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充分挖掘山区的气候资源,积极扩大山区的双季稻生产——井冈山公社朱砂大队试种双季稻总结（论文文献综述）
张倩[1]（2017）在《补贴政策效应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 ——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是我国60%以上人口的口粮来源。我国作为水稻生产大国,在悠久的水稻耕种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且不同熟制特征的三大稻作区。其中,长江流域稻作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单、双季稻作区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单、双季稻种植交替现象愈发明显,造成我国水稻产量波动。造成稻作制度反复波动的原因,除了土地、水资源、气温等自然因素及技术进步、劳动力、经济收益等人为选择因素之外,宏观政策、水稻供需变化等外部环境因素也是引起波动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流域稻作区经历了几次大的起伏波动,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双改单”现象加剧,导致我国长江流域稻作区内双季稻播种面积与产量持续下滑,2003年跌至1980年以来最低点,粮食供应紧张。2004年始,国家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出台了一系列税费改革及财政补贴政策。在当时的水田耕地资源有限前提下,复种成为水稻增种增产的一条重要途径。此后一段时间,长江流域双季稻播种面积出现明显的反降为增趋势,该时间点的反弹式变化,是否与国家一系列补贴政策实施有关?2009年起,长江流域稻作区部分省份加强配合中央政策,相继出台一系列地方财政补贴鼓励粮食生产,特别是双季稻生产。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长江流域早、晚稻播种面积并未持续上升,甚至小幅下降。这是否意味着虽然财政投入力度逐年增加,补贴政策对于水稻生产的拉升效应正在逐渐弱化,甚至释放殆尽?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现阶段下,哪些类型补贴政策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还具备扭曲作用?具体对哪一类农户能够产生影响?为了有效稳定我国粮食生产,并引导粮食生产向现代化农业发展需求‘稳量增质”方向转变,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新思路,那么探讨原有的一系列补贴政策在将来对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影响方向该何去何从,对未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未来的补贴政策方向,建立改革长效机制,具有指导意义。无论是从保障我国粮食生产,探究稻作制度历史演变现象背后的政策影响,还是从供给侧改革视角思考未来粮食生产的政策调控路径,评估已有补贴政策效应都显得尤为重要。在前人基础上,本研究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研究范围,重点选取湖南、江西两省,对目前中央农业“三项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地方财政补贴等进行具体阐述,并划分为挂钩、脱钩补贴两大类,分析各类影响机制不同的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的理论机制与实际作用,并讨论当前农业发展新形势下补贴政策的完善路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研究内容一:从宏观视角,以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四省面板数据,观测中央及地方财政补贴总支出对四省稻作制度变化究竟是否产生了扭曲作用,以及财政效应是否随时间推移保持稳定抑或呈逐渐弱化趋势。研究内容二:从微观视角,探究现阶段时点下,各类不同影响机制的补贴是否仍然能影响农户稻作制度选择?首先,统计分析湖南、江西省农户2014年稻作制度、要素投入、地方财政补贴获得等情况。进一步,根据影响机制不同,将补贴划分为挂钩、脱钩两类。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别分析挂钩、脱钩补贴现阶段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结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挂钩补贴划分为双季稻补贴、大户奖励、农机购置补贴,分别厘清各项不同挂钩紧密度的补贴对湖南、江西两省农户水稻复种指数的影响。研究内容三:研究内容二中各项补贴效应是针对全体农户样本估计的平均效应,然而由于农户异质性,各项补贴可能对其中某一特征农户的影响效应被平均弱化。因此研究内容三在内容二基础上,根据农户补贴认知程度、经营规模差异、兼业程度差异对进行细分,分析各项补贴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影响效果是否有差异。实证结果显示:1、宏观上,从年均水平来看,财政补贴总支出对水稻复种指数提升作用明显,时间维度上,政策效应随时间延长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2、当前时点下,挂钩和脱钩对整体农户的平均效应均不明显,而挂钩补贴中的双季稻补贴对提高整体农户水稻复种指数有显着正向作用,大户奖励仅对纯稻作农户有显着正向影响,农机购置补贴仅对大规模与纯稻作农户复种指数均有显着正向影响。脱钩补贴,即中央农业“三项补贴”对所有农户均无显着影响。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主要取决于在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市效应下晚稻售价的上涨,以及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导致的家庭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未来粮食补贴政策可能的调整与完善方向,以更适应当前供给侧改革导向下,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农业发展新需求:（1）淡化“普惠,”制,倾向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方补贴”;（2）促进当前粮食补贴政策供给侧改革转型,注重稻谷质量提升。
王全忠[2]（2015）在《农户收入视角下稻作制度选择研究 ——基于2004～2010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文中指出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是中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耕地、光、水与热力资源分布决定了该地区农户多数执行一年二熟的农业耕种模式,其中“稻+稻”复种一直以来是农户针对大田农作物而选择的主要种植模式之一。然而,由于农村劳动力择优转移、老龄化、非农就业机会变化以及农作物之间相对收益变化等诸多原因,致使该地区内农户的稻作制度选择存在多种演变方向的不确定性,这其中关于农户水稻复种指数下降、双季稻面积减少及稻田改制等倾向明显的现象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持续的关注。现有研究资料从多个方面追溯了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变化的原因,其中劳动力配置和农户收入两大因素备受关注。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引致了大批具备比较优势的优质劳动力离开农村和农业生产,农忙时节自家“劳动力不够”、“劳动力年纪太大”或雇工困难是很多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主要考虑。同时,具有相对较高收益的水稻替代作物种植或非农就业活动,导致农户家庭的生产资源和劳动配置发生变化,引发了农户降低水稻生产上的劳动投入或者调整水稻生产决策。另外也需注意到,由于农业生产传统、非农就业机会的多寡和双季稻的稳定收益及生产风险规避等因素,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水平仍是增加长江流域农户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适应农业生产上要素配置的巨大变化和发挥长江流域作为“中国大米带”的生产优势,中国各级政府一方面从保障农户种稻收益的政策入手,千方百计稳定双季稻核心产区的种植面积,而另一方面选择推进农机服务的方式,以期来释放水稻生产上的劳动力约束,也为从事其它农作物种植或者非农就业创造了条件。长江流域稻作区经济社会发展快、城乡差异大和人口密集,而且农户多以小农经营为主,外界经济环境的拉动力与农户自身的追求收入增长的目标相结合,共同决定了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演变方向。那么,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内的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演变方向是什么?若从农户收入视角来看,影响稻作制度选择的原因是什么?本文立足于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湘鄂赣皖4省,使用2004～2010年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追踪数据,分析在中国粮食恢复性增产和农业机械化推行初期的特定环境背景中,农户追求收入最大化目标下,家庭种植结构变化、非农就业与农机服务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相关研究结论如下:观测样本的统计分析发现,2004～2010年间,长江流域稻作区内湘鄂赣皖4省的水稻复种指数逐年下降后趋稳,户均水稻种植面积呈现小幅度地增加趋势,水稻复种指数存在向大户集中的迹象。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存在多种变化模式,“一直单季稻”、“一直双季稻”、“双改单”与“单改双”共存,其中鄂赣皖3省中多数农户维持了稻作制度模式的相对固定,而湖南省农户水稻“双改单”趋势较为明显。在农户家庭种植结构方面,水稻种植户倾向于小麦/油菜+水稻（水田）+棉花/玉米（旱地）的一年二熟制下的灌溉与旱作农业结合的生产模式。综合比较农户不同农作物间的收入和播种面积变化,发现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变化关联程度最大的农作物是棉花,而非水稻的替代性农作物（如同季的夏玉米与大豆及非同季的油菜与小麦）。虽然替代作物种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水稻劳动配置上的竞争性,但替代作物的收入份额在农户种植业收入结构中的相对稳定,表明决定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变化的可能另有原因。研究内容1:收入视角下农户家庭种植结构变化对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研究。虽然单季稻的作物组合模式（“稻+麦”、“稻+油菜”与“稻+麦+油菜”）的每亩净收益略高于双季稻,但是受限于替代作物的耗费劳动用工和机械化程度偏低等因素制约,农户选择上述单季稻的作物组合模式比例未发生了明显增长趋势。实证模型结果显示,农户种植结构内部变化对稻作制度选择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这一影响关系的背后,实际上取决于农户种植结构中水稻与非稻作物净收益的相对变化。农户种植业净收益中非稻作物比重的上升,将会显着地诱发水稻复种指数下降或者稻田改制倾向。研究内容2:农户收入视角下非农就业对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研究。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对稻作制度选择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而且由于可在务农与非农就业的劳动时间上进行错峰配置,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的非农就业程度未对稻作制度选择产生显着的负面影响。得益于农机服务发展将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水稻生产中逐步替代或释放出来,增加了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活动机会,农机服务程度对农户非农收入增长和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的非农就业均具有正向影响。