.2 家庭场域的典型模式 |
| 6.3.3 家庭场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制约因素及动力因素 |
| 7.1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的主要制约因素 |
| 7.1.1 农业生产中的资源利用问题 |
| 7.1.2 农业经营中的人力资本问题 |
| 7.1.3 农业管理中的财政支农问题 |
| 7.2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的动力因素 |
| 7.2.1 外部动力因素 |
| 7.2.2 内生动力因素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
| 8.1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方向 |
| 8.1.1 向生产集约型农业转变 |
| 8.1.2 向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转变 |
| 8.1.3 向环境友好型农业转变 |
| 8.2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目标与基本原则 |
| 8.2.1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目标 |
| 8.2.2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原则 |
| 8.3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
| 8.3.1 发展“功能农业”，构建概念增长极 |
| 8.3.2 推进玉米去库存，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
| 8.3.3 利用“互联网+”发展订单农业和社群农业 |
| 8.3.4 增强果蔬品牌实力，推动杂粮、畜牧品牌建设 |
| 8.3.5 发挥家庭农场功能，推广人才带动型模式 |
| 8.3.6 打通“两点一廊道”，打造农业优势集聚区 |
| 8.3.7 成立山西省农业信用公司，激活社会资金 |
| 8.3.8 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再造一元农业管理生态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4）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生态经济效益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主要研究内容、创新点及数据来源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的创新点 |
| 1.4.3 数据来源 |
| 1.4.4 研究范围 |
| 第2章 研究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研究的理论依据 |
| 2.1.1 生态学理论 |
| 2.1.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3 资源环境价值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流域综合治理相关概念界定 |
| 2.2.2 流域综合治理发展历程 |
| 2.2.3 效益评价理论基础 |
| 第3章 塔里木河流域及其综合治理工程概况 |
| 3.1 塔里木河流域概况 |
| 3.1.1 流域自然概况 |
| 3.1.2 社会经济状况 |
| 3.2 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措施工程概述 |
| 3.2.1 项目概况 |
| 3.2.2 灌区节水改造工程 |
| 3.2.3 地下水开发利用工程 |
| 3.2.4 平原水库改造工程 |
| 3.2.5 河道治理工程 |
| 3.2.6 生态建设工程 |
| 3.2.7 博斯腾湖输水系统工程 |
| 3.2.8 山区控制性水库工程 |
| 3.2.9 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及管理工程 |
| 第4章 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后的水资源变化分析 |
| 4.1 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总量变化 |
| 4.1.1 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量变化 |
| 4.1.2 “四源一干”水资源量的变化 |
| 4.2 塔里木河流域源流区水资源变化 |
| 4.2.1 出山口实测径流及年际变化分析 |
| 4.2.2 水量平衡分析 |
| 4.3 塔里木河流域干流区水资源变化 |
| 4.3.1 实测径流变化分析 |
| 4.3.2 水量平衡分析 |
| 4.4 下游生态输水对水资源及地下水位影响分析 |
| 4.4.1 生态输水概况 |
| 4.4.2 对尾闾台特玛湖水资源的影响分析 |
| 4.4.3 塔河下游地下水位变化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工程实施前后塔里木河流域气候、土地利用和植被变化分析 |
| 5.1 流域气候变化分析 |
| 5.1.1 流域气候特征 |
| 5.1.2 气象要素季节性特征 |
| 5.1.3 流域气象要素变化分析 |
| 5.2 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
| 5.2.1 土地利用分布状况 |
| 5.2.2 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
| 5.2.3 气候与土地利用变化 |
| 5.2.4 重要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 |
| 5.3 流域植被变化分析 |
| 5.3.1 流域植被分布状况 |
| 5.3.2 植被的数量变化 |
| 5.3.3 植被类型的动态变化 |
| 5.3.4 典型植被分布状况及变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的生态效益评价 |
| 6.1 工程的景观生态效益评价 |
| 6.1.1 景观格局指数筛选及其生态学意义 |
| 6.1.2 流域景观格局变化 |
| 6.1.3 重要生态功能区景观格局变化 |
| 6.2 流域的环境质量效益评价 |
| 6.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2.2 研究方法 |
| 6.2.3 评价指标分级 |
| 6.2.4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6.3 生物多样性变化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价 |
| 7.1 工程受益者与非受益者区域经济社会状况比较分析 |
| 7.1.1 工程的主要相关利益者辨析 |
| 7.1.2 工程受益县市与非受益县市经济社会指标比较分析 |
| 7.2 工程的经济效益评价 |
| 7.2.1 评价方法 |
| 7.2.2 工程对受益县域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经济评价 |
