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协六委员谈:进一步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论文文献综述）
贺蕾[1]（2012）在《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两会”越来越为媒介所关注,每年三月,国内外新闻记者聚焦人民大会堂,激烈的新闻争夺战成为每年春天北京的一道风景线。从历史来看,“两会”曾有秘密召开,待会议结束才发布公告的情形。从会后发布新闻公报到媒体全程同步报道,“两会”报道总量从十几条到十几版,采访“两会”的记者从二三百到二三千,这些不过十余年、二十余年、三十余年的事情。三十余年间,媒介“两会”报道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本文从媒介社会学视角开展研究,运用框架理论对《人民日报》1978年至2011年“两会”报道进行考察,结果显示：首先,《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轨迹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特点。将这一特点置于宏观社会背景之下,会发现但凡大背景比较宽松,《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就会比较放得开,能传递更多更丰富更全面的信息；反之则显得比较沉闷。与之同时,每一阶段“两会”报道中关注比较多的新闻事件要素必然是当时社会公众关注较多的方面。其次,《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轨迹表明,不同时期的“两会”报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反映了社会情境的变迁,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日报》对社会情境的理解和应对。也就是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既报道了“两会”新闻,也展示了整个社会场景,同时又反映了媒介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的作为与困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媒介只能受限于社会情境的影响。其三,从微观构造和修辞构造两个层面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到1978-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这两个层面都有变化。这些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各个阶段的变化各有不同。而从宏观构造层面来看,从民主的视角来报道和解读“两会”是《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从未发生变化的主题框架,不断演变的只是在这一框架下民主的程度与表现。1978-2011年的《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正是通过“两会”这一窗口呈现了1978-2011年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讲述了中国民主进程的故事。
马魁君,王运才,刘敬怀,令完成[2]（1991）在《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谈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文中认为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李鹏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对此作了重要阐述。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围绕搞活大中型企业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里发表的五位代表和委员们的谈话摘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们对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意见。
陈庆[3]（2015）在《新中国国企改革思想的演进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制度分析》文中指出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国企改革问题便与公有制主导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相伴左右、如影随形,而这一趋势还愈演愈烈,以至于成为理论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性话题——尽管分析方法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亦是推陈出新,但各方政策建议仍难免止步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和全局性的把握——有鉴于此,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勾勒出1949年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制度路径变迁,并依托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新中国各个主要时期、流派的观点加以分类归总,以期提炼出思想发展演进的谱系脉络,为下步理论、政策创新提供指引和导航。基于“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的科研创新要求,本文首先引入（横向）国际比较,分类论述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特别是俄罗斯、南斯拉夫、匈牙利外加法、德、英、美等国家的近代国企改革实践及经验教训,旨在摸索其中具有共性特征的制度内在逻辑和演化规律;再者（纵向）考察了中国上起先秦、下迄民国两千余年来围绕国有经济的思辨与论争,包括“官山海”、“盐铁专卖”、“均输法”、“青苗发”、“市易法”一直到后来的“红顶商人”、“官督商办”等等;最后借助委托代理的框架范式对新中国之后的国企改革思想进行“整合重构”,同时运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预算软约束”、“内部人控制”、“垄断割据”等现代经济学术语去描述并诠释国企改革过程所反映出来的现象和问题,据以发现“委托人监督外部化”、“代理人激励具体化”和“主体间信息透明化”的制度变迁主线。文章将新中国的国企改革进程概括为三大历史时期,并进一步总结归纳道:（1）1949-1977年的计划经济阶段,国企改革由于受到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等思维定势桎梏,鼓吹“行政性分权”和“精神激励”,终于引发严重道德风险和政治动荡,并陷入“放-乱-收-死”的怪圈之中;（2）1978-1992年的转轨经济阶段,全面系统的“拨乱反正”为“思想解放”创造了契机,“经济性分权”与“物质激励”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但“行政性干预”及“预算软约束”的掣肘仍然存在,导致国有企业陆续开始大面积亏损、资产缩水规模不容小觑;（3）1993-2012年的市场经济阶段,“南巡讲话”开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宴,“整体推进”、“抓大放小”等战略方针相继推出,现代企业制度、股权多元化、公开发行上市等配套措施也逐步跟进,这也为十八大之后的国企改革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和挑战。研究结论还发现,新中国60余年来国企改革的历史——无论是早先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随后的“转轨经济”乃至“市场经济”时期——彼此之间都并未割裂、更非截然对立,相反却有着一脉相承、贯穿始终的逻辑连续性。换言之,从“体制下放”、“扩权让利”到“股份制改组”,不管是“央地博弈”也好,“政企关系”、“公司治理”也罢,都显着地反映出“问题导向”和“路径依赖”的制度演化特征,而其思路主线则可具体抽象为:（1）“委托人监督外部化”,即先后通过“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手段实现“企业经营监管权”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内部经理”直至“外部股东”的层层移交;（2）“代理人激励具体化”,即在于利用“政治挂帅”、“留利分成”、“股权激励”等办法,使激励机制的瞄准对象逐步从“全体社会主义建设者”向“所有企业劳动者”、“经理人阶层”聚焦,从而不断提升改革措施的精度和效度;（3）“主体间信息透明化”,即将统计指标由“总产值”经“一揽子混合”过渡到“增加值”,同时辅之以“划小核算单位”,和着“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证券市场”的构建与完善,进而大大压缩了代理人“拆东墙补西墙”的“自由空间”,并且相当程度上扭转了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格局。本文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总起全文,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结构安排,并围绕“国有企业”的由来、发展和现状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并作简要评论且引出下文。第二章从经济史视角出发,记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主要国家——特别是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加之德国、法国、英国、美国——近代以来的国企改革实践,再行追溯中国自先秦以降国有经济的制度变迁,尝试同时引入国际横向比较与时间纵向比较,进而拓宽研究视域、激发观点创新。第三章作为经济思想史述评的第一部分,首先以客观历史史实为依托,分别介绍了1949-1977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场计划经济时期的主要“行政分权式”改革;接着针对届时热点问题,梳理出“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以及“计划与市场”三方面的思想争鸣;而后套用“产出曲线”、“效用函数”等现代经济学术语,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识别出“经济核算”、“政治挂帅”之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的特殊实际意义,乃至势必引发“主观主义”和“预算软约束”的制度内在缺陷。第四章作为经济思想史述评的第二部分,首先以客观历史史实为依托,次第论述了1978-1992年从“扩权让利”到“承包经营”这两阶段转轨经济时期的主要“经济分权式”改革;接着针对届时热点问题,总结了“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三次关键性理论研讨中的意见和建议;而后借用委托代理理论的立场观点,就“留成包干”与“效用激励”、“政企不分”与“预算软约束”,“两权分离”和“内部人控制”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性阐释。第五章作为经济思想史述评的第三部分,首先以客观历史史实为依托,有代表性地列举了1993-2012年“管理层收购”、“股权激励”等市场经济时期的国企改革重要突破;接着针对届时热点问题,提炼出“产权理论”、“股份制改革”和“公司治理”三个颇具争议的舆论焦点;而后在汲取制度变迁理论的养分基础上,挖掘出“公司制改组”到“股权多元化”直至“公开募股”一系列政策背后之于“政企分离”、“控制权竞争”和“社会性约束”的本质用意。第六章结论收束全文,即从委托代理理论的源起和发展入手,梳理归纳了新中国以来国企制度改革的演进规律,总结出“委托人监督外部化”、“代理人激励具体化”、“主体间信息透明化”三条思路主线,并据以解读、预测十八大之后的国企改革新政,从而展望未来前进的方向。
陈少艺[4]（2014）在《中央一号文件与“三农”政策》文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主要难题,它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三农”政策的正确与否关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前,由于执政党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三农”问题,导致农业凋敝,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改革成为重要一环。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成为农村改革的突破口。进入21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又先后下发了11个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主题和内容的变化已成为中国“三农”政策的方向标。同时,由于“政策至上”的治国理念根深蒂固,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被长期漠视。无疑,这种现象不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因此,本研究拟从多学科视角对其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前当代中国的“三农”大事件,并对这些“三农”大事件进行述评；其次,梳理了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背景、主题、主要内容、政策亮点、影响；归纳了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调整的三条主线,并进一步就“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促进农民增收”这三条主线的主要内容做系统阐述。再次,总结了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的转换与“三农”政策变动给我们留下了经验与启示。即：“三农”政策对错的标准主要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否相适应；“三农”政策制订的基本要求是实事求是；要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三农”政策制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强农惠农富农”；始终重视“三农”工作是保持社会繁荣稳定的关键；贯彻落实文件的关键是保持“三农”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后,本研究认为“中央一号文件”起到了政策导向作用,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解放农村生产力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起到关键作用,对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促进农民增收方面也功不可没。但是,文件也有自身的缺陷,随着社会的进步,文件治国已不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文件与法律的关系至关重要,执政党应摒弃“政策至上”的治国思维,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带头遵守法律,实行依法治国；党政要真正做到分开,执政党的发文范围应仅限于政治性文件,而不应发布管理性文件；各级政府管理性的文件也应逐步被法律和规章所取代,这样政府才更具合法性和权威性。