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汽车》2004年第6期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郝东升[1](2021)在《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继而蚕食华北,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迅速占据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然而,军事占领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固其殖民统治,为了向侵华日军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日军在各占领区组建伪政府,实施“以华治华”,而沦陷区教育作为配合日伪政府强化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与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政策截然不同,它的根本目的是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用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一般而言,日伪政府管理下的教育大致分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即奴化教育、教会教育与日本居留民教育。所谓奴化教育,是以日本政府在中国台湾、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推行的一种以削弱中国人民抵抗意志,养成“顺民”的教育。教育政策的制定、教材的篡改,均以稳固统治,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为目的。从殖民教育的本质而言,培养愚民是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中国民众的知识普及率已有很大提高,而山西省尤为显着。对此,日本政府亦有着清醒地认识:愚民教育已不能适应占领区的统治需要,欲想对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及成年人实施奴化教育,难度颇大。如能从儿童教育入手,经过数十年的教育,有可能弱化并消弭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为此,日伪政府积极检定和培训教师,开办小学,恢复小学教育。日军宣抚班和日本宗教团体在日占领区设立日语学校,招收学生,推广日语,从而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熟练掌握日语的学生,进一步强化了日军对各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近代以来,传教士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渗透于中国内地,教会学校亦在传教士的积极努力下得以萌芽和发展,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如何在其占领区内推行殖民教育,日本政府在鼓励创办日语学校、篡改教科书的同时,亦对当地既有的教会学校加以改造。以山西沦陷区而论,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演变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平洋战争前,对已经存在的教会学校,日本政府以殖民主义特有的排他性原则,劝告其自行关闭或接受改造,令其严格遵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办学,以尽可能地减弱西方国家对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德意系教会学校,日本政府限制其发展;对于英美系教会学校强令其关停。日本政府正是依靠这种手段,逐渐实现了其对占领区内教会学校的控制。居留民教育是日本政府对其国外移民的一种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侵华日军涌入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人口激增,使得居留民教育成为现实的需要。为适应“总力战”需要,日本政府对在外居留民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进行修改,强化军国民动员体制。为使日本居留民子弟迅速适应山西占领区的环境,日本人学校增加占领区的游学及占领区知识的传授,从而为长期占领中国培养“优秀”的统治者。这使得看似孤立的居留民教育,成为沦陷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三种教育中,居留民学校主要从事于日本居留民子弟的教育,涉及的人数有限,且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教育。教会学校遭日伪政府的督饬改造或关停,对于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奴化教育是三种教育中,覆盖人数最多,日伪政府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教育,但受日军统治不稳定的影响,奴化教育实施的时间长短不一,未能培养成日本殖民统治所需的大量“顺民”。
蔡青辰[2](2021)在《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文中指出乌托邦是西方文学、美学、哲学的重要母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的真正提出者是16世纪英国着名学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不仅仅是一种对终极完美社会的设想,更是对完美人性及人生幸福的理想追求,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理解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反思乌托邦冲动本身所具有的集权虚无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本课题从乌托邦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以经典的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着作为对象,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展开深度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和分析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前乌托邦时期的着作,文艺复兴背景下现代乌托邦肇始初期的着作,工业革命背景下深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20世纪以来反思乌托邦主义弊端的作品,具有鲜明后现代思想的乌托邦作品。