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析《墨辩》的“故”与因明的“因”、“喻”（论文文献综述）
王连柱[1]（2021）在《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以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为例》文中认为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语言和文化沟通问题愈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欲解决好语言和文化沟通问题,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以国外受众乐于接受的形式讲述好“中国故事”,除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外,还应加强语言本体研究、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汉、印、阿、希四个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广泛的影响力,研究好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提出语言和文化沟通问题的解决方案,对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本研究选取汉、印、阿、希四种民族语言及其及物性系统作为跨语言比较研究的对象,以期增进人们对四种语言、四个民族的认识,让民族沟通之路更为通畅。纵观语言研究史可知,史上论及及物性这一重要且复杂语言现象的学者众多,总结来看,他们对及物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即（形态）句法及物性和语义及物性。最先从意义层面探讨语义及物性的学者是Halliday,其将及物性视为小句经验功能的一部分,作用是把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各种经验用“过程”“参与者”以及“环境成分”表达出来。Halliday和Fawcett的及物性系统主要是基于英语建构的,而每种语言都需要一个特定的、与该语言特征相适应的及物性系统。多位学者如Caffarel、Teruya和何伟已相继建构起针对法语、日语和汉语的及物性系统。此外,有些学者如Lavid、Matthiessen和何伟已经尝试开展及物性系统的跨语言比较或对比研究,或者类型学研究,但是这类研究的数量还比较少,覆盖的语种和语料也不够丰富,且没有将语言比较或对比与文化、思维层面的阐释相结合,追问何以呈现此样不同。在汲取前人研究经验并指出问题与不足的基础上,本研究以Halliday的及物性理论以及何伟关于及物性系统建构的研究为指导,借助比较和对比等研究方法,探究汉、印、阿和希四语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之间的共性和殊性,并从认知、思维及文化出发,对殊异背后所隐伏的深层动因进行解释,以期补益于人们对四种语言,以及它们背后的民族认知、民族思维及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及物性过程类型出发,本研究发现,四语的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有五点共性特征:丰富性、层次性、张力性、隐喻性和抽象性。丰富性指四语的及物性系统均拥有丰富的过程类型和多样化的参与者角色,都能够有效表征发生在物质和社会世界、心理世界和关系世界的认知经验。层次性指四语的及物性过程类型均可按照具化程度,区分为上层、基本层和下层过程,在进行语篇分析时,人们可以选择基于上层、基本层甚至是下层及物性过程进行分析。张力性指当受到使用语境、知识背景、生活经验等主客观条件“牵制”时,小句从本应属的某种过程类型变成了另一种过程类型,或者小句的过程类型难以分辨,亦此亦彼、非此非彼。隐喻性指一种及物性过程会被隐喻化为另外一种过程,与过程相关的参与者和环境的功能角色可能会随之出现变化。抽象性指四语及物性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过程之间存在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从及物性过程的语义配置结构出发,本研究发现,虽然四语及物性过程的语义配置结构均包含“过程”“参与者”和“环境”三种语义成分,但它们的相对序位、省略与凸显、整合程度等并不完全相同。汉语呈现出:1)“参与者”前置,“过程”通常不居于小句句首,“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略多,有一定位置自由度;2)“环境”前置,位置集中;3)有较高比例的“参与者”省略;4)语义整合类型居中,语义整合程度稍高等显着特征。印地语呈现出:1)“过程”后置,“过程”的位置固定、单一,“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最少;2)“环境”前置,位置集中;3)有一定数量的“参与者”省略;4)语义成分整合类型最少,语义整合程度最低等显着特征。阿拉伯语呈现出:1)“过程”和“参与者”均可前置,但以“过程”前置为主,“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最多,位置自由度最高;2)“环境”分散,位置自由度较高;3)没有“参与者”省略;4)语义整合类型较多,语义整合程度最高等显着特征。希腊语呈现出:1)“过程”和“参与者”均可前置,但以“参与者”前置为主,“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较多,位置自由度较高;2)“环境”分散,位置自由度较高;3)有少量“参与者”省略;4)语义整合类型较多,语义整合程度较高等显着特征。四语在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上的殊异,是由四个民族不同的认知、思维直接导致的,但殊异产生的最终根源还在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地理、自然和社会环境。汉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汉民族的农耕文化和儒道文化,及由其而生的事理逻辑思维、时间性思维、悟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顺序象似性认知、由背景到图形认知和非常强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较高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紧密相关。印地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印民族的多元文化、宗教文化,及由其而生的论辩逻辑思维、带有随意性的时间性思维、直觉证悟思维和整体—分析中介型思维,突显象似性认知、由背景到图形认知和较强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较低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密切相关。阿拉伯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阿民族的沙漠游牧文化、外来文化和宗教文化,及由其而生的形式逻辑思维、空间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突显象似性认知、由图形到背景认知和较弱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非常高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密切相关。希腊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希民族的商贸文化、科学文化,及由其而生的形式逻辑思维、空间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突显象似性认知、由图形到背景认知和较弱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较高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紧密相关。探究不同语言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之间的异同,并从认知、思维及文化出发,阐释殊异产生的根源,不仅有助于语言教学,而且对增进民族间的沟通与理解大有补益。
