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知的代价──七条人命（论文文献综述）
郑明娥[1]（2013）在《新世纪“底层文学”中农民题材小说的启蒙叙事》文中研究说明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的"农民"题材小说,整体上渗透着一种启蒙精神。其知识分子立场下的启蒙叙事着重体现在对愚昧的揭露、对权力的批判上,并通过揭示农民生存悲剧的根源,反映当下中国社会深层的现实问题。
殷福元[2]（1996）在《无知的代价──七条人命》文中研究说明无知的代价──七条人命徐州市铜山县利国乡利国村某一私人办的报废的小铁矿，矿主家盖房子需要用照明线，矿主想到了废矿内有，８月２７日夜间就派１人去废矿内取电线。去了老一会不见人上来，于是又派２人下去，还不见人上来，紧接着又派３人下去看看怎么回事。过了一段...
朱红杰[3]（2015）在《“三言”中的欲望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中后期以来,心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人们开始肯定自己的本能欲望,而随着市民生活的日益丰富,通俗文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冯梦龙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在当时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三言”着重于对世情的摹写,虽然其中不乏是对宋元话本的编辑整理而成的作品,但是这类作品在当时能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还是有其必然性的。冯梦龙之所以会选编这部分作品也是有其原因的。在“三言”作品中充满着对人们各种欲望的书写,有对情爱欲望的叙事,不仅刻画出人们对真情至爱的追求与赞美,同时也批判了那些一味追求情欲的享受而不顾伦理道德的所谓情爱之徒;也有对财货欲望的叙事,对正当聚财表示肯定与赞美,对非法敛财予以谴责与鞭挞;有对政治欲望的叙事,展现了士人们对于仕途之路的渴望以及在怀才不遇之时所表现出的仕途幻想;还有对宗教欲望的叙事,表现了人们对成仙成佛理想状态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也在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回避心态。“三言”中对情爱欲望、财货欲望、政治欲望以及宗教欲望的叙事,以每种欲望的类型作为叙事的主线,串联整个故事情节,并衔接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使每篇故事都引人入胜,每个人物形象都更加丰满。它根植于明代中后期崇奢黜俭的社会风尚、悖离礼教的社会观念以及逐渐觉醒的主体意识的文化生态之中,不仅表现出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貌,同时也传达出冯梦龙以情教人的思想。
郭重威[4]（2008）在《《古镇沧桑》第二部》文中研究指明承前《古镇沧桑》照字面说应该讲古镇沧海变良田的故事,在实际上就是讲历史的故事。但这个古镇的历史太久了,有记录的就有两千年,它的故事自然也很多,该怎么讲呢?细想一下,办法有了,你只要从宏观上来想一下,中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朝代,这个朝代倒了,那个朝代兴了,但变化的
方奕[5]（2010）在《本土化视野下的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它标志着人类历史进程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预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跨入了新的时期。全球化语境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文化地位的稳步攀升,新世纪文学也呈现出一些新的质素。面对西方文学这一强劲的“他者”,中国作家的心态渐趋平和,也不再亦步亦趋地竞相仿效;他们试图摒弃对西方的依附心理,摆脱焦虑和彷徨,走出影响的阴影,重新发掘本土自身的魅力内质,创作了一批与本土资源、中国经验、文化传统、古典形式有着深层联系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在写作资源、艺术源流、主题呈现、表现对象、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述结构、语言类型、精神气质、美感神韵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趋向,并共同建构着中国本土化的文学图景;在一个新起点上,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自主性与独创性的生长提供了契机,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以及参与全球价值体系的构建铺开了道路。然而不可否认,这种较为积极的反思和挖掘的背后,实际仍潜隐着一个巨大的参照系,那就是西方文学。毋庸置疑,我们是在西方语境的强势影响下来重新思索本土化问题,并考辨西方化比照下本土元素凸显的深层意义的。长久以来,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始终若即若离,一方面,理智要求我们对其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法真正摆脱它的牵绊,这是中国文学及其本土化实践所难以规避的尴尬状态。由此生成的文本往往呈现出带有西式底色的本土化特质,本土性与西方性的因素互相纠缠、牵扯、嫁接,并在冲突与融汇中构成动态样式,达到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也就是说,本土化决非纯粹的本土化,它是与西方因素相互纠结或冲撞着的一种动态整合过程,是全球化境遇下中国文学的一种重整方式,而这种重整仍与西方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暧昧关联。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而这种复杂性也是本文探究的重点之一。论文正是基于以上复杂情形,具体考察新世纪长篇小说回归传统、持守本土这股创作潜流的总体特征、具体表现及其价值意义。笔者从浩瀚的新世纪长篇小说中选取本土性浓厚的作品（尤其侧重于乡土题材的小说）,以“本土化”为切入点,建构全新的理论框架将之囊括其中,并深入探析新世纪长篇小说本土化的特点、问题、复杂性纠缠的状况及其对新世纪文学的启示。整篇论文从文本与理论两个向度出发,用理论带动作品,以文本细读充实、丰富、深化理论框架,争取达到理论与作品互动互补的效果。论文共分四章,前有导言,后有结语。导言部分阐明论文的选题价值、创新点、研究现状、写作思路和方法;第一章建构文学“本土化”理论的整体框架;后三章以“本土化”为视角,分别从表现内容与艺术形式两方面对新世纪长篇小说展开评说,分析其本土化的文本表现及复杂状态;结语部分总结新世纪长篇小说本土化的特质、问题及启示等。