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宣判了“两个估计”的死刑（论文文献综述）
刘升安[1]（1977）在《历史宣判了“两个估计”的死刑》文中提出 《教学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一文的发表,揭开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黑幕,戳穿了“四人帮”反革命的险恶用心,歪曲了的历史又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貌,历史宣判了“两个估计”的死刑。这就为我党十七年所造就的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平了反。我国当代数以千万计的新老知识分子从被专政的政治地位中解放出来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获得新生,真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
吴国斌[2]（2014）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反腐廉政建设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反腐廉政建设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核心的议题之一就是提升绩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政府中和社会上的反腐廉政建设已经进行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中,党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反腐廉政建设中,人民群众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加入到反腐廉政建设的实践中。60多年的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怎样的效果,党的领导人、纪检监察部门、学术界的研究者、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均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另外,国（境）外政客和学者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成效作出自己的分析。毫无疑问,以上的各种判断和分析,有些是符合我国反腐廉政建设实际的,有些是罔顾事实的编造,有些甚至是利用腐败问题攻击我国的口实。要想科学、全面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必须学习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熟悉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有效开展反腐廉政绩效评估。反腐廉政绩效理论方面,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的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借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反腐廉政绩效历史方面,既要认清每一历史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也要把握60多年这一整体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方面,经验的把握要注重层次性,看哪些经验是阶段性的,只是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带来的经验；哪些经验是长久性的,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始终。教训的提炼要深刻,注重从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深层次规律、反腐廉政建设的工作规律的角度来总结。绩效评估方面要把握好评估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唯有处理好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也才能进一步提升当前和今后的反腐廉政绩效。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研究的问题及如何开展研究进行了概括。主要对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绩效、反腐廉政绩效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同时,阐明了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梳理了反腐廉政绩效理论。主要是提炼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并将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中的绩效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党建理论和廉政学理论,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博弈论,政策科学、法学的相关理论在反腐廉政绩效主题下进行梳理,为提升反腐廉政绩效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始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四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迈向新世纪、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了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五章总结了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本章立足于历史考察的经验启示和现实问题的全面分析,分别探究了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归纳了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表现、原因和教训。第六章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对策建议。在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建议：一、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理论和方法；二、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三、正确认识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四、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五、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六、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蔡美华[3]（2009）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78年党报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对“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思和突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改革开放舆论的肇始和发端。