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年来国外针麻原理研究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杭燕南[1](2021)在《上海早年的麻醉学事业发展(上)》文中指出早在1844年2月初(清朝道光二十四年)上海开埠的同时, 英国传教士洛克哈脱(Lock Hart)正式创建了上海第一家西医医院——仁济医院, 至今已有176年历史。上海共有8所百年以上的医院, 随着西方医学传入上海, 为满足西医外科手术的需要, 麻醉也逐渐开展起来, 1849年上海仁济医院在氯仿(chloroform)麻醉下施行颈部肿瘤切除手术。当时缺乏麻醉专科医师, 从事麻醉的医务人员大多数是护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表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陆凤燕[3](2020)在《穴区不同组织结构针刺对得气针感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初探》文中指出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得气针感是得气的重要指标,得气针感主要包括受针者在针刺部位主观感觉到的酸、麻、重、胀、麻等针感和施针者手下“如鱼吞钩饵”的沉紧感。在临床上,两者有时同时出现,有时分离出现。可见,两者的发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关得气针感的机制研究一直是针刺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以往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一些相关研究。众所周知,结构决定功能。研究显示,穴位是一个立体构筑,不同穴位下的组织结构种类和数量不尽相同。穴区下主要包含有皮肤、肌肉、结缔组织、神经、血管等多种组织结构,迄今尚未发现穴位处有特殊组织结构存在。而穴区下的组织结构是针感产生的物质基础。多个研究显示部分针感的产生与穴区相应组织结构有关,但大多数结果都比较初步,有的结果之间还相互矛盾,至今尚不明确各针感产生的真正原因。另外,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受针者针感,少有研究关注施针者的针感,而涉及受针者针感和施针者针感关系的研究更是鲜见。近年来,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发展迅速,因其无创、无辐射、空间分辨率高等优点成为针刺机制研究的重要手段,主要应用于针刺得气机制、镇痛机制、穴位特异性、脑相关疾病的针刺治疗机制等研究方面。有关不同组织结构引起不同针感在脑区上的响应模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神经影像角度寻找肌肉组织参与针感形成的证据也需进一步探索。目的本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人体试验,通过针刺穴区不同组织结构(肌肉、皮肤等),同步记录受针者和施针者得气针感、受针者穴区肌电及fMRI脑功能的变化,主要探讨以下问题:1、得气针感在不同组织结构(肌肉、皮肤等)针刺下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何?2、初步探讨不同组织结构针刺对穴区肌电及fMRI脑功能变化的影响如何?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第二部分亦为人体试验,是在第一部分试验的基础上,同样针刺穴区不同组织结构(肌肉、皮肤等),实时录音记录受针者和施针者针感变化及受针者穴区肌电活动,从而进一步探讨穴区组织结构与得气针感的关系,包括受针者针感和施针者针感在何种情况下会同时出现,何种情况下会分离出现,两者出现的先后顺序如何,不同针感与肌电的关系如何等问题等。第三部分为动物实验,主要是基于前两部分人体试验研究结果,进一步探讨肌梭活动在针刺得气过程中的介导作用。方法第一部分研究针刺穴区不同组织结构对得气针感、穴区肌电及脑功能变化的初步探讨招募36名健康受试者,选取右侧足三里穴和右侧犊鼻穴,所有受试者每隔7d分别接受4种不同的针刺方法: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无皮肤麻醉下犊鼻穴针刺。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组中,针灸针与皮肤呈15°进针约5 mm;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在受试者足三里穴区表面涂抹复方利多卡因乳膏,于涂抹1h后进针,针灸针与皮肤呈90°进针约3 cm;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穴区不给予利多卡因乳膏,直接针刺,操作同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无皮肤麻醉下犊鼻穴针刺:针灸针与皮肤呈90°进针约1 cm。采用block(组块)设计法共捻转行针3次,每次持续30 s,每次之间均间隔2 min。记录受试者针刺前、行针时、拔针后的穴区表面肌电图,扫描受试者行针期间头颅fMRI,并于针刺结束后由受针者填写得气针感量表,该表包含酸感、深压感、沉重感、胀感、刺感、麻感、锐痛感、钝痛感、热感、凉感、跳动感等针感,每种针感需进行评分:0分为无感觉,1~3分为轻度、4~6分为中度,7~9分为重度,10分为不可忍受,施针者需记录行针过程中手下是否有沉紧感,并按以上标准评分。采用SPSS23.0软件分析不同得气针感的出现率和强度;LabChart 8.0软件计算积分肌电(Integrated Electromyogram,IEMG)值,以SPSS 23.0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不同针刺组间行针前后IEMG值的变化;统计参数图软件包(SPM)处理分析fMRI数据,分析行针时脑区激活与负激活情况。第二部分研究施针者和受针者得气针感关系的探讨及肌肉组织在得气针感中的作用招募20名健康受试者,分组情况、穴位选择、进针及行针方法同实验一,进针后直接行针,持续2min。以录音的方式实时记录行针过程中受针者和施针者的得气针感种类和强度的变化,针感评价方法同试验一,并记录行针过程中受针者穴区肌电,后期将针感数据标注于肌电数据上。以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受针者和施针者得气针感在针感强度和出现时间上的关系,不同针感出现时的IEMG值比较。第三部分研究肌肉不同部位针刺对施针者针感的影响及肌梭可能的介导作用选用SPF级健康雄性Sprague-Dawley(SD)大鼠10只。手术暴露大鼠右侧胫骨前肌,并剪断远侧肌腱,连于张力换能器。所有大鼠均接受胫骨前肌三个不同部位针刺:肌腹部、肌腱部、肌腹与肌腱交界部针刺。肌腹部选择大鼠后三里穴区域,肌腱部选择胫骨前肌远侧端,肌腹与肌腱交界部选择胫骨前肌远侧肌腱与肌肉交界处。进针后采用捻转法持续行针1 min,并留针1 min,最后拔针。同步记录脊髓背根处胫骨前肌肌梭单纤维放电、穴区肌电、胫骨前肌肌张力,并于针刺结束后记录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的强度。