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国庆二十八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论文文献综述）
文世芳[1]（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黄仁国[2]（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研究表明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乔克[3]（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指出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黄忠[4]（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指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王新堂[5]（1997）在《从血仇到友邻 ——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和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但是，迄今为止，中外有关战后中日关系史的着作，多为通史性的，以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着作尚不多见。 本文沿循中日关系发展的脉络，以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为背景，在尽可能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考察了恢复邦交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两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详细回顾了中日两国政府在这两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作用；深入地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日政策及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某些特点及其对当今中日关系的启示。 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是在历史遗留下来的条件下艰难缔造的结果。本文第一章追溯了邦交恢复之前中日关系的遗产。主要包括：中日两国历史上的恩怨；国家关系处于对抗状态下，中国政府所主导的中日两国民间外交，及其对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症结。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一再侵略，切断了中日两国的传统友谊。民间外交奠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础。台湾问题和美国的阻挠，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障碍。 中日两国关系的大门之所以能在70年代初打开，除了民间外交奠定了基础这一重要因素之外，还有着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这就是：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悄然形成，美日矛盾的不断增长，以及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第二章分析了上述三种因素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在客观上为中日握手言和提供了历史契机。 第三章回顾了中国对日“乒乓外交”、“吊唁外交”等不懈努力的过程。这些努力产生了3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了解了日本政情，促进了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力量的增长，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压力。 在1971年冬至1972年夏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对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如：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田中角荣出任内阁首相等。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抓住机遇，加快对日工作的步伐。第四章分析了上述事件对中日关系新局面形成的催化作用。 第五章详细考查了中日两国通过民间渠道完成建交谈判预备性工作的过程，以及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日本人士为实现访问中国所作的种种努力。民间外交不仅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最后铺平了田中角荣访华之路。 第六章主要反映中日建交谈判迭宕起伏的过程，阐述了中日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的
王维维[6]（2012）在《《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报道的新闻语言研究》文中提出国庆节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标志,它承载着反映这个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功能。《人民日报》是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是最能代表党和国家立场的报纸,它的国庆报道是关乎国家的意志体现。新闻语言作为媒介传播信息的载体,对于传播效果的取得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总路线时期的冒进,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改革开放的转折,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国庆新闻语言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分析国庆新闻的本质,在对叙事方法和报道角度、报道框架等新闻业务层面继续研究之外,还可选择从国庆新闻报道的语言表现形态为出发点进行研究,以求发现其规律和特点。笔者拟通过以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为结构框架,对《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新闻语言的各个要素：词汇、句式、辞格、章法等等进行描写研究,并结合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语境考察国庆新闻文本的语用目的和语用效果。本文将分为以下五个章节：第一章通过梳理其他学者对新闻语言和国庆报道的研究现状,发现鲜有对《人民日报》国庆新闻文本本身的研究,这些前人的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空间。第二章结合关键词将建国以来《人民日报》所有的国庆头版报道划分为4个阶段,从历史的视角对国庆新闻进行了初步的了解和系统的认知。第三章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国庆头版新闻的词汇、句式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同时也有着稳定的风格,消息和社论的篇章结构常年统一；另外,《人民日报》国庆头版的版面设计、排字方式、新闻图片、字体字号及色彩等版式语言也有着阶段性的一致。