然而,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它牵涉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只有摒弃文件治国思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不会仅是一句空话；只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中国“三农”的困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张粟[5]（2014）在《基于政企关系的信贷融资差异与投资适度性研究》文中指出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父子关系”，国有企业受到政府在政策上的特殊照顾，与民营企业之间存在不公平的竞争，由此破坏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本文从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融资差异入手，并从对企业投资适度性影响的角度分析这种差异化信贷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现阶段我国政企关系存在问题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理顺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是使市场机制发挥有效作用的关键因素。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企关系以及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其财务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通过总结相关研究文献，提出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存在研究视角的局限和研究方法上的不足，进而把本文的研究视角放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以及政府与民营企业两类不同政企关系上。通过对现阶段我国政企关系的现状进行考察，指出经过这些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重组，在垄断性行业中形成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政企联盟”。由于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政府掌握着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的关键资源，民营企业为了争取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成为其战略之一。紧接着，本文对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和融资现状进行考察，通过文献和数据的整理，说明在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信贷资本市场中，国有银行占据垄断地位；在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中，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发行审批权。政府掌控着企业生存和发展中最重要的金融资源，也就意味着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企业的命运。本文以实证研究为核心，研究重心在最后的实证研究部分。通过研究有以下发现：首先，本文研究了不同政企关系的信贷融资差异。本文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存在信贷融资差异，体现在国有企业获得的借款数量、借款中的长期借款和信用借款比重高于民营企业。本文还考察了实施“抓大放小”和“有进有退”的国有经济战略重组政策对这种信贷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借款数量和债务期限差异更加明显，在一般竞争性行业，这种差异有所减轻。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地区信贷市场化水平提高有助于减轻这种信贷融资差异。其次，本文研究了这种信贷融资差异所产生的后果。本文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投资对内源融资更加敏感。偏离适度投资规模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是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建立适度投资模型把全部样本区分为投资不足、投资适度和投资不足三个子样本。在对投资不足样本组的研究中发现，国有企业投资受信贷融资的制约程度低于民营企业；在对投资过度样本组的研究发现，信贷融资总体上对过度投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制约明显弱于民营企业。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差异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应该是降低交易成本，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由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控制，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导致不公平融资环境，因此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限制政府的权力，理顺政企之间的关系。
朱静[6]（2013）在《制度与组织 ——“老字号企业”杭锦丝织厂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对位于杭州“丝绸之府”的老字号企业——杭锦丝织厂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进行描述,以揭示制度环境对组织形态的影响方式、特点和深层原因。根据斯科特（W.Richard Scott）对制度三要素的理解,本文将制度环境建构成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三个维度,以考察（1）静态意义上,各个特定历史时期制度环境三要素对组织的影响作用；（2）.动态意义上,制度化、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环境三要素对身处其中的组织实体所提供的变更机制。具体来说,本研究在个案拓展法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法、深度访谈以及参与观察法,将杭锦丝织厂划分成新中国建国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化前后三个时期来探讨制度环境与企业组织的静态和动态关系。基本实证发现如下：新中国建国前（企业的创建阶段）,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共同作用于组织的建立。其中,市场、技术的规范,特别是当地的文化特色,更容易使某一类行业组织出现在某一地理区域内。杭锦先生从小就生活在蚕丝业、丝织业发达的江南,通过在专业学校所学习的织锦技术,在实践中开创了影光组织法,将美丽的风景织造得和照片一样富有层次感。在世代从事织锦生意的亲戚支持下,在1922年建立了杭锦丝织厂。文化上的认同,技术上的支持以及地区特有的经济作物,使企业组织的创立获得合法化地位。而其规模的大小、经营的方式则更多的采取组织顺从、妥协和回避战略中的模仿机制。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完全受国家管制阶段）,规制性要素统辖了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控制了市场和技术的规范,甚至是人们对工作和生活认知的理解。组织面对强大的规制性要求,更多地采取顺从、妥协的战略。如此,企业组织结构“大而全”,但只是国家这一超大型垄断企业的一个加工厂。市场化前后（企业应对市场转型的多元化发展阶段）,随着国家管控力度的减弱、管理机构职能的转变,规制性要素对组织的影响在减弱,组织更多地受到来自市场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的影响。由于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还不健全和成熟,因此,企业组织一方面依赖传统文化的认同,行业内对本组织的认同,以及政府官员的认同来获得生产资源和生存空间,从而调整企业战略。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不得不独立面对市场制度的竞争环境,因此在满足国家需求的前提下,企业通过规避规范性要素所带来的制度压力而走多元发展道路。通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实证对比分析,我们看到,1)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和行为有影响作用,其中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在不同时期对组织的影响程度和方式都存在着差异。2)在每一个时期内,现存的制度及其塑造的组织形态,都会呈现出一种惯性,为组织的进一步路径选择制造出一种依赖结构。当制度发生变迁时,组织会依赖于前一时期制度要素所形成的判断。而这种制度依赖本质上恰恰是制度环境中的文化-认知要素所表现出来的惰性。据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作为制度环境之一的文化—认知要素给组织提供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行为主体企业组织的战略选择和行为模式,成为组织应对环境变化的重要依据。因而,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国有老字号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从我国当下的制度环境,特别是文化—认知要素所带来的制度独特性出发,既重视传统文化框架所提供的信念体系的作用,又发挥文化对市场规范不健全的弥补作用。这样,才能使企业组织在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老传统中焕发出新的青春。
李清亮[7]（2012）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文中认为民营经济在中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民营经济的兴起,包括其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本身需要科学的理论解释。本文旨在通过历史分析和制度比较,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及其制度环境演变作出合乎历史逻辑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进行科学研判,提出可行对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工具,围绕“合法性”和“制度环境”两个核心概念,沿着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两条历史主线,仔细比较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制度政策、发展成效等,探寻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揭示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和路径,以及改革家、地方政府等在制度创新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得出三个重要结论：（一）在影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制度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影响制度环境的关键因素又是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地位。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地位,即包括在正式的法律文本中的合法性表述,也包括由中共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构成的意识形态中的合法性地位。在转轨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民营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比法律文本上的合法性更为重要。（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史表明,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沿着特定的机制进行,即“社会压力—民营经济贡献—意识形态突破—法律地位上升—制度环境改善”。每一次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的大规模改善,都以中共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突破和法律对民营经济的肯定为前提,而中共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取得突破并在法律上予以追认,均因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存在政府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民营企业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民营企业不可替代的社会贡献是其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三）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面临不同的压力甚至危机,民营经济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需要不断优化的制度环境给予支撑,而前提又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新的突破,在法律法规上予以明确,在实际运行中贯彻落实。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民营经济的新任务是担当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主力军。这就需要民营经济的制度环境更加宽松,更加体现市场经济“以人为本、规则透明、起点公平、平等竞争”的原则,所有这些又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宪法法律上有新的突破。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分析单元的创新、理论模型的创新、历史阶段划分的创新。特别是提出中国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的“社会压力及贡献—合法性增强—制度环境改善”理论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对当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制度环境进行剖析,涉及到产权保护制度、融资制度、市场准入制度、财税制度、社会服务体系以及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等；最后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发挥民营经济在加快转型升级、促进科学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国家需要作出重大战略调整和顶层设计,以及相配套的各项政策措施。