以SPSS 23.0软件分析不同部位针刺在针刺前、行针时、留针时及拔针后的胫骨前肌肌梭传入放电频率、IEMG值和肌张力的变化以及不同部位针刺下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的比较。结果1不同组织结构针刺对受针者和施针者得气针感的影响1.1不同组织结构针刺对受针者和施针者得气针感出现率的影响在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组中,受针者锐痛感、刺感、胀感出现较频繁。在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受针者胀感、钝痛感、酸感和施针者手下沉紧感出现较频繁。在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受针者胀感、刺感、锐痛感、钝痛感和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等出现较频繁。在无皮肤麻醉下犊鼻穴针刺组中,受针者胀感、刺感、锐痛感等出现率较高。组间比较显示: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和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的出现率均显着高于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组和无皮肤麻醉下犊鼻穴针刺组(P<0.05)。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和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受针者的钝痛感出现率显着高于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组(P<0.05),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受针者的钝痛感显着高于无皮肤麻醉下犊鼻穴针刺组(P<0.05)。1.2不同组织结构针刺对受针者和施针者得气针感强度的影响在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中,受针者锐痛感、刺感等强度较强。在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受针者胀感、钝痛感、酸感和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等强度较强。在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受针者胀感、钝痛感、酸感和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等强度较强。在无皮肤麻醉下犊鼻穴针刺组中,受针者胀感、钝痛感、锐痛感等较明显。组间比较显示:皮肤麻醉下和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受针者的胀感、钝痛感、酸感、MASS指标及施针者手下沉紧感均强于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组和无皮肤麻醉下犊鼻穴针刺组。其中,皮肤麻醉下和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受针者胀感的强度显着高于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组(P<0.05);皮肤麻醉下和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的强度显着高于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组和无皮肤麻醉下犊鼻穴针刺组(P<0.05);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受针者钝痛感的强度显着高于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组(P<0.05)。另外,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组的锐痛感均显着高于另外三组(P<0.05)。2不同组织结构针刺对穴区积分肌电值的影响组内比较显示:皮肤麻醉下和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行针期间的IEMG值均显着高于进针前(P<0.05),拔针后IEMG值又恢复至基线水平(P>0.05);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组和无皮肤麻醉下犊鼻穴针刺组行针期间和拔针后的IEMG值与针刺前相比均无明显差异(P>0.05)。组间比较显示,皮肤麻醉下和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行针期间的IEMG值均显着高于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组和无皮肤麻醉下犊鼻穴针刺组(P<0.05)。3不同组织结构针刺对脑区激活与负激活的影响在足三里穴皮肤层行针期间,激活脑区较为零星,主要位于双侧额中回、丘脑,左侧颞下回、顶下回、角回,右侧岛盖部额下回、缘上回;负激活脑区零星分布于左侧中央前/后回。在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行针期间,脑区激活和负激活均较明显,激活脑区主要位于双侧三角部额下回、岛盖部额下回,左侧颞上回,右侧顶下回;负激活脑区主要位于双侧中央前回,左侧中央后回、枕中回、枕下回,右侧顶上回、海马旁回、楔叶。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行针引起的激活脑区更为广泛和明显,主要位于左侧额中回、三角部额下回、颞中回、脑岛、丘脑、补充运动区及小脑等,右侧岛盖部额下回、顶下回、扣带回;负激活脑区较少,主要位于双侧中央前/后回。无皮肤麻醉下犊鼻穴行针期间,激活脑区主要包括双侧额中回、岛盖部额下回、缘上回,右侧丘脑等;负激活脑区较少,零星分布于左侧中央前/后回和右侧海马旁回。四组受针者在行针期间的差异脑区主要位于双侧丘脑、左侧额中回、左侧枕下叶、右侧眶部额中回、右侧距状回、右侧尾状核、小脑蚓部。4受针者和施针者得气针感的相互关系4.1基于强度的受针者和施针者得气针感的相关性在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施针者手下沉紧感与受针者胀感呈现弱正相关关系(P<0.05,r=0.2572),在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施针者手下沉紧感与受针者胀感呈现中等程度正相关关系(P<0.05,r=0.4035)。未发现施针者手下沉紧感与受针者其他针感或其他组内施针者手下沉紧感与受针者针感存在相关性关系(P>0.05)。4.2受针者和施针者得气针感在出现时间上的关系在皮肤麻醉和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的出现率均达100%。受针者针感先于施针者手下沉紧感出现的比例在皮肤麻醉下和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均达到83.33%。在两组先于施针者手下沉紧感出现的受针者针感中,胀感占所有受针者的比例均为最高,分别是72.22%(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和77.78%(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并且,两组受针者的胀感与施针者手下沉紧感出现的时间间隔均为最短,分别是5.62±1.39 s,5.5±1.03 s。