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稳固、平衡的安徽财政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王国棉[1]（2021）在《圣俗之间：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中的收入问题》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影响力极大,但学界对四大名山寺院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并不多。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其地位之重、影响之大不言而喻。要保障寺院的建设、寺院僧尼的正常生活和寺院佛事活动的正常运转都必须有强力的经济后盾和充足的寺院收入做保障。本选题以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为视角,系统研究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收入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通过对明代五台山寺院香火收入、寺田收入和寺院经济相关的物产收入等问题的深入分析,进而明晰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对明代五台山寺院所处的历史场景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认识。同时,研究五台山寺院经济收入,对当前我国如何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建立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和发挥佛教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具有可咨借鉴的价值。明代帝王大都信仰和护持五台山佛教,五台山寺院经济得以赓续发展。香火收入是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的主要源泉。就香火收入来源而言,它与香客的空间流动相一致,僧人的空间流动对五台山寺院香火收入的影响较大,尤其是游方高僧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在筹资化缘和施建寺院方面倾力而为;皇室成员与高级官员是香火捐献的重要贡献者,所谓“宫中素多茹素事佛者”;各级官员热衷于朝山进香,“倾囊营建道场”;“四方檀信靡靡向风”,民间香会组织则构成了五台山寺院香火收入的社会基础。就香火收入的类型而言,五台山香火主要有实物和服务两大类。实物香火包括货币、粮食、田土、佛事用品等。就香火收入的支出而言,五台山香火一是添置宗教活动用品,二是置买田地,三是用于寺院的兴修。其中,寺院的兴建和修缮是香火收入固化的重要形式。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明代五台山寺院修建耗资巨大,具有建设周期长、重建寺院多、参与者身份多样化的特点。寺田收入是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田地来源来看,五台山寺院田地的获得有三种主要渠道:即围寺赐田、周边垦荒与社会布施。就土地构成情况来看,寺院土地包括总院寺属土地、下院土地、僧人私有土地、僧人转租寺地、佃农租借寺地等等。在明代,由于来自中央的赐田总量偏少,所以,找出寺基或寺院遗址的历史凭证是建设寺院也是获得合法产权的重要途径。明代五台山寺田,按照土地质量划分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产量比较高的“堪种地”,第二类是产量较低的“不堪地”,第三类是挂靠在军队名下的寺田。作为寺院收入的重要来源,寺田成为各方社会力量争夺的对象,寺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因寺田清丈与官方展开博弈,因寺田纳粮与军队进行对垒,因寺田保护与豪强展开较量。有明一代,寺院与地方官府、卫所军队以及地方豪强之间的利益之争从未间断。源于五台山物产的林业、畜牧业、矿业和商业也是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的组成部分,是各方社会力量争夺的对象。在林业、矿业开发和畜牧业发展方面,都面临宗教资源和商业资源的两难选择。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五台山地方矿业发展速度迅猛,僧人亦参与其中,矿徒集团这一新型矿业组织方式的出现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甚至造成矿徒暴动,而“僧商合党”和寺院中的官方贸易是当时主要的商业经营模式。以上对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来源进行分析后认为,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经历了由低迷发展到逐渐恢复的过程。明初一系列宗教改革整顿政策,以“清其事而成其宗”,造成五台山寺院经济在明初陷于低迷;至永乐起,“后宫国戚俱膜拜”,五台山寺院经济开始好转;万历以降,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深入,社会风尚随着经济繁荣而日趋奢靡,五台山寺院经济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推动了寺院经济的复兴。首先,“分寺清宗”改革,直接导致了寺院分工专业化、僧人团队规模化、佛事服务社会化,开启了明代佛教世俗化发展的趋势,而僧人队伍的规模化重组,小寺合并成大寺,则直接影响着寺院的总体收入。但以五台山为代表的山林寺院在收入水平、生活条件、业务交流等多方面与北京等城市寺院尚无法相比。其次,受商品经济的影响,五台山寺院经济呈现市场化特色,一方面制定佛教政策助推僧人自食其力,另一方面法事的有偿服务也为山林寺院自身收入提供新的渠道。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出世的寺院不仅与世俗相通,而且也为世俗服务。寺院既是从事佛事的场所,同时也是民众的精神寄托和为民众提供服务之所,寺院在接收到各种香火收入时会将其中的一部分以社会救济的形式返还给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代佛教的经济伦理与世俗利益互济的特色。虽然缘于政治优势和地缘优势,造成了以两京为代表的城市寺院与以五台山为代表的山林寺院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但是,五台山圣山认同既利于国家治理,也利于社会治理;既解决了僧人的精神皈依问题,也为寺院开辟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收入源泉。圣山认同与圣山书写,使得根植于深厚历史文化中的五台山寺院依然轶群绝类,进而推动了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发展。
