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相互办理委托事项的规定（论文文献综述）
金殿军[1]（2010）在《民事执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事“执行难”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直是人民法院司法活动中广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民事“执行难”的产生和凸显是一个多因一果的“综合症”,消解民事“执行难”不仅需要完善民事执行中的各项具体制度,更需要在更上位的层面上思考民事执行的功能与价值以及实现民事执行功能、价值所需要的民事执行机制。唯有如此,才能客观地赋予民事执行恰当的使命并确保其能够有效担当该使命。本文包括导论、民事执行机制概述、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机制、民事协助执行机制、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机制、民事执行威慑机制和余论共七个组成部分。在导论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研究民事执行机制的动因、国内外关于民事执行的研究现状和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指出民事“执行难”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为了消解民事“执行难”就需要以民事执行的功能与价值为先导,针对民事“执行难”的症结问题构建起较为系统、完整的民事执行机制体系。第一章为民事执行机制的概述,主要内容包括民事执行机制的概念、民事执行价值的定位和民事执行机制体系的构成,提出民事执行机制是指为了实现民事执行的功能和价值,在民事执行机构、民事执行当事人、民事协助执行人以及其他民事执行参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相关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民事执行应当以追求债权实现的最大化为直接价值,以债权实现的高效化为优先价值,以债权实现的正当化为根本价值,债权实现的高效化优位于债权实现的最大化,债权实现的正当化优位于债权实现的最大化和债权实现的高效化；为了破解民事“执行难”和实现民事执行的功能与价值就需要建立和健全包括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机制、民事协助执行机制、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机制和民事执行威慑机制在内的民事执行机制体系。第二章为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机制,主要内容包括我国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机制的历史沿革、域外民事执行权运行模式和重构我国民事执行机构与完善我国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机制的建议,指出应当在严格区分民事执行事项与民事审判事项的基础上围绕着民事执行行为和对民事执行行为的监督、救济为核心来完善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机制,与此同时为了体现民事执行的效率性应当赋予民事执行机构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对实体性争议享有先行审查的权力,民事执行当事人、有关利害关系人对先行审查不服的再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救济。第三章为民事协助执行机制,主要内容包括我国民事协助执行机制的现状和存在的不足、完善我国民事协助执行机制的对策建议,指出民事“执行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因协助执行机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协助执行难,应当在厘清人民法院职能与协助执行主体职能的基础上通过拓展协助执行主体的范围、完善协助执行主体的责任体系以及实现协助执行的集约化等多个方面完善我国的民事协助执行机制。第四章为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机制,主要内容包括我国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的立法与实践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的理论基础和我国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机制的完善建议,指出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的理论基础是程序效益和程序公正,在我国逃废债务盛行、诚信缺失严重的当下为了发挥民事执行程序的效益和确保民事执行当事人、有关利害关系人对变更民事执行当事人所应享有的诉权,应当在法律关系简单明了的约束下扩大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变更民事执行当事人的范围,民事执行当事人、有关利害关系人对是否变更民事执行当事人不服的再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予以救济。第五章为民事执行威慑机制,主要包括我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建设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的对策建议,提出民事执行威慑机制对于促进被执行人自动履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节约司法资源、减少社会运行成本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应当将民事执行威慑机制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加以谋划,强化民事执行威慑措施适用的普遍性和强制性,从限制未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经济活动两个方面提高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的违法成本。余论为民事执行与破产的关系,主要内容是讨论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如何为民事执行案件另觅出路,提出在民事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严重脱节,破产程序适用严重受阻的情况下应当在提高申请执行人提起破产申请的积极性、科以被执行人及其投资人、清算人等在一定情形下负有提起破产申请的义务、在一定条件下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破产程序以及实行一般破产主义等四个方面加以完善以实现民事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之间在功能上的互补与协奏。
朱兰春[2]（2015）在《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文中提出从1985年5月起,至2014年12月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约8000件民事裁判文书或案例,与多数人的想当然所不同的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审理的案件。这是一个日益巨大且十分宝贵的司法资源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持续发掘,总结审判经验,理清法理逻辑,洞悉裁判思维,辩明发展方向,必将直接、持久地惠及于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把案例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准。本书认为,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海量司法资源,欲保持实践对理论的丰富和滋养,又不失理论对实践的统摄和把握,首先应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革新,这是衡量案例研究质量的重要尺度,也是提高案例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目前通行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实务取向的案例汇编解析法,还是理论层面的法律关系分析法、请求权基础体系法,均是前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对应的是个案研究,遵循的或是从特殊到一般,或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路径,其特征是微观分析,其优势是分析透彻。但面对司法资源信息浪潮的冲击,以现有研究方法应对,沧海拾贝绰绰有余,总揽全局能力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后者的困境如长期存在,将全面解构前者的存在价值。黑格尔认为,“真实的只是整体”,我国哲学家王太庆先生进一步引申为,真理是全体,不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哲学如此,法学亦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例研究的危机,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危机。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以通盘把握更为深刻的裁判思维,正是本文的全部目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危机,迫使笔者不得不另寻研究制高点,最终立足于民法基本理论体系,以“主体、行为、权利、责任”为基元,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提炼出四元结构分析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部民事案例,以四元结构重新归类、多次归类,遵循的是从一般（大理论）到一般（大实践）的认识路径,使得极为浩繁的实证研究,获得了相当清晰的方向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述困惑,为理论重新找回了自信。