朱亚彬[2]（2020）在《墨家谬误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章系统梳理了墨家谬误理论在先秦的发展,全面阐述了墨家谬误理论的内容,为墨家逻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方向。对墨家谬误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对当今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墨家谬误理论是通过“名”“辞”“说”来表现的,墨家认为谬误出现的原因在于对“故”“理”“类”三个方面通晓不全面,墨家谬误理论影响了同时期的荀子、庄子和韩非,他们进一步批判发展了墨家谬误理论。论文注重墨家谬误理论与其他理论的交叉研究,力求最大程度还原墨家谬误理论的全貌。分别从三个角度审视了墨家谬误理论,在当代论证理论视角下,对于墨家谬误理论的研究要回归语境分析并结合谬误产生的环境;研究墨家谬误理论可以为推动当代谬误理论注入活力;在当代,弘扬这一理论,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创新意识与理性批判精神。通过比较研究法,论文将荀子对墨家谬误理论的批判、庄子对墨家谬误理论的怀疑、韩非对墨家谬误理论的运用进行了整合,理清了墨家谬误理论发展的脉络;通过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考虑了墨家所处的生产力水平与所代表的阶级诉求,认为他们对稷下学宫的学术争鸣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跨学科研究法,将墨家谬误问题同当代谬误理论研究中的论证理论、批判性思维相结合,从多学科角度阐述这一理论的重大价值。
孙洪静[3]（2020）在《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的探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国内大部分的学者对梁启超的研究差不多已全面突破,并陆续汇成了一个专项的学科。然而,大部分学者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主要是从政治方面入手,二研究影响他的学术生涯的转变即墨学的学者,仅仅寥寥无几,并且在墨学中占有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墨家逻辑思想,更是少之甚少。本文试将梁启超的有关墨家逻辑学的相关观点进行梳理,将其归为三个部分加以研究:一是从学术经历、文化背景、社会时代的角度去分析梁启超墨家逻辑思想理论的源起;二是从思想的变化去分析梁启超对墨学逻辑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三是从评价和总结梁启超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不足、影响、当代价值方面进行探讨,试图更加清晰定位梁启超墨家逻辑思想的特色。其中,本文重点梳理分析梁启超在不同阶段对墨家逻辑的研究内容,梁启超有关于对墨家逻辑、西方逻辑（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印度因明三大逻辑的比较,进而审慎反思近代以来对墨家逻辑的研究。通过整理和分析文献做出的大致的梳理,这对推进我们当代中国逻辑史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张波[4]（2019）在《《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墨经》是中国第一部科学着作,其中蕴含丰富的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知识,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由《墨子》中《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组成,为广义《墨经》;前4篇为狭义《墨经》。本论文以《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学术史为研究对象,以1782年毕沅着手撰写《墨子注》、2009年张知寒主编《墨子志》重版为研究的起、止点,将这227年的历史划分为清中期（1782—1839）、晚清、民国、现代（1949—2009）四个时期,对180多位作者的近千篇着述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阐释、分析、评述:首先,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晋朝鲁胜在《墨辩注序》中对概念“名”进行新的定义和具体说明。傅山在《大取篇释》中阐释是非、名实、同异逻辑思想,尤其重视对“名”概念的分析。清中期汪中研究语义的发展及“异名而同实”的问题。晚清时,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校注《墨经》逻辑文本,挖掘其中逻辑思想的因素;梁启超在《墨子之论理学》中,采用西方逻辑术语来比较分析《墨经》中的逻辑学知识,开创墨经逻辑义理研究和比较研究之先河。民国时西方逻辑学的引入,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杨宽、杜国庠等掀起研究《墨经》逻辑的热潮。胡适重点讨论《墨经》中的“说知”,并通过对中西印逻辑的比较来认识《墨经》的特点和优点;章太炎在论式上首次对中西印三大逻辑体系进行探讨;章士钊采用西方逻辑知识来比较解释《墨经》思维形式理论、思维规律。同时学者围绕旁行句读、名墨关系、牒经字、治墨经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现代研究《墨经》逻辑的学者,大陆有詹剑锋、谭戒甫、伍非百、汪奠基、温公颐、孙中原等,港台有严灵峰、史墨卿等,国外还有末木刚博、李云九、葛瑞汉、李绍昆等,都认可中国古代有逻辑学,这一逻辑就是“名学”“辩学”。第二,中国古代数学与西方数学有什么差异?自从晚清邹伯奇发现《墨经》有中西算法以后,孙诒让等始用《几何原本》来释义《墨经》“中”“厚”等数学概念。民国时,章太炎亦分析“平”“圆”等概念,但未涉及三角、勾股等形体,指出中西认识数学时存在差异:中国先应用,后解释原理,而西方与之相反。到现代,詹剑峰认为墨子心目中的点（端）、线（尺）等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梅荣照认为释义《墨经》“平”为“同高”,确切;如采用《几何原本》来释义“平”为“平行”,不妥。