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研究第2卷(1983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孙海燕[1]（2020）在《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两周时期,在黄河淮水之间,存在着许多周王室所分封的诸侯国。本文对西周至春秋时期,在中原地区比较活跃的十个国家的铜器铭文进行整理和研究。这十个国家分别是:卫、许、陈、应、胡、郑、蔡、宋、凡、虢,後文简称为中原十国。黄淮间中原十国的金文是中原文化圈铜器铭文的典型代表,是两周铜器铭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十国的铜器铭文的风格特征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有着显着的变化,这和两周时期的历史演变有着明显的关系。对位於黄淮间的中原十国铜器铭文的整理和研究,对了解和探讨这一地区的历史变革状况,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兴衰变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金文分域研究是当前金文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目前学界对中原地区金文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因此,本文以中原十国的具铭铜器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探索研究。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中原十国的具铭铜器进行全面的搜集、分类和整理。在充分掌握考古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前人所搜集到的铜器国别正确与否进行判断,对最近几十年来公布的新见铜器进行收录,对国别有异议者进行辨别。如王子婴次炉、京叔盨、京叔盘等器,有学者认为是郑国之器。经本文研究,这几件器并非郑器。王子婴次炉的作器者很可能是楚人。京叔盨中的京叔也并非是郑庄公之弟京叔;再如沈子它簋,旧以为其为沈国之器,经学者们的研究,“沈子”是“冲子”之义,此器应是凡国之器;再如江小仲母生鼎,旧研究者多以此器为江国之器,经本文研究,此器应为郑器,是春秋早期郑文公之子公子士之器,其母为江氏。二、吸收最新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补正诸家释文之不足。在校订释文後,对中原十国金文中的重点字词进行校注,并对其中的疑难字词进行研究。前代学者对中原十国金文中的重难点字词,多有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不便於当代学者的研究。本文将诸家意见进行汇总,比较得失,观其正确与否。如:根据王子扬先生对甲骨文中“凡”字和“同”字的研究,对西周凡国铜器进行仔细辨别;综合学者们对沈子它簋铭文的各种意见,重新对其铭文进行句读等。三、对中原十国金文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些疑难问题中,既包括对疑难字词的考释、铜器的断代,也包括对铜器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时还包括与中原十国相关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文章对胡应姬鼎、凡伯怡父鼎、卫夫人鬲、郑子耳鼎、郑宝皿鼎等器的铭文进行研究,并提出己说。如胡应姬鼎旧释为“辞”之字应释为“騂”;（?）凡伯怡父鼎中的“（?）”读为“夔”,此器是春秋晚期夔国之器;金文中常见的（?）字,可能是古文字中用来表示“重复”“重叠”义的“重”字的古文。它的字形、字义和殷周时代“士”的丧葬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卫夫人鬲中的“卫夫人”应是卫惠公的夫人;郑伯匜中的“郑伯”应是郑武公。在综合研究方面,本文结合新出简帛材料,对许、陈、应、蔡、宋的历史地理中存有异议的地方进行研究,对西周末年郑国的东迁问题提出己见,并对东周时期的同姓相婚的特殊现象进行分析。四、在本文所收录的513件铜器铭文的基础上,编纂出《中原十国金文史料索引表》,其中包括人名索引、地名索引、通婚索引、职官索引和铜器自名索引,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便捷。以上四个方面是本论文的主要内容,由於本人学识尚浅,行文论述中或有许多不当之处,所提新说亦或有资料不足之缺,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教後学!
王新春[2]（2012）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简称“西北科学考查团”）是在1927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建的学术考察团体。它是近现代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体,成员包括了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的学者,考察时间长达8年,考察地域包括了中国北方、西北、中部的十二个省份,考察内容涵盖了地理学、大地测量学、地质学、古植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古脊椎动物学、考古学、民族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十多个学科领域。本文以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成果进行专题研究,力图全面、系统、细致地总结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田野考古和研究成果,探讨其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以此为目的,本论文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论述,指出了考古方面是中国学术界与斯文·赫定争议的核心,分析中国学者和斯文·赫定在考古学方面的态度和作为。第二章全面论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工作。本文首次将非考古专业学者的考古活动纳入了研究范畴,展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田野考古的完整面貌,促进了人们对近现代中国西北考古认识更加全面和完整。第三章以调查搜集品的流散和保存为核心,首先梳理整个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搜集品的运输情况,弄清考古搜集品的内容和运输过程,然后对斯文·赫定借出考古搜集品的规定、流程等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最后细致调查、梳理了考古搜集品的存放地点、损失情况、流散情况和最后的保存地。第四章概述了中国和瑞典的考古研究着述,主要论述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状况,并在细节方面进行了考证。第五章论述了瑞典学者的考古研究情况,以期展现瑞典关于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成果之全貌,并对这部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评述。第六章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两位专门的考古学者贝格曼与黄文弼进行专题研究,系统总结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价值,并从学术背景、考察目的、考察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二人的考古和研究进行对比,分析东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异同,并对他们在现代中国西北考古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第七章通过三个方面的论述,分析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对中外学术发展的影响,从而对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有一准确的定位。