第一章“本土化”与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本章结合探源和发生学方法,重点溯源“本土化”概念,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历程,勾勒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本土化趋向。第一节主要考察“本土化”话语,从“本土”、“本土化”、“文化本土化”等方面延伸,进而厘定“文学本土化”的内涵与阐释维度,并探明全球化语境下“本土化”生成的历史必然性。文学“本土化”代表的决不是纯粹原汁原味或自我封闭的文学,它是指弱势主体的文学在受到强势客体文学的刺激和冲击之后产生的一种重整反应,是本土文学的自我想象和内在建构。它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意为由“非本土”状态变为“本土”状态或者将原属于“本土”的要素开掘出来。作为一种动态行为过程,文学“本土化”通过强调、发掘弱势主体中某些被遮蔽的文学质素,或者转变、内化强势文学的元素以融入自身的方式,来重申本土性之价值所在。对“本土化”的强调,似乎是全球化语境下弱势文学发展进程中必然发出的一种强音,它与传统性、现代性、西方性、本土性等关键词都密切相关。第二节则以“本土化”为切点,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指出探讨中国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如何处理本土性与西方性之间的关系的。“本土化”问题关乎中国文学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前景,“本土化”与反本土化之间的抗争也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的内部张力。第三节为“新世纪文学”合法性证明的同时,指明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所呈现的一种重要趋向:“本土化”,并分析其自主性生长与尴尬境遇。新世纪长篇小说旨在建立一种基于中国生活、中国经验、中国文化、中国形象的本土化叙事,记录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道路,展现本土文化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及其与西方性的交糅与碰撞,并创造足以丰富全球文学画卷的独特艺术形式。只是这种努力依然伴随着西方文学的介入和影响,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中国文学“本土化”的悖论性存在。第二章“本土”资源的纵深寻觅。本章主要以理论解读与文本分析为研究方法,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综合视角,论述新世纪中国作家对“本土”资源的纵深寻觅,从新编神话传说、重温传统文化、探秘中国人心等方面细化,分析本土资源是如何介入小说并与文本内质相互糅合的,以及它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复归的样态与身份的尴尬。本土资源,指根植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深层的文化传统、创作素材、艺术灵感、精神传承等。长久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文学资源泛滥的困扰,似乎无法轻松地跳出西方经验与艺术形式的模子。中国也一直充当着“被启蒙”的角色,只如饥似渴地咀嚼着西方经典,却忽视了对本土创作资源的利用,成了艺术精神的流浪儿。那么,如何扭转这种失语的尴尬,如何使本土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重获阐释,焕发精神生命的内在光辉,这正是新世纪长篇小说予以反思和回应的向度之一。本章第一节分析了新世纪“重述”系列小说在“看”与“被看”悖论下的创作样态,以及本土韵味与现代技巧交错一体的呈现形式,探讨“重述”这种叙事行为对本土资源运用问题的启示性。第二节回眸中华传统文化,从儒释道的深层复归、文化衰落与精神远逝、乌托邦迷梦的复活三个角度,展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与裂变。传统资源和文化精神始终是作家不可或缺的灵感来源,新世纪以来,作家们改变仰视“他者”的姿态,逐渐回拨视线,深情回望传统,重新召唤本土文化资源或关注传统精神之远逝。第三节展现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中国国民性和中国人心的诠释。这一人心的探问,承接了20世纪中国文学重视国民性剖析的传统,同时更注重本土色调和东方味道,强调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与东方式思维习惯,为中国人性的描绘作了详尽的图释。第三章“本土”经验的深度拓展。本章以文本细读为主,从微观视角重点阐述新世纪长篇小说对“本土”经验的深度拓展,并以寻踪异域、乡土呈现为结点,串联起中国经验在不同本土空间中的叙事轨迹与精神延展。“本土经验”,特指生发于中国本土的独特经验,它包括一系列的人事物象、历史风俗、生存境遇、情感体验、文化心理等。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越来越注重拓展本土经验,这种开拓在广度、深度及美学意义上与20世纪相比,皆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尤其在边疆和乡土领域可谓独领风骚。本章第一节阐明了新世纪寻踪异域,发掘边疆资源的创作实绩。随着一批融边疆特殊人文风貌、文化精神、情感内蕴的长篇小说的出现,聚焦边疆的创作趋势持续升温,为丰富本土经验注入了勃勃生机。这些小说放眼边疆,饱含感情地倾情书写,展示了中国边疆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坎坷变迁以及人们的内心挣扎。第二节则以新世纪乡土呈现为核心,揭露乡土中国的衰败之象。新世纪乡土小说以“村落”为聚焦点,集中显示了现代化转型下的乡村悲喜剧以及乡土中国的生存遭际,探析乡土叙事的终结与日常村庄世界的建构,折射出中国乡土世界的现代精神境遇与存在困境。第四章“本土化”形式建构与审美现代性。以审美现代性的形式建构为轴,解析新世纪长篇小说在文体结构、艺术精神、叙事语言等方面的“本土化”体现,重点探明传统艺术形式与西方现代技巧相互纠缠又互动相生的复杂状态。西方文学资源一直在中国文学界独占鳌头,传统叙事元素却备受冷落,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已有所改观。在探索长篇小说艺术形式时,中国作家开始以“回望”的方式经营自己的园地,从本土积淀与写作风格入手,向传统资源和艺术形式寻求灵感,尝试以回归和创新的双重姿态构筑中国文学的新形象,拓展长篇小说的审美现代性,抒写本土化中国文学的最新表达图式。然而,在此过程中,中国作家并不能完全弃西方现代技艺于不顾,而只徜徉于本土艺术创建中,他们仍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性的影响,并于创作中无意识地表现出来,造成本土性与西方性相糅合的文本效果。本章第一节从文体结构的角度,探究传统形式的现代更迭,其中重点剖析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片断连缀式与“旧瓶装新酒”的古为今用式,后者包括章回体、凤头猪肚豹尾、纲鉴体、絮言体、诗经体、生活流式、对话式七种文体形式,这些都是在传统文本结构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艺术技巧所创造的。第二节从艺术内质的角度,以再现母语的魅力和诗性以及剖析天人合一的叙事模式为契点,阐析了新世纪长篇小说独特的古典美学神韵与精神气度。