更重要的是,四元结构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根红线,在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提精取萃中,基本理清了最高法院三十年来民事审判的历史脉络,证实了笔者长久以来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最高法院民事审判思维已初步成型,但尚不固定,且未来走向仍不确定,由此形成了本文的中心命题：作为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四元结构既是统领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的总线索,也是揭示最高法院民事审判规律的总钥匙。显然,这一中心命题由两个相互缠绕的子命题组成。笔者紧紧围绕上述中心命题,按双螺旋线索展开全文,一方面论证,四元结构能否以及如何起到统领作用；另一方面实证,最高法院的审判思维是否以及如何相对成型于四元结构。开篇从以往的研究经验出发,上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自我反思,在民法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提炼出四元结构方法的分析框架,再以此切回到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梳理,以该分析框架的每一基元为标准,提取案例公因式,构筑了四个子系统,依次分别为“界定民事主体”、“判断法律行为”、“保障民事权利”、“划分民事责任”。而每一子系统项下,又不断细分若干裁判元素或类型,继续细分和提取案例公因式,如“界定民事主体”子系统项下,又可细分出“适格当事人的审查标准”；“判断法律行为”子系统项下,最终可细分出“影响效力的主要因素”,等等。理论结构从主干一直延伸到毛细血管,在案例诸元素的重新归纳、逐级整合中,图景脉络越来越明晰,体现出理论对实践的总体驾驭。与此同时,看似杂乱无章的海量案例,也经由毛细血管的吞吐、梳理,开始井井有条,显出内在的机理,并经由主干直通理论结构,体现出实践为理论的源头活水。理论与实践的穿梭往来,最后合而统之于有机之四元结构,并收于对最高法院审判思维的整体考察中,得出全文结论。各章的实证研究表明,三十年来,最高法院在界定民事主体时,开放中有规范；在判断法律行为时,宽松中有反复；在保障民事权利时,绝对中有限制；在划分民事责任时,承担中有平衡。笔者相信,如果不从四元结构方法的理论自觉出发,很难从容俯瞰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在长时段中的总景图,传统研究方法的乌龟再努力,也永远追不上司法的兔子；更难深入探究最高法院法官群体审判思维的模块要素,一块砖头研究得再仔细,仍可能对整座大厦的结构一无所知。相较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以四元结构梳理和分析最高法院三十年来全部民事判决,在此基础上总结民事审判思维以及审判规律,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这一研究有如下四个特征：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长,研究方法新,理论张力强。覆盖范围广,是指研究对象包括最高法院迄今公布的全部民事判决,把以往民事判决的类型化研究,推进到全口径研究的更高层面；时间跨度长,是指研究案例上溯1985年5月起,下至2014年12月止,历时整整三十年；研究方法新,是指突破了现有实务和理论方法的局限,提出了四元结构作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统摄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涵盖案件审理主要环节；理论张力强,是指四元结构本身脱胎于民法理论,既是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也是民法思维的逻辑构造,其强大的理性思辨力,与万花筒般的司法现实之间,构成必要的张力,二者未来的互动将演绎丰富的可能性。鉴于案例库数量巨大,加之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对首创者的识见和意志均要求极高,笔者虽竭尽全力,但兼受学识、专业和精力所限,学术勇气有余,学术水平有限,故本项实证研究尚存诸多不足,尤其在个案的的法理生成路径、案例之间的内在机理关联、审理模式的历史节点转换、法官心证判断的识别依据等深层次领域,均无力涉及或浅尝辄止,一定程度上限制、削弱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品质。对此,笔者完全有自知之明,将正视不足与缺陷,并以此为动力,听从命运的召唤,继续投入到这项永无止境的研究事业。
徐清[3]（2016）在《法社会学视野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运行逻辑 ——来自Y省W市人民法院的个案》文中指出西方学者对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历史由来已久,在这些研究中,有学者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法官和司法活动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研究；法律人类学以微观视角就文化、社会与基层法院、村落纠纷解决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法社会学对基层刑事法院法院组织以及法官所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态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上述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并提供了比较法上的方法论视角和理论资源,但这些国外经验可以借鉴但并不能完全照搬。国内学界有关基层法院组织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三种二元范式和三种一元研究路径。在传统司法制度研究的三种二元范式中,“制度——过程”分析模式一个从静态维度填补了制度史上知识和理论的空白,一个从动态维度理解司法过程和法律的意义,然而均难免走入传统结构主义“结构——行动”的二分模式,忽略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结构中其他诉讼主体的行动；“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自下而上的知识策略”模式诠释了我国法律建构的基本逻辑,以此逻辑产出的无论是“规划的知识”亦或是“策略的知识”都是站在“局外人”的视角,而非“局内人”的视角解读,故看似具有针对性,却仍然难以具有改革之实效意义；“国家——社会”模式来自于对自上而下的“国家”范式的批判,意图把市民社会或社会的观念引入到国家法治发展的研究中,然而追求抽象化与普遍化的理论往往导致忽略对具体制度和细节的追索。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种超越二元范式的—元研究路径,“语境论”的核心要义要求研究者进入制度和规范发生的那个语境,但总体上缺乏“概念化”的理论总结和概括；“相对合理主义”的价值在于强调我国司法改革必须遵循渐进性、较好论与累积性,然而依旧没能真正走入司法改革主体的生活世界中去；“当事人中心模式”表达了法律人类学理论在司法制度研究中的空间与价值,然受该模式的理论所限,未能揭示群体的集合：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为解决当前基层法院组织研究中的上述理论困境,本研究主张迈向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即回到问题的中心“主体”上,围绕“主体”中所欲解决的问题选择方法论,以此模式才能整合作为技术与工具的各种研究方法,沟通社会、文化与制度,进而完善和改革我国的基层法院组织结构。循此进路,本文以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基层人民法院为个案,从内部和外部两大部分,“被忽略的过程”、“被忽略的主体”和“被忽略的关系”三个层面详细考察了W市人民法院组织结构中的法庭、法官和法院这三个主体分别面临的实践困境,结合静态与动态,结构与行动,纵向与横向这三个维度,系统地阐释了基层法院“权力型”组织结构内部与外部的运作过程、特点和策略,最后对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当前架构予以概括总结,并进行可能的制度重构。具体就本文的篇章结构和内容来看,本文分为导论、正文与结论。正文由四章构成。导论部分从基层法院立案庭中的一个个案说起,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司法的特殊性,法制现代化的“边疆——中心”模式和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制度研究薄弱这三个方面说明了本文选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法院作为个案的原因。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以结构和行动、空间和制度视角,对基层法院组织结构加以“类型化”研究,以此探寻我国基层法院组织的真实图景,并对其予以必要的反思和重构。该部分系统梳理了有关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的不同理论范式,针对既有研究的三种二元对立范式和三种一元研究路径可能存在的局限,倡导迈向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第三条道路,进而强调在“以主体为中心”的范式下应扩大对“主体”的理论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保持包容性与开放性,研究路径上保持一种“关联——阐释”观,最终在研究方向上倡导从法教义学出发,最终回到法教义学中去。此外,本部分还具体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的材料来源。第一章以扩展个案的研究方法考察了W市人民法院内部组织结构的运作过程,强调法院组织运作过程中的多重逻辑及其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旨在深描出当下中国基层法院组织日常运作的真实图景。从时空交集下W市人民法院分庭结构的变迁中梳理出构建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三种逻辑：技术逻辑、社会逻辑和权力逻辑。在当前我国基层法院的日常运作中,当三重逻辑与主体的行动相互遭遇时,组织风格表现为权力逻辑偏好主导下的控制方式,进而形成了当下我国基层法院分庭组织结构的三种悖论,即庭室规模的扩大化与运行效果的内卷化、司法改革的去行政化与组织关系的人缘化以及空间的层次化与权力的混同化。第二章通过对法院组织结构内部基层法官为何离职这一组织现象的层层剖析,首先勾勒出基层法官日常生活中身处的三重场域。