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天国起义史若干问题的调查(一)（论文文献综述）
李健彪[1]（2011）在《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西北是回族重要的聚居区,近代对西北回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时的社会最为动荡,回族人口的变化最为突出,回族聚居区的变化最为明显,甚至影响到今天西北边远山区回族群众的脱贫和温饱问题。西北马家军阀的强大势力对甘、宁、青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回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正面临重要的社会转型。研究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相信能够增强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在理论上、政策上为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西部大开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借鉴和指导作用。本论文主要研究近代（1840—1949）西北回族社会的变迁,包括回族人口、分布和聚居地的变迁、政治地位、经济结构的变迁、民众生活和社会的变迁、文化教育模式和宗教传统的变迁、民族关系的变迁及两次大的社会变迁的特点之比较、思考和启示,涉及清末西北回民起义的原因、经过及清政府的安置政策、西北诸马（马占鳌、马千龄、马海晏家族）的兴起、影响和有关重大历史事件,探讨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变迁的过程。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回顾了清同治年以前西北回族的历史渊源、人口与分布、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认为回族在西北遍布乡村和城镇,人口众多,其分布特点与全国其他地方回族一样是大分散、小聚居,聚居的区域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交通要道,二是土地便于耕作之地,三是繁华闹市。以农为主而兼营畜牧业、商业一直是西北回族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模式。第二部分,研究了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族社会的第一次变迁,主要探讨了变迁的背景和原因、回民起义的爆发和经过、对西北回族社会的影响以及对整个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回民起义的原因,即苛捐杂税众多民不聊生；法律上回汉不平等；宗教上回族受歧视；生活中回族受压迫。团练屠杀是清末西北回民起义的导火线。重点研究了回民起义与西北回族社会变迁,即回族人口的锐减、回族分布的变化、回族经济的衰微、回族社会的分化、宗教和文化的变迁、民众生活的变迁、民族关系的特点。清军的围剿造成了西北回族人口的大量锐减,清政府对“难回”的安置又改变了历史上西北回族原有的分布格局,使许多传统的回族聚居区荡然无存,不少劫后余生的回族从富饶的地方迁居到了贫瘠之地,从而造成了动乱中的回族生活、经济、宗教、文化由盛转衰的变迁,并对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部分,分为上下两章,研究了清末新政至民国时期西北回族社会的第二次变迁,主要探讨了变迁的背景、诸马集团的兴起对西北回族社会的影响、回族近代经济的萌芽与经济的变化、回族民众生活的变迁、回族新文化运动和新式教育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复兴和发展以及西北回族国家意识的新变化。第二次大变迁的背景是以清末新政的实施为起点。经济变迁方面探讨了皮毛业、运输业和回族经济的特点、影响；民众生活变迁方面探讨了回族民众的精神面貌、回族民众的生活、回族民众的反抗、民族关系的变化；文化教育变迁方面,探讨了回族新文化运动、回族新式教育产生的时代背景、新式教育的概况、新式教育与传统经堂教育的区别、陕甘宁边区的回族教育；伊斯兰教变迁方面,探讨了伊合瓦尼的兴起和壮大、赛来菲耶的兴起、新兴教派门宦的出现、哲合忍耶与社会的适应、格底目和其他教派门宦的变迁、陕甘宁边区的伊斯兰教。国家意识变迁方面,探讨了西北回族国家意识的新变化,即回族民众积极抗日和回族军阀国家意识的增强。第四部分是结语,通过对近代西北回族社会两次变迁特点之比较,即背景不同、起因不同、性质不同、方式不同、结果不同、贡献不同、社会影响不同、经验教训不同的比较,提出了对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变迁的思考和启示。认为良好的民族关系始终是历史的主流；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是各民族团结、繁荣、进步的前提；动荡的社会环境损害的是各民族的利益,影响的是各民族的发展；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最有利于回族社会的发展,回族社会的稳定、发展对西北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
郭震旦[2]（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研究表明“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钟文典[3]（1991）在《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基本群众主要是客家人。太平天国起义是在客家人的鼓动与组织下兴起的。因此,太平天国文书和人员交往多用客家话。在大平天国的条规、制度和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反映了客家人的风俗习惯。究其原因,实与客家人的政治、经济生活动荡不安,以及客家民系勤劳勇敢、富于冒险进取等性格有关。
孟凡洋[4]（2020）在《罗尔纲史学述论》文中指出作为中国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罗尔纲早年师从胡适,以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治学,是一个标准的考据学者。他以考据为目的,考证清楚了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期间借鉴了唯物史观派的治学方法,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太平天国革命是“贫农革命”的进步论断。建国后罗尔纲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筹建太平天国纪念馆（后扩展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过程中又整理编纂了大量太平天国史料,为太平天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罗尔纲晚年出版了巨着——《太平天国史》,开创了“新综合体”的史书新体例,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罗尔纲一生的学术研究,正是马克思主义铸就了罗尔纲史学研究的辉煌。除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罗尔纲还十分重视晚清兵制研究,撰写了《湘军兵志》、《捻军的运动战》、《绿营兵志》和《晚清兵志》等书,将研究范围由前期的注重考证清楚“湘军以前,兵为国有;湘军以后,兵为将有”拓展到重建晚清兵制的系统研究,为晚清兵制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罗尔纲在《水浒传》上的研究,则运用考据学方法,考证明了《水浒传》这部文学作品的作者和原本问题。他在金石学研究上同样取得了显着成绩,以早期自己整理的艺风堂金石拓本为基础,撰写了《金石萃编校补》等着作,提高了《金石萃编》校勘的准确性。但是,罗尔纲在皈依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后,自己的学术研究仍然存在部分不足,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对太平天国革命进行美化,甚至已经偏离了这场革命的实际情况,这也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太平天国史研究普遍存在的状况,但瑕不掩瑜,罗尔纲学术研究取得的显着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宝贵的治学经验。