董玮,秦国伟,于法稳[2]（2021）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转换与调适——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下简称有效衔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是新阶段落实"十四五"规划、推进共同富裕迈出实质性步伐的战略选择,科学精准的公共政策正是实现国家战略的基础载体和主要方式。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公共目标与公共政策,揭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研究促进二者有效衔接的公共政策转换机制,从产业政策、生态政策、文化政策、治理政策、"双基"建设政策等维度,提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公共政策调适路径。
王振宇,司亚伟,路遥[3]（2021）在《地方财政生态“失衡”现象及其修复》文中研究说明地方财政是地方各级政府行使职权的物质基础,其运行状况影响着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当下地方财政困难呈现出以"三保"支出压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地方金融风险财政化等为典型特征的新问题。本文通过引入地方财政生态这一新概念来对地方财政困难进行新解释,基于"口径、标准、边界、转移"等元问题的回答,揭示了地方财政生态失衡的演绎逻辑,并从经济、体制、民生、治理等不同视角梳理出地方财政生态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理。最后,研究提出实施地方财政生态失衡修复工程的系统对策建议,寄希望打通堵点、补齐短板、标本兼治,畅通地方财政良性运行的内外循环,从根本上改变地方财政困难这一跨世纪难题。
王琼[4]（2021）在《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文中研究指明分配是劳动者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方式,而薪酬分配作为分配活动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劳动者获取经济收入的基本方式,其不仅直接关系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实现程度,决定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保障水平,同时公正的薪酬分配也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的标志,是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样说过:“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就对薪酬分配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坚持以人民为发展中心,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有效提升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薪酬分配制度已经确立,有序合理科学的薪酬分配秩序已经逐步形成。薪酬分配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劳动者薪酬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发展成果共享度也日益提升。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矛盾逐步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各项改革已经不断深入推进,劳动者薪酬分配的方式和公正性也暴露出新问题。不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薪酬差距依然不合理,部分劳动者尤其是一线职工和低收入劳动者薪酬增长缓慢,劳动者对提高薪酬的需求与用人单位用工成本提升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各生产要素的分配中劳动力要素所占比重严重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健全劳动法制度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薪酬分配法律机制。学界一直致力于关于薪酬分配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着成绩,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和深化。一是需要拓展和夯实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西方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正义的理念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社会分配的精华部分,并非相互对立、互不认同,相反,可以将三者相互融通、有机结合,深化和完善适应我国当代国情的薪酬分配理论体系,以指导具体薪酬分配问题的有效解决。二是需要探寻契合时代发展主题和背景的法律机制。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少有从法学视角关注薪酬分配的问题,对于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问题更是涉及甚少。在我国践行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大背景下,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不仅需要经济政策的支持,更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劳动者权益,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实现薪酬分配公正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三是需要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提出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原则和方法。这既具有完善我国新时期分配正义的理论价值,又有破解当代劳资矛盾的现实意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薪酬分配体系可以有效维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底层劳动者的切身权益,保障整体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运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等方法,构建法学视角下的劳动者薪酬分配及其公正性问题的研究框架体系。以分配正义、矫正正义构成的哲学维度和以人权保障原则、倾斜保护劳动者原则构成的法学维度共同支撑起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以人为本的回应、得所应得的强化、差别原则的考量和深化改革的要求这四个层面体现了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必要性。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演进进行总结,为实现当代中国薪酬分配公正提供历史和文化经验。