黄泓泰[3]（2017）在《瀛海撷英—日本学者研究云南中古史一百年》文中研究指明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太田保一郎就对南诏制度与唐朝关系展开了研究,迄今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日本对云南中古史的研究经历了不同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和学术贡献。可是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均没有对日本研究云南的百年历程做过系统的梳理、总结与研究。本研究课题,着重对百年来,日本对云南中古史的研究作一系统的梳理、归纳、分析与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期弥补久缺的遗憾,对促进中日学术交流有所裨益。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期间以前嶋信次、铃木俊等人为首对云南的历史地理作了的实证研究。60年代期间由于受到西方“南诏泰族国家论”的影响,对于云南古代各民族族源体系的研究成为当时日本学界的研究潮流,吸引了松本信广、牧野巽、白鸟芳郎、藤泽义美等重要学人,研究领域涉及云南“滇”、“哀牢”、“焚”、“爨”等古代民族源流、南诏族属、乌白蛮问题、白族起源与形成等问题。此后,藤泽义美、牧野修二等日本学者逐渐由云南古代民族的问题转向南诏、大理国政治制度史以及唐代西南边疆史的研究。70年代由于台湾方面出版发行了有关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艺术史资料,该时期日本学界亦随之出现了一批对南诏大理国美术史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日双方学术交流日趋频繁,林谦一郎、立石谦次等年轻学者到云南访学进一步推进了云南历史的研究,在吸取了国内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同时,基于日本东南亚史研究的发展,“照叶树林文化”论、“驿市国家”论、“曼荼罗国家”论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被运用到云南历史的研究中,形成了不同于国内的论见,对云南中古史研究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提出了独到的新见解,为推进云南历史文化的研究做出了贡献。随着新史学的兴起和后现代主义的作用下,日本学界对于云南历史的研究也逐渐碎片化、多元化,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被大量引入这一领域,经历一百多年的时间和几代日本学人的探索,已经累积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本文围绕日本学术界研究云南中古史的成果,以史学史的研究角度,做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述评。由于日本方面的研究是将云南置于东南亚世界的范畴内讨论,这与战前日本东洋史以周边视角出发构建中国周边历史的研究倾向类似,容易割裂云南中古史与中国历史的整体联系,本文将这些研究成果重新置于云南中古史的讨论范畴内,借此从中国历史整体性理论出发,将云南历史研究与日本东南亚视野下的云南历史研究进行对比研究。本课题的研究重点是:①历史地理学研究;②民族族源问题研究;③云南中古时期的历史过程研究;④南诏大理国政治制度史研究;⑤云南中古史的其他问题。在研究中特别注意三个层次:一是结合当时学术研究的大背景就日本诸学者的研究进行总结分析,尽量体现其研究的学术脉络和研究特色;二是与中国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对比校正,分析其中的异同,探讨中日学术研究间的相互影响;三是在中日研究比较的基础之上,展现其笔下研究客体——对云南中古史认知的本貌,并就其观点、结论作出笔者自己的学术判断。通过百年来日本对云南中古史研究的学术总结,我们看到中日学术交流日益加深、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必将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将云南中古史研究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云南历史的研究,将在中日学术交流中,在世界学术界的交流中,一定能开拓新领域,发现新问题、创造新成果。
汤莹[4]（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陈艳君[5]（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杨煜达[6]（2005）在《清代云南（1711-1911年）的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文中提出云南地处北半球低纬高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多种季风环流的影响。其气候的演变,有着自己显着的特点。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气候进行研究,讨论其气候变化的特点和机制,对亚洲季风和全球变化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利用档案、方志和文集等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资料,以恢复重建高分辨率的清代（1711-1911年）云南雨季开始期、昆明雨季强弱和冬季平均气温序列为中心,并进行相关的方法上的探索。主要的研究和结论如下: 通过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档案、方志和文集中存留的史料,建立了目前最完备的云南历史气候史料ACCESS数据库。 初步探索清代气象情况奏报制度的形成,并通过对清代档案中降水、灾害和收成资料的具体研究和分析,指出了其中存在的系统偏差及其原因,并提出了对历史天气资料系统偏差的检验方法。 探索了科学可行的利用文献资料进行雨季开始期序列复原的方法,并成功地对云南1711-1911年间的雨季早晚进行复原。分析表明,云南雨季开始期在长时段上有明显的变化,并存在明显的准3年和11年周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云南夏季风的变迁。同时发现,El Nino事件对云南雨季的开始期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存在明显减弱的时期。可能意味着ENSO事件对亚洲夏季风的影响存在某种震荡。 结合历史资料的情况,探索精度介于降水量复原和旱涝等级间的降水等级的复原方法,并尝试采用了更符合降水实际情况的偏态分布。采取了一系列针对资料存在的系统偏差问题的纠偏措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分析表明,1711-1911年201年间昆明雨季降水可分为4个大的阶段,其变迁有自己的特点。太阳活动的长周期有可能影响到昆明的雨季降水。 建立冬季降雪和干季降水的双因子回归方程,恢复了1721-1855年间昆明的冬季平均温度序列,这是目前重建的低纬度地区第一个高分辨率的历史气温序列。并利用其它资料补出了1856-1900年间的10年冬季平均温度序列。分析表明,18-19世纪昆明皆处于偏冷的时期,但又有一定的波动,且昆明气温存在跃升现象。而和全国其它地方比较,则其冷暖的变化有很多的差异性。 对发生在1815-1817年间遍及云南大部分地区的大饥荒的气候成因进行了考察,指出大饥荒是连年夏秋低温导致的农作物大幅减产造成的,其原因为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喷发。这次低温应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但仅在低纬高原地区和北方农牧交错带附近造成较大影响。 对1905-1907年间云南连续性的严重旱涝灾害的天气成因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1905年和1907年的先早后涝都有El Nino事件的背景,而1906年的大旱