张伟[5]（2019）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地方社会的暴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历史上任何一场民众参与的集体暴力活动的源起研究,都不应该只停留在“环境决定”或是“普遍规律”的讨论层面。如果将关注重点放在历史进程中的“人”身上,以微观的视角观察人际或是群际之间的具体互动过程,就会发现以往很多归之为“原因”的论说其实并不一定与我们看到的“结果”存在必然的关系。山西义和团运动的特点之一,便是极其剧烈的暴力活动和杀戮行为,如何解释这一过程学界其实并没有进行过较为细致的探讨。本文以“接触性”为切入点来分析地方社会的暴力活动,便是基于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过于看重“背景”和“影响”,而轻视“过程”的研究范式的反思。因为对暴力活动过程的关注,才会在“求真求实”的原则下,更为深刻地检验以往所探究的“背景”和“影响”的准确性和说明程度。而对于山西的义和团运动兴起原因的讨论,以往研究的重点,诸如因物质利益冲突而来的传教士干预诉讼,或是因文化冲突而来的反教流言等反面的影响,在具体的历史时空里,这些情形或许只是山西民众“仇洋”、“仇教”的重要原因,但这却并不能直接促使他们参加义和团、从事集体性的暴力活动,“原因”到“结果”的发展过程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直接。而从山西的官员、地方士绅、普通民众、传教士、教民之间的具体互动来看,回归集体行动的“政治性”的思路,或许才能有效诠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敌视到对峙,再到暴力相向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以往对清廷的“反洋”态度如何与山西地方社会广泛的连接起来却一直缺乏有效的解释。笔者在“现实性”和“非现实性”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以“接触性”为切入点,聚焦于具体社会情境中各方主体的社会互动,从而得出山西义和团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毓贤在遵从“筹兵”命令背景下在山西倡议练拳,但是山西官府始终没有在组织上有效控制义和团,只是将“反洋”的观念不断向地方社会传播。由于政见不同和力量强衰等原因,山西各地的地方官又普遍缺乏与义和团的互动,“反洋”观念只能以地方社会的理解并实践开来,最终形成了官民一致“反洋”的背景下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
龚方[6]（2011）在《历史记忆与民族关系 ——从陕西“回民起义”谈起》文中指出本文以发生在同治年间的陕西回民起义这一历史事件为载体,结合历史文献和口述史两方面的材料,选取了两个历史横截面：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90年代后,论述了历史记忆与民族关系之间的深层联系。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当下人们对于这次起义的“记忆”和“评述”。通过调查,可以看到时至今日,这次起义的历史余波并未平息,它深刻地影响着当前陕西境内回汉之间的民族关系。本文主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单阐述了回民起义对陕西回族发展的影响。笔者先从起义之前的陕西回族历史谈起,梳理了起义的整个经过,最后就这次起义对陕西回族人口发展的影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以此三部分为全文勾勒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在第二部分,笔者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借鉴20世纪50年代马长寿教授所做的调查,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资料,沿用传统中国革命史分析起义事件的逻辑顺序：起义前奏——起义经过——起义评价,描画出人们记忆中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在第三部分,笔者关注了陕西地方民族关系的现状以及“回民起义”这个历史记忆折射到现实生活中,对回汉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通过以上三部分分析,笔者进一步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历史书写遵循的“结构”；历史记忆建构的民族情感；回民起义对今天陕西地方民族关系的影响。总之,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笔者发现,今天在陕西普通的回族和汉族群众关注更多的是国家的发展,经济收入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自身权利的保障等现实的问题,“回民起义”是一段远去的记忆,是今天回汉相异的历史成因,而不再是限制彼此交往的藩篱。当前对“回民起义”的研究也是为了以史为鉴,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各个民族的共同发展。
闫淑惠[7]（2020）在《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客家族群以对客家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及其突出的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而着称,对自身族群文化有着高度认同感。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进行交际交流、维系族群情感的工具和纽带,被认为是客家族群界定的标志。客家方言对于客家族群而言有着独特的情感价值和文化意义。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客家族群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客家方言的使用与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客家方言对于客家族群认同的价值与意义也面临新的挑战。本研究以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客家方言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从客家族群居住区自然环境、人口分布入手,明确客家的形成时间、民族归属等问题,确立从族群视角看待客家的范式,梳理客家族群认同的形塑过程,分析客家族群认同的特点,指出客家族群认同突出表现在语言、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并以客家歌谣为例,阐释客家女性族群认同的表现与特征。以梅县方言为主要参考,归纳客家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特征,并依据这些特征提炼出体现客家方言特征的例字、例词、例句。