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论文文献综述）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1]（2021）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乡镇（街道）法定行政权力事项指导目录》《四川省赋予乡镇（街道）县级行政权力事项指导目录》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川办发[2020]85号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四川省乡镇（街道）法定行政权力事项指导目录》《四川省赋予乡镇（街道）县级行政权力事项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法定目录》《赋权目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组织实施,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王欣[2]（2019）在《话语与法律触发 ——基于语料库的中美立法研究》文中认为通过立法程序所产生的法律,或称立法话语,是调整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正所谓,“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是实现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根本前提。法律有实质与形体两种元素,其实质为法律的精神,而其形体则为其躯体（穗积陈重2014:5）。所谓良法,则是“形神兼备”之法。与此同时,法律之形亦是法律实质之表征,而这一表征即由语言所实现。从形式层面而言,法律的语言表征由词汇、句子构成,并通过特定结构进行组织;从实质层面而言,因这一表征体现了其所处语境中独有的政治、文化、历史等一系列特质,而传递着“地方知识”（格尔茨2016）。因此,立法话语作为符号资源,构筑了立法话语组成部分（语言形式）特殊的涵义。而符号系统在社会语境中不断循环、重组,创造出新的涵义,并通过文本予以表达（Thibault 1991:6）。本研究将以中国大陆地区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与美国法典的制定法为立法话语,以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对比与阐释。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法律文本探析“法律触发”（legal priming）:“法律触发”并不仅仅针对规范本身,更延伸至法律文本作为符号资源所处的社会语境之中。正如耶林（Rudolf von Jhering）所言“[法律]是生活抽象的概念”（耶林2016:4）,我们无法脱离语境,去探寻法律文本的意义。从某种意义而言,理解法律规范即是理解语言表述（Mac Cormick&Weinberger 1986/1992:34）。法律与语言的关系,或语言于法律的作用,在19世纪即被法律研究者所关注并与法学的语用学转向息息相关（Coode 1947:4;舒国滢1995）。当下,法律语言已成为一门学科,虽然其确切诞生时间已不得而知（约为20世纪初中期）,但一般以大卫·梅林科夫所着之《法律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Law）为分野（Tiersma2008）。当下,法律语言学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可细分为立法语言、司法语言、语言证据、法律翻译、合同语言、仲裁语言等。本研究属其中立法语言这一范畴。立法语言生发于立法:立法作为一种国家政权活动,关乎立法原理、立法制度与立法技术（周旺生1994:1）。相较于立法技术,立法原理与立法制度非为本研究的切入点,故在此不先予赘述。针对立法技术问题的探讨在普通法域已出现近两个世纪,但在我国,古之虽有“读律八法”（王明德2001:2-15）,但在本质上,中国古代律学仍较少关注立法文本中的语言问题。近代以降,美国虽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以1776年《独立宣言》为标志）,并建立了联邦共和国,但其仍承继英国普通法传统:在国内法尚不完备时期,美国法院仍部分适用英国法（Drinkwater 1959）。尽管美国属普通法系国家,但成文法在美国的重要性与判例法并无二致。美国的国会掌握美国的立法权,《美国法典》是由国会隶属的众议院法律修订委员会订制的。《美国法典》包含了美国一般与永久性的法律（仅限于public law）,其中包含的制定法即为联邦法规。与此相比,中国法传统（即中华法系）发端于秦汉,成熟于隋唐,并瓦解于清末（何勤华1999,2018）。自始,中国法通过法律移植走向了西洋化的道路。西洋化的手段主要来自于对外国法的翻译（崔军民2007;Ni 2012）。由于许多法律概念在中华法系下的中国法乃至在当时中国的整体社会语境中均无对照,因此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表述困难（王健2001:82-137）与功能缺失（蔡枢衡2014:1-17）。从清末变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法主要遵循大陆法系传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旧法统”,即民国时期由国民党政府颁布施行的法律被废除（郑朴1964）,现行中国的法律属社会主义法系并兼具大陆法系的特征。从狭义的角度而言,我国的立法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然而,在立法实践中,若现实需要且尚未立法的情况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行政法规。因此,在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不仅为高位阶规则,且具有适用的广泛性。基于以上基本背景知识,本研究通过词汇、情态与语类三个层面对中美法律文本/话语进行对比,进而探寻其内在的异同之处。“话语”这一概念有许多的定义:在社会符号学的范式下,“话语”是符号资源（Van Leeuwen 2005:3-25）、意义潜势（Halliday 2001:109）、符号惯用系统（Hodge&Kress 1988:2-5）。故而,本研究中的话语分析即是对符号以及其资源的分析。语言作为符号,其意义与其表征之间无必然的联系（Saussure 2001:65-68）。基于此,本研究将中英文中表示法律概念的词汇、表现情态的情态词与表现语类特征的文本结构视为三种符号,并对其进行对比分析。为保证研究的客观性,本研究首先采定量的方式挖掘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对文本进行定性分析。