然而,联立方程模型显示出农机服务对农户非农就业和稻作制度选择之间相反影响,表明农机服务发展不能完全兼顾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与非农收入的双重目标。研究内容3:农户收入视角下农机服务对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研究。农机服务对单、双季水稻种植农户劳动投入的要素替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且两者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均呈"倒U型"变化,递减趋势明显,这一规律反映出未来长江流域稻作区内湘鄂赣皖4省的水稻生产中,继续追加农机服务来替代劳动投入的难度在不断增加,替代程度也趋于逐步减弱。农机服务对水稻种植农户的收入效应主要影响到家庭总收入,而对稻作净收益的影响为负。样本研究期内,由于双季稻生产的劳动力约束和村庄季节性用工短缺难以有效解决,农机服务的发展不能提高农户的水稻复种指数,单一依托发展农机服务无法有效地激励农户选择双季稻。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平衡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与收入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1）理清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双季稻发展与收入增长的优先序。（2）继续拓展和延伸水稻生产上的农机服务项目和农机市场发育,积极探索农村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形式。（3）合理利用村庄的农业生产"外部性"影响。（4）探索双季稻生产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的契合点,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宁爱凤[3]（2015）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研究 ——以宁波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宁波市各区、县城市化水平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地区差异也很明显。城市化将是宁波市未来一段时间的主题。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户已经成为广大农村投资、经营与生产等经济活动的主体和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土地利用行为与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息息相关。在未利用地已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按照资源开发模型的思路,土地将不可能继续成为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而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在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粮食产量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农户如何利用土地,其形成机理如何,采取什么政策引导农户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论文在人地关系理论、土地利用基本竞争理论、耕地可持续利用理论、地域分异理论、农户经济理论和扎根理论等的指导下,采取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范式,系统探讨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演变规律,发现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内在逻辑。具体来讲,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1）城市化阶段与农业生产分析。对农村土地制度（土地承包、流转和农业补贴制度）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该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生产要素变化明显;技术效率较高并是农业生产率改善的主要原因;规模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2）农户及其农业生产分析。通过调查问卷、SPSS软件和劳动力与资本替代原理对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土地利用行为进行了分析:实际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以45-70岁为主;乡村职业结构具有城市化烙印;小农经营与土地规模经营并重;土地由零散向大户集中,土地规模兼并不明显;土地流转单价较高;土地利用结构分异。（3）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质性分析。基于扎根理论围绕土地利用行为对农户进行访谈,并且对访谈资料进行了质性分析,通过编码、概念化和范畴化,分别找出散户和种田大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共性与个性。（4）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演化结构化分析。围绕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共性与个性,建构了以机械化、规模化、都市农业化和农业兼业及非农化为主线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迁内在逻辑图。（5）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政策创新方向。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迁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土地流转度的把握、种田大户等经营主体土地流转行为的规制将是土地流转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创新的主要内容。研究结论表明:（1）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迁具有城市化烙印。农户土地利用目标由温饱——增加收入（非农兼业）——经济或社会功能转变。务农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工资的倒逼机制导致资本代替劳动力等物质投入,"物质投入的商品化"是一种趋势。（2）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表现出差异性。散户土地利用行为表现为:规模小、绿色生产和租用机械化。合作社农户土地利用行为表现为:单个农户规模小,合作社规模经济;以都市农业生产为核心,小型机械化/大型机械化为核心;有一定的质量控制体系。种田大户土地利用行为表现为:有一定的规模;商品粮生产主体;具有农业生产机械化;雇佣劳动力。（3）散户土地利用行为以实现社会功能为主。城市化进程中,非农就业机会大增,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土地的经济价值减小,经济功能减弱,但社会功能增强。土地可以提供新鲜、生态的农副产品,可以用来锻炼身体等。（4）种田大户已成为粮食生产主体,制度刺激是种田大户存在的主要原因。农业具有高风险、劳动强度大特点,在种粮比较利益低的情况下,种田大户粮食生产内在动力不足,种粮大户存在的原因来自制度刺激。第一,由于非农业工资大于农业工资,劳动力的非农业转移,农业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工资的倒逼机制导致资本代替劳动力,农机补贴的实施,促进了种田大户机械的采用,提高了机械化率,降低了规模种植的劳动强度;第三,农业税的减免、科技支撑和农业补贴（良种、粮价等）促进了良种采用,提高了产量,增加了生产收益。（5）城市化推动农业向都市农业发展,合作社农户是都市农业主体。都市农业的市场、专业、高效、外向的特征,宁波作为沿海开放的城市,具有都市农业发展需要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城市化和1小时交通圈（村村通）是都市农业实现的根本保障。城市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外来人口增多,城市人口对农副产品的需求量随之增加,现代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构成了都市农业的需求;1小时交通圈的建设,使以蔬菜、水果种植的都市农业得以出现。（6）土地流转是规模生产面临的主要阻碍,土地减少是土地流转困难的根本原因。种田大户都有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愿望,但实践中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经常遭遇土地流转困难的瓶颈,致种田大户种植规模被动缩小或难以扩大,这两种情况的深层原因或担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农地的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是宁波农田减少的主要原因。平原（水乡）和城镇郊区对土地流转不满意的原因主要由于城市化中道路建设使土地越来越少,山区、半山区与海岛土地流转困难除土地减少外,还有土地细碎化。
杨光芬[4]（2014）在《外来旱地粮食作物传入桂东南与民族经济融合研究 ——以玉米、番薯、马铃薯为载体》文中研究指明明代中后期,玉米、番薯和马铃薯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粮食生产史上的第二次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至今,玉米、番薯、马铃薯作为粮食作物在我国乃至全球的社会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经济融合是促进民族进步,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外来农作物的传播也是改变世界、国家、地区、民族的一种重要力量。基于此,本文以桂东南地区为研究视阈,以玉米、红薯、马铃薯为载体,从经济交往融合的角度出发,根据地方史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以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外来旱地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其产量的变化为研究的基础,深入探究玉米、红薯、马铃薯在桂东南地区传播的力量,注重考察其“本土化”的实现过程,以及传播过程中的背后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分析移民运动对推动玉米、红薯、马铃薯传种所产生的效应,透析玉米、红薯、马铃薯作为粮食作物的种植与商品经济及民族经济融合的关系。文章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回顾与展望外来旱地粮食作物传入中国研究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概述桂东南地区的旱地农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第三部分探讨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入桂东南的历史背景,及其时间与途径,分析促进其传播的力量和方式；第四部分是从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方面研究玉米、红薯、马铃薯在桂东南地区种植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叙述玉米、红薯、马铃薯促进民族经济融合的表征；对于推动外来粮食作物的种植与民族经济融合的因素进行分析。
