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短评:多读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着作(论文文献综述)
张朋[1](2018)在《民国新闻人陈独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独秀是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亦是中国新闻史尤其是民国新闻史人物研究中绕不过去的“新闻人”。不同于政治学领域主要从政治的角度研究陈独秀,本文旨在从“新闻人”侧面探析陈独秀的新闻活动及观念;在完整研究陈独秀新闻活动实践基础上,侧重探讨陈独秀新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体制、共产国际之关系等以往相关研究中未得到应有关注却无法回避的问题,进而对“新闻人”陈独秀之特征、得失做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本文对“新闻人”陈独秀研究涉及其新闻道路、新闻活动、新闻思想三个层面,此亦构成文章主体的逻辑线索。本文首先研究了陈独秀新闻道路及转折,探析他从康梁派、革命派,到共产党、托派新闻道路的四次转折及动因。认为陈独秀新闻道路转折由他特定时期政治理念及行动所决定,“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的“新闻人”特质也构成其政治理念的一种特色。其次研究了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共新闻体制的社会背景、思想基础、主要举措及基本内容。认为陈独秀高度重视以党报为核心的新闻体系化、制度化运作,在共产革命舞台上通过制度建设充分挖掘新闻之“用”,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则从排拒、接受、对抗三个层面研究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关系及其在新闻活动中表现;认为这是一段陈独秀追求中国共产革命及其新闻宣传活动独立性却最终未能如愿的历史。最后研究了陈独秀新闻理念,提出他“以政治为本位、以新闻为工具”的新闻理念核心命题,并解析其思想渊源、演变脉络及主要特征;探讨了他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文人论政”式理念走向颠覆现行政治框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闻理念之转变,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兴起的历史进程。对“新闻人”陈独秀的认识和评价是全文内容提炼和总结。本文认为陈独秀是具有个性特征和政治追求的“书生”新闻人:他在政治上不愿居于从属者角色,颇为敏锐的政治舆论意识使其新闻活动发出了时代的声音,成为领导中共早期新闻体制建设的“革命”新闻人:又在走向托派之路后被时代所淘汰,成为徒有政治追求却无法实现的“悲剧”新闻人。陈独秀从引领一个时代到被时代所淘汰的悲剧命运,既表现了救亡图存语境下爱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从文人办报走向革命舞台的勇气和努力,也客观地暴露他们在实际政治斗争中的历史局限性。陈独秀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既是独特的个体生命,也具有代表性,表征着近代政治转型与报刊传媒交织中,以“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政治新闻人”群体所呈现的复杂面貌。认识和评价这一新闻人群体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既不能无视历史前进的客观趋势,也要努力从当时情境出发,探究其新闻道路选择中个性特征、政治处境与国家意识,乃至国际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全面而客观地予以历史的评价。
邓伯军[2](201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文中提出研究史属史学范畴。“《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乃是严格依照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着作的研究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共分成前后相继的四个历史时期。“绪论”主要以释义学的方法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这个题目作诠释。《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11月至1846年夏,清理其以往哲学良心而合着的一部着作;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流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奠基之作。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笔者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依次分成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以研究史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解读、创新、实践的状况进行研究,明确了其研究的性质和特征,揭明了其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明朗了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明晰了其研究的超越和创新。“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尚处译介和解读性研究阶段。从总体上讲,虽然当时的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和解读的苏联教条模式的缺陷性已有所认知,但是依然囿于其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之内,没有历史地还原和再现马克思文本学的解读模式,更没有对其作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创新。期间,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主要是恩格斯着作和苏联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读之作,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0年以后才有高语罕、杨东莼和宁敦伍、荃麟等分别节译的部分段落;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的节译本;也有一些富于学术敏感力的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的研究。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尚未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系列,而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之中去对其作出解读和阐释。毛泽东思想作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理论成果,实乃“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飞跃。从历史视域观之,应承认“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历史性意义,但“以苏解马”的高扬“斗争哲学”这一历史局限性,也造成我国在现实实践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性的悲剧。“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工作由分散的、零碎的、无系统的状态,进入集中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状态。从总体上讲,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以苏解马”模式的进一步强化,使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解读和研究进一步教条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读也无可奈何地搁浅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只是一种学习性领会,一种领会经典的精神、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应用,而尚未推进到真正的发掘性学术研究层面。这一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示范效应下,中国人选择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着称的“斯大林版”马克思主义。以俄文第2版为母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全译本编译出版。长期以来该版本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导版本。该版本对于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功不可没,但由于将该版本定于一尊也导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滞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也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体系和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起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系统化和时代化的作用,却也因其把哲学的党性原则政治化,从而致使学术探讨变成政治声讨、学术批评变成政治批判、学术争鸣变成政治运动;这就不仅造成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处于异化状态。十年“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被定于一尊,并且被节选入中国人自己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这也进一步拉开了与国外《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距离。《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仅仅表现以“简要介绍”、“专题汇编”、“语录”等形式的学习性“研究”。这种学习性“研究”是与当时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其对于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基本哲学功底的欠缺,从而造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误读误解。因此这样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后文革”时期,伴随政治空气的松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始被译介到我国。由此,在带有“文革”意识痕迹的态势下,拉开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发掘性研究的序幕。“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逐渐开始将文献学研究、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相结合,从而使研究真正从解读性研究提升到发掘性研究。从总体上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真正开始了从“以苏解马”的教条模式到还原再现马克思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具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也正在生成过程中。在翻译方面,多种《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本或全译本问世:有巴纳发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手稿片段中译本、根据新德文版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中译单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节选本、广松涉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本等等。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有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其对于确定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意义重大;有文献考据学研究,着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章文稿结构的校正勘定、辑佚复原、翻译审校;有文献版本学研究,在澄清《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来历、梳理版本历史、进行版本比较、作出版本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文本解读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发生转换,《费尔巴哈》章文本解读,由“以苏解马”到“以西解马”再到“以马解马”;对《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重在解读布鲁诺自我意识批判哲学,领会对布鲁诺的批判是完成费尔巴哈批判的前提;对《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成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解读的焦点,解读者着眼于解读因现代性而导致价值虚无主义蔓延;在“普世价值”凌厉攻势下,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章的文本解读,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解读的新的热点。在思想研究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的逐渐深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研究已经走向成熟,从“以苏解马”模式到“以西解马”模式再到“以马解马”模式,中国人基本具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自主话语权。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要以历史的眼光、要以发展的视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与时俱进的发掘性研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系统地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和深度反思,其展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开始跳出“以苏解马”的框架,开始超越“以西解马”的局限,开始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马解马”模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经验理性的阐发,到科学理性的传播,再到主体精神的弘扬,甚至是阶级斗争的高扬,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传播现代精神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启蒙运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还是哲学的大众化运动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挥到了极致,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其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存在的不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以苏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简单化、贫乏化、教条化、僵化的解读,“以西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对立模式的解读,而“以马解马”模式对学院哲学的钟情,又使我们生发了对其现实性的担忧。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实用理性的复燃到斗争哲学的火红,从科学主义的误区到人本主义的陷阱,使我们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无论是反对封建化还是反对“全盘西化”都任重而道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哲学政治化的旧错,还是实践拜物教的新误,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着现代性的悖论。而今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就要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话语背景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作出前瞻。