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驻军（论文文献综述）
刘丰[1]（2021）在《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文中提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着一个庞大的联盟体系,发挥着安全互助、战略协调和秩序维持的功能,而维持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是美国不断推动联盟体系升级、调整和转型的核心目标。在秩序转型背景下,美国试图推动亚太联盟体系朝着应对大国战略竞争这一战略目标发展,因此根据不同议题构建多样的盟友和安全伙伴网络,在彼此并没有安全义务的盟友之间增强协调与合作,并且扩大了联盟体系的任务范围。但与此同时,联盟内部纷争的凸显,也对美国维持秩序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努力构成挑战,增加了秩序维持的成本,导致合法性权威流失,也造成美国主导秩序内部的核心支持者在各自关切议题上与其保持距离。伴随地区权力格局和国内政治状况的发展,美国与特定盟友之间的亲疏远近存在差异,也在支持、追随、疏远和排斥等选择之间波动和摇摆。当美国政府对国际秩序持较强的修正主义态度、追求绝对主导和奉行霸权利益至上,因而难以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动态变化和秩序内成员的利益诉求时,盟友对其主导秩序的排斥和疏远倾向会上升。相反,当美国在较大程度上包容盟友的利益诉求时,盟友对其主导秩序会表现出较强的支持和追随倾向。美国全球战略与联盟体系内部动力之间的动态变化是观察国际秩序走向的重要变量。
李晴[2]（2021）在《俄罗斯对中亚一里海地区天然气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马燕宁[3]（2021）在《积累、扩张、收缩 ——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俄罗斯外交以其强硬的风格而备受瞩目,“扩张”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的主旋律。可细查历史,在俄罗斯外交中亦不乏“韬光养晦”的案例。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俄罗斯外交中的规律,其核心问题是俄罗斯外交中的“扩张”“收缩”现象是否以周期呈现,如果是,则导致这一规律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了解这一规律对理解当今俄罗斯外交的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引入周期理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线性历史观一直是历史研究中的主流,而以周期视角观历史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历史中定期重复出现的现象。在人文社科领域,经济学是最早并卓有成效得引入周期概念并发展出经济周期理论的学科。随后,这一研究成果被引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出了国际政治周期,进而出现了外交周期的概念。外交周期是指国家对外政策与行为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呈现出的重复性规律。周期理论为解释俄罗斯外交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9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外交史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俄罗斯外交史中存在四个周期,并以“积累—扩张—收缩”三个阶段交替演进。在扩张阶段,对外行为能成功达成向外扩张的目标,主要表现形式为领土扩张、战争胜利、外交强硬、对海外事务有强烈兴趣等。在收缩阶段,对外行为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往往伴随着战争失利、领土丧失、外交温和等现象。积累阶段介于扩张与收缩之间,可被视为扩张阶段的前奏,主要表现为战争时胜时败、收复失地、扩张速度较慢等。对俄外交周期的划分主要依据的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定性分析,而对领土面积历史变迁、战争数据的定量分析,既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定性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从细节上带来了新的发现,比如俄罗斯在东、南、西三个方向上不同的扩张进程。俄罗斯外交周期的形成主要与其国家实力有关。外交的“积累—扩张—收缩”大致与国家政权兴替的“兴起—繁荣—衰亡”周期相一致。但也并非绝对,历史上的改革时期通常伴随外交上的收缩现象,这为周期增添了小幅波动。世界经济也对俄外交产生影响:在世界经济的上行期,俄外交中往往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收缩现象,在下行期更普遍的是扩张现象。这是因为作为世界经济主要推动力的重大技术创新在俄罗斯发生的时间晚于西方国家,而造成技术滞后的原因主要是俄国内问题。俄罗斯文化在历史中呈现的“冲击选择—独特文化形成—文化自信”的周期规律与外交周期相对应,从政治文化角度揭示了外交周期产生的原因。
彭昕[4]（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认为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孟根仓[5]（2021）在《建构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互动机制、国家制度与民族属性（17世纪至21世纪之初）》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地理面积最大的多民族国家,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此背景下,深化认识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其诸民族成为中国智囊团为助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任务,也是丰富中国特色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紧迫任务。本文将深化对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最多的土着民族—布里亚特民族的认识,丰富中国特色海外民族志研究,并力争在与中国毗邻的西伯利亚区域中实现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人文价值共享,夯实两国民心相通建设的人文基础,助力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本文注重“将边缘置于中心”,从“边缘”审视“中心”,并以反思的视角分析“中心-边缘”互动机制是如何形塑双边的。具体而言,如果不了解俄罗斯“边缘”民族,就不可能完全了解俄罗斯国家本身,因为俄罗斯自建立国家以来,始终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政体。