5不同得气针感与积分肌电值的关系在皮肤麻醉和无皮肤麻醉下足三里穴针刺组中,当出现受针者胀感、跳动感、钝痛感及施针者手下沉紧感时,积分肌电值高于针刺前2~3倍,且高于其他针感。在足三里穴皮肤层针刺组中和无皮肤麻醉下犊鼻穴针刺组中,当受针者出现各针感或施针者手下出现沉紧感时,积分肌电值与针刺前相比无明显变化。6不同部位针刺对肌梭传入放电、积分肌电值、肌张力及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的影响肌腹部针刺结果显示:在针刺前肌梭放电规律平稳,穴区无肌电发放,肌张力稳定。行针期间,肌梭放电随手法操作出现快慢交替现象,并伴有明显肌电发放和肌张力升高,与针刺前相比,肌电积分值和肌张力的升高有统计学差异(P<0.05),肌梭放电个数略有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留针及拔针后,肌梭放电恢复规律平稳的状态,肌电无明显发放,肌张力回落,与针刺前比较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肌腱部针刺和肌腹与肌腱交界部针刺结果均显示:在针刺前肌梭放电规律平稳,穴区无肌电发放,肌张力稳定。行针、留针及拔针后,肌梭放电、肌电和肌张力与针刺前相比均无明显差异(P>0.05)。肌腹部针刺组中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的出现率和强度均显着高于肌腱部针刺组和肌腹与肌腱交界部针刺组(P<0.01)。结论1.穴区皮肤层为主的针刺引起的针感以锐痛感、刺感为主。穴区深层(肌肉为主)针刺,针感以胀感、钝痛、酸感及施针者手下沉紧感为主。2.在肌肉丰厚处的足三里穴针刺时,受针者胀感与施针者手下沉紧感常相伴而生,通常先出现受针者胀感,再出现施针者手下沉紧感。受针者胀感和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的产生可能与穴区下肌肉组织关系密切。3.穴区皮肤组织为主和肌肉组织为主的针刺均可引起脑区激活与负激活,皮肤组织为主与肌肉组织为主针刺的差异脑区主要体现在感觉运动脑区,可能与肌肉组织为主的针刺下可产生更强的针感及诱发的肌电活动有关。4·穴区肌肉组织为主的针刺产生主要得气针感时往往伴随脑区更广泛的负激活,刺感、锐痛等不适针感可能会对抗这种负激活。5.肌腹部针刺可能更容易引起施针者手下沉紧感。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的产生可能是由于针刺使肌肉丰厚处的穴区局部肌肉内的肌梭受压力牵拉等作用而产生形变,引发牵张反射而使穴区局部肌紧张所致,其进一步的科学原理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深入探讨。
陈佳懿[4](2019)在《龙虎交战针法在结肠镜应用中的镇痛效应观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将传统中医针灸技术应用于电子结肠镜检查中,评估其是否能减轻受检者肠镜时不良感受,缓解镜检过程中的痛苦与不适,为肠镜医师和受检者提供安全有效的镇痛措施;在针刺镇痛结肠镜中加用龙虎交战复合针法,观察其是否能增强针刺镇痛效果。方法:将90例结肠镜检查患者随机分为单纯针刺组、复合手法组和对照组各30例。单纯针刺组在镜检前30分钟针刺双侧阳陵泉、梁丘、足三里、三阴交、承山,针刺得气后留针20分钟。镜检时针刺一侧手三里、合谷穴,使用电针刺激持续至镜检结束;复合手法组镜检同样予20分钟针刺治疗,镜检时电针持续刺激一侧手三里、合谷穴,另一侧采用龙虎交战针法对合谷穴进行连续刺激;对照组肠镜前和镜检过程中不予针刺或其它镇痛措施。记录患者性别、年龄的一般信息及既往史,包括手术史、针灸史和胃肠镜史。监测患者肠镜前后心率变化,分别观察三组受检者结肠镜插镜经过直乙交界、乙状结肠、脾区、横结肠、肝区、升结肠时的疼痛级别;记录插镜至回盲部镜检时间、术后不良反应以及检查后患者满意度。结果:共完成病例88例,复合手法组中1名患者因心率过快,为安全起见,改用其它麻醉方式,退出试验组;对照组中1名受检者在直乙交界段即出现难以忍受的疼痛并要求退出试验组。所有数据经第三方统计学处理,单纯针刺组与复合手法组相较于对照组FPS评分及VRS评分有显着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单纯针刺组与复合手法组肠镜前后心率变化有统计学差异(P<0.01);与对照组相比,单纯针刺组与复合手法组进镜时间及术后满意度评价有统计意义(P<0.05)。单纯针刺组与复合手法组比较均无明显差异。结论:针刺镇痛应用于电子结肠镜可明显减轻患者在检查过程中的疼痛,提高患者心率稳定性,缩短肠镜检查时间,提高检查满意度。
余泱川[5](2012)在《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根据《当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当代”一词作为一个史学概念,“一般指建国后到现在这一时期”。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是当代中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医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被质疑、被限制的处境,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与西医并行的医学体系的地位,重新获得官方与民间的承认,中医的学术研究与临床医疗都在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纳入正轨,并取得长足的发展,同时该时期也是国家对于中医政策、中医学术研究方向的探索期,从提倡“中医科学化”、“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学政策的制定与修正频现;从以“科学化”革新中医药学术经验,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再到强调实践的中医学术研究,30年间中医学术研究的方向、模式及重点亦不断发生变化。唐太宗说:“以史为鉴”,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医学术的发展情况,可为重要的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成果存史,观察学术研究特征的嬗变,更重要的是可以对今天中医学术研究的现状知所从来,探究那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成果从萌发、积累到走向成熟的具体过程,为今后中医学术的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曾说:“医学研究不能脱离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个人体质等因素,而中医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原则,正好重视了这些内容”。地域医学虽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因对于医学史及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迅速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方向。