| 7.2.3 工程对受益县域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评价分析 |
| 7.3 工程社会经济效应综合评价 |
| 7.3.1 评价方法介绍 |
| 7.3.2 评价步骤 |
| 7.3.3 评价指标的选取 |
| 7.3.4 工程社会经济评价的主成分与因子分析 |
| 7.4 小结 |
| 第8章 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 |
| 8.1 流域综合治理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
| 8.1.1 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未能充分发挥治理的生态经济效益 |
| 8.1.2 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设计方案存在不足 |
| 8.2 流域整体水土综合管理中发现的问题 |
| 8.2.1 流域水土资源管理、利用条块分割,缺乏统一性、协调性和全局性 |
| 8.2.2 流域各地州水土资源管理权限不清,水土资源利用不合理 |
| 8.2.3 流域新增灌溉面积大,用水矛盾突出 |
| 8.2.4 流域整体生态环境仍然十分脆弱 |
| 8.2.5 流域水利基础仍然薄弱,水资源调控能力低 |
| 8.3 相关政策建议 |
| 8.3.1 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后续效益巩固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
| 8.3.2 完善塔里木河流域后续综合治理工程方案的政策建议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 9.2.1 资料数据年限更新不及时 |
| 9.2.2 水利和气候植被方面资料数据取舍和详略方面存在不足 |
| 9.3 后续研究展望 |
| 9.3.1 流域综合治理效益动态跟踪研究 |
| 9.3.2 基于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的区域生态、经济功能区划和产业体系设计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引言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的问题及目标 |
| 1.3 研究的思路、方法及资料来源 |
| 1.4 研究的内容及框架 |
| 第2章 研究的理论借鉴及其分析 |
| 2.1 公共选择理论 |
| 2.1.1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推进政治学研究的经济学思路 |
| 2.1.2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 |
| 2.1.3 关于直接民主的与间接民主的公共选择理论研究 |
| 2.1.4 公共选择理论评析与本土化运用问题 |
| 2.2 协同 |
| 2.2.1 协同学理论 |
| 2.2.2 协同的操作性定义 |
| 2.3 山区与山地 |
| 2.4 山区城市与山区农村 |
| 2.5 结构-功能理论(AGIL)：组织结构与整体功能分析法 |
| 2.6 人地关系结构-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6.1 人地关系结构 |
| 2.6.2 人地关系结构类型 |
| 2.7 行动者-系统-动态学理论[Actor-System-Dynamics(ASD)] |
| 2.8 参与式发展理论 |
| 2.9 中观经济学理论 |
| 2.10 和合学理论 |
| 第3章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内涵 |
| 3.1 山区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协同发展辨析 |
| 3.2 新中国建立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分析及其启示 |
| 3.3 公共选择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理论路径：区域主义与区域化 |
| 3.3.1 基于区域主义与区域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意蕴及其模式 |
| 3.3.2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地位确立与区域化发展模式转换 |
| 3.4 原有山区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协同度”的低下 |
| 3.5 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自然技术与自然工程、社会技术与社会工程 |
| 3.5.1 协同：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融合 |
| 3.5.2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协同性与主客体参与式发展理论问题 |
| 3.6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权利、生计资本和发展关系理论 |
| 3.7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型与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 |
| 3.8 基于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理论 |
| 3.9 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系统性与范畴 |
| 3.9.1 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必要性 |
| 3.9.2 山地资源开发的系统性 |
| 3.9.3 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范畴 |
| 第4章 山区农村政府主导型与农户内生型经济发展选择矛盾及其成因 |
| 4.1 山区农村“工作队的牛”与“项目组的猪” |
| 4.1.1 典故来历与启示 |
| 4.1.2 政府主导型扶贫制度与制度性陷阱 |
| 4.2 山区农村政府与招商引资下的企业、“公司+农户+X”模式的本质 |
| 4.3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陷阱与发展的边际效用递减 |
| 4.3.1 山民的贫困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 |
| 4.3.2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与发展的制度性陷阱的形成 |
| 4.3.3 政府主导型发展的制度安排与发展的边际效用递减 |
| 4.3.4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效与边际效用递增的发展制度创新 |
| 4.4 山区农村管制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公共选择的目标差异 |