第四章分析得出《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报道新闻语言呈现出的特征与变化,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传播等语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是不同时期《人民日报》对新闻事业的功能、新闻价值和新闻本质、宣传方式以及传受双方的心理等新闻传播规律的认知差异所致。第五章在分析完国庆新闻语言的特征和流变成因之后,从改文风的角度,对党报国庆新闻语言的变革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可行性建议。总之,全文经分析、综合而揭示出自建国以来,《人民口报》国庆口报道的整体性语言特点与流变过程,最终的目的是反映在国庆新闻报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从而对今后的党报国庆报道的写作和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王绍光,黄万盛,单世联,蔡翔,金大陆,徐俊忠,老田,郭春林,贺照田,罗岗[7]（2013）在《70年代中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2年11月18日至19日在安徽泾县查济村"钟秀梦缘"举行。本届论坛以"70年代中国"为主题,旨在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所有发言者校订。由于篇幅限制,内容略有删节。
戴丽亚[8]（2016）在《从华国锋对外出访活动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文中研究说明我们一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在这之前的中国仍然是对外封闭状态,中国的国门没有打开。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任何决策的出台,都有一个逐步酝酿和推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年时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酝酿与起步的重要历史时期。而这两年时间,是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主政时期。本文试图通过对华国锋一系列对外出访活动的梳理,探究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进而论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已经起步了。在华国锋主政期间,中国的外交方针虽然整体上仍继承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外交路线,但已开始出现许多新变化：对国际局势发展的认识更为理性,更加积极地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意识形态的色彩相对减少,外交作风展示出务实的风格。这些变化在华国锋的对外出访活动中得以集中体现。华国锋的对外出访活动可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外交活动均出现了诸多新指向。前一阶段华国锋首次出访了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东欧国家,重点考察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等方面的经验,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准备了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正式成为国策,华国锋出访的国家自然地转向西欧发达国家,考察的重点领域也转为现代化的企业,经贸合作成为会谈的主要议题。华国锋的这些外交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形象,也促使中央领导层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获得了经济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从而在思想和实践上为改革开放的启动和进一步发展在路线上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和启迪作用。总之,华国锋的对外出访活动既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已经起步。
祝贺[9]（2018）在《1976-1978：历史转折时期华国锋对改革开放的探索》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毛泽东生前中意的接班人,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加之华已于1976年4月出任国务院总理一职,故华国锋成为毛泽东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尽管华国锋在1980年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辞去总理一职,并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但一般认为,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华国锋实际主政时期,而这一时期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历史转折时期。从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作为这一时期的最高领导人,从拨乱反正到平反冤假错案,从发展经济到对外交往,华国锋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在华国锋的直接或间接推动下,许多工作虽没有打出改革开放这一鲜明旗帜,但一些对后来大规模改革开放具有局部甚至全局意义的工作在这一时期已经逐步展开或酝酿。结合已有资料和研究成果,华国锋在转折时期对改革开放探索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政治上,领导粉碎了“四人帮”,组织开展“揭批查”运动,并开始着手平反冤假错案,有意识的进行拨乱反正,促使我国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走向正常化,为后续的转折提供了政治保证;经济上,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多次强调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动员并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经济建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为恢复因“文革”而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从经济上为转折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实践经验;外交上,重启元首外访,巩固和修复我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同美方保持接触,并最终促成中美正式建交,进一步发展同西欧发达国家的联系,积极派出考察团出国考察学习。这些举措,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当然,由于特定时代环境以及历史的惯性使然,华国锋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自身的局限性。笔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按照上述几个方面分章节展开论述,探讨华国锋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及其对后续改革开放的影响。