可见,梅荣照认为中国几何学不同于《几何原本》,中国古代算学也异于古希腊数学,即具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第三,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清中期俞樾虽然否定、批判近代重学、光学源于《墨经》的观点,但至少能说明《墨经》有重学、光学萌芽。晚清邹伯奇最早认可《墨经》中有自然科学知识。陈沣用凹透镜、凸透镜等光学知识来解读《墨经》条目。尹桐阳用近代西方科学来阐释《墨经》中“力”“景”等知识。栾调甫从重力、光学等知识来阐释《墨经》中科学。现代学者方孝博、杨向奎、詹剑峰、姜宝昌、金秋鹏、钱临照、洪震寰、戴念祖等都认同《墨经》中有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如方孝博把狭义《墨经》所涉内容分为四类,第四类划归为自然科学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他还阐述《墨经》中的时空等10条物理基本概念、力学、光学各8条等。当今国内学界以至科学史界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对此观点,戴念祖等认为,中国古代虽缺乏阿基米德的数学方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演,但我国先人经验理论也是科学。另外,为深入分析、印证《墨经》中含有逻辑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本论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分别对《墨经》中的“名”“端”“力”等3个概念进行再认识、再研究,从而证实它们实际蕴含着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等知识的萌芽。最后,本论文概括、总结出180多位学者在长达227年间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时,所取得的3方面的显着成就,证实中国古代不仅有逻辑和科学,而且也有异于西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独特数学体系。同时也指出研究《墨经》时,在校本、方法、主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阐释了在研究《墨经》时所得到3个启示:自由度、质疑和创新。本论文分析新时期《墨经》研究概况,展望《墨经》研究的未来远景。
刘定一[5]（2019）在《伍非百墨家名辩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伍非百（1890-1965年）是我国近现代时期的着名学者,学界称其为“近世墨学大师”。伍非百的墨家名辩思想研究在中国名辩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理解近现代时期的中国名辩学研究状况,全面理解和把握伍非百的学术思想,以及推进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伍非百对墨家名辩思想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墨经》文本的校勘和对墨辩名辩义理的研究。对《墨经》文本的校勘是伍非百研究墨家名辩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墨经》自成书以来直到清代,历经多次传抄,存在严重的错讹脱简情况。自晋代鲁胜为《墨经》作注一直到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期间,《墨经》处于“几不可读”的状态。关于《墨经》文本校勘和墨辩义理研究的关系,沈有鼎先生这样指出,对文本的校勘是义理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伍非百对《墨经》文本的校勘成果包括期刊文章和着作,《中国古名家言》一书是其校勘包括《墨经》在内的古代名辩经典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古名家言》一书中,伍非百分别对《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和《小取》进行了校勘。在具体的校勘过程中,伍非百的研究不仅包括字词的校勘、章句的校勘,还包括经文条目次序的校勘。对墨家名辩思想的研究是伍非百对《墨经》文本校勘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伍非百以“名”、“辞”、“说”、“辩”为核心对墨家名辩思想展开了研究。对于“名”,他从名的界定、名与实的关系、名与谓的关系以及名的分类四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名”即是指称物的符号,“名”与“实”之间是指称与被指称的关系,“名”与“谓”有静态与动态等三个区别,“名”分为“达”、“类”、“私”三种类别。对于“辞”,伍非百从“辞”的界定、“辞”的分类这两个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辞”即是命题。关于“辞”的分类,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分别是“或”、“假”、“效”,以及或然判断、盖然判断和必然判断三种类型。对于“说”,伍非百从“说”的界定、“说”的形式、立说的方法、立说方法的误因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他认为,“说”即是论证或证明,“说”的形式是“……说在……”,立说的方法包括“辟”、“侔”、“援”、“推”,立说方法的误用是指对“辟”、“侔”、“援”、“推”四者的错误运用。对于“辩”,伍非百从“辩”的界定、“辩”的作用、“辩”的目的、“辩”的原则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他认为“辩”由“名”、“辞”、说”三者构成,“辩”即是“争彼”,“辩”的作用在于“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辩”的目的是“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辩的原则是“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伍非百对于墨家名辩思想的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对墨家名辩思想进行系统化研究。第二,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第三,“据西释中”和“据中释中”相结合。伍非百研究墨家名辩思想的上述三个特点,对于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逻辑史研究过程中崭新局面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齐昊[6]（2019）在《崔清田中国逻辑史学术历程》文中指出崔清田是我国当代着名逻辑学家、中国逻辑史学家。在当代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崔清田创造许多第一:第一个提出“据西释中”概念;第一个提出“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概念;第一个提出“中国古代逻辑推理主导类型——推类”;最为详尽阐述逻辑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由于成就卓着,其成果被《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收录。