李建明[6]（2010）在《包公文学研究》文中提出包公故事的丰富,在通俗文学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包拯的故事北宋时期就在民间流传,宋元明清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难以统计。这说明,包公文学是一种显着的历史存在。包公文学是指涉及包公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包公文学体裁有戏曲、小说、传说故事、宝卷等。本篇包公文学的研究以戏曲、小说为主,对包公文学的考察时限止于清末。本研究的内容以清官文化的产生为背景,研究包公文学的产生、发展和包公形象的演变,着重探讨清官文化为什么会在宋朝兴起,宋元以来的清官文学为什么会以包公为代表,并且以文本的演变来探讨包公文学的发展变化。同时,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包公文学意蕴作深入细致的探讨。研究包公文学可以体会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与精神。中国古代注意法与情、法与理的关系,重礼教,法顺人情、息讼止争是古代的司法精神。包公文学虽然积淀着封建政治文化成分,是皇权制度的产物。但是执法如山的包公,体现了一种民本思想,包公文学关注的是平民的日常生活并揭露了统治阶级残民以逞的罪行。这是一种真正的民间立场,不同于文人对民众居高临下的同情。包公文学中的清官意义是一种为官之道与从政之德,具体表现为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体恤民情等方面,这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因此,包公文学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人文精神。研究包公文学已远远超过包拯这一历史人物本身,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宋朝之前的着名的廉吏,也有不少。在同时代的官僚中,包公的地位远不及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人显赫,才情也比不上欧阳修、苏东坡等人的出类拔萃;政治上的建树,更无法与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包公为什么会作为清官文学的代表在通俗文学中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要从包拯所处的宋朝——清官文化兴起的时代谈起。清官文化在宋朝的兴起有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宋朝革除五代弊政,建立廉洁的政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而宋朝的法律对私有权的保护和重典治盗贼,也加强了民众的法律意识和对清官的诉求。宋代,清廉是官员必须遵守的基本政治准则。不少官员自觉以儒家的思想来塑造自己的清官品格。宋代出现了一大批砥砺名节的士大夫,这是宋朝清官文化产生的一个标志。而民间文艺中的公案文学则是清官文化生动的体现,是清官意识流行的重要标志。民间对清官持久和广泛的传播,充分说明了传统的清官意识基本上是一种民间信仰。清官是百姓用心灵供奉的神。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包拯有幸走进了通俗文学,从而成为清官的典型。只有从清官文化的角度去考察包公文学,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包公文学在各个朝代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期。包公形象,在宋代市井文艺家那里,包公只是一个判官形象。包公在通俗文学中成为判官形象,则与正史与文人文集对他审案个性的描写有关。宋人的历史和文人的文集中,记载包公判案的有十多处,并表现了包拯峭直、清廉、明察、忠恕爱民的个性,包公在审案中注重法律与情理的统一。所有这一切,都为后世包公文学所本。到了元代,包公被塑造成有智谋的斗士形象。主持正义又充满智慧的包公,体现了作家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和期待。同时,这也是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元代百姓的呼声。平民呼唤包公,实际上是对黑暗现实的极度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心理幻想。元剧作中的包拯,既维护皇权,又刚正不阿,替民众伸冤,显示了一个清官所具有的正直品质和内在魅力。在明代,他有智有刚,是日断阳夜断阴的星主。与宋元逐渐神化的包公相比,明代的包公神通广大,上至玉帝,下到阎罗,对包公有求必应,有的地方神,更受他驱使。清代他又成了侠客的首领。在清代,他除了集精察、神明于一身外,更是忠心耿耿的国家栋梁。总之,包公是民众理想的化身。古代通俗小说的作者,大多数是身处下层的文人,他们在现实中经受过太多的痛苦和压抑,仕进无门。他们便把自己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寄托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身上。这种人物形象往往有至高无上的伦理规范。他们创造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他们的白日梦。包公文学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从对关汉卿的包公戏与莎士比亚“案情剧”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同样是面对善与恶,中国的小人物只能靠外力——鬼魂或清官来为他们伸张正义;莎士比亚对于善与恶,既借助于法律来解决,又充分表现人的本质。在他看来,悲剧的原因根源于人自身,人的自由意志往往陷入到罪恶之中。中国人相信天理,所以代表正义的一方都有好结局,很少西方悲剧那种恐怖、悲惨、神秘等成分。中国悲剧着重表现主人公的正义性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可以看成是采用正剧形式的悲剧。