本课题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讨论: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内容及创新之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着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爱弥儿》、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等,阐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及其内涵,厘清乌托邦文学及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乌托邦文学及理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为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主要讨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从古希腊作品关注完美的国家转向近代作品关注完美的人;分析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在《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新大西岛》等近代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展开比较研究,说明乌托邦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并阐述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第二章为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主要讨论:生态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新文学主题,阐释工业革命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审美意象与意义;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小说对劳动异化、工业化、商业化、自然主义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态度。第三章为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主要讨论:作为现代主义乌托邦文学体裁之一的反乌托邦文学,回顾其关注的新文学主题;阐释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女性主义、空间问题等新文学批评主题与乌托邦文学的渊源;阐述反乌托邦文学的历史语境、意象隐喻、叙事空间、文化逻辑等理论问题。第四章为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主要讨论:传统乌托邦模式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中的转迁;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概述新美学共同体的形成,及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建构;分析新型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共同体差异,总结新乌托邦模型的特色。第五章为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主要讨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的关联性,阐明反乌托邦对乌托邦思想的承继及其乌托邦冲动;探究乌托邦共同体在后现代理论中遭遇的危机,指出新时代中乌托邦文学的出路等。
韩蓉[3](2020)在《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的新着小说图像是小说图像源远流长发展进程中别开生面、自成系统的旁支。这一部分小说图像承载着广阔的现实内容,较大程度地再现了清末民初社会的众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基于此,本文将其置于小说图像发展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审视,试图揭示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总体面貌。因此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从纵横两个维度切入,纵向以(附图)新着小说的题材类型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和小说图像发展情况,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横向以小说图像不同绘制对象的发展情况为线索,具体论述人物图、情节图、副图等的新变。第二章主要探讨清末民初小说图像的叙事功能。从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小说图像的样式(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图像和图像的关系)到图像的本身(小说图像主体部分对文本内容的还原情况、新着小说图像独特的具象模式)这两个维度切入,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作一番梳理。第三章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刊刻场所作一番追踪,采用点面结合的思路,既对这一时期刊刻(附图)新着小说的书局的总格局作一番总结,又对小说图像的生产和传播起到重要推介作用的书局进行分析,将涉及上海改良小说社、上海书局和文明书局三个重要书局。第四章主要从印刷技术和画师群体两个角度来论述其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产生的助力,一方面分析这一时期石印、铅印、铜印等印刷技术的发展所引领的图像发展;另一方面阐述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绘制者的群体特点和画家绘画技术的多维发展。第五章通过个案细读的方式,从解读小说图像内容的角度还原清末民初的社会新貌,主要从“外国人”与异域建筑(描绘异域想象的图像)、从“飞机”到“潜艇”(充满科学幻想元素的图像)、“女学生”与新式学堂(反映教育情状的图像)三个方面来考察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呈现的历史新貌。
贾然[4](2020)在《伪满时期《商工月刊》研究(1938-194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着手控制东北地区的文化与教育事业,企图通过思想教化来蒙蔽东北人民,减少人们的抵日情绪,为其军事侵略服务,使日本所宣传的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成为插入中国人心中的一把利刃。为此,除了军事占领外,日本和伪满政权还对文化宣传事业进行管控,并发行带有殖民色彩的图书、报刊,企图强化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控制。《商工月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版发行的一类刊物,它在财经管理类期刊外衣的掩饰之下,协助伪满政府对人民进行思想教化,帮助日本侵略者传播殖民主义思想。关于《商工月刊》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从整体上对该刊进行介绍与分析,介绍该刊的创刊时间与关键人物,分析该刊的栏目特点和其中所涉及的经济类和工商业经营类的问题。其次,着重分析与介绍期刊所宣传的主要内容,即该刊配合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政府的相关经济类政策所做的舆论宣传工作,这部分主要从工业、商业和金融三个方面具体展开。根据其宣传的内容,分析出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侵略所采取的经济掠夺手段和文化宣传手段,以及《商工月刊》在日本殖民侵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最后,着重分析《商工月刊》的本质与特点,通过特点与本质的分析,揭示出《商工月刊》发行的真实目的。伪满特殊语境下的《商工月刊》有其特殊性,作为一本由中国人创办发行杂志,它虽然不是官方发行的期刊,但却与伪满政府的关系密切,它主要配合伪满政府的经济侵略政策和殖民文化宣传,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商工月刊》通过制造所谓“日满亲善”的舆论氛围,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做辩解,使其彻底沦为日本殖民文化的吹鼓手、日本侵略罪行的辩护士。伪满时期所发行的中文期刊众多,《商工月刊》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它打着“振兴工商”的口号,一方面,阐释经济问题、传播工商业知识,另一方面,替日伪经济类的殖民侵略政策做宣传,愚弄人民。《商工月刊》是那一时期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与文化侵略的铁证。