目前,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相关研究已经成为民族学与人类学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其中,民族与民族主义被学界认为是个棘手的研究领域,而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则被认为是个相对容易的研究对象。学界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虽然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至今争论未断,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原生论派认为,民族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民族的最根本的本质,即“民族特征”,是不会因外界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原生论后来被建构论派学家评为“视而不见”的“肤浅”论述,“是族性和民族主义研究学者持续鞭打的一匹死马”。本文以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为例,将“持续鞭打”作为“一匹死马”的原生论,论证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制造的”。建构论派注重民族的社会建构性,认为民族是“制造的”,而并非是“天生的”,强调民族是经过知识精英的努力以及国家的政治意愿而创造出来的建构体或知识精英和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有效工具。建构论是目前族群、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但它不能充分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前现代族性的连续性问题,从而被认为是“将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理论。为此,安东尼·史密斯提出族裔象征论,强调建构现代民族的前现代族群性。笔者认为,建构论高估了国家的政治意愿,尤其是高估了在多民族国家中建造国家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团结以及激发忠诚方面的形塑力量,未能充分解释亚国家层次的民族意识和跨国族裔联系的持续性。本文以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亚国家层次的民族）及其民族主义（以自治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为例,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此外,罗杰斯·布鲁贝克提出民族制度主义论,并强调民族学家不应过多专研“民族是什么”,而是应该致力于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现实的民族认同是如何在既定的国家被制度化的。民族认同是有国家的制度塑造的,在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民族群体的情况下,认同不取决于经济社会变迁,而取决于制度变迁。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这种基于民族的社会分野就很容易导致民族主义运动。换句话,制度主义论把分析视角转移到国家制度,而非民族本身。笔者认为,制度主义论具有三个明确的不足之处:1.高估了国家制度对民族的单向塑造能力,忽略了民族对国家的回应;2.片面地强调了国家制度设计本身来论证苏联族裔民族主义兴起的必然性;3.不能充分解释同样具有双重性制度下产生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为何没有出现极端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本文质疑制度主义论,以布里亚特民族及其民族主义为例,将论证“边缘”民族是“中心-边缘”互动的产物,而不是国家“中心”单方面的创造物,并提出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即互动机制创造“边缘”民族,国家制度巩固“边缘”民族,“边缘”民族又通过互动机制形塑国家制度。换言之,本文注重“中心-边缘”机制的互动性、国家制度和“边缘”民族的三角关系。故而,单方面地强调国家制度塑造民族或“边缘”民族的自主民族建构工程均不是建构亚国家层次的民族的整体概述。因为建构亚国家层次的民族同时受民族本身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形塑影响。最后,对理论研究而言,本文以俄罗斯联邦“模范少数民族”—布里亚特民族为例,反思民族理论研究范式问题,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提出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2.论证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将弥补民族理论研究缺口。对研究选题而言,目前,学界还缺乏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术语表示布里亚特民族及其认同的属性。本文以参与观察和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相结合,利用田野调查资料与多语种档案文献,将重新论述布里亚特民族建构工程,并提出高度概括性的术语—“叠层式民族性”表示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性”（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多语种档案资料、本土视角以及“叠层式民族性”概念,以此弥补该研究领域内的缺口,丰富布里亚特民族研究。
钱琛[6]（2020）在《冷战结束后波罗的海三国“去俄罗斯化”问题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重新独立,独立后三国立即进行社会转型,政治上实行多党民主制,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外交上全面转向西方,而在社会文化上则一直推行“去俄罗斯化”政策,该政策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公民身份、语言、学校教育、苏联历史等问题。本文以沙皇俄国和苏联政府在波罗的海地区实施的“俄罗斯化”政策为历史背景,展开对波罗的海三国“去俄罗斯化”过程、原因以及效果、影响和趋势的叙述。自90年代初以来,立陶宛实行了“零选择”方案,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都出台了严格的公民身份法限制俄语群体取得国籍,三国都通过语言政策将主体民族语言确立为唯一官方语言,通过教育政策确立国语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此外还有计划地移除苏联纪念碑,加强公民的国防意识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混合威胁。三国的“去俄罗斯化”政策基本保持同步,经历了严格实施——略有缓和——逐渐收紧——再度紧张这几个阶段,“去俄罗斯化”政策的程度略有起伏,但总体方向未变。其原因一是三国独立之初已经确立的民族主义基调,二是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和塑造文化认同的需要,三是加入欧盟和北约以及融入西方的需要。“去俄罗斯化”在三十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俄罗斯族人口、以俄语为母语的人、俄语学校的入学率都大幅下降,但俄语群体的认同问题依旧复杂。考虑到当前俄罗斯族和俄语依旧在波罗的海三国具有一定影响力,东欧“去俄罗斯化”的大环境未变,本文预测波罗的海三国的“去俄罗斯化”政策将持续存在,并且短期内难以扭转。