包公文学自宋朝诞生以来,包公故事如滚雪球一样,出现了难以数计的包公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一种重写或改编。从包公文学中小说、戏曲故事情节相互移植和因袭化用的情况,可以考察包公文学题材流变的迹象及相关文学形象。学者们对包公故事的源流花了很大力气去做,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有两种偏向:一是把小说史研究降为纯粹的故事考辨,二是把作家创作看成简单的故事汇编。因此,以文本的演变（进步）来探讨包公文学的发展,也就是历史演变法,是有必要的。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在文本的演变中找出变化中的新质,从中发现新的理论问题,并加以分析。在研究中发现:包公文学故事的因袭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取自前人笔记,二是包公文学故事内部的演变。包公文学的因袭不仅仅存在于相同体裁的文学形式之间,如《龙图公案》对《百家公案》的抄袭、改编,而且也表现在说唱文学与小说之间的互动。一般情况下,当小说被改编成表演艺术（戏曲）时,往往容易成功。因为,从小说形态转化为戏曲形态容易,戏曲形态也往往内含着小说叙事的方式。比如,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是对宋话本《合同文字记》的重写,从叙事的同一性、抒情的主观性和主题的强化三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杂剧在对小说重写过程中的创造性。在这创造性的重写过程中,叙事速度有快慢详略之分,在小说的简单的介绍地方,戏剧往往充实一些细节和场面,以便刻画人物心理、情感,有很强的感染力,这样,表现的主题也更鲜明。包公文学在演变过程中,如果说戏曲因袭小说易取得成功,那么,戏曲演变成小说,则难以成功。因为小说失去了戏曲的抒情写意功能,必须通过人物、情节设置来表现世态百象。而包公文学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成功之作。比如《百家公案》不少故事是对前人戏曲的改编,在改编过程中往往大量移植、删改,篇幅大幅度的缩减,作品的情节事件简缩,描述粗略,较少大段场景化铺叙,缺少对人物的描摹刻画。小说显得简略而粗枯。然而,另一方面《百家公案》的主题的单一性又很好地实现了叙事者普及法律的意图。包公文学在演变过程中,故事情节一般越来越合理。仁宗认母故事最早的是元杂剧《金水桥抱妆盒》,但无包公出场,且情节太荒唐。其后明传奇《金丸记》、清前期小说《万花楼演义》等,都对这个故事作了进一步改编,但情节仍有疏漏。《三侠五义》改编后更符合情理,堵塞了情节的漏洞。包公文学中有一种改编值得注意,主题发生演变。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以来,游侠在文学作品中不断闪现,至明清,侠文学蔚为大观。在此过程中,游侠的行为和人格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从崇尚血气之勇到追求忠义,从轻生死重然诺墨家精神到兼济天下儒家情怀的人格转变。《三侠五义》可看成对古代侠义精神作出的一种修正。另外,在《水浒传》里表现的侠客归顺官府的叙事模式,至《三侠五义》终于成熟。为什么包公文学不断被重写?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冤案丛生,也必然出现“情同”,于是出现了包公文学的因袭现象。这种“事以感生”、“兴从境起”的创作动机在包公文学中不断产生,于是,包公文学的文本在演变过程中,人物形象、情节设置、主题等都会发生变化。在研究方法上,还注意运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包公文学意蕴作深入细致的探讨。包公文学对昏聩吏治的讽刺,对凶党恶徒的揭露,对家庭道德问题的忧虑,都表现了一种批判现实、关怀人间的情怀。清官包公是通俗文学塑造的理想形象,包公崇拜既是民众的诉求,也是统治者需要“教化之吏”的一种表现。他作为教化之吏,必然具备孝亲、忠勇等政治伦理思想。清官既然是统治者的需要,他也会表现为封建文化本身的缺陷,如靠直觉判案,运用酷刑维持风化等行为。虽然如此,包公作为公正的象征,将永远为人民崇拜,包公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包公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大多为复仇型和果报型。这两者都表现了一种惩恶扬善的主题。包公文学中受害者的鬼魂复仇或还魂故事,其实也寄托了弱小者的深重的悲哀与不幸。从创作角度看,大团圆结局是对现实的一种遮蔽,这种乌托邦式的圆满是瞒和骗造就的一条奇妙的逃路,虽然它是艺术上一种中和雅正的追求。
施瑞婷[7]（2018）在《情感体制视阈下情感社会化话语的嬗变 ——基于一个情感教育栏目的研究》文中认为当代社会情感感受与表达规则失范、社会心态失调等问题层出不穷,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我国几度社会转型的历史实情来看,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变迁都会深层次地影响处于时代洪流中的个体情感,情感社会化研究便发轫于此。社会化是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情感社会化不仅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自身的重要机制,对情感社会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创性地在情感体制的研究视角下,历时性地剖析了我国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情感社会化问题的复杂性、差异性和多变性。通过选取跨越五十年历史的《中国少年报》上“知心姐姐”相关栏目的全样本作为研究材料,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历时性内容分析法,展开纵向和横向的多角度探讨,本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理想主义情感体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导性情感体制。在这一情感体制下建构起了一整套“集体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主要特征是情感色调以“勇敢”为主,集体主义情感主旋律突出,情感趋向两极化、片面化,许多情感都被摆在了对立的位置上,目的在于烘托、强化以及反衬集体主义情感。围绕这套话语有着相应的话语实践,重点在于对个体与集体的情感关系的处理。集体主义情感大于一切,家庭功能政治化。对少年儿童与对成年人的情感社会化的期待并无明显分别。具体的情感教育方式首先是自我反省,接着对有益于情感社会化话语的情感进行潜移默化地渗透,以及采用反衬手法进行强化。对于不符合话语要求的情感,同样采用反衬法凸显其错误性,并利用个体和集体的情感关系,进行集体性的批判以及夸大危害性的后果,直至将其扭转。