广东具有悠久的中医学术、医疗传统,同时作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明,最早受到现代化思潮冲击的地区,广东既是西医在华发展的中心地带,又是最早萌发中医革新思潮和中医现代化教育的地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中医学术革新,理论大讨论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广东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以及地域经济、文化明清以来的勃兴,促使岭南地域医学随着建国后对中医学术研究的深入而结出硕果。本论文通过对广东建国后的中医学者群体,学术发展特征,政策、文化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冀望可以发现1949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的特征及形成这些特征的因素。学术界对香港中医发展情况从前关注不多,但随着陈存仁、谢永光等一批在港名医的着述出版,该地中医史的研究价值逐渐凸显。香港毗邻广东,新中国成立以前,两地医学交流频繁,当时几乎所有香港的名医都是祖籍广东的客籍人士,香港的中医医疗、教育、学术研究莫不赖历年迁港的内地名医推动,而大陆解放前一批“海派名医”迁港的历史意义尤为重大,他们在香港着书、兴学、行医,使香港变为大陆之外的第二个中医学术中心。该时期香港有代表性的医家、医着、中医学校、学术活动少有系统的记述,本研究力图对1840年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香港代表医家的生平事迹、着作;着名的医学院校,重要的学术活动进行研究,力图勾勒出百余年来香港中医发展的概貌,另外特别对“迁港中医”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对香港中医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包括文献的查找,资料的收集、鉴别、整理、汇编等。文献研究法是基础工作开展时使用的主要方法,包括资料调研收集,资料归类汇编。本研究所涉及的文献有三大来源:一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藏书,收集内容包括了1949年至1979年间的中医学术期刊、专着、会议文献、研究成果汇编、政策公文汇编等等;二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收集内容主要是历年来政府发布的卫生政策法规原文,关于中医医疗、学术的统计数据,以及少量出版地在香港的学术文献;第三个来源是香港中医师陈永光先生所提供的大量的香港医家专着、中医教材、学术团体资料汇编等等。本研究按照医史文献学科研究方法与标准,其具体研究步骤为:①首先利用基础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内部书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馆藏书目查找所需文献。②然后按图索骥,以借阅、拍照、复印、扫描等方式获取文献,并将重点文献转换成10万字的数字形式以便利用。③最后将已获文献进行汇编,建立本研究专用的书目、文献目录,并以时间顺序、学科分类、医家姓名建立三种索引,配合已转换为数字格式的重点文献,形成一套可以按照文献内部、外部特征进行检索调阅的文献资料。本研究对于文献研究的标准是:引用文献全部为一次文献,文献版本尽可能获取首版,重要观点用文献原文体现。2、理论评述法:是采用归类分析、归纳演绎、传统阐释、相关对比等方法,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中华医史杂志》《中医文献杂志》的相关研究方法为行业标杆,按照其行文规范的要求,概述和详述医家生平、重大政策、学术事件;凝练学者学术观点;总结单一或群体医家的学术倾向;将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进行对比;探索某一因素对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学术研究的观点、成果的影响。具体到论文内容中,对于某一时期学术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某一机构或某一医家的学术活动多采用记述法;对某一医家的着作内容、学术思想则采用传统阐释和归纳演绎的结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学术发展的特征研究采取的是归纳演绎与相关对比的结合。研究成果本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49年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史研究,该部分以时间为序又分为三章。第一章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间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阶段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包括:“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全国及广东省的各项卫生统计数据等等;分析“中医科学化”政策在广东实践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及其成因。第二节介绍广东实践“中医科学化”的学者群体并分析其特征;记述广东当时的主要学术期刊及其学术倾向和刊登之有代表性的学术论着。第三节首先研究广东中医界在“中医科学化”中对如何看待传统理论以及学术革新途径、方法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归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持不同观点者的争鸣情况;其后概述当时广东中医界两份系统化阐述“中医科学化”原则、步骤、标准的学术整理方案并提炼其中的要点。第四节总结广东中医界实践“中医科学化”过程中在医学文献整理、中医理论研究、针灸、脉诊学、中药提炼等方面的各项成果。第五章分析该时期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即:①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参与积极、务实;②参与者的学术素养保证了学术探讨的理性与深入;③承认中西差异,立足中医本位的“科学化”;④对于中医学术研究方向、模式的探讨意义深远。第二章对1954至1965年间的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时期广东两份重要的学术期刊,《广东中医》和《广东医学(祖国医学版)》的概况及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介绍当时主要的中医研究机构——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的概况及其对学术发展产生的影响。