本研究由前言、文献综述、主体章节与结论四个部分,共六章组成。前言部分主要展示本文的研究动机、研究背景、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研究架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在文献综述中,首先简述了法律语言学的发展沿革及其下属研究领域。接着,依据本研究的领域,对立法语言从立法技术、法律解释、立法作为社会知识或机构知识表征、立法语言作为交流手段和立法语言作为控制手段五个层面对立法语言相关过往研究进行回顾梳理。与此同时,对基于梳理之观察进行讨论。本研究认为,过往的研究已对立法语言领域进行了充分的挖掘,但仍有疏漏之处。如过往研究中,只有较少的学者关注立法文本中的结构问题（Bhatia 1993:101-144;Martin&Rose 2014:14-16）。因此,本研究认为,这一空白或是由于许多学者认为法律高度结构化所造成的。然而,形式结构并不一定等同其实质结构;且我国大陆地区法律多以单行法形式发布,众多法律文本之间的形式结构并非完全统一。本研究的第三章、第四章与第五章为文章的主体部分。本研究第三章从词汇层面分析法律触发效应。权利、权力、义务、责任与利益等类名词（generic term）是法律中基本的概念——这些概念是法律关系的起点。本章分别从两个语料库中提取了与这些概念相关的名词,并通过观察其搭配与类联结模式,对词义进行分析。根据观察结果,将搭配与类联结模式分为三类:分别为实例化（instantiation）、动态化（animation）与协同化（coordination）。实例化的模式为“修饰词+中心词”;动态化的模式为“表示动作的词+中心词”;协同化的模式是“中心词+中心词”。通过对中英文各词的共现进行探讨后发现,一、“权利”虽非诞生于本土,但由于其不断地在本国社会语境中出现与使用,现已高度本土化,与其原初意义（即right,带有“天赋人权”的意义）已大相径庭;二、我国法律对“义务”的表达是通过“责任”实现的。与此同时,类联结模块“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断出现是我国“积极入罪”（储陈城2017）的一种表现,亦符合我国法律“打击犯罪”的需要;三、“职权”在我国法律中定位尚不明晰,与此同时这一情形与我国至上而下中央管控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联。与“义务-责任”的关系类似,许多“职权”是通过“职责”表述的;四、中美法律中的许多词都出现了非词语化（delexicalization）的现象。如duty并非为“义务”,而是中国法中的“职责”。这一现象亦出现在responsibility中;五、我国立法者习惯使用消极的表达方式而美国立法者则倾向于积极的表述。此外,在我国法律中,“权利”与“义务”有着最为强烈的关联性,而在美国法中,法律概念之间的关联性较为平均,但美国法中“权利”和“权力”的关联表明“有权利做某事”亦等同于“被赋予权力做某事”。基于以上观察,本章讨论认为:一、“权利”虽已在我国法律中本土化,但其意义与西方语境中的“权利”大相径庭。与此同时,我国现行法律仍受“义务本位”意识形态影响;二、我国的立法者一方面期许建立社会成员间的紧密联结,另一方面,“积极入罪”与这一期许背道而驰。本文第四章从情态词的角度探析法律触发效应。与英文核心情态词不同,中文情态词界定标准在学界尚无统一标准。鉴于此,本文采用“现代汉语语料库分词类词频表”中标记为“vu”的中文情态词。与此同时,由于该词表未将“必须”划分为情态词,但鉴于“必须”在法律文本中,已惯常被视为情态词（Cao 1999,2009;Cheng&Sin 2011;Li,Cheng&Cheng 2016）,本章亦将“必须”纳入中文情态词的范畴。通过分析发现,“应当”存在内部级差（gradience）:应当（道德）和应当（法律）。应当（道德）出现于法律文本中道德规范的表述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四条第二款:“全社会都应当尊重教师。”等。）,而应当（法律）则用于法律的规范性表达中。法律文本中的应当（道德）所对应的是should而非shall。过往的研究中,在关于“应当”与“必须”是否存在差别的问题上,各学者争论不一（无区别[Cao 1999];有区别[Li,Cheng&Cheng 2016];大部分无区别,少部分有区别[周赟2013]等）。通过对比发现,“应当”与“必须”之间并不相同（从语言表征而言,“必须”语气更强。）。“必须”出现的语境均与第三章中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相关。由此可见,“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中国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情态词在法律文本中通常用于构建法律文本中的可能世界,如“要”。从某一角度而言,“要”可与“应当”进行替换,但“要”与“命令者”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对美国法中的情态词进行考察分析后发现,shall与must之间亦存在级差:在美国法律中,must的语气比shall的语气更为强烈。但与“应当”和“必须”的情形不同,must出现的语境均与“正当程序”相关联。与此同时,作为劝导意义的should则出现于美国法中“公共利益”的语境中。在否定表达方面,级差为must not>shall not>may not>should not。从形式立法技术角度而言,美国法中的情态使用较中国法整齐划一。从实质立法技术的角度出发,对“公共利益”与“正当程序”的不同侧重体现了中美两国不同立法价值取向。中国立法者所注重的是社会及各成员的和谐、统一与集体性,而美国立法者所关注的则是形式上的法治统一性。从法律表征回归语言本体,情态级差受语境制约这一现象,亦是“meaning lies in context”的表现（Firth 1957:190-215）。第五章是从语类的维度观察立法话语。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而言,语类是“联系不同的生产者、消费者、主题、媒介、方式/态度和场所的文本典型模式”（Hodge&Kress 1988:7）。对语类的观察并无固定模式,其可从多种渠道获得,而本文则以法律文本的结构为进路。尽管中美两国法律均有其固有的组织结构模式,但法律文本结构并非完全统一。由于我国同一位阶的法律文本存在不同形式,其结构亦具有差异性。首先,以编、章、节、条为组织的法律（法规）（后简称法律法规）与法律解释、法律决定、法律修正案的形式结构完全不同;第二,法律法规内部形式结构亦不尽相同:（一）篇幅较短的法律内部没有分章,仅有以序数词为分界的“条”;（二）部分法律有附录,部分法律有序言（n=4）。由此可知,我国法律形式结构与实质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鉴于此,本研究以法律文本内部某些不断重复且位置固定的词为分界,重新界定了我国法律文本的语类结构。