根据客家方言在声母、韵母、声调方面的特征,梳理客家方言语音特征字29条;根据词汇来源（古代汉语词、近现代汉语词、外来词）、使用范围（通用词汇、专用词汇、基本词汇）等梳理客家方言特征词汇82条;根据客家方言量词、形容词、词缀的特点,客家方言比较句、否定句、被动句等特殊的句式,提炼客家方言典型语法特征例句17条。选定江西赣州凤岗镇、四川成都洛带镇、福建龙岩下洋镇、广东连山龙口村四个调查点,对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进行调查。首先,对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内部机制进行调查,即对客家方言语音特征字、客家方言特征词汇、客家方言特征语法与客家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客家方言语音特征字,特别是常用的语音特征字与客家族群认同各要素之间均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客家方言语音特征字在客家族群认同内部要素中发挥的作用之间也有联系;客家方言特征词汇与客家族群态度、族群归属、族群卷入方面有直接的关联;客家族群对于客家方言特征语法使用一致性程度比较高,客家族群对客家方言中特殊的词序、语序、句式特点表现出积极的族群态度与较强的族群归属感。接着,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对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外部机制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家庭域、生活域中客家方言使用占优势,表现出明显代际差异;说客家方言时的语码转换比率相对较低;客家方言仍是客家区域人士第一习得语言,女性客家方言习得略占优势,女性客家方言能力较强;对客家方言“亲切”“有用”的评价高。运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进一步对客家方言与族群认同相关性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分析。研究发现,家庭域中在与长辈交际时,被访者对于客家族群的自我认同意识和群体归属感较强、族群态度显着积极、族群卷入意识明显较高;从小语言习得为客家方言者族群自我认同、群体归属感强;客家方言能力强者族群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归属感强,族群卷入积极性最高。研究认为,客家方言使用、客家方言能力、客家方言态度与族群认同之间有着显着性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客家方言对于族群认同的意义主要在于彰显族群自我认同和群体身份、反映族群态度,折射族群卷入。客家方言通过家庭代际传承、学校方言教育、社会方言活动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影响族群认同。基于以上对客家方言族群认同内外机制的实地调查与理论分析,本研究认为,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主要有两种即语言内部具有区别性意义的语言特征形成的区别机制和语言外部由客家方言使用、客家方言能力、客家方言态度合力形成的传承机制。这两种机制互相渗透、共同发挥语言的交往理性作用影响客家族群认同。最后,本研究建议正确认识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保护客家方言、传承族群文化,完善族群认同理论,积极发挥方言机制在语言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中的作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潘志成[8]（2010）在《清代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与地域秩序》文中指出近来习惯法已渐成学术研究热点,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亦较显见,相当部分的研究成果在突出了习惯法自身功能的同时也割裂了与国家法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最晚到清朝中期,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几乎都被置于王朝的法律控制之下,虽然此种法律控制的重点及程度有所差异,不过无论如何,大一统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法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但这一外部环境在相关的研究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认为,单纯研究习惯法及其功能,而轻视甚至漠视国家法律的影响,都会导致结论的片面性。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的组成部分,虽然其民族特色较为浓郁,但这种特色与其他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并无本质区别,都可视作“国家”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表达,只不过因不同地区进入大一统国家秩序的时间有先有后,且因多种因素的差别,而在大传统之下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小传统而已。是故,王朝的大一统秩序及其典章制度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文化及秩序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因着上述的一些思考,本文以制度变迁为主线,描述国家力量进入贵州苗疆之后实施法律控制并逐渐建立统治秩序的过程,探明中央王朝推进其法律控制的历史过程以及地方社会采取了怎样的回应,分析国家的法律控制、村寨的固有习惯法各自的历史演变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各个阶层在构建地域秩序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是对贵州苗疆开辟之前地域秩序概况的研究。贵州苗疆的绝大部分地区在雍正朝以前属于“管外生界”,有着相当丰富的习惯法来维持地域社会的秩序,不过正因为贵州苗疆“不相统属”,正史对其均无具体记载,论文主要依据当时沿边府县从侧面报道的一些情况和苗族古歌及传说所流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的口碑资料以及近来的一些苗族研究成果等来描绘其基本状况。第二章是清廷对贵州苗疆的开辟及开辟后贵州苗疆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雍正朝时清廷在西南边疆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而对贵州苗疆则主要是通过武力征讨,开辟“新疆”,先后设置了古州、八寨等十二厅及永丰州、开泰县,分别派驻官员治理。清高宗对苗疆流官统治的要求是“可省而不可繁”,并要求保持地方治理的稳定,流官的主要职责在于弹压地方治安。不过从相关的文献记载看,最初的统治较为松散,很难称得上有实际控制可言。至于贵州苗疆基层社会的控制,清朝中期采用的是“流官——土官——头人——苗民”的权力结构。在雍乾苗民起义之后,清廷基于厅县以下的基层社会难以直接控制的现状,采取以夷治夷的策略,大量增设土官,培植忠于清廷的基层力量来协助流官政权治理人民。在村寨一级,乾隆朝之初经历了头人制和保甲制之争,最终认可了原来的头人治理方式,对村寨自然领袖的地位予以认可,此一做法保证了国家公权力对基层社会一定限度的控制,同时也延续了贵州苗疆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传统,为其传统社会组织和原有习惯法在地域秩序维系中的作用发挥留下了相对广阔的空间。第三章是清廷对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梳理清廷对贵州苗疆立法的脉络及相关法律的实施情况。