本文详尽地论述分析了党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缘起、过程和党报的作为,分析了这场大讨论成功的原因及大讨论在党报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这场大讨论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大讨论是党报对党性原则由片面理解向完整准确解读的回归,大讨论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党报坚持思想性、政治性、组织性统一的结果。本文从梳理分析“文革”结束后的党报生态入手,勾勒了两年徘徊期“文革”话语和纠正抵制“两个凡是”在党报构成的鲜明对立和张力。党报纠错诉求和党内“实践检验论者”思想的汇合,直接导致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动。在解构和推倒“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过程中,党报完成了从“继续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话语建构和转换。在对史料研究甄别过程中,大讨论的分期也随之凸现。本文是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展开对这段重要党报史的定量描述和定性分析的。研究发现党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或若干个时间点,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相关文章在党报的刊发。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央党报,而是中央党报首先发声,地方党报或响应支持或沉默抵制,党报与其上级党委之间,党报与党报之间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同反应形成了纵横交织的复杂勾连（articulations）和场域。为推进大讨论,以《人民日报》为主的中央党报曾辅之以民主法制宣传,其主要目的是消除人们的余悸,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清障。因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以“复线”形式在党报展开的。
郑鹏[4]（2014）在《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文中研究指明转型与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根本议题。本研究旨在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及其独特性进行探究和阐释,试图给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竞争性解释版本。现代性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对其所辖的人口满足与解放的承诺。在历史上,马尔萨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就现代性的前景与可欲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大自然宴席的席位”极其有限,现代性只能扩展到有限的人群,没有席位的多余人必须离开。后者认为,只要解除资本主义对物质技术现代性的桎梏以及对解放现代性的异化,现代性能够为所有人带来美好的承诺,即社会主义接管的现代性能够“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不过,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同样指出过,“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那么是否能够对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做出归纳?沿寻这一个问题,本研究的视角聚焦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时代,这是一个用理想建构现实的时代,然而现实却并不乐观。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竭尽全力弥合社会主义的“短缺”与给予其人民生命确定性之间的紧张。在改善意愿的逻辑之下,社会主义国家设计—实施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工程,如福柯所言,在这些社会工程的施工中,国家必须构建出相应的人口治理术。既然“国家只是一个多重治理术体制所带来的可变结果”,既然“历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到各种治理术的类型之上才能运转”,那么,“为了追求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构建并实施了怎样的人口治理术呢?”。这就是本研究所展开探讨的问题。本研究在性质上属于理论性探讨,在文本呈现上是批判的、解释性的,本文采取了国家对人口筹划的事件——过程为研究切入点。首先,本文在总体上提出了一个“国家—现代性—人口治理术”的研究框架,以此对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所实施的各种社会工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剩余人口的管理工程做出阐释。根据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与逻辑,“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点：（1）价值—乌托邦性,即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动力与归宿：普遍拯救的承诺；（2）控制—工程性,即为物质技术现代性与解放现代性而开启的经济现代化赶超与人口改造；（3）等级化—分类—排除性,即下放经济剩余人口和秩序剩余人口,既以“下放”本身证明“拯救”的事实性,又迫使失序的社会恢复到社会主义现代性所承诺的状态。最终,以拯救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追求现代性的过程制造出了：“‘组织起来’/‘人口单位化—‘包下来’—‘等级化/分类/排除’—‘改造’”的人口治理环路。为了对本研究提出的解释框架做出应用或再解释,在本文的接下来的第四、五章进行了相对独立的案例研究,研究对象选取了毛时代的重大事件,分别是“大跃进”（1958）及“大精简”（1962-196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50—1980）。事件清晰地展示了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现代性层次的转换,所采取的整体性方案、程式、技术。“大跃进”是毛时代时里的一场时空压缩的赶超型经济现代化试验。它试图在资本极度短缺的条件下,以共产党娴熟的群众运动方式将无限供给的过剩劳动力转换为资本,以此完成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赶超。大跃进”引爆的“大危机”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最密集的时空里制造出大规模的经济过剩人口。庞大的经济剩余人口相对于冷却的现代化显得极为多余,而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包下来”的现代性承诺而言则是无法承受的人口包袱。因此,紧急性地、大规模地清理—排除城市经济剩余人口成为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事先制造的农村剩余人口堆积地为转嫁城市危机提供了运作空间。如果说大跃进引发的大精简是一项危机治理,那么知青下放运动则说明了毛时代里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治理手段的常态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持续长达1/4个世纪,改变了近2000万青年人命运,是一项堪称设计周密、动员完备,共和国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社会工程。