宫力[10]（1991）在《跨越鸿沟 ——论1969—1979年的中美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国庆二十八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国庆二十八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2）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
| 第三节 中美对抗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 |
| 第四节 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教育交流 |
| 第二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 |
| 第一节 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 |
| 第二节 中国代表团访美 |
| 第三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 |
| 第一节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
| 第二节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
| 第三节 美国工商界的交流活动 |
| 第四节 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 |
| 第五节 中国从事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 |
| 第六节 "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 |
| 第四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 |
| 第一节 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
| 第二节 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 |
| 第三节 美中往来的新突破 |
| 第四节 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 |
| 第五节 中国赴美访问情况 |
| 第六节 新的教育交流形式 |
| 第五章 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
| 第一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动力 |
| 第二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 |
| 第四节 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3）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资料和思路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局面 |
| 一、组织人事工作的调整 |
|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和改革 |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 四、邓小平的复出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要求 |
| 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图景 |
| 二、《论十大关系》对改革的影响 |
| 三、加强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 四、重申四个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
| 第二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第一节 澄清“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 |
| 一、“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来源 |
| 二、中央澄清“唯生产力论” |
| 三、理论界的有力配合 |
| 第二节 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一、按劳分配大讨论 |
| 二、按劳分配的理论阐释 |
| 第三节 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一、为商品生产正名 |
|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 第四节 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计划体制 |
| 一、探讨经济规律的含义 |
| 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调整经济管理办法 |
| 一、加强标准化工作 |
| 二、做好经济统计工作 |
| 三、调整财税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 一、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
| 二、探索改善企业盈利的办法 |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 第三节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一、重新启动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二、行业和地方企业的改组 |
| 三、专业化协作改组的效果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
| 一、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背景 |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开端 |
| 第五节 自发的农村改革 |
| 一、安徽、四川省委调整农村政策 |
| 二、农民自发包产到户 |
| 三、社队企业恢复发展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起步 |
| 第一节 酝酿对外开放 |
| 一、肯定洋为中用 |
| 二、改善对外关系 |
| 三、从引进到开放 |
| 第二节 学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 一、频繁考察和研究南斯拉夫 |
| 二、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 |
| 三、介绍罗马尼亚的改革 |
| 第三节 考察研究亚洲经济发展 |
| 一、考察日本经济情况 |
| 二、研究与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 |
| 三、考察港澳经济情况及建议 |
| 第四节 考察西欧美国现代化 |
| 一、考察西欧美国的概况 |
| 二、谷牧考察西欧五国 |
| 三、对西欧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
| 一、改革对外贸易方式 |
| 二、突破两个禁区 |
| 三、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 四、引进全面质量管理 |
| 第五章 正式决策经济改革 |
| 第一节 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改革 |
| 一、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
| 二、务虚会集中讨论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改革 |
| 一、中央工作会议酝酿工作重点转移 |
| 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改革开放 |