“国学复兴”的背景,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考虑的是二者的互补性;全球化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作出解读;和谐社会的视域,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作出解读。总而言之,多视角的共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造提供新境界。“结语”在学理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规律进行了总结,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对经典文献把握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现实实践应用的基本规律。总而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毛杰[3](2014)在《悉尼·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经济上,随着工业垄断地位的逐渐丧失,虽然英国总体上仍处于发展之中,然而相对衰落之势已有所显现。从1873年国际性经济危机开始,英国的经济便处于长期的波动状态,并经历了一次长达24年之久的大萧条;政治上,自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这其中包括了选举权的扩大,文官体系的建立和地方政府的改革;社会上,劳工运动在宪章运动后再次活跃起来。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到来,工人的大量失业导致了新工会运动的产生,大量非熟练工人加入工会以争取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思想上,当时兴起的大量有关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社会调查对社会普遍贫穷状况的揭露,引发了社会,尤其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这部分人在寻找解决之道时,都不约而同地对以往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由放任和无限制竞争进行批判,并试图通过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政策来解决社会普遍贫困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又重新得以复兴。19世纪80年代,韦伯的思想经历了 一个从激进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他经由人道主义的考量开始逐渐转向社会主义,通过进化论转向更为强调个人义务和整体效率的伦理观,并通过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租金理论。继而基于“实用”观念,韦伯进一步提出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化、租金平等化以及政治和产业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样也是基于实用观念,韦伯形成了包括民主、渐进、渗透以及宣传教育的社会改革方式作为其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方法与策略。自此,韦伯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形成,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对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韦伯并未满足于仅仅成为一名思想家,而是积极投身于当时的社会改革大潮。在伦敦郡议会技术教育委员会任职期间,他推动了伦敦中等及技术教育的极大发展,创建了伦敦经济学院,改组伦敦大学,并对1902及1903年教育法的通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在1905-1912年间,韦伯夫妇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废除济贫法运动。虽然该运动自正式爆发到宣告失败只持续了一两年时间,但是他们在此期间所着的《少数派报告》中体现出的社会福利思想和福利国家建构理论,为日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描绘了一幅蓝图。韦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思想上的折衷色彩,即从来不轻易追随一家之言,而是吸收各种思想观点,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融合与改善,最终形成其特有的社会主义思想;二是实用色彩,即强调对社会具体问题的研究,并试图提出一个在行政上具体可行的方案;三是强调社会组织结构和功能的重要性。韦伯提出一个方案只有建立在一个合适的高效的社会组织基础上,才有可能顺利实施;四是对未来充满乐观态度。韦伯基于其对英国民主政治的信仰,以及对英国社会改革进程的研究,深信社会主义在当时的英国已成为一种时代发展的潮流,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韦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英国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影响下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和时代烙印,这使得其社会主义思想在英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然而,正因为如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理论薄弱、散乱而不具系统性;强调整体效率,却忽略个人的存在;强调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而忽略了工人阶级群众在社会改革中应起到的作用。
何光全[4](2010)在《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文中认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我国教育领域开展了许多教育批判。研究这些教育批判,对于人们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历史虽然有所研究,但还比较零散,还特别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教育领域所发生的教育批判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时期教育批判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对该历史时期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影响的教育批判事件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的基本性质、主要特点、历史影响、经验与教训以及对于教育批判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启示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论文除导论外,正文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1949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背景与概况。该部分主要运用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2)、过渡时期(1953-1956)、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文革时期(1966-1976)、拨乱反正时期(1976-1981)五个时期对1949至1981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批判的历史背景、动因、基本过程、基本线索、基本事件、基本历史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考察。第二部分:1949年至1981年重大教育批判事件的案例研究。主要运用历史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分章对武训精神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陈鹤琴活教育理论批判、关于过渡时期主要教育问题的争论、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的争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批判、对教学原则若干问题的争论、“爱的教育”批判、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批判等重大教育批判事件的过程、内容、性质、特点、影响以及涉及的相关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分析和评价。第三部分:对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问题的反思。主要运用了哲学、解释学、比较法等理论研究方法,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反思。分别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批判与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背景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考察,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点、历史影响与基本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批判的本义及教育批判与教育批评、教育评论、教育争论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开展教育批判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论文的主要结论有:①1949年至1981年间的中国教育批判是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变革的背景下,对中国教育改革之路的探索。当然,有时的这种探索步入了歧途。②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主要实践倾向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与政治、学术批判的交织:多数时间的教育批判在批判方法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形而上学:多数时间教育批判的组织与实施方式以“群众性”、“运动式”为主要特点。③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内涵是丰富的、多元的、复杂的,它不仅指向教育思想或理论,而且也指向具体的教育活动或实践,涉及了中国教育的价值取向、指导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及教学方法、课程、教材等诸多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基本问题。④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经验和教训都是深刻的。从主要指导思想和主要结果来看,该历史时期许多教育批判成为了极左错误指导思想的阐释和体现途径,使教育批判异化成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许多教育批判不仅体现和延续了新中国建国后教育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错误。⑤开展教育批判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教育批判应该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应该是“事实”澄清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或“无原则”批判与“有原则”批判的辩证统一,应该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辩证统一。总之,论文对1949年至1981年间我国教育批判历史及相关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围、研究主题和内容、史料发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等都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论文研究这段历史时间跨度较长、研究对象较复杂,涉及问题较多,因此,本文在史料的取舍、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深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常海[5](2013)在《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人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地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正确认识,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新中国改革和建设实际的结合,因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但是,在1957年之后,毛泽东在理论上和理论学习问题上相继提出了许多错误的观点,或肯定了一些错误的观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的理论观点和错误的学习方针、方法处于支配全局的地位,因而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许多损失,甚至是长期的严重损失。考察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认识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对于“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这个问题,本文正文部分论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本文第一章,论述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据。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和成功经验,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经验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现实根据。本文第二章,论述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的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理论学习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以及结合斯大林问题所阐述的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本文第三章,论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与错误倾向的发展,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作风的弘扬,理论学习问题上两种倾向并存以及理论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第四章,论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全面失误,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批判以及理论学习问题上失误的继续和发展,还包括在这个时期里周恩来、邓小平为纠正理论学习中的错误所作的努力。本文第五章,对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认识做了总结性的评价。其中包括建国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现记学习的问题上的正确认识的历史意义,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危害及其原因,在现记学习问题上的成功经验以及在这一问题上应吸取的历史教训并结合这些经验教训论述了这些经验教训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