知青下放运动的工程性质与目的是多重的、并且处于变化之中。在运动之初,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受教育的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一直到1968年经济动机都处于首要地位,同时,它也是应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常规方式。但到1968年,它成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危机治理手段,之后,政治动机越发超越经济动机,导致知青下放转为一场青年人口的政治改造工程。此外,它还笼罩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缩小三大差的光环。总体而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对剩余人口——经济与秩序的双重剩余——管理与改造的工程。毛去世之后,现代性层次从解放现代性降入技术物质现代性,人口治理术也随之转型。新的人口治理术宗旨是：国家将“包下来”的生命政治框架中的人口再生产成本转给个人,将人口包袱交给市场管理。知青自发形成的返城运动冲击波是促成这场转型的关键性力量之一。知青运动的终结标志着毛时代乌托邦工程谢幕。最后,本文提出了反思现代性的愿景。马克思的“自由人”；市场经济下的“无印痕公民”；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下的“庸众”；福柯微观权力技术下的“驯顺的肉体”,这都是现代性理论家为寻求真实的自由而对现实的人的境遇的反思。本文提出,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的自由既需要面对现实,又需要为现实加入理想。如果国家真诚地为所有人创造自由,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转而与它作对。但是,多元开放、包容异见、允许不服从是将国家建设为人们获得自由的工具（而不是异化为压迫手段）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重拾批判与自我解放,与主流保持距离和张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主流之外的叙事,由此为社会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并且倡导一种自我的生存美学。
高天鼎[5]（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认为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张曙[6]（2001）在《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文中研究表明“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中外学者对这场运动相当关注、并逐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对该事件的研究，无论从量上还是在质上都还很不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该课题进行探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个人的见解和论述： 第一章，对有关研究成果与研究状况进行述评。略述该专题的研究成果，包括已发表的论文，出版的着作，整理和公布的资料，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等；在概述研究状况时，着重说明学术界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动因、历史进程及其评价、知青“返城风”及上山下乡运动终止原因等问题上的研究进展及其争鸣；还列举了研究中的一些薄弱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探讨68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的起因。本文认为，68年上山下乡之所以出现高潮，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包括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以培养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以实现向理想社会的过渡等“左”的指导理论；结束红卫兵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局面，解决“老三届”学生的就业出路问题等现实考虑；此外，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劳动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矛盾，人口激增造成的城市就业压力，使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空前尖锐，也是导致这场运动出现高潮的重要因素。 第三章，说明“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特点。指出这场运动既不同于“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又与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区别，除了“左”的指导思想外，其特点有三：一是青年学生对上山下乡所表现出的巨大狂热；二是这场运动采取了强制的动员方式；三是其规模之大，涉及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举世罕见。 第四章，剖析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包括：“再教育”理论本身的矛盾；知青的生存和发展等实际问题；社会风气、传统观念方面的冲突；知青与农民由于种种原因引起的冲突等。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是上山下乡运动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五章，探讨上山下乡运动能够持续十几年但又曲折发展的原因。着重考察了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这是上山下乡得以坚持的主要原因；知青机构及其职能的演变，这是该运动得以开展的组织保证；国家采取的一些化解矛盾的措施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缀解运动的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由于极左派介入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在反“走后门”、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事件上大做文章，使知青上山下乡出现了不少曲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增加了在此问题上拨乱反正的难度。 第六章，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得失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本文认为，对上山下乡运动不应该全盘否定，而应作具体分析。其积极方面，在于广大知育 声的社会实践，对农垦事业、农村文化教育和农业科技、移风易俗等方面有所贡献；上山下乡的特殊人生经历锻炼了一代知青，使他们成为有较强独立辨别是非能力的一代，加深了对国情的认识，培养了对人民的感情，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品格，使他们的生存能力有较大增强等：这场运动客观上还促进了城乡的交流和融合。上山下乡运动的消极方面，在于动员社会各方面十几年的巨大投人，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绝大多数知青并没有在农村安家落户，他们也没有成为诀策者所希望的“接班人”；国家现代化事业因此而出现人才断层。就社会发展而言，上山下乡是造成当时及其后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社会风气的败坏甚至彤响到今天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改变了一代知青的人生轨迹。总之，上山下乡所收获的，较之它所投入的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根本不成比例。它是一场失大于得的逆历史潮流的社会实验。应当深刻总结其经验教训。