与此同时,重点分析了具有特殊语类结构的法律文本。在美国法视域下,美国法典内部结构十分统一（虽然有部分项下有附录）,且每一条前都冠以标题,有别于我国仅以序数词为区分的情形。与此同时,在每一条后都附以引注,以技术语言的方式详列该条文的历史沿革。此外,美国宪法的形式结构与美国法典的形式结构明显不同,前者的组织形式类似于合同/条约。与我国宪法相似的是,美国宪法也冠以序言;但不同的是,我国宪法的序言是以时间为序列进行记叙,而美国宪法既无时间记录也无有关国家政体政党的描述。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认为,一、“中国”的存在并不以政体为标志,其存在与中华文明的发轫合为一体,不可分割;二、语类结构的不统一是我国过去大规模法律移植与造法所导致的;三、美国宪法的结构暗藏着美国立法中的“协商”（negotiation）模式。在第六章中,本研究基于三、四、五章的观察讨论,深入分析中国现行法律。本研究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为“中体西形”（westernized in form,but oriental in substance）。表面上看,中国法律外部语言表征存在不连贯、不协调的现象。本质上,这是形体之间冲突的表现。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法律传统存在承继断层与文化冲击,但在当下社会语境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法律仍保有“中体”。与此同时,本研究认为,在法律中保持“中体”是符合现阶段的社会与政治目的的。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社会秩序与中国身份在形式上已然重建。但在实质上,仍为无本之木。因此,建立符合现代中国的话语符号资源是实质重建社会秩序与重获中国身份的关键。本研究认为,可以从社会符号学的视角审视并应用中国的法律触发效应:一、通过立法实践;二、通过法律解释。在立法实践层面,法律作为符号资源,其中的符号并无固定且一一对应的意义。当下,我国法律符号资源是在已有符号基础上发展的新符号,故符号表征为其第一性（即为名）。在有名之后,需在本土符号资源与社会语境中完善符号的解释项与客体,该新符号方能正常运作。在法律解释方面,需注意在当前符号资源与社会语境下,某一符号的变化,而不是采用一种教条式的方式对法律进行解释。尽管我国许多法律甚至是法律概念来自于域外,但法律/法律概念作为符号脱离原符号系统,进入新的符号系统时,其即不保有原初的意义（Ni 2012）。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下,运用社会符号学的视角去审视法律的意义及概念可极大程度上地避免陷入形而上的教条思维及“白马非马”的逻辑谬误中。最后,笔者对本研究的贡献与不足进行了简述,并以期在未来的研究中提升广度与深度。
谈笑[3]（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4]（2018）在《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政府赋予经济发达镇部分县级行政管理权限指导目录(第一批)的通知》文中提出吉政办发[2018]42号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经省政府同意,现将《省政府赋予经济发达镇部分县级行政管理权限指导目录》（第一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武汉市人民政府[5]（2016）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规范市级权力清单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武汉市人民政府文件武政规〔2015〕19号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为深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5〕2 1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省推行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通知》(鄂办发〔2015〕23
辽宁省人民政府[6]（2015）在《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文中提出辽政发〔2015〕21号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经研究论证,省政府决定,取消调整行政职权事项411项。其中:取消192项,下放61项,调整管理方式149项（改为后置审批74项、明确为工商登记前置审批15项、调整为内部审批43项、转移至社会组织16项、暂停审批1项）,取消调整涉密事项9项（按规定另行通知）。同时,承接国务院下放事项15项。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职
重庆市人民政府[7]（2015）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重庆市2015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的决定》文中指出渝府发〔2015〕34号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等文件精神,市政府决定,我市承接国务院下放行政审批项目18项,对应取消行政审批项目17项（含8项初审项目、9项审批项目）和职业资格认定事项54项,将国务院要求改为后置审批事项的103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明确为后置审批事项,对国务院决定保留的34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实行全市统一执行并规范。同时,进一步自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8]（2014）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文中研究说明宁政发〔2014〕16号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国发[2013]9号）和《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宁党发[2013]57号）精神,经研究论证,自治区人民政府第18次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290项行政审批事项。另有4