| 4.4.1 农民的“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 |
| 4.4.2 重构新型公共选择下的社会宏观结构 |
| 4.5 未来公共选择的改善空间：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目标的偏离 |
| 4.5.1 公共选择下的政府利益 |
| 4.5.2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历史主体与逻辑主体的颠倒 |
| 4.5.3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生产方式与历史主体、价值主体的背离 |
| 第5章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
| 5.1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结构变迁及其成因 |
| 5.2 异质的山区农村人地关系结构类型与开发的区别性规划模式 |
| 5.2.1 自然地理单元的统一性、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同构的人地关系系统 |
| 5.2.2 异质性人地系统与山地生态经济集群开发下的系统工程 |
| 5.2.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与主体功能区的关系处理 |
| 5.3 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区农村山地资源系统开发模式 |
| 5.4 基于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山地经济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发展模式 |
| 5.5 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的山地生态化产业集群模式 |
| 5.5.1 山地生态化的生态经济产业集群开发的相关概念、理论依据 |
| 5.5.2 山地自然、山地文化的集成性特征与山区发展的突破口 |
| 5.5.3 山地系统化的生态经济产业集群开发的动力机制 |
| 5.5.4 山地系统化的生态经济产业集群开发的路径 |
| 5.6 传统山地经济开发与新型生态-循环山地经济开发融合的模式 |
| 5.7 山区农村经济开发的协同管理 |
| 第6章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路径 |
| 6.1 公共选择下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工业化路径 |
| 6.1.1 山区农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空间几何学与区域开发理论层次 |
| 6.1.2 路径Ⅰ：边远山区的“增长极(点)”型开发 |
| 6.1.3 路径Ⅱ：近山区“点-轴”型的开发 |
| 6.1.4 路径Ⅲ：发达山区“磁场”型的开发 |
| 6.1.5 “增长极”、“点-轴”、“磁场”型开发路径的利弊 |
| 6.2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信息化路径 |
| 6.2.1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对象的科学数据信息库建立：必要性 |
| 6.2.2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对象的科学数据信息库建立：依据 |
| 6.2.3 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要求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
| 6.3 公共选择下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城镇化路径 |
| 6.3.1 决定城镇化绩效的直接因素 |
| 6.3.2 决定城镇化绩效的间接因素 |
| 6.3.3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动态协同生成过程 |
| 6.3.4 城乡地域系统关联性 |
| 第7章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
| 7.1 公共选择下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驱动力的机制设计 |
| 7.1.1 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与山区人地关系系统结构优化的机制设计及其驱动力 |
| 7.1.2 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优化：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协同优化的机制设计 |
| 7.2 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结合的机制设计 |
| 7.2.1 自然技术不是解决社会工程的唯一工具 |
| 7.2.2 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的结合解决社会工程和自然工程的有效工具 |
| 7.3 协同性发展机制设计：单一型向复合型开发的山地人地关系系统重构 |
| 7.4 “协同”与“协调”同构的机制设计 |
| 7.4.1 “协调”与“协同”中权利与义务、手段与目的对等的机制构建 |
| 7.4.2 “协调”机制的行政管理意义与“协同”机制的自然-社会规律性含义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9章 未来研究展望：理无专在与学无止境 |
| 9.1 舍近求远、两害相权取其重：是否经济学问题 |
| 9.2 农民工与新型产业大军的诞生的问题 |
| 9.3 参与式发展：山区农民“主体集”与外在变量的协同 |
| 9.4 参与式发展：山区农民“主体集”回归的求解 |
| 9.5 发展经济学的价值立场：谁是主要的价值承担者?政府?农村、农业、农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图次 |
| 表次 |
| 附录2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6）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其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三、本课题研究方法、思路及创新点 |
| 四、理论及史料依据 |
| 第一章 新中国陕北经济发展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与历史回顾 |
| 一、陕北行政区划与地理环境 |
| (一) 陕北地区行政区划历史沿革 |
| (二) 复杂的陕北地理环境 |
| 二、陕北丰富的自然资源 |
| (一) 农林牧副业资源 |
| (二) 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 |
| (三) 自然、人文旅游资源 |
|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经济 |
| (一) 陕北的农业与农村经济 |