杨建军[7]（2019）在《普京时期俄罗斯民族政策的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俄罗斯作为当今世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典型代表,其民族种类众多、民族构成复杂,并且苏联体系崩溃后,出现的民族问题也变得越发繁杂,严重影响到俄罗斯联邦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为此,俄罗斯取得独立地位后,从叶利钦时期就着手调整俄罗斯联邦的民族政策,到普京上台后,进一步对其进行改革。本论文详细梳理了沙俄、苏联以及转型后俄罗斯的相关研究成果,并详细叙述了各时期的民族政策发展轨迹,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进行分析论述。本研究属于理论性的规范研究,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分析阐述了俄罗斯在前苏联的各阶段民族政策,从政策改革的角度认识普京民族政策的举措。按照“政策改革的背景——改革遵循的宪法原则——改革举措——产生效果——民族政策的展望与启示”的行文思路进行谋篇布局,充分论证了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民族政策虽有瑕疵,但也是卓有成效的,对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民族关系的处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论文共有六章,第一章对论文的选题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情况等做了前期准备。第二章指出政策改革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背景,文章认为沙俄、前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以及普京执政前严重的地方离心倾向、民族主义思潮泛起、民族冲突频发的现实困境促使普京上台后决心改革民族政策。民族政策的改革需要首先需要确立民族政策的宪法原则,其后再进行具体内容的阐释,所以在第三章首先得出了“修改民族自决权,确立‘单一国家主权思想’”、“强化‘公民意识’,重塑‘国家认同’”、“消除民族歧视,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的三项原则,其后在第四章对民族文化自治政策、民族优惠政策、反极端民族主义政策等举措进行了整合叙述。受历史及周边环境的影响,每个政策制定后都将产生一定的效果,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政策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普京时期制定的民族政策也是同样的道理,其政策制定缓解了民族分离倾向、有效控制了恐怖主义活动发生的频次,也有“境外俄罗斯族人的民族主义未得到根本解决”、“境外移民引发了社会矛盾”、“中央权力弱化”、“腐败激发民族矛盾”等问题,这些内容都在第五章中得以体现。第六章,知彼鉴此,得出我国在制定、实施民族政策过程中的启示。
赵彩燕[8]（2016）在《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分裂风险研究 ——苏东剧变再解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问题是国家在从威权政体向多党制政治转型中的分裂风险。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研究时段主要着眼于政治转型期,研究目的是评估国家的分裂风险。本研究问题的提出主要来自对三个方面的观察和思考。第一,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多党制转型过程中,在某些国家发生了国家解体、经济动荡甚至民族内战的后果。第二,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民族问题,藏独、疆独等极端分离势力不断滋生事端,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第三,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很多国家长期饱受分离运动之苦,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受到威胁。近年来,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分离主义运动再次涌现,不断动员独立公投。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法国的科西嘉也有长期的争取独立运动历史。除了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东亚的印尼、印度、缅甸,非洲的尼日利亚等面临民族分离运动。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激发了民族矛盾、威胁着国家统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问题上可能存在创新意义。目前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解体的个案研究,没有出现一般性的解释理论,而且没有明确提出政治转型中国家是否分裂以及分裂风险问题,因此本研究问题还有广阔的探讨空间。在方法上,本研究以山东大学王建民教授提出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并将其运用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具体使用和验证。从民族数量和民族分布的角度对国家进行分类可以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杂居型多民族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分类对分析国家的分裂风险具有方法论作用。本文研究对象包括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兰和东德九个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这九个国家从民族结构上涵盖三个类型,不同类型在政治转型中的结果大不相同。第一类,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兰和东德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国家分裂的问题,但在政治转型中也产生了两种结果的差异。