秦洁[7]（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胡乐伟[8]（2018）在《近代广东侨乡社会经济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以人口变动与房地产业为中心》文中提出论文以近代广东侨乡的人口变动与房地产业为着眼点,运用历史地理学、华侨华人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近代广东侨乡的社会经济变迁问题,以此推动和丰富笔者所提出的侨乡历史地理尤其是侨乡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文章首先从广东不同侨乡地区的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背景出发,以此揭示各侨乡近代社会经济问题的不同基础。其中,人地矛盾加剧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是直接促进侨乡海外移民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广东不同侨乡的人口数量、结构及其分布问题,不同侨乡表现出的不同的人口特征既是影响海外移民的基础,又是海外移民影响下的结果,两者相伴而生又相互影响。文章探讨了海外华侨的分布及其职业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各地侨乡侨汇的差异以及房地产投资资金规模、投资形式、投资影响等方面的差异性。海外华侨的侨居地及其职业分布直接决定了其经济实力,并影响了侨乡侨汇的多寡尤其是各地房地产投资规模和类型的差异。海外华侨整体上以中低收入者为主的特点,决定了近代华侨投资侨乡房地产业时表现出来“量少而分散”的特征。但就地区而言,北美华侨较其他地区平均收入更高。以北美为主要侨居地的五邑华侨在房地产投资规模、西化程度以及房地产投资的运作模式上与以南洋为主要侨居地的潮汕、兴梅客家华侨表现出迥异的特点,前者房地产投资规模往往更大,房地产西化程度更加彻底而房地产投资的运作模式也更加现代性。文章将人口的变动尤其是海外移民、侨汇流通及华侨投资三者作为紧密关联的整体进行考察,以揭示华侨与侨眷的互动以及侨资在广东侨乡社会经济变迁中产生影响的完整过程。文章亦注重对广东各不同侨乡区域在人口变动、侨汇流动以及房地产投资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性的探讨。文章最后指出,华侨及其在近代侨乡的大规模房地产投资是这一时段广东侨乡社会经济变迁的关键性因素,这是广东侨乡近代城乡社会经济变迁有别于内陆地区乃至于大部分沿海地区的主要特点。此外,侨资房地产业在推动各地侨乡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广州由于城市本身较为发达,侨资房地产在完善和拓展城市功能空间方面作用明显;而江门得益于侨资的建设城市等级上升迅速,由墟镇上升为省辖市;而在梅州,墟镇和乡村的繁荣,则促进了城、镇、村三级商业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郭震旦[9]（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研究表明“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王琢玺[10]（2019）在《周代江汉地区城邑地理研究》文中认为我们在继承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对周代江汉地区城邑地望、形制特点、城邑体系加以探索,获得了一定的新认识。第一章对江汉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背景进行了梳理。江汉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为城邑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西周时期,周王朝通过几次大分封,在江汉地区建立了一大批诸侯国,此地还有许多古老部族、邦国。西周后期及春秋时期,楚国逐渐强大,不断合并江汉地区的诸侯国,最后统一了江汉地区。战国后期,楚国在江汉地区的统治逐渐受到秦国、韩国、魏国的冲击,最终江汉地区完全落入秦国之手。江汉地区的人文地理格局,从西周时期以汉北、汉东为重心,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以汉西为中心,深刻地影响了周代江汉地区城邑的发展与分布格局。第二章对周代江汉地区部分城邑地望进行了考订。鄀国,原为秦楚界上小国,后为楚上鄀县,地当在今淅川县寺湾古城遗址一带。公元前622年秦人入鄀后不久,鄀迁于南郡,后一度为楚鄀都,地当在今钟祥市丽阳遗址一带。析县、析邑为楚西北要邑,至晚公元前613年,析被置为楚县,公元前477年,析成为析君之封邑,地当在今西峡县白羽城遗址一带。楚君宵敖所居的宵,可能即秦汉时期的销县,地当在今荆门市子陵岗遗址一带。秦所拔楚之西陵,当在今襄阳市东北洪山头与彭家咀东北部一带。随国,即曾国,西周早期都城在今随州市庙台子遗址一带,两周之际至春秋初年在今枣阳市周台遗址与忠义寨城址一带,春秋初年以后至战国早中期在今随州市区一带。鄂国,西周早中期都城在今随州市安居镇一带,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在今南阳市西鄂故城或夏响铺一带。战国时期楚鄂君封邑初亦在此,垂沙之战后,可能被改封于今鄂州市吴王城一带,楚鄂县可能亦在此。竟陵,至晚战国中期即已存在,地当在今天门市张港镇北一带。郧国,后为楚郧县,地当在今天门市东北笑城遗址一带。郧县至晚郧公辛时代,可能已迁至今云梦楚王城一带,此地后为秦安陆县治。罗国,原在今宜城市西北一带,公元前698年至公元前691年之间,罗被南徙至枝江,地或在今枝江市龚家台遗址一带。第三章对楚国都城与别都进行空间复原研究,并讨论了楚都与别都的特点。时代较早的季家湖楚城,城邑平面形状可能为梯形,整体不够规整;护城河的军事防御意义不大;城邑布局方面,仅能推测季家湖楚城北部可能为宫殿区,城中部为制陶作坊区。战国时期,楚国都城规模更加庞大,特别是都城纪南城,规模大、形制规整;城垣结构为城中套城的回字形结构,比东周时期其它诸侯国都城的形制更加规整;城内街道大致呈井字形;城内功能分区也较为明确。别都宜城楚皇城的规模与纪南城相比要小得多,形制也不如纪南城规整,其东垣因临河而较为弯曲;但与季家湖楚城相比,宜城楚皇城规模更大,且更加注重城邑军事防御能力建设。第四章对周代江汉地区其它城邑进行空间复原研究,并讨论了这些城邑的特点。这些城邑有县邑、其它诸侯国都邑、楚国采邑、封君邑、矿冶城邑和军事城邑等类型。其中县邑最具有代表性,其特点包括:（1）地形选择上呈现多样化特征,但以平原为主;（2）县邑多临河流一侧或地处两条河流交汇处,注重河流的供排水、交通与防卫功能;（3）县邑规模多样化,可分大型、中型、小型三类,且春秋时期县邑规模较小,战国时期县邑规模变大;（4）县邑平面形制以方形为主流,大型县邑受自然因素影响,平面形制有所变化;（5）城门数量根据县邑的规模来确定;（6）县邑一般具备城墙、护城河,部分县邑筑有角楼、瓮城,军事防御能力较强;（7）县邑内布局复杂化,部分为双重城垣结构;（8）墓地一般在城外附近高地上,除瓮棺葬等特殊葬式外,城内一般不设墓葬。第五章分析了周代江汉城邑的规模类型、分布格局与职能分类。城邑规模类型方面,西周时期可分为大、中、小、特小型4个类型,以小型、特小型城邑为主,城邑规模普遍较小;春秋时期也分为4个类型,城邑数量有所增加,城邑规模有所扩大;战国时期可分为特大、大、中、小、特小型5个类型,各类型城邑数量均有所增加,并增加了特大型城邑;整个周代,江汉地区城邑规模分布较为稳定,始终以小型、特小型或中型城邑为主。城邑分布格局方面,西周时期城邑分布重心在南阳盆地、随枣走廊与江汉平原边缘地带;春秋时期,襄宜平原成为江汉地区城邑密度最高的地方,沿丹江、汉江中游、沮漳河一线和沿滚河、涢河一线,成为江汉地区两条城邑分布密集带;战国时期,上述两条城邑密集带继续存在,并有所延伸。城邑职能分类方面,西周时期城邑职能较为单一,主要是政治军事据点;东周时期可分为政治经济管理中心、矿冶中心和军事据点三类。