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至今引领着中国逻辑史研究方向,所以,探究崔清田逻辑思想,对现在和未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访谈法阐述崔清田逻辑思想。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崔清田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情况。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阐述崔清田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情况,这也是本论文的重点内容。根据崔清田学术成果将他的学术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探索期,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崔清田此时基本上是接受前贤观点:第一,墨家逻辑对象与西方形式逻辑一致。第二,研究方法是用西方形式逻辑比照墨家逻辑。第二个阶段是成熟期,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这一阶段是崔清田学术历程重要时期。崔清田此时的观点已经超越前贤:第一,提出“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新方法。第二,回归本土,系统梳理——“名学”和“辩学”。第三,比较分析墨家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的不同。第四,提出逻辑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第五,总结出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推类。第三阶段是深化期,时间是21世纪初期。崔清田此时的研究已经扩展了中国逻辑史研究范围,不仅仅关注“文化制约逻辑”主题,而且更加注重“逻辑影响文化”课题:第一,中国古代逻辑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第二,近代西方逻辑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五章评述崔清田中国逻辑史研究贡献。探究崔清田学术历程,期望向学界呈现老一辈科学家的思想观点和学者风范。
本刊记者,姜航[7]（2018）在《第十四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十四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市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主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杭州佛学院协办,来自国内4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朱婧芬[8]（2017）在《新近中国佛教量论因明学研究述评》文中指出自2006年“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学界在佛教量论因明学这一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搜集、整理相关学术信息,本文将对近十年来国内汉语文献中与佛教量论因明学相关的学术成果进行综述介绍并作简要论述,总结其发展规律,对未来因明学发展有借鉴意义。对佛教量论因明学文献的分类、归纳主要涉及:量论因明原典的梵文、藏文、汉文对勘研究;有关因明义理、知识论、方法论的专题研究;因明史类研究;比较研究和因明的现代化;因明发展的不足及未来研究趋势这些方面。正文部分分三个部分,前两章将近十年的文献分两部分整理,即论题中的“述”的部分,第三章是对近十年因明整体发展情况的概览和分析,即论题中的“评”的部分。第一章的研究主题为“因明研究开启新篇章的第一个五年”,这里的五年是从2006年到2011年这段时间,该章具体内容是将因明学在这段时间里的学术成果分类,第二章的研究主题为“因明研究开启新篇章的第二个五年”,这里的五年是自2012年到2017年笔者论文完成前的这段时间。前两章内容主要是对文献的整理,论述多为一笔带过,对这十年佛教量论因明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论述在本文第三章。
汪楠[9]（2017）在《百年中国佛教量论因明学量式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百年来佛教量论因明学发展跌宕起伏,自1982年2月在北京召开抢救因明座谈会之后,“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发展”成了当前学术界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佛教量论因明学是当今汉传因明与藏传量论交融发展的结晶,“量式”更是研究量论因明学的核心内容。本文正是以百年中国佛教量论因明学的历史发展为背景,评述“量式”研究状况,从而梳理出当前对“量式”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思考,希望对量式研究提供新思路。基于百年中国学界对佛教量论因明学的原典研究和原典研究之研究,笔者对“量式”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认为量式是在“量”的视域下所研究的“式”,是以量论为基础的语言表达范式,以“量式”为上位概念,“论式”和“法式”是下位概念,而“应成式”是“法式”的实际运用。通过对“论式”的研究,发现汉传因明的量式研究主要集中在“论式”,其中对陈那改革后的三支论式的评价最高,对成立三支论式的形式要求因三相的研究最为集中,然而对因三相和三支论式进行符号表达时,学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不同的论证,从而产生了诸多论诤。通过对“法式”、“应成式”的研究,发现藏传量论的量式研究集中在“法式”,因此,藏传量论对法称的体系更为推崇。而在这近百年的研究中,汉传因明与藏传量论交融发展,汉藏学者相互交流相互促进,“量式”背后庞大的量论因明学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清晰起来,“量式”在量论因明学中的功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下显得尤为重要,量论因明学正是在“量式”的研究的基础上成了探求佛教认知模式之门的钥匙。
张栋豪,张晓翔[10]（2016）在《百年来汉传因明研究方法之反思》文中提出在一百多年的汉传因明发展过程中,学者们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西方现代逻辑理论解析的方法等对汉传因明进行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其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与学术发展相比还显滞后。汉传因明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方法的革新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在保持和完善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一方面可以吸取中国逻辑史中的研究方法,比如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方法,另一方面还要提出新的方法应用于因明研究,比如创造性诠释学和科学革命结构论的方法。