受到权力场域和社会场域的交互影响,司法场域中作为法律人的基层法官仅能拥有“有限”的司法判断权,作为社会人的法官需要考虑并解决深嵌于社会场域中的各种人情世故,作为公务员的法官则需要面对来自权力场域中的日常政治。进而文章指出,权力场域主导下的基层法官在行动中分别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角色和离职类型,分别是权力持有型法官的高原型离职、权力依附型法官的瓶颈型离职以及通常不会选择离职的权力边缘型法官。第三章从职能脱离和地方性抽离这两个组织现象详细阐释了W市人民法院内部两个典型组织结构的运行困境。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成立起,各省从高级法院至基层法院相继成立了立案二庭。研究发现自其成立以来,预期职能与实践职能间产生了极大的脱离。立案二庭的预期职能主要是涉诉信访、再审立案与判后释明。而实践中由于法律规范的模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诉前咨询有巨大的社会需求空间,导致立案二庭的职责模糊,其职能逐渐转变为提供诉前指导与咨询。未来立案二庭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明确其定位,厘清其职能并下放再审立案管辖权。对派出法庭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制度——过程”,“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自下而上的知识策略”和“国家——社会”三种二元对立范式,有必要坚持“以主体为中心”并在“生活世界——派出法庭——诉讼参与者”的共在视角下整合上述范式和多元方法论的冲突。处于“基层中的基层”的派出法庭在时空的脉络中形成并发展了其基本职能与延伸职能,受组织结构所限,不断被边缘并表现出反结构化行动,进而在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地方性抽离”的组织特征。在此意义上,未来司法改革的方向是重构派出法庭在基层中的初审职能,重视物质设置及精神文化建设并关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派出法庭的独特性。第四章重点分析了W市人民法院在外部组织场域中与基层政法委员会和公安、检察院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从建构论与结构主义的视角,由“案件”及“结构”,并由“结构”及“人”逐步进行剖析,展现在与各政法部门的互动中,基层政法委员会作为“他者”,组织结构的建构历程。随后基于时空要素的分析,归纳了这一组织结构的内部与外部构造及表达方式。本章的研究表明,基层政法委员会并不必然会干预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其行为空间并非没有边界,行为效果也会受到来自国家正式制度和来自法院组织“反结构性”能动行为的双重束缚和限制。当下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合谋格局”已经成为公检法三机关的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动,本章由“合谋格局”的外观呈像至现实表现逐步进行剖析,发掘其长期存在的时空环境与结构基础。公检法三机关间“合谋格局”的本质是法院外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镶嵌其中的基层法院改革是一种全方位、多主体的整体规划和设计,进而从组织互动的角度为司法改革提供新的视角。结论部分再次对本文论证的“基层法院组织结构”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回顾,并指出当前我国的基层法院组织是一种“权力型”组织结构,其形成有着深厚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原因。“权力型”法院组织结构的特点表现为权力主体的同一性,权力关系的依赖性,权力运作的个体性和权力来源的多元性。进而指出未来我国司法改革的可能路径是在交往沟通的运行逻辑基础上回归“审判型”法院组织结构,其核心要义包括在法院组织的行动主体中以法官为中心,在内部组织部门的构架中以审判组织为中心及在法院组织的外部关系上以审判为中心。
郭恒[4]（2019）在《辩护律师忠诚义务论》文中提出辩护制度是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和司法改革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但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具体内涵和相关要求却缺乏深入研究和系统解读。本文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够合理解读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理论,并结合我国刑事辩护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域外可资借鉴的相关元素,尝试为辩护律师忠诚义务及辩护制度探索前行的方向。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共计六章组成。第一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基础理论问题”。本章以不同的刑事诉讼构造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履行之影响出发,分析了现代法治国家辩护律师的功能定位,并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变化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影响进行了解读。其次,以现代法治国家中辩护人的角色定位为基本出发点,以国家权力维度和法律程序维度为两个考察维度,对辩护律师角色定位进行比较法考察,并对我国依法治国背景下辩护律师律师身份定位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法律职业伦理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之特殊性进行解读,以“律师—当事人”关系为基本出发点,从党派性忠诚原则、律师与当事人信赖关系的维护角度分析了律师职业伦理特殊性之所在。第二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积极内涵:争取当事人利益最大化。首先,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辩护律师应当重视会见、阅卷、调查这三项基础性义务的履行,以克服侦查中心主义带来的弊端。其次,庭审实质化改革要求辩护律师在庭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有效应对新“控强辩弱”背景下庭审虚化现象,并在庭审中与控方进行实质性对抗。最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还要借助一定的“外力”,形成一种辩护合力,才能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第三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消极内涵: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消极的忠诚义务直接表现为辩护律师与当事人这种信任关系的维护,可以说是为辩护律师设立了一条执业底线,即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首先,辩护律师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确保辩护律师和当事人的信任和坦诚。其次,应当坚持利益冲突禁止规则,这是忠诚义务派生出的律师重要职业道德,而律师忠诚义务是利益冲突禁止规则的价值依归。我国刑事辩护中利益冲突禁止规制,应当以当事人利益为中心,采取“有依据的合理怀疑”的标准,对利益冲突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加强利益冲突防范的制度建设。再次,对于独立辩护理论进行限制。建立协商机制与退出机制,确立独立辩护的禁区,构建类型化决策机制,确立被告人实际利益受损时真实义务优先原则,并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独立辩护作出限制。第四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边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也有一定的界限,那就是“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辩护律师对于当事人不能唯命是从,还必须诚实公正地履行其职责,不能采取积极的行为来蒙骗司法机关,这是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之要旨。真实义务也为忠诚义务的履行设定了“边界”。由于辩护律师特殊的地位和忠诚义务的要求,其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呈现出消极性、片面性以及对象特定性的特征。辩护律师对法庭的真实义务是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刑事诉讼真实发现的基本目标、维护司法权威之客观需要以及律师职业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我国对于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要求过于严格,但是真实义务内容规定过于笼统。为此,应当重新构建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体系,明确辩护律师对待虚假的证据的处理方式,区分真实义务与辩护策略,确立禁止损害实体真实这一真实义务的基本界限。第五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对法庭真实义务之冲突与平衡。在美国、日本、德国,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这种冲突是由辩护律师作为被告人的“热忱代言人”和“法庭官员”的双重角色所引起的。由于诉讼模式以及司法观念的差异,如何处理我国实践中忠诚义务和真实义务的冲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对于被告人提供的虚假的实物证据以及在法庭上的不实陈述或者抗辩,辩护律师不负有揭露义务。但是对于被告人违法或欺诈性的行为,出于律师自身的社会责任以及与法院共同维护司法程序公正运行的义务,辩护律师对此负有积极揭露的义务。此外,应当赋予辩护律师免证特权,并完善律师伪证罪的追诉机制,以限制真实义务的扩张对于忠诚义务履行的消极影响。第六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需要从“进场机制”、“退出机制”以及“惩戒机制”三方面进行建构。首先,要确立刑事辩护的“进场机制”。刑事辩护准入制度为忠诚义务设置了第一道门槛,可以有效提高辩护质量。其次,还要确立刑事辩护的“退出机制”。我国应当从退出前的预防机制和协商机制以及退出后的保障机制三个方面来构建我国辩护律师的退出机制。最后,还应当完善对于律师失范行为的“惩戒机制”。对于律师的违反忠诚义务的行为,除了其自身内心道德的约束外,还须通过一定的外部的惩戒机制加以贯彻。并完善对律师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程序性规制,防止侦查机关滥用权力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在“结论”中,笔者提出未来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研究,还是应当紧紧围绕“律师—当事人”关系这一律师定位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同时注重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关注实践案例与坚持理论完善相结合,立法规定的宏观性与行业规范的可操作性相结合。通过“制度规范”实现“理性实践”,最终实现“律师—当事人”关系理想目标与理性实践的统一。