高娟[7]（2015）在《新时期初期（1979-1983）沈从文的“复出”》文中研究表明1930-1940年代在文坛颇有成就的沈从文,自1949年搁笔从事文物研究。在1940年代末期论战中,沈从文被打上了“反动文人”的标签,在建国后的政治文化一体化机制中,沈从文一直被边缘化。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沈从文试图改变被边缘化的现状,但是最终还是徒劳。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有“反动文人”标签的沈从文最终沉寂了。新时期文学初期思想的大解放和关于“人性论”的大讨论,使得文艺全面解禁。沉寂了得沈从文如出土文物般“复出”,被学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本文的第一章,将重点从1940年代中后期沈从文同“革命文学”阵营之间的对弈,从建国后沈从文在一体化文学机制中的挣扎两个方面来再现沈从文的“沉寂”之路。并阐释作家沈从文“沉寂”的原因。本文的第二章,将从“异域沈从文研究热潮”、“1979年参加第四次文代会”“80年代‘人性论’大讨论”三个方面证实新时期初期沈从文的“复出”。本文的第三章,将分别深入挖掘第二章中沈从文“复出”现象背后的意义,阐释沈从文“复出”的原因和意义。受新时期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文艺界开始解冻,迎来了春天。文艺界的解冻使得70年代异域对沈从文的研究得以传入并影响国内,经过新时期初期“人性论”的大讨论,文艺界开始突破“人性”禁区,受“人性论”大讨论的影响,沈从文的“复出”也开始突破禁区,对沈从文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与评价。新时期文学初期沈从文的“复出”,文艺界对沈从文有了全新的认识与评价,也正是基于对沈从文的重新认识和“再发现”,使得五四“人的文学”传统得以传承,使得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成为可能,使得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异军突起,对当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意义。
高宇[8]（1978）在《反革命打手—张铁生》文中研究表明 提起反革命小丑张铁生,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臭旦,打开来时,拍的一声,冲出一股特别……刺鼻的气味”。张铁生这个臭旦,臭就臭在他投机钻营,以招摇撞骗起家,臭就臭在他反对毛主席、华主席和党中央,臭就臭在他疯狂推行“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贩卖“两个估计”。在“四人邦”篡党夺权的丑史上留下了极其可耻的一页。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张铁生是靠一张所谓“白卷”起家的。关于那张“白卷”的政治骗局,早已被戳穿。我们这里着重揭露他的另一个政治骗局,这个骗局的名字叫做治疗马骡“结症”。用句俗话来说,就是“掏马屁股”。大家知道,张铁生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在山西太原湖滨会堂做过一
高放[9]（2001）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是非功过和内在动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主义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封建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四个阶段。它取代封建主义社会制度而崛起是历史的必然,有巨大的进步作用。现代化、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两大历史功绩。现代化至少包括十个方面的内容:劳动社会化、国家工业化、生产机械化、经济商品化、流通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管理法治化、人口城市化、大众知识化以及思想自由化。资本主义的弊病高度归纳也是“两化”,即生产过程的大小两极分化和财富分配的贫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至今还有较强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具体体制有一定的内在动力。
赵云[10]（2010）在《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当代钢琴教育》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基于“文化”、“人”、“教育”三者间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试图以文化的视角对当代中国钢琴教育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当代钢琴文化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辨证思考。对于当今中国钢琴文化呈现的缺失与不足,试图探讨其文化原因并给予相应的钢琴教育解决之道。全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旨在从横向、空间的角度探析“文化”、“教育”、“人”三者间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提出“文化一人一教育”这一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章则在第一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具体地揭示文化与钢琴教育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笔者认为这种相互作用一方面表现为文化对钢琴教育作用的全面性与潜在性,另一方面钢琴教育也同样通过选择、传播与创新来作用于文化。第三章将此三者间的关系放入历史进程中加以梳理与思考,研究通常分为两个过程：其一为社会文化通过对人的影响从而对钢琴教育在形式方面的影响（文化→人→钢琴教育）,其二为通过钢琴教育活动进而对中国钢琴文化方面产生的影响（钢琴教育→人→钢琴文化）。第四章与第五章是全文的重点章节,在这里对当代中国钢琴教育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探讨与研究。第四章主要分析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为钢琴教育带来的较好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钢琴文化呈现出的繁荣发展面貌。第五章则反观中国钢琴文化盛态下的一些令人担忧之现象,探解影响这些现象的文化之源。通过对现象的分析,笔者认为“实用主义”文化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而钢琴教育的可行性解决之道是可以通过影响“人”的价值取向以及行为品质来实现对“实用主义”文化的反作用。最后,笔者在总结全文后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中国钢琴教育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形态是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形态。因此,无论面对当今钢琴文化中呈现的可喜成绩还是不足缺憾,都应始终保持客观自信的态度来面对中国钢琴教育事业的未来。其次,在“文化”“人”“教育”三者间,“人”是作为链接“文化”与“教育”二者的中介与基础而存在的。因此,只要心中存在着纯净的灯塔之光,即有希望使文化和教育沿着健康的态势发展。最后,对于钢琴教育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应通过对钢琴教育根本目的的再审视,明确钢琴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人心灵的指引而非单纯的知识传输,只有这样才能使钢琴教育脱离当今一些社会文化带来的困扰,从而达到更高的境界。