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波兰在进行多党制选举中仅出现政党更替的结果,东德在多党选举中除了政党更替,还迅速实现与西德统一。第二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样的非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两个国家在走向多党民主制度后,在转型初期出现了民族冲突,但最终走向了民族和解,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三类,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它们在向多党民主制度转型中,不仅政党瓦解,而且国家解体。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六,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还陷入长期内战。按照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模型分析,可以解释苏东社会主义各国在政治转型中出现的结果差异,并以此判断各国家分裂风险的大小。首先,民族结构对国家统一或分裂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前提条件和基础要素。在多民族国家中,判断国家是否会在政治转型中发生分裂,首先观察其是否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包括民族具有独特的语言或宗教文化特点,聚居程度高、有较大面积的传统聚居区域、地理上自成一体、人口规模占本地多数（本地区的主体民族）。但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走向国家解体,国家是否解体及解体的风险大小还要看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例如历史上的民族仇恨、民族的合并方式、民族间的经济差距和经济联系、国家的控制力量等。在这些因素中有常量,有变量。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国家和执政党的控制力是判断国家分裂风险的常量,其他因素具有变量性质,在不同国家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表现是不同的。这一模型的有效性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得到了验证。
杨力[9]（2015）在《苏联“8·19”事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苏联“8·19"事件是对苏联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1991年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解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职务,接管国家政权并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这是苏联党和国家部分领导人面对苏联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危机相互交织、全面加剧的危难局面,而断然发动的一次挽救苏联共产党、扞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多民族联盟国家统一的行动。然而,这次看似声势浩大、有众多强力部门首脑参加的行动却在三天后草草收场,最终以迅速夭折而告终。更为可悲的是,这一本以救党救国为宗旨的行动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加速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和国家的解体。在随后爆发的一连串反共狂潮和独立浪潮中,苏联共产党被禁止活动、联盟中央政府被彻底解散,各加盟共和国乘机纷纷宣布独立,最终苏联走向了解体。本文以“8·19”事件为切入点,遵循唯物主义史观,通过对“8·19”事件整个过程的梳理、解读,深入而系统地分析了事件爆发的背景和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并对“8·19”事件的性质和迅速夭折原因进行了较为客观、深入的探讨。从而为进一步深化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性课题的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历史依据。全文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回顾了苏联“8·19”事件的主要过程。本章共分四节。第一节介绍了“8·19”事件的前奏,即“3·17”全民公决后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第二节介绍了苏共传统派（保守派）策划发动“8·19”事件的详细过程；第三节介绍了“8·19”事件的爆发；第四节介绍了“8·19”事件的夭折。第二章梳理了苏联“8·19”事件的爆发原因。本章共分四节。第一节从“8·19”前的苏联政治局势角度分析“8·19”爆发的原因；第二节从“8·19”前的苏联经济形势角度分析“8·19"爆发的原因；第三节从“8·19”前的苏联民族危机角度分析“8·19”爆发的原因；第四节从“8·19”前的苏联社会危机形势角度分析“8·19”爆发的原因。第三章分析了苏联“8·19”事件迅速夭折所产生的影响。本章共分四节。第一节从苏联共产党被彻底摧毁这一角度探讨了“8·19”事件的影响；第二节从苏联国家政权性质的完全改变角度探讨了“8·19”事件的影响；第三节从苏联经济形势陷入困境的角度探讨了“8·19”事件的影响；第四节从多民族的联盟国家走向解体的角度探讨了“8·19”事件的影响。第四章探讨了苏联“8·19”事件中两个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8·19”事件的性质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厘定?第二个问题是,“8·19”事件是否必然迅速走向终结或者说无果而终?
杨玥[10]（2013）在《从合作到冲突：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的演进看苏联解体》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梳理了1985到1991年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从合作到冲突的关系演进，在分析两人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探析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进行的民主化改革以及苏联最终解体的历史。论文指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虽然充当了苏联解体的掘墓人，但从两人关系的演进中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的个人性格、苏联内部的党派斗争、苏联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外部因素等多层次因素都深刻影响到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并进而影响到了苏联的改革进程，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驻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驻军（论文提纲范文）