张兴华[8]（2014）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 ——现实困境与治理取向》文中研究指明如何治理国家是国家产生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但在国家产生初期,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统治”代替了“治理”,国家治理等同于国家统治,国家治理的本质也就发生了异化,即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以控制、镇压被统治阶级为主要手段,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为价值取向。但是,社会发展有着自己特定的规律,治理理论的兴起激发起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随着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利益诉求渐趋多元,传统的“统治”式国家治理范式必将被新的国家治理范式所取代。就我国而言,我国也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历经从统治到治理范式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国内外严峻形势,新生政权并不稳固的现实,加之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采取了政治导向型的国家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以党政一体化、政治运动、人治、管制为主要特征。尽管这一时期党发现了这种治理体制的弊端并进行了初步调整,但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及其国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国家治理上,我们走了弯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这一时期,国家治理以经济的高增长为首要,结果引发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一系列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频发,社会不公正、不和谐问题凸显。进入新世纪,我国加入WTO,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对我国政府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2003年的SARS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经济导向型国家治理的短板,因而,基于对SARS危机的反思,我国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国家治理理念,这一治理模式以公平正义、科学发展、服务为其主要特征,初步奠定了未来国家治理的基本走向。毋庸讳言,任何国家都会遇到治理困境甚至不可治理性问题,我国当然也有着同样的逻辑。一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没能很好的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问题,致使我国阶层分化加剧,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逐步拉大,社会不平等导致我国社会结构的断裂；由断裂社会运作的逻辑所致,社会的不平等归因于社会阶层的固化,而社会阶层固化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权利的不平等,即权利失衡；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外来文化日益影响着我国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日益挑战着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给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带来困难；三是面对文化冲突与价值多元的冲击,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缺失和价值观扭曲,党面临着严峻的执政考验。就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来讲,无论何种类型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治理取向,无论其先进还是落后。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我国国家治理取向的人民性,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治理取向,加之中国国家治理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以此路径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可以解读为：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依法治国、和谐社会,这些价值取向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现状,本文提出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取向。首先,基于学术研究严谨的需要,文章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必须在政党——国家——社会的框架下来建构；其次,对现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总结了制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若干困难；最后,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给出了若干建议。由于党、政府、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最核心要素,因此,在合理架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框架下,从增强执政党调适性、构建服务型政府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视角提出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高巍翔[9]（2010）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文中研究指明1956年至1966年,既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由建国头七年主要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转变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广大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它既是全方位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开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起到了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党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服务于各方面建设的实践中开始逐步形成,基本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适应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总的来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服务于党的各个中心工作中,在发挥自身优势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获得新的发展。当然,这一时期,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加上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及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曾经犯过严重“左”的错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着同样的曲折过程,在曲折中发展。经验与教训同在,发展与挫折交叉,理论上的开拓、完善与局部性的失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正确与偏差并存,是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基本方法基础的奠立。1955年到1957年整风之前,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基础的奠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不仅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命线”地位,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问题,而且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为正确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指南,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创立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同时,党发挥自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围绕中心工作转移,重点加强了对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通过这些积极的、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957年整风前后,党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开门整风中,少数右派分子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猖狂进攻。党及时进行了反击,掀起反右派运动。受其影响,整风运动的主题发生逆转,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反右派运动的影响是深刻的,党由此对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判断开始发生变化,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党开展了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内容的全民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必要的,总体上是健康的、有成绩的。通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澄清了大是大非的问题,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秩序。在肯定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由于党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在反右派斗争中,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对美好社会的热烈向往。但是,由于急于求成,犯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混淆了“两个界限”,盲目追求高速度,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越来越“左”,导致了经济建设陷入严重困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样也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使“左”的错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开始泛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导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根本特殊化风盛行,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一是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只讲思想政治教育为政治运动服务,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形式,用来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用来解决对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的不同认识；二是在阶级斗争观念主导下急于求成,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化和形式主义严重,忽视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适当地采借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方式方法,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取代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民主原则；三是混淆“两个界限”,宣传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五风”盛行；四是违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的作用,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忽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脱离实际,陷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泥潭,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就是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党一方面开始着手系统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纠正“左”倾错误,克服严重困难；另一方面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战胜严重困难,实现国民经济调整各项任务的重要环节,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立足于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以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共度难关。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同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使我国度过了建国以来最为困难的经济局面,并使国民经济逐步好转。但是,由于纠正“左”的错误不彻底,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内对形势估量、经济政策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发生了新的波折,形成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为此,党开展了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对于改进干部作风,改善经营管理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四清”运动毕竟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看作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思想指导下,把干部思想认识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泛政治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在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理论指导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逐步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面,产生了一些失误,给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留下了值得汲取的教训：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既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坚持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原则,切忌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更不能“运动群众”；三是切忌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违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四是思想政治教育切忌形式主义,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庸俗化。