二、地理研究第2卷(1983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地理研究第2卷(1983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空间、时间范围和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中原十国金文研究现状简述 |
| 二、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上编 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汇编与校注 |
| 第一章 卫国 |
| 第一节 卫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卫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25件) |
| 一、(?)伯(?)组 |
| 二、卫侯组 |
| 三、夫人组 |
| 四、其它 |
| 第二章 许国 |
| 第一节 许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许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27件) |
| 第三章 陈国 |
| 第一节 陈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陈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37件) |
| 第四章 应国 |
| 第一节 应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应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81件) |
| 第五章 胡国 |
| 第一节 胡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胡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10件) |
| 第六章 郑国 |
| 第一节 郑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郑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27件) |
| 第七章 蔡国 |
| 第一节 蔡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蔡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131件) |
| 第八章 宋国 |
| 第一节 宋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宋国铜器铭文风格简议 |
| 第三节 宋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30件) |
| 第九章 凡国 |
| 第一节 西周时期的凡国 |
| 第二节 凡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7件) |
| 第十章 虢国 |
| 第一节 虢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虢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139件) |
| 一、虢季组 |
| 二、虢仲组 |
| 三、虢叔组 |
| 四、虢伯组 |
| 五、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M2001及其附近墓葬所出铜器 |
| 六、虢姜组 |
| 七、城虢组 |
| 八、郑虢组 |
| 下编 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相关问题综合研究 |
| 第十一章 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胡应姬鼎铭文补释 |
| 第二节 (?)凡伯怡父鼎铭文新释 |
| 第三节 卫夫人鬲人名研究 |
| 第四节 宝皿鼎的中的人名和作器时代讨论 |
| 第五节 商周青铜盉为“水器”说补证 |
| 第六节 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M2001墓主身份献疑 |
| 第十二章 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相关历史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西周末年郑国东迁路线试探 |
| 第二节 西周早期许国历史地理问题补说 |
| 第三节 西周陈国历史地理问题研究 |
| 第四节 西周应国历史地理问题研究 |
| 第五节 西周胡国姓氏问题研究 |
| 第六节 西周蔡国始封地问题考辨 |
| 第七节 西周宋国历史地理问题研究 |
| 第八节 由蔡侯申缶论东周时期的同姓相婚现象 |
| 附录 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史料索引表 |
| 一、卫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卫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卫国金文地名索引 |
| (三)卫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二、许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许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许国金文地名索引 |
| (三)许国金文职官索引 |
| (四)许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陈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陈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陈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陈国金文通婚索引 |
| (四)陈国金文职官索引 |
| 四、应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应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应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应国金文地名索引 |
| (四)应国金文名物索引 |
| (五)应国金文职官索引 |
| 五、胡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胡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胡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胡国金文名物索引 |
| (四)胡国金文国名索引 |
| (五)胡国金文通婚索引 |