文章认为今人对清廷苗疆立法的研究多是在所谓“民族法”层面进行的讨论,潜意识中将清廷对苗疆的立法与清廷对蒙古、西藏、回疆等民族地方的立法相比较,但事实上清代苗疆与蒙古等地的政治地位并不相同,同时也不能简单地仅以“因俗而治’来看待相关的法律控制问题。贵州苗疆开辟之后,对此前规制苗民危害统治秩序和侵扰内地等严重犯罪行为的法律亦要沿用,但对苗民内部案件如何处理,清廷内部存在争论,有的主张一律依大清律例审理,有的认为贵州苗疆新辟未久,应推行灵活的司法管辖原则,随即爆发的雍乾苗民起义促使清廷采取了较为宽容缓和的统治策略,明确规定苗民内部一般案件适用其原有习惯法管辖的原则,同时为防止苗民与内地民人“勾结”,在法律上严禁内地民人无故擅入苗疆或是苗民擅入内地。不过,学者们往往忽视了乾隆二十七的条例,此条规定“苗民剃发衣冠与民人无别者”和内地民人同等对待,其犯罪也将受到同样的惩处,对这一司法管辖原则及其具体运用应当予以足够关注。乾隆朝的上述立法确立之后,诸朝一直沿用,此后较为重要的立法主要是道光朝重申严禁民人擅入苗疆的规定,并对已经进入苗疆的内地民人加强了管理。对苗民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犯罪的惩处是清廷法律控制的重点,不过在开辟之初对此类案件很难予以有效管辖,而从有限的案例来看,惩处时往往有首犯（较法律规定）加重、从犯减轻的倾向,既惩治犯罪、免除后患,同时又不致将事态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对苗民内部案件的管辖问题,地方官府的“实践”与中央政权的“表达”两者之间的“背离”是绝不能忽视的,地方官在处理案件时往往会对“苗例”的适用予以种种限定,多由地方官随时斟酌、灵活处理。例如嘉庆朝以后苗民内部事犯恶逆、有干伦常的犯罪多由地方官员按照大清律例的有关审理,不再任由其按原有习惯法处理,借助此类案件判决所产生的示范性效应,内地法律文化中的一些相应观念也逐渐渗透到贵州苗疆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中。与前述官府对苗民犯罪案件的主动管辖相比,苗民的争讼案件蕴含着更为丰富的信息。研究习惯法的学者多有认为人们在面临多元法律规范时往往会基于情感认同而进行选择,此种说法未免失之武断。随着清廷统治日久,即使是僻处贵州苗疆腹地者也很难不受到官法的影响,人们开始懂得怎样利用各种不同制度去打击对手,不再始终局限于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第四章讨论的是多元法文化冲突之下贵州苗疆习惯法的发展。贵州苗疆开辟之后,原有习惯法即处于多元法文化的接触、碰撞和影响之中,相关的影响主要来自流官政权的改革和汉族移民的涌入这两个方面。贵州苗疆开辟之后习惯法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汉文字的传播使习惯法由不成文向成文过渡,这一改变使习惯法得以在更为广泛的地域和更为长久的时间内得以流传,且在规范性、逻辑性和条例化等方面有所发展。其二,内容的变化,表现有三：一是受汉文化的伦理观、价值观的影响,婚姻家庭继承领域的习惯法出现的变化,如废除或限制姑舅婚；二是移民涌入及经济发展后,大量新的法律关系出现后导致习惯法内容的增加；三是习惯法逐渐开始借助官府的权威作为其实施的保障。本章探讨习惯法的发展变化,同时亦指出习惯法仍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维系地域秩序的作用,其原因有二：首先,清廷对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模式给贵州苗疆少数民族的习惯法留下了很大的生存及发挥作用的空间。其次,虽然贵州苗疆开辟之后这一地域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向多元化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绝大部分的苗民仍会选择其传统方式解决纷争,真正由官府解决的并不多,在苗疆腹地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时人的笔记或文集中多有记载。第五章探讨咸同苗民起义前后地域秩序的发展变化。咸同苗民起义历时十八年,造成了贵州苗疆统治秩序的剧烈动荡。起义平定之后,清廷虽然采取了若干措施重建其统治秩序,但贵州苗疆仍处于动荡之中。如何解决这种失序问题,对症下药,稳定人心,成为当时的地方社会首领人物和贵州苗疆官员的首要课题。咸同苗民起义平定之后,清廷的善后举措主要包括裁革土官、编联保甲两方面。土官是清代中期清廷控制贵州苗疆基层社会最主要的力量,但乾嘉以后人们对流官政权的认同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土官势力在苗变中受到摧毁,起义平定之后清廷将绝大部分土官予以革除,剩余的土官也丧失了实权。土官裁革之后,清廷为“清内匪”,在苗民社会中编立保甲,以原有的村寨头人担任保甲长,建立起逐层直接控制的模式,以加强对贵州苗疆基层社会的控制。与“清内匪”的保甲制相对应的是承担“御外寇”功能的团练组织,这也与咸同苗变前后贵州苗疆地域社会的失序状态有关。论文以咸丰年间黎平知府胡林翼制定的保甲团练章程为例分析团练制的性质,指出贵州苗疆少数民族原有的款组织仍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团练制实质上就是嫁接在这一组织基础上,无疑这种做法较易为苗民所认可,在维系地域秩序的同时也借此实现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扩张。而在地域社会层面,咸同苗变后的一大变化是士绅阶层的崛起。无论是面对地方官府还是面对村寨社会中的普通百姓,这一阶层都拥有足够的权力,成为维系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咸同前后贵州苗疆的少数民族村寨以“条约”等形式制定的习惯法规约大量出现亦是地域社会动荡下的产物,本章中通过这一问题来探讨士绅等地方社会的首领人物控制基层社会、维系地域秩序的脉络。频繁的立约行为是地域秩序整合中的重要方面,相关的规约都有强调民间调解方式的规定。民间立约制度的强化虽然意味着地域社会自治程度的加强,但同时也需注意,地方首领人物对地域秩序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官府的权威,甚至有相当部分民间规约的制定要经过官府的批准。基于此,我们亦能看到咸同前后地域秩序的维系并非仅是官府或仅是地域社会一方所为,而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多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文的结论部分通过对前几章的总结,探讨了清廷统治带来的地域秩序变迁以及官府与民间社会在构建地域秩序中极其复杂的互动过程。文章认为,清代通过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逐渐在贵州苗疆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秩序,在这种统治秩序建立的过程中,官府的法律控制、统治秩序逐步实现了地方化。而在同时,习惯法对地域秩序的维系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此时的习惯法已不是苗疆开辟之前的状态,本身亦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而非与国家法律天然对立的,可以说清代后期贵州苗疆的少数民族仍生活在“习惯法”的调控之下,但同时这也正是官府所确认或认可的秩序体系。事实上,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王朝的统治秩序得以建立起来,贵州苗疆少数民族的习惯法亦在其中获得重新解释,在王朝的统治秩序中获得了正当性。