从薪酬分配公正的评判标准来看,经济学的评判标准主要为基尼系数和要素价格,法学的评判标准由“三个程度”构成,即劳动报酬请求权的实现程度、同工同酬的实现程度和劳动薪酬集体协商的实现程度。通过上述标准,可以基本判断出某个国家在某段时期内劳动者的薪酬分配是否公正或者趋近于公正。通过纵向比较总结出当今世界的几种薪酬分配的典型模式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价。典型的薪酬分配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为:瑞典的多种政策措施并用控制收入差距的模式、美国的以税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对分配进行调节的模式和巴西的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维护分配公正的模式。这三种典型模式可以为我国劳动者薪酬分配模式的完善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为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需要完善和优化由权力保障机制、权利实现机制和社会支撑机制构成的、保障薪酬分配公正的制度体系。一是权力保障机制。通过分析权力配置的原则和结构,影响权力运行的因素,以及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困境,总结出我国权力配置的运行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薪酬分配公正的国家责任,即司法公正的型塑、薪酬分配制度的完善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基于新冠病毒带来的变化和困顿,尝试提出疫情背景下薪酬分配公正对权力行使的新要求;二是权利实现机制。以人本理念和劳资共赢理念构建起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观,以劳资共决权、同工同酬权和劳动报酬请求权为内容,构成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实现机制。这三项权利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虽不尽相同,但各有侧重,多效并举,共同促进薪酬分配公正之实现;三是社会支撑机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是我国劳动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社会化组织,在确保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有其特定的角色和作用。工会代表权和维权手段的强化保障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决策权和监督建议权的强化保障,是这两个社会化组织有效履行职责和充分发挥保障职能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社会化支撑机制完善的关键之所在。
韩瑞雪,徐军伟,毛捷[5]（2021）在《公共债务全口径测算与债务风险特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文中提出我国地方公共债务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且2018年以来部分地区频繁爆发债务违约,因此有必要对特定地区的债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以北京市公共债务风险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其债务规模进行全口径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北京市政府债券和融资平台有息债务呈增长态势,而且北京市连带隐性债务规模也不容小觑。基于上述数据,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北京市公共债务风险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目前北京市公共债务风险以静态债务风险为主,动态债务风险相对较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归纳出北京市公共债务具有规模大且增速快、期限结构错配、与多种类型国有资产高度关联以及隐性债务风险突出等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的现有研究,为防范化解地方公共债务风险提供了更接地气（与地区特点结合更紧密）的政策参考。
周建波,陈皓,孙淑彬[6]（2021）在《国家能力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基于文献史回顾的视角》文中认为近年来,部分学者将国家能力视为解释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并围绕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能力与财政、金融、工业化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国家能力指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为社会提供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产权保护等公共品的能力。对于现代国家而言,财政汲取能力取决于财政与金融的有效结合,而为社会提供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产权保护等公共品的能力则表现为财政支出的水平与效率。正是孱弱的国防能力,使得近代中国饱受欺凌,工业化发展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公共品的供应有了很大提高,但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影响了工农业,尤其农业的效率。改革开放后通过尊重微观经济主体利益等方式,最终形成了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主体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制度优势,取得了工业化的飞速发展。
白慧宁[7]（2021）在《城市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鄂尔多斯市为例》文中认为