杨若珺[5]（2013）在《湖南省水稻熟制变化与农民选择行为分析》文中提出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发展农业政策关注的目标。湖南是我国水稻主产区，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之首，其水稻熟制选择是否健康合理，关系到到国家粮食生产的安全。本文以湖南双季稻主产区水稻熟制选择为调研对象，研究了水稻生产现状及稻田耕作制度发展、演变历程，系统剖析国家农业政策导向耕作制度倾斜，对比分析水稻熟制功能与效益，探讨产量差原因，通过对不同区域农户进行调研，分析其熟制选择行为与导向。主要结论如下：1.湖南省自然资源优越，适合双季稻种植。湘北水稻主产区耕地面积较多，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应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方面发展，构建适于区域特点的水稻商品粮生产基地；湘中水稻主产区靠近都市圈、工商返哺农业明显，应向都市与城郊型农业发展；湘南水稻主产区农业生产条件不佳、但临近沿海发达地区，适合发展外向型农业。2.湖南省耕作制度受政策、农业科技、社会经济等驱动明显，大体经历了恢复调整、缓慢发展、迅速发展、改革发展、稳步发展、结构调整、恢复发展8个时期，从粗放低效传统农业，逐步向集约高效型现代种植农业转变。3.通过对湖南水稻熟制选择特征分析证明：积极的惠农政策导向，可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双季稻面积稳定增长。通过对2011年湖南水稻生产的分析，全省双季稻比单季稻种植面积多出14.6%，单产多了69.02%，总产量多了98%，每公顷利润多出52.7%，经济效益和生态功能明显优于单季稻，应优先发展双季稻保障粮食安全。4.通过对稻田不同熟制高产潜力研究分析，双季稻理论产量、生产水平分别比单季稻提高58.7%、100%。通过增强农户种粮意愿、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等可以缩小水稻产量差；目前应以提高单产、复种指数来增加水稻总产。5.湘北、湘中、湘南水稻主产区水稻熟制选择，区域仍以双季稻为主。选择双季稻的主要原因是政策的帮扶、采用先进技术节约劳力和取得更多现金收入。目前补贴效益逐渐减弱，双季稻改单季稻的趋势明显。应不断拓宽对农业政策扶持的空间和力度，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提高双季稻种植比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陈品[6]（2013）在《稻作方式的扩散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水稻生产的发展,我国稻作方式经历了多次变革,形成了以直播和移栽为主要类别划分依据的多样化水稻种植方式。不同稻作方式的产量存在较大的差异,低产稻作方式可较高产稻作方式减产约1/10～1/4。而在国内水稻生产的波动性和国际粮食市场不稳定性的双重危机下,高产、稳产的稻作方式对于水稻生产发展及粮食安全显得尤为重要。近十多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精耕细作农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高产稻作方式——手栽稻,逐步退出主体稻作方式地位,而省工但产量潜力低的直播稻“不推自广”,已成为影响水稻生产持续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作为全国水稻优势产区,江苏省直播稻面积曾一度接近水稻种植面积的1/3,给水稻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相对于直播稻的“不推自广”,政府部门着力推广的具有省工、高产特性的机插稻在某些地区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推而不广”的问题。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技术层面,基于社会学、经济学、推广学等学科的研究非常缺乏。为此,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选择手栽、直播、抛秧、机插等4种主要的稻作方式为研究对象,基于多学科综合分析的视角,对不同稻作方式的扩散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以揭示稻作方式扩散的机制,为政府科学推广稻作方式、促进水稻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全文共分为八章,主要研究内容及结果如下：在第一章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思路、第二章的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阐述的基础上,第三章首先对稻作方式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并对不同稻作方式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的发生机制和扩散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稻作方式的发展一方面与人口压力、农村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宏观政策导向有关；另一方面,与稻作技术的变革、栽培技术的进步以及轻简稻作方式的发展有关；此外,稻作方式的发展还与不同时代背景下农户的水稻生产目标密切相关。第四章首先运用技术扩散的“S”型曲线理论对江苏省不同稻作方式的时间维扩散特征和规律进行了研究,并对未来3年江苏省稻作方式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其次利用空间自相关理论对江苏省全局以及市域不同稻作方式的空间扩散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机插稻符合“S”型扩散曲线特征,抛秧稻和手栽稻符合倒“S”型曲线扩散特征,直播稻的扩散不符合“S”型扩散曲线特征,经分解分析将其分为“S”型和倒“S”曲线扩散两个阶段。2000-2015年间江苏省稻作方式的扩散总体上分为直播稻替代手栽稻扩散（2000-2008）和机插稻替代直播稻扩散（2008-2015）两个阶段。预计2015年江苏省直播稻的种植比例将递减至9.71%,机插稻的扩散比例将逐渐趋向于60%,手栽稻的比例将下降至22.25%,抛秧稻比例将维持在8%左右。2008-2012年间江苏省机插稻的空间集聚现象不断加强,直播稻的空间集聚现象则不断减弱,抛秧稻和手栽稻的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但手栽稻的空间集聚现象在减弱。2008-2012年间江苏省机插稻的“扩散中心区”由苏南地区向苏北地区转移,抛秧稻“扩散中心区”中的苏北市域增加,直播稻的“扩散中心区”主要位于苏北和苏中地区,“低速扩散区”主要位于苏南地区,苏北地区仍然为手栽稻的“扩散中心区”。第五章以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稻作方式的扩散为案例,在对其水稻生产概况和稻作方式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尚湖镇稻作方式的扩散系统与扩散模式、机插稻的扩散机制及阻力因素。结果表明：尚湖镇稻作方式在经历了手栽稻、抛秧稻和直播稻后最终走上了机插稻的道路。机插稻的发展与尚湖镇的政策环境、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资源环境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政策导向与行政干预相结合,通过土地流转推动机插稻规模经营；通过大力度的补贴政策,降低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价格；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为机插稻的扩散提供动力。政府投入、示范区建设、农业培训、现场会、能人示范相结合的综合推广模式,大户经营、规模化经营、农场式经营、股份合作经营等多样化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农机推广部门、农业服中心、高校科研机构相结合的综合服务型模式构成了尚湖镇机插稻的扩散模式。市场的拉力、政府的推动力以及交互作用力是机插稻扩散的主要动力机制。机插稻相对优势不明显、栽插质量不稳定以及秸秆还田不到位等对机插稻的扩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市场局部供求矛盾、超规模经营以及土地零碎化则制约了机插稻的扩散；专业化服务组织发展成熟度低、劳动力市场的老龄化以及年轻机手的缺乏是尚湖镇机插稻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户对稻作方式感知成本的错位、技术转换中的心理成本以及农户对技术的路径依赖影响了其对机插稻的采用。第六章主要基于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以及农户在内的相关利益群体视角,研究了相关利益群体对不同稻作方式的生产特征、发展方向及影响因素的认知差异。结果表明,相关利益方之间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农户关心的是稻作方式的轻简和高效,认为“省时省工”、“综合效益高”、“投入少、成本低”等稻作方式自身特征是影响他们采用的最主要的方面；农技员更为关注稻作方式的轻简和高产特征,认为机插稻的发展更有前景,而“农民认知不足”是制约稻作方式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专家学者则提出了粮食安全、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多种视角的发展路径。在严格试验条件下,手栽稻、机插稻、直播稻的产量依次降低,但实际生产中受现实条件和技术应用到位程度的影响,不同稻作方式的产量表现与主观期望出现了差异。在稻作方式推广中,必须关注乃至努力消除这种差异。第七章基于江苏省苏南、苏中及苏北地区的农户调查,从农户自身特征、外部环境特征以及技术自身特征三方面,对农户采用不同类型稻作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具有不同家庭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的农户对不同类型稻作方式的采用行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农户更倾向于采用劳动节约型稻作方式。稻作方式是否省工对农户采用稻作方式有显着影响,稻作方式越省工农户对其采用的可能性越大。农户的年龄和兼业性、稻作方式的生产性投入和单产水平对农户采用直播稻有显着影响,与手栽稻相比,年龄越大、兼业程度越高的农户对直播稻采用的可能性越大；生产性投入少是农户采用直播稻的重要原因；单产水平低影响了农户对直播稻的采用行为。农户的兼业性、水稻种植面积及稻作方式信息可获得性对农户采用机插稻产生了显着影响,兼业性越强、水稻种植面积越大的农户对机插稻采用的可能性大,而稻作方式信息的方便有效的获取是影响农户采用机插稻的重要原因。农户的年龄及兼业性对其采用抛秧稻有显着影响,农户的年龄越大、兼业程度越高,对抛秧稻的采用行为越明显。第八章根据前文的相关分析提出了江苏省不同地区稻作方式发展的政策重点以及不同类型稻作方式发展的政策建议,从促进稻作方式科学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弥合相关利益方认知差异、促进利益协调一致的对策,并结合尚湖镇稻作方式的发展提出了促进机插稻扩散的政策启示。
原晨阳[7]（2013）在《江淮丘陵区塘坝灌区抗旱能力评价》文中指出江淮丘陵区受气候和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历史上干旱灾害频发。特别是江淮分水岭脊两侧地区，干旱缺水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作为该地区水资源主体的地表水资源量仅占安徽省水资源总量的21.8%，而该地区的耕地面积则占安徽省耕地总面积的31.8%，并且江淮丘陵区主要的农作物为高耗水量的水稻，导致水资源量与农业需水量极度不平衡。此外水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配不均衡，加剧了部分区域的干旱缺水情况。江淮丘陵区地形起伏变化不定，不利于修建大型水利设施，因此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塘坝和小型水库等小型水利工程设施蓄水。然而近些年来，由于受到重引轻蓄、废塘为田观念的影响加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不断地侵占塘坝用地；大多数地区塘坝管理不善，多数淤积严重，部分已淤死，丧失蓄水功能，导致塘坝的数量和容积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使得其应有的灌溉效益无法正常发挥。因此，对江淮丘陵区塘坝灌溉系统的抗旱能力进行准确的分析计算对于进一步发挥和提高塘坝蓄水调控能力、合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科学制订抗旱规划及指导塘坝有序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地调查及查阅文献资料，了解江淮丘陵区塘坝建设发展历程，收集塘坝塘容、塘坝数量、灌溉面积相关数据及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农业种植结构变化历程，作物复种指数及作物水旱比等相关数据。综合考虑气象条件、农业种植结构变化及塘坝建设发展情况，从塘坝灌区农业充分灌溉条件下的需水量与塘坝可供水量的角度出发，提出塘坝灌区抗旱能力概念及计算模型。其中作物需水量基于彭曼—蒙蒂斯（Penman-Monteith）公式及农业种植结构相关数据计算，塘坝可供水量采用复蓄次数法计算。取得的主要成果有：（1）对江淮丘陵地区塘坝进行实地调查，搜集、研究和分析所在地的塘容、塘坝数量及塘坝灌溉面积等塘坝特征数据，整理出了塘坝建设发展历程的相关资料；（2）对江淮丘陵地区农业种植结构进行实地调查，整理出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江淮丘陵区农业种植结构变化历程的相关资料；（3）分析、计算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各阶段江淮丘陵区五地市及江淮丘陵区全区的塘坝灌区抗旱能力，并针对江淮丘陵区农业灌溉现状，提出提高抗旱能力的相应措施。