二、历史宣判了“两个估计”的死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历史宣判了“两个估计”的死刑（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0.1.1 问题的缘起 |
| 0.1.2 研究的意义 |
| 0.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0.2.1 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 |
| 0.2.2 绩效、反腐绩效、廉政绩效和执政绩效 |
| 0.2.3 反腐廉政绩效概念的总结 |
| 0.3 研究综述 |
| 0.3.1 国内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 0.3.2 国(境)外关于中国大陆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 0.3.3 反腐廉政绩效研究的总结 |
| 0.4 研究的思路、路径和方法 |
| 0.4.1 研究思路 |
| 0.4.2 研究路径 |
| 0.4.3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0.5.1 研究重点 |
| 0.5.2 研究难点 |
| 0.5.3 研究创新点 |
| 1 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梳理 |
| 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2 列宁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3 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2 多学科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1 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2 经济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3 政策科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4 法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2 改革开放之前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1.1 整风整党运动达到预期效果 |
| 2.1.2 “三反”“五反”运动的显着成效和不足 |
| 2.2 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2.1 “新三反”和新的反贪污浪费运动巩固成果 |
| 2.2.2 纪检监察工作全面展开 |
| 2.3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3.1 整风运动的积极作用和严重后果 |
| 2.3.2 农村“三反”和整风整社的成绩和偏差 |
| 2.3.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和严重失误 |
| 2.3.4 监察制度和纪律检查制度的新变化削弱绩效 |
| 2.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4.1 “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
| 2.4.2 “一打三反”运动酿成新的冤假错案 |
| 2.4.3 党的领导体制和反腐机构被破坏 |
| 2.5 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5.1 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 2.5.2 惩处腐败分子,促进经济恢复和思想解放 |
| 3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 3.1 改革开放初始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1.1 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逐步形成反腐工作体制机制 |
| 3.1.2 继续查案办案,反对干部特殊化 |
| 3.1.3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
| 3.2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2.1 整党活动的成绩和不足 |
| 3.2.2 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挽回经济损失 |
| 3.2.3 “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 |
| 3.2.4 反腐廉政绩效倒退,出现政治风波 |
| 3.3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3.1 查处腐败犯罪案件,掀起反腐风暴 |
| 3.3.2 反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 |
| 3.3.3 反腐廉政间接效果明显 |
| 3.4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4.1 加大查案力度,改革纪检监察体制 |
| 3.4.2 制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制度,加强监督检查 |
| 3.4.3 开展专项治理,狠刹各种不正之风 |
| 3.5 迈向新世纪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5.1 查办大案要案取得重大进展 |
| 3.5.2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3.5.3 加强权力的监督,规范权力的运行 |
| 3.5.4 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惩防并举 |
| 3.6 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6.1 继续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 |
| 3.6.2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构筑思想道德防线 |
| 3.6.3 大力发展民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
| 3.6.4 改革和完善纪检体制,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
| 3.6.5 构建惩防体系,开辟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
| 4 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 |