（1）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一、联盟与国际秩序 |
| 二、联盟转型、内部纷争与美国霸权秩序 |
| 第一，美国对现有秩序的修正程度。 |
| 第二，美国对盟友的收益补偿。 |
| 第三，盟友的战略自主需求。 |
| 三、美国联盟体系转型的张力与限度 |
| 结 论 |
（3）积累、扩张、收缩 ——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周期理论的提出与应用 |
| 第一节 周期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周期理论的发展 |
| 一、历史周期理论 |
| 二、经济周期理论 |
| 三、国际政治周期理论 |
| 第三节 外交领域的周期 |
| 一、外交周期理论 |
| 二、俄罗斯外交周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第一周期:基辅罗斯时期 |
| 第一节 积累阶段:国之初建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二节 扩张阶段:东欧大国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三节 收缩阶段:分裂割据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第二周期:莫斯科公国时期 |
| 第一节 积累阶段:小国崛起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二节 扩张阶段:东欧强国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三节 收缩阶段:王朝崩溃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第三周期:罗曼诺夫王朝时期 |
| 第一节 积累阶段:欧洲大国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二节 扩张阶段:欧洲霸主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三节 收缩阶段:帝国衰落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第四周期:苏联时期 |
| 第一节 积累阶段:苏联崛起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二节 扩张阶段:世界强国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三节 收缩阶段:地区大国 |
| 一、历史梳理 |
| 二、战争数据 |
| 第四节 领土变迁数据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外交周期形成的原因 |
| 第一节 国内历史周期 |
| 一、外交周期与政权兴衰周期的关系 |
| 二、外交周期与改革周期的关系 |
| 三、俄罗斯外交周期与美国外交周期差异之原因 |
| 第二节 世界经济周期 |
| 一、世界经济周期理论与俄罗斯经济 |
| 二、俄罗斯外交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 |
| 第三节 文化选择周期 |
| 一、俄罗斯的文化选择 |
| 二、俄罗斯文化选择周期 |
| 本章小结 |
| 总结 俄罗斯外交新周期展望 |
| 一、新的积累期 |
| 二、俄罗斯对外关系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5）建构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互动机制、国家制度与民族属性（17世纪至21世纪之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及本土术语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范围 |
| 三、本土术语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理论框架与研究缺口(niche) |
| 一、民族理论研究范式问题 |
| 二、理论框架 |
| 三、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方法及资料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对研究选题而言 |
| 二、对理论研究而言 |
| 三、现实应用意义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互动机制的开启与前现代布里亚特人(народ) |
| 第一节 谁是布里亚特人? |
| 一、族源想象与民族认同 |
| 二、“血与土”的观念与民族领土 |
| 三、氏族身份与地域身份 |
| 第二节 “我们不是布里亚特人” |
| 一、“我们是豁里人,不是布里亚特人” |
| 二、17 世纪前后的布里亚特社会制度 |
| 第三节 “你们是布里亚特人” |
| 一、在布里亚特人中建立沙俄帝国制度 |
| 二、“中心-边缘”互动机制的开启 |
| 三、在沙俄帝国内建立布里亚特自治 |
| 第四节 “我们是布里亚特人” |
| 一、家谱式氏族历史 |
| 二、本土视角下的族体边界 |
| 三、叠层式民族性概念的提出 |
| 小结:互动机制塑造民族 |
| 第二章 制度变更与布里亚特民族的概念化 |
| 第一节 既有制度的变更与民族的回应 |
| 一、既有制度的变更与社会怨恨(ressentiment)的产生 |
| 二、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回应 |
| 第二节 知识精英与派生的民族观 |
| 一、谁是布里亚特知识精英? |
| 二、派生的民族观 |
| 第三节 民族的概念化与维护民族边界 |
| 一、布里亚特民族概念的提出 |
| 二、确立和维护民族边界 |
| 第四节 “再造”文化与叠层式民族性 |
| 一、文化话语 |
| 二、宗教话语 |
| 三、语言和文字话语 |
| 四、教育话语 |
| 第五节 从记录氏族历史到书写民族历史 |
| 一、博格达诺夫及其《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历史纲要》 |
| 二、民族历史与民族运动 |
| 小结:制度的变更与民族的回应 |
| 第三章 机制的互动性与民族的政治化 |
| 第一节 民族自治与俄国临时政府“中心” |
| 一、制度的失序 |
| 二、民族自治建构 |
| 第二节 重建民族自治与白俄政权“中心” |
| 一、谢苗诺夫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
| 二、重建民族自治 |
| 第三节 巴拉嘎特运动与布里亚特叠层式民族性 |
| 一、可供代替民族运动的另一种尝试 |
| 二、佛教共同体与豁里氏族认同 |
| 第四节 再建民族自治与苏维埃政府“中心” |
| 一、布里亚特“边缘”与红色“中心”的互动 |
| 二、再建民族自治 |
| 小结:互动机制塑造民族及其自治政权 |
| 第四章 重建的机制和制度与社会主义布里亚特(蒙古)民族 |
