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花儿”的空间系统（论文文献综述）
王萍[1]（2022）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下花儿边缘群体刍议——兼评《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文中认为《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是近年花儿研究的新突破,该书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没有进入非遗保护名录的百余名歌手,以口述实录的方法,比较全面地记录了花儿之于边缘群体生活、心理情感等影响和意义,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百余名歌手是岷县花儿历史发展进程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花儿历史文化记忆的承载者,不应该忽视对他们的关注和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如何将花儿的传承保护还原到具有整体性的原生态文化空间中,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徐凤[2]（2022）在《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松鸣岩花儿探源》文中研究指明松鸣岩花儿是民族融合背景下,多民族民歌融合的产物。羌族民歌是其母体,古鲜卑人民歌、匈奴人民歌、吐蕃人民歌和蒙古族民歌都给它注入了新鲜血液,最终形成了既有忧伤凄婉之风,又有欢快明朗之调的多民族民间音乐艺术。
廖婧[3]（2021）在《撒拉族“花儿”音乐结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花儿"是西北地区汉族、回族、撒拉族、保安族等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民歌,其中青海的撒拉族"花儿"既吸收了他民族的音乐风格,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民族音乐特色。旋律的构成形态中充分融入了撒拉族"玉尔"的曲调特征,兼具优美与豪放的双重美感。从曲式结构、唱词唱腔、自然环境以及社会文化角度对撒拉族"花儿"进行分析,能深入了解其风格的形成原因,总结其韵味特色。
朱刚[4]（2021）在《交流诗学模型及其在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歌会研究中的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民俗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重要的研究对象,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歌会研究长期以来囿于个案基础上的民族志描写和文化分析,亟需可打通个案之间学术联系的整体性研究范式。交流诗学模型首先通过对海默斯精神遗产的学术重估,综合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相邻学科对于口头艺术的研究方法,从而在传统歌会研究中探索一种以交流为中心的综合性理论范式的可能性。其次,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及其概念化成果,将文化空间（文化表现形式与地理文化空间的二元统一）作为工具性概念,通过该模型的可操作化路径限定比较研究的对象。最后,尝试在民族志式田野研究基础上打通个案之间的文化关联,通过"千灯互照"式的宏观视野探索跨文化阐释的可能性。
张俊福[5]（2021）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城镇化路径——以河州花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农村作为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镇,在面对当前社会转型中的城镇化大趋势下,探索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城镇化路径显得尤为必要。以河州花儿为例,一是要充分认清其在城镇化过程中"水土不服"和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现状;二是要在新形势下对其文化生态场进行修复和重建,以保证花儿艺术生命力的延续,并进行因地制宜的艺术革新,使其能够重新融入当下生活;三是在新的条件下促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群体为主导的非遗产业转化,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的经济利益诉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和传承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种互动双赢的非遗保护之路。
廖婧[6]（2021）在《中国民族音乐“多元一体”特征研究——以撒拉族“花儿”与侗族大歌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撒拉族"花儿"与侗族大歌分别为河湟文化与黔东南文化的典型,也代表着中国南北音乐文化的特色。两者既体现了民族音乐的多元性:河湟地区尤其是循环县的自然人文生境缔造了撒拉族"花儿"豪迈而活泼的音乐风格;侗族大歌细腻自然的音乐特色与黔东南地区的自然人文生境密不可分。同时,两者又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音乐的一体性:均采用传统的五声调式;都具有即性特征;所唱内容均是来源于生活场景。据此,可提炼出民族音乐"多元一体"的共性特征。