魏帮胜[8]（2021）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管立杰[9]（2020）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下文简称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合作关系,与传统公共事业提供方式相比,PPP模式具有经济节约、提高效率等明显优势,能够解决财力不足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实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优势融合,因此,被各国广泛地应用于基础设施领域。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大力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PPP模式。在中央的积极推动下,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日渐兴起,虽然还处于探索期,但发展较为迅速,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涵盖农村道路、农村环境治理、农田水利、农业园区建设等多个方面,优势逐渐显现。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累计在库PPP项目9626个,投资额14.8万亿元,其中农村基础设施领域的PPP项目共计664个,投资金额达5784亿。2014年以来有510个贫困县（其中绝大部分目前已脱贫摘帽）已探索应用PPP模式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投资额达1.2万亿元。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在实践应用中还面临诸多困境,在实践中政府部门、合作企业、农户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合作不协调、运行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效率低下、问题频出,使得很多公私合作项目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不但无法发挥各自优势,而且额外增加了交易费用,损害了公共利益,这在实践中有大量的事实佐证。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是什么,存在哪些利益冲突?相互之间是如何博弈的?怎样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破解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困境,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改进合作关系、改善投资效果,实现多方共赢,避免项目失败、农户利益受损的局面,对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研究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为目标,着重探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及协调问题,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博弈分析、激励模型、扎根理论等多种方法,基于多个案例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运行实践开展分析,深入考察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利益冲突和决策依据,在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利益相关者协调的对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包括:（1）分析我国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资状况和产生的效应,剖析合作过程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基于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影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推广和应用的主导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良好的政策引导下,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较为迅速,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取得了积极效应。但实践显示诸多农村基础设施公私合作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效率低下、利益分配及风险分担不合理、农户参与不足、项目脱离当地现状和农户需求等问题比较突出,政府部门、企业、农户之间因缺乏协调导致冲突不断和效率低下。项目收益情况、政策支持力度、资金可获得性、专业人才充足性、平等合作意识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推广和应用有较大影响。（2）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及职责,结合相关案例分析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基于项目治理理论,提出化解冲突的分析框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社会资本方和农户是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存在着差异性和冲突性,基于利益分配、风险分担、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利益相关者之间易于因机会主义行为引发纠纷、因缺乏沟通造成冲突、因忽视农民需求和农户参与造成民众质疑、反对或产生信任危机。产生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动力不足、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交流与信息共享。基于项目治理理论可从利益分配、激励约束、关系治理等维度化解冲突。（3）构建博弈模型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开展分析,着重探讨主体行为协调的选择机理,掌握考虑利益风险分配下主体行为协调的演化路径与稳定策略。研究表明,收益分配、风险分配、监管力度和奖惩额是影响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主体选择协同策略的重要因素,决定主体行为协调的演化方向。地方政府和合作企业都存在因片面追逐经济利益而不愿积极履约的可能性,在合理范围内增加风险承担系数、提高激励水平、提高外部监管力度、加大惩处力度可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地方政府和合作企业的主体行为协调。农户参与行为与其参与成本和收益密切相关,增加政府奖励、农户获得感以及因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收益,可促使农户积极参与。（4）构建激励模型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问题开展分析,对不同条件下的激励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相关案例,提出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激励约束机制的优化思路。研究表明与单纯的显性激励模型相比,引入声誉效应后,社会资本方的努力程度得到提高,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充分运用声誉效应的隐性激励作用,能使政府方获得更高的收入。