王棱[5](2020)在《巴人杂文研究》文中指出巴人在杂文方面是卓有成就的大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了大量杂文,进入新中国之后又促成了五十年代杂文创作的短暂复兴,其后因为发表《论人情》《况钟的笔》等招致了残酷的批判和迫害,直至去世。文章以巴人杂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巴人在现当代两个时期的杂文理论及其创作主题和艺术特征,分析巴人杂文对鲁迅杂文精神的继承。通过对前后两个阶段杂文创作的分析中,总结归纳巴人杂文风格转变的成因,并联系个人成长经历和时代背景,挖掘杂文与人与时代之间的深层联系。绪论部分首先对巴人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作了整体介绍,探讨巴人杂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其次梳理巴人小说、诗歌、文学理论及杂文等多方面的成就和研究成果,重点关注巴人杂文方面的研究现状,从而找到当前学界对巴人杂文创作及理论研究的不足,明确论文突破方向。因而论文在对巴人杂文研究基础上,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章对杂文的发生、发展进行溯源,辨析与小品文、散文等文类的区别,借鉴富有代表性的现代杂文概念,确定杂文的含义和特征。其次对巴人的杂文创作概况进行分期,即:抗战爆发以前、“孤岛”时期、香港和南洋时期以及新中国时期;再根据其杂文创作的内容和风格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杂文创作和新中国时期的杂文创作。最后,总结巴人的杂文创作理论。第二章论述巴人1949年以前的杂文创作主题和艺术特征。1949年以前,巴人的杂文创作主要呈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既有对黑暗社会和保守势力的抨击,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依附者的批判和对传统文化心理主要是国民性的解剖,又有对小人物的赞扬和同情。其杂文风格在借鉴学习鲁迅笔法基础上自成一家,表现为对人、对事毫不留情,有犀利泼辣之风。第三章论述巴人新中国时期杂文创作的主题和艺术特征。在新的政治基调与社会环境下,巴人的杂文内容和风格都发生了转变,他快速调整自己的身份立场,积极为完善社会体制献言建议,批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其杂文风格整体趋向平和,语言也较“孤岛”时期更为平实,同时重视生活经验,善于抓住典型,但依旧延续了五四人道主义精神,开始关注个体的人,弘扬人情、人性。第四章讨论巴人两个时期不同风格形成的原因。“孤岛”时期的巴人在新中国却因杂文而被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时代革命的浪潮中被迫隐退。不同时代的主动适应和外在因素的强制性规约,其中也隐含着巴人悲剧命运的原因。巴人与同时代人一起发扬了杂文的自由精神和批判意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发扬鲁迅精神,坚持杂文创作,体现了思想的自由和解放。
黄金[6](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赵希悦[7](2020)在《《河北省政府公报》研究(1928-1930)》文中研究说明《河北省政府公报》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时期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其研究价值,是一个有待认识和探索的问题。《河北省政府公报》由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公报股负责编辑、刊印与发行,主要刊登河北省政府下发的政令法规,各行政部门审核发布的重要命令,省政府召开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及省政府一些重要的公电公函等信息。本文通过对1928年8月1日至1930年4月30日所发行的638期《河北省政府公报》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将它所刊登的内容划分为行政组织构建、财经建设、教育建设和社会治理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可见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成立之初,由国民政府所任命的省长和省级各厅负责人在整顿和完善政府行政体系,恢复和发展被战争所破坏的社会生产力与教育事业,以及对混乱的社会秩序进行治理等方面,共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为河北省政府各项工作的同时开展和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显示了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为革新地方政治和改变地方社会风貌所做的努力。通过对《河北省政府公报》上所发布的各类信息的研究,本文认为《河北省政府公报》具有传播政令、进行“三民主义”政治思想引导和对一些政务、财务信息进行公开的特色;同时它所刊登的丰富内容,可以让我们从新闻的角度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河北省政府在革新政治、社会方面的举措,推行过程和实践效果。毫无疑问,《河北省政府公报》对这一时期地方区域研究和地方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此类史料的不足,例如,多官方事务少民生事务,多官方用语少通俗文字,多省内信息少外界新闻等,所以,在运用此类史料时,要通观全局,将其置于时代背景之中进行分析研究,重点考察实际效果。
张东东[8](2020)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轻轻翻开厚重的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一位杰出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并不断从他的身上汲取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他,就是萧友梅先生,可谓是中国近代音乐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1920年,他从德国负笈而归,奔波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殚精竭虑。1927年,得到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垂青,南赴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办学的现代高等音乐学府,后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萧友梅先生将蔡元培先生所奉行的“以美育代宗教”理念积极应用于音乐实践活动中,无论是实施专业的音乐作曲、音乐鉴赏活动,还是推行近代化的中国新型专业音乐教育,萧友梅都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以行利国利民利族的拳拳之心行音乐事业的开创性壮举,成为“中国新音乐的保姆”。这位音乐“保姆”的专业学术背景,也是尤为令人钦佩的。萧友梅是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人,也是在中国推介欧洲音乐学体系的第一人。国立音专在他的学术引导下,着力实践在新音乐创作中采用西乐技术,在记谱法、曲式结构、和声等种种方面进行国乐的现代化探索与创作,成为独立而专业的音乐教学与研究院校,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人才的成长沃土。