李文山[7]（2021）在《花儿一样的西宁 花儿一样的人》文中研究表明好久没有到西宁了,我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20年前,这座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曾是汉后将军赵充国屯田的地方,破败而又冷清,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相对封闭,干瘦而不玲珑,跟南方的那些大都市不在一个层面上,只有北山烟雨是"西宁古八景"中遗留最完善的一景。我这次冲着它而来,主要是由于第十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在西宁启幕,众多媒体将焦点对准了西宁,对准了这次难得的民间艺术盛宴,我当然也不会错失良机。
徐燕,袁同凯[8]（2021）在《河湟走廊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临夏州唐汪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充分挖掘和整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唐汪镇汉、回、东乡等各族之间自古以来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及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对唐汪镇不同民族身份的人何以实现互嵌共融,何以在时代的变迁中维系和巩固各民族间的和睦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唐汪各族以多元文化为幕布,在充满流动性的族际交往中跨越和消解彼此间的"边界",巩固和维系族际亲缘、姻缘、地缘、业缘关系,并建立与周边他姓他族互嵌共融、和合共生的民族关系,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图示和群体心性之过程,彰显出一种层级递进的"共同体"连续谱之生成过程。该"互嵌式社区"的生成路径彰显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生动图景,不仅有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推进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的建设,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着助益。
王万平[9]（2021）在《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的“同频共振”》文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有效治理提供文化基础和内在动力,最终实现生活富裕的目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挖掘、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有助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助于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新时代要实现非遗和乡村的同频共振,必须体现农民主体性,调动农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得农村获得内生性动力和内发型发展。
安少龙[10]（2021）在《数字媒介时代“花儿”传承的文化产业向度》文中提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西北民歌"花儿"的文化空间发生了重大变迁。数字化、媒介化时代的到来,加剧了"花儿"传统文化空间的解体。传播媒介的变革,必将关联"花儿"内在文化精神的嬗变。"花儿"因为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而在新媒介时代成为文化产业开发的文化资源,形成了相应的"花儿"文化产业。"花儿"文化产业应寻本溯源,把握"花儿"的本质属性,提取"花儿"内在的文化基因,契合新时代的文化语境,利用数字媒介技术,实现"花儿"的文化空间重构,达到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这应成为数字与媒介时代"花儿"文化产业的文化向度。
二、“花儿”的空间系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花儿”的空间系统（论文提纲范文）
（1）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下花儿边缘群体刍议——兼评《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和思考 |
| 二、边缘群体受教育及习得花儿情况 |
| (一)歌手接受教育情况 |
| (二)歌手花儿习得传承情况 |
| 1.家族家庭传承。 |
| 2.环境中自学。 |
| 三、边缘群体中部分人对比赛的态度 |
| 四、花儿会——边缘群体的“集体欢腾” |
| 五、结论 |
（2）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松鸣岩花儿探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秦汉时期古羌人民歌是花儿形成的母体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和匈奴人民歌对花儿的影响 |
| 三、唐宋时期吐蕃人民歌对花儿的影响 |
| 四、元明时期蒙古族民歌对花儿的影响 |
（3）撒拉族“花儿”音乐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撒拉族“花儿”概述 |
| 二、音声结构 |
| （一）单乐段腔调结构 |
| 1.“孟达令”《前川后川川套川》。 |
| 2.“绯红花令”《上去高山望平川》。 |
| （二）五声调式 |
| 1.“孟达令”《前川后川川套川》。 |
| 2.“绯红花令”《上去高山望平川》。 |
| （三）旋律发展手法：以“腔音”为核心 |
| 1.“孟达令”《前川后川川套川》。 |
| 2.“绯红花令”《上去高山望平川》。 |
| （四）唱词唱腔 |
| 1.“孟达令”《前川后川川套川》。 |
| 2.“绯红花令”《上去高山望平川》。 |
| 三、撒拉族“花儿”风格形成的自然因素与文化因素 |
| （一）自然环境促使形成撒拉族“花儿”苍茫豪迈的风格 |
| （二）多元民族文化融合促使形成撒拉族“花儿”的丰富音色 |
| （三）撒拉族人民的审美取向：豪迈与温婉并具，宽广中见活泼 |
| 四、结语 |