张雷[6](2020)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文中提出一个人的挺立,依靠的是脊梁;一个民族的崛起,支撑的是精神。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需要遍地林立的物质大厦,更需要建造巍峨耸立的精神大厦。人是精神的载体,人物报道是传播和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主流舆论的利器,也是建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作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大报”,70多年来,一代代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者,秉承党中央机关报的历史使命,书写着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战斗、生活、建设、发展的当代史,描绘着新中国精神大厦的图谱,形成了独特的人物报道传统。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经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指导意见的通过,标志着“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有了系统的顶层设计。在党中央领导下,打响了一场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体、夺取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主流媒体排头兵和主力军,人民日报抓住媒体融合的时代机遇,坚持“一手抓技术,一手抓内容”,在依托“中央厨房”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同时,不断提高优质内容生产能力,把人物报道这一传统优势和长处发挥到了极致,人物报道的栏目创新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根据本研究所做的全样本统计,2014年8月至2019年4月,人民日报共刊发人物报道9000多篇,月均150余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栏目稿,涉及栏目387个,新开设栏目197个,人物报道由以往的“多栏目”格局演化为“多栏目集群”的新格局。以人物的精神为“特殊材料”,以栏目建设为主体,人民日报在其版面、网页、移动新媒体上构建起一种类似当今“摩天大楼”所普遍采用的“巨型框架+核心筒+加强桁架”结构,映射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生动镜像。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格局发生变化:首先是典型报道栏目多样化、立体化、系统化:重大典型报道以“时代楷模”宣传为核心,“时代先锋”、“先锋足印”、“最美基层干部”、“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四大栏目“鼎足之势”,各类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不断推陈出新。这四大栏目与“时代楷模”以及众多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结合在一起,就构筑起了一座精神大厦的“核心筒”。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已经出现多个大型常设普通人故事栏目,并形成了“人生境界”、“劳动者之歌”、“身边的感动”、“暖流”等多个栏目“接力”的局面。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以“普通人”为报道对象的栏目由过去的“接力”,发展到“栏目集群”,“新春走基层”、“点赞中国”、“故事·百姓影像”、“守望”、“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发现身边”等新栏目与“劳动者之歌”齐头并进,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类似超高层建筑上围绕在“核心筒”周围的“巨型框架”结构。在人民日报四大类栏目集群当中,还有一类数量较大的“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基本上都是为了适应阶段性主题宣传而设置。这些人物报道栏目均为战役性主题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围绕特定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通过人的故事来鼓舞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形成了人民日报建设民族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人民日报上的人物报道,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生动故事,树立了一个个光辉的典型、榜样、楷模。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最新的“中央厨房”全媒体运行平台,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也探索出一条“用全媒体手段讲述人物故事”的新路径,开创出一个个全新的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大厦最具创新色彩、时代特色的“塔尖”。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的实践,为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也启发了更多的思考:任何一座高楼大厦,要想巍然耸立,矗立不倒,必须打好坚实深厚的基础。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巍然耸立在党心民心的基础之上。党心和民心,是这座大厦的基础和生命力所在。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不忘初心锤炼党魂,使精神大厦的“核心筒”根深蒂固;二是扎根人民凝聚民心,使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牢不可破;三是守正创新做强媒体,使精神大厦的“建筑师”坚强有力。
牟利锋[7](2013)在《文化突围与文类重构 ——鲁迅后期杂文的生成(1927-193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讨论鲁迅的文学,“诗力”是一个关键词。“诗力”的提出与鲁迅对清末文坛的基本判断相关,即一方面不满于把文学仅仅作为启蒙的手段,另一方面也不满于将文学视为闲书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文化大转型的过程中,“文学”自身就成为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界定的对象。鲁迅早期关于文学的思考集中体现在留日时期的五篇文言论文中。在他看来文学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以抵抗的姿态介入人的精神生活,即“撄人心”。也就是说文学虽然与“实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触及人的灵魂,这可以视为文学的“无用之用”,也使文学获得独立的内在规定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不但与科学,而且与历史、哲学等区别开来。以“撄人心”为基础,突出文学“刚健抗拒破坏挑战”的一面,即拜伦、雪莱等“精神界之战士”所开辟的传统,就成为鲁迅“诗力”观的核心。鲁迅以“诗力”为核心不但解决了文学在审美与功利之间的纠葛,而且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文学”,并为自己此后的写作奠定了基调。对于“诗力”的追求在鲁迅后期的杂文写作当中有着最为充分的体现。鲁迅的杂文以1927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与前期杂文相比较,后期杂文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更深入地介入政治领域。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以及自身身份的变化,鲁迅不得不认真思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政治气氛的高涨虽然难免对文学写作形成一定程度的约束,但对追求“诗力”的鲁迅文学而言却是难得的机遇。所以鲁迅并不反对文学承担相应的政治内容,甚至认为介入政治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介入?抵抗性的“撄人心”的杂文写作在面对政治的时候无疑成为最佳选择。也正是在与政治的对决中,鲁迅后期的杂文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追求“诗力”的写作强调以抵抗的姿态介入人的精神生活,最终往往指向人的生存以及写作本身,成为灵魂的拷问和文体上的实验。鲁迅后期的杂文就是在与政治的对决中探测写作的各种可能和限度,所以杂文写作既是一种文化上的突围,又是一种文类上的重构。本文在具体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力图呈现出鲁迅后期杂文在文学与现实,特别是政治的对决中获得“诗力”的探索过程。探讨鲁迅后期杂文“诗力”的生成,自然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但从外部的时代语境入手却并非最佳选择。作为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写作体式,鲁迅的个人境遇往往更值得重视。时代语境也只有与鲁迅的个人境遇,也即自己“本身上的事实”发生关联时,才可能成为具体而微的话题进入鲁迅的杂文。具体来说,参与“革命文学论争”、介入《自由谈》以及晚年(1934年后)面对疾病和死亡都对鲁迅后期的杂文写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分以下四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讨论对最后十年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影响深远的“革命文学论争”,特别是“论争”中鲁迅对杂文的态度。“论争”对鲁迅而言正如竹内好所说是一种“终生的余业”,鲁迅参与论争既是一种姿态的选择也是一种写作的策略。所以本章希望从“革命文学论争”的立场、内容以及论争作为一种形式的角度来讨论鲁迅在论争中的杂文写作。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为鲁迅重新审视文学与革命、政治的关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也为鲁迅后十年选择杂文为主要写作文类奠定了基础。第二章讨论《自由谈》与鲁迅杂文写作的关系。1933年鲁迅为何介入《自由谈》?以何种方式介入《自由谈》?介入《自由谈》对其杂文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鲁迅主动介入《自由谈》既是此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延续,同时又是在商业报刊上试探杂文写作的种种可能。本章分别从《自由谈》版面的革新、《自由谈》与《大晚报》的对峙、读者与作者群的变化等因素入手考察其与鲁迅杂文写作的关联。鲁迅在既适应媒介的要求同时又借用媒介这个平台的夹缝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写作模式,而这一写作模式最终又导致鲁迅杂文写作在文体意识上的自觉。第三章主要讨论晚年境遇与鲁迅杂文写作的关系。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几乎是在与疾病、死亡的斗争中过来,与此同时又处在各种左翼矛盾的中心地带。要理解鲁迅晚年的杂文写作必须先对其晚年的境遇有一个确切的认知。具体来说,本章希望从交游、疾病、死亡入手来分析鲁迅晚年所面临的重重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杂文写作上的变化。总体上讲,一方面鲁迅此时在杂文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分子问题,乃至生命本身均有较集中的论说;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鲁迅的自我反省意识越来越强烈,如对之前坚持的“启蒙理想”等有着较为复杂的态度,杂文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复调性特征。第四章通过对鲁迅早期文学思想的梳理、以及对厨川白村、苏俄文艺理论等相关翻译的分析,试图从话语形构的角度来探讨鲁迅杂文观念的形成以及后期杂文的形式问题。“诗力”不但是鲁迅后期杂文的核心命题,而且促成了在形式上“陌生化”的审美追求。
朱斌[8](2016)在《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倾注毕生精力做出的两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和支柱,是马克思划时代的历史功绩。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延长工作日长度乃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手段;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则是在工作日总体长度不变情况下,靠改变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关系,亦即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增益剩余价值。长期以来,学界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式的解读大多囿于差异性的剥削手段。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主要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通过单纯拓展劳动时间长度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手段来榨取工人血汗,因此劳资对立昭然若揭。由于工作日本身的有限性、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所进行的不懈斗争以及人本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等因素综合施力,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市场空间愈来愈小,资本家不得不费尽心机找寻更为隐蔽的、更富成效的剥削手段;但资本增殖的脚步一天也不会停止,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应运而生,与之捆绑上市的是一切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毋容置疑,这种传统的解读,从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关系视角,深刻揭示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特征,为我们深入理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以及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条明晰的逻辑理路。然而,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内涵绝非仅限于此。在揭露剥削关系这条显性逻辑得以充分呈现的同时,理解人与技术关系的隐性逻辑却在悄然生发并趋于成熟。绝大多数学者(包括许多专事这项研究的学者)对此并未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中的隐性逻辑发掘得不够,没有将被遮蔽的内容彰显出来;甚至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者马克思本人,在全面深入地阐发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丰富内涵时,也只是致力于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一种新的更隐蔽、更残酷的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人与技术关系的隐性内容被暂时“遮蔽”或“悬搁”了。然而,隐性的逻辑客观上依旧存在且发挥作用。我们的任务是,使掩映在马克思思想中那部分极具意义的内容彰显出来,这或许可算作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一点贡献。恩格斯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贡献者和坚定扞卫者,继续沿着马克思的阐发路径,主要从剥削手段和阶级对立的斗争实践需要理解和传播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而人与技术关系的内涵仍然蛰伏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处。马克思主义谱系内部的其他各家各派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中被遮蔽的内涵有所触及,并开始出现一些富有成效的探索和指认,但始终没有真正揭开那层蒙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脸上的神秘面纱,更谈不上对其做全面系统的阐发。循着谱系脉络顺藤摸瓜,深挖其中隐现的思想闪光点并将其连成融贯的逻辑轨迹,原本被遮蔽的理论内涵就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马克思之后,面对纷繁复杂的西方文化现象(特别是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思潮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审视和诠释,这方面可谓流派林立、论说纷呈、观点各异,在理论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实践层面也有助于解决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诸种思潮均未能对现代西方文化给予科学的说明和解答。只有从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出发,才能真正提供科学的理解维度和自觉的实践指向,从而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葆青春,始终充满时代气息。目前,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中国是否在场的问题尚存在认知误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否存在相对剩余价值及表述方式仍然见仁见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就难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更无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纵深发展。从学理透析和实践认同这两个层面,论证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在场,就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更清晰,实践中对其更有认同感。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可用四个词语概括,即:“解蔽”、“辨识”、“文化”、“在场”。人与技术的关系是蕴藏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中的内涵和维度,这部分内容并未纳入马克思关注焦点的映射范域,因而处于“遮蔽”状态。