陈恩虎[8]（2009）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域农业经济研究是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至今已有许多成果问世。相对而言,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的研究较为滞后,并且研究领域和成果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其主要原因应当是学术界常常会以明清时代的巢湖流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不具备“典型性”为由,漠视了对巢湖流域的经济研究。因此,努力填补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研究的空白,正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论文以明清时期（1368-1911年）巢湖流域农业发展变迁为研究对象,探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人口和农作物种植结构、亩产水平的变化,农田水利兴修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土地占有形态、租佃关系的发展演变和农村社会分层的变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而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进行总体评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之实证研究法,成为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同时,还借助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由于研究对象囿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业经济,因此特别注重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考察农业变迁,从时间序列与空间差异方面对于研究所需资料进行详细的清理与考辨。把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定量分析,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作物产量、劳动生产率作定量的分析。通过定性分析,全面考察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程度与水平。利用历史学中的比较法,分析巢湖流域与安徽省其它区域、本地区前后期的关系、异同和兴衰。选题研究的主干性材料为地方志、家谱一类的地方文献,并充分发掘现存的文书资料,对《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1卷和第2卷收录的300份文书进行了学术辨正。从某种程度上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辛亥革命以后,巢湖流域农村社会依然基本沿袭着固有的道路前行,基于这种原因,论文运用了民国前期的一些调查和统计资料。文中大量图表的运用,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的说服力。论文前有导言后有结语,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明清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第二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与租佃关系；第三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四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建设；第五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作物种植与亩产水平；第六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村商品经济；第七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评价。其主要内容如下：巢湖流域在地理条件、地方行政和文化类型上,具有较多的一致性,是一个比较完整、边界清晰、较为独立的地貌单元,可以划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综合区域,为我国东部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研究提供一个相对理想的案例。在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重视水利的兴修,移民对巢湖流域农业的开发以及成熟的农业耕作技术、耕作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的运动总体上呈发展状态,传统农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过前代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对近代乃至现代巢湖流域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生产力的因素之一劳动对象来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得到了深度的垦种,经历了抛荒-垦复-开拓的过程,嘉庆、道光时期,农业垦殖和耕地总数达到高峰。在巢湖流域水旱耕地结构中,圩田面积在本区耕地总面积中占有重要比例。土地开发与利用的特点体现在屯田以军屯为主；出现了沙田、塘涂田、湖田围田等多种新的垦殖方式；巢湖流域人民在开发和利用丘陵山区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与本地区相适宜的兴修小型塘坝水利形式。从生产力另一个因素劳动者的情况看,巢湖流域农业人口在明清之际增加得很快。至19世纪初,巢湖流域人口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人口数字增加之多、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已出现若干人口超百万的县。巢湖流域的人口构成中,外来移民一直占有较大比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巢湖流域在长期的传承和积淀中,逐渐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链和农事活动。水稻生产的进步,表现在品种的繁多和优良品种的推广上。亩产量基本在二石左右,大约三百市斤／市亩,丰腴圩田亩产可达三四石,大约五六百市斤／市亩。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耕作方式、土地利用率,都已超过国内的平均水平,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的稻田耕作技术,并有与生产各环节相匹配的生产工具。水稻耕作制度有明显进步,除双季稻是一个重大突破外,复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间作制和套种制也在不断发展,一年多熟的耕作制度已十分普遍,开始形成水、旱两种土壤耕作体系,实行水耕、旱耕结合,水旱轮作。土地的合理利用技术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利用山岗、湖溪、旱地、房屋田隙间等荒闲土地种植杂粮和经济作物上。巢湖流域经济作物品种齐全,种植范围不断扩大,但种植面积零星分散,单产低,产量少,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水利设施,圩田是能够集中体现本区水利特点、反映本区水利问题、成为影响本地区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的农田水利形式,圩田的兴筑、维护、经营和管理,在防洪、排涝、灌溉、降渍等方面均起了积极作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是安徽重要产粮地区之一,粮食是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稻米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物品,粮食商品率有着显着提高,巢湖流域对保证江南粮食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巢湖流域农村墟镇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墟镇分处于不同层级的市场,在各种商业活动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通过商品的上下流通,这些墟镇互为一体,基本形成了以集市与庙会相结合的、且具有多样性为特色的农村市场网络。农村市镇的发展和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市场网络体系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商业活动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重视,即异常活跃的是以徽州商人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着商人,巢湖流域市场几乎为其所垄断,徽商对巢湖流域的农业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土地制度、土地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等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些微变化。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特点,是大规模的土地占有与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同时并存,土地较本省其他地区占有相对集中,土地大量集中于乡绅之手。在晚清土地兼并中,以淮系军阀为主的军功地主的兴起,对巢湖流域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深远,它构成了巢湖流域晚清土地关系变化的另一显着特征。明清时期巢湖流域自耕农经济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之一,佃农也是巢湖流域从事传统农业的主力之一。租佃制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农业租佃关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租佃期限看,出现了永佃制；二是从地租剥削率来看,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三是从地租形态看,有力租、物租、钱租等三种主要形态,钱租的比重有微弱的增加；四是农业经营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巢湖流域土地利用出现了以垦殖公司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缓慢地孕育出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由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变异性。清代巢湖流域的喜礼俗例不仅存在于土地买卖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住宅交易过程中,对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俗例的探讨,有助于了解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中各种习俗的现象和本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轨迹具有着鲜明的区域特征。其内涵为：发展形式以渐进积累,数量缓慢增长为主,发展方向以内敛形式为主。