案例分析表明,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受到动机、激励、信息的多重因素影响,适当的监管方式和激励措施有利于提高主体积极性、提高合作绩效,促进利益相关者协调。（5）从关系治理角度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问题开展分析。首先应用扎根理论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分析表明主体因素、合作因素、制度因素、环境因素4个主范畴是主要影响因素,主体间存在的合作因素（由沟通交流及利益分配因子决定）,是影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伙伴关系的直接因素,合作障碍越大,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合作协调的可能越小,伙伴关系的稳定性越差。案例分析表明,构建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协作关系,必须提高协同意识,积极引导农户参与,建立平等合作关系。（6）最后,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应用实践的基础上,以服务农村发展和满足农户需求为宗旨,从提升利益风险分配合理性、完善激励约束框架、构筑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三方面为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提供可操作性的对策。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视角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如何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进行系统分析和诊断,研究视角有一定独特性;研究内容上,深入考察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冲突、行为方式和决策依据,基于多个维度探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在内容上丰富现有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深化和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的内容体系;在方法的组合运用上具有一定创新性。
焦文卿[10]（2020）在《从官商协作看牙税的民间运作形态 ——以清末民初清苑县牙税征管为例（1903-1937）》文中指出从晚清自民国,中央屡屡颁行牙税的整顿新章,希图加强对地方税源的控制,然而在实践层面,县作为经征机构,在长期政费匮乏的压力下,往往结合既有的税政结构,在与民间社会势力的互动协作下表现出灵活地自我调适能力,以非正式手段因应中央或省一级的行政权威,竭力保障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本文围绕清末民初县财政压力下税收秩序的打破与重塑,以清苑县牙税征收为例,呈现县署、商会与包税商的冲突纠葛与协商互动,揭示民初税制近代化改革的浪潮下,地方税收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糅合汇流的复杂面貌。另一方面,官商互动谈判的公函往来中,措辞表达逐渐透露出民间社会对官方意识形态地迎合与利用,新的税政观念与法律意识同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谈判效力,成为左右权势的关键要素之一。以往的研究侧重以现代化作为近代财政发展的预定目标和评判标准,本文则以清苑县牙税运作为例,尝试分析“近代化”财政改制在县一级税政实践中引发的冲突,呈现地方政府与保定商会如何围绕税收征管展开协商,尤其在非正式体制下,利用官方权威与税权利益达成各方认可的规章秩序、维系税收运转的过程,探讨中国近代财政改制的真正路径。
二、建立稳固、平衡的安徽财政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立稳固、平衡的安徽财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圣俗之间：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中的收入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的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史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明代之前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北朝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兴起 |
| 一、“弥复五百余里”与文殊菩萨道场 |
| 二、“僧尼大众二百万”与“僧只户”和“佛图户”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繁荣 |
| 一、“起废兴残”的隋朝寺院经济 |
| 二、“大寺三百六”的唐代寺院经济 |
| 第三节 宋金元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消长 |
| 一、五代与北宋:从以僧为相到废寺汰僧 |
| 二、金代:从态度暧昧到平稳赓续 |
| 三、元代:从佛为帝师建立到发军建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五台山寺院的香火收入 |
| 第一节 香火来源:不同俗世群体 |
| 一、皇室成员:宫中素多茹素事佛者 |
| 二、各级官员:倾囊营建道场 |
| 三、普通信众:四方檀信靡靡向风 |
| 第二节 空间流动:香客与僧人 |
| 一、香客的地理分布与进香路线 |
| 二、游方高僧对五台山寺院香火收入的重要影响 |
| 三、其他僧人对五台山寺院香火收入的贡献 |
| 第三节 香火固化:寺院设施建设 |
| 一、香火收入的类型与使用 |
| 二、香火固化下的寺院背景 |
| 三、香火固化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五台山寺田收入及其控制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寺田的主要来源 |
| 一、依托围寺赐田政策来获得田地 |
| 二、从寺院周边垦荒获得田地 |
| 三、从社会力量的布施获得田地 |
| 第二节 寺田的经营方式及其赋税问题 |
| 一、寺田的经营方式 |
| 二、寺田的赋税问题 |
| 第三节 围绕寺田收入控制权的斗争 |
| 一、与官方的博弈 |
| 二、与军队的对垒 |
| 三、与豪强的较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林牧业、矿业、商业与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 |
| 第一节 林业、畜牧业与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 |
| 一、宗教资源和商业资源:林业开发的两个层面 |
| 二、佛事与边防:五台山畜牧业发展的两个方向 |
| 第二节 矿业与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 |
| 一、张与弛:五台山矿业的发展 |
| 二、官与私:对地方矿徒的弹压 |