| 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改革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4）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章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从血仇到友邻 ——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第一章 一衣带水的波澜 |
| 一 从友邻到仇敌 |
| 二 中日两国的对抗与中国对日民间外交 |
| 三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症结 |
| 第二章 中日和解的历史背景 |
| 一 中美苏战略三角的形成与世界多极化的趋势 |
| 二 美日矛盾的增长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三 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 |
| 第三章 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 |
| 一 中国对日本的“乒乓外交” |
| 二 “尼克松冲击” |
| 三 周恩来派特使访日 |
| 第四章 打开局面的“催化剂” |
| 一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
| 二 周恩来驳回“保利书简” |
| 三 尼克松访华震撼日本列岛 |
| 四 中国提出“复交三原则” |
| 五 田中上台作出新姿态 |
| 六 周恩来加紧对日工作 |
| 第五章 中日邦交恢复的前奏 |
| 一 孙平化访日：“万丈高楼平地起” |
| 二 佐佐木更三访华：投石问路 |
| 三 中国邀请竹入义胜访华：加快进度 |
| 四 田中访美：“拿到了去北京的单程机票” |
| 五 小坂善太郎访华：为田中访华“辅设轨道” |
| 第六章 建交谈判的台前幕后 |
| 一 中国国内党内的思想舆论准备 |
| 二 大起大落的建交谈判 |
| 三 毛泽东与田中的历史性会见 |
| 四 中日联合声明签署的意义与影响 |
| 五 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中国为何放弃对日本战争赔偿的要求 |
| 第七章 缔约谈判一波三折 |
| 一 毛泽东的反霸“一条线”战略 |
| 二 三木内阁的“等距离外交” |
| 三 苏联对中日缔约谈判的干扰 |
| 四 因“反霸条款”进展迟缓的中日缔约谈判 |
| 五 中日两国政局的风云变幻 |
| 第八章 迈向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一步 |
| 一 竹入传递“福田口信” |
| 二 邓小平劝告日本决断 |
| 三 “钓鱼岛事件”风波 |
| 四 中日恢复缔约谈判的原因与背景 |
| 五 加速缔约谈判的进程 |
| 六 中日缔约的历史意义与影响 |
| 七 邓小平访问日本 |
| 结论 |
|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
|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报道的新闻语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由 |
| 一、新闻语言研究是国庆新闻研究的独特角度 |
| 二、新闻语言的改革可作为党报新闻改革的突破口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新闻语言的研究 |
| 二、国庆报道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报道的时代发展脉络 |
| 第一节 《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报道概述 |
| 一、稿件数量 |
| 二、题材内容 |
| 三、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从主题同汇看《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报道的发展阶段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国庆报道(1949—1956) |
| 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的国庆报道(1957—1965)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庆报道(1966—1976) |
|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国庆报道(1977—2010)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报道的新闻语言特色 |
| 第一节 本体语言分析 |
| 一、新闻报道语言 |
| 二、评论语言分析 |
| 第二节、报纸版面语言分析 |
| 一、版面设计阶段性一致 |
| 二、横排成为定式,竖排尚未消失 |
| 三、字号和字体的标准常年统一 |
| 四、新闻照片与领袖肖像的不同表现 |
| 五、国庆口版而套红 |
| 第四章 《人民口报》国庆口头版报道语言演变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语境因素制约新闻语言 |
| 一、语境与新闻语言的关联 |
| 二、不同的语境对新闻语言产生的影响 |
| 第二节、新闻传播学理论分析 |
| 一、新闻事业功能的转变 |
| 二、新闻价值和新闻本质的转变 |
| 三、党报宣传方式的转变 |
| 四、传受双方的心理转变 |
| 第五章 党报国庆报道语言亟待变革 |
| 第一节 解构节庆新闻用语“三化”桎梏 |
| 一、破除本体语言的程式化 |
| 二、打破副语言的模式化 |
| 三、改变新闻评论的口号化 |
| 第二节 建构新闻语体社会功能的新语言 |
| 一、持守主流意识形态 |
| 二、适应社会政治心理的变迁 |
| 三、平衡报纸风格的稳定性与语言的可变性 |
| 四、用充实的语言文字创造和谐的传受关系 |
| 五、改革文风以适应党报走向市场的需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7）70年代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革”中的“新思潮” |
| 二、“文革新政”和70年代 |
| 三、70年代的伦理记忆与日常生活 |
| 四、70年代的制度遗产 |
| 五、70年代与“三农”问题 |
| 七、“文革”结束及“新时期”开始的历史—观念意涵 |
（8）从华国锋对外出访活动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华国锋主政时期外交路线的新变化 |
| 第一节、对世界局势的新判断 |
| 第二节、改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 |
| 第三节、与发达国家外交关系的新突破 |
| 一、改善与西欧国家的关系 |
| 二、促进中美正式建交 |
| 第二章、华国锋外交活动的新指向与重要成果 |
| 第一节、华国锋外交活动的新指向 |
| 一、首访东欧国家 |
| 二、经济贸易与合作成为会谈的主要议题 |
| 三、现代化企业成为考察重点 |
| 四、外交讲话中的革命色彩大大降低 |
| 五、外交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 |
| 第二节、出访取得的重要成果 |
| 一、与多国签订合作协议 |
| 二、开拓视野学习经验 |
| 第三章、华国锋的外交活动对改革开放起步的推动 |
| 第一节、从思想上推动改革开放的起步 |
| 一、不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 二、认识到同别国发展水平的差距 |
| 第二节、从实践上推动改革开放的起步 |
| 一、加快中外经济技术合作 |
| 二、推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三节、改革开放决策正式出台 |
| 一、出访活动与国务院务虚会 |
| 二、出访活动与中央工作会议 |
| 第四章、中外媒体对华国锋外交活动与改革开放关系的解读 |
| 第一节、中国出现新动向 |