第二节论述1956、1957年间几篇探讨中医学术研究态度和具体观点的争鸣文章,分析这些论争产生的背景和其对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的意义。第三节至第六节论述该时期广东中医研究在医学文献整理、地域医学研究、基础理论探讨、临床医学研究诸领域的研究活动及学术成果。第七节总结1954至1965年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第三章对1966至1979年间的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时期广东医学界对于中医脾胃学说在文献收集整理、临床研究、实验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更深层次的研究成果。第二节论述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具体内容为在中西结合治疗急腹症、外伤骨折正骨手法研究、针刺麻醉研究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第三节论述该时期广东医学界对于青蒿素、破伤风抗毒素、毛冬青等中药特效药的研究。第四节介绍侯灿、梁直英等人将现代医学、科学上的新方法、新理论引入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第五节总结1966至1979年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第二部分是关于近代以来香港中医学史的研究。分为两节,第一节的研究内容是香港中医在医疗、教育、社团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概况。详细的记录了:①香港中医行医方式的演变及东华三院等医疗机构的发展历程;②香港中医在规模、办学方式上的发展以及着名中医学校的概况;③香港知名中医社团成立、合并、发展的状况及其对香港中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第二节的研究内容是“侨港中医”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及其对香港中医医疗、学术、教育的影响。首先论述侨港中医的内涵并介绍历次中医侨港热潮及其历史成因;然后选取十余位祖籍广东及其他地区的侨港名医,重点论述其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和重要着作;最后从整体上论述“侨港名医”对于香港中医事业的影响和贡献。研究结论以中医基本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学术研究模式、重点及方向的转变,学者主体的转变,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的影响为依据,作者认为1949年至1979年的广东中医学术史应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至1953年,该阶段国家关于中医学术的政策是“中医科学化”,主要学术活动是民间自发进行的关于中医学术革新意义、途径、目的的学术讨论以及在文献研究和剂型改进方面的初步实践。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54至1965年,国家及时对中医政策进行调整,鼓励对传统医学进行继承与发扬,推动中医高等教育和师带徒教育,广东的中医研究在文献整理、理论探讨、地域医学、传染病防治等诸方面均获得丰硕成果。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是1966年至1979年,该阶段由于国家对中医研究重点的调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开始以中西医结合研究为主,强调临床实践,以重大疑难疾病的治疗为主要方向,在急腹症治疗、针灸麻醉、骨伤复位、特效药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上获得巨大成绩的阶段。广东作为全国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医学文化积淀使该地区在建国后的中医学术发展带有一些鲜明的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是:①以临床实践为学术研究的导向和根本动力;②以国家政策支持为学术发展的推动力量;③以知名学者和民间支持作为学术研究的支撑力量;④坚持中医本位,注重前人学术经验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特征决定了1949至1979年间广东中医学术的基本形态,同时也是未来中医学术研究事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崔嵩生[6](2010)在《耳穴贴压在围手术期辅助镇痛和机体调整作用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1、观察耳穴贴压用于围手术期辅助镇痛的效果。2、观察耳穴贴压在围手术期对机体的调整作用。3、探讨耳穴贴压相关的作用机制。4、基于研究结论,总结出一套简便、行之有效的耳穴贴压用于围手术期的方法。方法:1、分组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人92例,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法分为三组:①耳穴贴压组(耳穴组),31例;②安慰对照组(对照组),31例;③空白对照组(空白组),30例。2、实验步骤:(1)各组操作方法:全部病例均需进行耳廓视诊,并记录阳性反应的类型、部位。①耳穴组:术前一日利用耳穴探测器,选取双侧神门、皮质下、内分泌、耳中、肺、脾和子宫、盆腔等耳穴,常规消毒后敷压磁贴。以拇指、食指对压耳穴,以局部发红、发热,病人可耐受为限。术中操作者每隔30分钟按压1次,每次以60-90次/分的频率按压耳穴,每穴30秒,用力均匀。叮嘱患者或其家属手术前后自行按压耳穴,按压3-5次后,则不痛不压,痛时再压,3天后去除耳穴贴。②对照组:在所选耳穴区敷贴同样外观、数量的无磁珠胶布,不予任何刺激。③空白组:不予任何干预措施。(2)所有患者麻醉前30分钟肌肉注射阿托品0.5毫克和苯巴比妥钠100毫克,术中静脉输注5%乳酸钠林格注射液或羟乙基淀粉130/0.4氯化钠注射液(万汶),输液速度统一为8ml·kg-1·h-1,并根据失血量按晶体:胶体为2:1补充液体。(3)所有患者进入手术室后,连接多功能监测仪(Marquette EA-GLE 3000)常规监测,开放外周静脉。右侧卧位下行两点法腰-硬联合麻醉穿刺,麻醉平面控制在T6以下。以术中保持病人安静、无痛和手术能顺利进行为前提。记录术中麻醉药的用量。(4)术中保持患者意识清醒,并常规鼻导管吸氧,必要时面罩辅助给氧。(5)术毕时利用耳穴探测器,在耳穴组患者的耳穴区内探查大、小肠及胃、脑点并加敷磁贴。3、观察指标:(1)分别于手术前一天、术后第三天时采用SAS自评量表记录患者神志情绪评分,以评价耳穴贴压对机体神志情绪状况的调整作用。(2)记录麻醉前、麻醉诱导时、手术开始切皮时、分离肿物时、术毕时、术后第一天各个时期的心率(HR)、血压(BP)、脉搏氧饱和度(SPO2)、呼吸频率(RR)、Ramesay评分,以评价耳穴贴压对机体功能的调整作用。(3)观察并记录各种不良反应,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以评价耳穴贴压对机体的调整作用。