现实主义情感体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导性情感体制。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经济腾飞,对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教兴国”战略使认知教育成为国民教育中最受重视的内容。与此相应,“集体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式微,理想主义的狂热回归现实主义的理智。在此历史情境下形成的现实主义情感体制建构起了一套“理智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这套情感社会化话语实践的重点,在于处理个体与互动性重要他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由于核心家庭在情感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亲情之爱重新回到情感社会化话语中,情感色调以“爱”为主。少年儿童成为情感教育中最受关注的群体,情感教育方式虽种类繁多,但总体呈现出工具理性的特征,被理智对待的情感若是能够促进认知教育的发展,社会化过程就完成了。若还不能,则需经由自省,辅以采取其他的教育方式重复这一过程,进行情感的再社会化。自我主义情感体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主导性情感体制。这种情感体制建构起了一套系统的“快乐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理智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由于引起许多负面情感而逐渐式微,社会对正面情感的呼吁加强,因此,这种情感体制的情感色调以“快乐”为主。对“快乐人生三句话”及相应的“快乐人生的36个好朋友”的建构,完整地诠释了这套话语的内涵。随着情感逐渐“被看见”,不再依附于其他,情感指涉个体、回归自身。话语实践所处理的主要是个体与自身的情感关系,情感涉及的环境不再局限在日常生活范围内,还涉及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少年儿童的情感得到进一步彰显。情感成为情感教育的核心,对于负面情感往往采取“以情育情”的方式进行情感教育,促使其转化为有益于“快乐人生”的正面情感。如难以转化,则会选择忽视、忍耐、遗忘、向内归因等方式进行排解。若起初体验到的是正面情感,也要经由自我反省,判断其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如不符合,还需通过情感教育进行再社会化,以达成“快乐人生”的目标。三种主导性情感体制之间是一种交叉渐进的关系。随着情感体制的变迁,情感社会化的话语建构及实践亦在不同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为一个时期的情感意涵、情感序列、情感关系以及情感教育等定下基调。情感教育方式从极端化转向人性化,原本受到压制的个体情感日益得到关注,个体与自身的情感关系成为情感社会化话语处理的核心关系,代际关系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这些都反映出社会的个体化趋势。但是,鉴于我国文化一直非常重视情感,即便是在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时代,也体现出强烈的试图将情感予以规训的冲动和要求。通过“知心姐姐”形象的创立,促使受众与其产生情感联结,其目的还是为了进行情感教育,强调情感的统一性,强化情感社会化话语。国家意志以及工具理性在每个时期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其对情感规训的影响力,高度简化的情感判断与向内归因的情感教育方式也始终存在。情感社会化话语还具有代际传递效应。研究最后分析了对情感社会化话语的过度内化可能带来的情感问题,指出情感或许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结构性因素之外,引发情感体制本身更迭变化的内在推动力,由此探讨了情感体制转向的新趋势。研究最终落脚于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解,解释这些变迁及其机制是如何通过曲折的历程影响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生存体验和生活感受的,并试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个体与社会两方面提出处理社会情感问题的建议,且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总体而言,在情感体制视阈下探讨情感社会化问题不仅能够帮助人际沟通与代际间的理解,更有助于将历史照进现实,为洞悉时代的命运与精神提供参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情感社会化是连接看似个体层面的情感与整体层面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桥梁,唯有从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都通过良性循环的方式解决情感问题,才能形成真正的“好社会”。
刘晓丽[8]（2005）在《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强权能约束人的行动,但不能束缚人的心灵。文学是人类的心灵产物,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1932-1945年的中国东北地区有自己的心灵史,也有其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这段文学应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界。 基于以上观念,本论文选择了“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研究,通过实地调查以及对散佚资料的搜集和爬梳,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缺失的角落——伪满洲国时期的中国本土文学的现状和发展,作一系统的考述,并试图达到以下目的:绘出东北伪满洲国时期的部分文学图景,揭橥当时文人复杂的精神史的某些层面,厘清那个异态时空中精神世界的一些真相。 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文学无意构建‘新满洲’”,是对伪满洲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一本中文文化综合期刊《新满洲》的考述。考证出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的主体倾向。本章首先描述伪满洲国的文艺政策及其政策实施的方略,展示该杂志生存的话语背景,并借此为全篇论文提供论述的基底。