| 六、郑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郑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郑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郑国金文职官索引 |
| (四)郑国金文通婚索引 |
| 七、蔡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蔡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蔡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蔡国金文职官索引 |
| (四)蔡国金文通婚索引 |
| 八、宋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宋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宋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宋国金文地名索引 |
| (四)宋国金文名物索引 |
| (五)宋国金文职官索引 |
| 九、凡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凡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凡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十、虢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虢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虢国金文名物索引 |
| (三)虢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四)虢国金文职官名索引 |
| (五)虢国金文地名索引 |
| (六)虢国金文族名索引 |
| (七)虢国金文通婚索引 |
| 引书简称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2）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概述 |
| 第二节 八十年来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材料、方法、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 |
| 第一节 斯文·赫定前四次中亚考察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之缘由 |
| 第三节 斯文·赫定与翁文灏签订的协议 |
| 第四节 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谈判 |
| 第五节 中、瑞合作成功的原因、意义 |
| 第二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田野考古工作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内蒙古的考古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的考古 |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蒙、甘、宁的考古 |
| 第四节 绥新公路察勘队的考古 |
| 第三章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保存与流散 |
| 第一节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 |
| 第二节 考古搜集品的保存与借出 |
| 第三节 国内的考古搜集品 |
| 第四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一) |
| 第一节 中、瑞考古研究论着 |
| 第二节 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刊布 |
| 第三节 高本汉、伯希和与居延汉简 |
| 第四节 黄文弼西域文献的整理与刊布 |
| 第五节 袁复礼所获回鹘文《玄奘传》的刊布与研究 |
| 第六节 瑞典所获西域文献的刊布与研究 |
| 第五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二) |
| 第一节 内蒙古史前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蒙新地区纺织品研究 |
| 第三节 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 |
| 第六章 贝格曼与黄文弼的考古研究 |
| 第一节 贝格曼与中国西北考古 |
| 第二节 黄文弼的西北考古研究 |
| 第三节 贝格曼与黄文弼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比较 |
| 第七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渊源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考古实践 |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的影响 |
| 结论 |
| 附录一：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论着目录 |
| 附录二：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瀛海撷英—日本学者研究云南中古史一百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选题缘由 |
| 研究背景 |
| 研究旨趣 |
|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日本学界对中古时期云南历史地理的研究 |
| 第一节 日本诸学人对六诏地理的考释 |
| 第二节 日本学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以盐矿为中心 |
| 第三节 关于云南中古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的其他问题 |
| 一、“云南”地名沿革变化 |
| 二、爨部地名考释 |
| 三、“赕”“睑”之辨 |
| 第二章 日本学界关于云南中古时期的族属研究 |
| 第一节 日本学者关于哀牢族属的研究兼论南诏泰族论 |
| 第二节 白鸟芳郎与牧野巽关于南诏族源的论辩 |
| 一、白鸟、牧野二人从语言系统探讨乌蛮、白蛮、民家等族属问题 |
| 二、牧野巽的民家汉化研究与僰人非僰夷论 |
| 三、白鸟芳郎的民族转化融合论与其治学生涯中的转变 |
| 第三节 日本学界关于白族族源的研究 |
| 一、藤泽义美的白族族源研究——古代云南文化孕育出的土着说 |
| 二、古代洱海人的创说——林谦一郎论白族的形成 |
| 第三章 日本学界之唐宋时期云南历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日本学界的“南诏前史”研究 |
| 一、藤泽义美的唐朝经营史研究 |
| 二、日本学人对隋唐时期云南诸部族的研究 |
| 第二节 日本学界对“南诏成立史”的研究 |
| 一、日本学者对张虔陀事件、天宝战争、南诏反唐的看法 |
| 二、云南地区初期国家形成论 |
| 三、日本学界关于南诏弃蕃再归唐与贞元之盟的研究 |
| 第三节 日本学界对南诏后期对外远征及其王权统治构造的研究 |
| 一、林谦一郎、立石谦次二人对于王嵯巅入寇成都事件的不同看法 |
| 二、对于丰佑、世隆时期的对外军事远征的研究 |
| 三、南诏末期的求亲与唐朝的和蕃公主 |
| 第四节 日本学界关于大理国史的研究 |
| 一、林谦一郎的大理国史研究视角 |
| 二、日本学者关于段氏的研究 |