萧友梅先生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从中国国情和音乐发展现状出发,批判地吸收了西方音乐教育的体制与模式,从学生的音乐基础出发制作符合年龄段特点的音乐教材,并身体力行地投身于繁忙的教学活动与教育会议,发现与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积蓄了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他的那种认准一个目标,埋头苦干、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我们当前最为需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许多学生将所学的音乐知识用于实际行动,在近代中国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更有很多优秀的音专毕业生成为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巨擘和新音乐创作的巨匠。萧友梅先生也是一位深刻探索中国新音乐形态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对民族荣誉的大爱、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对人民命运的关切,也有着对黑暗社会形势的猛烈抨击和对国家动荡沉沦的痛心呐喊。带着这样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萧友梅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大刀阔斧地吸纳西方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法,力求实效地进行中国旧乐的改良与国乐的复兴。本文所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萧友梅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其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等方面的具体呈现,以期梳理出萧友梅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本论文采用横纵结合、探本溯源、对比分析、多维交叉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跌宕碰撞与音乐事业禁锢萧条的时局形势,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探寻萧友梅个人的美学音乐思想在其音乐办学与教学活动中酝酿、实践与调整的三个阶段,力求从一个更为全面而立体的站位去梳理研判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并思考与发现其音乐思想与办学精神的闪光点,挖掘并重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对当今中国音乐发展的思想价值,探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重构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遵循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的生成与实践脉络,以其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的具体表现为研究的重点,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深入探究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及文化背景。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中西音乐文化融通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详细分析中国古代音乐传统思想、维新派、五四新文化美育思想、德国音乐美学思想对其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之间的联系,分析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冲突与融汇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以及在“全盘西化”“国粹主义”“兼收并蓄”三种观点争鸣的时代背景下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得以确位的过程。第二章,分析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探索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萧友梅在北平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实验与准备,第二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前的上海时期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实践与使命,第三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后的上海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调整与重启。每一部分又从不同方面进行更为具体细致的分析。第三章,阐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这是本文的重点章节。从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四个角度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梳理理论体系。其中从“改良旧乐与创造新乐”、“新学制歌唱教材的编定”两个方面分析音乐创作思想,从“用才观”“育才观”“美育观”分析音乐教育思想,从校内音乐会、国民音乐会的开展与实际影响分析音乐审美思想,从对旧乐、现实社会音乐成就、音乐会的启蒙作用三个方面的批评来探讨音乐批评思想。本章探索更为全面地透视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活动各领域的具体表现,并结合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对其思想的时代性与独特性进行逻辑梳理与理性探讨。第四章,探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启示。本章着重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兼收并蓄”带给当代音乐发展的启示进行了集中论述与评析,即音乐创作与教育中的“拿来主义”、继承与革新的动态融合维度“复兴国乐”和“发扬词章”。
张彩云[9](2019)在《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史(1902-1949)》文中研究指明正如柏拉图所言,数学是从现实世界到理念世界的桥梁,图是用思维把握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工具。造型艺术中的设计图、各种工程中的设计图和数学中的图或图像,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其出发点都是作图,这就决定了几何作图的极端重要性。作图是一种掌握技能、养成习惯、锻炼思维和培养能力的过程。自1607年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译介到中国以来,逐渐地改变了中国的数学教育,中国人对几何作图有了崭新的认识。尤其在清末民国时期,几何作图已成为中小学数学教育乃至美术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本研究以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及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为研究对象,以数学教育史为背景和视角,以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将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在1902-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依照国家政体的变革、教育史上的大事件及其自身的发展趋势,分为清末时期(1902-1911)、民国初期(1912-1922)、民国中期(1923-1935)、民国后期(1936-1949),旨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在1902-1949年间的发展脉络,总结其发展特点,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力求为当今的几何教育及几何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借鉴和启示。