| (二) 陕北的工业 |
| (三) 陕北的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业 |
| (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经济发展的历史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下的陕北经济(1949—1978) |
| 一、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初步发展 |
| (一) 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国家、地方政策法规 |
| (二) 建国初期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恢复 |
| (三) 1958—1965年陕北的农业及农村经济 |
| (四) 农业学大寨与陕北农业 |
| 二、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一) 工业经济的国家、地方政策法规 |
| (二) 手工业的新发展 |
| (三) "学大庆"与陕北石油工业 |
| (四) 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交通运输业与商业贸易的发展 |
| (一) 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业的国家、地方政策法规 |
| (二) 初具规模的陕北交通运输网络及其发展 |
| (三) 新的多种商品流通体制的初步形成及国营商业的壮大 |
| (四) 地方特色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
| 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与陕北经济的发展、腾飞(1979—2010) |
| 一、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
| (一) 国家、地方促进陕北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 |
| (二) 农业生产责任制与陕北农业 |
| (三) 适用、高效、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农业和农村经济 |
| (四) 农业产业的进一步调整、优化与陕北特色农业 |
| (五) 农产品的产业化 |
| (六) 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
| 二、能源矿产资源的规模开发与工业快速崛起 |
| (一) 国家、地方促进陕北工业经济的政策法规 |
| (二) 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壮大 |
| (三) 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 |
| (四) 天然气的开发与广泛利用 |
| 三、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网络化 |
| (一) 国家、地方促进陕北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业的政策法规 |
| (二) 公路交通网的建立与发展 |
| (三) 铁路的开通与延伸 |
| (四) 航空运输业的发展 |
| (五) 商业贸易的新篇章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发展的成就 |
| 一、60年来陕北农业发展的成就 |
| (一) 农业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 |
| (二) 粮食产量大幅提高 |
| (三) 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
| (四) 农业生产条件显着改善 |
| (五) 农业优势产业开发成效显着 |
| (六) 支农惠农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 二、60年来陕北工业发展的成就 |
| (一) 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
| (二) 能源工业强势崛起 |
| (三) 工业经济规模不断壮大 |
| (四) 工业技术设备不断更新,投资效果显着提高 |
| 三、60年来陕北交通运输与商业贸易发展的成就 |
| (一) 交通运输规模的增长与扩大 |
| (二)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拉动社会经济发展日见成效 |
| (三) 商业贸易繁荣昌盛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的特征 |
| 一、"两源并富"的陕北地区 |
| (一) 能源、矿产资源储量大、分布集中、多矿共生 |
| (二) 能源、矿产资源开发的演变 |
| (三) 能源、矿产资源储量的产业优势不断显现 |
|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优势产业集群迅速崛起 |
| (五) 能源、矿产资源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
| 二、由点状分布到面及带状分布的陕北工业布局 |
| (一) 工业布局以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分布导向为主 |
| (二) 以重工业为主 |
| (三) 资源型的工业结构 |
| (四) 能源工业产业聚集度高 |
| 三、政府主导的嵌入式、跳跃式陕北工业 |
| (一) 国家组织力量对陕北地区进行资源勘探 |
| (二) 援助建设陕北工业 |
| (三) 选派管理和技术人员支援陕北经济建设 |
| (四) 机器设备、资金由国家进口调拨和援助 |
| (五) 跳跃式的陕北工业开发 |
| 四、广种薄收、粗放经营到高效、集约化的特色陕北农业 |
| (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农业发展的历程 |
| (二) 陕北发展高效、特色农业的优势 |
| (三) 陕北的高效、特色农业 |
| 五、掠夺式开荒到退耕还林、还草的陕北生态环境 |
| (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生态环境的演变 |
| (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征 |
| 小结 |
| 第六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结构的变迁 |
| 一、陕北产业布局与经济结构的演变 |
| (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产业布局的演变 |
| (二) 影响陕北产业布局变化的因素 |
| (三)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产业结构的调整 |
| 二、陕北农业结构渐趋合理 |
| (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农业结构的演化 |
| (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农业结构的特征 |