| 第一节 共产主义阶级话语与叠层式民族性 |
| 一、共产主义阶级话语 |
| 二、西布里亚特共产党的民族自治解决方案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族的概念化及其实践 |
| 一、互动机制下的民族理论与制度设计 |
| 二、社会主义民族(Нация)概念及其在“边缘”的实践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布里亚特民族及其共和国的制度化 |
| 一、赋权的政治道德意义 |
| 二、民族主义者的妥协 |
| 三、民族及其共和国的制度化 |
| 第四节 “本土化”政策与布里亚特蒙古民族文化建设 |
| 一、创建民族文学语言与印刷语言革命 |
| 二、“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民族文化建设 |
| 第五节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与建构布里亚特蒙古民族 |
| 一、“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 |
| 二、根除“吸食人体血液的蜘蛛” |
| 三、“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斗争” |
| 四、西里尔文字改革 |
| 第六节 建构“苏联人民”与布里亚特民族 |
| 一、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 |
| 二、从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到布里亚特民族 |
| 小结:机制塑造制度,制度巩固民族 |
| 第五章 转型以及后苏联时期的布里亚特民族 |
| 第一节 “改革与新思维”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 一、“允许苏联各民族迅速‘觉醒’并‘发声’” |
| 二、布里亚特民族复兴运动 |
| 第二节 再造布里亚特民族及其文化 |
| 一、族裔民族还是公民民族? |
| 二、文化民族共同体? |
| 三、佛教还是萨满教? |
| 四、民族语言与“‘哑巴’布里亚特人” |
| 五、氏族社会的回归? |
| 小结:持续互动中的机制与民族 |
| 结论 |
| 一、再问布里亚特人是谁? |
| 二、叠层式民族性概念 |
| 三、机制、制度与民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冷战结束后波罗的海三国“去俄罗斯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历史上波罗的海三国的“俄罗斯化”现象 |
| 第一节 沙俄时期的波罗的海三国 |
| 一、叶卡捷琳娜和保罗的“俄罗斯化”措施 |
| 二、亚历山大三世的“俄罗斯化”政策 |
| 第二节 苏联与波罗的海三国 |
| 一、移民政策 |
| 二、俄语教育 |
| 第二章 苏联解体前后波罗的海三国“去俄罗斯化”的实施历程 |
| 第一节 1985-1991:重新独立 |
| 一、民族意识再次觉醒 |
| 二、脱离苏联重新独立 |
| 第二节 1991-1995:严格阶段 |
| 一、公民身份 |
| 二、语言政策 |
| 三、学校教育 |
| 四、俄罗斯撤军 |
| 第三节 1995-2004:缓和阶段 |
| 一、放宽国籍政策 |
| 二、缓和语言和教育政策 |
| 三、实行民族融合政策 |
| 第四节 2004-2014:收紧阶段 |
| 一、收紧语言政策 |
| 二、排斥苏联红军 |
| 第五节 2014 至今:紧张阶段 |
| 一、再度收紧语言和教育政策 |
| 二、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
| 三、积极应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威胁 |
| 第三章 波罗的海三国“去俄罗斯化”的原因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与集体记忆 |
| 一、地方民族主义的胜利 |
| 二、集体性国家记忆 |
| 第二节 身份认同的重塑 |
| 一、回归欧洲 |
| 二、新的身份认同 |
| 第三节 “入盟”、“入约”的需要 |
| 一、欧盟的政治经济利益 |
| 二、北约的集体安全保障 |
| 第四章 波罗的海三国“去俄罗斯化”的效果、影响和趋势 |
| 第一节 波罗的海三国“去俄罗斯化”的效果 |
| 一、“去俄罗斯化”的特点 |
| 二、“去俄罗斯化”的效果评估 |
| 第二节 波罗的海三国“去俄罗斯化”的影响 |
| 一、“去俄罗斯化”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
| 二、“去俄罗斯化”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
| 第三节 “去俄罗斯化”的未来趋势 |
| 一、东欧“去俄罗斯化”的大环境 |
| 二、三国新一届政府对俄关系的前景 |
| 三、“去俄罗斯化”的基本趋势:持续且难以逆转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普京时期俄罗斯民族政策的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点 |
| 1.研究方法 |
| 2.可能的创新点 |
| 一、俄罗斯民族政策的改革背景 |
| (一)历史背景 |
| 1.沙俄时期的民族政策 |
| 2.列宁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
| 3.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民族政策(1924—1985) |
| 4.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问题全面爆发 |
| (二)现实背景 |
| 1.当前俄罗斯的民族分布不均衡 |
| 2.当前俄罗斯民族形势严峻 |
| 二、普京时期俄罗斯民族政策改革遵循的宪法原则 |
| (一)修改民族自决权,确立“单一国家主权思想” |
| (二)强化“公民意识”,重塑“国家认同” |
| (三)从法理上消除民族歧视,维护少数民族权利 |
| 三、普京时期俄罗斯民族政策改革的举措 |
| (一)改革联邦体制,推行地方自治 |
| (二)改革民族事务管理机构,淡化民族属性和民族意识 |
| (三)推行民族文化自治,促进民族文化多元发展 |
| (四)提供优惠政策,助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五)妥善处理车臣问题,坚决反对极端民族主义 |
| 四、普京时期俄罗斯民族政策改革的效果分析 |
| (一)俄罗斯民族政策改革取得的成效 |
| 1.民族分离倾向得以缓解 |
| 2.极端恐怖活动得以控制 |
| (二)俄罗斯民族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1.俄罗斯族人的民族主义问题仍然存在 |
| 2.境外移民引发社会矛盾 |
| 3.进一步按“民族属性”划分国家行政区,弱化了中央权威 |
| 4.腐败激发族际矛盾 |
| 五、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展望与启示 |
| (一)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展望 |
| (二)俄罗斯民族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1.依法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民族平等权利 |