(4)记录患者术后排气及排便时间,以评价耳穴贴压对机体胃肠功能恢复的调整作用。(5)分别于贴压耳穴前、术后第三天抽取外周静脉血,检测外周血白细胞构成比、生化等相关指标,以探明耳穴贴压对于氧化应激反应的相关作用机制。(6)分别于术前准备期、术毕时抽取外周静脉血,应用酶联免疫法检测外周静脉血β-内啡肽和C-反应蛋白等相关指标,以探明耳穴贴压镇痛抗炎的相关作用机制。结果:1、三组病人按照年龄、体质指数、ASA分级、疾病构成、孕产史构成、手术方式构成、中医证型等方面进行对比,其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2、三组病例耳穴阳性反应的比较:三组的阳性率依次为93.5%、96.8%、93.3%,总阳性率达到94.6%,其中子宫和盆腔穴处血管充盈的阳性反应类型占较大的比例。说明耳穴阳性反应具有一定的辅助诊断意义。3、三组病例术前SAS评分的组间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耳穴组的SAS评分分别与对照组、空白组的分数相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与空白组的SAS评分相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4、三组病例各时间点的心率、脉搏氧饱和度、呼吸频率、Ramesay评分自身及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各组的心率、脉搏氧饱和度、呼吸频率、Ramesay评分在各时间点虽有变化,但无显着的影响。而在术始切皮时、分离肿物时、术毕时各时间点的三组血压的组内比较,以及耳穴组与对照组、空白组的组间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耳穴刺激对患者术中的血压有良好的稳定、调整作用。5、术前各组症状程度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空白组在手术前后比较在腹胀痛、神疲乏力、纳呆、恶心呕吐、失眠、皮肤瘙痒等症状方面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后耳穴组在腹胀痛、神疲乏力、纳呆、恶心呕吐、失眠方面,分别与对照组、空白组比较,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耳穴刺激可降低患者使用麻醉药物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6、耳穴组的排气、排便时间分别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较,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与空白组相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7、三组病例的手术时间组间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但耳穴组的硬膜外用药量、加用芬氟合剂的例数分别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较,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与空白组相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8、三组病例术前血分析组间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耳穴组的单核粒细胞总数分别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与空白组的单核粒细胞总数相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9、三组病例术前血清β-内啡肽的组间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病例术后血清β-内啡肽的组间比较、C-反应蛋白的组间及手术前后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耳穴刺激可使血清β-内啡肽水平升高而起到镇痛的作用。结论:本研究表明,耳穴磁疗在妇科开腹手术的围手术期中对机体功能的调整作用是肯定的。手术前期通过耳穴刺激可以缓解患者的紧张、恐惧等负面情绪,调整体内失调、紊乱的代谢过程或功能状态,使机体朝着正常生理状态方向发展转化,并降低术后腹胀痛、神疲乏力、纳呆、恶心呕吐、失眠等麻醉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手术中期可以即时调整、稳定患者的血压,不同程度地减轻病人手术中因内脏牵拉引起的胃部不适、恶心等症状,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手术后期患者的排气、排便时间明显缩短,说明耳穴贴压可改善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情况。但其具体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探讨。在麻醉方面,手术中期耳穴组的硬膜外用药量比对照组、空白组的药量少15%-20%,需加用芬氟合剂的例数也较对照组、空白组少,仅占16.1%。目前针药复合麻醉主要还在于辅助镇痛,减少麻醉药用量,减少术后不良反应、并发症的发生。此外,本研究还观察到耳穴刺激可使血清β-内啡肽水平在术前升高;抑制单核粒细胞总数的增加,从而稳定了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
刘堂义,杨华元,褚立希,蒯乐,高明[7](2007)在《针刺麻醉的现状及分析》文中提出针刺麻醉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中医工作者的首创,是现代医学中重要的成就之一,在20世纪60、70年代得以大力发展和广泛应用。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近20年来,针刺麻醉的临床应用和研究进展甚微。本文简单回顾针刺麻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分析针刺麻醉优势、作用机制,以及针刺麻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针刺麻醉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建议。
孔少明[8](1996)在《针刺麻醉文献的手工检索及探讨》文中认为 针刺麻醉是建国后中西医结合取得的一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由于针麻研究涉及的学科较多,因而文献较为广泛;加之近20年来国内外针麻研究发展迅速,至使针麻研究的知识、技术及文献代谢、更新加剧,给针麻文献的搜集和利用带来了困难。计算机检索为针麻文献的获取提供了快捷、方便的条件,但由于受收录文献类型与时间的限制,检索结果难以全面。为了使研究者迅速全面地搜集到针麻研究的最新信息,及时把握研究的动向和水平,熟练掌握针麻文献手工检索的知识是必要的。手检不仅是机检的基础,而且
李永光,张文娟[9](1992)在《1979~1988年中国针灸研究概述》文中研究说明对针灸、针麻的临床疗效与作用原理、经络实质及研究方法,按年分类作了概述,大致反映了九年中针灸研究的成果,粗略显示了其发展轨迹。