在此背景下详细考察《新满洲》杂志7年的编辑流程,厘清杂志的真实办刊策略。在特殊语境中,杂志既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又要维护文字的尊严,以文学为手段,在顺从文艺政策的同时却走向与之无关的不合作之路。在妥协和抗争的同时运作下,杂志中的文学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通俗文学承载了创生新文体的文学精神,女性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第二章“新文学的想象”,是对文学期刊《艺文志》《文选》《作风》《诗季》及“文丛刊行会”的考述。藉此描述伪满洲国时期东北新文学的发展状态,并探讨文学背后的作家个体心灵等问题。本章首先以围绕对“艺文志”同人的批评为线索,考察《艺文志》《文选》《作风》三种杂志以及“文丛刊行会”,展示伪满洲国时期东北部分作家、作品及文学期刊的经营形式。然后通过对当时惟一的一本中文诗歌杂志《诗季》进行考述,揭示当时文坛的诗歌发展状况。这些纯文艺同人杂志,只出刊了两到三期,便纷纷停刊,但这些当时文人的心血之作,其间寄托了他们的文学梦想和社会愿望,忠实地记录了艰难时世中不甘坠落的个体心灵的坚韧与挣扎。在上述期刊考述中还触及一些在伪满洲国生活的日本文人的创作情况及内心世界。 第三章“通俗文学的风景”,是对大众文化杂志《麒麟》的考述。藉此描述东北通俗文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创作环境的情状。在当时的东北没有专门刊载通俗文艺的杂志,《麒麟》杂志可以算作当时文坛通俗文学的大本营。言情俊杰、侦探专家、武侠高手、幽默说客等汇聚于此,不仅有本地作者,还有华北通俗大家加盟,杂志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刊出了言情、
赵剑平[9]（2000）在《惊悚》文中指出 1."地无三里平"的贵州高原,北有大娄山,南有苗岭,千山万壑,磕磕绊绊,居然在湄潭县奇迹般地堆出来一片江南风光。秀气的丘陵,曲折回环的河流,明亮肥沃的田坝……抗战时期,浙江大学为躲避战祸,竺可桢校长来湄潭考察,一眼便看中这个地方,把学校迁到了这里。湄潭从此不仅有了灵气,还有了名气。狗年春节,腊月二十八,县委书记黄天俊就和公安局长陈小刚约
鲁太光[10]（2013）在《当代小说中的土地问题 ——以“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为中心》文中提出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中,土地问题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正是由于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20世纪,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土地问题上展开了三次前后相继而内容又截然不同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始于1946年止于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始于1950年代初止于1980年代中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始于1970年代末至现在仍在坚持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这形塑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伟大的社会运动,中国文学进行了忠实的记录和反映,形成了审美品格和历史内涵不同的文学形态——“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伴随着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在“重写文学史”潮流中被予以脸谱化解读。实际上,这不过是新的意识形态解读,其必然伴随着中国现代实践的延展和中国现代性知识视野的拓展而有所更新。本论文就以“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为研究对象,力图将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放置在20世纪中国现代实践的整体视野中加以认识,重新释放出这两个在因果上前后相联的社会运动的能量,摆脱“新时期”以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野,重估“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鉴于此,序论主要考察了“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的发生及其评价演变史,在此基础上,梳理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整体历史进程,为重新认识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从而为重新认识与之相关的作品扫清道路。第一、二、三章主要考察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土地问题及其文学表述。第一章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核心考察由旧土地制度给农民带来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及土地改革对这“创伤”的救治和救治的初步成果。第二章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为核心考察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暴力行动及其深层根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踪作者对“暴力”进行呈现的表意策略及其不足。第三章以孙犁的《秋千》、《村歌》等小说为核心,考察土地改革对人们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带来的改变,从而考察孙犁在其“土改小说”中对“新人”进行塑造的因与果。土地改革固然是一场伟大的“千年运动”,但它在给中国农村带来巨大的“正能量”时,其“负能量”也渐次凸显,因而更进一步走农业集体化之路就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第四、五、六章就主要考察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演进逻辑。第四章以赵树理的《三里湾》为核心,考察由农业集体化运动带来的现代农村规划。第五章以柳青的《创业史》为核心,考察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现代农民形象。