本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解蔽,充分挖掘久被遮蔽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内涵,彰显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中的隐性逻辑。马克思主义谱系内各家各派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做出诠释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为新颖的见解,其中有的用其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状况及趋向,有的甚至创造性地将其付诸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我们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阐释和拓展,从而辨识谱系内部研究者对于被遮蔽的内容发现与否、发展与否、有无歪曲。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伊始,就内在蕴含着理解和批判西方文化现象的重要功能,而人与技术关系堪称最根本、最有力的理论载体。本研究基于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隐性逻辑,阐明理解马克思之后西方文化的一条全新思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发展阶段,为人类社会迈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各个方面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这个必经阶段的一般经济规律,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并非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唯一存在领域。通过论证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在场,廓清其理论迷雾和模糊认识,运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依托马克思主义文本,本研究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文本学解读为理论旨趣,对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丰富内涵及当代意义进行系统深入地考察研究,力求完整呈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本真面貌,彰显马克思主义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现实关怀。在第一章绪论中,阐明研究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缘由,评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主要探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渊源: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经济观点零散杂乱,但对商品货币关系已有所涉及,悄然触碰剩余价值乃至相对剩余价值的基本内涵;在思想文化禁锢的中世纪,神学思想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有关认识依附并服务于宗教神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前后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有关问题的探索,为马克思批判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和有益启发,成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深入研究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经典文本,从唯物史观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辩证关系、个体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历史演进、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技术的关系等维度,系统阐述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孕育、萌芽、创立和拓展的整个过程;其间,兼论商品、货币、资本等重要范畴,着眼点和落脚点都在关照相对剩余价值理论,重在挖掘和彰显蕴含其中的人与技术的关系。第五章探讨马克思主义谱系内部研究者对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做出的阐释,重点考察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流派、核心观点,着力探究谱系内各家各派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隐性逻辑的看法和见解,评析有关理论观点的得失,进而拓展和深化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解。第六章基于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进行全新解读:揭示资本竭力创造世界市场的扩张本性是全球化进程的内在驱力,科技进步及成果转化发挥着巨大的杠杆作用,“技术决定论”因而滋生蔓延,人与技术的关系引起深度关注;从文本学、剩余价值哲学、技术哲学等视角考量,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是全面理解20世纪30年代乃至马克思之后整个西方文化(特别是人与技术关系)的重要理论思路。在第七章中,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在场时,通过深入分析剩余价值范畴的性质以及与剥削的关系,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剩余价值;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日益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等问题的认识,不断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在场与运用祛除思想藩篱。在第八章结束语中,深度评析本研究的创新点、着力点,对研究疑难、有待延伸的地方进行展望,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正充满自信地占据着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制高点,因此我们要切实增强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加深对中国梦的理解和认同,积极运用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指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通过上述八章的分析和探讨,本研究使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全景能够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来。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在各自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作的有关探索,从不同侧面逐渐触及相对剩余价值的基本内涵,为马克思进行科学批判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思想素材。马克思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扬弃),创立了科学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在剩余价值生产隐蔽方式的视域中,技术和管理成为资本疯狂扩张之翼,工人所受的剥削和压榨日益深重。潜在进路则是人与技术的关系,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对人的统治逐步确立和人的主体性日益丧失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谱系中各家各派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隐或现地论及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中被遮蔽的内容,但均没有进行深挖细究,也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理论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以苏解马的解读模式被彻底抛却。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代表人物的观点存在不小的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但对人与技术关系的诠释却惊人地一致,技术理性、人的异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语词屡见不鲜。关于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对1929年以来西方文化影响的研究,卢卡奇和罗斯多尔斯基做出了极为有益的探索。本研究着眼于把卢卡奇、罗斯多尔斯基等人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为理解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文化提供新的思路、新的维度。要理性自觉地承认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在场,注重发挥资本的文明作用,在各种错综复杂力量的对比中提升驾驭资本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实现中国梦、打造世界命运共同体、达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愈加丰厚的现实条件。
王静静[9](2017)在《“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迅以及如何认识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值得不断被探究的问题。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一并开始。在二三十年代,相关研究者从社会、思想、文学审美等多个层面阐释定义鲁迅,八十年代则侧重从思想精神和艺术形式方面来解释鲁迅。但五六十年代这一阶段的鲁迅及其作品,却很少有人涉及,即便在一些鲁迅研究史中,也只作为知识性的内容简略介绍,并未在整体上对其做一个历史的、连续的把握。这一阶段的鲁迅形象其实经历了由思想解放层面上的民族“战士”逐渐演化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新文化的方向”以及“文化革命先驱”的一个过程。鲁迅之死是这一转折的发端,从一般民众到左翼作家以及论敌,总体上都是以思想上的民族“战士”这一称谓来概括鲁迅,在此基础上,中共为建设抗日统一联合战线,开始将鲁迅视作带有特定属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士。直到四十年代,鲁迅的方向成为中共建设新文化的方向。但是,在同时期的国统区与解放区,文艺的方向还相继出现作为抗战旗帜的郭沫若和赵树理的方向,不过由于两者各自地域的限制和自身创作的不稳定,逐渐失去其文艺方向的定位。同时,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的方向”也只是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对新文化设想的一种,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鲁迅的方向也明显有一个新的转变。具体而言,在鲁迅同中外文学的关系上,更着眼于苏联文学对其思想和作品的影响。并重新出版《鲁迅全集》,全集的出版权不仅由私人收回国有,全集内容的编排更注重对带有实际社会批判效用的杂文的收录,注释的编写也注重刻画鲁迅革命的一面。在对作品人物的定位中,阿Q也由国民性弱点的集合体被演绎成具有新时代革命精神的农民形象。如所周知,五六十年代形塑鲁迅方向的主体,追求的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保证革命文艺队伍的纯粹,五十年代中期文艺整风运动再次兴起。运动中,左翼文学力量因内部矛盾而分裂,其对鲁迅的评价也被推翻,加之赵树理的方向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在引导文艺方向上的失效,鲁迅由此完全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先驱”。从“战士”到“文化革命先驱”,一方面是自三十年代以来鲁迅称谓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文学所着力构造的是以彻底革命的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人”。
李国亮[10](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短评:多读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着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短评:多读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着作(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新闻人陈独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的背景 |
二、研究的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述评 |
一、陈独秀生平与思想的研究 |
二、从政治史、思想史角度研究陈独秀新闻活动 |
三、在新闻史视野中研究陈独秀新闻活动及新闻思想 |
四、相关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开拓空间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及不足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三、研究的不足 |
第一章 陈独秀新闻道路的转折及动因 |
第一节 家庭环境、留洋教育及早年经历 |
一、家庭环境及传统教育 |
二、汲取西学及留洋经历 |
三、早年社会政治活动及办报主张 |
第二节 从《安徽俗话报》到《青年杂志》 |
一、从《国民日日报》到《安徽俗话报》 |
二、从爱国宣传到创办《青年杂志》 |
第三节 从同人报《新青年》到共产党机关报《新青年》 |
一、袁世凯倒台后政局变动与陈独秀借《新青年》论政 |
二、《每周评论》创办与陈独秀时事评论激进化 |
三、“五四”后《新青年》转向阶级立场的动因 |
第四节 从依托《新青年》到创办《向导》等系列党报 |
一、建党理论宣传:《新青年》为核心的报刊网络 |
二、创办以“革命动员”为主旨的《向导》等系列党报之动因 |
三、作为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新闻活动的题旨情境 |
第五节 从中共党报领导到托派杂志主将 |
一、从共产党领导人转向托派领导人的动因 |
二、托陈派政治主张及新闻宣传活动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新闻人陈独秀与中共早期新闻体制关系研究 |
第一节 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社会政治背景 |
一、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政治语境 |
二、国共合作的处境及压力 |
三、苏俄新闻体制的直接影响 |
第二节 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思想基础 |
一、报刊的政治方向及差异化的报刊宣传路径 |
二、俄共(布)组织建设的理念及对新闻体制的认识 |
第三节 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举措 |
一、创建中共早期机关报体系 |
二、探索中共早期新闻宣传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 |
三、中共早期新闻宣传骨干队伍的建设 |
第四节 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基本内容 |
一、领导体制和运行制度 |
二、编辑、出版、发行的新闻管理工作机构 |
三、政治报、理论报、工农青年妇女报等报刊宣传体系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闻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 |
第一节 建党时期陈独秀新闻活动与共产国际关系 |
一、力求经济独立:共产国际与《新青年》改组的经费问题 |
二、建党主张的坚守与调整:共产国际与《新青年》掀起的思想论争 |
三、党报发展的困境及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 |
第二节 民主革命纲领制定时期陈独秀新闻活动与共产国际关系 |
一、共产国际对“一大”前后报刊宣传批评及国内舆论压力 |
二、陈独秀的应对:《向导》宣传政策及策略的形成 |
三、《向导》为代表的党报宣传政策及策略之影响 |
第三节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新闻活动与共产国际关系 |
一、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与陈独秀“三大”前后新闻言论趋向 |
二、国共合作初期的共产国际政策与陈独秀党报时评 |
三、国共分裂危机中共产国际政策与陈独秀的党报时评 |
四、大革命中陈独秀新闻活动的得失 |
第四节 托派时期陈独秀新闻活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 |
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转折 |