| 4.1 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1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2 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3 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 反腐廉政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1 对经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2 对政治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3 对文化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4 对社会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5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3 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不足的原因和教训 |
| 4.3.1 绩效与目标产生差距的表现 |
| 4.3.2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原因 |
| 4.3.3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教训 |
| 5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 |
| 5.1 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理论和方法 |
| 5.1.1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原则 |
| 5.1.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标准 |
| 5.1.3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方法 |
| 5.2 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
| 5.2.1 目前国内外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的评析 |
| 5.2.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 |
| 5.3.1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 |
| 5.3.2 科学制定反腐廉政的政策措施 |
| 5.4 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 5.4.1 提升反腐廉政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
| 5.4.2 加强反腐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 5.5 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
| 5.5.1 丰富社会监督形式,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
| 5.5.2 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 5.6 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
| 5.6.1 反腐廉政绩效与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 |
| 5.6.2 绩效导向下的反腐廉政建设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3）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论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界定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主要内容 |
| 五、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两个凡是"禁锢下的后"文革"党报 |
| 第一节 "文革"宣传模式的沿袭 |
| 一、提出"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 |
| 二、新的个人崇拜的宣传 |
| 第二节 乍暖还寒的拨乱反正宣传 |
| 一、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二、《人民日报》内参催生高考制度恢复 |
| 三、"文革"话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尴尬 |
| 第二章 真理标准讨论在中央党报的发起、展开和推进 |
| 第一节 真理标准讨论的发端 |
| 一、《人民日报》——真理标准讨论的发源地 |
| 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敢为天下先的独特论坛 |
|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组织写作与发表始末 |
| 第二节 实践标准论和"两个凡是"论的尖锐对峙 |
| 一、《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怒斥 |
| 二、《解放军报》对"凡是派"责难的回击 |
| 三、坚持"两个凡是"、"不介入"大讨论的《红旗》杂志 |
| 第三节 为真理标准讨论清障的《人民日报》民主法制宣传 |
| 一、民主法制宣传的主要样式与基本内容 |
| 二、民主法制宣传的作用 |
| 三、民主法制宣传的局限性 |
| 第四节 1978年中央党报有关文章统计 |
| 一、《人民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二、《光明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三、《解放军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三章 地方党报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积极回应 |
| 第一节 与"三不"禁令抗争的上海党报 |
| 一、《文汇报》的迂回宣传策略 |
| 二、冲破"三不"禁令的标志 |
| 三、《解放日报》参与大讨论的宣传特色 |
| 四、1978年上海党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二节 最早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地方党报——《黑龙江日报》 |
| 一、黑龙江省委率先表态对推动大讨论的意义 |
| 二、为强化真理标准讨论的扩容改版 |
| 三、1978年《黑龙江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三节 《南方日报》:紧密联系改革实际的大讨论 |
| 一、《南方日报》较早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
| 二、为大讨论营造宽松环境的省领导作风民主的报道 |
| 三、对农村极左路线的批判 |
| 四、1978年《南方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四章 在大讨论中逆向而为的部分地方党报 |
| 第一节 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湖南日报》 |
| 一、对"两个凡是"提倡者的过热宣传 |
| 二、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大力宣传 |
| 三、《湖南日报》抵制大讨论探源 |
| 四、1978年《湖南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二节 扭曲走样的《山西日报》大讨论 |
| 一、与全国多数党报大相径庭的《山西日报》 |
| 二、变味大讨论宣传的直接恶果 |
| 三、《山西日报》的深刻教训 |