本研究从如下六个部分展开论述,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一、清末时期(1902-1911)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这一时期,学制初创,新式的学堂亟需与之相匹配的、合用的教科书,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的种类有引进、翻译、编译、自编四种形式,出版发行的总数超过20种,涉及的出版机构有13家,编撰者有20多位,在今日看来,可谓“百花齐放”。这些教科书风格迥异地表现出两种派系的各自风貌,国人自编本和非自编本透露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即使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非自编本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所以,该时期从自编本和非自编本中选取了由孙钺自编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用器画》,闫永辉编译自日本的《新式中学用器画》,张廷金、余亮翻译自英国的《中学应用几何画教科书》为例,从教科书编撰理念、编排形式、内容结构、名词术语等维度进行了分析。二、民国初期(1912-1922)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这一时期政体发生了变革,教育制度开始影响几何作图教科书的发展,继清末之后进入稳步发展阶段,虽然数量上有所减少,但质量更胜一筹。几何作图教科书在进入课堂以后经历实践的考验和淘汰,基本实现了从清末引进、翻译、编译到自编的嬗变。自编教科书的编撰能从本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在进入课堂后更深入人心,促进了几何作图的教学,也实现了其创新发展。本章在阐述教育制度及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出版的,在当时影响较大、再版次数较多、使用周期较长、着名出版社出版的,由黄元吉编撰的《共和国教科书用器画》、王雅南编撰的《新制用器画》、求是学社编撰的《新撰平面几何画法》进行了多个维度的考察。三、民国中期(1923-1935)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1922年的“新学制”颁布后,随之新的教育规章制度出炉,在1923颁布的《中学算学课程纲要》中出现了几何作图教学的具体要求,1929颁布的《中学算学暂行课程标准》亦然,1932年颁布的《中学算学课程标准》中更有“在教授图形相关性质时与图画科联络或宜与用器画取得联系”、“几何作图题,要用器画好,力求整洁”等明确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几何作图教科书的编撰、出版产生了影响,促进了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的繁荣发展。该部分在阐述课程标准及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出版的,在当时使用周期较长、影响较大、特色鲜明的,由冯编撰的《应用用器画教科书》、王济仁编撰的《平面立体几何画法》、薛德炯编译的《用器画法平面几何之部》和《用器画法立体几何之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四、民国后期(1936-1949)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在1936-1949年间又进行了三次数学课程标准的修订,其中对几何作图的要求更详细、更具体。1937年抗战的爆发使得国民政府借机成立了“七联社”及后来的“十一联社”,结束了清末以来40多年教科书市场自由竞争的局面,实现了教科书的国定制,产生了国定本教科书。这对此时期的几何作图教科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导致仅有商务印书馆一家出版了几何作图教科书,还是针对职业学校编撰的。故此,该部分在概述当时社会背景和数学课程标准中几何作图的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使用和出版的,由朱铣、徐刚合编的《平面几何画法》、《立体投影画法》、《简易透视画法》和王品端编撰的《平面几何画法》、《投影画法》进行了考察。五、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该部分又分为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分初中和高中;二是几何教科书外的作图研究,首先对该时期期刊论文中几何作图研究进行整体梳理,然后以着名数学教育家傅种孙为代表对其几何作图思想进行了个案分析。以期从侧面揭示影响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的因素。六、结论。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上归纳了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诸多特点;其次,分析了影响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建设和发展的因素;再次,提炼了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史研究的启示与借鉴;最后,提出了继本研究之后,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主要解决了如下三个问题:第一,以1902-1949年为时间域,探讨了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的发展历程。第二,根据各学制、课程标准(或课程纲要)及教科书审定制度的颁布和实施,对几何作图教科书的编写背景、编撰理念、编写体例、编排形式、内容结构、名词术语、几何作图典型案例等方面逐一进行考察,总结了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的宏观和微观特点。第三,考察了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内容,从侧面揭示了影响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的因素。
邓海燕[10](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提出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二、《天津汽车》2004年第6期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津汽车》2004年第6期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 |
四、资料收集与运用 |
第一章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概况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山西省的调查与认识 |
第二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的发展 |
第二章 伪山西省公署的设立与伪教育行政体系的运行 |
第一节 伪山西省公署的设立 |
一、侵占与宣抚 |
二、伪政府的建立与矛盾 |
三、治安与财政 |
第二节 奴化教育政策与行政管理体系 |
一、奴化教育政策的制定 |
二、伪教育行政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
第三章 山西沦陷区学校教育 |
第一节 学校的设立及运行 |
一、校舍紧张 |
二、经费不足 |
三、生源紧张 |
第二节 教员的登录、检定与培训 |
一、教员的登录与检定 |
二、教员的培训 |
三、教员的培养 |
四、教员的经济生活 |
五、信任危机 |
第三节 教学工作与学校生活 |
一、课程、教学督导 |
二、日籍教员的作用 |
三、各类活动中的教员与学生 |