关伟[9]（2017）在《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晋绥军作为一支军阀武装,在民国存在达38年之久,其兴衰荣辱历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要素之互动关系:地盘、经济能力、统率之才能、将领的忠诚、兵源的稳定、士兵的训练、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官兵战略战术素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之挑战等方面。对于以上诸要素在晋绥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与分析,进而深入理解晋绥军何以能够在民国时期长期存在。抗战时期晋绥军与日军作战过程中损失惨重,“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得晋绥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形之下晋绥军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其原因是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铁军组织”与“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两大组织,加强了对于晋绥军的统驭。解放战争期间晋绥军是诸军阀部队中少见的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进行激烈巷战的部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五百完人”,究其根源在于“铁军组织”在晋绥军中已深入于部队之班级,“铁军基干”的培养及训练加强了晋绥军的内聚力。第一章:阐述晋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统率权之争夺。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危机,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大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由此中央的集权制逐步削弱,中央的权力不断下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结构,满族与汉族的权力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由此而加剧,最终为民初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辛亥革命时期太原起义的爆发,则为晋军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1911-1917年,是晋军的建立与形成时期,最高统帅地位的权力之争是此时段事关晋军日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关节点。最终,留学日本的军人阎锡山利用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相继将对其晋绥军统帅地位产生威胁的实力派人物铲除,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这为晋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1917-1928年晋军如何巩固并扩张其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晋军如何解决饷源、将官培养、士兵招募及训练等问题以及阎锡山如何应对军阀混战之时局,是此阶段晋绥军所遇到的主要发展瓶颈。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亦伺机谋利,相继采取了拥段反直,联冯拥段倒直,联直、奉反冯和和联蒋讨奉的策略,不断的巩固和扩大了晋军的势力范围。晋绥军的军费一般由本省垫支自筹解决,同时有部分国家协款;军费来源主要是扣留中央税,增收苛捐杂税以及增发省钞等办法筹措。在将领培养及任用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的格局。晋军的训练主要分为陆军教育的实施、军纪的训练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三个部分,其训练程度超过了一般军阀的水平。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晋军则主要学习德国和日本,战略上注重防守和修筑坚固工事,战术上重视手掷弹与火炮的运用。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购买和制造两条途径,其武器装备多由日本购买。除了购买的途径外,阎锡山在山西发展了独立的军事工业。第三章:叙述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由盛而衰的历程,考察晋绥军的编遣过程及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问题。北伐结束后,民国的政权与军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编遣会议成为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在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相继采取了联冯反蒋、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二次联冯反蒋的策略,晋绥军及西北军与中央军展开了混战,最终阎冯联军归于失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对于晋绥军进行编遣。由于晋绥军将领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不断,导致了编遣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晋绥军重要将领商震率兵脱离晋绥军体系。晋绥军的编遣费用也是此时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围绕编遣费用晋绥军将领多次与张学良协商沟通,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初步解决。此阶段,晋绥军的军事工业也由趋于衰落,张学良对于太原兵工厂亦实施了编遣,1931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军工业才开始复兴。第四章:分析抗战时期晋绥军在遭遇重大损失后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阎锡山如何处理与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及中共的关系,阎统区缩小后如何维持晋绥军的军政开支,如何扭转晋绥军将领离析的趋势以及如何补充新兵等问题是晋绥军此阶段面临的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的“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的策略为晋绥军赢得了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晋绥军的军饷除了由中央拨给部分外,主要依靠阎锡山通过实施合理负担、整顿银行、实行兵农合一和克难运动等举措解决财政困难。第二战区监部及其所下属的各机构对于晋绥军的武器装备、粮食补给、交通运输补给、医疗卫生及通讯器材补给等方面给予了援助。抗战中期,阎锡山为了克服“晋西事变”导致的军心涣散的现象,成立了“铁军”组织扭转了这一颓势。晋绥军在士兵补充方面,采取了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将以往依靠政权补充兵员的方法,转变为依靠政治动员等方法补充士兵。抗战后期,阎锡山在晋西地区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以补充兵员和粮饷。