| 四、1978年《山西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五章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在党报开展 |
| 第一节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缘起 |
| 一、理论务虚会:尚未结束的争论,步履艰难的会程 |
| 二、一波三折的党报农村改革宣传 |
| 三、参差不齐、极不平衡的各地大讨论 |
| 第二节 党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始末 |
| 一、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综述 |
| 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特点 |
| 第三节 新华社地方广播通俗宣传: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成功案例 |
| 一、通俗宣传的策划和实施 |
| 二、通俗宣传成功的有益启示 |
| 第六章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讨论的原因和理论意义 |
| 第一节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讨论的原因 |
| 一、党报深切反映了党心民心的强烈诉求 |
| 二、恢复了党内民主,党报成为追求真理的舆论平台 |
| 三、党报强化了自身建设,丰富了宣传手段 |
| 第二节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理论意义 |
| 一、民心民意是检验党报坚持党性原则的标准 |
| 二、中央党报和中央决策的"互文性" |
| 三、党报坚持党性原则三性统一的重要性 |
| 结论 |
| 一、党报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源地和主要阵地 |
| 二、党报在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错误思潮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思想性、政治性、组织性的统一 |
| 三、党报和党中央决策的互文性 |
| 四、党报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 |
| 附录 |
| 一、1978年1月9日《人民日报》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 |
|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三个版本 |
| 1、第六次修改稿:《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
| 2、《光明日报》集体修改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 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
| 三、九份报纸有关文章篇数汇总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专栏目录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现代性研究 |
| 1.2.2 治理术研究 |
| 1.2.3 国家、现代性与人口治理术的综合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研究借鉴 |
| 第二章 “包下来”：社会主义现代性与生命政治的建构(1949-1980年) |
| 2.1 总体性危机的社会诊断：由国家重建社会 |
| 2.2 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组织起来” |
| 2.2.1 “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的现代性图景 |
| 2.2.2 “组织起来”：人口治理的总战略 |
| 2.2.3 “包下来”与“单位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命权力 |
| 第三章 “下放”：稀缺的现代性席位与剩余人口的治理术(1949-1980年) |
| 3.1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与排除 |
| 3.1.1 作为现代性读本的《人口论》与《新人口论》：“人口剩余”与“席位稀缺” |
| 3.1.2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机制 |
| 3.1.3 分类与排除的人口治理术：人民与人口的断裂 |
| 3.2 小结：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征及其人口治理术的逻辑 |
| 第四章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发展危机与人口分流术 |
| 4.1 规训乡村：剩余人口堆积空间的制造 |
| 4.1.1 降服“作为变数”的乡村与“难对付的”农民 |
| 4.1.2 剩余人口堆积地的制造与强制移民工程的开启 |
| 4.2 紧急的现代化：“大跃进”与“大危机” |
| 4.2.1 启动大跃进的缘由 |
| 4.2.2 大跃进的极端现代化本质 |
| 4.2.3 “大跃进”：时间的压缩与数字的跃进 |
| 4.2.4 “大危机”的爆发及其诊断 |
| 4.3 治理“危机”：“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
| 4.3.1 人“从哪里来”? |
| 4.3.2 回到“哪里去”? |
| 4.3.3 “哪些人”回去?怎样送“他们”回去?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剩余人口管理与改造的社会实验 |
| 5.1 教育大跃进与“受教育的”失业者：“就业”的新动向 |
| 5.2 经济剩余人口下放工程的系统构建：从危机到常规的治理术 |
| 5.3 从经济剩余到秩序剩余的人口治理术：改造人的政治工程与乌托邦 |
| 5.3.1 降服“红卫兵” |
| 5.3.2 谁是下放者：“青年”、“社会青年”到“知识青年”的构建 |
| 5.3.3 最后的乌托邦?剩余人口的管理与青年人的改造 |
| 5.4 下放运动为何止于1980年：现代性话语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 |
| 5.4.1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层次转换：从革命到发展 |
| 5.4.2 生命政治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从拯救到满足 |
| 5.4.3 构建发展：“知青下乡运动”的去政治化 |
| 5.4.4 “倒逼”：知青的命运抗争与领导人的加快顺应 |
| 5.4.5 解决之道：政治问题的经济化治理方式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 |
| 6.2 乌托邦之殇 |
| 6.3 反思现代性：复杂社会里的自由与自我解放 |
| 参考文献 |
（5）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6）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有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状况述评 |
| 第一节 成果述略 |
| 第二节 进展及争鸣 |
| 第三节 困难与不足 |
| 第二章 68年上山下乡高潮的起因 |
| 第一节 指导理论 |
| 第二节 直接起因 |
| 第三节 其它因素 |
| 第三章 运动的特点 |
| 第一节 特定氛围下的革命狂热 |
| 第二节 特殊的社会强制 |
| 第三节 规模宏大，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 |
| 第四章 运动中的诸多矛盾 |
| 第一节 指导思想上的矛盾：“再教育”理论剖析 |
| 第二节 知青遇到了生存和发展的诸多实际问题 |
| 第三节 社会风气、传统观念方面的冲突 |
| 第四节 知青与农民的种种矛盾 |
| 第五章 坚持和曲折 |