严宇鸣[10]（2013）在《手工业经济的基层管理变革 ——以浙江省慈溪县为个案（1949-1965）》文中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地区的小工业生产经济就成为了我国经济的重要贡献力量,也是地方自身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针对地方二轻、乡镇以及联营等形式集体型企业的民营化转制问题,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各学科研究者都做过集中讨论,并给出了多项解释性理由。在众多横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也提出了纵向研究期望,即希望将历史性因素引入到地区经济组织管理这一讨论话题之内,通过回溯早期的生产组织发展情况,以解释后期企业转制行为发生的历史性缘由,本文便是对这一研究期望的尝试性回应,探讨城乡地区小型生产者及手工作业者的生存、发展环境,并着重分析地方政府对于这类从业人员的认识与政策,以阶段性的历史分析回应集体型生产组织为何于后期迅速陷于发展困境这一现实性问题。本文集中以浙江省慈溪市（县）为个案,以当地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资料为基础,并结合田野访谈资料,讨论了慈溪当地于1949-1965年阶段小手工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在正文的四个章节中,笔者首先回溯了传统社会对于城乡小生产者的管理机制,介绍了在国家力量逐步退出的情形下,“行会”、“商业资本”的介入对于地区手工从业人员的管理表现；并分析了慈溪县地区手工从业人员于建国之初的现实情况。第二章讨论了建国初期（1949-1952）地方政府就手工业所开展管理工作,指出地方政府不愿或不急于介入手工业管理工作的缘由。与此同时,笔者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前,政府就手工业“合作化”的试点推行状况,除了对国家主导试点小组、合作社发展情形及其陷入困境原因做出解释外,笔者着重介绍了“自发性生产小组”于当时的表现情形,在比较两者表现差异的基础上,笔者概要性地论述了集体型合作社经济组织权力代表的权力构成问题。在第二章基础上,第三章主要讨论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手工业管理工作所带来的改变,提出早期手工业改造运动在手段选择上存在市场理性偏向,以及因此所造成的管理发展困境,进而指出运动“高潮”指示对于基层手工业改造工作的实际影响,提出“经济组织管理机制的政治化转向”观点是本文的重要论点。文章最后一章是关于“大跃进”以及“大跃进”运动后期调整的讨论,笔者论述了相关管理部门于运动之初的权力博弈关系,介绍了60年代初期特殊环境下地区生产企业的结构性调整,在这一章节的最后,笔者讨论了集体型经济生产组织在与个体生产力共同存在时的生存状况,并指出当时这类“社队企业”并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型企业,这也为解释后期乡镇企业快速转制的原因分析提供了基础。就结论而言,笔者认为“合作社”组织形式本身并不应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产权界定不清”的组织形式,无论是早期的“自发性生产小组”、改造过程中期手工业者与农民的自觉联合,以及60年代初期个体与合作社经济的链接性发展模式,这些基层的表现实际都反映了这类手工业、小工业生产的从业者具有主动联合、合作生产的意愿与动力,并从中获得实际利益。对于这类分散的小生产者而言,集体型生产组织形式事实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存在价值。但是,中国早期的实践环境未给予这一组织形式生存空间与发展土壤,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速度过快,并试图借助经济组织的政治化管理方式掩盖自身资源保障能力不足所引发的问题,在管理生产与达成政治统治目标左右之间,国家对于“合作社”的身份设定不自觉地偏向了后者,这进而都对合作社以及类似集体型生产组织本身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明显影响,在经历了多次运动及政策调整后,这些影响最终沉淀成为了从业者及相关当事人就集体型生产组织的一种认识观念,进而挑战了国家于上世纪80年代所推崇的“集体化组织形式”的制度设定。
二、政协六委员谈:进一步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协六委员谈:进一步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论文提纲范文）
（1）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解释与说明 |
| 一、两会 |
| 二、“两会”报道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研究 |
| 二、关于其他媒体“两会”报道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进路 |
| 一、理论与方法 |
| 二、分期依据 |
| 第五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价值 |
| 注释 |
| 第二章 破局与尝试：1978-1989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 |
| 第二节 传媒业背景：观念转变与业务改革 |
| 第三节 1978-1989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一、稿源：从以新华社稿件为主到以“本报”稿件为主 |
| 二、定位：从宣传举国盛事到回归会议报道 |
| 三、形式：清除文革遗风,不断探索新的报道形式 |
| 四、内容：从重人大到人大政协并重 |
| 第四节 1978-1989年《人民日报》中的“两会” |
| 一、代表委员：从先进群体到履职个体 |
| 二、分组审议：从一致同意热烈拥护到出现批评和质询 |
| 三、开放程度：从无到有的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 |
| 四、会外群众：从热烈欢呼坚决拥护到提出意见建议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调整与回归：1990-2000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保持稳定与深化改革 |
| 第二节 传媒业背景：双重属性与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1990-2000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一、围绕主旋律组织报道 |
| 二、报道模式初步形成 |
| 三、报道形式不断创新 |
| 四、策划意识不断增强 |
| 第四节 1990-2000年《人民日报》中的“两会” |
| 一、“两会”制度：日渐规范 |
| 二、“两会”会风：日趋务实开放 |
| 三、代表委员：履职意识不断增强 |
| 四、“两会”影响：越来越受关注 |
| 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协商与对话：2001-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以人为本与和谐蓝图 |
| 第二节 传媒业背景：信息公开与舆论监督 |
| 第三节 2001-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一、《两会特刊》的创办及扩版 |
| 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
| 三、报道内容的丰富与拓展 |
| 四、报道形式的创新 |
| 第四节 2001-2011年《人民日报》中的“两会” |
| 一、“两会”制度：凸显成效渐趋完善 |
| 二、“两会”会风：务实开放与时俱进 |
| 三、代表委员：责任意识增强履职能力提高 |
| 四、“两会”影响：与百姓更近与世界更近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媒介与民主：《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中国民主政治进程 |
| 一、“两会”职能的实现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二、会风开放务实高效关注民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三、代表委员履职意识增强能力提高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四、公众关注和有序参与“两会”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第二节 《人民日报》“两会”框架中“民主”话语体系变化 |
| 一、社会主义民主 |
| 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
| 三、合流与统一 |
| 第三节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形成原因分析 |
| 一、角色定位 |
| 二、内容约束 |
| 三、社会情境 |
| 第四节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效果分析 |
| 一、关于《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不同观点 |
| 二、《人民日报》中看不到的“两会”场景 |
| 三、不同的民主理论及其不同的媒介期待 |
| 四、《人民日报》未来“两会”报道建议 |
| 小结 |
| 注释 |
| 结语：未完成的使命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新中国国企改革思想的演进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制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提出问题 |
| 三、研究意义与创新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基础和现状 |
| 一、重要概念界定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三、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框架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国企改革的思想基础 |
| 第一节 西方国企改革思想溯源 |
| 一、文艺复兴传统中的政府干预 |
| 二、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
| 三、列宁-斯大林体制下的“国家辛迪加”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的历史实践——国外案例 |
| 一、苏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公有制探索 |
| 二、德、法跌宕起伏的国有化道路 |
| 三、英、美谨小慎微的国企试验 |
| 第三节 中国国有企业思想滥觞 |
| 一、古代传统的国有制思想 |
| 二、近代以来国家主义的萌发 |
| 三、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计划体制下国企改革的制度思想探索 |
| 第一节 1949-1977年的国企改革 |
| 一、“行政性分权”战略的成因 |
| 二、“大跃进”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
| 三、“文革”乱局中的挫折与整顿 |
| 第二节“左倾”思潮下的探索争鸣 |
| 一、商品生产再认识 |
| 二、为价值规律正名 |
| 三、反思计划与市场 |
| 第三节“央地关系”中的制度摸索 |
| 一、“政府越位”的信息劣势 |
| 二、“经济核算”与产出计量 |
| 三、“政治挂帅”与效用评价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转轨时期国企改革的制度思想发展 |
| 第一节 1978-1992年的国企改革 |
| 一、“经济性分权”战略的形成 |
| 二、“扩权让利”方针的实施与评价 |
| 三、“企业承包”责任制的提出和改进 |
| 第二节“拨乱反正”下的思想解放 |
| 一、重申物质利益原则 |
| 二、定价权改革：“双轨制”来龙去脉 |
| 三、政府干预：从直接到间接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探寻 |
| 一、“留成包干”与效用激励 |
| 二、“政企不分”和预算软约束 |
| 三、“两权分离”与内部人控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市场条件下国企改革的制度思想深化 |
| 第一节 1993-2012年的国企改革 |
| 一、“整体推进”战略的出台 |
| 二、“抓大放小”改组的酝酿与实践 |
| 三、“股权交易”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
| 第二节 经济学百花齐放的盛宴 |
| 一、产权理论的引入 |
| 二、股份制改革摸索 |
| 三、公司治理的尝试 |
| 第三节 面向现代企业的制度迈进 |
| 一、公司制改革与“政企分离” |
| 二、股权多元化与“控制权竞争” |
| 三、公开募股与“社会性约束”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理论总览与政策剖析 |
| 第一节 委托代理理论的演绎 |
| 一、理论范式的西方源流 |
| 二、观点内涵的中国发展 |
| 三、模型对象的衍生实践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的思路主线 |
| 一、委托人监督外部化 |
| 二、代理人激励具体化 |
| 三、主体间信息透明化 |
| 第三节 十八大之后的国企改革述评 |
| 一、新政背景 |
| 二、制度解析 |
| 三、预测展望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附录 |
| 一、前提假设 |
| 二、建模推演 |
| 三、结果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央一号文件与“三农”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目的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现状 |