| 第四章 日本学界之南诏大理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
| 第一节 藤泽义美的《南诏历代重臣表》 |
| 第二节 日本学者对南诏官制的研究 |
| 第三节 日本学界对南诏大理国统治制度的研究——以驿市国家、点线国家制为中心 |
| 第五章 日本学界之云南中古史各论 |
| 第一节 日本学界关于云南中古史史料学的研究 |
| 一、金石类 |
| 二、第三方史料 |
| 三、明清史料系统辨析与释读 |
| 四、日本方面的史料、文献以及学术论文的网络数据化 |
| 第二节 日本学界关于云南中古时期的宗教文化史研究 |
| 结语 |
| 一、“远近高低”——中日云南中古史研究的不同 |
| 二、实证主义之风——中日云南中古史研究的相同点 |
| 三、日本学界之云南中古史研究的困境与迷思 |
| 四、相得益彰——中日学术交流促进云南研究更上层楼 |
| 附录一 藤泽义美的南诏史研究—《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述评 |
| 一、《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章节内容概述 |
| 二、《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与日本的南诏史研究 |
| 三、《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一书的缺憾与不足 |
| 附录二 部分日本学者学术小传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由疑而建: 顾颉刚的古史传说探索 |
| 第一节 集疑古之大成:“古史层累说”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辨伪事”与“古史层累说”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三、西方汉学家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四、“古史层累说”与传统上古史系统的颠覆 |
| 第二节 走向重建之路: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与意义 |
| 一、由破坏而建设:《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过程 |
| 二、“以周秦归周秦”: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上古史讲义》与真实上古史的重建 |
| 小结 在疑古中重建: 真实上古史建设的新路向 |
| 第二章 辨伪求真: 顾颉刚的古书真伪考辨 |
| 第一节 辨去其伪: 古书年代考辨及其影响 |
| 一、“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形成 |
| 二、“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学术渊源 |
| 三、“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建立 |
| 四、“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二节 化伪为真: “伪书移置说”的建立与意义 |
| 一、回应批评: “伪书移置说”的提出缘起 |
| 二、本土学者的“伪书”估定与“伪书移置说”的形成 |
| 三、历史的眼光、平等的眼光与“伪书移置说”的建立 |
| 四、“伪书移置说”与“伪书”价值的再估定 |
| 小结 在辨伪中求真: “伪书”移前特例的处理旨趣 |
| 第三章 正源清流: 顾颉刚的古代民族探讨 |
| 第一节 打破一元: “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提出 |
| 二、“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 |
| 四、“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塑中华: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建立及其意义 |
| 一、从破坏到建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民族论述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三、西方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四、学用兼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双重意义 |
| 小结 在打破中重塑: 中华民族一统性的论证方式 |
| 第四章 由分到合: 顾颉刚的古代疆域考察 |
| 第一节 四海不一: “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提出 |
| 二、“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 |
| 四、“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构禹域: 《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与影响 |
| 一、《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过程 |
| 二、《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影响 |
| 小结 在破坏中重构: 大一统疆域合法性的论证方式 |
| 结语 |
| 附录: 重排中国历史: 顾颉刚《本国史》的编纂与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 |
| 第一节 历史地理概况 |
| 一、社会历史概况 |
| 二、地理资源概况 |
| 三、商品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前近代皖南手工业概况 |
| 一、制茶业 |
| 二、纺织业 |
| 三、文房四宝业 |
| 四、其他行业 |
| 第三节 驱动因素 |
| 一、人地矛盾与生存压力 |
| 二、地方政府的提倡 |
| 小结 |
| 第二章 技术转型 |
| 第一节 技术的科学化 |
| 一、手工业文本的增长 |
| 二、制茶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三、纺织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四、文房四宝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第二节 技术传承方式的转变 |
| 一、传统学徒制概况 |
| 二、实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 |
| 四、私立静仁职业学校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生产设备的革新 |
| 一、传统生产工具的改良 |
| 二、新式动力设备的引进 |
| 三、向机器生产的转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组织形式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生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
| 一、家庭手工业 |
| 二、作坊、工场手工业 |
| 三、合作制手工业——以祁门茶叶合作社为中心 |
| 第二节 行业组织的演变 |
| 一、行会 |
| 二、同业公会 |
| 三、工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结构变革 |
| 第一节 机器工业冲击下逐渐衰落的行业 |
| 一、纺纱业 |
| 二、染料业 |
| 三、炼钢业 |
| 四、制丝业 |