张文杰[9]（2013）在《论安全生产的法治化》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安全生产法治化为题,主要运用公法学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分析安全生产法治化的规范和事实层面的问题,核心命题在于论述安全生产法治化的重大意义及未来趋势,为安全生产法治化的正当性做论证,也为安全生产的未来发展提供思路。这既是理论上的重要阐述,也是对策性分析的结果。为此,本文通过对立法、执法和司法以及法律文化建设等多个角度的分析,来研究安全生产的法律规范和制度结构以及它们的运行情况。不仅从规范出发梳理和分析了安全生产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结构,尤其是对《安全生产法》和安全生产的监管体制进行了详细论述,同时也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具体论述了安全生产工作中面对的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法律和制度中的一些不足。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再结合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目标定位,提出了一些促进我国安全生产法治化的具体思路和设想。通过这些论述,本文首先希望能够对我国安全生产法治化的现实情况做条理性整理,对安全生产法治化的基本情况以及面对的问题进行比较充分的说明。这是进一步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也是实践工作中必须清醒认识的内容。其次,本文通过梳理历史经验和域外经验,为我国的安全生产法治化提供非常有益的资料和理论基础,为我国的安全生产法治化提供有益借鉴。这也是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再次,本文也为安全生产法治化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正当性论证,指出了安全生产的法治化是我们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方向,也是保障和促进安全生产、实现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的重要途径。它既是历史大势所趋,也是国际潮流使然,同时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最后,本文还在积极正面建构安全生产法治化的规范和制度,立足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大背景,在立宪主义和行政法治的理论资源指引下,对安全生产法治化的原则、规范和制度进行了重构式的分析。除导论外,本文共分为七章,共计约15万字。第一章“中国安全生产法制的历史变迁”主要关注我国历史上安全生产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情形,既为清楚了解现实情况,也能够同现实进行对比,为当下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的历史经验。历史研究能够将历史展现在现代人的眼前,并为当下的改革提供指引。安全生产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在我国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工矿业生产并不发达,而且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安全生产水平低。近现代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进步很快,利用法律和制度来规制安全生产既是我国工业近代化的重要表现,也给后来制定完善的安全生产法律和制度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安全生产的法治化工作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历史过程。在当代,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安全生产的法治化不断加快,并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安全生产法律和制度体系。安全生产的法治化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促进了计划经济向为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发展的背景下,安全生产法治化的意义更显突出。第二章“安全生产法治化的域外经验”重点介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生产法治化的规范体系以及实践经验,通过比较研究,为我国的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智识指引。比较研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法治后发型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借鉴域外经验将是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安全生产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重要保证。美国的安全生产法治化主要表现在对职业安全与职业健康的完善立法和有效保护上。澳大利亚对职业安全与健康的保护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形成了以州为主体的安全生产监管结构。德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体系化的安全生产立法,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都承担了相应的安全生产责任。采矿业发达的南非的安全生产工作成效也非常突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形成了现代的比较完善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监管体制也已较为完备。第三章“安全生产法治化的目标与原则”着重介绍安全生产法治化受到的价值层面的影响,以及这些价值进入规范后的具体表现以及产生的现实意义,并从价值和原则的角度论述安全生产法治化面临的任务以及在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角色。法的价值和原则决定了法的内容,也能影响法的适用。