| 2.注重塑造国家民族,强化国家认同 |
| 3.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反对“两种民族主义” |
| 4.打击民族分裂活动,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分裂风险研究 ——苏东剧变再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政治转型：苏联解体 |
| 第一节 苏联民族聚居的基本状况 |
| 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自然地理 |
| 二、命名民族的聚居状况与历史文化 |
| 第二节 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形成：俄罗斯帝国 |
| 一、沙俄帝国的形成 |
| 二、历史仇恨：沙俄的殖民统治及大俄罗斯主义 |
| 第三节 苏联的建立与分裂因素的发展 |
| 一、苏联的形成：各民族的重新聚合 |
| 二、苏联的国家结构——民族联邦制的建立与发展 |
| 三、民族关系演变 |
| 四、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状况 |
| 第四节 各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分析 |
| 一、苏联的政治转型 |
| 二、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及各因素的作用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政治转型：南斯拉夫分裂 |
| 第一节 南斯拉夫的聚居型多民族结构 |
| 一、各共和国的自然地理及聚居状况 |
| 二、各共和国的民族文化与历史政权 |
| 第二节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的建立与各分裂因素的形成 |
| 一、民族的合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形成 |
| 二、民族历史恩怨 |
| 三、民族联邦制的建立与演变：南斯拉夫模式 |
| 四、民族关系的演变 |
| 五、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状况 |
| 第三节 南斯拉夫国家分裂因素中的常量与变量分析 |
| 一、南共盟瓦解和多党制的建立 |
| 二、各变量因素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政治转型：捷克斯洛伐克瓦解 |
| 第一节 两族聚居型的民族结构 |
| 第二节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与各分裂因素的形成 |
| 一、民族合并：两族型民族结构的形成 |
| 二、民族历史积怨 |
| 三、民族联邦制的建立 |
| 四、民族经济状况 |
| 第三节 捷克斯洛伐克瓦解 |
| 一、第一阶段：权限方案谈判 |
| 二、第二阶段：主权条约谈判 |
| 三、第三阶段：国家体制谈判 |
| 第四节 各变量在国家瓦解中的作用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补充论证：其他东欧国家政治转型 |
| 第一节 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及其后果之一：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 |
| 第二节 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及其后果之二：东德 |
| 第三节 非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与民族和解：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苏联“8·19”事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 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研究趋势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内容 |
| (五) 创新和不足 |
| 1、主要创新点 |
| 2、不足之处 |
| 一、“8·19”事件概述 |
| (一) “8·19”事件的导火索 |
| 1、“3·17”全民公决要求保留苏联 |
| 2、《9+1联合声明》成为了导火线 |
| 3、彻底引爆局势的新联盟条约 |
| (二) “8·19”事件的策划 |
| 1、苏共传统派策划实行紧急状态 |
| 2、飞往福罗斯的代表团 |
| 3、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克里姆林宫会议” |
| (三) “8·19”事件的爆发 |
| 1、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 |
| 2、“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联盟政权 |
| 3、“民主”反对派组织反击 |
| (四) “8·19”事件的夭折 |
| 1、错失时机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
| 2、“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制措施 |
| 3、“民主”反对派守卫“白宫”的策略 |
| 4、“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走向失败 |
| 5、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 |
| 二、“8·19”事件爆发的背景 |
| (一) 苏联政治局势内忧外困 |
| 1、苏联共产党处于深刻危机之中 |
| 2、“民主”反对派日益做大 |
| 3、内外政策受制于西方国家 |
| (二) 苏联经济形势严峻 |
| 1、处于全面危机中的国民经济 |
| 2、混乱不堪的国家经济秩序 |
| 3、被政治内斗绑架的经济改革 |
| (三) 苏联民族危机不断加深 |
| 1、恶性膨胀的大小民族主义 |
| 2、“民主”反对派和民族反对派合流 |
| 3、邦联化趋势不断发展的苏维埃联盟 |
| (四) 苏联社会危机日趋严重 |
| 1、社会上各种消极、丑恶现象肆意蔓延 |
| 2、舆论阵地严重失控 |
| 3、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 |
| 4、猖獗反军活动下的苏联武装力量 |
| 三、“8·19”事件的影响 |
| (一) 苏联共产党被彻底摧毁 |
| 1、“民主”反对派掀起反共逆流 |
| 2、苏联共产党被迫停止活动 |
| 3、共产党员受到迫害并陷入困境 |
| (二) 国家政权性质完全改变 |
| 1、全面追究“8·19”事件参与者的责任 |
| 2、国家机关和军队实行彻底地“非党化”、大改组 |
| 3、“民主”反对派全面夺取并掌握联盟大权 |
| (三) 苏联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
| 1、经济改革完全照搬西方模式 |
| 2、原有经济管理体制和统一的经济体系遭到破坏、割裂 |
| 3、苏联国内经济形势进一步走向危机、崩溃 |
| (四) 联盟国家走向解体 |