刘刚[5]（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虞浔[6]（2013）在《1997年以来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文中研究指明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改革法院民事审判庭审方式为先导，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为标志，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正式拉开帷幕，并延续至今。上海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自开埠以来就处于中西文化交锋交融的第一线，最早引入近现代司法理念和西方法治模式，新世纪以来又一直在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而持续努力，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领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一是它不可避免地是整个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表现出鲜明地自上而下推进的色彩，展现了国家顶层设计的强力和权威；另一方面，它却是许多改革措施的肇始之地，许多适应上海司法实践需求，在上海司法机关工作中自发萌生的创新举措，经过上海这块法治土地的滋润和检验，逐渐为全国所了解和认可，并随之被最高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向全国推广，引发司法体制改革大潮中的点点浪花甚至波澜。司法体制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要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城市，有必要系统梳理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改革动机和发展趋向，继续努力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排头兵。为此，本文分八章对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进行研究。第一章是关于上海司法领域改革历程的历史考察。研究1997年以来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并不能割裂此前上海发生的司法改革。建国以来上海人民司法事业从无到有，尽管经历过挫折，但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奠定了上海司法工作的基本格局，为1997年开始的司法体制改革创造了坚实的基础。而且1997年之前上海的司法改革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和沉痛教训，为1997年以来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在上海的开展提供了正反面启示；此前进行的诸多有意义的实践探索和创新，也为之后的改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第二章是关于1997-2002年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探索阶段的研究。自1997年到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的五年，是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探索阶段。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指导下，上海司法系统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在工作体制、用人机制和内部运作机制等方面整体推进，各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类管理工作逐步推开。第三章是关于2002-2007年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推进阶段的研究。自2002年底到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五年，是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推进阶段。改革在法律框架内稳步推进，司法机关内部管理机制不断创新，司法规范化和司法公信力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监督协调机制更加健全，解决诉讼难、执行难、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取得新成效；政法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司法队伍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水平明显提高。第四章是关于2007-2012年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深化阶段的研究。自2007年底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的五年，是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阶段。上海司法机关努力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和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建立特困当事人司法救助制度，彰显法制公信力和司法人文关怀，加强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行业的执业监管，不断优化法律服务市场秩序。第五章是关于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中的思想纷争及实践取向的研究。在上海探索、推行和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措施的确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不乏质疑和批评之声。就宏观思路来说，就有地方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能否突破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各司法部门的进程是否需要统一的争论；就微观举措来说，以“少年法庭”、“案例指导制度”为例，不难看出一些开创性举措引发了长久讨论和争议。正是这些讨论、这些质疑和批评使得上海司法机关更为审慎地对待改革，使其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进程走得更为稳当和科学。第六章是关于上海与兄弟省区市在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上横向比较的研究。根据公开的一些资料，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上海与我国其他省区市在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上有许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动力、根本目标、指导思想、整体进程、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上。但上海与其他省区市相比，在重视创新探索、未成年人保护、执行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借鉴国外经验、政法经费保障等方面，还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分析存在这些异同的原因，主要是与司法体制改革的特性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有关。第七章是关于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分析检讨及成效评价的研究。上海的改革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严格遵循司法规律，保证了各项改革措施的成功实施，也避免了由此带来种种不必要的失败和资源浪费。虽然已经取得显着成效，但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与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到上海的改革只是刚刚破题，全面推进和深化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司法事业的健康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八章是关于继续深化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对策建议。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对于司法的需求空前增长。为了迎接这些挑战，上海只有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司法困境。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应设定为“推进司法公正、扩大司法公开、提高司法公信、践行司法为民”。其功能应定位于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深化改革应该有一套贯穿于改革从始至终的基本行为准则，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上海实际继续探索适应上海司法实践需求的创新举措，切实提高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有效促进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