四、伪政府“捏合”下的中日学生交流活动 |
第四章 山西沦陷区教会学校教育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教会学校 |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前的教会学校 |
一、山西沦陷区的教会 |
二、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的演变 |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后的教会学校 |
第五章 山西沦陷区日语教育 |
第一节 占领区的语言政策 |
第二节 驻军与日本宗教团体的日语教育 |
一、驻军的日语教育 |
二、日本宗教团体设立的日语学校 |
第三节 日伪政府设立的各类日语培训学校 |
一、山西省公署公务人员训练所日语教员班 |
二、太原市立日语学校 |
三、各伪县政府附设的日语讲习所 |
第四节 中小学校的日语教育 |
一、中小学校日语教育实施情况 |
二、日语教员的培养与培训 |
第六章 山西沦陷区居留民教育 |
第一节 居留民的社会生活 |
一、人口激增 |
二、职业构成 |
三、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运行 |
四、日常生活 |
五、学校的设立 |
第二节 日本人学校的教师与学生 |
一、教师来源 |
二、学生构成 |
第三节 “皇国少年”的养成 |
一、课程设置 |
二、勤劳报国与少年参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本选题的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 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四 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 |
第一节 从完美的国家到完美的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 |
第二节 前乌托邦时代的思想萌芽到近代乌托邦文学的经典化进程 |
第三节 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 |
第二章 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 |
第一节 生态乌托邦 |
一 生态审美视角对“手工业复归”趋向的解读 |
二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细节描写的叙事功能 |
第二节 技术乌托邦 |
一 异化理论与机器文明的反思 |
二 去商业化的文学想象及其叙述 |
第三节 审美乌托邦 |
一 道德伦理与乌托邦审美 |
二 乌托邦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育观 |
第三章 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 |
第一节 极权主义 |
一 监视和规训——反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空间 |
二 为谎言狂欢——死亡意象的叙事隐喻 |
三 双重颠倒空间里的整体主义批判 |
第二节 工具理性 |
一 工具理性历史语境的文学叙事 |
二 官僚主义社会想象的文化逻辑 |
第三节 女性主义 |
一 自由劳动叙事中的女权主义理论 |
二 女性乌托邦写作实践中的平权诉求 |
第四节 空间隔离 |
一 乌托邦文学中“墙”的符号学解读 |
二 反乌托邦作品中“墙”的复归 |
三 后现代乌托邦文学中“墙”的崩塌 |
第四章 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 |
第一节 乌托邦美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渊源及内涵变迁 |
一 传统乌托邦共同体的社会学理论渊源 |
二 后现代与乌托邦美学共同体的构建 |
第二节 传统乌托邦文学模式的转迁 |
一 全球化浪潮与失业、社会福利和歧视链 |
二 全社会确定性与自由主义向往的悖谬 |
第三节 怀旧的乌托邦——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构建 |
一 后现代视域中怀旧病的隐喻 |
二 生态诗学与共同体的危机 |
第四节 重建乌托邦——新乌托邦文学的特征 |
一 新身份认同共同体的建构 |
二 美学共同体的生成和分类 |
第五章 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 |
第一节 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的承继与反叛 |
第二节 乌托邦、反乌托邦与现代化 |
第三节 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乌托邦共同体 |
第四节 永恒的乌托邦冲动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界定 |
第二节 研究现状概述 |
第三节 选题缘由与构想 |
第一章 承与变:清末民初小说图像发展态势 |
第一节 题材类型分类:两期发展脉络 |
第二节 绘制对象分类:多样性的图像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叙事效果 |
第一节 外部:图像样式干预叙事效果的实现 |
第二节 内部:图像主体影响叙事效果的达成 |
第三章 刊印新着小说图像的书局 |
第一节 书局出版新着小说图像的总格局 |
第二节 重要书局对新着小说图像的推介 |
第四章 印刷技术与画师群体的助力 |
第一节 印刷技术发展引领的图像嬗变 |
第二节 画师技术革新引领的图像发展 |
第五章 社会百相:从小说图像看清末民初的历史新貌 |
第一节 “外国人”与异域建筑:从小说图像看异域想象 |
第二节 从“飞机”到“潜艇”:从小说图像看科幻想象 |
第三节 “女学生”与新式学堂:从小说图像看教育情状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清末民初新着单行本小说中不同类型图像的题名情况 |
二、清末民初单行本(附图)新着小说编年叙录 |
后记 |
(4)伪满时期《商工月刊》研究(1938-194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二章 伪满新闻统制网络的搭建与中文期刊概览 |
一、伪满新闻管控体系的形成 |
(一)伪满初期的新闻垄断 |
(二)三次新闻整顿与“弘报三法” |
二、伪满特殊语境下的中文期刊概览 |
第三章 《商工月刊》的发行与经营 |
一、《商工月刊》的创刊与受众群体 |
(一)创刊宗旨与关键人物 |
(二)受众群体与发行范围 |
二、《商工月刊》版面设计与栏目解析 |
(一)版面设计 |
(二)栏目解析 |
三、期刊稿源与盈利方式 |
(一)稿源 |
(二)盈利方式 |
第四章 《商工月刊》对经济领域的舆论宣传 |
一、《商工月刊》与“产业开发”宣传 |
(一)《商工月刊》与伪满资源统计 |
(二)《商工月刊》为“产业开发”造势 |
二、《商工月刊》对伪满商业政策的鼓吹 |
(一)《商工公会法》与商工公会 |
(二)《商工月刊》为日本商业侵略辩解 |
三、《商工月刊》对金融政策的助推报道 |
(一)滥发货币与“鼓励”储蓄 |
(二)“控制”物价与“节约”消费 |
第五章 《商工月刊》的特点与本质 |
一、《商工月刊》的特点 |
(一)针对性强 |
(二)政治目的明显 |
(三)伪满期刊谱系中的特殊存在 |
二、《商工月刊》的本质 |
(一)日本殖民者的代言人 |
(二)日本侵略罪行的辩护士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巴人杂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和价值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巴人杂文创作及理论概述 |
第一节 巴人杂文创作概述 |
第二节 巴人杂文创作理论 |
第二章 1949年以前:一切为了战斗 |
第一节 1949年以前杂文创作主题 |
第二节 1949年以前杂文创作艺术特征 |
第三章 新中国时期:关注人情,提出建议,趋向平和 |
第一节 新中国时期杂文创作主题 |
第二节 新中国时期杂文创作艺术特征 |
第四章 巴人杂文创作转变缘由 |
第一节 革命理想与时代交融中散发的光和热 |
第二节 文学创作与政治体制冲突下的悲剧命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巴人杂文创作年表 |