| 六、研究思路 |
| 七、概念界定 |
| 八、创新与不足 |
| 注释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当代中国“三农”大事件述评 |
| 第一节 1950—1958年中国的“三农”大事件 |
| 第二节 1958—1965年中国的“三农”大事件 |
| 第三节 1966—1978年中国的“三农”大事件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二章 跨越两个世纪的“中央一号文件” |
| 第一节 1982—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
| 第二节 2004—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央一号文件”政策调整的主线之一：发展现代农业 |
| 第一节 关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 |
| 第二节 关于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的政策 |
| 第三节 关于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的政策 |
| 第四节 关于粮食与农产品市场流通的政策 |
| 注释 |
| 第四章 “中央一号文件”政策调整主线之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第一节 关于农村土地的政策 |
| 第二节 关于农村公共事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治理的政策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央一号文件”政策调整主线之三：促进农民增收 |
| 第一节 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 |
| 第二节 关于培育新型农民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政策 |
| 注释 |
| 第六章 历史启示与相关思考 |
| 第一节 历史启示 |
| 第二节 相关思考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基于政企关系的信贷融资差异与投资适度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 1.2.1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 |
| 1.2.2 制度因素对企业融资行为以及投资的影响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
| 1.2.3 深化融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认识 |
| 1.3 本文的研究角度 |
| 1.3.1 政企关系的界定 |
| 1.3.2 本文的研究角度 |
| 1.4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本文的主要内容和逻辑框架 |
| 1.5 创新点 |
| 1.5.1 对不同政企关系造成的信贷融资差异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
| 1.5.2 从投资适度性视角研究了差异信贷带来的经济后果 |
| 1.5.3 对已有的研究模型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进行了改进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市场与政府 |
| 2.1.1 “看不见的手”与“有形之手” |
| 2.1.2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
| 2.1.3 简要的评述 |
| 2.2 政企关系 |
| 2.2.1 政府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 |
| 2.2.2 政企关系模式 |
| 2.2.3 我国特殊背景下企业的政治行为 |
| 2.2.4 简要评述 |
| 2.3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财务行为与公司价值 |
| 2.3.1 政治关系的含义和度量 |
| 2.3.2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与财务行为 |
| 2.3.3 政治关系与企业价值 |
| 2.3.4 对国内学者关于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研究的简要评述 |
| 2.4 本文与已有研究的关系 |
| 第三章 我国现阶段政企关系现状 |
| 3.1 改革开放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成长 |
| 3.1.1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沿革 |
| 3.1.2 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的发展及现状 |
| 3.2 我国现阶段政企关系的特征 |
| 3.2.1 转型过程中政府经济职能的错位 |
| 3.2.2 政府依然存在对企业过多的干预 |
| 3.2.3 行政性垄断行业中国有企业与政府的“政企同盟” |
| 3.2.4 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的现象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及融资现状 |
| 4.1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企业外部融资现状 |
| 4.1.1 银行体系的改革和企业通过银行信贷融资的现状 |
| 4.1.2 证券市场建立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
| 4.1.3 信贷融资依然是企业外部融资的最主要渠道 |
| 4.2 政府控制金融体系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分析 |
| 4.2.1 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以及对企业外部间接融资的影响 |
| 4.2.2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管制以及对企业外部直接融资的影响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企关系对信贷融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1.1 政企关系对借款数量的影响 |
| 5.1.2 政企关系对借款期限结构的影响 |
| 5.1.3 政企关系对借款保证方式的影响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界定 |
| 5.2.2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2.3 变量的定义 |
| 5.2.4 检验各项假设的回归模型 |
| 5.2.5 回归方法 |
| 5.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按政企关系分样本的单变量检验 |
| 5.3.3 相关性分析 |
| 5.4 政企关系对银行借款数量的影响 |
| 5.4.1 银行借款数量的分组单变量均值检验 |
| 5.4.2 借款数量对全部样本的回归 |
| 5.4.3 借款数量区分是否属于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行业的分组回归 |
| 5.5 政企关系对借款期限结构的影响 |
| 5.5.1 债务期限结构的分组单变量均值检验 |
| 5.5.2 对借款期限结构的回归结果 |
| 5.5.3 考虑信贷市场化因素的稳健性检验 |
| 5.6 政企关系与信用借款的获取 |
| 5.6.1 分组单变量均值检验 |
| 5.6.2 政企关系是否会影响信用借款的获得 |
| 5.6.3 信贷市场化是否会影响信用借款的取得 |
| 5.6.4 是否属于国有经济应占主导地位行业对信用借款获取的影响 |
| 5.7 对本章实证结果的简要讨论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贷融资与企业投资适度性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1.1 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
| 6.1.2 信贷融资对投资适度性的影响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的设计 |
| 6.2.2 信贷融资对投资适度性影响的检验方法设计 |
| 6.2.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3 不同政企关系投资对融资来源敏感性差异 |
| 6.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6.3.2 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单变量均值检验 |
| 6.3.3 投资对融资来源敏感性回归结果 |
| 6.3.4 简要的结论和讨论 |
| 6.4 信贷融资对投资适度性的影响 |
| 6.4.1 企业适度性分组 |
| 6.4.2 投资不足企业的信贷融资差异的回归检验 |
| 6.4.3 信贷是否对过度投资有抑制作用的回归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启示 |
|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结论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制度与组织 ——“老字号企业”杭锦丝织厂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本章注释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研究策略 |
| 第一节 概念之辩：制度与组织 |
| 第二节 组织内制度的理性选择 |
| 第三节 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合法化影响 |
| 第四节 讨论与思考 |
| 本章注释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 |
| 第二节 组织研究的理论架构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的选择与进入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本章注释 |
| 第四章 杭锦丝织厂的起步：建国前创业期的制度与组织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国前政府的规制性要求 |
| 一、政策鼓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
| 二、法令推动：工商同业公会的合法化 |
| 第二节 传统规范下的企业组织发展 |
| 一、企业的创业领头羊：杭锦先生的努力 |
| 二、织锦技术、工艺流程与产品规范 |
| 三、企业的组织规模与市场兴衰 |
| 第三节 文化—认知中的丝绸传统与行会组织 |
| 一、文化底蕴：官办与民间织造同行 |
| 二、技术认知：手工向机械的过渡 |
| 三、丝绸贸易：行会组织的演变 |
| 第四节 讨论与思考 |
| 本章注释 |
| 第五章 杭锦丝织厂的改造(革)：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与组织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目标与规制性政策 |
| 一、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转变 |
| 二、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 |
| 三、政府机构的纵横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规范中的丝绸企业改造和建设 |
| 一、生产流程与技术的革新 |
| 二、产品风格的变化 |
| 三、企业“大而全”的结构和厂名的更替 |
| 第三节 认知信念的控制与心理依附 |
| 一、意识形态的日常化 |
| 二、日常工作的认同感 |
| 三、日常生活的归属感 |
| 第四节 讨论与思考 |
| 本章注释 |
| 第六章 杭锦丝织厂的整顿与转型：市场化前后的制度与组织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转型期的规制性基础 |
| 一、国企二次改革：承包责任制和股份制 |
| 二、管理机构职能的转变 |
| 三、老字号企业等扶持政策的出台 |
| 第二节 市场规范中的企业组织发展 |
| 一、技术和产品式样的资格认证 |
| 二、传统技艺的保留 |
| 三、企业的多元化产业结构 |
| 第三节 对丝绸品味与传统的文化—认知 |
| 一、企业组织的情感认知 |
| 二、织锦产品的声誉与品牌 |
| 三、多种协会组织的并行 |
| 第四节 讨论与思考 |
| 本章注释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制度化、制度变迁与组织 |
| 本章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理论辨析 |
| 一、民营经济的概念界定 |
| 二、合法性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
| 一、围绕产权问题的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相关研究 |
| (一) 民营经济起源之一：乡镇企业的制度环境与产权演变 |
| (二) 民营经济起源之二：家族企业的制度环境与治理结构演变 |
| 二、围绕融资问题的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相关研究 |
| (一) 融资制度 |
| (二) 信息不对称问题 |
| (三) 民营中小企业特质问题 |
| (四) 融资支持体系 |
| (五) 解决融资困境的制度和政策创新 |
| 1. 加强银行经营管理创新 |
| 2. 放松利率管制,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
| 3. 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
| 4. 完善政府职能,增强扶持力度 |
| 三、围绕政府政策的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相关研究 |
| (一) 市场准入制度 |
| (二) 财政税收政策 |
| 1. 财政政策 |
| 2. 税收政策 |
| 3. 其他相关政策 |
| 四、围绕非正式制度的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相关研究 |
| (一) 文化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二) 企业家精神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方法创新 |
| (一)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二) 分析单元的创新 |
| (三) 理论模型的创新 |
| 第五节 预期结论与文章结构 |
| 一、预期结论 |
| (一) 预期结论一 |
| (二) 预期结论二 |
| (三) 预期结论三 |
| 二、文章结构 |
| 第二章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及其理论解释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前的民营经济：从“鼓励发展”到被“限制消灭” |
| 一、旧中国民营经济的基础(1949年以前)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营经济尚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1949-1956年) |