刘伟[7]（2015）在《强制拍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强制执行拍卖作为民事强制执行措施中的重要变价措施,其公开、公正、效率的特点使其作为民事强制执行首要的执行方式。我国在不断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强制执行中的拍卖制度。其首次出现在我国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之后随着我国民事强制执行制度的不断完善,强制拍卖制度对于确保民事执行案件及时终结,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保障交易安全等方面的作用愈发显着,学术界和立法界对强制执行拍卖制度也更予以重视。我国尚未制定强制执行法,有关强制拍卖的立法主要在司法解释中规定。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强制拍卖立法依然比较落后,强制拍卖的研究相对滞后,学术界也没有对强制拍卖的一些实体上问题进行探讨,如：强制拍卖的无效与可撤销、网络拍卖在强制拍卖中的适用等等。本文也正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就强制拍卖的这些问题做一些尝试性的探索。本文主要是结合我国现有的强制拍卖立法,从强制拍卖的性质入手,在对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对强制拍卖的规定做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研究成果,对强制拍卖做比较深入的研究。同时,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现实,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从而对我国强制拍卖的立法提出自己的观点。本文共五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对强制拍卖的性质进行探讨。本文首先对强制拍卖性质学术争议的三个主要观点分别进行了论证。接着比较分析了两大法系对强制拍卖的相关立法规定,再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认为我国强制拍卖性质的应有定位是用强制拍卖公法说确定标的物所有权于拍定人,同时通过赋予案外人其他救济途径的方法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第二章研究的是强制拍卖与其他相关制度：一是强制拍卖与《拍卖法》,二是强制拍卖与一般拍卖,三是强制拍卖与公物拍卖,这三大问题研究强制拍卖与其他制度的区别和联系。对于强制拍卖与《拍卖法》,本文认为我国强制拍卖规则体系和《拍卖法》是一种交叉的关系,而我国强制拍卖规则体系不甚完备也并非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疏漏,而是考虑到《拍卖法》中的某些规定在强制拍卖中可适用无须重复规定。对于强制拍卖与一般拍卖,本文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许多的区别与联系。其中,在强制拍卖的各方法律主体方面,人民法院居于主体地位,人民法院与拍卖机构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同时兼具协助执行的性质。在一人竞买的情形下,应从正当性以及合法性两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一人竞买行为若依法出现于强制拍卖中,强制拍卖程序依然有效。在强制拍卖与船舶拍卖方面,船舶拍卖应优先适用《海诉法》的规定。同时,其在所有权的转移方式与转移时间方面也有较为特殊的规定。第三章是对强制拍卖的方式问题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在采取拍卖方式时不能简单的规定采取一种方式来应对强制拍卖中的各种情形,而只有根据标的或者执行中具体的情况来判断采取不同的拍卖方式才能达到最优的解决,同时可以考虑将法院自主拍卖或者委托拍卖的选择权交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并同时对强制拍卖中腐败滋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需要预防竞买人妨害强制拍卖的行为。网络拍卖这种新型的拍卖形式在强制拍卖中已经得到了适用,然而其有一些规则是不能在强制拍卖中适用的,比如网络拍卖中的后悔权。在强制拍卖中的价金支付方面,价金缴付应当可以适当的延期,但需要在法律中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规定。在不按时缴纳价金的情况下采取何种处理方式最为妥当应综合拍卖物的基本行情以及买受人的财产状况甚至案件的执行情况进行衡量。第四章是强制拍卖的效力。本文认为强制拍卖的无效应当在法律中进行明确规定,而我国现行仅在《拍卖法》第65条规定了一个无效的原因,无效的原因主要为执行名义的瑕疵、公告程序的瑕疵、不按照执行机关指令进行拍卖的行为、处分权瑕疵、拍卖标的物系违禁物或者为第三人所有。在强制拍卖的瑕疵担保问题上,因为保留瑕疵担保请求权不仅有价值更有相应的代价,其在给予买受人实质正义的同时,对于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权益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人民法院在强制拍卖中原则上不承担瑕疵责任,拍卖人与被执行人因其过错承担瑕疵责任。在强制拍卖有租赁权的财产中,本文认为在《合同法》第229条增加“承租人占有中”这一限制条件将更有利于现实中强制拍卖中问题的解决。同时,在租赁权的除去方面,可以考虑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法院除去租赁权裁定程序和拍卖后的点交命令程序。在误拍误卖第三人财产的情况下,相对于真正所有权的第三人而言,拍定人的利益应该更值得保护。对于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可分为两部分进行研究,即拍卖程序终结之前的程序保障与拍卖程序已经终结之后的实体救济。在同一标的被两个法院重复拍卖的效力方面,本文通过对于案例的分析,认为此时应从查封措施的对抗效力、拍卖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和造成重复拍卖的原因等方面综合考量两次拍卖的效力,在先拍卖的并不必然有效。第五章是对我国强制拍卖的检讨。本文指出了我国强制拍卖在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权益保护、竞买人妨害强制拍卖行为以及无效的后果、救济这几个方面的解决方法。同时,还研究了破产财产强制拍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肖建国,庄诗岳[8]（2019）在《论民事执行实施权的优化配置——以我国的集约化执行改革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执行实施权的优化配置,以集约化执行改革为依托。集约化执行改革的本质是分权和集约,即结合繁简分流原则,将同一案件中的执行实施权分解、配置给不同机构或人员行使,将不同案件中的同类权力集约交由同一机构或人员行使。集约层面,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执行实施权已经得到优化配置。分权层面,则因近几年执行信息化建设的大力推进,导致执行实施权在执行指挥中心、执行实施庭、执行团队之间以及各自内部重新排列组合,各地法院的配置模式差异较大。因此,执行实施权优化配置的进路重在优化分权,即完善执行指挥中心运行机制、强化三个统一的执行工作机制、推行以法官为核心的执行团队办案模式、探索执行实施事务内部分权和外部委托的限度。
杨朝永[9]（2016）在《民事审判合议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民事合议制度是我国的基本诉讼制度之一,其相比独任制具有明显制度优势,但前提是能够在当前司法场域下有效运行。古今中外民事审判合议制度的变迁有其自身规律,以此为参照系反思我国司法实践遭遇的现实困境,可以“语境化”地理解司法场域塑造的现实理性,检视合议制度现状的成因则发现其正当性逐渐消解,改革势在必行。本论文由引论、结语及主体的五章内容构成。引论阐明民事审判合议制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研究现状,最后对本文的研究进路做了说明。第一章考察中外古今民事审判合议制度的演进规律。国外合议制度从最初的古希腊、古罗马集体裁判制度起源,在两大法系沿着不同的路径演进发展,基于各个国家不同的司法场域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样式,并且随着司法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完善,其中规律值得我国借鉴。在长期以来科层化的司法权配置运行模式下,民事审判合议制度在我国也经历了萌芽、发展、定型的制度变迁过程,与国外现代合议制度比较差异巨大,其中缘由值得省思。以域外合议制度的制度经验为参照系,同时兼顾我国合议制度的场域因素,深化合议制度改革才具有生命力。第二章剖析我国现存民事审判合议制度规则体系与司法实践“二元”背离的现实困境。从规范层面上考察,我国相关法律规范按照西方合议制度的基本理念,对合议制度进行了体系化设计,虽然不甚完美但基本成型。从合议制度规则体系的形成及变革考察,最高人民法院的四个五年改革纲要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但丰满理想遭遇了冷酷现实的排异。从对H省高级法院、Z市中级法院、X市法院三个层级法院实证调研来看,作为规则体系的合议制度并未在我国民事诉讼运行中实质落实,合议制适用范围萎缩、合议庭内部构造紊乱、合议庭运行机制失序、合议庭管理监督越界,规则体系与司法实践之间显现出明显的“二元”背离现象。但是,合议制度在中国失灵的程度并非那么令人沮丧,即使合议制被规避,但其异化的运行机制生成的结果仍然基本保障了裁判的质量。第三章检视我国现存民事审判合议制度异化的成因。深刻理解当前合议制度异化的成因才能为深化改革提供准确指引。