二、托派旗帜下的新闻活动及其对共产国际的态度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陈独秀的新闻理念研究 |
第一节 陈独秀新闻理念的主要渊源 |
一、传统“士”的政治使命和政治精英意识的现代转换 |
二、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及其新闻理念的汲取 |
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新闻理念 |
第二节 陈独秀新闻理念的演变脉络 |
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追求中以政治为本位的新闻理念 |
二、共产革命追求中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新闻理念 |
三、作为中共新路线“反对派”的陈独秀新闻理念 |
第三节 陈独秀新闻理念的特征探讨 |
一、政治本位新闻理念的政治特征 |
二、政治本位新闻理念的思想特征 |
三、政治本位新闻理念的实践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对新闻人陈独秀的认识和评价 |
第一节 颇具鲜明政治个性和性格特征的“书生”新闻人 |
一、从议政到革命的“书生人格” |
二、革命舞台的“书生”政见 |
三、弃绝中庸之道的“书生”个性 |
第二节 创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革命”新闻人 |
一、初步提出中共新闻体制建设的基本理念 |
二、建构中共早期新闻体制 |
三、领导创建的中共早期新闻体制之历史地位 |
第三节 因错就错、迷途未返在新闻史上留痕的“悲剧”新闻人 |
一、选择托派使其“改造中国”的理想陷入困境 |
二、坚守“反对派”立场使中国革命遭受损失 |
三、基于民族大义的抗战宣传遭遇尴尬结局 |
结语 |
附录·陈独秀新闻活动日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致谢 |
(2)《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德意志意识形态》释义 |
1.2 “在中国”释义 |
1.2.1 第1 阶段:民国时期(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1.2.2 第2 阶段: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1.2.3 第3 阶段:遭受挫折时期(1966 年5 月—1978 年12 月) |
1.2.4 第4 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年12 月—今天) |
1.3 “研究史”释义 |
1.3.1 “研究史”的性质和特征 |
1.3.2 “研究史”的对象和方法 |
1.3.3 “研究史”的目的和意义 |
1.3.4 “研究史”的超越和创新 |
第2章 民国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和解读性研究起步阶段(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2.1 烽火岁月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解读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2.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时期(1930 年4 月—1938 年10 月 |
2.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成熟并继续发展时期(1938 年10 月—1949 年9 月 |
2.2 烽火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状况 |
2.2.1 《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 |
2.2.2 《观念论的见解与唯物论的见解之对立》 |
2.2.3 《社会意识形态概说》 |
2.2.4 《德意志意识形态》 |
2.2.5 《德意志观念体系》 |
2.2.6 “名着精髓” |
2.2.7 “简略评介” |
2.3 烽火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2.3.1 郭沫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2.3.2 周建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2.3.3 吴恩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2.3.3.1 《马克斯(今译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
2.3.3.2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研究法》 |
2.3.3.3 《唯物史观的考证与解释》 |
2.3.3.4 《唯物史观精义》 |
2.4 短评 |
第3章 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全面展开、解读性研究成长阶段(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3.1 激情岁月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解读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3.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1949 年10 月— #1956年底) |
3.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 年底—1966 年5 月) |
3.2 燃烧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状况 |
3.2.1 《论边沁和功利主义》和《论康德和政治的自由主义》 |
3.2.2 《评“真正社会主义”》 |
3.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 |
3.3 火红年代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3.3.1 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研究 |
3.3.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研究 |
3.3.3 分工问题研究 |
3.3.4 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研究 |
3.3.5 “普遍性形式”问题研究 |
3.3.6 实践问题研究 |
3.3.7 “真正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 |
3.4 短评 |
第4章 遭受挫折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在异化缝隙中的缓进阶段(1966 年5月— #1978年12 月) |
4.1 异化缝隙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和研究总体概貌 |
4.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十年内乱”时期(1966 年5 月—1976 年10 月) |
4.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文革”时期(1976 年10 月—1978 年12 月) |
4.2 异化缝隙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状况 |
4.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4.3 “文革”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状况 |
4.3.1 “简要介绍” |
4.3.1.2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简介》 |
4.3.2 “专题汇编” |
4.3.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育文选》 |
4.3.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着选读》 |
4.3.3 “语录” |
4.4 “后文革”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状况 |
4.4.1 按劳分配理论研究 |
4.4.2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4.5 短评 |
第5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发掘性研究阶段(1978 年12 月—今天) |
5.1 新课题新挑战新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发掘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5.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邓小平理论时期(1978 年12 月—2000 年2 月) |
5.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三个代表”时期(2000 年2 月—2003 年4 月) |
5.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科学发展观时期(2003 年4 月—今天) |
5.2 文献学研究 |
5.2.1 文献目录学研究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5.2.2 文献考据学的研究 |
5.2.3 文献版本学的研究 |
5.3 文本解读 |
5.3.1 《费尔巴哈》章的文本解读 |
5.3.2 《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 |
5.3.3 《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 |
5.3.4 《真正的社会主义》卷的文本解读 |
5.4 思想研究 |
5.4.1 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
5.4.2 人学理论研究 |
5.4.3 异化理论研究 |
5.4.4 世界历史理论研究 |
5.4.5 交往理论研究 |
5.5 短评 |
第6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 |
6.1 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
6.1.1 文献把握方面 |
6.1.1.1 “以苏解马”模式的历史进步性 |
6.1.1.2 “以西解马”模式的启迪性 |
6.1.1.3 “以马解马”模式的创新性 |
6.1.2 理论运思方面 |
6.1.2.1 经验理性的阐发 |
6.1.2.2 阶级斗争的高扬 |
6.1.2.3 科学理性的启蒙 |
6.1.2.4 主体精神的传播 |
6.1.3 实践诠释方面 |
6.1.3.1 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 |
6.1.3.2 哲学的大众化运动 |
6.1.3.3 现代性的建构 |
6.2 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不足 |
6.2.1 文献把握方面 |
6.2.1.1 “以苏解马”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6.2.1.2 “以西解马”模式的偏向性 |
6.2.1.3 “以马解马”模式的缺陷性 |
6.2.2 理论运思方面 |
6.2.2.1 实用理性的复燃 |
6.2.2.2 斗争哲学的火红 |
6.2.2.3 科学主义的误区 |
6.2.2.4 人本主义的陷阱 |
6.2.3 实践诠释方面 |
6.2.3.1 哲学的政治化 |
6.2.3.2 实践的拜物教 |
6.2.3.3 现代性的悖论 |
6.3 研究中的发展前景展望 |
6.3.1 双重超越的综合创新 |
6.3.2 “国学复兴”背景下展望 |
6.3.3 全球化视野下展望 |
6.3.4 和谐社会视域下展望 |
6.3.5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时性存在境遇下展望 |
结语 |
参考文献Ⅰ:《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主要论着目录 |
第1阶段:解放前期(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第2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第3阶段:遭受挫折时期(1966 年5 月—1978 年11 月)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第4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年12 月—今天)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第3部分:硕博论文 |
参考文献Ⅱ:《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国外研究主要论着目录 |
第1部分:中文译着 |
第2部分:外文原着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3)悉尼·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与结构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第二章 悉尼·韦伯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经济衰退与波动 |
第二节 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发展 |
第三节 工人运动的发展 |
第四节 新社会思潮的产生 |
第三章 悉尼·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内涵 |
第一节 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
第二节 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
第三节 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目标 |
第四节 韦伯社会主义的改革策略 |
第四章 悉尼·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路径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第二节 废除济贫法运动 |
第五章 悉尼·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 |
第一节 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 |
第二节 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
第三节 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的不足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读博士期间发表科研成果简介 |
后记 |
(4)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批判"和"教育批判"概念的界定 |
三、研究的问题、内容与目的 |
四、研究的意义 |
五、研究文献综述 |
六、研究思路与理论基础 |
七、具体的研究方法 |
第一章 1949-1981年教育批判背景与概况 |
第一节 建国初期(1949-1952)的教育批判 |
一、思想改造运动与教育批判 |
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与我国的教育批判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53-1956)的教育批判 |
一、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教育性质的争论 |
二、"一五"计划期间的教育矛盾与教育批判 |
三、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的争论 |
四、教育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运动概况 |
第三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的教育批判 |
一、整风、反右运动期间的教育批判 |
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 |
三、教劳结合的提出与对资产阶级教育观的批判 |
四、"大改造、大改革"的教学"革命运动" |
五、文革前夕毛泽东对教育的批评 |
第四节 文革时期(1966-1976)的教育批判 |
一、教育领域的斗批改 |
二、"教育大革命" |
三、教育领域的"评法批儒"及"批林批孔" |
四、"四人帮"在教育领域制造的批判事件 |
第五节 拨乱反正时期(1976-1981)揭批"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 |
一、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
二、揭批"四人帮"对教育方针的篡改 |
三、揭批"四人帮"对招生考试制度的破坏 |
四、揭批"四人帮"对基础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的破坏 |
五、揭批"四人帮"对教育工作者的打击和迫害 |
六、教育极左批判时代的终结 |
第二章 对武训精神的批判 |
第一节 武训其人及电影《武训传》 |
第二节 批判武训精神的过程 |
一、围绕电影《武训传》展开的学术论辩 |
二、对电影《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政治定性与否定 |
第三节 教育界对武训精神的批判 |
一、《人民教育》评论与"打倒武训精神" |
二、批判武训精神与批判改良主义和教育救国论 |
三、教育界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 |
四、上海、重庆两地对武训精神的批判 |
第四节 "武训"作为符号的清除与利用 |
第五节 对武训精神批判的小结 |
一、教育界批判武训精神的目的与合理性 |
二、教育界批判武训精神的局限性与负面影响 |
三、武训精神批判开了新中国教育批判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先例 |