二、试析《墨辩》的“故”与因明的“因”、“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墨辩》的“故”与因明的“因”、“喻”（论文提纲范文）
（1）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以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语种和语料 |
| 1.6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及物性研究综述 |
| 2.1 引言 |
| 2.2 及物性 |
| 2.2.1 句法及物性 |
| 2.2.2 语义及物性 |
| 2.3 及物性系统 |
| 2.3.1 悉尼模式下的及物性系统 |
| 2.3.2 加的夫模式下的及物性系统 |
| 2.3.3 融合模式下的及物性系统 |
| 2.3.4 其他及物性系统 |
| 2.4 及物性系统的比较或对比及类型学研究 |
| 2.4.1 双语比较或对比 |
| 2.4.2 多语比较或对比及类型学研究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及物性理论及及物性、及物性系统的层次归属 |
| 3.2.2 及物性和及物性系统的概念 |
| 3.2.3 及物性系统的建构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总体设计 |
| 3.3.2 语料的处理与使用 |
| 3.3.3 语言与认知、思维和文化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共性:以汉、印、阿、希四语为例 |
| 4.1 引言 |
| 4.2 丰富性 |
| 4.2.1 及物性系统丰富性的世界经验基础 |
| 4.2.2 及物性过程的丰富性:一种跨语言共性 |
| 4.2.3 及物性过程的丰富性与语篇分析:以汉、印、阿、希四语的语篇为例 |
| 4.3 层次性 |
| 4.3.1 及物性系统层次性的生物学基础 |
| 4.3.2 及物性系统的层次性:一种跨语言共性 |
| 4.3.3 及物性过程的层次性与语篇分析:以汉、印、阿、希四语的语篇为例 |
| 4.4 张力性 |
| 4.4.1 何谓张力性 |
| 4.4.2 及物性系统的张力性:一种跨语言共性 |
| 4.4.3 一种认知经验与多种经验过程:以汉、印、阿、希四语的小句为例 |
| 4.4.4 一种经验过程与多种认知经验:以汉、印、阿、希四语的小句为例 |
| 4.5 隐喻性 |
| 4.5.1 隐喻性的思维基础 |
| 4.5.2 及物性隐喻:从“一致式”到“隐喻式” |
| 4.5.3 及物性隐喻的跨语言普遍性:以汉、印、阿、希四语的语篇为例 |
| 4.6 抽象性 |
| 4.6.1 何谓抽象性 |
| 4.6.2 及物性系统的相对抽象性:以汉、印、阿、希四语的小句为例 |
| 4.6.3 不同层次及物性过程的相对抽象性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殊性:以汉、印、阿、希四语为例 |
| 5.1 引言 |
| 5.2 “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陈述语气小句视角 |
| 5.2.1 关于序位和语气 |
| 5.2.2 汉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2.3 印地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2.4 阿拉伯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2.5 希腊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2.6 “过程”与“参与者”序位的跨语言比较:陈述语气小句视角 |
| 5.3 “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感叹语气小句视角 |
| 5.3.1 关于感叹语气 |
| 5.3.2 汉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3.3 印地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3.4 阿拉伯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3.5 希腊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3.6 “过程”与“参与者”序位的跨语言比较:感叹语气小句视角 |
| 5.4 “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1 关于“环境” |
| 5.4.2 汉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3 印地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4 阿拉伯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5 希腊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6 “环境”序位的跨语言比较 |
| 5.5 “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与凸显 |
| 5.5.1 关于省略 |
| 5.5.2 汉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 5.5.3 印地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 5.5.4 阿拉伯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 5.5.5 希腊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 5.5.6 “参与者”或“过程”省略的跨语言比较 |
| 5.6 “参与者”“过程”等语义成分的分立与整合 |
| 5.6.1 关于语义成分的分立与整合 |
| 5.6.2 汉、印、阿、希语中“复合参与者”现象 |
| 5.6.3 汉、阿、希语中“过程”和“参与者”的重合 |
| 5.6.4 阿、希语中“参与者”同“过程”的并合 |
| 5.6.5 语义成分分立与整合的跨语言比较 |
| 5.7 小结 |
| 第六章 从民族认知、民族思维及民族文化看殊性:以汉、印、阿、希四语为例 |
| 6.1 引言 |
| 6.2 民族认知、民族思维和民族文化 |
| 6.3 从民族认知看殊性 |
| 6.3.1顺序象似性（自然顺序）和突显象似性（规约顺序） |
| 6.3.2 由背景到图形和由图形到背景 |
| 6.3.3 认知突显与不突显 |
| 6.3.4 范畴化与去范畴化 |
| 6.4 从民族思维看殊性 |
| 6.4.1 事理逻辑（类比）思维（汉）、形式逻辑（演绎）思维（希、阿）和论辩逻辑（演绎+类比）思维（印） |
| 6.4.2 时间性思维（汉）、空间性思维（希、阿）和带有随意性的时间性思维(印） |
| 6.4.3 悟性（直觉）思维（汉）、理性（逻辑）思维（希、阿）和直觉证悟思维（印） |
| 6.4.4 整体性/综合性思维（汉）、分析性思维（希、阿）和整体—分析中介型思维（印） |
| 6.5 从民族文化看殊性 |
| 6.5.1 农耕文化（汉）、商贸文化（希）、沙漠游牧文化和外来文化（阿）及多元文化（印） |