晋绥军的士兵训练主要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学科训练及术科训练等方面,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五章:考察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军的覆灭及官兵凝聚力较强的原因。抗战胜利后,晋绥军通过收编伪军,留用日军以及整编晋绥军进一步扩充了晋绥军的实力。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给阎锡山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也给山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提升晋绥军的凝聚力,阎锡山在晋绥军的士兵中继续深入发展铁军组织——“铁军基干”,士兵之间形成了相互监视的恐怖氛围,内聚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强。在与解放军的作战过程中,阎锡山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此时后勤补给状况对于晋绥军的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战区总监部及其下属的各分监部等机构对于晋绥军进行了相应的补给,使得晋绥军得以在“苟延残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到底。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的现实,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思考晋绥军战略及战术的不足之处,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对危局,但最终由于军阀政治为历史潮流所不允,晋绥军随着阎锡山的军阀政权而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东方明,魏迟婴[10]（2021）在《命运如丝(长篇纪实连载)》文中提出第一章 "悬办"这是萧顺德有生以来遭遇的最大的一桩蹊跷事:明明昨天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谭处长跟他谈话时说得很清楚的,让他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充实干部处领导班子,待到他今天拿着市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前往市局报到时,扬帆副局长跟他见了面,说了几句话,这事儿就不见影子了!要说扬帆,跟萧顺德也算得上半个熟人,皖南事变后扬帆担任新四军军法处长时,萧顺德就是军部警卫团的连指导员。尽管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可是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二、太平天国起义史若干问题的调查(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太平天国起义史若干问题的调查(一)（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同治年以前的西北回族社会 |
| 一、历史渊源 |
| 二、人口与分布 |
| 三、经济结构 |
| 1. 农业 |
| 2. 商业 |
| 3. 畜牧业 |
| 四、社会生活 |
| 第二章 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族社会的第一次变迁 |
| 一、变迁的背景和原因 |
| 1. 回民起义的原因 |
| 2. 回民起义的爆发 |
| 3. 回民起义的经过 |
| 二、回民起义与西北回族社会变迁 |
| 1. 回族人口的锐减 |
| 2. 回族分布的变化 |
| 3. 回族经济的衰微 |
| 4. 回族内部结构的分化 |
| 5. 宗教和文化的变迁 |
| 6. 民众生活的变迁 |
| 7. 民族关系的特点 |
| 三、对整个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至民国时期西北回族社会的第二次社会变迁(上) |
| 一、变迁的背景 |
| 二、诸马集团的兴起对西北回族社会的影响 |
| 1. 诸马集团的兴起 |
| 2. 对西北回族社会的影响 |
| 三、回族近代经济的萌芽和经济的变化 |
| 1. 皮毛业 |
| 2. 运输业 |
| 3. 回族经济的特点 |
| 4. 回族经济的影响 |
| 四、回族民众生活的变迁 |
| 1. 回族民众的精神面貌 |
| 2. 回族底层民众的生活 |
| 3. 回族底层民众的反抗 |
| 4. 民族关系的变化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至民国时期西北回族社会的第二次社会变迁(下) |
| 一、回族新文化运动和新式教育的兴起 |
| 1. 回族新文化运动 |
| 2. 回族新式教育产生的时代背景 |
| 3. 新式教育的概况 |
| 4. 新式教育与经堂教育的区别 |
| 5. 陕甘宁边区的回族教育 |
| 二、伊斯兰教的复兴和发展 |
| 1. 伊合瓦尼的兴起和壮大 |
| 2. 赛来菲耶的兴起 |
| 3. 新兴教派、门宦的出现 |
| 4. 哲合忍耶与社会的适应 |
| 5. 格底目和其他教派门宦的变迁 |
| 6. 陕甘宁边区的伊斯兰教 |
| 三、西北回族国家意识的新变化 |
| 1. 回族民众积极抗日 |
| 2. 回族军阀国家意识的增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均为独立完成) |
| 作者简介 |
（2）“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客家人与太平天国起义 |
| 二、客家话与太平天国文书 |
| 三、客家风习与太平规制 |
| 四、论客家与太平天国因缘 |
（4）罗尔纲史学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罗尔纲的角色转变 |
| 第一节 胡适弟子 |
| 第二节 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变 |
| 第二章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巨擘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
| 第三节 影响广泛的《李秀成自述》的研究 |
| 第四节 从民国向共和国范式的转换 |
| 第三章 晚清兵制、《水浒传》、金石学方面的杰出贡献 |
| 第一节 晚清兵制研究 |
| 第二节 《水浒传》考证 |
| 第三节 金石学研究 |
| 第四章 罗尔纲的严谨学风和高尚人格 |
| 第一节 对于史料的重视 |
| 第二节 学术上的“不苟且” |
| 第三节 奖掖后进的学术品格 |
| 第四节 淡泊名利的学术追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地方社会的暴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思路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 |
| (二)关于民间暴力活动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案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拟解决问题 |
| (三)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四、相关概念 |
| 第一章 诉讼:民教之间的现实冲突 |
| 一、鸦片战争之前的司法状态 |
| (一)“息讼”政策和民间调解 |
| (二)“讼棍”:传统的干预词讼 |
| 二、教士:观察晚清社会的新渠道 |
| (一)段振举地亩案始末(1861-1872) |
| (二)影响教案持续的要素分析 |
| (三)民教冲突与暴力 |
| (四)新旧“讼棍”的比较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流言:民教之间的文化冲突 |