它们在一部法律或法律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法的价值影响下,安全生产法治化的重要内在目标包括了保障人权、安全第一,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秩序）和谐和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安全生产法治化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了人权保障原则、法治原则。这些目标和原则既是安全生产法治化的正当性基础,也是安全生产法治化实践中最重要的元素,指导具体的规范适用。第四章“安全生产法治化的规范依据”重点对当下我国安全生产的法律体系进行全面描述和结构性分析,对其中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进行系统论述,并提出了一些完善法律体系的具体主张。宪法和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决定了安全生产法治化的基本构造。宪法的规定为安全生产法治化提供了基础,并影响和决定着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主要原则和基本内容。安全生产法律体系比较复杂,形成了多层次、不同角度的结构,并存在着和宪法、行政法、刑法和社会法相连接的问题。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以《安全生产法》为基础,涵盖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涉及到了综合类的、矿山类、危险物品类、建筑业类、交通运输类等不同的生产类型。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基本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未来要着力包括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困难、重构安全生产中的中央和地方权责、立法鼓励利用回应性管制手段、强化安全生产文化立法等。第五章“安全生产法治化的制度结构”仍以规范性研究为主,主要介绍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下形成的基本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及这些制度结构中的问题及其改进思路。制度是规范的内在要求以及规范运行的内在结果,也是实践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安全生产中现有七项基本法律制度,分别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保障制度、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度、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制度、安全生产中介服务制度、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制度、安全生产违法责任追究制度。这些基本法律制度又可以引申出一些具体的制度,如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安全评价制度、安全设备测验制度等。这些制度又可以分为企业准入和淘汰机制、人权保障机制、监督机制、管理机制等。完善安全生产的法律制度结构要求重塑监督权和管理权的关系及其配置、改革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引入商业保险制度等。第六章“安全生产法治化的完善”是基于前文的规范性研究而进行的实效性和对策性研究。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但它还有很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是安全生产最基本的法律制度。监管体制是影响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重要因素。改革安全生产监管体制要厘清监督和管理的行政权力关系,并对安全生产监管权的横向和纵向配置进行改革。安全生产监管需要创新监管手段。在监管过程中要重视运用回应性管制手段,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引入商业保险机制补充工伤社会保险制度,并让保险公司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第七章“结论”总结了前文的论述并对安全生产法治化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山西省人民政府[10]（2013）在《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本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的决定》文中研究指明晋政发[2013]6号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2012年以来,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省人民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省人民政府决定实施269项省本级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取消调整460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取消95项行政审批项目,下放管理层级48项审批项目。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论文提纲范文）
（2）话语与法律触发 ——基于语料库的中美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Acknowledgements |
| Chapter 1 Introduction |
| 1.1 Introduction |
| 1.2 Historical Background |
| 1.2.1 A Chinese Scenario |
| 1.2.2 A Scenario of the United States |
| 1.3 An Overview of the Present Study |
| 1.3.1 Theoretical Framework |
| 1.3.2 Purpose and Scope of the Present Study |