身处我国转型期的社会背景和科层化的内外司法场域中,合议制度必然受其制约而难以独善其身。组织化的法院为了缓和合议制运行场域需求与司法现状难以满足之间的矛盾,“节约”合议庭审判资源以应对案多人少压力,加强合议庭审判管理以实现组织目标导向,强化合议庭审判监督以保障裁判质效底线,分享合议庭审判权责以“迁就”法官素质不高的现状,对合议制度规则体系不断解构、改造,表现出满足功利的现实理性。合议庭法官基于个体理性选择、心理文化影响和行为习惯在合议制适用过程中有其选择偏好,表现为满足自身价值需要的行为策略。第四章考察当前合议制改革的动向。现存合议制度固然有其现实基础和存在合理性,且从结果意义上看异化的合议制仍能大体保障裁判质量,但不能据此而拒绝改革。当前合议制改革的动因,在于影响合议制度运行场域的因素发生变化、合议制基本功能优势的缺失以及合议制规则体系与司法实践的二元背离、合议制实际运行机制以及相应地监督管理机制的效用难以满足,且其正当性逐渐消减,改革势在必行。考察当前如火如荼的合议制度改革模式发现,地方法院自发探索的改革经验尚不足以复制推广,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的H省L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改革措施保守大于拓新,司法责任制改革驱动下的第一批试点G省法院制度创新能否落实尚不确定。第五章提出深化我国民事审判合议制度改革的图景。我国合议制度改革历经多年努力而收效甚微,下一步深化改革尤其需要慎思笃行。以当前合议制改革动向为理论研讨和实践探索标本,可以勾画出我国合议制度改革的目标愿景及推进路径,充分考虑我国现行司法场域影响因素的制约而设定相对合理的改革方案、模式和措施。深化合议制度改革,应着力于完善合议庭组成方式及内部构造,确立权责统一的合议庭运行机制,改革合议庭运行的管理监督机制,完善合议制功能发挥的保障机制。远期瞻望合议制改革,现代合议制度的全面落实尚需司法场域的全面优化。结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对研究状况作出初步评判。
朱晋峰[10]（2019）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及鉴定意见的形成、采信研究 ——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对象的分析》文中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对生活条件、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其中,公众对赖以生存、生活的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目前我国环境问题迭出,各种污染环境行为时有发生,这不仅会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会对居民的工作、生活,甚至是身体健康等造成严重影响。因而,为了确保环境能真正适应社会公众生存、生活的需求,除了要预防环境被污染以外,还需要对已经被破坏的环境进行修复。这一问题也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为此,相关部门还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如2015年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7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等。此外,《民事诉讼法》还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以确保因污染环境行为而遭受侵害的社会公益得到有效保障。随后,检察机关还组织开展了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公益诉讼在司法实践和理论中依然存在诸多困境,为了缓解这些困境,相关部门发布了系列规范。例如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等。在一定层面上,这些规范有效缓解了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部分困境。与其他环境资源诉讼不同的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确定环境修复方案,使得被污染的环境能够得到修复;或者在环境无法被修复的情况下,确定环境污染行为人应当承担的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然何种修复方案更为妥当,更能将环境恢复到被破坏以前的状态,往往是控辩双方和法庭难以凭借自身知识就能自行解决的。因而,诉讼各方借助于专业人士或者机构的帮助来解决该问题,必然成为一重要途径。此外,在环境无法被修复的情况下,诉讼各方同样需要借助专业人士或者机构的帮助来确定行为人应当承担的环境损害赔偿具体数额。这也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键内容之一。显然,作为法定证据形式之一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是解决诉讼中此类专业问题的最为主要的方式。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起步较晚。直到2016年,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才被纳入到司法鉴定行政主管机关的统一管理之中,这也就造成了目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相对滞后的局面。进而导致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无法满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需求。这也是本文以此为题进行研究的原因。当然,在此需要明确的是,司法鉴定是一项集管理、诉讼与证据于一身的证据方法,司法行政管理是否完善?对鉴定意见的形成与采纳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本文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进行研究也应当从此三方面予以全面阐释。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中,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格管理层面。目前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而且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依托的主体过多,鉴定主体趋利性问题依然存在,册中册、册外册1等问题又出现了新的情形。因此,本文本文认为,我们不仅要继续严格把控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格准入条件,而且要对现在的资格准入条件进行完善,以使其能够更加适应司法实践的需求。同时,对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登记评审专家库,我们依然应当特别重视,并完善其建设。此外,针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收费的困境,司法鉴定行政主管部门不仅要明确具体的收费标准,还应当完善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以及探索建立公益诉讼基金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于司法鉴定的管理,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还应当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为切入点,尽快构建鉴定资质的等级管理和加强管理的区域协作。在鉴定意见的形成程序中,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我们要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启动时间提前至诉讼之前,对于鉴定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检材提取,我们首先应当充分肯定行政机关等在鉴定前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检材,但应采取多项措施确保检材的真实性以及提取的合法性。在鉴定实施中,对于可以作为鉴定检材的确认以及环境修复方案的确定,我们可以邀请相关代表见证鉴定过程,从而确保鉴定的权威性。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实施所依赖的技术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统一的标准体系、标准缺失等方面。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加速标准体系建设,统一标准管理部门,积极鼓励制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团体标准,正确对待“专家法”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的运用,完善相应的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完善。在鉴定意见的采信程序中,虽然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可以有效解决案件中的相关专业技术问题,为裁判提供证据,但司法鉴定意见是否符合证据的要求,还需要法官在庭审中予以认定。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采信,当然要遵守证据裁判的一般规则,但鉴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对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的采信,我们应当充分发挥专家陪审员制度的功能。这其中就包括专家陪审员专家库的建立、专家陪审员的职责等内容。当然,我们还有必要在强化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基础之上,完善鉴定人隐蔽出庭作证制度;此外,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我们也有必要采取相应的特殊措施对其进行完善。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相互办理委托事项的规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相互办理委托事项的规定（论文提纲范文）