第六章以浩然的《艳阳天》为核心,考察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活跃的现代历史意识。在此基础之上,综合考察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取得的成绩及其最终失败之原因。肇始于19世纪末叶,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实践并未终止,还要在21世纪发展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找到一个相对理想的“现代方案”,而这—“现代方案”的形成需要汲取此前一切历史运动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有害成分,鉴于此,结语中结合对“新时期”以来农村现代实践及其文学表述的梳理,呼应土地改革前的农村现状,在一个相对完整的视野内再次回望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运动,观照“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二、无知的代价──七条人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无知的代价──七条人命（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底层文学”中农民题材小说的启蒙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启蒙意识与对国民弱点的批判 |
| 二、启蒙意识与“权力膜拜”的批判 |
| 三、“农民题材”与启蒙叙事延伸的反思 |
（3）“三言”中的欲望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三言”中的情爱欲望叙事 |
| 第一节 挚情的追求 |
| 第二节 情欲的沉溺 |
| 第三节 情爱欲望的叙事动机 |
| 第二章 “三言”中的财货欲望叙事 |
| 第一节 明中叶前后商人地位的发展变化 |
| 第二节 崇拜财货之风的盛行 |
| 第三节 财货欲望的叙事动机 |
| 第三章 “三言”中的政治欲望叙事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士人的政治欲望概说 |
| 第二节 强烈的仕途欲望 |
| 第三节 政治欲望的叙事动机 |
| 第四章 “三言”中的宗教欲望叙事 |
| 第一节 成仙成佛的人生追求 |
| 第二节 宗教欲望的叙事动机 |
| 第五章 “三言”中欲望叙事的文化生态 |
| 第一节 崇奢黜俭的社会风尚 |
| 第二节 悖离礼教的社会观念 |
| 第三节 逐渐觉醒的主体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5）本土化视野下的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价值与创新点 |
| 二、研究现状之概况 |
| 三、写作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本土化”与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 |
| 第一节 文学“本土化”的理论建构 |
| 一、概念的溯源和厘定：从“本土”到“本土化” |
| 二、背景与话语的生成：全球化语境凸显“本土化” |
| 三、释义及其阐释维度：由文学“本土化”说开去 |
| 第二节 回望历史：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本土化” |
| 第三节 “新世纪文学”的自主性生长与尴尬境遇 |
| 一、“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合法性证明 |
| 二、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种重要趋向：“本土化” |
| 第二章 本土资源的纵深寻觅 |
| 第一节 重述：想象的腾飞与寓意的变奏 |
| 一、“看”与“被看”的悖论语境 |
| 二、“故事新编”后的神话传说样态 |
| 第二节 回眸：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裂变 |
| 一、儒释道的深层回归 |
| 二、文化衰落与精神远逝 |
| 三、乌托邦迷梦的复活 |
| 第三节 探秘：独特的中国之“心” |
| 一、重铸中华“狼图腾” |
| 二、“尴尬”或“风流” |
| 三、本土性的“深面孔” |
| 第三章 本土经验的深度拓展 |
| 第一节 寻踪异域：发掘边疆资源 |
| 一、民族百年与沧桑命运 |
| 二、水乳交融的藏地风情 |
| 三、灵魂飘散与心灵救赎 |
| 第二节 乡土呈现：颓败的村落之象 |
| 一、现代性转型与乡村悲喜剧 |
| 二、超越乡土启蒙叙事 |
| 三、建构日常村庄世界 |
| 第四章 本土化形式建构与审美现代性 |
| 第一节 文体结构：传统形式的现代更迭 |
| 一、片断连缀式：“大珠小珠落玉盘” |
| 二、古为今用式：“旧瓶装新酒” |
| 第二节 艺术内质：古典美学神韵的再现 |
| 一、母语魅力：汉语诗性及审美之维 |
| 二、天人合一：叙事转换和模式更新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后记 |
（6）包公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包公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 |
| 第一节 论隋唐的贬贪文化 |
| 第二节 宋朝清官文化的兴起 |
| 第三节 包拯与包公文学的产生 |
| 第二章 宋朝包公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宋朝包公文学的产生 |
| 第二节 从文言小说到话本 |
| 第三章 元朝包公文学 |
| 第一节 元代包公文学的兴盛发展 |
| 第二节 关汉卿与元杂剧中的包公戏 |
| 第三节 元杂剧中的包公戏的成就 |
| 一、合同文字：从宋话本到元杂剧 |
| 二、元包公戏的冠冕：《陈州粜米》 |
| 三、元杂剧包公戏的比较观照——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案情剧”比较研究 |
| 第四章 明朝包公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明朝的包公文学概述 |
| 第二节 展现罪人恣意妄为欲望:明代包公小说的叙述意图 |
| 第三节 拙劣的改编成功的采录 |
| 第五章 清朝包公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清朝包公文学概述 |
| 第二节 侠义精神在《三侠五义》中的修正 |
| 第三节 花部中的包公戏 |
| 第六章 包公文本演变鸟瞰 |
| 第一节 包公形象的演变 |
| 第二节 情节设置的丰富与发展 |
| 第三节 伦理主旨的表述 |
| 第七章 包公文学的意蕴 |
| 第一节 包公文学的批判精神 |
| 第二节 包公形象的文化内涵 |
| 第三节 包公文学中的大团圆 |