| 1.3.3 Methodology |
| 1.3.4 Organization of the Present Study |
| Chapter 2 Literature Review |
| 2.1 Introduction |
| 2.2 Language of Legislation |
| 2.2.1 An Overview |
| 2.2.2 Language of Legislation in Legal Interpretation |
| 2.2.3 Language of Legislation as Representations of Knowledge |
| 2.2.4 Language of Legislation as Communication |
| 2.2.5 Language of Legislation as Representations of Controls |
| 2.3 Discussion |
| 2.4 Summary |
| Chapter 3 Legal Priming in Lexical Words |
| 3.1 Introduction |
| 3.1.1 Collocation Revisited |
| 3.1.2 Colligation Revisited |
| 3.2 Methodology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
| 3.2.1 Methodology |
| 3.2.2 Preliminary Results |
| 3.3 Further Observations |
| 3.3.1 The Chinese words |
| 3.3.1.1 Quánlì (权利[right]), Quánlì (权力[power]), Quán(权[right/power])andQuányì (权益[right& interest]) |
| 3.3.1.2 Zhíquán(职权[authority])and Zhízé (职责[duty& responsibility]) |
| 3.3.1.3 Zérèn(责任[liability])and Yìwù (义务[obligation]) |
| 3.3.1.4 Lìyì (利益[interest])and Shōuyì (收益[profit]) |
| 3.3.1.5 Coordination of the Chinese Nodes |
| 3.3.1.6 Summary of the Chinese Nodes |
| 3.3.1.7 Tentative Discussions on the Chinese Nodes |
| 3.3.2 The English words |
| 3.3.2.1 Right |
| 3.3.2.2 Duty and Obligation |
| 3.3.2.3 Power and Authority |
| 3.3.2.4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
| 3.3.2.5 Interest,Benefit,Profit and Gain |
| 3.3.2.6 Coordination of the English Nodes |
| 3.3.2.7 Summary of the English Nodes |
| 3.3.2.8 Tentative Discussions on the English Nodes |
| 3.3.3 A Chinese-English Synthesis |
| 3.4 Discussions and Explanations |
| 3.4.1 Meanings as Legal Primings |
| 3.4.2 Social Existence in Legal Primings |
| 3.5 Conclusions |
| Chapter 4 Legal Priming in Modals |
| 4.1 Introduction |
| 4.1.1 Chinese Modals |
| 4.1.2 English Modals |
| 4.2 General Observations |
| 4.3 The Chinese Modals |
| 4.3.1 Yīngdāng (应当[shall]),Yīng (应[shall]),and Bùyīng (不应[shall not]) |
| 4.3.2 Kěyǐ (可以[may]),Kě (可[may]), Bùkě (不可[may not]), Bùdé (不得[must not]) |
| 4.3.3 Bìxū (必须[must])and Xū (须[must]) |
| 4.3.4 Xūyào (需要[need to]),Xū (需[need to])and Yào (要[need to]) |
| 4.3.5 Kěnéng (可能[might]),Bùnéng (不能[cannot]), Nénggòu(能够[can]), Néng (能[can])and Wèinéng (未能[cannot]) |
| 4.3.6 Yuànyì (愿意[be willing to])and Bùyuàn(不愿[be not willing to]) |
| 4.3.7 Huì (会[would])and Bùhuì (不会[would not]) |
| 4.3.8 Summary |
| 4.3.9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
| 4.3.9.1 Inconsistency in the Chinese Modals |
| 4.3.9.2 Inconsistency as Legal Priming |
| 4.4 The English Modals |
| 4.4.1 Shall and Should |
| 4.4.2 May and Might |
| 4.4.3 Must |
| 4.4.4 Would and Will |
| 4.4.5 Can,Cannot and Could |
| 4.4.6 Summary |
| 4.4.7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
| 4.4.7.1 Modal Expressions as Evaluations |
| 4.4.7.2 Gradience as Legal Priming |
| 4.4.8 Summary |
| 4.5 Further Discussions |
| 4.5.1 Omnipotent Lawmaking v.Constrained Lawmaking |
| 4.5.2 National Supremacy v.Rule-of-Law Supremacy |
| 4.6 Conclusions |
| Chapter 5 Legal Priming in Genres |
| 5.1 Introduction |
| 5.2 Genre Revisited |
| 5.2.1 Genre in RSG |
| 5.2.2 Genre in LSP |
| 5.2.3 Genre in SFL |
| 5.2.4 Summary of this Section |