（1）民事执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问题之提出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民事执行机制概述 |
| 第一节 民事执行机制的界定 |
| 一、民事执行概述 |
| 二、民事执行机制的界定 |
| 第二节 民事执行的价值 |
| 一、民事执行价值的学理阐析 |
| 二、民事执行价值的实践纷争 |
| 三、民事执行价值的层次 |
| 第三节 民事执行机制体系 |
| 一、"执行难"的界定 |
| 二、"执行难"的症结——民事执行机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三、民事执行机制体系的构成 |
| 第二章 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机制的历史沿革 |
| 一、民事执行机构的历史沿革 |
| 二、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我国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机制改革述评 |
| 一、我国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机制改革中的积极因素 |
| 二、我国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机制改革中的消极因素 |
| 第三节 民事执行权分权的比较法考察 |
| 一、域外民事执行权分权的主要模式 |
| 二、域外民事执行权分权模式的启示 |
| 第四节 我国民事执行权分权制衡机制的完善 |
| 一、民事执行机构归属的再确认 |
| 二、厘清民事执行中执行事项与审判事项 |
| 三、我国民事执行机构的重构 |
| 第三章 民事协助执行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民事协助执行机制的立法与实践探索 |
| 一、民事协助执行的分类 |
| 二、我国民事协助执行机制的立法与实践探索 |
| 第二节 我国民事协助执行机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民事协助执行机制尚未走上法治化的轨道 |
| 二、协助执行主体不够广泛 |
| 三、人民法院的越位和缺位 |
| 四、协助执行责任体系不健全 |
| 五、协助执行方式不够经济高效 |
| 六、人民法院之间的协助执行不畅 |
| 第三节 我国民事协助执行机制的完善 |
| 一、确立依法协助执行的理念 |
| 二、拓展协助执行主体的范围 |
| 三、完善协助执行的责任体系 |
| 五、确立由人民法院自行实施拍卖 |
| 六、实现协助执行的集约化 |
| 七、改革民事执行地域管辖制度 |
| 第四章 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机制的现状 |
| 一、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的界定 |
| 二、我国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机制的现状 |
| 三、我国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的理论基础 |
| 一、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传统理论基础之检讨 |
| 二、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理论基础的重构 |
| 三、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的适用原则 |
| 第三节 我国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机制的完善 |
| 一、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情形的完善 |
| 二、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程序的完善 |
| 第五章 民事执行威慑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的建设及其不足 |
| 一、民事执行措施与民事执行威慑措施 |
| 二、民事执行威慑机制的特征和必要性 |
| 三、我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的现状 |
| 四、我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建设中的不足 |
| 第二节 我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的完善 |
| 一、实行民事执行威慑机制国家战略 |
| 二、适用民事执行威慑措施的原则 |
| 三、限制人身自由的民事执行威慑措施的完善 |
| 四、限制经济活动的民事执行威慑措施的完善 |
| 余论——民事执行与破产 |
| 一、民事执行的前提——有财产可供执行 |
| 二、无财产可供执行下民事执行的选择 |
| 三、民事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协奏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案例及完成的课题 |
（2）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导论四元结构：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现有研究方法分析 |
| 1、实务研究方法 |
| 2 、理论研究方法 |
| 3 、现有方法的优点与局限 |
| 三、四元结构分析法 |
| 1、逻辑起点：法的重新理解 |
| 2、逻辑中介：回归民法理论 |
| 3、逻辑终点：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 |
| 4、理论观点与司法统计 |
| 5、体例说明 |
| 第一章 界定民事主体 |
| 一、主体资格的司法扩张 |
| 二、主体资格的扩张依据 |
| 三、适格当事人的审查标准 |
| 1、直接权利义务 |
| 2、合同相对性 |
| 3、当事人选择 |
| 4、以工商登记为准 |
| 5、以资质为准 |
| 6、以专营制度为准 |
| 7、以中央文件为准 |
| 四、几种特殊主体的认定 |
| 1、分支或内设机构 |
| 2、吊销营业执照和破产企业 |
| 3、指挥部等临时机构 |
| 4、外国代表处 |
| 5、职工持股会 |
| 6、业主委员会 |
| 7、国家机关 |
| 五、分析与评论 |
| 附录一 地方政府的民事主体资格认定：以最高法院椒江大桥航道通行权案为例 |
| 第二章 判断法律行为 |
| 一、审查诉讼请求 |
| 1、不告不理原则 |
| 2、诉求的识别、释明与选择 |
| 二、查明案件事实 |
| 1、待查事实的影响因素 |
| 2、无法查明事实的处理方式 |
| 3、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区分 |
| 4、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摇摆：以土地使用证为例 |
| 5、法律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冲突：以民刑交叉证据为例 |
| 6、视为与推定 |
| 三、定性法律关系 |
| 1、性质决定审理方向 |
| 2、不同法律关系能否合并处理 |
| 3、法律关系的内外之别 |
| 4、法律关系的流变与转化 |
| 四、认定行为效力 |
| 1、区分成立和有效 |
| 2、法院能否主动审查合同效力 |
| 3、影响效力的主要因素 |
| 4、合同效力：渐宽与反复 |
| 5、论无效合同 |
| 五、分析与评论 |
| 附录二 从合同成立之诉到合同效力之诉：以最高法院布吉公司股份代理转让合同案为例 |
| 第三章 保障民事权利 |
| 一、物权 |
| 1、物权确认基本原则 |
| 2、关于物权追及力 |
| 3、土地与房屋分别确权 |
| 4、集体土地的流转问题 |
| 5、几类特殊物权归属 |
| 6、担保物权若干问题 |
| 7、相邻权 |
| 二、股权 |
| 1、工商登记与股权认定 |
| 2、审批手续与股权认定 |
| 3、出资与股权认定 |
| 4、股权行使诸问题 |
| 三、债权 |
| 1、债权债务转移 |
| 2、代位权与撤销权 |
| 3、外部善意债权人 |
| 4、外部过错债权人 |
| 四、知识产权 |
| 1、司法保护取向 |
| 2、平衡与限制 |
| 五、民事权益 |
| 六、分析与评论 |
| 附录三 从利益平衡到禁止权利滥用：以最高法院采乐商标案为例 |
| 第四章 划分民事责任 |
| 一、主体性质与责任归属 |
| 1、职务行为 |
| 2、管理过错 |
| 3、个人行为 |
| 二、各方责任的分别认定 |
| 1、违约中的责任认定 |
| 2、侵权中的责任认定 |
| 3、公平中的责任分担 |
| 三、民事责任的连带与扩张 |
| 1、恶意串通 |
| 2、挂靠关系 |
| 3、追加开办单位 |
| 4、验资等中介机构责任 |
| 5、人格混同或否认 |
| 四、民事责任的加重、减轻与免除 |
| 1、加重 |
| 2、减轻 |
| 3、免除 |
| 五、强制执行中的民事责任 |
| 六、分析与评论 |
| 附录四 非诉行政执行的合法性审查：以最高法院普华凯达公司执行监督案为例 |
| 结论 |
| 一、四元结构是统摄宏观司法资源的有效理论工具 |
| 二、最高法院的审判思维已相对成型并正在转型 |
| 三、司法实践是最高法院审判思维相对成型的最终塑造者 |
| 四、相对成型的最高法院审判思维,尚不稳定和不确定 |
| 五、审判思维的未来走向,受制于最高法院复杂多元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补记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3）法社会学视野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运行逻辑 ——来自Y省W市人民法院的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价值 |
| (一) 为何选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法院 |
| (二) 为何是基层法院 |
| (三) 为何是法院组织结构 |
| 二、核心观点与论文框架 |
| 三、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范式及理论困境 |
| (一) 传统司法制度研究中的二元范式 |
| (二) 超越二元范式的一元研究路径 |
| (三) 迈向“以主体为中心”的第三条道路 |
| 四、方法与材料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材料来源：Y省W市人民法院及其辖区 |
| 第一章 基层法院分庭组织结构的运行分析 |
| 一、时空交集下W市人民法院分庭结构的变迁 |
| 二、三重逻辑中分庭结构的构建和变迁 |
| (一) 技术逻辑 |
| (二) 社会逻辑 |
| (三) 权力逻辑 |