| 6.5.2 儒道文化（汉）、科学文化（希）和宗教文化（阿、印）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研究发现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 |
| 7.4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术语缩略表 |
| 附录2 参与者角色术语缩写表 |
| 附录3 英汉姓名对照表 |
| 附录4 英汉术语对照表 |
| 附录5 语言标注指南 |
| 附录6 汉语文本语料 |
| 附录7 印地语文本语料 |
| 附录8 阿拉伯语文本语料 |
| 附录9 希腊语文本语料 |
（2）墨家谬误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墨家谬误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 谬误如何表现 |
| 2.1.1 谬误之“名” |
| 2.1.2 谬误之“辞” |
| 2.1.3 谬误之“辩” |
| 2.2 谬误因何产生 |
| 2.2.1 混淆“类” |
| 2.2.2 不知“故” |
| 2.2.3 不明“理” |
| 2.3 规避谬误的逻辑原则 |
| 2.3.1 墨子的三表法 |
| 2.3.2 同一律——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 |
| 2.3.3 矛盾律——不俱当,必或不当 |
| 2.3.4 排中律——谓辩无胜,必不当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先秦时期墨家谬误理论的批判和发展 |
| 3.1 墨家谬误理论对荀子的影响 |
| 3.1.1 荀子对墨家谬误理论的批判 |
| 3.1.2 荀子对墨家谬误理论的完善 |
| 3.2 庄子对墨家谬误理论的怀疑 |
| 3.2.1 谬误无判定标准 |
| 3.2.2 谬误是相对性存在 |
| 3.3 韩非对墨家谬误理论的运用 |
| 3.3.1 建立谬误的判定标准 |
| 3.3.2 确立谬误的实践价值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墨家谬误理论的三重审视 |
| 4.1 取长补短——从论证理论看墨家谬误理论的不足 |
| 4.1.1 形而上学的规范性谬误 |
| 4.1.2 语境化的策略性操控谬误 |
| 4.1.3 语境化的功能性评价谬误 |
| 4.2 相得益彰——墨家谬误与逻辑研究前沿的结合 |
| 4.2.1 墨家谬误理论与语义学的关联 |
| 4.2.2 墨家谬误理论与当代悖论及谬误研究 |
| 4.2.3 墨家谬误理论融入批判性思维教学 |
| 4.3 稽古振今——墨家谬误理论的力量 |
| 4.3.1 墨家谬误理论的产生促进时代变革 |
| 4.3.2 墨家谬误理论的科学价值 |
| 4.3.3 墨家谬误理论的伦理指向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3）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的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梁启超研究墨家逻辑思想的来源 |
| 第一节 梁启超的学术经历 |
| 一、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
| 二、近代西方学术的吸收 |
| 三、中国优秀学术的发掘 |
| 第二节 梁启超研究墨家逻辑的文化渊源 |
| 一、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 |
| 二、康有为、孙饴让的影响 |
| 三、孙诒让的正式引进 |
| 第三节 梁启超研究墨家逻辑的社会时代背景 |
| 一、为变法寻求方法论武器 |
|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探寻中国未来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梁启超有关墨学的着作 |
| 一、早期对墨学的研究 |
| 二、后期对墨学的研究 |
| 第二节 梁启超对墨家逻辑研究前后阶段差异的缘由 |
| 一、出发点不同 |
| 二、研究方法不同 |
| 三、研究的深度不同 |
| 第三节 梁启超在墨家逻辑思想中的比较 |
| 一、梁启超对墨家逻辑、西方逻辑、印度因明比较的动因 |
| 二、墨家逻辑、西方逻辑、印度因明的比较研究 |
| 三、梁启超研究墨家逻辑思想的回响 |
| 第三章 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总体观照 |
| 第一节 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影响及不足 |
| 一、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影响 |
| 二、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节 梁启超对墨学逻辑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以墨兴墨”的现实意义 |
| 二、新墨学探究的何以可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研究时间的选取、分期及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清中期(1782—1839)：阐释《墨经》逻辑研究的学术史 |
| 1.3.2 晚清(1840—1911)：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3 民国(1912-1948)：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4 现代(1949—2009)：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5 墨学相关文献分析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第2章 墨子和《墨经》 |
| 2.1 墨子其人 |
| 2.1.1 墨子姓名、生卒年 |
| 2.1.2 墨子籍贯、出身 |
| 2.1.3 墨子生平 |
| 2.1.4 《墨子》版本 |
| 2.2 《墨经》其书 |
| 2.2.1 《墨经》着者、成书年代 |
| 2.2.2 《墨经》思想渊源 |
| 2.2.3 《墨经》体例价值 |
| 第3章 清中期(1782—1839)：《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研究 |
| 3.1 清中期《墨经》逻辑研究的学术概述 |
| 3.2 傅山、毕沅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3.2.1 傅山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3.2.2 毕沅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3.3 清中期《墨经》逻辑研究评点 |
| 第4章 晚清(1840—1911)：《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研究 |
| 4.1 晚清《墨经》研究的学术史概述 |
| 4.2 俞樾等人研究《墨经》数理的学术成果 |
| 4.3 孙诒让、王闿运等校勘、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的学术成果 |