从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着眼,巢湖流域应属于封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域上属传统农业区的已发展地区,农业是最主要的门类,水稻生产在农业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额。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明显的提高,农村市场发生了变化,区域市场网络基本建立起来,并且和省内外市场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农民的市场行为是被动的选择,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整个市场容量的扩大主要以农民“藉资生计”的温饱需求为界限,巢湖流域的农民生活是“节俭”型的糊口型消费,巢湖流域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存有一定虚假性。生产技术惯性渐进是以日积月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换取些许的技术变革。这一特点的出现,既反映了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基础的薄弱性；同时也反映了巢湖流域社会不同阶段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其运动变化的制约性。在巢湖流域安土重迁、农耕为本习俗的背后,人们容易产生重农抑商,安贫乐道,不思进取开拓的小农意识,不利于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和推广。数百年来发生在巢湖流域的多次战争造成政局不稳,江河不治,水利失修,大量人口亡徙,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巢湖流域频繁而严重的水旱灾害对灾地的农业生产力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由于巢湖流域农业开发模式的单一性、掠夺性,一味地追求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导致和放纵了人们对土地的滥垦,致使河湖面积日益缩小,水道堵塞,水流因无处宣泄而导致河堤决口的现象经常发生,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租佃关系的扩大,高额的地租和繁重的捐税,加重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农民生活日趋恶化。足以表示农村经济特质的农具、水利及肥料等农业生产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巢湖流域停滞明显。总之,巢湖流域在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式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特征。农业经济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对具体区域农业经济历史特点的研究和揭示,有助于理解不同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差异,也有助于研究巢湖流域在这经济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巢湖流域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轨迹,对巢湖流域现代和未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的历史启示。
段红平[9]（2000）在《我国三熟耕作区湖南省耕作制度演变规律、趋势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定量分析、高产典型调研、农村调查,辅之以试验,总结了1949～1998年湖南省耕作制度演变规律,并对未来到2015年耕作制度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探讨该省未来三熟耕作制度发展对策和实现高产高效的技术体系。1.湖南省耕作制度演变规律: 粮食生产分析:1)1949-1998年湖南省粮食总产量共登上4个500万吨的台阶,从第二个台阶起所用的时间增长,粮食总产量增加的难度增大;粮食生产与耕作制度改革关系密切。2)粮食增长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7年是以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扩大为主要增产因素的阶段;1958-1979年品种、耕作栽培技术为主要推进产量因素阶段;1980-1989年是品种、生产条件、耕作栽培技术为重要增产因素阶段;1990-1998年现代化农业技术集成和市场需求是粮食产量增加主要因素阶段。3)湖南粮食增产1957年以后主要靠科学技术进步,农业科技贡献率从50年代初的7%增加到现在的50.5%。4)复种指数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从47%增加到81%,而1983年后复种指数增加的作物播种面积对种植业结构调整起了重要作用。稳定水稻生产面积是增加粮食产量的重要手段。湖南现阶段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为0.0461hm2。耕作制度演变特征:1)作物布局、种植业结构趋于优化:粮作面积比重下降21个百分点,经作比重上升11个百分点;2)复种指数逐步提高:复种指数从114.3%上升到242.3%,之后徘徊上升,1997年达到峰值247.9%,1998年为246.6%;3)复种类型增加,吨粮田面积扩大到占耕地面积的38.3%;轮作方式和面积减少、连作面积增加;双季稻面积占作物播种面积的43%左右;4)养地方式从有机肥养地转变为化肥养地为主;绿肥面积比顶峰时期下降66%,仅占粮食作物面积的13.2%,纯化肥用量增加到播种面积227kg/hm2;5)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下降56.8%,人均粮食水平提高102.2%。6)影响耕作制度变化的重要因素:水稻品种改良、更新和种植模式的组合优化,水肥条件的变化、市场需求,科学技术进步。耕作制度的演变规律:湖南耕作制度的发展除了遵循耕作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以下特点:1)需求、作物品种与科学技术是耕作制度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生产、加工、销售体系的健全是耕作制度发展的基本保障。2)复种指数的发展与粮食需求量成正比,与人均耕地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重、粮食单产水平成反比。3)冬种作物缺乏适宜的作物品种。4)种植结构中主要作物双季稻的面积下降,种植结构调整的方向是高效化。5)现代化技术不断组装、推广是耕作制度发展的推动力;6)多元化种植结构、吨粮田模式成为耕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7)养地方式逐步简化、逐步合理;8)种植业与畜牧业发展相结合有利于挖掘三熟粮食产区生产潜力。2.湖南省2015年耕作制度发展预测: 1)耕作制度发展是以优质、高效益的农产品生产为目标,积极、稳定的发展多熟种植,走优质、高产、低耗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资源保护型和资源节约型的耕作制度,实现粮食增产和经济增收。2)资源预测:人均耕地面积将至少下降18%;劳动力进一步弱化,劳动力的数量、质量降低;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有效灌溉面积不会有大的改善;粮
彭源永[10]（1994）在《铜仁地区耕作制度的变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铜仁地区耕作制度的变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彭源永（贵州省铜仁地区农业技术推广站）耕作制度是人类长期生产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适应自然的结果。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改善而不断进步。充分发挥自然优势，努力创造条件，促进耕作制度改革是...
二、充分挖掘山区的气候资源,积极扩大山区的双季稻生产——井冈山公社朱砂大队试种双季稻总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充分挖掘山区的气候资源,积极扩大山区的双季稻生产——井冈山公社朱砂大队试种双季稻总结（论文提纲范文）
（1）补贴政策效应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 ——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选择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作为研究范围的意义 |
| 1.2.2 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数据来源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7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7.1 可能的创新 |
| 1.7.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 |
| 2.1 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种植模式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长江流域双季稻种植的历史演变 |
| 2.2.2 我国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生产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3 简要评述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农户模型理论 |
| 2.3.2 激励理论 |
| 第三章 粮食补贴政策历史演变与现状概述 |
| 3.1 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历史演变 |
| 3.1.1 以价格干预为主的间接补贴阶段 |
| 3.1.2 以“四补贴”为主的直接补贴阶段 |
| 3.2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现状概述 |
| 3.2.1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背景 |
| 3.2.2 粮食补贴政策概述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分析框架、研究假说与关键指标说明 |
| 4.1 分析框架概述 |
| 4.2 挂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 4.2.1 直接挂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 4.2.2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 4.3 脱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 4.4 关键指标说明 |
| 4.4.1 农户水稻复种指数 |
| 4.4.2 非稻作收入 |
| 第五章 宏观层面:补贴总量对长江流域稻作制度变化影响效应及时间稳定性观测 |
| 5.1 相关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1.1 湘、赣、鄂、皖土地及水稻种植情况时间变化趋势 |
| 5.1.2 各省补贴相关情况 |
| 5.2 补贴总量对稻作制度变化的年均效应评估及时间趋势观测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微观层面:影响机制差异下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效应研究 |
| 6.1 农户水稻生产情况统计 |
| 6.2 农户各项财政补贴获得情况统计 |
| 6.2.1 湖南省农户地方财政补贴获得情况统计 |
| 6.2.2 湖南、江西两省农户中央财政补贴获得情况统计 |
| 6.3 挂钩、脱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3.1 影响机制差异下的补贴分类 |
| 6.3.2 实证分析 |
| 6.4 挂钩补贴影响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微观层面:农户异质性视角下补贴效应差异比较 |
| 7.1 各项补贴对不同认知程度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差异 |
| 7.1.1 农户对各项补贴认知情况统计 |
| 7.1.2 实证分析 |
| 7.2 各项补贴对不同规模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差异比较 |