第三章 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
第一节 建国初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推崇 |
第二节 "武训精神是否可以为训"的论辩与对陶行知的评价 |
第三节 "5.20"社论后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
一、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武训精神关系的评论 |
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新民主主义教育、毛泽东教育思想关系的评论 |
三、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性质的评论 |
四、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评论 |
第四节 1957年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评 |
一、关于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
二、关于陶行知与武训及杜威关系的评论 |
三、关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评论 |
第五节 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的小结 |
一、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是一场决策失误与性质错误的极左批判 |
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造成的消极影响 |
三、对新中国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造成的消极影响 |
第四章 对陈鹤琴活教育理论的批判 |
第一节 对活教育理论批判的过程 |
一、50年代初期对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全面批判 |
二、批判实用主义运动中对活教育理论的批判 |
三、反右运动期间陈鹤琴及活教育理论的遭遇 |
第二节 活教育批判的主要内容 |
一、对活教育与生活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关系的评论 |
二、对活教育与新民主主义教育关系的评论 |
三、关于活教育办学实践与历史问题的批判 |
四、关于活教育影响的评论 |
第三节 对陈鹤琴活教育理论批判的小结 |
一、否定了活教育理论的合理成分与历史作用 |
二、否定了陈鹤琴在中国幼儿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 |
第五章 关于过渡时期主要教育问题的争论 |
第一节 关于过渡时期的教育性质问题的争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关于过渡时期教育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观点 |
三、关于过渡时期教育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观点 |
第二节 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关系的争论 |
一、强调新民主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的区别 |
二、强调社会主义因素起决定作用 |
第三节 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如何向社会主义教育过渡的争论 |
一、"逐步过渡"论 |
二、"区别对待"论 |
三、"彻底批判"论 |
第四节 对过渡时期主要教育问题争论的小结 |
一、争论的特点和局限 |
二、争论的结果和影响 |
第六章 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的争论 |
第一节 建国初全面发展教育指导思想的确立 |
第二节 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相关问题的提出 |
一、关于新旧全面发展教育与双轨制问题 |
二、关于全面发展与平均发展的问题 |
第三节 全面发展教育问题争论的全面展开 |
一、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再度提出 |
二、教育部主持的座谈会及讨论 |
三、全国各地讨论的基本情况及主要倾向 |
四、柳湜关于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意见 |
五、张凌光的申辩与再辩论 |
第四节 因材施教是否可以作为教育方针的争论 |
一、全面发展教育问题争论转向为"因材施教"是否可作为教育方针的争论 |
二、反对将"因材施教"与"全面发展"相结合并列为教育方针 |
三、赞同将"因材施教"与"全面发展"相结合并列为教育方针 |
四、关于"全面发展"与全面发展教育基本内涵的争论 |
五、关于贯彻和执行"全面发展"教育方针问题的归因 |
第五节 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争论的结果 |
一、没有完结的争论 |
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方针的提出 |
第六节 对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争论的小结 |
一、争论的特点与影响 |
二、争论的不足与局限 |
第七章 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 |
第一节 建国初对美国教育及杜威实用主义的初步批判 |
一、概况 |
二、曹孚《杜威批判引论》的简要介绍与分析 |
第二节 50年代中后期对杜威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全面批判 |
一、概况 |
二、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批判 |
三、对实用主义人性论的批判 |
四、对实用主义经验论的批判 |
五、对实用主义教育本质观的批判 |
六、对实用主义教育目的观的批判 |
七、对实用主义教育作用观的批判 |
八、对实用主义道德教育观的批判 |
九、对实用主义教学论与课程论的批判 |
十、对实用主义学校观的批判 |
十一、对儿童中心主义的批判 |
十二、对民主主义教育的批判 |
十三、对实用主义教育影响的批判 |
第三节 50年代末期对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反思与评价 |
一、曹孚的反思与评价 |
二、陈友松的反思与评价 |
第四节 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的小结 |
一、批判实用主义教育的动机、目的与合理性 |
二、批判实用主义教育的特点、影响与局限性 |
第八章 对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的批判 |
第一节 对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批判的过程与概况 |
一、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胡适思想批判 |
二、"红学"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 |
三、胡适思想批判与教育思想批判的联系 |
第二节 胡适教育思想批判的主要内容 |
一、对胡适教育思想性质与特点的评判 |
二、对胡适的教育目的观的批判 |
三、对胡适教育作用观的批判 |
四、对胡适教育方法论的批判 |
五、对胡适教学思想的批判 |
六、对胡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批判 |
七、对胡适教育影响的批判 |
第三节 对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批判的小结 |
一、批判的性质、特点与影响 |
二、批判涉及的主要教育问题与评价 |
三、对胡适教育影响和贡献的评价 |
第九章 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 |
第一节 凯洛夫及凯洛夫《教育学》 |
一、凯洛夫其人 |
二、凯洛夫《教育学》 |
第二节 50年代中后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反思 |
一、苏联教育界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反思 |
二、中国教育界的反思与"教育学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第三节 60年代初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初步批判 |
一、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智育第一"的观点 |
二、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与人性论相关的德育原则 |
三、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错误" |
第四节 文革时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全面批判 |
一、凯洛夫《教育学》被定性为"是一部典型的修正主义代表作" |
二、借批凯洛夫《教育学》来批判所谓的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
三、对"全面发展"、"全民教育"的批判 |
四、对"智育第一"的批判 |
五、对凯洛夫教学论的批判 |
六、对"师道尊严"、"教师中心论"的批判 |
七、对"专家治校"、"内行领导"的批判 |
第五节 对凯洛夫《教育学》批判的小结 |
一、"凯洛夫问题"、"凯洛夫教育学情结"与"凯洛夫现象" |
二、如何正确评价凯洛夫《教育学》 |
三、前苏联与中国的不同批判及经验教训 |
第十章 对教学原则若干问题的争论 |
第一节 对量力性、循序渐进原则批判涉及的主要问题 |
一、批判量力性、循序渐进原则为教育大跃进张目 |
二、将量力性原则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教学原则 |
三、对夸美纽斯教学论的批判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教学原则若干问题的争论 |
一、关于教学原则提出的依据与作用范围的争论 |
二、关于教学原则与教学规律关系的争论 |
三、关于教学原则性质问题的争论 |
四、关于社会主义教学原则体系问题的争论 |
第三节 对教学原则若干问题争论的小结 |
一、对量力性等教学原则批判的性质与特点 |
二、对夸美纽斯教学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全盘否定 |
三、对教学原则其他问题争论的局限性 |
第十一章 对"爱的教育"批判 |
第一节 "爱的教育"批判过程 |
一、"斯霞事件"与"爱的教育"批判的引发 |
二、"爱的教育"讨论及批判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
三、"爱的教育"批判的扩大化 |
四、教育专业组织对"爱的教育"批判 |
五、对亚米契斯《爱的教育》批判 |
六、"爱的教育"批判的结论 |
第二节 "爱的教育"批判涉及的主要问题 |
一、关于"爱的教育"起源、性质与作用的评论 |
二、关于"爱的教育"与"阶级爱"的评论 |
三、关于"爱的教育"能否作为教育原则的评论 |
第三节 对"爱的教育"批判小结 |
一、"爱的教育"批判性质 |
二、"爱的教育"批判影响 |
三、对"爱的教育"批判关涉的几个教育问题的思考 |
第十二章 对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的批判 |
第一节 对孔子及儒家主要教育思想的批判 |
一、对孔子创办私学的批判 |
二、对孔子及儒家教育培养目标的批判 |
三、对孔子及儒家教育内容的批判 |
四、对孔子及儒家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的批判 |
五、对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影响的批判 |
第二节 对儒家古代教育典籍的批判 |
一、"《论语》批注" |
二、"《学记》选批" |
三、"《三字经》批注" |
四、"《弟子规》批注" |
五、"《神童诗》批注" |
第三节 对教育谚语和格言的批判及批孔"漫话"和儿歌 |
一、对所谓反动教育谚语和格言的批判 |
二、批孔"漫话"和儿歌 |
第四节 对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批判的小结 |
一、"批孔"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敲门砖" |
二、以阶级斗争标准裁量传统思想文化的错误得到了充分体现 |
三、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
第十三章 对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反思 |
第一节 1949-1981年我国教育批判的主要指导思想及其经验教训 |
一、建国初期片面强调新旧教育的对立与对旧教育的否定性的批判 |
二、整风反右运动后的教育批判中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倾向的激化 |
三、文革时期走向异化和全盘否定的教育批判 |
第二节 1949-1981年我国教育批判的主要特点及其经验教训 |
一、政治批判与学术批判交织的主要实践倾向 |
二、教育批判方法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 |
三、教育批判组织方式的主要特点为"群众性"、"运动式" |
第三节 1949-1981年我国教育批判对于中外教育遗产的认识与处置及其经验教训 |
一、关于苏联教育经验的学习与批判 |
二、关于教育学中的继承性及教育的社会特点的评论 |
三、关于欧美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批判 |
四、关于我国教育遗产的批判 |
五、关于教育历史人物的评价 |
第四节 1949-1981年我国教育批判对于教育改革问题的认识与处置及其经验教训 |
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教育批判来解决教育改革突出矛盾的端倪 |
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教育批判来解决教育改革突出矛盾的凸显 |
三、文革时期教育斗批改的大博弈及其恶果 |
第五节 关于教育批判的思考 |
一、正确认识教育批判的本义及其与教育批评、教育评价、教育评论、教育争论之关系 |
二、开展教育批判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
三、教育批判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 |
四、教育批判应该是"事实"澄清与"价值"判断或"无原则"批判与"有原则"批判的辩证统一 |
五、教育批判应该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辩证统一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所发表的文章及参加的科研课题 |
(5)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引言 |
第一章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根据 |
一、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据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 |
(二)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 |
二、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经验根据 |
(一)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历史教训 |
(二)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成功经验 |
三、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现实根据 |
(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二)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第二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一、 中共领导人对执政党加强理论学习问题的强调 |
(一)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理论教育的规定 |
(二) 刘少奇对理论学习和宣传问题的论述 |
(三) 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要求 |
二、 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一)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提出与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二) 结合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理论学习 |
(三) 批判唯心主义与理论学习 |
(四) 对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三、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一) 关于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
(二) 关于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 |
四、 结合斯大林问题所阐述的理论学习思想 |
(一) 关于正确对待革命领袖 |
(二) 关于正确认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三) 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 |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一、 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与错误倾向的发展 |
(一) 毛泽东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论述 |