| 4.3.1 孙诒让校勘、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4.3.2 王闿运等人校勘《墨经》的学术成果 |
| 4.4 晚清《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5章 民国(1912—1948)：《墨经》数理和逻辑学术史研究 |
| 5.1 民国时期《墨经》研究的学术概况 |
| 5.2 吴毓江等学者校注《墨经》的学术成果 |
| 5.3 谭戒甫等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5.4 胡适、梁启超、杨宽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知识的学术成果 |
| 5.4.1 胡适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4.2 梁启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4.3 杨宽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5 20世纪20年代初《墨经》讨论 |
| 5.5.1 《墨经》旁行句读问题 |
| 5.5.2 《墨经》牒经字问题 |
| 5.5.3 名墨关系问题 |
| 5.5.4 治《墨经》的方法问题 |
| 5.6 民国时期《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6章 现代(1949—2009)：《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 |
| 6.1 现代《墨经》研究概述 |
| 6.1.1 大陆的《墨经》研究 |
| 6.1.2 港台地区的《墨经》研究 |
| 6.1.3 国外的《墨经》研究 |
| 6.2 大陆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6.2.1 汪奠基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成果 |
| 6.2.2 温公颐等学者研究《墨经》的逻辑成果 |
| 6.3 大陆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3.1 方孝博等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成果 |
| 6.3.2 钱临照等学者研究《墨经》物理知识的成果 |
| 6.3.3 钱宝琮等学者研究《墨经》数学知识的成果 |
| 6.4 港台地区学者研究《墨经》逻辑和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5 国外学者研究《墨经》逻辑和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5.1 日本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2 韩国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3 欧洲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4 美洲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6 现代《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7章 《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专题研究 |
| 7.1 《墨经》逻辑知识“名”的再研究 |
| 7.1.1 对“名：达、类、私”的归类 |
| 7.1.2 注释《经上79》及《经说上79》 |
| 7.1.3 《经上79》与《经说上79》中蕴含的科学逻辑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
| 7.2 《墨经》数学知识“端”的再阐释 |
| 7.2.1 《墨经》中涉及“端”字的代表性四条 |
| 7.2.2 《墨经》中“端”的阐释：一词一义与一词多义 |
| 7.2.3 对《墨经》中“端”释义的辨析 |
| 7.2.4 小结 |
| 7.3 对《墨经》物理知识“力”的再认识 |
| 7.3.1 学者对《经上》第廿一条目的阐释 |
| 7.3.2 对学者的解读、观点的分析 |
| 7.3.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8.1 《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1782—2009)所取得的成就 |
| 8.2 《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1782—2009)存在的不足 |
| 8.3 本文从《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中所获得的启示 |
| 8.4 新时期《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概况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伍非百墨家名辩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研究对象 |
| (一)伍非百简介 |
| (二)伍非百对墨家名辩思想的研究 |
| (三)伍非百关于墨家名辩思想研究的学术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伍非百对《墨经》文本的研究 |
| 一、《墨经》等诸子文本的早期校勘 |
| 二、伍非百对《墨经》文本的校勘 |
| (一)校勘所据文本 |
| (二)校勘的原则和方法 |
| (三)校勘成果对后世的影响 |
| 三、关于《墨经》三个问题的争论 |
| (一)关于“牒经”体例 |
| (二)关于《墨经》的名称和指称范围 |
| (三)关于《墨经》的作者 |
| 第二章 伍非百对《墨经》义理的研究 |
| 一、名 |
| (一)名的界定 |
| (二)名与实 |
| (三)名与谓 |
| (四)名的分类 |
| 二、辞 |
| (一)辞的界定 |
| (二)辞的种类 |
| 三、说 |
| (一)说的界定 |
| (二)说的形式 |
| (三)立说的方法 |
| (四)立说方法的误用 |
| 四、辩 |
| (一)辩的界定 |
| (二)辩的作用 |
| (三)辩的目的 |
| (四)辩的原则 |
| 第三章 伍非百研究墨家名辩学的特点 |
| 一、对墨家名辩思想进行系统化研究 |
| 二、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 |
| 三、“据西释中”和“据中释中”相结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崔清田中国逻辑史学术历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意义 |
| 2 研究现状及评述 |
| 2.1 关于研究方法的研究 |
| 2.2 关于多元逻辑观研究 |
| 2.3 关于逻辑普遍性和特殊性研究 |
| 2.4 关于逻辑和文化研究 |
| 2.5 关于“推类”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研究法 |
| 3.2 访谈法 |
| 4 研究内容 |
| 第1章 崔清田教授简介 |
| 1.1 “创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
| 1.2 使命感和责任感—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 |