| 第三节 商业与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 |
| 一、僧商合党:寺院商业经营的模式 |
| 二、利益切割:寺院商业运营中的官方“派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发展阶段 |
| 一、洪武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低迷:清其事而成其宗 |
| 二、永乐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好转:后宫国戚俱膜拜 |
| 三、万历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复兴:“九莲菩萨”转世 |
| 第二节 “分寺清宗”背景下五台山寺院的规模化重组 |
| 一、僧职分工 |
| 二、寺院重组 |
| 第三节 商品经济影响下的五台山寺院经济收入 |
| 一、从“敕谕”加持到“鬻牒度僧” |
| 二、从“钦赐田地”到“凿翠开室” |
| 三、从“职受僧录”到“山场自治” |
| 四、从“市材募匠”到“窝聚矿徒”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明代五台山修建寺院列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地方财政生态“失衡”现象及其修复（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地方财政生态失衡现象的内涵、特征及演绎逻辑 |
| (一)地方财政生态概念的引入 |
| (二)地方财政生态失衡的一般特征与衡量 |
| 1.流动性不足。 |
| 2.债务负担过重。 |
| 3.土地财政依赖。 |
| 4.刚性支出强化。 |
| 5.预算执行偏离。 |
| (三)地方财政生态失衡的演绎逻辑 |
| 三、地方财政生态失衡现象与形成机理 |
| 四、实施地方财政生态失衡现象修复工程 |
| (一)构建地方财政生态失衡修复应急机制，不断注入流动性 |
| 1.实施国库资金调度特别支持政策。 |
| 2.实行财政专项资金整合政策。 |
| 3.实施地方政府债倾向政策。 |
| 4.筹建地方财政生态失衡修复救助基金。 |
| 5.构建财政资金直达快速通道。 |
| 6.实施特别金融支持政策。 |
| (二)构建地方财政生态失衡修复内生机制，提升地方财政治理能力 |
| 1.实施地方财政振兴战略。 |
| 2.健全省以下财政治理体制。 |
| 3.加速地方税体系建设。 |
| 4.清理税收优惠政策。 |
| 5.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 (三)构建地方财政生态修复的环境条件，夯实生态修复的基础 |
| 1.妥善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关系。 |
| 2.改进“条块”治理关系。 |
| 3.注重靠机制保障和改善民生。 |
| 4.强化预算控制。 |
| 5.引入“最多查一次”新模式。 |
| 6.推进各级政府事权划分规范化、法治化。 |
（4）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薪酬分配公正及其法律实现的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薪酬分配公正的概念阐释 |
| 一、薪酬概念的理论阐析 |
| 二、劳动者概念的理论阐析 |
| 三、公正概念的理论阐析 |
| 第二节 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 |
| 一、哲学维度 |
| 二、法律维度 |
| 第三节 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现实必要性 |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回应 |
| 二、得所应得的强化 |
| 三、差别原则的考量 |
| 四、现实国情的呼唤 |
| 第四节 中国传统分配公正理论的历史演进 |
| 一、传统分配公正思想的演进 |
| 二、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
| 第二章 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评判标准 |
| 第一节 经济学的评判标准 |
| 一、基尼系数 |
| 二、要素价格理论 |
| 第二节 法学的评判维度 |
| 一、劳动报酬请求权的实现程度 |
| 二、同工同酬的实现程度 |
| 三、劳动薪酬集体协商的实现程度 |
| 第三章 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当代薪酬分配法律实现的典型模式 |
| 一、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型——瑞典 |
| 二、市场主导型——美国 |
| 三、政府主导型——巴西 |
| 第二节 对当代中国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借鉴意义 |
| 一、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应与时俱进 |
| 二、破除阻碍市场机制运行的壁垒 |
|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归位 |
| 四、建立公平且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
| 五、完善薪酬配套政策体系 |
| 第四章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力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权力配置基本要义 |
| 一、权力配置原则 |
| 二、权力配置结构 |
| 三、影响权力运行的因素 |
| 四、实现薪酬分配公正过程中的权力运行困境 |
| 第二节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国家责任 |
| 一、司法公正的型塑 |
| 二、薪酬分配制度的完善 |
| 三、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
| 第三节 疫情下薪酬分配公正与政府权力行使 |
| 一、政府权力在疫情保障中的行使方式 |
| 二、疫情背景下的薪酬分配 |
| 三、薪酬分配公正对权力行使的新要求 |
| 第五章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实现机制 |
| 第一节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观 |
| 一、人本理念下的权利观 |
| 二、劳资共赢理念下的权利观 |
| 第二节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支撑 |
| 一、群体公正的实现——劳资共决权 |
| 二、个体公正的实现——同工同酬权 |
| 三、现实公正的实现——劳动报酬请求权 |
| 第六章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社会支撑机制 |
| 第一节 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工会角色定位及其实现 |
| 一、工会的角色定位 |
| 二、工会在薪酬分配中的作用 |
| 三、工会的代表权保障 |
| 四、工会的维权手段保障 |
| 第二节 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职工代表大会角色定位及其实现 |