| (三) 农村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
| (四) 农村三产的蓬勃发展 |
| 三、陕北工业结构的重构 |
| (一) 陕北轻重工业结构的调整 |
| (二) 陕北工业部门结构的变化 |
| (三) 陕北工业结构演变的原因 |
| 四、陕北第三产业结构日益加强 |
| (一) 陕北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
| (二)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演变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七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对陕北社会的影响 |
| 一、陕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
| (一) 城乡人均收入大幅增长 |
| (二) 城乡居民储蓄额不断增加 |
| (三) 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日趋合理 |
| (四) 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不断完善 |
| 二、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不断扩大 |
| (一) 教育事业持续发展 |
| (二) 卫生事业不断前进 |
| (三)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
| 三、陕北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 |
| (一) 陕北的人口发展 |
| (二) 人口素质明显提高 |
| (三)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
| 四、城镇化程度快速提升 |
| (一) 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 |
| (二) 城镇在陕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增强 |
| (三) 城镇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 |
| (四) 城市规划逐渐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
| 小结 |
| 第八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 |
| 一、60年来陕北经济变迁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整体上讲陕北地区仍然比较落后 |
| (二) 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 |
| (三) 农民离乡问题突出 |
| (四) 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
| (五) 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程度低 |
| (六) 领导和群众的思想观念保守 |
| 二、陕北经济发展中的借鉴与启示 |
| (一) 陕北经济变迁的几点规律性认识 |
| (二) 坚持发展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基本方向 |
| (三) 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目标 |
| (四)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 (五) 全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 (六) 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 |
| 结束语 |
| 一、陕北经济变迁的历史进程 |
| 二、陕北经济变迁的历史经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依依清河 ——明清以来三川河下游的水利与民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时空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资料 |
| 第五节 相关解释 |
| 第二章 历史时期的三川河下游的政区变化与区位特点 |
| 第一节 孟门古县 |
| 第二节 三镇发展 |
| 第三章 清河两岸:水资源相对丰富区域的社会与民生 |
| 第一节 利害三川河 |
| 第二节 潺潺流水进农田 |
| 第三节 靠水的过活 |
| 第四节 河畔的小北京 |
| 第四章 穷山恶水:水资源紧缺地区的社会与民生 |
| 第一节 宁要坝地不要元宝 |
| 第二节 敢叫天地换新装 |
| 第三节 难以释怀的记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与参与的研究项目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集体化时代吕梁山区水土保持工作初探 ——以山西省三川河流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解题: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
| 1.2 资料介绍与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1.3 研究意义、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三川河流域之概貌 |
| 2.1 环境诉说:三川河流域之生态环境 |
| 2.2 星星点点:传统时代三川河流域之治山保水经验 |
| 第三章 合作化时期三川河流域水保历程 |
| 3.1 三川河流域水保工作之起步 |
| 3.2 水土保持模范典型的塑造 |
| 第四章 人民公社时期三川河流域水保历程 |
| 4.1 跃进与徘徊 |
| 4.2 大寨模式 |
| 第五章 三川河下游的梯田建设 #41——以柳林县为个案的考察 |
| 5.1 梯田的建设及推广 |
| 5.2 模范典型的树立与梯田的更新换代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资料介绍 |
| 五、概念说明 |
| 六、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传统时期的邢西山区状况 |
| 第一节 邢西山区的社会生态 |
| 第二节 邢西山区的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生态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争状态下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组织起来,生产度荒 |
| 第二节 战争状态下的山区农业 |
| 第三节 以副补农:战争状态下的山区副业 |
| 第四节 植树造林 |
| 小结 |