（4）交流诗学模型及其在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歌会研究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交流诗学模型的理论定位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启示 |
| 三交流诗学模型在传统歌会研究中的应用 |
（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城镇化路径——以河州花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河州花儿及其生存现状 |
| 二、城镇化中河州花儿的生存困境 |
| (一)城镇化中的伦理困境 |
| 1.河州花儿的情歌性质 |
| 2.河州花儿的伦理困境 |
| (二)城镇化中的空间困境 |
| 1.被挤压的活动空间 |
| 2.被异化的文化空间 |
| (三)城镇化中的传承困境：“传承”不等于“传播” |
| 三、河州花儿文化生态场的重建与艺术性回归 |
| (一)对花儿的艺术革新 |
| (二)重视花儿的“场景”平台搭建 |
| 四、活态传承与花儿的产业转化 |
（6）中国民族音乐“多元一体”特征研究——以撒拉族“花儿”与侗族大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族音乐“多元一体”相关研究 |
| 二、民族音乐的多元性特征 |
| （一）撒拉族“花儿”特征 |
| 1. 撒拉族“花儿”的生境 |
| 2. 撒拉族“花儿”豪迈宽广的音乐特色 |
| 3. 撒拉族“花儿”的意境展现 |
| （二）侗族大歌特征 |
| 1. 侗族大歌的生境 |
| 2. 侗族大歌细腻质朴的音乐特色 |
| 3. 侗族大歌的意境展现 |
| 三、民族音乐的一体化特征 |
| （一）传统的五声调式 |
| （二）即兴特征 |
| （三）所唱内容均是来源于生活场景 |
| 四、结语 |
（8）河湟走廊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临夏州唐汪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历史脉络：唐汪人的形成与凝聚 |
| （一）地理区位：“丝绸古道河湟口” |
| （二）语言融合：唐汪话的形成 |
| （三）水利社会：“共饮一瓢水” |
| 三、现实共构：多民族“和”之局面的维持与巩固 |
| （一）共生互补：居住格局与族际通婚 |
| （二）文化勾连：“河州花儿”的传唱 |
| （三）以食为媒：共享性饮食文化圈的形成 |
| （四）文旅发展：助推经济繁荣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驱动力 |
| 四、分析与讨论 |
（9）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的“同频共振”（论文提纲范文）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产业的“同频共振”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态的“同频共振”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风的“同频共振” |
|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治理的“同频共振” |
| 五、结语 |
（10）数字媒介时代“花儿”传承的文化产业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化产业化：“花儿”传承的路径选择 |
| 二、数字化、智能化：“花儿”文化产业的必然趋势 |
| (一)数字化的现状与助推力 |
| (二)消费方式的转变与业态的转变 |
| (三)“花儿”文化产业的核心因素：从消费主体到传承主体 |
| 三、迁移与断裂：“花儿”文化空间与传承主体的变异 |
| (一)空间迁移导致“花儿”的日常性、个体性的丧失 |
| (二)空间迁移导致传承主体与“花儿”之间情感纽带的断裂 |
| (三)空间迁移导致“花儿”学术田野的空心化 |
| 四、数字科技与乡土传统的融合：“花儿”文化产业的文化向度 |
| (一)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的“花儿”传承主体重塑 |
| (二)虚拟场景、智能化活态体验与“花儿”文化空间再造 |
| 五、结语 |
四、“花儿”的空间系统（论文参考文献）
- [1]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下花儿边缘群体刍议——兼评《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J]. 王萍.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松鸣岩花儿探源[J]. 徐凤.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1)
- [3]撒拉族“花儿”音乐结构研究[J]. 廖婧. 民族艺林, 2021(04)
- [4]交流诗学模型及其在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歌会研究中的应用[J]. 朱刚. 民族文学研究, 2021(06)
- [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城镇化路径——以河州花儿为例[J]. 张俊福.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6]中国民族音乐“多元一体”特征研究——以撒拉族“花儿”与侗族大歌为例[J]. 廖婧. 艺术评鉴, 2021(18)
- [7]花儿一样的西宁 花儿一样的人[J]. 李文山. 青海国土经略, 2021(04)
- [8]河湟走廊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临夏州唐汪人为例[J]. 徐燕,袁同凯. 西北民族研究, 2021(03)
- [9]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的“同频共振”[J]. 王万平. 大理大学学报, 2021(07)
- [10]数字媒介时代“花儿”传承的文化产业向度[J]. 安少龙.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