| 一、职工代表大会的角色定位 |
| 二、职工代表大会在薪酬分配中的职能 |
| 三、职工代表大会的决策权保障 |
| 四、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建议权的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公共债务全口径测算与债务风险特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
| 二、北京市公共债务全口径测算 |
| (一)北京市公共债务统计口径 |
| (二)北京市公共债务的整体情况 |
| (三)北京市公共债务的结构分析 |
| 1.政府债券 |
| (1)政府债券发行规模。 |
| (2)政府债券期限结构。 |
| (3)政府债券的资金来源与用途。 |
| 2.融资平台有息债务与城投债 |
| (1)城投债规模。 |
| (2)城投债期限结构。 |
| (3)城投债的资金来源与用途。 |
| 3.北京市连带隐性债务 |
| 三、北京市公共债务风险的量化分析 |
|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
| 1.政府负担 |
| 2.居民负担 |
| 3.经济负担 |
| (二)数据来源 |
| (三)实证分析 |
| 四、北京市公共债务风险的主要特征 |
| (一)债务规模大、增速快 |
| (二)期限结构错配 |
| (三)公共债务与多种类型国有资产高度关联 |
| (四)隐性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
| 五、结论 |
（6）国家能力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基于文献史回顾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财政与国家能力 |
| (一)晚清时期的财政转型 |
| (二)民国时期的财政与国家能力 |
| (三)新中国时期的财政与国家能力 |
| 二、金融与国家能力 |
| (一)晚清时期的金融发展与国家能力 |
| (二)民国时期的金融发展与国家能力 |
| (三)新中国时期的金融发展与国家能力 |
| 三、工业化与国家能力 |
| (一)晚清时期的工业化发展与国家能力 |
| (二)民国时期的工业化发展与国家能力 |
| (三)新中国时期的工业化发展与国家能力 |
| 四、结语 |
（9）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3.1 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相关研究 |
| 1.3.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应用的相关研究 |
| 1.3.3 PPP模式中多元主体合作的相关研究 |
| 1.3.4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多元主体合作的研究 |
| 1.3.5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范围界定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5 研究方法与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PPP模式 |
| 2.1.2 农村基础设施 |
| 2.1.3 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 |
| 2.2 PPP模式的相关理论 |
| 2.2.1 PPP模式特征及分类 |
| 2.2.2 PPP模式的基本运作 |
| 2.2.3 PPP模式的风险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3 项目治理理论 |
| 2.3.4 博弈论 |
| 2.3.5 激励理论 |
| 3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1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现状 |
| 3.1.1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发展背景 |
| 3.1.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发展情况 |
| 3.1.3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效应分析 |
| 3.1.4 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3.2 推广和应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影响因素辨析 |
| 3.2.1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
| 3.2.2 指标权重计算 |
| 3.2.3 结果与分析 |
| 3.3 小结 |
| 4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分析 |
| 4.1 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及职责 |
| 4.1.1 政府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 4.1.2 社会资本方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 4.1.3 农户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 4.1.4 其他主体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 4.2 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冲突的表现 |
| 4.2.1 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的冲突 |
| 4.2.2 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冲突 |
| 4.2.3 社会资本方与农户之间的冲突 |
| 4.3 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冲突的根源 |
| 4.3.1 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动力不足 |
| 4.3.2 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
| 4.3.3 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交流与信息共享 |
| 4.4 化解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冲突的分析框架 |
| 4.5 小结 |
| 5 基于博弈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 5.1 实现利益相关者协调的必要性 |
| 5.2 考虑利益风险分配的公私双方协调策略分析 |
| 5.2.1 基本假定 |
| 5.2.2 分析与讨论 |
| 5.2.3 仿真分析 |
| 5.2.4 启示 |
| 5.3 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利益协调的博弈分析 |