曹小定[10](1988)在《针麻原理研究之路回顾》文中认为 针刺麻醉的成功以及针麻原理研究中取得的成绩,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重要科技成果。这项成果的取得,是全国科学(包括医学)工作者通力协作、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从1964年起从事针麻原理研究工作,至今已有20多年了。作为这项科研工作中的一员老战士,我愿将自己的一些经历写出来,如能为青年同志了解针麻原理研究的历史提供一些资料,并能得到其他老同志的指教,则将是十分荣幸的事。
二、一年来国外针麻原理研究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年来国外针麻原理研究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穴区不同组织结构针刺对得气针感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词表 |
综述一 穴区组织结构研究概况 |
1 穴位的深度 |
2 穴位的结构 |
2.1 穴位处神经分布 |
2.2 穴位处血管分布 |
2.3 穴位处淋巴分布 |
2.4 穴位处结缔组织分布 |
2.5 穴位处肌肉、肌腱分布 |
2.6 穴位处肥大细胞分布 |
2.7 穴位处感受器分布 |
3 穴位是一个“立体构筑” |
参考文献 |
综述二 针刺得气的定性与定量研究 |
1 得气的概念 |
1.1 受针者主观针感 |
1.2 施针者手下感 |
2 得气的重要性 |
3 得气的定量研究 |
3.1 得气的主观量化 |
3.2 得气的客观量化 |
4 得气针感的机制研究 |
4.1 得气针感与皮肤组织的关系 |
4.2 得气针感与结缔组织的关系 |
4.3 得气针感与肌肉组织的关系 |
4.4 得气针感与神经的关系 |
4.5 得气针感与血管的关系 |
5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前言 |
第一部分 研究针刺穴区不同组织结构对得气针感、穴区肌电及脑功能变化的初步探讨 |
1 临床资料 |
2 研究方法 |
3 数据分析与统计 |
4 研究结果 |
4.1 一般资料及情绪指标 |
4.2 针感出现率比较 |
4.3 针感强度比较 |
4.4 IEMG值比较 |
4.5 各组受针者在行针期间的fMRI脑功能反应 |
4.6 四组受针者在行针期间I脑功能反应的比较 |
5 讨论 |
5.1 不同组织结构针刺对得气针感及穴区肌电的影响 |
5.2 fMRI脑功能成像技术的原理 |
5.3 皮肤和肌肉组织针刺均可引起脑区激活/负激活 |
5.4 以肌肉组织为主的针刺刺激可能产生广泛负激活 |
6 小结 |
第二部分 研究施针者和受针者得气针感关系的探讨及肌肉组织在得气针感中的作用 |
1 临床资料 |
2 研究方法 |
3 数据分析与统计 |
4 研究结果 |
4.1 针感出现率比较 |
4.2 针感强度比较 |
4.3 施针者沉紧感与受针者针感的相关性分析 |
4.4 施针者沉紧感与受针者针感出现时间的比较 |
4.5 各组中不同针感出现时的肌电积分值比较 |
5 讨论 |
5.1 主要得气针感的产生与肌肉组织关系密切 |
5.2 受针者胀感和施针者手下沉紧感及穴区肌电之间的关系 |
6 小结 |
第三部分 研究肌肉不同部位针刺对施针者针感的影响及肌梭可能的介导作用 |
1 实验材料 |
2 实验方法 |
3 数据分析与统计 |
4 研究结果 |
4.1 脊髓背根肌梭传入放电的鉴别 |
4.2 肌腹部针刺对肌梭放电频率、肌电、肌张力的影响 |
4.3 肌腱部针刺对肌梭放电频率、肌电、肌张力的影响 |
4.4 肌腹与肌腱交界部针刺对肌梭放电频率、肌电、肌张力的影响 |
4.5 肌肉不同部位针刺下施针者手下沉紧感的比较 |
4.6 肌腹部不同针刺手法对肌梭放电的影响 |
5 讨论 |
5.1 肌梭感受器的分布、结构及功能 |
5.2 肌腹部针刺更容易引起手下沉紧感及其原因分析 |
6 小结 |
全文结论 |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表 |
个人简历 |
附件 |
(4)龙虎交战针法在结肠镜应用中的镇痛效应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部分 临床研究 |
1.临床资料 |
2.病例选择 |
2.1 纳入标准 |
2.2 排除标准 |
2.3 终止及剔除标准 |
3.研究方法 |
3.1 样本量计算 |
3.2 随机与分组 |
3.3 研究方法 |
3.4 观察指标 |
3.5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
3.6 临床疗效评价者 |
3.7 安全性评价 |
3.8 统计学方法 |
3.9 技术路线图 |
第二部分 研究结果 |
1.一般资料 |
2.研究结果 |
2.1 受试者结肠镜完成情况 |
2.2 三组受试者FPS评分情况 |
2.3 三组受试者VRS评分情况 |
2.4 肠镜前后心率变化情况 |
2.5 肠镜镜头到达回盲部时间 |
2.6 三组受试者满意度评价 |
第三部分 理论研究 |
1.针刺镇痛相关研究 |
1.1 针刺治痛在《内经》中的理论基础 |
1.2 针刺镇痛的临床研究 |
1.3 中西方医学对针刺镇痛原理的研究 |
1.4 针刺麻醉的近现代临床研究 |
2.结肠镜相关研究 |
2.1 肠镜检查的临床意义 |
2.2 无痛肠镜检查与针刺镇痛肠镜 |
3.针刺镇痛在结肠镜检查中的应用 |
3.1 针麻镇痛的穴位选择 |
3.2 龙虎交战手法的相关研究 |
3.3 临床评价指标的选择 |
第四部分 分析讨论 |
1.本次试验的选穴原则 |
2.试验相关情况分析 |
2.1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 |
2.2 三组结肠镜完成度及终止情况分析 |
2.3 结肠镜检查各项指标分析 |
3.总结 |
4.问题、思考及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5)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引言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 |
五、研究意义与预期成果 |
参考文献 |
第一章 “中医科学化”政策下的学术探讨与实践(1949至1953年) |
第一节 建国后“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历史、政策背景 |
一、“中医科学化”政策的提出 |
二、“中医科学化”对于广东中医界的特殊意义 |
第二节 广东“中医科学化”的主要群体和学术阵地 |
一、以民国时期各中医学校教师及毕业生为主的进步中医 |
二、具有中医学术素养的开明西医、药师 |
三、“中医科学化”的学术阵地——《广东中医药》与《星群医药月刊》 |
第三节 围绕“中医科学化”中基本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
一、关于中医药传统理论价值的探讨 |
二、梁尚博关于“中医科学化”研究方向的设想 |
三、谭次仲的“中医科学化”方案 |
第四节 广东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学术实践 |
一、医史文献研究 |
二、中医理论研究 |
三、脉学研究 |
四、针灸机理及治疗学的研究 |
五、星群药厂与中药炼剂研究 |
第五节 广东“中医科学化”学术革新运动的特征 |