| 第一节 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 |
| 第二节 专业机构的演变与职能 |
| 第三节 化解矛盾的措施 |
| 第四节 极“左”势力对知青工作的影响 |
| 第六章 在历史的天平上 |
| 第一节 积极影响 |
| 第二节 消极后果 |
| 结束语 一场失大于得的逆历史潮流的社会实验 |
| 参考文献 |
| 后 记 |
（7）新时期初期（1979-1983）沈从文的“复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沈从文的沉寂 |
| 一 “人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的对弈 |
| 二 沈从文的沉寂 |
| 第二章 新时期初期沈从文“复出” |
| 一 70年代异域沈从文研究热潮 |
| 二 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
| 三 80年代初期“人性论”大讨论 |
| 第三章 沈从文是如何“复出” |
| 一 新时期初期思想解放大潮，带来沈从文“复出”的春天 |
| 二 70年代末的“沈从文异域研究热潮”，推动了沈从文的“复出” |
| 三 “人性论”大讨论突破沈从文复出的“禁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10）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当代钢琴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三、相关概念的界说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一种新的研究框架:"文化—人—教育" |
| 第一节 文化与人 |
| 一、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与"人" |
| 二、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人" |
| 三、文化哲学中的"文化"与"人" |
| 第二节 教育与人 |
| 一、我国教育智慧中的"教育与人" |
| 二、西方教育精髓中的"教育与人" |
| 第三节 教育与文化 |
| 一、教育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 二、从文化的流变与教育的发展历程看二者关系 |
| 第四节 对"文化—人—教育"的关系解读 |
| 一、从文化与人的关系来看,教育起着中介转化作用 |
| 二、从教育与人的关系看,教育是使人获得文化、持续发展的过程 |
| 三、从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看,教育是文化的社会遗传和再生机制 |
| 第二章 文化与钢琴教育的相互作用机制 |
| 第一节 文化对钢琴教育作用的特点 |
| 一、文化对钢琴教育作用的全面性 |
| 二、文化对钢琴教育作用的潜在性 |
| 第二节 钢琴教育对文化的作用机制 |
| 一、钢琴教育对钢琴文化的选择 |
| 二、钢琴教育对钢琴文化的传播 |
| 三、钢琴教育对钢琴文化的创新 |
| 第三章 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人—钢琴教育" |
| 第一节 中西音乐文化背景与中国钢琴教育 |
| 一、中西音乐及其文化背景的比较 |
| 二、中西音乐文化差异对中国钢琴教育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早期的钢琴教育 |
| 一、宗教文化传播与中国钢琴教育的初现 |
| 二、早期的钢琴教育活动 |
| 三、中国早期钢琴教育下萌生的中国钢琴文化 |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钢琴教育 |
| 一、"新文化运动"前后教育观念比较分析 |
| 二、中国首批专业钢琴教育机构 |
| 三、"新文化运动"时期展现的中国钢琴文化 |
| 第四节 战争时期的钢琴教育 |
| 一、战争时期的专业钢琴教育机构 |
| 二、战争时期的中国钢琴文化 |
| 第五节 建国初期的钢琴教育 |
| 一、建国初期的各种钢琴教育形式 |
| 二、建国十七年间欣欣向荣的钢琴文化 |
| 第六节 "文革"时期的钢琴教育 |
| 一、"文革"时期的"伪文化" |
| 二、"文革"期间的钢琴教育机构 |
| 三、"文革"时期的钢琴"改编曲"文化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钢琴教育的"文化"分析(上) |
| 第一节 观念的变迁及其对中国钢琴教育的影响 |
| 一、全民价值观念的变迁与中国钢琴教育 |
| 二、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与中国钢琴教育 |
| 第二节 空前繁荣的中国钢琴教育局面 |
| 一、规模空前的学校钢琴教育 |
| 二、如火如荼的社会钢琴教育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绚丽多彩的钢琴文化 |
| 一、优异的演奏成绩彰显出专业钢琴教育的先进水平 |
| 二、多元风格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 |
| 三、钢琴艺术理论研究领域的"百花齐放" |
| 第五章 当代钢琴教育的"文化"分析(下)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钢琴文化盛态下的隐忧 |
| 一、教育扩招后的高校钢琴教育问题 |
| 二、钢琴艺术理论研究领域的缺失 |
| 三、当代中国钢琴创作的不足为钢琴文化创新带来的困惑 |
| 第二节 探寻根源:聚焦"实用主义"文化 |
| 一、利益追求中彰显的"实用主义"文化 |
| 二、对当代"实用主义"文化的探源 |
| 第三节 可行性解决之道:钢琴教育对"实用主义"文化的反作用 |
| 一、通过影响"人"的价值取向来实现 |
| 二、通过影响"人"的行为品质来实现 |
| 结语 |
| 一、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形态 |
| 二、以不变应万变:追寻心灵的灯塔 |
| 三、寻找出路:再审视钢琴教育的根本目的 |
| 附录1 1951—1964年中国钢琴家国际钢琴比赛的获奖情况 |
| 附录2 1979-2008国际钢琴比赛中国选手获奖名单 |
| 附录3 1979年——2008年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目录索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历史宣判了“两个估计”的死刑（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宣判了“两个估计”的死刑[J]. 刘升安. 山西师院, 1977(04)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D]. 吴国斌. 武汉大学, 2014(06)
- [3]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D]. 蔡美华. 复旦大学, 2009(10)
- [4]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D]. 郑鹏.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 [5]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
- [6]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D]. 张曙. 中共中央党校, 2001(01)
- [7]新时期初期（1979-1983）沈从文的“复出”[D]. 高娟. 海南师范大学, 2015(07)
- [8]反革命打手—张铁生[J]. 高宇. 人民教育, 1978(01)
- [9]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是非功过和内在动力[J]. 高放.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1(03)
- [10]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当代钢琴教育[D]. 赵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