| 5.3.1 农户参与的必要性 |
| 5.3.2 农户参与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的实践 |
| 5.3.3 模型假设 |
| 5.3.4 分析与讨论 |
| 5.3.5 启示 |
| 5.4 利益风险分配机制的完善思路 |
| 5.5 小结 |
| 6 基于激励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 6.1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激励约束机制 |
| 6.1.1 激励约束机制对利益相关者协调的促进作用 |
| 6.1.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激励约束措施 |
| 6.1.3 案例分析—激励和监管方式对合作效果的影响 |
| 6.2 基于激励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 6.2.1 PPP模式下激励机制的效应分析 |
| 6.2.2 仅考虑显性激励下的模型 |
| 6.2.3 考虑声誉效应的PPP激励模型 |
| 6.2.4 模型分析及数据算例 |
| 6.3 考虑农户感知的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激励约束分析 |
| 6.3.1 考虑农户感知的必要性 |
| 6.3.2 农户感知的评价指标 |
| 6.4 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思路及要点 |
| 6.4.2 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思路 |
| 6.4.3 激励约束机制的实施要点 |
| 6.5 小结 |
| 7 基于关系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 7.1 关系治理对利益相关者协调的促进作用 |
| 7.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公私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2.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7.2.2 范畴提炼和模型建构 |
| 7.2.3 影响机理解析 |
| 7.3 案例分析—关系改进对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影响 |
| 7.3.1 案例基本情况 |
| 7.3.2 案例分析 |
| 7.3.3 经验启示 |
| 7.4 小结 |
| 8 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利益相关者协调的对策建议 |
| 8.1 提升利益风险分配的合理性 |
| 8.1.1 优化利益分配 |
| 8.1.2 健全风险管理 |
| 8.1.3 增强利益保障 |
| 8.1.4 提高扶持力度 |
| 8.2 完善PPP项目的激励约束机制 |
| 8.2.1 建立切实可行的激励约束机制 |
| 8.2.2 构建科学的监管体系 |
| 8.2.3 加强对主体的行为约束 |
| 8.3 构筑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
| 8.3.1 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意识 |
| 8.3.2 增强利益相关者的治理能力 |
| 8.3.3 注重多方良性互动 |
| 8.3.4 积极引导农户参与 |
| 8.4 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从官商协作看牙税的民间运作形态 ——以清末民初清苑县牙税征管为例（190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明清时期清苑县的牙税规模与整顿规制——“原额主义”下的地方财政扩张 |
| 一、方兴未艾的牙行、牙税研究 |
| 二、“原额主义”体制下地方财权的转移——晚清牙税整顿 |
| 三、保定商会的崛起——士绅精英的社会参与 |
| 第三章、行业自承代征体制的维系(1911-1923)——民初牙税整顿与清苑县牙税征管 |
| 一、新帖换旧符:北京政府时期的牙税整顿 |
| 二、官商协调下的税权归属之争——以干鲜果业牙税为例 |
| 第四章、招商包收与行业代征的融合(1923-1928 年)——财政压力与官商协调因应 |
| 一、直省财政困境与招商包税政策的出台 |
| 二、利权分割与纠纷协调:实际运作中招商包收与行业代征的融合 |
| 三、商会调解与其对税收征管的参与 |
| 第五章、旧秩序的再维持(1928-1937年)——国民政府前期的牙税运作 |
| 一、1929 年牙税新章:牙税的变质与维护 |
| 二、招商运作的妥协:行业代征的保留与县署的斡旋 |
| 三、重塑平衡:商会改组对税收秩序的冲击——以干鲜果业牙税征收为例 |
| 结论 |
| 一、牙税整顿历程与现代财政体制的建构 |
| 二、“地方立场”:县财政的维系与牙税运作实态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建立稳固、平衡的安徽财政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圣俗之间：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中的收入问题[D]. 王国棉. 山西大学, 2021
- [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转换与调适——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J]. 董玮,秦国伟,于法稳. 农村经济, 2021(09)
- [3]地方财政生态“失衡”现象及其修复[J]. 王振宇,司亚伟,路遥. 财政研究, 2021(09)
- [4]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D]. 王琼. 吉林大学, 2021(01)
- [5]公共债务全口径测算与债务风险特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 韩瑞雪,徐军伟,毛捷.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1(08)
- [6]国家能力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基于文献史回顾的视角[J]. 周建波,陈皓,孙淑彬.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4)
- [7]城市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鄂尔多斯市为例[D]. 白慧宁. 内蒙古财经大学, 2021
- [8]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研究[D]. 魏帮胜. 安徽大学, 2021
- [9]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研究[D]. 管立杰.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3)
- [10]从官商协作看牙税的民间运作形态 ——以清末民初清苑县牙税征管为例（1903-1937）[D]. 焦文卿.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