| 第三章:山区建设的起步:合作化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山区建设方针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必须解决粮食问题:农业 |
| 第三节 植树造林,绿化山区 |
| 第四节 多种经营 |
| 第五节 从沟谷治理到综合治理:合作化时期的水土保持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建设繁荣幸福的新山区":"大跃进"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大跃进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演变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在山区:邢西山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完善 |
| 第三节 山区农业大跃进 |
| 第四节 多种经营与社队企业 |
| 第五节 大造林:大跃进时期的水土保持工作 |
| 第六节 山区农村电气化的初步尝试 |
| 小结 |
| 第五章 "一手抓山,一手抓川":调整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一手抓山,一手抓川":山区建设方针的形成 |
| 第二节 一手抓川:修滩地 |
| 第三节 下楼出院:山区的半机械化工具改革 |
| 第四节 一手抓山: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战天斗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山区建设方针的确定 |
| 第二节 向山要地:综合治理英谈沟 |
| 第三节 向河要地:决战南河滩 |
| 第四节 建设高标准大寨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 第五节 一种、二养、三加工、四采掘:多种经营 |
| 小结 |
| 第七章 太行山道路的先行者: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改革开放新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转变 |
| 第二节 科技初进太行山 |
| 第三节 "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
| 第四节 办企业,跨小康 |
| 第五节 新世纪,再创业 |
| 第六节 集体化道路的坚守者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集体化时代邢西山区建设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
| 第二节 集体化时代邢西山区建设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集体化时代的邢西山区建设所留下的历史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差序的法律——林权制度的历史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什么是你的贡献" |
| 1.1 "山还是那座山":问题意识 |
| 1.2 "整体生存伦理":研究策略 |
| 1.3 "走进历史田野":调查区域 |
| 第二章 "有女莫嫁择塘村,舂碓磨麦请社公" |
| 2.1 "木本天地,人本祖宗":亲逊堂 |
| 2.2 "十户之室,不废诵读":桂枝书院 |
| 2.3 "话不说不明,家不分不发":婚姻家庭 |
| 2.4 "四水归明堂,财富不外流":建筑逻辑 |
| 2.5 "道迎四方往来客,堤避八面之吹劫":交通网络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开尽山尖地,饿煞世间人" |
| 3.1 "人欺地皮,地欺肚皮":家户经济 |
| 3.2 "死人跟活人抢山":坟山逻辑 |
| 3.3 "向空中发展,占天不占地":山地实践 |
| 3.4 "捧着银山要饭吃":生存伦理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依法治林,利国利民" |
| 4.1 "祖上传下来的山":同族共财 |
| 4.2 "耕者有其山":私产发育 |
| 4.3 "山林折价入社":合作实践 |
| 4.4 "队队大办林场":集体逻辑 |
| 4.5 "山坡上的大包干":林业三定 |
| 4.6 "催生山林独联体":林权改革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山就摆那里,谁也拿不走" |
| 5.1 "难以直接管理":圳山纠纷 |
| 5.2 "没有文字的界线":祈龙山官司 |
| 5.3 "一场村际飞山械斗":树杈山事件 |
| 5.4 "不能卖给外地人":宝宅山纠纷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
| 6.1 "制造证据智取水权":水碓官司 |
| 6.2 "光绪时代有产权":善圳诉讼 |
| 6.3 "不在他们地盘上":昌溪纠纷 |
| 6.4 "远水解不了近渴":水务工程 |
| 6.5 小结 |
| 第七 "城里锣鼓城里敲,乡下锣鼓乡下敲" |
| 7.1 "明晰产权,依法流转":社会工程 |
| 7.2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地方知识 |
| 7.3 "国有神仙法,民有鬼画符":法律内卷化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 附录 |
| 致谢 |
四、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方山县户包治理小流域调查与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D]. 吴凌志.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2]黄土高原淤地坝发展变迁研究[D]. 艾开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08)
- [3]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研究[D]. 武甲斐. 石河子大学, 2017(05)
- [4]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生态经济效益评价[D]. 戴俊生. 新疆农业大学, 2015(03)
- [5]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D]. 冯佺光. 西南大学, 2012(12)
- [6]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研究[D]. 梁严冰. 西北大学, 2011(05)
- [7]依依清河 ——明清以来三川河下游的水利与民生[D]. 李志强. 山西大学, 2011(07)
- [8]集体化时代吕梁山区水土保持工作初探 ——以山西省三川河流域为例[D]. 翟军. 山西大学, 2011(06)
- [9]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D]. 邓群刚. 南开大学, 2010(10)
- [10]差序的法律——林权制度的历史实践[D]. 王扬. 上海大学, 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