(二) 错误理论观点的出现和发展 |
(三)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要求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作风的弘扬 |
(一) 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二) 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和党员学习的规定 |
(三) 刘少奇关于树立实事求是作风的论述 |
(四) 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树立实事求是作风的论述 |
三、 理论学习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并存 |
(一) 阶级斗争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发展 |
(二) 对干部理论学习的进一步要求 |
(三) 对群众性理论学习活动的提倡 |
(四) 结合中苏论战所阐述的理论学习思想 |
四、 理论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
(一) 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和错误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发展 |
(三) 思想文化领域里批判的逐步“升级” |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全面失误 |
(一) 错误理论观点的进一步严重 |
(二) 对别有用心的言论的认可 |
(三) 错误理论观点的系统化和合法化 |
(四) “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和“革命大批判” |
二、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批判 |
(一)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初步批判 |
(二) 中央对干部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三)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批判 |
(四)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 |
三、 理论学习问题上失误的继续和发展 |
(一) 错误理论的继续坚持和“批林批孔” |
(二)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三) 邓小平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作的努力 |
(四) 理论问题上的再失误 |
第五章 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认识的历史评价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认识的历史意义 |
(一) 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理论学习思想的发展 |
(二) 对新中国各项改革和建设的促进作用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的危害和原因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造成的危害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产生的原因分析 |
三、 在理论学习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及其现实启示 |
(一) 在理论学习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现实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选题背景与文献综述 |
1.1 媒体融合是一场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 |
1.1.1 媒体融合的背景:主流媒体面临空前挑战 |
1.1.2 媒体融合的手段: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
1.1.3 媒体融合的目的:传播和塑造主流价值观 |
1.2 人民日报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1.2.1 独特地位:党中央机关报的使命与担当 |
1.2.2 重要作用:从主流媒体到新型主流媒体 |
1.2.3 具体实践:用主流新闻塑造传播主流价值观 |
1.3 人物报道对传播塑造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
1.3.1 人物报道溯源:东方纪传体史书与西方人物传记 |
1.3.2 中国特色人物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体现 |
1.3.3 西方特色人物报道:现代传播学的借鉴 |
1.4 栏目创新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 |
1.4.1 栏目:也是一种系统化的框架结构 |
1.4.2 人民日报的栏目创新:正处在新的活跃期 |
1.4.3 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尚待深耕的“沃土” |
1.5 本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和结构 |
1.5.1 本研究选题的目的 |
1.5.2 本研究选题的意义 |
1.5.3 本研究的基本方法 |
1.5.4 本研究的逻辑结构 |
第二章 媒体融合阶段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多维分析 |
2.1 文本分析:对9462篇人物报道的量化分析 |
2.1.1 人物报道日均发稿量在5篇以上 |
2.1.2 人物报道发稿的主阵地在要闻版 |
2.1.3 人物报道的主旋律是核心价值观 |
2.1.4 人物报道是人民日报的核心优势 |
2.2 栏目分析: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空前活跃 |
2.2.1 栏目众多:涉及人物报道的栏目多达387个 |
2.2.2 创新活跃:新开设人物报道栏目多达197个 |
2.2.3 结构有序:人物报道栏目呈现四大集群现象 |
2.3 模式分析:媒体融合催生人物报道新模式 |
2.3.1 “扫一扫”背后:媒体融合带来新闻模式之变 |
2.3.2 人物报道新体验:“扫描二维码体验更丰富” |
2.3.3 人物报道新映像:“看人民映像品百味人生” |
2.3.4 人物报道新呈现:“扫一扫与人物面对面” |
2.4 理论分析:社会文化空间的重构与精神交往升级 |
2.4.1 文化空间重构呼唤精神交往升级 |
2.4.2 人类精神交往具有“多层次性”特征 |
2.4.3 高层次精神交往追求人与人的默契、心与心的和谐 |
2.4.4 高层次精神交往的价值在于构建心灵相通的意义世界 |
2.4.5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精神交往意义 |
第三章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历程:久久为功的铸魂工程 |
3.1 纸媒体阶段:树立重大典型,报道新人新事 |
3.1.1 典型人物报道的三次高潮(1949—1989) |
3.1.2 典型人物报道的栏目化趋势(1990-1996) |
3.1.3 “新人新事”类栏目的演化(1951—1996) |
3.2 报网互动阶段:弘扬时代先锋,讲述百姓故事(1997—2013) |
3.2.1 报网互动开启典型报道“新模式” |
3.2.2 “时代先锋”栏目成为典型报道“顶梁柱” |
3.2.3 普通人物报道栏目成为“新常态” |
3.3 媒体融合阶段:讴歌时代楷模,构建精神大厦(2014——2019) |
3.3.1 典型报道栏目集群:矗立起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3.3.2 普通人报道栏目集群:编织起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3.3.3 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构造出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3.3.4 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突出为精神大厦的“塔尖” |
第四章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4.1 时代楷模报道:铸就“核心筒”的“中心柱” |
4.1.1 “时代楷模”的来龙去脉 |
4.1.2 “时代楷模”的“全媒体交响” |
4.1.3 人民日报上的“时代楷模” |
4.2 四大典型报道栏目:“核心筒”的“四大支柱” |
4.2.1 “时代先锋”栏目:先锋模范的典型事迹 |
4.2.2 “先锋足印”:践行核心价值观 |
4.2.3 “最美基层干部”:扎根基层的颂歌 |
4.2.4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永恒的英烈精神 |
4.3 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群:“核心筒”的有机结构 |
4.3.1 多姿多彩的“典型风采” |
4.3.2 别出心裁的“典型呈现” |
4.3.3 各式各样的“典型故事” |
4.4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为国家立心,为时代铸魂 |
4.4.1 典型人物:体现“榜样的力量” |
4.4.2 典型人物报道:体现党报的担当 |
4.4.3 栏目创新:为典型人物报道开辟新空间 |
第五章 人民日报普通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5.1 大型栏目:“巨型框架”的“巨型柱” |
5.1.1 “走转改”系列:歌颂基层一线的普通劳动者 |
5.1.2 “微故事”系列:微小故事里的伟大进程 |
5.1.3 “影像”系列:镜头里的百姓故事 |
5.1.4 “青春派”:青春飞扬的新一代 |
5.2 中小型栏目群:“巨型框架”的“二级柱” |
5.2.1 “发现”系列:挖掘生活深处的精神之美 |
5.2.2 “生活”系列:老百姓的美好新生活 |
5.2.3 “法治”系列:见证法治进程 |
5.2.4 “青春”系列:新生代的故事 |
5.3 人民日报普通人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 |
5.3.1 用“新人新事”反映“新时代新风尚” |
5.3.2 讲述普通人身边的感人故事 |
5.3.3 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第六章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6.1 新时代主题人物报道栏目群:四大“腰桁架” |
6.1.1 中国梦系列栏目:用“中国梦”凝聚人心 |
6.1.2 新时代系列栏目:演奏新时代交响 |
6.1.3 脱贫攻坚系列栏目:脱贫攻坚的故事 |
6.1.4 中国故事系列栏目: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
6.2 纪念性栏目群:四大“伸臂桁架” |
6.2.1 抗战主题系列人物栏目:传承抗战精神 |
6.2.2 长征主题系列栏目:重温长征精神 |
6.2.3 改革开放系列栏目:坚定改革开放的脚步 |
6.2.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栏目: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 |
6.3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智媒时代尤需“以情动人” |
6.3.1 重大主题报道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
6.3.2 不断提高重大主题报道的“人气指数” |
6.3.3 “以情动人”是重大主题报道的最高境界 |
第七章 人民日报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塔尖” |
7.1 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开创人物报道新栏目 |
7.1.1 “点赞中国”:第一个大型全媒体互动人物报道栏目 |
7.1.2 “工匠绝活”栏目:用绝活表现“绝活” |
7.1.3 “暖闻热评”栏目:用评论传播“人物” |
7.1.4 “中国有我”栏目:用故事为奋斗者喝彩 |
7.2 在“中央厨房”支撑下讲述全国两会“融故事” |
7.2.1 “融·两会”栏目:中央厨房的新呈现新体验 |
7.2.2 “融两会”栏目: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讲述 |
7.2.3 “我当融记者”栏目:人民日报记者的“融故事” |
7.3 在媒体融合时代讲好“总书记”的“微故事” |
7.3.1 “我和总书记面对面”栏目:“大主题”的“全媒体呈现” |
7.3.2 “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栏目:脱贫攻坚最前沿的故事 |
7.3.3 总书记的“微镜头”:“大人物”的“微视角”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 |
8.1 铸党魂:强化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8.1.1 活力的源泉:党的主题教育活动接力 |
8.1.2 永远的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8.1.3 榜样的力量:用英烈先锋教育全党 |
8.2 聚民心:优化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8.2.1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
8.2.2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民心” |
8.2.3 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8.3 砺铁军:锤炼精神大厦的“铸魂人” |
8.3.1 新闻工作者也是“铸魂人” |
8.3.2 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新闻工作者 |
8.3.3 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历史重任 |
8.3.4 书写好当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生活史、心灵史 |
参考文献 |
致谢:一个新闻记者的心路 |
个人简介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文化突围与文类重构 ——鲁迅后期杂文的生成(1927-1936)(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成果综述 |
二、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第一章 革命文学论争与鲁迅的文类选择 |
第一节 “沉默”的意义 |
第二节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
第三节 “革命文学”的名与实 |
第四节 作为一种形式的“论争”与鲁迅的杂文 |
第二章 《申报·自由谈》与鲁迅后期的杂文写作 |
第一节 《自由谈》的改革与“时评”的凸显 |
第二节 媒介与《自由谈》时期鲁迅的杂文写作 |
第三节 读者与《自由谈》时期鲁迅的杂文写作 |
第四节 《自由谈》时期鲁迅杂文文体意识的自觉 |
第三章 晚年境遇与鲁迅杂文的晚期风格 |
第一节 “这是怎样的苦境” |
第二节 疾病与鲁迅晚期杂文 |
第三节 死亡与鲁迅晚期杂文 |
第四节 鲁迅杂文的“晚期风格” |
第四章 鲁迅杂文话语的建构 |
第一节 从“意力”到“诗力” |
第二节 “诗力”与“文明批评”、“社会批评” |
第三节 鲁迅后期杂文的形式问题(1927—1936)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一个“熟知”而非“真知”的经济学理论 |
1.1.1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内涵遮蔽” |
1.1.2 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驱动”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析 |
1.2.1 国内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研究 |
1.2.2 国外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研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基本思路 |
1.3.2 主要方法 |
1.4 本研究创新之处 |
1.4.1“解蔽”:彰显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被遮蔽内容 |
1.4.2“辨识”:马克思主义谱系内对相对剩余价值阐释 |
1.4.3“文化”:为理解马克思之后西方文化提供新维度 |
1.4.4“在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中国 |
第二章 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思想渊源 |
2.1 古希腊罗马时期朦胧思考 |
2.1.1“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 |
2.1.2 质即使用价值 |
2.1.3 在商品价值表现中发现等同关系 |
2.1.4 重视加强剥削的技术手段 |
2.2 中世纪晦涩表达 |
2.3 古典政治经济学前后开创性探索 |
2.3.1 用交换解释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 |
2.3.2“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
2.3.3 土地是财富唯一源泉 |
2.3.4 分工增进劳动生产力 |
2.3.5 劳动生产率高低决定利润量多寡 |
2.3.6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现象描述 |
2.3.7 关注人与技术关系 |
2.3.8 初涉相对剩余价值问题 |
2.4 短评 |
第三章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孕育与萌芽 |