| (一) 历史背景 |
| (二) 制度与政策 |
| 1. 《共同纲领》 |
| 2. 《宪法》(1954年) |
| (三) 实际的政策实施及结果 |
| 三、社会主义改造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消亡(1957～1978年) |
| (一) 历史背景 |
| (二) 制度政策 |
| 1. 《宪法》(1975年) |
| 2. 《宪法》(1978年) |
| (三) 实际的政策实施及结果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经济：从放开个体经济到允许私营经济 |
| 一、民营经济萌芽阶段(1979～1981年) |
| (一) 历史背景：改革开放 |
| (二) 制度及政策 |
| (三) 实际的政策实施及结果 |
| 二、民营经济起步阶段(1982～1983年) |
| (一) 历史背景 |
| (二) 制度及政策 |
| 1. 中共党的十二大报告 |
| 2. 《宪法》(1982修订版) |
| (三) 实际的政策实施及结果 |
| 三、民营经济稳定发展阶段(1984～1988年) |
| (一) 历史背景：改革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
| (二) 制度及政策 |
| 1. 中共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 |
| 2. 《民法通则》 |
| 3. 《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 |
| 4. 中共党的十三大报告 |
| 5. 《宪法》(1988年修订版) |
| (三) 阶段性成就及存在问题 |
| 四、民营经济挫折调整阶段：(1989～1991年) |
| (一) 历史背景 |
| (二) 制度与政策 |
| (三) 实际的政策实施及结果 |
| 第三节 从“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 |
| 一、快速发展阶段(1992～1997年) |
| (一) 历史背景：南巡讲话 |
| (二) 制度与政策 |
| 1.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及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 |
| 2. 中共党的十四大报告 |
| 3. 《宪法》(1993年修订版) |
| 4.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
| 5. 《“九五”计划》 |
| 6. 中共党的十五大报告 |
| (三) 实际的政策实施及结果 |
| 二、民营经济成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主力军(1998～2001年) |
| (一) 历史背景 |
| (二) 制度及政策 |
| 1. 《宪法》(1999年修订版) |
| 2. 《个人独资企业法》 |
| 3. 中共建党80周年讲话 |
| (三) 实际的政策实施及结果 |
| (四) 发展存在问题 |
| 三、民营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亮点(2002～2007年) |
| (一) 历史背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
| (二) 制度及政策 |
| 1. 中共党的十六大报告 |
| 2. 中共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 |
| 3. 《宪法》(2004年修订版) |
| 4. 非公经济36条 |
| 5. 中共党的十七大报告 |
| (三) 实际的政策实施及结果 |
| (四) 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国际金融危机后民营经济面临转型升级压力 |
| 一、历史背景 |
| 二、制度与政策 |
| (一) 中共党的十七大报告 |
| (二)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 |
| (三) 非公经济“新36条” |
| (四) 中共党的十八大报告 |
| 三、实际的政策实施及结果 |
| 四、2008年以来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
| 第五节 民营经济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 |
| 一、1985-2001年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发展的对比 |
| (一) 国有企业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的纵向数据分析 |
| (二) 国有企业改革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横向数据分析 |
| 二、新时期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发展的对比 |
| (一) 投资增幅比较 |
| (二) 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比较 |
| (三) 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比较 |
| (四) 提供社会就业对比 |
| (五) 税收总额及增速比较 |
| 三、国有企业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 |
| (一)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沃土” |
| (二) 国企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
| (三) 十六大以来的国资体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绿色通道” |
| (四) 民营经济发展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 |
| 1. 民营经济发展有助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2. 民营经济发展有助于吸收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
| 第六节 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确定和制度环境改善的理论解释 |
| 一、合法性地位的获取过程 |
| 二、合法性地位对制度环境改善的影响 |
| 三、民营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力 |
| 四、合法性地位和制度环境改善的阶段性特征 |
| (一) 改革开放初期 |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 |
| (三)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 |
| 第三章 当前中国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产权制度环境存在的问题 |
| 一、产权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一) 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不完善 |
| 1. 产权模糊性 |
| 2. 产权结构单一 |
| 3. 产权家族化 |
| (二) 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1. 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不完善 |
| 2. 知识产权制度不健全 |
| 二、内部治理和管理存在问题 |
| (一) 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
| 1. 股东大会流于形式 |
| 2. 董事会职责不清 |
| 3. 监事会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
| (二) 风险控制能力差 |
| (三) 内外部监督不力 |
| 第二节 融资制度环境存在的问题 |
| 一、直接融资制度不健全 |
| (一) 股票公开发行融资制度 |
| (二) 债券融资制度 |
| 1. 债券市场规模依旧偏小 |
| 2. 债券市场对民营经济服务仍显不足 |
| (三) 风险投资制度 |
| 1. 退出机制不顺畅 |
| 2. 法律制度不完善 |
| 3. 中介机构与配套服务发展滞后 |
| 二、间接融资制度不完善 |
| (一) 银行贷款制度 |
| 1. 所有制歧视 |
| 2. 规模歧视 |
| 3. 信贷配给存在“逆向选择”现象 |
| 4. 中小企业贷款专业机构发育不足 |
| 5. 信息制度缺陷 |
| (二) 融资租赁制度 |
| 1. 融资租赁形式单一 |
| 2. 出租人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
| 3. 融资租赁的观念尚未真正树立 |
| (三) 抵押担保制度 |
| 1. 贷款担保制度不完善 |
| 2. 抵押担保机构不发达 |
| (四) 民间借贷制度 |
| 第三节 政策制度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一、市场准入制度 |
| (一) 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上未真正享受“国民待遇” |
| (二) 民营经济市场准入方面缺乏法律支持 |
| (三) 民营经济准入审批复杂且成本高 |
| (四) 行业领域准入羁绊重重 |
| 二、财政政策问题 |
| (一) 对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支持力度不够 |
| (二) 对民营企业出口的支持力度不够 |
| (三) 对民营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不够 |
| 三、税收政策问题 |
| (一) 增值税方面的问题 |
| (二) 企业所得税方面的问题 |
| 1. 税前扣除项目内外资企业存在差异 |
| 2. 税收优惠政策存在不平等待遇 |
| 3. 所得税管理方式存在弊端 |
| 四、社会服务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府服务不到位 |
| (二) 市场管理体制不完善 |
| (三) 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 |
| 第四节 非正式制度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一、传统观念和思维惯性影响民营企业发展 |
| 二、民营企业文化建设滞后 |
| (一) 多数民营企业的文化建设还处在自发阶段 |
| (二) 企业文化缺乏创新性和鲜明性 |
| (三) “家文化”与现代管理理念不相容 |
| (四) 诚信文化缺失尤为突出 |
| 三、企业家精神方面存在问题 |
| (一) 部分企业家投机心理比较严重 |
| (二) 短视行为比较普遍 |
| (三) 自主创新意识不强 |
| 第四章 促进中国民营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及政策措施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与顶层设计 |
| 一、赋予民营经济新的历史任务 |
| 二、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发展的总体思路 |
| (一) 确保巩固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地位 |
| (二) 优化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
| 三、改善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制度环境的指导原则 |
| (一) 科学发展原则 |
| (二) 开放发展原则 |
| (三) 创新发展原则 |
| (四) 人本发展原则 |
| (五) 可持续发展原则 |
| 四、改善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制度环境的重点领域 |
| (一) 建立健全民营经济的利益表达机制 |
| (二) 落实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 |
| (三) 促进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合作共赢 |
| 第二节 改善民营经济产权保护的制度环境 |
| 一、明确民营企业的产权界定政策 |
| 二、完善产权制度的法律法规 |
| (一) 完善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制度 |
| (二) 建立经理人市场和职业信用制度 |
| (三)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
| 三、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
| 第三节 加快完善融资制度 |
| 一、直接融资制度创新 |
| (一) 提升交易所竞争程度 |
| (二) 完善上市发行制度 |
| (三) 围绕“新三板扩容”构建场外市场 |
| 二、债券融资制度创新 |
| (一) 改革政府对企业债券的管理方式 |
| (二) 修改有关企业债券发行管理的法律法规 |
| (三) 加强企业债券风险制度建设 |
| (四) 建立多层次的企业债券市场 |
| 三、间接融资制度创新 |
| (一) 商业银行自身的制度创新 |
| (二) 商业银行体系改革 |
| (三) 引导商业银行支持民营企业融资 |
| (四) 支持担保机构和担保体系建设 |
| 四、租赁融资制度创新 |
| (一) 完善管理体制和扶持发展政策 |
| (二) 建立租赁业风险控制体系 |
| 五、风险投资制度创新 |
| (一) 制定支持风险投资活动的政策法律体系 |
| (二) 建立实现风险投资资本来源多元化的制度 |
| (三) 建立符合国情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
| (四) 加快发展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及项目评估机构 |
| 六、规范发展民间借贷组织 |
| (一) 引导和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 |
| (二) 建立多层次的民间金融监管体系 |
| 第四节 加强财税支持 |
| 一、完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法律法规 |
| 二、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资金投入 |
| 三、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 |
| 四、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 |
| 五、加大对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的支持 |
| 六、加强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支持 |
| 第五节 完善市场竞争环境 |
| 一、放宽市场准入 |
| 二、完善市场竞争环境 |
| 三、实行非对称性管制 |
| 四、加大垄断行业改革力度 |
| 五、加快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
| 第六节 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
| 一、加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制度建设 |
| (一) 在全社会营造“重商、亲商、敬商”文化 |
| (二) 引导民营企业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
| 1. 提炼企业价值观 |
| 2. 建立企业文化认同 |
| 3. 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 |
| 二、塑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企业家精神 |