致谢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6)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未竟的现代 |
一、“现代”的内涵与外延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研究动机、方法与框架思路 |
第一章 文学生态的多元发展 |
第一节 严肃文学的绝境逢生:资本规则下文学的发生与承续 |
第二节 文学转向的岔口:现代与后现代的交错并置 |
第三节 文化心理的自省:于中西“之间”及“之外”的本土 |
第二章 “边缘”状态的复杂呈现 |
第一节 一场悄然的中国“文学革命” |
第二节 香港的“边缘”之名 |
第三节 香港对上海的文化反思与超越 |
第四节 香港与台湾的文学互动与想象 |
第三章 曲折的回旋:价值观念的代际更迭与体认差异 |
第一节 理想主义的呼喊:香港现代主义先驱的意识自省与欲望批判 |
第二节 主体性的建构:资深一代作家的本土凝视与文化复归 |
第三节 个人化的另类书写:中生代作家的压抑经验与末世情结 |
第四节 重返存在的诘问:新生代作家的生存体悟与危机意识 |
第四章 抗争与认同:异化主题的基本架构与扩展延伸 |
第一节 书写的起点:异化的城与人 |
第二节 自我的指涉:从迷失到救赎 |
第三节 “物质”的美学:“物化”与“化物” |
第四节 历史的焦虑:从断裂到自适 |
第五章 求新立异:形式文体的先锋实验与跨界探索 |
第一节 理念的争论:写实与虚构的界限 |
第二节 技艺的突破:文本的形式探险 |
第三节 与俗文学的融合:存在与写意的武侠世界 |
结语 现代性的多重意义与重新书写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7)《河北省政府公报》研究(1928-193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和学术价值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一、《河北省政府公报》的创办 |
(一)河北省政府的成立与《河北省政府公报》的创办 |
(二)《河北省政府公报》的编辑出版与发行 |
二、1928-1930 年河北省各级行政机构与人事制度的建立 |
(一)颁布条例,完善行政机构建制 |
(二)整顿吏治,制定人事任用制度 |
三、1928-1930 年间河北省政府的财务整理与地方经济恢复 |
(一)整理财政,充裕省库 |
(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
四、1928-1930 年间河北省教育事业的恢复与改进 |
(一)全省教育事业的恢复阶段 |
(二)全省教育事业的发展阶段 |
五、1928-1930 年间河北省的社会治理与改造 |
(一)剿匪清乡,成立地方保卫团 |
(二)禁止烟毒,改善社会风气 |
(三)废除陋习,改良社会习俗 |
(四)抚恤救济,稳定社会秩序 |
六、《河北省政府公报》的历史作用与价值 |
(一)《河北省政府公报》具有的历史作用 |
(二)《河北省政府公报》的珍贵史料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表1:教育厅行政机构设置及其职掌 |
附表2:行政人员的考试资格和考试科目表 |
附表3:河北省训政学院课程纲目 |
附表4:视学人员及各学校与各县应改进事项 |
附表5:男女师范学校招生区域 |
附表6:河北省各县筹办救济院情形总表 |
后记 |
(8)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论题的提出与研究视角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及文化背景 |
一、中西音乐文化融通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 |
(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染 |
(二)维新派与五四新文化美育思想的影响 |
(三)日本与西方音乐美学的熏陶 |
二、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 |
(一)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冲突与融汇 |
(二)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时代确位 |
第二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实践探索的三个阶段 |
一、归国后的北平:音乐美学思想的酝酿与初启 |
(一)“音乐美学”和“音乐比较研究法”的首提 |
(二)女高师音乐系、北大音乐传习所的成立与音乐学科独立化的起步 |
(三)乐友社的成立与对音乐“美感教育”价值的强调 |
二、沦陷前的上海:音乐美学思想的实践与使命 |
(一)上海音专的成立与音乐教育独立学院组织化的努力争取 |
(二)以史为眼、以西治中:解决中国音乐落后之法 |
(三)对“音乐的势力”的社会宣传 |
三、沦陷后的上海:音乐美学思想的调整与重启 |
(一)精神国防说:唤起爱国心的战时音乐使命 |
(二)理论与技术并重的国乐团体试验 |
第三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 |
一、音乐创作:立足于民族本位的音乐改良 |
(一)礼乐合一,情理相通:探寻中国旧乐与西乐的美学契合点 |
(二)中西合璧,兼收并蓄:改良旧乐与创造新乐的创作理念 |
(三)简单普适、立足国情,放眼未来:新学制唱歌教材的编定 |
二、音乐教育:立足于办学实践的人才观和美育观 |
(一)广罗名师,任人唯能的用才观 |
(二)从儿童入手,因材施教,注重民族风格创作人才培养的育才观 |
(三)陶冶德性,重视音乐功能的美育观 |
三、音乐审美:对艺术受众的美育关切 |
(一)美化与陶冶:校内音乐会的开展与实际影响 |
(二)净化与尚雅:国民音乐会的开展与提高大众音乐审美素养的疾呼 |
(三)熏染与塑造:在家庭教育中对音乐审美的关注 |
四、音乐批评:着眼于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开拓式批评视角 |
(一)对旧乐的批评 |
(二)对现实社会音乐实践成就的批评 |
(三)对音乐会的启蒙作用的评论 |
第四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启示 |
一、音乐教育与音乐实践中的“拿来主义” |
(一)学通古今中外的论学底蕴对音乐教育的深层意义 |
(二)兼容并蓄的艺术胸怀对音乐实践的持久影响 |
二、继承与革新的动态融合维度 |
(一)“发扬词章”:在时代节奏中体现传统质感 |
(二)“复兴国乐”:在中西文化渐染中奏响民族旋律 |
结语:中国音乐美学思想重构的价值与意义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萧友梅音乐教育活动年表 |
附录2 :萧友梅音乐文论年表 |
附录3 :萧友梅音乐创作年表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史(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缘由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范围及研究内容 |
1.3.1 研究范围 |
1.3.2 研究内容 |
1.4 文献综述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1.5 研究方法 |
1.6 研究过程与思路 |
1.7 创新之处 |
第2章 清末时期(1902-1911)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 |
2.1 背景 |
2.2 学制初定及教科书编写 |
2.2.1 清末学制的初定 |
2.2.2 教科书编写概况 |
2.3 个案分析 |
2.3.1 孙钺编《最新中学教科书·用器画》 |
2.3.2 闫永辉编《新式中学用器画》 |
2.3.3 张廷金、余亮译《中学应用几何画教科书》 |
2.3.4 个案教科书内容分类量化比较分析 |
2.3.5 个案教科书作图题比较分析 |
2.3.6 个案教科书名词术语比较分析 |
2.4 小结 |
第3章 民国初期(1912-1922)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 |
3.1 背景 |
3.2 教科书审定及编写 |
3.3 个案分析 |
3.3.1 黄元吉编《共和国教科书·用器画》 |
3.3.2 王雅南编《新制用器画》 |
3.3.3 求是学社编《新撰平面几何画法》 |
3.3.4 个案教科书内容设置比较分析 |
3.3.5 个案教科书作图题比较分析 |
3.3.6 个案教科书名词术语比较分析 |
3.4 小结 |