3.1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孕育 |
3.1.1 自我意识最初萌动 |
3.1.2 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 |
3.1.3 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 |
3.1.4 彰显群众历史主体地位宣言书 |
3.2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萌芽 |
3.2.1 历史唯物主义起源 |
3.2.2 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
3.2.3 开启剩余价值研究科学路径 |
3.2.4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初具雏形 |
3.2.5 理论成果简明表达 |
3.3 短评 |
第四章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与拓展 |
4.1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基本成型 |
4.2 系统阐释 |
4.2.1 从生产过程考察 |
4.2.2 由流通过程考察 |
4.2.3 经资本运动整体过程考察 |
4.3 相对剩余价值研究史批判与扬弃 |
4.4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拓展 |
4.4.1 阐述按劳分配理论 |
4.4.2“人体解剖”到“猴体解剖” |
4.5 短评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谱系内阐释 |
5.1“第二小提琴手”的研究旨趣 |
5.1.1 着眼无产阶级斗争丰富唯物史观 |
5.1.2 铺叙唯物史观形成及其内核 |
5.2 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探索发展 |
5.2.1 按商业化原则办事 |
5.2.2 社会主义条件下有限商品生产 |
5.3 第二国际理论家有关探讨 |
5.3.1 资本主义场域中理解相对剩余价值 |
5.3.2 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修正主义 |
5.3.3 创立金融资本主义理论 |
5.4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焦点 |
5.5 短评 |
第六章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全球化视域 |
6.1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化 |
6.1.1 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 |
6.1.2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本质特征 |
6.1.3 发展趋向 |
6.2 全球化时代人与技术关系深度透析 |
6.2.1“技术决定论”盛行 |
6.2.2 马克思的技术观 |
6.2.3 从相对剩余价值维度考察技术进步 |
6.3 短评 |
第七章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中国 |
7.1 学界观点争辩 |
7.1.1 争辩的焦点问题 |
7.1.2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剩余价值 |
7.2 党的理论创新 |
7.2.1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7.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观 |
7.3 意识形态建设 |
7.3.1 资本拜物教批判的逻辑理路 |
7.3.2 经济关系嬗变与以人为本 |
7.4 短评 |
第八章 结束语 |
8.1 彰显相对剩余价值隐性逻辑 |
8.1.1 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技术关系 |
8.1.2 理解现代西方文化新维度 |
8.2 当代中国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运用与发展 |
8.2.1 重视发挥资本文明作用 |
8.2.2 大力弘扬劳动者主体性和创造力 |
8.3 研究疑难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9)“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鲁迅研究中的几种观点 |
二、“十七年”时期的鲁迅研究 |
三、历史的方法 |
第一章 文学方向的最初选择 |
第一节 鲁迅之死 |
第二节 “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 |
第三节 赵树理的方向与质疑 |
第二章 鲁迅作品规范的建立 |
第一节 苏俄文学影响下的鲁迅作品 |
第二节 《鲁迅全集》的再版 |
第三节 新时代农民——阿Q形象的转变 |
第三章 左翼分裂与鲁迅的工具化 |
第一节 整风运动的开展 |
第二节 “小品文的新危机” |
第三节 两条路线的对立 |
第四节 批判周扬 |
第四章 “文化革命先驱”——鲁迅方向的确立 |
第一节 后期的赵树理 |
第二节 要求与表态: 《纪要》的修改及影响 |
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及新文化先驱 |
结语 |
参考文献 |
(10)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述评 |
(一)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史料 |
(二)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研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发展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继承发展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的借鉴吸收 |
一、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联盟”思想 |
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 |
第三节 对中国共产党国内统战工作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 |
一、对大革命时期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汲取 |
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批判总结 |
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借鉴发挥 |
第二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演进历程 |
第一节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1935 年 12 月—1939 年 9月) |
一、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
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阐述 |
三、“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国际和平阵线 |
四、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提出争取外援办法 |
第二节 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939 年 9 月—1941 年 6 月) |
一、用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
二、利用矛盾,部分突破共产国际指示 |
第三节 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 年 6 月—1945 年 8 月) |
一、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二、关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发展与扩大 |
第三章 反对国际绥靖主义 |
第一节 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一、委婉、私下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二、直接、公开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第二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
一、国民党反共投降危险的国际背景 |
二、拉开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序幕 |
三、掀起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高潮 |
四、落下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帷幕 |
第三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一、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二、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的缘由 |
第四节 关注、批评美日谈判 |
一、“劝告英美勿对日容忍,勿蹈张伯伦覆辙” |
二、“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 |
第四章 正确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
第一节 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 |
一、灵活抵制苏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 |
二、开展整风运动,强化独立自主政治路线 |
三、支持共产国际解散,终止双方从属关系 |
第二节 声援苏联卫国战争,调整国共关系 |
一、关注苏德战局,坚信苏联必胜 |
二、纠正党内悲观情绪,鼓舞全党必胜信心 |
三、明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 |
第三节 坚持爱国主义,践行国际主义 |
一、坚持爱国主义,婉拒苏方不合理要求 |
二、践行国际主义,战略策应苏军 |
第四节 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与回归 |
一、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 |
二、苏联重拾远东影响力 |
三、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回归 |
第五章 争取、开展同美国的合作 |
第一节 对美国形象认知的转变 |
一、批评美国充当日本侵华帮凶 |
二、“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
第二节 从中外记者团到美军观察组 |
一、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 |
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 |
第三节 借助美国调处,促进国内政治改革 |
一、签署《延安协定草案》 |
二、“必须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主张 |
第四节 批评、应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
一、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滑向扶蒋反共 |
二、“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
第六章 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
第一节 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一、组织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 |
二、关心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
第二节 支持日本人民开展反战运动 |
一、阐述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缘由 |
二、提出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 |
三、援助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 |
第七章 关注、参与国际政治、军事局势 |
第一节 认同、支持同盟国反法西斯世界战略 |
一、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论战 |
二、关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 |
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 |
第二节 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 |
一、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二、对开罗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三、对德黑兰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四、对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第三节 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 |
一、关注联合国创建事宜 |
二、“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
第八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
第一节 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 |
第二节 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 |
第三节 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 |
第四节 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 |
第五节 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
第六节 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 |
第九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
第一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 |
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 |
二、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三、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 |
四、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 |
五、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经验、培育人才、奠定基础 |
第二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现实启示 |
一、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 |
二、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 |
三、为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年谱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短评:多读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着作(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新闻人陈独秀研究[D]. 张朋. 南京师范大学, 2018(12)
- [2]《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D]. 邓伯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01)
- [3]悉尼·韦伯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毛杰. 南京大学, 2014(01)
- [4]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D]. 何光全. 西南大学, 2010(08)
- [5]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D]. 常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
- [6]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D]. 张雷. 河北大学, 2020(02)
- [7]文化突围与文类重构 ——鲁迅后期杂文的生成(1927-1936)[D]. 牟利锋. 北京大学, 2013(10)
- [8]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研究[D]. 朱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6(11)
- [9]“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D]. 王静静. 南京大学, 2017(01)
- [10]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