| 第二节 被侵占部分市场而继续发展的行业 |
| 一、织布业 |
| 二、榨油业 |
| 三、造纸业 |
| 四、制烟业 |
| 第三节 未受到机器工业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的行业 |
| 一、概况 |
| 二、铁、铜、锡器制造业 |
| 三、竹木加工业 |
| 四、砖瓦业 |
| 五、陶瓷业 |
| 第四节 勉力维持的传统特色行业 |
| 一、徽墨业 |
| 二、宣纸业 |
| 三、舒簟业 |
| 四、罗经业 |
| 第五节 国际市场影响下的出口型手工业——以祁红为对象的考察 |
| 第六节 新兴手工业 |
| 一、针织业 |
| 二、铅石印刷业 |
| 三、皂烛业 |
| 四、火柴业 |
| 五、化妆品业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转型的特征 |
| 第一节 转型的迟缓——基于皖南与苏南的比较 |
| 一、差距之比较分析 |
| 二、原因之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近代转型的不平衡 |
| 一、地域的不平衡 |
| 二、行业的不平衡 |
| 三、生产者身份主体化与技术边缘化 |
| 四、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有限突破与多重障碍 |
| 第一节 手工业功能的拓展 |
| 一、后向联系农业 |
| 二、满足多元消费 |
| 第二节 多重障碍 |
| 一、天灾人祸 |
| 二、多方盘剥 |
| 三、观念制约 |
| 四、教育不振 |
| 小结 |
| 余论 |
| 一、手工业近代转型的最大瓶颈 |
| 二、近代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 三、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
| 后记 |
（6）清代云南（1711-1911年）的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导论 |
| 一 本研究的问题与学术意义 |
| 二 学术史的回顾 |
| 三 研究中欲解决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 |
| 四 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分析 |
| 五 ACCESS数据库的设计和建立 |
| 第二章：对清代档案奏报中的天气资料的初步研究：对资料系统偏差的检验方法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有关云南天气资料的基本情况和分类 |
| 三 清代气象情况奏报制度的初步探索 |
| 四 资料的可靠性和系统偏差：利用理证法的考察 |
| 五 资料的可靠性和系统偏差：利用对证法的考察 |
| 六 资料的可靠性和系统偏差：本证法的考察 |
| 七 产生偏差的原因分析 |
| 八 结论和讨论 |
| 第三章 清代云南(1711-1911)雨季开始期的复原与初步研究 |
| 一 问题与资料 |
| 二 对雨季的复原方法 |
| 三 对复原结果的检验 |
| 四 复原的雨季开始期序列的初步分析 |
| 五 雨季开始期对El-Nino事件的响应 |
| 六 简单的结论 |
| 第四章 对清代昆明地区(1711-1911)雨季降水强弱的恢复 |
| 一 问题与学术史 |
| 二 研究的新思路和原则：对现代降水资料的分析和历史资料系统偏差的校正 |
| 三 雨季分阶段定级恢复的具体方法 |
| 四 对复原序列的检验 |
| 五 雨季降水强弱序列的初步分析 |
| 六 简单的结论 |
| 第五章 对清代昆明地区(1721-1900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的重建与初步分析 |
| 一 问题和资料 |
| 二 复原方法：双因子回归方程的建立 |
| 三 历史降雪指数的重建 |
| 四 对干季降水的分级重建 |
| 五 同治、光绪两朝气温的插补：利用物候资料和寒冷事件对清代历史气温序列的考察 |
| 六 对气温变化的初步分析 |
| 七 简短的结论 |
| 第六章：嘉庆云南大饥荒(1815-1817)与坦博拉火山喷发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饥荒的进程与地理分布 |
| 三 对灾害种类和程度的分析 |
| 四 大饥荒与坦博拉火山喷发 |
| 五 结论与讨论 |
| 第七章 光绪云南大灾(1905-1907年)研究 |
| 一 问题 |
| 二 灾害的进程与地理范围 |
| 三 大灾的天气背景分析 |
| 四 大灾的社会原因分析 |
| 五 灾害的社会应对措施 |
| 六 结论和讨论 |
| 第八章 对清代云南气候变化与社会影响的初步分析 |
| 一 问题 |
| 二 清代云南气候变化的特点 |
| 三 脆弱面：历史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 |
| 四 社会对气候变迁的适应 |
| 五 结论与讨论 |
| 附录： |
| 一 1711-1811年云南雨季开始期序列考订 |
| 二 昆明地区雨季降水的分级考订(1711-1911) |
| 三 1721-1855年昆明地区冬雪指数序列考订 |
| 四 云南干季降水的分级考订(1711-1911) |
| 五 参考文献 |
| 六 所引文献表 |
| 博士研究生期间参加的课题、发表论文及着作 |
| 后记 |
| 论文独创性声明 |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近代广东侨乡社会经济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以人口变动与房地产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基础及人地矛盾的形成 |
| 一、自然地理基础 |
| 二、人地矛盾关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行政区划及其演变 |
| 一、明清时期广东侨乡地区的政区设置及变动 |
| 二、民国时期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 |
| 第三节 内外交通格局的演变 |
| 一、侨乡内部交通的发展 |
| 二、海运条件的变迁 |
| 第二章 近代侨乡人口构成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广东侨乡人口的数量、分布及其迁移 |
| 一、明清时期广东侨乡人口的数量 |
| 二、明清时期广东侨乡人口的分布特征 |
| 三、明清时期广东侨乡人口的迁移 |
| 第二节 近代广东侨乡人口数量、分布及演变 |
| 一、人口数之变动 |
| 二、人口的分布格局及人口密度 |
| 三、城乡人口的分布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型侨乡的人口及其分布特征 |
| 一、近代广州市的人口及其分布特征 |
| 二、近代汕头市的人口及其分布特征 |
| 三、其他侨乡城市的人口及分布特征 |
| 第四节 近代广东侨乡人口的构成特征及演变 |
| 一、性别比所反映的人口性别结构 |
| 二、人口的职业结构及其分布 |
| 三、人口的家庭及婚姻结构 |
| 第三章 近代侨乡人口的海外移民及其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近代海外移民的原因、数量及性别结构 |
| 一、近代广东侨乡人口向海外迁移的原因 |
| 二、各侨乡人口海外移民的数量及性别结构 |
| 第二节 海外移民的分布地区及性别结构 |
| 一、海外各地华侨的数量、分布及其变迁 |
| 二、海外各地华侨的性别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樟林地区海外移民的个案分析 |
| 一、樟林区位优势的近代转变 |
| 二、推动近代樟林海外移民的重要因素 |
| 三、樟林海外移民的人数、分布及其影响 |
| 四、政区调整所见的侨乡樟林的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海外侨汇的积累及房地产投资人流、资金流的形成 |
| 第一节 海外移民的职业分布及经济实力 |