| 7.3 各项补贴对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差异比较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水稻供需平衡趋势与政策需求概述 |
| 8.3 当前农业发展趋势下补贴政策完善路径的讨论 |
| 8.4 政策建议 |
| 8.4.1 淡化“普惠”制,倾向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方补贴” |
| 8.4.2 促进当前粮食补贴政策改革转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研究生阶段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情况 |
（2）农户收入视角下稻作制度选择研究 ——基于2004～2010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2 研究内容 |
| 1.3 数据来源与简要说明 |
| 1.4 研究数据的使用说明 |
| 1.4.1 为什么选择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
| 1.4.2 为什么时间起点选择2004年? |
| 1.4.3 为什么研究区域仅选择长江流域的湘鄂赣皖4省? |
| 1.4.4 2004～2010年前后中国粮食生产的阶段性特征简介 |
| 1.5 论文技术路线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 |
| 1.6.2 可能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 |
| 2.1 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农业种植模式介绍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长江流域双季稻种植的历史演变与意义 |
| 2.2.2 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变化的因素综述:劳动力禀赋、农机服务与收入 |
| 2.2.3 农户家庭收入与稻作制度选择的关系综述 |
| 2.2.4 农户种植结构变化与稻作制度选择的关系综述 |
| 2.2.5 农机服务与农户家庭收入的关系综述 |
| 2.2.6 简要评述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家庭劳动分工理论 |
| 2.3.2 劳动节约型技术诱发理论 |
| 第三章 分析框架、研究假说与关键指标说明 |
| 3.1 分析框架概述 |
| 3.2 农户种植结构变化对稻作制度选择的关联性与机理分析 |
| 3.3 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对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机理 |
| 3.3.1 家庭非农收入、农机服务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三者之间的关系梳理 |
| 3.3.2 家庭非农收入、农机服务与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机理 |
| 3.4 农机服务对水稻生产的劳动替代程度与收入效应分析 |
| 3.5 关键指标的解释说明 |
| 3.5.1 农户单双季水稻种植模式的识别 |
| 3.5.2 农户及村庄层面关于种植结构变化指标的度量说明 |
| 3.5.3 农机服务程度的度量说明 |
| 3.5.4 非农收入与非农就业的指标说明 |
| 第四章 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 |
| 4.1 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现状与演变趋势 |
| 4.1.1 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静态描述:数量分布、省际差异与特征 |
| 4.1.2 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现状的动态描述:演变方向 |
| 4.2 农户农作物种植组合的统计描述 |
| 4.2.1 农户农作物种植组合的静态描述 |
| 4.2.2 稻作制度选择差异下的农作物种植户数及经营面积的动态描述 |
| 4.2.3 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差异下的主要农作物种植收入的动态描述 |
| 4.3 农户农业生产的成本与收益的统计描述 |
| 4.3.1 稻作制度选择差异下的成本收益比较 |
| 4.3.2 不同稻作制度选择变化下的水稻生产成本与收益比较 |
| 4.4 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的特征统计描述 |
| 4.5 稻作制度选择差异下的农户收入增长与来源构成分析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收入视角下种植结构变化对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分析 |
| 5.1 农户种植结构中不同稻作组合的收入差异比较 |
| 5.2 实证模型构建与指标说明 |
| 5.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3.1 实证结果分析 |
| 5.3.2 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
| 5.3.3 农户生产决策独立性检验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农户收入视角下非农就业对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分析 |
| 6.1 农户家庭非农收入的变化统计 |
| 6.2 农户家庭中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的非农就业情况统计 |
| 6.3 实证模型的选择与变量说明 |
| 6.4 联立方程组模型的估计方法选择 |
| 6.5 联立方程组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 6.6 实证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6.7 小结 |
| 第七章 农户收入视角下农机服务对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分析 |
| 7.1 农机服务程度的统计 |
| 7.2 实证模型构建与说明 |
| 7.3 稻作制度选择差异下农机服务的要素替代程度分析 |
| 7.4 稻作制度选择差异下农机服务的收入效应分析 |
| 7.5 农机服务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分析 |
| 7.6 内生性问题的简要说明 |
| 7.7 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后期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3）沿海发达地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研究 ——以宁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2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效应研究 |
| 2.3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研究方法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农户 |
| 3.1.2 土地利用 |
| 3.1.3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人地关系理论 |
| 3.2.2 土地利用基本竞争理论 |
| 3.2.3 地域分异理论 |
| 3.2.4 农户经济理论 |
| 3.2.5 扎根理论 |
| 3.3 分析框架 |
| 第4章 宁波城市化发展与农业生产 |
| 4.1 宁波城市化发展 |
| 4.1.1 宁波城市化发展阶段 |
| 4.1.2 宁波城市化阶段特征 |
| 4.1.3 城市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特征 |
| 4.2 宁波农业发展政策变迁 |
| 4.2.1 "离土不离乡"背景下的农业发展政策 |
| 4.2.2 "内向走向外向型"经济背景下的农业发展政策 |
| 4.2.3 "农工一体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政策 |
| 4.3 宁波市农业生产发展 |
| 4.3.1 粮食产量变化 |
| 4.3.2 农业产值变化 |
| 4.3.3 农业劳动力变化 |
| 4.3.4 农地投入变化 |
| 4.3.5 农业土地利用情况 |
| 4.4 农业生产的特点和趋势 |
| 4.4.1 农业生产要素变化明显 |
| 4.4.2 规模效率有很大提升空间 |
| 4.4.3 农业生产率波动上升 |
| 4.4.4 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 |
| 第5章 宁波市农户与土地利用基本情况 |
| 5.1 调查对象分布 |
| 5.1.1 调查区域总体情况 |
| 5.1.2 调查点分布 |
| 5.2 农户基本情况 |
| 5.2.1 家庭结构深受城市化影响 |
| 5.2.2 调查样本人口年龄状况 |
| 5.2.3 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 |
| 5.2.4 乡村职业结构状况 |
| 5.2.5 农村收入阶层划分 |
| 5.3 农户土地利用情况 |
| 5.3.1 小农经营与土地规模经营并存 |
| 5.3.2 土地由零散向大户集中 |
| 5.3.3 土地流转单价较高 |
| 5.3.4 土地利用结构分异 |
| 第6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调查 |
| 6.1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6.1.1 访谈对象分布 |
| 6.1.2 访谈对象 |
| 6.1.3 访谈内容 |
| 6.2 访谈实录与编码 |
| 6.2.1 一般农户访谈实录与编码 |
| 6.2.2 种田大户访谈实录与编码 |
| 6.3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共同特征 |
| 6.3.1 农业在农户家庭收入中的比重逐渐减少 |
| 6.3.2 农业生产从单一粮棉生产→多元化经营→专门化与多元化结合 |
| 6.3.3 农户物质投入变化趋势相同 |
| 6.4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分异 |
| 6.4.1 一般农户土地利用异化 |
| 6.4.2 种田大户土地利用分异 |
| 第7章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演化机理 |
| 7.1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内在逻辑 |
| 7.1.1 制度变化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 |
| 7.1.2 城市化、工业化与农户土地利用变化 |
| 7.1.3 社会原因与农户土地利用变化 |
| 7.1.4 劳动力价格与农户土地利用变化 |
| 7.1.5 农产品市场与农户土地利用变化 |
| 7.2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结构化分析 |
| 7.2.1 1980年代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化 |
| 7.2.2 1990年代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化 |
| 7.2.3 2000年代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化 |
| 7.3 未来农业的发展 |
| 第8章 激励农户高效利用土地的制度创新 |
| 8.1 进行土地确权,尊重农民的种地需求 |
| 8.2 尊重农民土地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土地流转 |
| 8.3 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建立土地流转风险防范机制 |
| 8.3.1 流转前风险防范:建立项目信息公开和评价制度 |
| 8.3.2 流转中风险防范:健全土地流转市场 |
| 8.3.3 流转后风险防范:建立和完善项目实施的社会监督机制 |
| 8.4 发展农业服务平台,提高农业服务能力 |
| 8.4.1 农业生产前服务平台建设 |
| 8.4.2 农业生产中服务平台建设 |
| 8.5 创新农业生产组织,打造效益效率兼顾农业 |