| 一、个案研究:“黑风”流言 |
| (一)“黑风”考释 |
| (二)义和团运动期间的“黑风”流言 |
| 二、流言的“位置”与作用 |
| (一)两种文化交流下的心理分析模型 |
| (二)流言的位置 |
| (三)流言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接触性”:民间暴力活动的类型分析 |
| 一、以“接触性”为切入点的原因 |
| (一)对“现实性”、“非现实性”分析方法的反思 |
| (二)何以“接触”?--以剪辫事件为例的说明 |
| 二、接触性暴力:从械斗到“随社”纠纷 |
| (一)械斗:暴力的日常形态 |
| (二)晚清时期的“随社”纠纷 |
| 三、非接触性暴力:从叙事到仪式 |
| (一)地方叙事的逻辑 |
| (二)仪式的相通性:以“马裨”为例 |
| (三)义和团运动与文化合理性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接触性暴力中的“激活者” |
| 一、以往社会暴力形成原因的探讨 |
| (一)封建王朝统治的“内在矛盾”所导致 |
| (二)因争夺各类资源、权益所引起 |
| (三)自然灾害所引起 |
| (四)具有政治野心的民间人士鼓噪发动 |
| (五)义和团兴起的“激励”机制 |
| 二、接触性暴力中的“激活者” |
| (一)“政治大亨”:以守旧派官僚集团为中心 |
| (二)“暴力专家”: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地方武装 |
| (三)各行其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官民活动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非接触性暴力中的“激活者” |
| 一、传说、仪式与社会关系 |
| (一)既断且连:官民之间的传说和仪式 |
| (二)权力支配:传说、仪式与民间暴力 |
| 二、反洋旗帜下的理想与现实 |
| (一)观念传递:清政府如何动员义和团? |
| (二)各有所衷: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暴力观念 |
| 三、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历史记忆与民族关系 ——从陕西“回民起义”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准备 |
| 一、历史记忆 |
| 二、民族关系 |
| 第四节 田野点的选择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第七节 预期问题及解决办法 |
| 第二章 陕西"回民起义"经过 |
| 第一节 陕西回族历史溯源 |
| 第二节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 |
| 第三节 回民起义前后陕西回民人口的数量和分布 |
| 一、起义前陕西回民人口的数量和分布 |
| 二、起义后陕西回民人口的数量和分布 |
| 第三章 历史记忆中的回民起义 |
| 第一节 起义的前奏 |
| 一、"地畔之争" |
| 二、风俗差异 |
| 三、"洗回帖" |
| 第二节 起义中的西安回回 |
| 一、城中十八年 |
| 二、五·十七节——纪念起义中的遇难者 |
| 第三节 分化的历史人物评价 |
| 一、张芾被害 |
| 二、左宗棠和白彦虎 |
| 第四章 日常生活中的回汉关系 |
| 第一节 聚居点连成的回族圈 |
| 一、坊上人家 |
| 二、独特的文化符号 |
| 第二节 圈内与圈外 |
| 一、圈内的同胞——回族 |
| 二、圈外的邻居——汉族 |
| 第三节 两种"记忆" |
| 第五章 结论:从"边缘"回望"过去" |
| 第一节 历史书写遵循的"结构" |
| 第二节 历史记忆建构的民族情感 |
| 第三节 回民起义对今天陕西地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意义与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客家与客家族群认同 |
| 第一节 客家居住区自然环境与人口分布 |
| 第二节 客家族群认同的形塑 |
| 第三节 客家族群认同的表现 |
| 第三章 客家方言特征及条目提炼 |
| 第一节 客家方言典型语音特征及条目提炼 |
| 第二节 客家方言典型词汇特征及条目提炼 |
| 第三节 客家方言典型语法特征及条目提炼 |
| 第四章 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内部机制调查 |
| 第一节 客家族群认同语音调查 |
| 第二节 客家族群认同词汇调查 |
| 第三节 客家族群认同语法调查 |
| 第五章 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外部机制调查 |
| 第一节 客家族群语言使用调查 |
| 第二节 客家方言使用调查 |
| 第三节 客家族群认同调查 |
| 第六章 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相关性 |
| 第一节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相关性分析 |
| 第二节 客家方言之于族群认同的意义 |
| 第三节 客家方言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式与途径 |
| 第七章 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 |
| 第一节 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内部机制:区别机制 |
| 第二节 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外部机制:传承机制 |
| 第三节 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的特点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清代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与地域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项研究的动机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之界定 |
| (一) 关于"苗" |
| (二) 关于"生苗"与"熟苗" |
| (三) 关于"苗疆"与"贵州苗疆" |
| 三、相关研究回顾 |
| 四、相关研究理论检视 |
| (一) 关于"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 |
| (二) 关于法律多元的理论 |
| (三) 关于"大传统"、"小传统"的理论 |
| 第一章 贵州苗疆开辟前的地域秩序概况 |
| 一、贵州苗疆开辟前的社会组织 |
| (一) 血缘亲族组织 |
| (二) 地缘社会组织 |
| 二、雍正朝前贵州苗疆的习惯法与地域秩序 |
| (一) 习惯法的制定 |
| (二) 习惯法的执行 |
| 第二章 开辟贵州苗疆及其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 |
| 一、开辟贵州苗疆 |
| (一) 清以前中央王朝对贵州苗疆的控制 |
| (二) 雍正朝开辟贵州苗疆 |
| 二、贵州苗疆开辟后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 |
| (一) 流官统治的进入 |
| (二) 贵州苗疆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 |
| 第三章 清廷对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 |
| 一、清廷对贵州苗疆的立法 |
| (一) 清廷对贵州苗疆立法的形式 |
| (二) 开辟贵州苗疆前后的立法及有关争论 |
| (三) 雍乾苗民起义后贵州苗疆立法的稳定和完善 |
| (四) 乾隆朝以后对贵州苗疆的补充立法 |
| 二、对苗民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犯罪的惩处 |