| 5.3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 |
| 5.4 Generic Structures and Features i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R.C. |
| 5.4.1 Actual Generic Structures of the Chinese Laws |
| 5.4.2 Optional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Legislative Generic Structure |
| 5.4.2.1 Appendix/Appendices in the Laws |
| 5.4.2.2 Preamble in the Laws |
| 5.4.2.3 The Laws with Fragmented Generic Structures |
| 5.4.3 Summary of the Section |
| 5.4.4 Generic Incoherence in the Laws of the P.R.C. |
| 5.5 Generic Structures and Features in the Laws of the U.S. |
| 5.5.1 The U.S.Code |
| 5.5.2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S. |
| 5.5.3 Summary |
| 5.5.4 Negotiation in Lawmaking |
| 5.5.5 A Synthesis |
| 5.6 Discussions |
| 5.6.1 Contrast of Actual Generic Structures |
| 5.6.2 Inter-Semiotic Constraints of Norms on Legislative Drafting |
| 5.6.3 Further Discussion |
| 5.7 Conclusions |
| Chapter 6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 |
| 6.1 Introduction |
| 6.1.1 Legal Priming and the Chinese Laws |
| 6.1.2 A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o the Chinese Laws |
| 6.2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Present Study |
| 6.3 Implications |
| References |
| Appendix 1 Titles of the Laws of the P.R.C. |
| Appendix 2 Titles of the Laws of the U.S. |
（3）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9）论安全生产的法治化（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安全生产法治化与依法治国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的安全生产 |
| (三) 安全生产法律关系 |
| (四) 命题与任务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与方法 |
| 四、写作思路与文章结构 |
| 第一章 中国安全生产法制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安全生产法律制度 |
| 一、古代社会安全生产规范化概况 |
| 二、古代社会重要的安全生产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安全生产法律制度 |
| 一、清末民初的安全生产立法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安全生产法律制度 |
| 三、革命时期民主政权的安全生产法律制度 |
| 第三节 建国后安全生产法律制度发展概述 |
| 一、初创时期(1949—1957年) |
| 二、调整时期(1958—1965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
| 三、恢复、整顿和提高时期(1976—1991年) |
| 四、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1992—2002年) |
| 第四节 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 |
| 一、《安全生产法》：从设想到现实 |
| 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及其演变 |
| 三、现行安全生产法律制度的历史进步性 |
| 第二章 安全生产法治化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 |
| 一、职业安全与健康概况 |
| 二、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法律体系 |
| 三、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监管体制 |
| 四、职业安全与健康执法的发展趋势：合作执法行动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 |
| 一、职业安全与健康概况 |
| 二、矿山安全监管体制 |
| 三、矿山安全法律体系 |
| 第三节 德国 |
| 一、矿山安全法律体系 |
| 二、矿山监管体制 |
| 第四节 南非 |
| 一、职业健康与安全发展概况 |
| 二、职业健康与安全法律体系 |
| 三、职业健康与安全监管体制 |
| 第三章 安全生产法治化的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安全第一 |
| 一、生产安全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
| 二、《安全生产法》中的“安全第一”方针 |
| 三、“安全第一”的方针与安全和生产的平衡 |
| 四、预防为主 |
| 第二节 安全生产与人权保障 |
| 一、安全生产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
| 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从业人员权利 |
| 三、我国安全生产领域人权保障问题 |
| 四、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的人权保障 |