| (一) 创新精神 |
| (二) 契约精神 |
| (三) 良好的职业操守 |
| 附录：西方发达国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一、中小企业专门管理机构 |
| 二、完备的法律体系 |
| 三、融资支持政策 |
| (一) 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 |
| (二) 风险投资建设 |
| 四、财税优惠政策 |
| (一) 政府采购 |
| (二) 扶持技术创新 |
| 五、鼓励合作联盟 |
| 六、人员培训制度 |
| 七、信息支持和咨询服务 |
| 八、扶持落后地区中小企业 |
| 九、优化社会保障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当代中国国家治理 ——现实困境与治理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设计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内涵 |
| 一、治理的兴起及其内涵界定 |
| 二、治理与统治的区别 |
| 三、国家治理的本质及其价值取向 |
| 四、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内涵诠释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 |
| 一、儒家的治国思想：礼治和德治 |
| 二、道家的治国思想：无为而治 |
| 三、法家的治国思想：法治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导向型的国家治理 |
| 一、政治导向型国家治理形成的原因 |
| 二、政治导向型国家治理的逻辑进路 |
| 三、政治导向型国家治理的主要特征 |
| 四、政治导向型国家治理评析 |
| 第二节 经济导向型的国家治理 |
| 一、经济导向型国家治理形成的原因 |
| 二、经济导向型国家治理的演化过程 |
| 三、经济导向型国家治理的主要特征 |
| 四、经济导向型国家治理评析 |
| 第三节 服务导向型的国家治理 |
| 一、服务导向型国家治理形成的原因 |
| 二、服务导向型国家治理的主要举措 |
| 三、服务导向型国家治理的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断裂与失衡的中国社会 |
| 一、社会分层概说 |
| 二、中国社会结构现状：断裂 |
| 三、中国的权利(力)分布：失衡 |
| 第二节 文化冲突与价值多元 |
| 一、中国文化的基本情态：多元文化冲突 |
| 二、中国价值观现状：价值多元与冲突 |
| 三、当代中国社会主导价值观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执政党面临的挑战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执政风险 |
| 二、中国共产党员理想信念层面的困惑：信仰危机 |
| 三、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基础面临的挑战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价值关怀：以人为本 |
| 一、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 |
| 二、中国语境下的以人为本释义 |
| 三、以人为本视阈下的国家治理 |
| 第二节 社会诉求：公平正义 |
| 一、公平正义的多元内涵解析 |
| 二、中国语境下公平正义阐释 |
| 三、国家治理视阈下社会公平正义的构建路径 |
| 第三节 有效手段：依法治国 |
| 一、依法治国的内涵阐释 |
|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 |
| 三、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
| 第四节 治理目标：和谐社会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中的和谐社会 |
|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意蕴 |
| 三、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和谐社会建构路径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取向：推进治理现代化 |
| 第一节 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个分析框架 |
| 一、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
| 二、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
| 三、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我国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状分析 |
|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
| 二、当前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成就 |
| 三、当前我国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
| 一、正确架构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 |
| 二、增强执政党调适性：推进政党治理的现代化 |
| 三、构建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
| 四、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
| 余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个弥久永新的话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的价值 |
| 二、相关概念说明 |
| (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
| (二) 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 |
| (三)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状况 |
| 四、方法与结构 |
| (一)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二) 基本内容和框架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奠定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命线"地位的确立 |
| (一)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命线"地位的确立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
| (一) 《论十大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原则,提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
| 三、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阐述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一步发展 |
| (一) 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阐述为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
| (二)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党内存在的"三风"问题 |
| (三)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
| (四) 加强和改善党员干部群众路线教育 |
| 四、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奠立 |
| (一)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 |
| (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论基础 |
| (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规定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 五、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
| (一)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和改造的理论与方法 |
| (二)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和改造的理论与方法 |
| 六、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评价 |
| (一)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二)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党对农民开展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党对农民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现实原因 |
| (二) 党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教育 |
| (三) 党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 |
| (四) 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的社会主义利益观教育 |
| (五) 扫除农民文盲,提高农民社会主义思想觉悟 |
| 二、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开展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教育 |
| (二)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
| (三) 正确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 |
| 三、党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关于工商业者思想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
| (二) 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商业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四、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评价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
| (二)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获得了重大发展 |
| 第三章 整风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
| (一) 开展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二) 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
| (三) 开门整风和整风运动的逆转 |
| (四) 全面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二、反右派运动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阐述无产阶级世界观 |
| (二) 批驳绝对平均主义思想,阐述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 |
| (三)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民主观 |
| (四) 树立政治与业务相统一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 |
| 三、党对工商业者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批判少数工商业者抗拒思想教育的思想和行为 |
| (二) 对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教育 |
| (三) 宣传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 |
| 四、整社整风和党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农村整风和开展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原因 |
| (二) 通过辩论、对比,向农民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 |
| (三) 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利益观教育,克服本位主义思想 |
| (四) 对农民进行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教育,巩固工农联盟 |
| (五) 厘清农民在工农生活差别方面几种不正确的思想认识 |
| (六) 整顿农村干部工作作风,巩固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 |
| (七) 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树立守法观念 |
| 五、党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党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
| (二) 以提高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责任认识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三) 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利益观思想教育 |
| (四) 帮助工人群众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 (五) 鼓励工人积极学习文化和技术,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 |
| (六) 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和学习先进生产者活动 |
| (七) 关心工人群众生活,解决工人群众困难 |
| 六、以参加体力劳动为主的干部整风教育运动 |
| (一)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解决干部官僚主义思想作风的重要途径 |
| (二) 干部整风教育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思想教育效果 |
| 七、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就 |
| (一) 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必要的 |
| (二) 澄清了人们混乱的思想认识,稳定了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
| (三) 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健康有成绩 |