| 1、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
| 2、联盟国家结构更加趋于“邦联化” |
| 3、“别洛韦日协议”彻底终结苏联 |
| 四、关于“8·19”事件两个争论问题的再思考 |
| (一) 对“8·19”事件性质的界定 |
| 1、“8·19”事件组织者是一批为了救党救国而行动起来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 |
| 2、“8·19”事件是一次不成功的护法护宪行动 |
| (二) “8·19”事件必然迅速夭折 |
| 1、从苏共传统派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角度看 |
| 2、从叶利钦和“民主”反对派角度看 |
| 3、从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主流派的角度看 |
| 4、从国际因素的角度看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文献专着 |
| 二、论文期刊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10）从合作到冲突：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的演进看苏联解体（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方法与思路 |
| 4.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领袖与苏联的领袖群体 |
| 一、 领袖的定义及其分类 |
| 二、 苏联的干部更替机制 |
| 三、 苏联领袖群体的“退化” |
| 第二章 紧密配合——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合作（1985-1986） |
| 一、 关系的初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
| 二、 合作的尝试——反酗酒运动 |
| 三、 合作的深化——莫斯科第一书记的选择 |
| 四、 全力的支持——苏共二十七大 |
| 第三章 走向竞争——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的转变（1987-1988） |
| 一、 合作的裂隙——“一月全会” |
| 二、 分裂的萌芽——“六月全会” |
| 三、 关系的破裂——“叶利钦事件” |
| 四、 冲突的开端——“两报之争”事件 |
| 五、 冲突的激化——第十九次代表会议 |
| （一） 彻底转向政治改革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 |
| （二） 叶利钦政治生涯的重启 |
| 第四章 全面对抗——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夺权斗争（1989-1990） |
| 一、 民主派的进攻——苏共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
| （一） 叶利钦当选莫斯科人民代表 |
| （二） “跨地区议员团”的成立及领导权之争 |
| （三） 叶利钦的初步胜利 |
| 二、 苏共放弃领导权——“二月全会” |
| （一） “二月全会”的背景 |
| （二） 总统制的建立 |
| （三） “二月全会”中的“合作”与“斗争” |
| 三、 苏联解体的前奏——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 |
| （一） 立陶宛事件 |
| （二） 叶利钦在政治乱局中的获利 |
| 四、 权力的争夺——俄罗斯联邦 |
| （一） 叶利钦在俄罗斯的胜利 |
| （二） 俄罗斯的《独立宣言》 |
| 五、 戈尔巴乔夫挽救危机的尝试——苏共二十八大 |
| （一） 妥协的苏共二十八大 |
| （二） 叶利钦的退党风波 |
| 第五章 最后决战——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最终较量（1991） |
| 一、 “500 天经济计划”中的合作与斗争 |
| 二、 中央与各共和国的权力之争——新联盟条约 |
| （一） 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的“9+1”联合声明 |
| （二） 联盟条约中的纷争 |
| 三、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虚假的伙伴” |
| （一） 俄罗斯联邦大选前的局势 |
| （二） 苏共的内讧 |
| （三） 叶利钦——善变的对手 |
| 四、 叶利钦胜利的关键——“8·19事件” |
| （一） “8·19事件”的爆发 |
| （二） 戈尔巴乔夫与“8·19事件” |
| （三） “8·19事件”对叶利钦的意义 |
| 五、 苏联最终的解体 |
| （一） “8·19事件”之后苏共及联盟的危机 |
| （二） 叶利钦的最后一击 |
| 第六章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变化的原因分析 |
| 一、 个人性格因素 |
| （一） 对党派立场的选择 |
| （二） 对各自内外政策的影响 |
| 二、 苏联内部党派的斗争 |
| 三、 历史的因素 |
| （一） 家庭环境的影响 |
| （二） 斯大林统治时代的影响 |
| （三） 赫鲁晓夫时期的影响 |
| （四） 苏联旧体制下固有思维的影响 |
| 四、 外部因素的影响 |
| （一） 西方势力的“和平演变” |
| （二） 外部势力的经济干预 |
| （三） 国际舆论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驻军（论文参考文献）
- [1]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J]. 刘丰.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1(06)
- [2]俄罗斯对中亚一里海地区天然气外交研究[D]. 李晴. 山东大学, 2021
- [3]积累、扩张、收缩 ——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D]. 马燕宁. 外交学院, 2021(10)
- [4]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5]建构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互动机制、国家制度与民族属性（17世纪至21世纪之初）[D]. 孟根仓.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6]冷战结束后波罗的海三国“去俄罗斯化”问题研究[D]. 钱琛. 外交学院, 2020(07)
- [7]普京时期俄罗斯民族政策的改革研究[D]. 杨建军. 云南大学, 2019(02)
- [8]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分裂风险研究 ——苏东剧变再解读[D]. 赵彩燕. 山东大学, 2016(09)
- [9]苏联“8·19”事件研究[D]. 杨力.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2)
- [10]从合作到冲突：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的演进看苏联解体[D]. 杨玥. 吉林大学, 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