| 第三节 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 一、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 |
| 二、安全生产与社会保障 |
| 三、安全发展的理念及其制度化 |
| 第四节 安全生产与法治 |
| 一、法治主义及其要求 |
| 二、法治原则与安全生产立法 |
| 三、法治原则与安全生产执法 |
| 四、法治原则与安全生产法律文化 |
| 第四章 安全生产法治化的规范依据 |
| 第一节 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基础 |
| 一、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
| 二、构建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意义 |
| 三、构建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原则 |
| 第二节 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结构 |
| 一、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层级结构 |
| 二、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横向结构 |
| 第三节 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一、宪法中的安全生产结构 |
| 二、安全生产的综合性法律 |
| 三、安全生产的行政法结构 |
| 四、安全生产的刑法结构 |
| 第五章 安全生产法治化的制度结构 |
| 第一节 安全生产法律制度结构 |
| 一、重要制度概要 |
| 二、安全生产法律制度的类型化分析 |
| 三、法律制度变革的动力 |
| 第二节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保障制度 |
| 一、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保障制度的规范依据和地位 |
| 二、安全生产条件保障 |
| 三、安全生产人员与组织保障 |
| 四、安全资金、安全设施和设备保障的投入保障 |
| 第三节 安全生产中介服务制度 |
| 一、安全生产中介服务的发展现状及其特点 |
| 二、安全生产中介服务制度的依据和内容 |
| 三、安全生产中介服务的范围与法律责任 |
| 四、安全生产中介服务制度的完善 |
| 第四节 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 |
| 一、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历史与概况 |
| 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主要内容 |
| 三、企业和人员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程序 |
| 四、许可证的管理与法律责任 |
| 第六章 安全生产法治化的完善 |
| 第一节 健全安全生产法律体系 |
| 一、安全生产法律体系更新的理论基础 |
| 二、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不足 |
| 三、法律体系更新的任务 |
| 四、法律体系更新的程序 |
| 第二节 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改革 |
| 一、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的域外经验 |
| 二、理顺监督和管理的行政权力关系 |
| 三、综合监管与行业主管部门监管的权限划分 |
| 四、安全生产监管权力的纵向配置 |
| 五、结论 |
| 第三节 安全生产监管手段的创新 |
| 一、重视运用回应性管制手段 |
| 二、加强企业安全生产文化建设 |
| 三、安全生产领域引入商业保险制度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论文参考文献）
- [1]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乡镇（街道）法定行政权力事项指导目录》《四川省赋予乡镇（街道）县级行政权力事项指导目录》的通知[J].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公报, 2021(02)
- [2]话语与法律触发 ——基于语料库的中美立法研究[D]. 王欣. 浙江大学, 2019(08)
- [3]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政府赋予经济发达镇部分县级行政管理权限指导目录(第一批)的通知[J].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8(21)
- [5]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规范市级权力清单的通知[J]. 武汉市人民政府. 武汉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6(04)
- [6]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J].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5(S1)
- [7]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重庆市2015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的决定[J].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5(12)
- [8]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J].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 2014(06)
- [9]论安全生产的法治化[D]. 张文杰. 武汉大学, 2013(01)
- [10]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本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的决定[J]. 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政报, 2013(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