| 一、南洋华侨的职业分布 |
| 二、美洲华侨的职业分布 |
| 三、美洲、南洋华侨经济水平的差异 |
| 第二节 归侨、侨眷的数量及其分布 |
| 一、各侨乡归侨、侨眷的总数 |
| 二、归侨的种类和流向 |
| 三、关于侨眷的数量问题 |
| 第三节 房地产投资的信息获取和资金流动—以侨批业为中心的考察 |
| 一、侨批中所反映的房地产投资信息的获取及华侨、侨眷的互动 |
| 二、侨汇的流动 |
| 第五章 华侨投资侨乡房地产业的时空特征 |
| 第一节 房地产投资数量、投资额的时空差异 |
| 一、广州房地产业投资的阶段特征 |
| 二、江门房地产业投资的阶段特征 |
| 三、汕头房地产业投资的阶段特征 |
| 第二节 近代侨乡城市房地产投资的类型及其分布 |
| 一、江门侨资房地产类型的多样性 |
| 二、汕头侨资房地产的主要类型及其分布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型的房地产投资运作模式 |
| 一、募集股份为主的合资形式 |
| 二、置业公司的形式 |
| 第六章 侨资房地产业影响下的侨乡社会经济的变迁 |
| 第一节 侨资房地产对广州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变迁的影响 |
| 一、侨资房地产对旧城空间的重塑 |
| 二、侨资房地产与新城区的拓展 |
| 第二节 侨产纠纷档案所见广州房地产投资的一些问题 |
| 一、广州投资置产之华侨的籍贯及其侨居地的分布 |
| 二、档案所见之华侨投资广州房地产之主体、房地产用途、规模及分布 |
| 第三节 侨资房地产与梅州三级商业体系的发展 |
| 一、华侨在梅州的房地产投资概况 |
| 二、梅州房地产投资的特点 |
| 三、城镇乡三级商业体系的发展 |
| 第四节 侨资房地产推动下的侨乡墟镇的发展——以赤坎墟及松口墟为例 |
|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人口的集聚 |
| 二、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分布及结构特点 |
| 三、华侨投资墟镇房地产的宗族势力影响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论文发表清单 |
| 后记 |
（9）“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周代江汉地区城邑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状况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江汉地区的地理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
| 一、江汉地区的范围 |
| 二、江汉地区的地貌与分区 |
| 三、江汉地区的气候及其变化 |
| 第二节 人文地理背景 |
| 一、先秦时期的人文地理格局 |
| 二、周代江汉地区的历史进程 |
| 三、周代江汉地区农业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周代江汉地区城邑地望考订 |
| 第一节 南阳盆地的城邑 |
| 一、商密之鄀国与楚上鄀县 |
| 二、白羽、楚析县与析邑 |
| 三、唐国与楚唐邑 |
| 四、其它城邑 |
| 第二节 襄宜平原的城邑 |
| 一、楚宵兼及秦汉销县 |
| 二、南迁之鄀国与楚鄀都 |
| 三、楚、秦西陵 |
| 四、其它城邑 |
| 第三节 随枣走廊的城邑 |
| 一、随国 |
| 二、鄂国 |
| 三、其它城邑 |
| 第四节 江汉平原的城邑 |
| 一、竟陵 |
| 二、州国与州县 |
| 三、郧国与楚郧县、秦安陆县 |
| 四、其它城邑 |
| 第五节 鄂东丘陵的城邑 |
| 一、邾邑 |
| 二、鄂邑与鄂县 |
| 三、秦沙羡 |
| 四、其它城邑 |
| 第六节 鄂西山地的城邑 |
| 一、枝江之罗国 |
| 二、其它城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楚国都城与别都空间复原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楚君、楚王居地与楚都、别都的讨论 |
| 一、楚君、楚王居地的分类 |
| 二、关于“郢”性质的认识 |
| 三、《楚居》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宜城楚皇城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城邑要素复原 |
| 三、城邑年代与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季家湖楚城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城邑要素复原 |
| 三、城邑年代与性质 |
| 第四节 纪南城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城邑要素复原 |
| 三、城邑年代与发展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楚都、别都之外的城邑空间复原研究 |
| 第一节 云梦楚王城、赤壁土城等县邑 |
| 一、云梦楚王城 |
| 二、赤壁土城 |
| 三、县邑的特点 |
| 第二节 诸侯国都邑、楚国采邑与封君邑 |
| 一、诸侯国都邑 |
| 二、楚国采邑 |
| 三、楚国封君邑 |
| 第三节 五里界城、鄂王城等矿冶城邑 |
| 一、五里界城 |
| 二、鄂王城 |
| 三、矿冶城邑的特点 |
| 第四节 草店坊城、作京城等军事城邑 |
| 一、草店坊城 |
| 二、作京城 |
| 三、军事城邑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周代江汉地区城邑综合研究 |
| 第一节 周代江汉地区城邑的规模分类 |
| 一、西周时期江汉地区城邑的规模分类 |
| 二、春秋时期江汉地区城邑的规模分类 |
| 三、战国时期江汉地区城邑的规模分类 |
| 四、周代江汉地区城邑规模的演变 |
| 第二节 周代江汉地区城邑的分布格局 |
| 一、西周时期江汉地区城邑的分布格局 |
| 二、春秋时期江汉地区城邑的分布格局 |
| 三、战国时期江汉地区城邑的分布格局 |
| 四、周代江汉地区城邑分布格局的变化 |
| 第三节 周代江汉地区城邑的职能分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周代江汉地区城址、重要遗址统计表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地理研究第2卷(1983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D]. 孙海燕. 西南大学, 2020(01)
- [2]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D]. 王新春. 兰州大学, 2012(10)
- [3]瀛海撷英—日本学者研究云南中古史一百年[D]. 黄泓泰. 云南大学, 2017(05)
- [4]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5]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
- [6]清代云南（1711-1911年）的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D]. 杨煜达. 复旦大学, 2005(07)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8]近代广东侨乡社会经济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以人口变动与房地产业为中心[D]. 胡乐伟. 暨南大学, 2018(12)
- [9]“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10]周代江汉地区城邑地理研究[D]. 王琢玺. 武汉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