| 附录:《龙图公案》与《百家公案》的渊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情况 |
（7）情感体制视阈下情感社会化话语的嬗变 ——基于一个情感教育栏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问题聚焦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材料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一个栏目的几个时代 |
| 一、“我群”与“他者”:主要受众群体的聚焦 |
| 二、政策与教育: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历程 |
| 三、回到情感:情感色调的年代差异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理想主义情感体制下的情感社会化话语 |
| 一、革命的“理想主义” |
| 二、“集体至上”的话语建构 |
| 三、“公而忘私”的情感关系 |
| 四、“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现实主义情感体制下的情感社会化话语 |
| 一、生存的“现实主义” |
| 二、“理智至上”的话语建构 |
| 三、“亲情回归”的情感关系 |
| 四、“工具理性”的情感教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自我主义情感体制下的情感社会化话语 |
| 一、发展的“自我主义” |
| 二、“快乐至上”的话语建构 |
| 三、“彰显自我”的情感关系 |
| 四、“以情育情”的情感教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跨越时期的情感话题 |
| 一、情感意涵的时代变迁 |
| 二、“公与私”的消逝与重构 |
| 三、“男与女”的性别意识 |
| 四、“贫与富”的对立与感知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阶段已发表论文及着作 |
| 致谢 |
（8）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言 |
| 第一章 文学无意构建“新满洲”——《新满洲》杂志考述 |
| 第一节 杂志存在的话语背景 |
| 第二节 编辑流年 |
| 第三节 不合作的文学 |
| 第二章 新文学的想象——《艺文志》《文选》《作风》《诗季》杂志及“文丛刊行会”考述 |
| 第一节 《艺文志》与《文选》《作风》及“文丛刊行会” |
| 第二节 新诗的青果——《诗季》杂志 |
| 第三章 通俗文学的风景——《麒麟》杂志考述 |
| 第一节 杂志的编辑与发行 |
| 第二节 作者的构成 |
| 第三节 通俗文学的大本营 |
| 第四章 庄严与无耻并存——《青年文化》杂志考述 |
| 第一节 杂志的定位及刊行 |
| 第二节 杂志中的文学 |
| 第三节 爵青之谜 |
| 第五章 附逆作品的表里——《艺文志》杂志考述 |
| 第一节 关于附逆作品的前见 |
| 第二节 杂志钩沉 |
| 第三节 附逆作品的表里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伪满洲国时期出版的部分期刊目录 |
| 附录二 伪满洲国时期出台的部分文艺政策 |
| 附录三 伪满洲国时期部分出版机构及其出版丛书 |
| 附录四 伪满洲国特高警察部分秘密报告书 |
| 上官缨先生的启示(代后记) |
| 致谢 |
（10）当代小说中的土地问题 ——以“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现代视野中的土地问题及其文学表述 |
| 一、关于土地的两种文学表述：“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 |
| 二、“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的博弈 |
| 三、现代视野中的土地问题 |
| 四、珍珠河里的血珍珠 |
| 第一章 土改小说中的“伤痕”叙事 |
| 第一节 “新生活”与“老朋友” |
| 第二节 所以无词的言语 |
| 第三节 精神奴役的创伤 |
| 第四节 弱者的武器 |
| 第五节 权力的文化网络 |
| 第六节 从“温泉”到“暖水” |
| 第二章 土改小说中的“暴力”叙事 |
| 第一节 “忘不了的日子” |
| 第二节 风雨：文本之内 |
| 第三节 风雨：文本之外 |
| 第四节 正负能量的辩证法 |
| 第三章 土改小说中的“新人”叙事 |
| 第一节 孙犁：被遗忘的“土改文学”作家 |
| 第二节 凤凰涅盘：孙犁 |
| 第三节 凤凰涅盘：人物 |
| 第四节 “翻身”与“翻心” |
| 第四章 合作化小说中的现代农村想象 |
| 第一节 重回太行山 |
| 第二节 三里湾的现代规划 |
| 第三节 艰难的互助合作之路 |
| 第四节 问题小说 |
| 第五节 新颖的赵树理文学 |
| 第五章 合作化小说中的现代农民形象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是个新事物 |
| 第二节 一场激烈的争论 |
| 第三节 并非多余的担心 |
| 第四节 被分成两半的农民 |
| 第五节 缺席的在场者 |
| 第六节 历史与阶级意识 |
| 第六章 合作化小说中的现代历史意识 |
| 第一节 从“三里湾”到“东山坞” |
| 第二节 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小农意识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
| 第五节 抗争宿命之路 |
| 结语 并未完成的现代“故事” |
| 参考书目 |
四、无知的代价──七条人命（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底层文学”中农民题材小说的启蒙叙事[J]. 郑明娥. 湘南学院学报, 2013(01)
- [2]无知的代价──七条人命[J]. 殷福元. 劳动保护, 1996(01)
- [3]“三言”中的欲望叙事研究[D]. 朱红杰. 陕西理工学院, 2015(01)
- [4]《古镇沧桑》第二部[J]. 郭重威. 西部, 2008(19)
- [5]本土化视野下的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D]. 方奕. 山东师范大学, 2010(12)
- [6]包公文学研究[D]. 李建明. 扬州大学, 2010(11)
- [7]情感体制视阈下情感社会化话语的嬗变 ——基于一个情感教育栏目的研究[D]. 施瑞婷. 南京大学, 2018(04)
- [8]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研究[D]. 刘晓丽. 华东师范大学, 2005(05)
- [9]惊悚[J]. 赵剑平. 人民文学, 2000(10)
- [10]当代小说中的土地问题 ——以“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为中心[D]. 鲁太光. 北京大学, 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