| 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教训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 (二) 正确估计形势科学把握主要矛盾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
| (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切忌以群众性的运动方式进行 |
| 第四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过程 |
| (一) 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
| (二) 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高潮和全民大炼钢铁 |
| (三) "大跃进"中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与逆转 |
| 二、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农民"大跃进"的积极性 |
| (一) 围绕农业发展纲要展开大辩论,激发农民生产"大跃进" |
| (二) 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运用"四大"方法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 |
| (三) 总结人民公社"经验",大力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
| (四) 运用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艺术形式,向农民描绘人民公社的幸福图景 |
| (五) 通过鸣放辩论,激发农民爱国爱社的共产主义思想 |
| (六) 激发农民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 三、围绕"大跃进"运动进行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提高新工人和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树立工人阶级立场 |
| (二) 结合"双反"运动加强新工人和青年工人的勤俭节约教育 |
| (三) 鼓励青年职工投身劳动竞赛活动,树立热爱劳动的工人阶级本色 |
| (四) 鼓励青年工人和新工人学习文化和技术,大闹技术革命 |
| 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 |
| (一) 深入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进了各项经济建设工作 |
| (二) 在政治思想领域坚定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
| (三)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上有新的发展 |
| 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教训 |
| (一) 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上"左"的偏差 |
| (三) 混淆"两个界限",宣传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思想,助长了"五风" |
| (四) 违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的作用 |
| (五) 过分强调主体能动性,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与发展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国民经济政策调整 |
| (一) 确定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
| (二) 调整农村政策,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
| (三) 改善企业管理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
| 二、国民经济恢复增长和政治上"左"倾错误再度发展 |
| (一) 七千人大会促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 |
| (二)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 |
| (三) "四清"、"五反"和文化领域批判运动 |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重点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和背景 |
| (二) 加强干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 |
| (三) 加强干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 |
| (四) 对干部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教育 |
| (五) 加强执政党建设,防止干部队伍形成特权阶层 |
| (六) 加强反和平演变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
| (七) 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根本制度 |
| 四、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以贯彻《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等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二) 向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 |
| (三) 树立大寨典型,引导农民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
| (四) 开展"四清"教育运动,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农民 |
| (五) 对农民进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同富裕教育,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 |
| 五、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人阶级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学习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二) 制定《工业七十条》,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 |
| (三) 树立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学习榜样 |
| (四) 做好职工和精简城镇人口的思想工作,为国分忧解难 |
| (五) 加强工农联盟教育,支援农业建设为农业发展作贡献 |
| (六) 结合"五反",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六、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 |
| (一) 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提高了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 |
| (二) 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教育,激励全国人民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
| (三) 关心群众生活和精神鼓励相结合,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 |
| (四) 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机制 |
| 七、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教育运动中的成就与经验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教育运动中的成就 |
| (二) 抓住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关键环节,提高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
| (三)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作用 |
| (四) 发挥了榜样教育的巨大作用,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
| 八、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运动中的教训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科学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坚持以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原则,切忌搞群众运动 |
| (三) 切忌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违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
| 结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前提 |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做好新时期人民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 |
| 三、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根本途径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结合实际工作是发挥其"生命线"作用的根本要求 |
| 五、正确认识和处理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规律 |
| 六、探索榜样教育的有效形式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源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问参加的课题研究和发表的文章 |
| 后记 |
（10）手工业经济的基层管理变革 ——以浙江省慈溪县为个案（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现有研究评述 |
| 三、相关概念 |
| 四、本文章节安排 |
| 五、研究个案与材料介绍 |
| 第一章 手工业管理传统模式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行业管理体系构成 |
| 一、政府监管制度演变 |
| 二、“行会”组织管理 |
| 三、商业资本介入影响 |
| 第二节 行业生产特性与从业者独立性 |
| 一、脱离政府监管的自然资源型手工工匠 |
| 二、受政府青睐的特种手工工匠 |
| 三、介于两者之间的大众型手工工匠 |
| 四、家庭作业结构：政府管理的阻碍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政府管理进入的犹豫与尝试(1949-1953)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地区手工生产作业状况与县级政府态度 |
| 一、亟待救助的手工业者 |
| 二、不愿作为的地方政府 |
| 三、管理迟疑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县政府就私营小生产经济的选择与否定 |
| 一、对于私营小生产者的选择 |
| 二、县级行政部门的利益多元化呈现 |
| 三、县政府就地方利益环境的妥协 |
| 第三节 地区集体型小生产经济组织初建 |
| 一、政府主导生产小组、合作社试点 |
| 二、“自发性生产小组”的产生 |
| 三、政府管理者对于“自发性生产小组”的认识与政策 |
| 小结 |
| 第三章 县级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3-1957) |
| 第一节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起点 |
| 一、重塑劳动者群体关系 |
| 二、对于生产、服务对象的“改造” |
| 第二节 改造实践的逐步僵化与“转机” |
| 一、销售受阻：问题产生的根结 |
| 二、推行“下乡修旧”政策：问题进一步恶化 |
| 三、社员外流：问题的最终表现 |
| 四、外来强力：问题的“解决” |
| 第三节 新管理机制的确立与影响 |
| 一、“斗争”机制的形成与强化 |
| 二、单项多边行政评价机制的建立 |
| 三、新机制确立对“集体型”生产组织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地区(手)工业生产管理权调整及影响(1958-1965) |
| 第一节 “高潮”后合作社管理权之争及所有性质变动 |
| 一、整风运动,社员夺权 |
| 二、地方工业发展,工交部争权 |
| 三、乡镇工业发展,公社获权 |
| 第二节 反复调整的过渡期 |
| 一、“大跃进”后的第一次“紧缩”调整 |
| 二、“三十五条”、粮食问题与手工业调整 |
| 三、回归集体型合作社组织模式 |
| 第三节 个体作业者挑战下的合作社生产组织经营 |
| 一、紧缩调整与下放工人的私有化发展 |
| 二、合作社对应个体生产经营影响所采取的对应措施 |
| 三、个体经营者向社队企业的转型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资料及文献 |
| 后记 |
四、政协六委员谈:进一步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论文参考文献）
- [1]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D]. 贺蕾. 复旦大学, 2012(02)
- [2]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谈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J]. 马魁君,王运才,刘敬怀,令完成. 了望周刊, 1991(14)
- [3]新中国国企改革思想的演进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制度分析[D]. 陈庆.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12)
- [4]中央一号文件与“三农”政策[D]. 陈少艺. 复旦大学, 2014(12)
- [5]基于政企关系的信贷融资差异与投资适度性研究[D]. 张粟.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1)
- [6]制度与组织 ——“老字号企业”杭锦丝织厂的个案研究[D]. 朱静. 复旦大学, 2013(02)
- [7]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D]. 李清亮. 复旦大学, 2012(02)
- [8]当代中国国家治理 ——现实困境与治理取向[D]. 张兴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1)
- [9]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D]. 高巍翔. 武汉大学, 2010(05)
- [10]手工业经济的基层管理变革 ——以浙江省慈溪县为个案（1949-1965）[D]. 严宇鸣. 复旦大学,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