第4章 民国中期(1923-1935)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 |
4.1 教育制度 |
4.1.1 背景 |
4.1.2 课程纲要中对作图的要求 |
4.2 教科书审定及编写 |
4.3 个案分析 |
4.3.1 冯编《应用用器画教科书几何画》 |
4.3.2 王济仁编《平面立体几何画法》 |
4.3.3 薛德炯编《用器画法平面几何之部》、《用器画法立体几何之部》 |
4.3.4 个案教科书内容设置比较分析 |
4.3.5 个案教科书作图题比较分析 |
4.3.6 个案教科书名词术语比较分析 |
4.4 小结 |
第5章 民国后期(1936-1949)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 |
5.1 教育制度 |
5.1.1 背景 |
5.1.2 课程标准中对作图的要求 |
5.2 教科书审定及编写概况 |
5.3 个案分析 |
5.3.1 朱铣、徐刚编《平面几何画法》、《立体投影画法》、《简易透视画法》 |
5.3.2 王品端编《平面几何画法》、《投影画法》 |
5.3.3 个案教科书内容设置比较分析 |
5.3.4 个案教科书作图题比较分析 |
5.3.5 个案教科书名词术语比较分析 |
5.4 小结 |
第6章 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 |
6.1 初中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 |
6.1.1 清末时期以《普通教育几何教科书·平面之部》为例 |
6.1.2 民国初期以《共和国教科书·平面几何》为例 |
6.1.3 民国中期以《现代初中教科书》为例 |
6.1.4 民国后期以《实验几何学》为例 |
6.2 高中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 |
6.2.1 清末时期以《最新中学教科书几何学·立体部》为例 |
6.2.2 民国初期以《共和国教科书·立体几何》为例 |
6.2.3 民国中期以《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几何学》为例 |
6.2.4 民国后期以《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立体几何学》为例 |
6.3 几何作图研究 |
6.3.1 期刊论文中的几何作图研究 |
6.3.2 着名数学教育家几何作图思想—以傅种孙为例 |
6.4 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特点 |
7.1.1 宏观特点 |
7.1.2 微观特点 |
7.2 影响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的因素 |
7.2.1 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
7.2.2 教育制度、课程标准、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影响 |
7.2.3 教科书编撰者群体的影响 |
7.3 启示与借鉴 |
7.4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个案几何作图教科书目次 |
附录2 个案中学几何教科书目次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麒麟》杂志研究的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四、概念界定 |
第一章 殖民语境:《麒麟》的生产场域 |
第一节 “改朝换代”: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
一、炮制伪满洲国 |
二、所谓的友邦、盟邦、亲邦 |
三、殖民“暴力”的效应 |
第二节 切断民族之根:奴化的殖民教育 |
一、“王道主义”教育方针 |
二、让日语成为“国语” |
三、推行殖民学制 |
四、强制落实奴化教育思想 |
第三节 专制与霸权:日伪政权的文化统治 |
一、霸道的伪满文化统治机构 |
二、细化专制的文化统治策略 |
第二章 “大众文化”:《麒麟》杂志的策略性定位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生态 |
一、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杂志 |
二、从小众文艺期刊到大众文化杂志 |
第二节 “大众文化”杂志《麒麟》 |
一、《麒麟》办刊思想的演变 |
二、“大众”读者定位 |
三、版面风格和栏目设置的大众化 |
四、《麒麟》杂志的市场化运作 |
第三章 文学样式的大众性 |
第一节 娱乐化的通俗小说 |
一、占据《麒麟》文学主体的通俗小说 |
二、徘徊在章回体和新文学之间的通俗小说 |
第二节 “传承文化使命”的散文 |
一、彰显民族文化的节日习俗散文 |
二、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散文 |
三、包罗万象的其他散文 |
第三节 书写底层大众生活的民间歌谣 |
一、情歌:离情别绪相思苦 |
二、生活歌:婚姻家庭中女性的悲情 |
第四节 雅俗互动的弹词与话剧 |
一、走向通俗:新文学的弹词改编尝试 |
二、雅俗相遇:演绎话本故事的现代话剧 |
第五节 由通俗小说改编的鼓词 |
一、鼓词《啼笑因缘》的诞生 |
二、从视觉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化 |
三、讲究音韵的俗白式语言风格 |
第四章 文本内涵的大众性 |
第一节 现代都市的空间符号与悖论叙事 |
一、时尚消费空间:咖啡店、吃茶店、舞厅 |
二、日常活动空间:公园、办公室 |
三、流动行进空间:火车、电车 |
四、都市书写的悖论 |
第二节 摩登与传统:大众视野中的女性想象 |
一、尚美女性:讲究衣着打扮的流行时尚 |
二、职场女性:独立自信的时代风尚 |
三、家庭主妇:渗透“贤妻良母”思想 |
第三节 娱乐性和模式化的精神消遣品 |
一、矛盾纠葛的感情故事 |
二、以死告终的爱情悲剧 |
三、历经风雨的完美结局 |
四、花样无穷的情感套路 |
第四节 侦探、悬疑与大众取向 |
一、构设类型化的悬疑焦点 |
二、迎合大众的小说取向 |
第五节 儿童文学产品的大众化特征 |
一、儿童文化产品的类型及特征 |
二、善与美的精神引导 |
三、潜藏的意识形态性 |
第五章 作为策略的大众:《麒麟》文化图景的意义 |
第一节 奴性话语: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
一、从“看”和“说”入手的大众亲日引控 |
二、调门越来越高的大众媚日教唆 |
三、利用文学树立大众的“良民”榜样 |
第二节 隐性话语:中国人民反侵略意志的曲折表达 |
一、建立同构关系,认同中暗示处境、吐露心声 |
二、描绘二元意象,对比中透露情感倾向 |
三、文本间存在矛盾,真意从深潜处释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天津汽车》2004年第6期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D]. 郝东升. 山西大学, 2021
- [2]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D]. 蔡青辰. 浙江大学, 2021(02)
- [3]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D]. 韩蓉.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4]伪满时期《商工月刊》研究(1938-1943)[D]. 贾然.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5]巴人杂文研究[D]. 王棱. 西南大学, 2020(02)
- [6]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7]《河北省政府公报》研究(1928-1930)[D]. 赵希悦.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D]. 张东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史(1902-1949)[D]. 张彩云.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7)
- [10]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D]. 邓海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