| 8.5.1 发展"合作社+农户"模式,提高农户土地利用效益 |
| 8.5.2 发展"公司+农户"模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
| 8.5.3 进行农超有效对接,解决农户生产和市场的矛盾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4）外来旱地粮食作物传入桂东南与民族经济融合研究 ——以玉米、番薯、马铃薯为载体（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综述 |
| 1. 研究概况 |
| 2. 研究主题 |
| 3. 不足之处及其展望 |
| (二) 本文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三) 本文的创新目标 |
| 二、桂东南地区旱地农作物的生产条件 |
| (一) 山多平原少,丘陵交错其间 |
| (二) 水田多,旱地少 |
| (三) 雨热量充足,常现干旱 |
| (四) 径流量大,易涝易旱 |
| 三、外来旱地粮食作物传入桂东南 |
| (一) 传入及其广种的历史背景 |
| 1. 水稻亩产量水平变化不大 |
| 2. 自然灾害频繁 |
| 3. 人口不断增加,人地关系逐渐紧张 |
| 4. 新大陆发现,美洲农作物传植世界 |
| (二) 传入时间与途径 |
| 1. 玉米传入桂东南地区的时间和途径 |
| 2. 番薯传入桂东南地区的时间和途径 |
| 3. 马铃薯传入桂东南地区的时间和途径 |
| (三) 传播的力量及方式分析 |
| 1. 政府力量 |
| 2. 民间力量 |
| 3. 传播方式 |
| 四、玉米、红薯、马铃薯在桂东南地区种植的影响 |
| (一) 促进生产方式的改变 |
| 1. 种植制度的变化 |
| 2. 施肥制度的变化 |
| 3. 选种制度的变化 |
| (二) 促进生活方式的改变 |
| 1. 增加了粮食作物的种类和产量,促进人们的饮食消费 |
| 2. 通过粮食加工,丰富人们的饮食结构 |
| (三) 促进桂东南的商品经济发展 |
| 1. 增加贫困农民的口粮,促进桂东南西米东运的繁荣 |
| 2. 增加饲料作物的种类,促进桂东南畜牧业的发展 |
| 3. 增加荒地垦殖面积,促进经济作物的扩种 |
| 五、外来旱地粮食作物的种植与民族经济融合 |
| (一) 外来旱地粮食作物促进民族经济融合的表征 |
| (二) 推动外来旱地粮食作物的种植与民族经济融合的因素 |
| 六、余论 |
| 参考资料 |
| 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表格目录 |
| 研究大事记 |
| 後记 |
（5）湖南省水稻熟制变化与农民选择行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1.1.1 国外研究进展 |
| 1.1.1.2 国内研究进展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湖南水稻主产区概况与主体熟制的变迁 |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 2.1.1 湖南省地理概况 |
| 2.1.2 湖南省的气候与水资源 |
| 2.2 当代湖南省稻田耕作制度发展历程 |
| 2.2.1 恢复调整时期（1949-1957 年） |
| 2.2.2 缓慢发展时期 |
| 2.2.3 迅速发展时期 |
| 2.2.5 稳步发展时期 |
| 2.2.6 结构调整时期 |
| 2.2.7 恢复发展时期 |
| 第三章 单、双季稻面积变化特征分析 |
| 3.1 水稻不同种植模式面积动态特征 |
| 3.2 双季稻与单季稻动态变化分析 |
| 3.2.1 生产功能分析 |
| 3.2.2 经济功能分析 |
| 3.2.3 生态功能分析 |
| 3.2.4 单季稻、双季稻综合比较分析 |
| 第四章 水稻高产潜力分析 |
| 4.1 水稻单产潜力分析 |
| 4.1.1 水稻理论产量 |
| 4.1.2 水稻高产水平 |
| 4.1.3 生产试验水平 |
| 4.2 水稻产量差原因分析 |
| 4.3 水稻总产潜力分析 |
| 4.3.1 播种面积分析 |
| 第五章 湖南农户水稻熟制选择行为与意愿分析 |
| 5.1 样本农户基本情况 |
| 5.2 农户水稻熟制选择现状分析 |
| 5.2.1 不同区域农户水稻熟制选择比例分析 |
| 5.2.2 不同熟制农户劳动投入行为比较 |
| 5.2.3 不同熟制农户种稻技术选择行为 |
| 5.3 农户熟制选择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不同熟制农户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评价 |
| 5.3.2 不同熟制农户改种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 |
| 6.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稻作方式的扩散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水稻生产的发展与稻作方式的发展密切相关 |
| 1.1.2 稻作方式生产格局的改变给水稻安全、稳定生产带来了隐患 |
| 1.1.3 江苏省稻作方式生产格局的改变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
| 1.1.4 稻作方式的扩散及影响因素研究是解决稻作方式发展问题的需要 |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假说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假说 |
| 1.3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数据来源 |
| 1.4 论文结构安排 |
| 1.5 可能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可能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稻作方式的相关研究 |
| 2.1.1 稻作方式的种类划分 |
| 2.1.2 不同稻作方式的生理生态特性 |
| 2.1.3 不同稻作方式的技术属性 |
| 2.2 农业技术扩散的相关研究 |
| 2.2.1 农业技术扩散研究内容 |
| 2.2.2 技术扩散研究方法 |
| 2.2.3 农业技术扩散的实证研究 |
| 2.3 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相关研究 |
| 2.3.1 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内容 |
| 2.3.2 农户行为的研究方法 |
| 2.3.3 农户稻作技术采用行为的实证研究 |
| 2.4 理论基础 |
| 2.4.1 技术扩散理论 |
| 2.4.2 农户行为理论 |
| 2.4.3 效用最大化理论 |
| 2.4.4 集体行为理论 |
| 2.4.5 感知价值驱动理论 |
| 2.4.6 技术相对优势理论 |
| 2.4.7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5 文献评述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稻作方式的发展与扩散机制 |
| 3.1 稻作方式的历史演变 |
| 3.1.1 手栽稻 |
| 3.1.2 直播稻 |
| 3.1.3 机插稻 |
| 3.1.4 抛秧稻 |
| 3.2 不同稻作方式的发生机制 |
| 3.2.1 手栽稻的发生机制 |
| 3.2.2 直播稻的发生机制 |
| 3.2.3 机插稻的发生机制 |
| 3.2.4 抛秧稻的发生机制 |
| 3.3 稻作方式的扩散机制 |
| 3.3.1 稻作方式的宏观扩散机制 |
| 3.3.2 稻作方式的微观扩散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不同稻作方式的时空扩散特征研究 |
| 4.1 江苏省稻作方式发展概况 |
| 4.1.1 直播稻 |
| 4.1.2 机插稻 |
| 4.1.3 手栽稻 |
| 4.1.4 抛秧稻 |
| 4.2 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
| 4.2.1 研究思路 |
| 4.2.2 数据来源 |
| 4.3 不同稻作方式的时间维扩散特征 |
| 4.3.1 模型构建 |
| 4.3.2 结果分析 |
| 4.4 不同稻作方式的空间维扩散特征 |
| 4.4.1 模型构建 |
| 4.4.2 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稻作方式扩散的案例分析 |
| 5.1 调查基本情况 |
| 5.2 尚湖镇水稻生产及稻作方式发展概况 |
| 5.2.1 尚湖镇基本情况与经济发展 |
| 5.2.2 尚湖镇水稻生产基本情况 |
| 5.2.3 尚湖镇稻作方式发展概况 |
| 5.3 尚湖镇稻作方式的发生与演化 |
| 5.4 尚湖镇稻作方式的扩散系统与扩散模式 |
| 5.4.1 稻作方式的扩散系统 |
| 5.4.2 机插稻的扩散模式 |
| 5.5 尚湖镇稻作方式的扩散机制 |
| 5.5.1 稻作方式扩散的动力机制 |
| 5.5.2 稻作方式扩散的阻力因素 |
| 5.6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相关利益方对稻作方式发展的认知分析 |
| 6.1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6.1.1 分析框架 |
| 6.1.2 研究方法 |
| 6.2 数据、资料来源与调查内容 |
| 6.2.1 样本收集与数据来源 |
| 6.2.2 问卷设计与调查内容 |
| 6.3 基于农户视角的稻作方式的发展及影响因素 |
| 6.3.1 农户稻作方式的认知基础 |
| 6.3.2 农户对稻作方式发展的认知 |
| 6.3.3 农户视角下稻作方式发展的影响因素 |
| 6.4 基于农技推广人员视角的稻作方式的发展及影响因素 |
| 6.4.1 农技推广人员对稻作方式发展的认知 |
| 6.4.2 农技推广人员视角下稻作方式发展的影响因素 |
| 6.5 基于专家视角的稻作方式的发展及影响因素 |
| 6.5.1 专家视角下稻作方式的发展 |
| 6.5.2 专家视角下稻作方式的生产特性 |
| 6.5.3 专家视角下稻作方式发展的影响因素 |
| 6.6 基于政府视角的稻作方式的发展 |
| 6.6.1 发展、稳定、安全是永恒的主题 |
| 6.6.2 政府认知的“挂钟”与农民认知的“棘轮” |
| 6.6.3 稻作方式发展的政府认知与行为 |
| 6.7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七章 农户采用不同类型稻作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1 农户稻作方式采用行为的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
| 7.1.1 分析框架 |
| 7.1.2 数据来源 |
| 7.2 变量选择及赋值 |
| 7.2.1 因变量的选择 |
| 7.2.2 自变量的选择 |
| 7.3 模型设定 |
| 7.4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4.1 样本基本情况 |
| 7.4.2 基本描述统计分析 |
| 7.5 农户采用直播稻技术的回归结果分析 |
| 7.6 讨论 |
| 7.7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八章 全文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1.1 不同稻作方式的发生机制 |
| 8.1.2 江苏省稻作方式的时间维扩散特征 |
| 8.1.3 江苏省稻作方式的空间维扩散特征 |
| 8.1.4 相关利益方关于稻作方式的认知差异 |
| 8.1.5 影响农户稻作方式采用行为的因素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江苏省不同地区稻作方式发展的政策重点 |
| 8.2.2 弥合各方认知差异,协调利益一致,促进稻作方式科学发展 |
| 8.2.3 不同类型稻作方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2.4 尚湖镇机插稻扩散的政策启示 |
| 8.3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附录1 农户调查问卷 |
| 附录2 农技员调查问卷 |
| 附录3 稻作方式发展调查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江淮丘陵区塘坝灌区抗旱能力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课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江淮丘陵区塘坝演变调查分析 |
| 2.1 合肥市塘坝演变历程 |
| 2.2 滁州市塘坝演变历程 |
| 2.3 六安市塘坝演变历程 |
| 2.4 巢湖市塘坝演变历程 |
| 2.5 安庆市塘坝演变历程 |
| 2.6 全区塘坝演变历程 |
| 第三章 江淮丘陵区农业种植结构演变调查分析 |
| 3.1 合肥市种植结构演变历程 |
| 3.2 滁州市种植结构演变历程 |
| 3.3 六安市种植结构演变历程 |
| 3.4 巢湖市种植结构演变历程 |
| 3.5 安庆市种植结构演变历程 |
| 3.6 全区种植结构演变历程 |
| 第四章 江淮丘陵区塘坝灌区抗旱能力演变历程分析 |