| 第二节、中国融入世界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1976-1978：历史转折时期华国锋对改革开放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1.5 研究重难点 |
| 第2章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华国锋 |
| 2.1 由地方进入中央工作,历经多个岗位历练,逐步进入核心领导层 |
| 2.2 “四人帮”加快夺权步伐,引起华国锋警觉 |
| 第3章 政治领域的突破 |
| 3.1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 |
| 3.2 清除“四人帮”势力,开展揭批“四人帮” |
| 3.2.1 清除“四人帮”组织体系,结束文革动乱 |
| 3.2.2 开展“揭批查”运动,揭露“四人帮”罪行 |
| 3.3 开始复查冤假错案,拨乱反正 |
| 3.3.1 “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
| 3.3.2 逐步恢复老干部工作,开始着手平反冤假错案 |
| 第4章 经济建设的努力 |
| 4.1 为“发展生产力”正名 |
| 4.2 恢复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最初努力 |
| 4.3 大力倡导和支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 |
| 4.3.1 “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
| 4.3.2 派考察团出访考察,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 |
| 4.4 对外贸易的大发展 |
| 4.5 工作重心转移的酝酿 |
| 4.6 经济特区构想的酝酿 |
| 4.6.1 经济特区构想的背景 |
| 4.6.2 试办出口商品基地 |
| 4.6.3 蛇口工业区的提出 |
| 第5章 外交工作的新进展 |
| 5.1 建国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
| 5.2 外交路线的新变化 |
| 5.2.1 对世界局势判断的变化 |
| 5.3 外交活动取得的重要成果 |
| 5.3.1 改善同东欧国家的关系 |
| 5.3.2 促进中美正式建交,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
| 5.3.3 密切同西欧国家的交往和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成果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10）跨越鸿沟 ——论1969—1979年的中美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一章 过去的遗产 |
| 一、敌对与猜疑 |
| 二、克制与谈判 |
| 三、中美关系的症结 |
| 第二章 “解冻”的根源 |
| 一、美国实力的削弱与世界多极化的趋势 |
| 二、苏联的崛起与战略扩张 |
| 三、中苏冲突加剧 |
| 四、尼克松主义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 |
| 五、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出路 |
| 第三章 艰难的起步 |
| 一、最初的信号 |
| 二 中苏政府首脑北京机场会晤及其影响 |
| 三、中美在华沙的微妙接触 |
| 四、意外的挫折 |
| 五、毛泽东接见斯诺向美国发出信息 |
| 六、“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 |
| 第四章 中国的“乒乓攻势” |
| 一、周恩来力促中国乒乓队参加世界乒赛 |
| 二、毛泽东的决策：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
| 三、乒乓球引起的外交旋风 |
| 四、中国在“乒乓外交”中的得分 |
| 第五章 基辛格秘密使华 |
| 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对策 |
| 二、美国实施“波罗”行动计划 |
| 三、尼克松关于“五极世界”的讲话 |
| 四、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的秘密会晤 |
| 五、震惊世界的中美《公告》 |
| 六、中美接近中的苏联因素 |
| 第六章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
| 一、周恩来同美国记者赖斯顿的重要谈话 |
| 二、林彪垮台、周恩来纠“左” |
| 三、巴黎新渠道 |
| 四、“波罗”二号行动 |
| 五、中美在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的争斗 |
| 六、黑格的先遣任务 |
| 七、尼克松总统访华 |
| 八、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及其在世界上的 |
| 第七章 加快正常化的进程 |
| 一、中共中央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 |
| 二、中美双边交流的恢复与扩大 |
| 三、中美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磨擦 |
| 四、一个重要的步骤 |
| 五、良好的发展势头 |
| 六、毛泽东对国际局势的意见 |
| 七、基辛格第六次访华 |
| 第八章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 |
| 一、划分三个世界观点的由来 |
| 二、反对美苏争霸 |
| 三、争取和联合第二世界 |
| 四、第三世界是反霸斗争中的主力军 |
| 五、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
| 六、三个世界战略的实质及其影响 |
| 第九章 停滞与曲折 |
| 一、“水门事件”带来的阴影 |
| 二、“批林批孔”运动的消极影响 |
| 三、中国对美苏“缓和”政策的批评 |
| 四、1975年的外交僵局 |
| 五、福特总统访华 |
| 六、美国的“新太平洋主义” |
| 第十章 历史性的一步 |
| 一、卡特政府初期的摇摆 |
| 二、万斯投石问路 |
| 三、邓小平批评美国“退步” |
| 四、新的转机 |
| 五、布热津斯基访华 |
| 六、中美建交秘密谈判 |
| 七、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及其深远影响 |
| 八、邓小平访美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四、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国庆二十八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2]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3]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4]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从血仇到友邻 ——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D]. 王新堂. 中共中央党校, 1997(01)
- [6]《人民日报》国庆日头版报道的新闻语言研究[D]. 王维维. 南京师范大学, 2012(03)
- [7]70年代中国[J]. 王绍光,黄万盛,单世联,蔡翔,金大陆,徐俊忠,老田,郭春林,贺照田,罗岗. 开放时代, 2013(01)
- [8]从华国锋对外出访活动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D]. 戴丽亚.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3)
- [9]1976-1978：历史转折时期华国锋对改革开放的探索[D]. 祝贺. 湘潭大学, 2018(03)
- [10]跨越鸿沟 ——论1969—1979年的中美关系[D]. 宫力. 中共中央党校, 1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