| 1.3 治学精神—学诸前贤,补其疏漏,贡己所得 |
| 第2章 探索期(20 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中期)—“形式逻辑”观点和“据西释中”方法 |
| 2.1 墨家逻辑主要是形式逻辑 |
| 2.2 研究方法 |
| 第3章 成熟期(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至21 世纪初期)—/“历史分析”、“文化诠释”、“名学”、“辩学”和“推类” |
| 3.1 “文化”视角下的多元逻辑观 |
| 3.2 “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 |
| 3.3 名学、辩学与逻辑 |
| 3.4 逻辑共同性和特殊性问题 |
| 3.5 推类 |
| 第4章 深化期(21世纪初至今)—逻辑对文化的影响 |
| 4.1 逻辑与文化 |
| 4.2 逻辑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研究 |
| 4.3 20 世纪西方逻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
| 第5章 崔清田中国逻辑史研究贡献 |
| 5.1 多元逻辑观的向前推进 |
| 5.2 “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 |
| 5.3 “推类”的深入研究 |
| 5.4 “逻辑影响文化”的持续研究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新近中国佛教量论因明学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范围和研究目的 |
| 二、相关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 |
| 三、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文章结构说明 |
| 第一章 因明研究开启新篇章的第一个五年 |
| 第一节 文献研究 |
| 一、原典研究 |
| 二、书评 |
| 第二节 专题研究 |
| 一、义理研究 |
| 二、知识论研究 |
| 三、方法论研究 |
| 第三节 史类研究 |
| 一、纯粹史类研究 |
| 二、史类对比研究 |
| 第四节 比较研究与因明的现代化 |
| 一、藏汉因明的比较研究 |
| 二、因明与西方逻辑之比较 |
| 三、其他比较研究与因明的现代化 |
| 第五节 其他研究 |
| 一、藏传因明研究 |
| 二、蒙古地区因明研究与现状 |
| 三、因明研究的展望 |
| 第二章 因明研究开启新篇章的第二个五年 |
| 第一节 文献研究 |
| 一、原典研究 |
| 二、书评 |
| 第二节 专题研究 |
| 一、义理研究 |
| 二、知识论和方法论研究 |
| 三、因明的论式、推理形式与辩论性研究 |
| 四、逻辑性研究与因明的非逻辑方面研究 |
| 第三节 史类研究 |
| 一、纯粹因明史研究 |
| 二、国内外因明研究史 |
| 三、个人因明研究史 |
| 第四节 比较研究与因明的现代化 |
| 一、比较研究 |
| 二、因明的现代性及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 |
| 三、因明学者之论争 |
| 四、现当代因明学出版、传播与教学情况 |
| 五、因明建设与人才培养 |
| 第三章 研究成果补充与反思 |
| 一、研究成果之补充 |
| 二、研究成果之总结 |
| 三、研究不足之反思与研究价值之实现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百年中国佛教量论因明学量式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现状 |
| 二、框架结构和研究方法 |
| 三、基本概念 |
| 第一章 近现代中国佛教量论因明学量式研究 |
| 第一节 量式原典研究 |
| 一、关于《门论》的量式研究 |
| 二、关于《入论》的量式研究 |
| 三、关于《大疏》的量式研究 |
| 第二节 量式原典研究之研究 |
| 一、历史研究 |
| 二、专题研究 |
| 三、比较研究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佛教量论因明学量式研究 |
| 第一节 量式原典研究 |
| 一、汉传因明原典中的量式研究 |
| 二、藏传量论原典中的量式研究 |
| 第二节 量式原典研究之研究 |
| 一、历史研究 |
| 二、专题研究 |
| 三、比较研究 |
| 第三章 佛教量论因明学量式研究论诤评析 |
| 第一节 学界争论的主要问题 |
| 一、因的“三相”能否缺一 |
| 二、陈那三支论式是演绎的吗？ |
| 三、因三相 |
| 四、除宗有法 |
| 五、喻体是否为“除外命题” |
| 第二节 关于上述问题的思考 |
| 一、三支论式的本质为何 |
| 二、同、异品是否要除宗有法 |
| 三、三支论式与三段论的比较 |
| 结论 |
| 一、从陈那到法称的量式转变 |
| 二、量式在佛教量论因明学中的功能 |
| 三、量式在佛教认知中的作用和意义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百年来汉传因明研究方法之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比较的研究方法 |
| (一)因明与墨辩、西方逻辑的整体比较 |
| (二)因明论式的比较 |
| 1. 异中求同。 |
| 2. 同中求异。 |
| (三)其他方面的比较 |
| 二、历史文献的方法 |
| 三、西方现代逻辑理论解析的方法 |
| 四、因明方法之反思 |
| (一)考证训诂 |
| (二)比较与参照 |
| (三)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 |
| (四)创造性诠释学 |
| (五)科学革命结构论 |
四、试析《墨辩》的“故”与因明的“因”、“喻”（论文参考文献）
- [1]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以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为例[D]. 王连柱.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墨家谬误理论研究[D]. 朱亚彬. 燕山大学, 2020(06)
- [3]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的探究[D]. 孙洪静.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4]《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D]. 张波.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7)
- [5]伍非百墨家名辩思想研究[D]. 刘定一. 河南大学, 2019(12)
- [6]崔清田中国逻辑史学术历程[D]. 齐昊. 贵州大学, 2019(10)
- [7]第十四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综述[J]. 本刊记者,姜航. 中国藏学, 2018(S1)
- [8]新近中国佛教量论因明学研究述评[D]. 朱婧芬. 贵州大学, 2017(03)
- [9]百年中国佛教量论因明学量式研究述评[D]. 汪楠. 贵州大学, 2017(03)
- [10]百年来汉传因明研究方法之反思[J]. 张栋豪,张晓翔. 学术研究, 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