| 4.1 江淮丘陵区各市降雨频率分析 |
| 4.2 江淮丘陵区各市塘坝灌区灌溉需水量分析 |
| 4.3 江淮丘陵区各市不同年代不同重现期塘坝供水能力分析 |
| 4.4 江淮丘陵区五地市塘坝灌区抗旱能力演变历程分析 |
| 4.5 江淮丘陵区塘坝灌区抗旱能力分析计算 |
| 4.6 结论 |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总结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巢湖流域"地理概念的确定与本课题研究的范围 |
| 三、与本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动态 |
| 四、本选题研究的方法、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 |
| 一、巢湖流域的气候 |
| 二、巢湖流域的水资源 |
| 三、巢湖流域的土地资源 |
| 四、巢湖流域的植被 |
| 第二节 政区建置与历史沿革 |
| 一、先秦时期的政区 |
| 二、秦至宋元时期的政区 |
| 三、明清时期的政区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社会条件 |
| 一、明以前巢湖流域的农业发展 |
| 二、巢湖流域人口的增长 |
| 三、移民广泛存在 |
| 四、徽商活跃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与租佃关系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 |
| 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
| 二、农村社会分层的变动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租佃关系 |
| 一、租佃形态 |
| 二、永佃制的发展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土地买卖和交易俗例 |
| 一、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土地买卖 |
| 二、清代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中的喜礼俗例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 第一节 巢湖流域土地开发与利用的历史过程 |
| 一、宋元以前巢湖流域土地的开发与利用 |
| 二、明代巢湖流域土地的开发与利用 |
| 三、清代巢湖流域土地的开发与利用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开发与利用特点 |
| 一、明清时期的屯田 |
| 二、土地利用方式的新变化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丘陵山区的开发与利用 |
| 四、垦殖公司经营形式的出现 |
| 第三节 耕地类型结构与布局 |
| 一、载籍耕地类型 |
| 二、水旱耕地结构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耕地布局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建设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兴修 |
| 一、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的缘起 |
| 二、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的过程、规模与地域分布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维护 |
| 一、建立完整的圩堤、涵闸、沟渠等水利体系 |
| 二、修筑堤防系统 |
| 三、塞支强干,联圩、套圩、分圩御水 |
| 四、重视圩岸的护养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经营与管理 |
| 一、圩田管理机构和修防制度 |
| 二、"官督民修"的组织模式 |
| 三、圩堤修防资金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作物种植与亩产水平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粮食作物种植的变化 |
| 一、水稻的生产和分布 |
| 二、麦类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三、杂粮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 |
| 一、纤维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二、油料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三、嗜好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四、染料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粮食亩产水平 |
| 一、影响粮食亩产量的主要因素 |
| 二、田亩折算与粮食亩产量的关系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粮食亩产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村商品经济 |
| 第一节 农业墟市、集镇的逐步兴起 |
| 一、明以前巢湖流域市镇发展历程及成因 |
| 二、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墟市、集镇的发展及其特点 |
| 三、巢湖流域各州县内部市镇体系网络的形成和作用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以米粮贸易为主的商品流通 |
| 一、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米粮贸易形成的原因分析 |
| 二、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米粮贸易的经营形式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米粮贸易的运销和市场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徽商与巢湖流域的农业商品经济 |
| 一、徽商在巢湖流域的分布及其从事农业活动的原因 |
| 二、徽商在巢湖流域的农工商经营活动 |
| 三、徽商在巢湖流域的经营特色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评价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原因 |
| 一、自然条件优越 |
| 二、水陆交通发达 |
| 三、重视兴修水利 |
| 四、移民的农业开发 |
| 五、农业技术成熟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特点 |
| 一、传统小农经济较为发达 |
| 二、以稻作为主的种植结构 |
| 三、以粮食贸易为主的区域农村市场网络基本建立 |
| 四、农民生活属"节俭"型的糊口型消费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
| 一、安土重迁,不习商贾的习俗 |
| 二、战乱的破坏 |
| 三、水旱灾害频仍 |
| 四、农业开发模式的单一性、掠夺性 |
| 五、土地兼并加剧,租佃关系膨胀,封建剥削加重 |
| 六、农业生产技术停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着目录 |
| 致谢 |
（9）我国三熟耕作区湖南省耕作制度演变规律、趋势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耕作制度与中国南方粮食供求问题研究现状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1. 中国农业进入新阶段对耕作制度的发展提出新要求 |
| 2. 南方三熟地区对耕作制度改革的新要求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 关于耕作制度规律研究 |
| 2. 关于耕作制度发展历史及未来预测研究 |
| 3. 关于间套复种方式 |
| 4. 关于作物结构的研究 |
| 5. 粮食生产的高产高效理论与实践研究 |
| 6. 关于耕作制度量化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材料与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内容 |
| 第二节 材料和方法 |
| 第三章 湖南省耕作制度(1949-1998年)变化规律研究 |
| 第一节 湖南省农业和耕作制度的特点 |
| 1. 湖南农业发展的概况和地位 |
| 2. 湖南耕作制度的特点 |
| 第二节 湖南1949-1998年粮食总产量增长过程分析 |
| 1. 粮食生产的阶段性 |
| 2. 不同时期粮食产量增加的作用因素 |
| 3. 粮食生产要素的分析 |
| 4. 科技进步对湖南农业的贡献率分析 |
| 第三节 湖南耕作制度1949-1998年变化过程研究 |
| 1. 湖南省耕作制度的发展过程 |
| 2. 耕作制度发展主要特征 |
| 3. 影响耕作制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耕作制度的变化特点、经验和问题 |
| 1. 耕作制度的变化规律 |
| 2. 湖南耕作制度变化的基本经验 |
| 第四章 湖南省2000-2015年耕作制度发展预测 |
| 第一节 资源状况和粮食需求预测 |
| 1. 资源变化的预测 |
| 2. 粮食供给量与需求量预测 |
| 第二节 2015年种植业结构优化和发展预测 |
| 第三节 湖南省耕作制度发展预测 |
| 第五章 湖南省及三熟地区耕作制度发展的对策与技术研究 |
| 第一节 耕作制度发展的基本对策 |
| 1. 耕作制度发展的原则 |
| 2. 耕作制度的现存问题 |
| 3. 湖南耕作制度发展的对策 |
| 4. 我国三熟区耕作制度可持续的发展对策 |
| 第二节 湖南省粮食生产潜力与技术 |
| 1. 提高复种指数是三熟区挖掘粮食生产潜力的重要手段 |
| 2. 周年作物高产必须挖掘耕作制度改革的潜力 |
| 3. 挖掘三熟制产量潜力的试验研究 |
| 4. 周年作物高产高效技术 |
| 第三节 南方三熟制作物高产高效模式 |
| 1. 三熟制的模式类型 |
| 2. 三熟制模式效益分析 |
| 3. 三熟区主要高产高效模式类型 |
| 4. 三熟制模式发展关注 |
| 第六章 结果与讨论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充分挖掘山区的气候资源,积极扩大山区的双季稻生产——井冈山公社朱砂大队试种双季稻总结（论文参考文献）
- [1]补贴政策效应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 ——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例[D]. 张倩.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2]农户收入视角下稻作制度选择研究 ——基于2004～2010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D]. 王全忠.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5)
- [3]沿海发达地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研究 ——以宁波为例[D]. 宁爱凤.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
- [4]外来旱地粮食作物传入桂东南与民族经济融合研究 ——以玉米、番薯、马铃薯为载体[D]. 杨光芬.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1)
- [5]湖南省水稻熟制变化与农民选择行为分析[D]. 杨若珺.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3(02)
- [6]稻作方式的扩散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D]. 陈品. 扬州大学, 2013(04)
- [7]江淮丘陵区塘坝灌区抗旱能力评价[D]. 原晨阳. 合肥工业大学, 2013(04)
- [8]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D]. 陈恩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09(05)
- [9]我国三熟耕作区湖南省耕作制度演变规律、趋势与对策研究[D]. 段红平. 中国农业大学, 2000(11)
- [10]铜仁地区耕作制度的变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J]. 彭源永. 耕作与栽培, 199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