| (一) 苗民反抗等直接危及统治秩序的行为 |
| (二) 苗民侵犯内地民人的案件 |
| (三) 其他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 |
| 三、对苗民内部案件的处理 |
| (一) 官方的主动管辖 |
| (二) 苗民的争讼案件 |
| 第四章 多元文化冲突下贵州苗疆习惯法的发展 |
| 一、贵州苗疆开辟后多元法文化的接触、碰撞和影响 |
| (一) 流官政权对习惯法的改革 |
| (二) 汉族移民的涌入与法文化的碰撞交融 |
| 二、贵州苗疆习惯法的发展变化 |
| (一) 贵州苗疆习惯法形式的发展变化 |
| (二) 贵州苗疆习惯法内容的发展变化 |
| 三、贵州苗疆开辟后习惯法对地域秩序的维系 |
| 第五章 咸同起义后贵州苗疆地域秩序的整合 |
| 一、咸同起义及其后的地域动荡 |
| 二、社会失序下官府法律控制的加强 |
| (一) 裁革土官 |
| (二) 推行保甲团练制 |
| 三、士绅群体的崛起与民间立约制度的强化 |
| (一) 士绅群体崛起及村寨权力结构变化 |
| (二) 民间立约制度的强化 |
| 结语 |
| 一、法律控制与统治秩序的推进 |
| 二、地域秩序中的习惯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四、“晋绥军”的称呼及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初创班底:晋军的建立与发轫(1911-1917) |
| 第一节 晚清的政治失序与督抚专权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晋军的建立 |
| 第三节 晋军统率权之争夺 |
| 一、阎锡山督军地位的稳固 |
| 二、阎锡山剪除异己,集中军权 |
| 第二章 纵横捭阖:晋军的巩固与发展(1917-1928) |
| 第一节 晋军的三次扩军 |
| 一、第一次扩军 |
| 二、第二次扩军 |
| 三、第三次扩军 |
| 四、北方国民革命军之组织及缩编 |
| 第二节 晋军将领的聚合与维系 |
| 一、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 |
| 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 |
| 三、阎锡山任用人才之兼容并包与弊端 |
| 第三节 晋军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募兵制的实施及征兵制的试办 |
| 二、官兵的训练 |
| 三、官兵的内务 |
| 第四节 晋军的饷源及后勤 |
| 一、山西的财政状况 |
| 二、军费开支 |
| 三、后勤业务 |
| 第五节 武器装备及战略战术 |
| 一、武器装备的供给 |
| 二、战略与战术 |
| 第三章 由盛而衰:晋绥军的扩张与编遣(1928-1936) |
|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与各方势力之互动 |
| 一、联冯反蒋 |
| 二、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 |
| 三、二次联冯反蒋 |
| 第二节 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的编制及作战状况 |
| 一、中原大战前夕晋绥军之编制 |
| 二、晋绥军的作战 |
| 三、阎锡山的用兵观 |
| 第三节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的编遣 |
| 一、晋绥军的状况 |
| 二、编遣过程的“一波三折” |
| 三、将领的纷歧与商震离晋 |
| 第四节 中原大战前后的军饷筹措 |
| 一、中原大战前晋绥财政状况 |
| 二、编遣费用之筹措 |
| 三、山西的财政状况及军费开支 |
| 第五节 山西军工业的衰落及复兴 |
| 第四章 抗战军兴:晋绥军的奋战与整编(1937-1945)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编制 |
| 一、抗战初期的编制 |
| 二、抗战中后期晋绥军之整编 |
| 第二节 晋绥军与日军的作战 |
| 一、忻口战役与太原会战 |
| 二、反攻太原及晋西作战 |
| 三、战略战术的反思与转变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军饷与后勤 |
| 一、抗战时期的饷源 |
| 二、后勤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将领的训练与“内聚” |
| 一、将领的培养及训练 |
| 二、建立铁军组织与将领内聚力之加强 |
| 三、将领的选拔及任用 |
| 第五节 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士兵的招募 |
| 二、士兵的训练 |
| 第五章 穷途末路:晋绥军的溃败和覆灭(1945-1949)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整编 |
| 一、收编伪军,留用日军 |
| 二、整编晋绥军 |
| 第二节 兵源及“铁军基干”的训练 |
| 一、兵农合一政策的全面施行 |
| 二、铁军基干的培养和训练 |
| 第三节 晋绥军的后勤供给 |
| 一、武器弹药的补给 |
| 二、交通运输补给 |
| 三、医疗卫生及通讯 |
| 四、粮食及服装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的覆灭 |
| 一、晋绥军的溃败 |
| 二、战略战术的反思及局限 |
| 三、晋绥军的覆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命运如丝(长篇纪实连载)（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悬办” |
| 第二章 失踪的“特费” |
| 第三章 寻找“青痣瘢” |
| 第四章 烈士遗物 |
| 第五章 醉春楼遇险 |
| 第六章 外国神父 |
| 第七章 黑衣人之谜 |
| 第八章 国药号老板 |
| 第九章 油锅捞秤砣 |
| 第十章 蹊跷的爆炸案 |
| 第十一章 三官镇惊变 |
| 第十二章 三友观夜谈 |
| 第十三章 曹家渡劫案 |
| 第十四章 镇长之死 |
| 第十五章 车行老板的隐秘 |
| 第十六章 狭路相逢 |
| 第十七章 “叛徒”的女儿 |
四、太平天国起义史若干问题的调查(一)（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变迁研究[D]. 李健彪. 陕西师范大学, 2011(10)
- [2]“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3]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J]. 钟文典.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01)
- [4]罗尔纲史学述论[D]. 孟凡洋. 山东大学, 2020(10)
- [5]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地方社会的暴力研究[D]. 张伟. 山西大学, 2019(01)
- [6]历史记忆与民族关系 ——从陕西“回民起义”谈起[D]. 龚方.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2)
- [7]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研究[D]. 闫淑惠. 扬州大学, 2020(01)
- [8]清代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与地域秩序[D]. 潘志成. 西南政法大学, 2010(09)
- [9]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D]. 关伟. 武汉大学, 2017(06)
- [10]命运如丝(长篇纪实连载)[J]. 东方明,魏迟婴. 啄木鸟, 2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