一、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参与积极、务实 |
二、参与者的学术素养保证了学术探讨的理性与深入 |
三、承认中西差异,立足中医本位的“科学化” |
四、对于中医学术研究方向、模式的探讨意义深远 |
参考文献 |
第二章 政策引导下的中医学术勃兴(1954至1965年) |
第一节 重要的中医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机构 |
一、《广东中医》与《广东医学·祖国医学版》 |
二、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广东中医药研究所)与广东省中医药学会 |
第二节 以学术讨论端正对继承发展中医学术的态度 |
一、梁乃津对余云岫及其学术观点的批判 |
二、对《新针灸学》的评论及相关争论 |
三、对龙世雄“关于中医中药的研究问题”一文的评论 |
第三节 医史文献研究 |
一、萧熙的医史文献研究 |
二、赵思兢关于中药功效及炮制法的文献溯源 |
三、张创献关于经络实质与“九针”源流的考证 |
第四节 地域医学研究 |
一、岭南医家、医籍、医学文化研究 |
二、广东医家医案、医话研究及医疗经验提炼总结 |
三、岭南生草药及验方研究 |
第五节 关于中医理论核心、诊疗手段的探讨 |
一、关于中医理论核心的大讨论 |
二、关于脉学的大讨论 |
三、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的提出 |
第六节 中医临床医学研究 |
一、中医脾胃学说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
二、中医防治重大传染病的研究 |
三、妇科疾病防治 |
四、儿科疾病的中医治疗学研究 |
五、针灸手法、模型及经络学说研究 |
六、五官科疾病的中医治疗 |
第七节 1954至1965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特征 |
一、注重文献研究对中医学术研究的先导作用 |
二、岭南医学研究方兴未艾 |
三、注重名医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
四、空前活跃的学术气氛 |
五、中医防治传染病研究成果丰硕 |
六、国家政策推动学术勃兴 |
参考文献 |
第三章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繁荣(1966至1979年) |
第一节 脾胃学说研究的深入 |
一、文献收集整理方面 |
二、临床研究方面 |
三、实验研究方面 |
第二节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重大成果 |
一、中西结合治疗急腹症 |
二、外伤骨折正骨手法研究 |
三、针刺麻醉研究 |
第三节 中药特效药及岭南生草药研究 |
一、青蒿素防治疟疾研究 |
二、破伤风抗毒素的研究 |
三、毛冬青防治脉管炎研究 |
四、岭南生草药研究 |
第四节 中西医理论结合研究 |
一、侯灿关于“八纲”现代医学意义的研究 |
二、关于中医基础理论中控制论原理的探讨 |
三、梁直英从控制论角度对《伤寒论》的再认识 |
第五节 1966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特征 |
一、中西医结合研究成为学术活动的主流 |
二、临床应用研究成果丰硕,理论、文献研究相对匮乏 |
三、注重现代科学前沿理论与中医学术研究的结合 |
参考文献 |
第四章 香港地区中医发展史略 |
第一节 香港中医发展概况 |
一、港英政府对中医的歧视和限制 |
二、香港中医医疗机构发展概况 |
三、香港中医教育发展概况 |
四、香港中医团体发展概况 |
第二节 侨港名医与香港中医药学术的发展 |
一、侨港中医群体 |
二、“侨港名医”对香港中医事业的贡献 |
三、“二战”后着名侨港医家及其在港学术成就 |
参考文献 |
结论 |
图录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6)耳穴贴压在围手术期辅助镇痛和机体调整作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部分 针刺麻醉研究概述 |
一、针刺镇痛 |
二、针刺麻醉 |
三、针刺复合麻醉 |
四、耳针麻醉 |
五、耳针麻醉的国内外现状 |
六、针刺麻醉的研究与不足 |
第二部分 临床研究 |
一、临床资料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方法 |
二、研究结果 |
(一) 一般临床资料 |
(二) 耳穴阳性反应的观察 |
(三) 手术前后主要症状的观察 |
(四) 各时间点的心肺功能及Ramesay评分比较 |
(五) 手术时间、麻醉用药的比较 |
(六) 手术前后血分析、生化指标的比较 |
(七) 手术前后血清β-内啡肽和C-反应蛋白的比较 |
(八) 手术前后SAS和术后VAS评分的比较 |
(九) 术后排气、排便时间的比较 |
三、不良反应 |
第三部分 讨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耳穴贴压在围手术期的作用评价 |
三、耳穴贴压的中、西医理论基础 |
四、耳穴敷压磁贴的作用机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7)针刺麻醉的现状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 针刺麻醉的历史回顾 |
2 针刺麻醉的现状 |
3 针刺麻醉优势及局限性 |
4 对针刺麻醉的临床及实验研究的几点建议 |
四、一年来国外针麻原理研究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早年的麻醉学事业发展(上)[J]. 杭燕南. 中华疼痛学杂志, 2021(03)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穴区不同组织结构针刺对得气针感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初探[D]. 陆凤燕.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
- [4]龙虎交战针法在结肠镜应用中的镇痛效应观察[D]. 陈佳懿.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9(03)
- [5]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D]. 余泱川.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09)
- [6]耳穴贴压在围手术期辅助镇痛和机体调整作用的研究[D]. 崔嵩生.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0(09)
- [7]针刺麻醉的现状及分析[J]. 刘堂义,杨华元,褚立希,蒯乐,高明. 中国针灸, 2007(12)
- [8]针刺麻醉文献的手工检索及探讨[J]. 孔少明. 医学情报工作, 1996(06)
- [9]1979~1988年中国针灸研究概述[J]. 李永光,张文娟.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1992(03)
- [10]针麻原理研究之路回顾[J]. 曹小定.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