| 三、权力逻辑主导下分庭组织结构运行的三种悖论 |
| (一) 庭室规模的扩大化与运行效果的内卷化 |
| (二) 司法改革的去行政化与组织关系人缘化 |
| (三) 空间的层次化与权力的混同化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三重场域中基层法官的角色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层法官为何离职 |
| (一) 历时的流出和共时的嵌入 |
| (二) 基层法官日常生活中的三重场域 |
| 三、权力场域主导下基层法官的三种角色 |
| (一) 权力持有型法官 |
| (二) 权力依附型法官 |
| (三) 权力边缘型法官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基层法院内部两个典型组织结构的运行分析 |
| 一、职能脱离：立案二庭的运行现状及其改革 |
| (一) 研究对象：历史变迁中的W市人民法院立案二庭 |
| (二) 职能脱离：W市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试点现状 |
| (三) 基层人民法院立案二庭的改革方向 |
| 二、地方性抽离：派出法庭的运作困境及其出路 |
| (一) 实证的问题与背景 |
| (二) 基层中的派出法庭 |
| (三) 派出法庭的组织角色 |
| (四) 派出法庭的组织结构 |
| (五) 认真对待派出法庭 |
| 第四章 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外部互动 |
| 一、基层法院与基层政法委员会的关系 |
| (一) 调查对象与调查的开展 |
| (二) 协调、监督或是干预的“案件” |
| (三) 由“案件”到“结构” |
| (四) 由“结构”及“人” |
| (五) 小结 |
| 二、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间的“合谋格局” |
| (一) 格局呈现：基于数据的观察 |
| (二) “合谋”表现：基于经验的分析 |
| (三) “合谋格局”的时空环境和结构基础 |
| (四) 小结 |
| 结论 走出个案：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现实架构和运行路径选择 |
| 一、问题回溯 |
| 二、“权力型”组织结构的评析 |
| (一) “权力型”组织结构的成因 |
| (二) “权力型”组织结构的特点 |
| 三、交往沟通逻辑下“审判型”组织结构的回归 |
| (一) 交往沟通逻辑与法院组织结构的构建 |
| (二) 路径选择：回归“审判型”组织结构 |
| 附录一：对W市人民法院55位法官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对进入诉讼阶段的120个诉讼当事人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三：W市人民法院制度(选登)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辩护律师忠诚义务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域外关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文献综述 |
| (二)我国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伦理学方法 |
| (二)比较研究的方法 |
| (三)历史研究的方法 |
| (四)个案研究法 |
| 第1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基础理论问题 |
| 1.1 刑事诉讼构造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 |
| 1.1.1 不同诉讼构造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影响 |
| 1.1.2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变化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影响 |
| 1.2 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与其忠诚义务 |
| 1.2.1 国家权力与法律程序维度下辩护律师角色定位对于忠诚义务之影响 |
| 1.2.2 比较法视野下辩护律师角色定位对于忠诚义务之影响 |
| 1.2.3 我国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的演变对其忠诚义务的影响 |
| 1.3 法律职业伦理与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 |
| 1.3.1 法律职业伦理之共通要求 |
| 1.3.2 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之特殊性 |
| 1.3.3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是其第一职业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积极内涵：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
| 2.1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下基础性义务之履行 |
| 2.1.1 沟通义务 |
| 2.1.2 阅卷义务 |
| 2.1.3 调查义务 |
| 2.2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下庭前准备工作之强化 |
| 2.2.1 辩护律师庭前准备不足导致新“控强辩弱”现象出现 |
| 2.2.2 庭前准备工作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意义 |
| 2.2.3 辩护律师庭审准备工作强化之路径 |
| 2.3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下辩护合力之形成 |
| 2.3.1 忠诚义务下需要形成辩护合力之原因 |
| 2.3.2 忠诚义务下辩护合力之目标 |
| 2.3.3 忠诚义务下辩护合力形成之路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消极内涵：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 |
| 3.1 辩护律师保密义务之遵守 |
| 3.1.1 辩护律师保密义务对于忠诚义务之价值 |
| 3.1.2 我国辩护律师保密义务存在的问题 |
| 3.1.3 忠诚义务下我国辩护律师的保密义务 |
| 3.2 利益冲突之禁止 |
| 3.2.1 刑事辩护中利益冲突的内涵与价值博弈 |
| 3.2.2 利益冲突禁止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关系 |
| 3.2.3 忠诚义务下我国刑事辩护中的利益冲突禁止规则 |
| 3.3 独立辩护之限制 |
| 3.3.1 独立辩护人理论与忠诚义务之矛盾 |
| 3.3.2 处理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冲突的两种模式 |
| 3.3.3 忠诚义务下独立辩护理论之限制 |
| 3.4 无效辩护行为之规范 |
| 3.4.1 无效辩护行为之实践表象 |
| 3.4.2 无效辩护行为与忠诚义务之背离 |
| 3.4.3 无效辩护行为之制约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边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 |
| 4.1 辩护律师对法庭真实义务的内涵 |
| 4.1.1 真实义务性质的消极性 |
| 4.1.2 真实义务范围的片面性 |
| 4.1.3 真实义务对象的特定性 |
| 4.2 辩护律师对法庭真实义务的理论根据 |
| 4.2.1 辩护律师承担的社会责任 |
| 4.2.2 刑事诉讼发现真实的基本目标 |
| 4.2.3 维护司法权威之客观需要 |
| 4.2.4 辩护律师职业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
| 4.3 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存在的问题 |
| 4.3.1 真实义务的要求过于严格 |
| 4.3.2 真实义务内容规定过于笼统 |
| 4.4 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完善 |
| 4.4.1 核心争议：辩护律师如何对待虚假证据 |
| 4.4.2 真实义务的判断：如何看待辩护策略 |
| 4.4.3 真实义务的界限：禁止损害实体真实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对法庭真实义务之冲突与平衡 |
| 5.1 比较法视野下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之考察 |
| 5.1.1 美国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的立场演变及实践争论 |
| 5.1.2 日本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的理论转变及实践争议 |
| 5.1.3 德国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的理论争鸣及指导判决 |
| 5.1.4 对西方国家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之分析 |
| 5.2 冲突产生的原因：辩护律师的角色困境 |
| 5.2.1 被告人的“热忱代言人”之角色伦理需要超越大众普通伦理 |
| 5.2.2 法庭官员之角色要求辩护律师负有促进司法公正的义务 |
| 5.2.3 双重角色给辩护律师带来的伦理冲突 |
| 5.3 我国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对法庭真实义务之平衡 |
| 5.3.1 辩护律师是否应当积极揭露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 |
| 5.3.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冲突之处理 |
| 5.3.3 冲突下的权利制约：赋予辩护律师免证特权 |
| 5.3.4 冲突的程序规制：完善律师伪证罪的追诉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 |
| 6.1 辩护律师准入机制 |
| 6.1.1 辩护律师准入机制的理论基础 |
| 6.1.2 辩护律师准入机制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意义 |
| 6.1.3 我国现行辩护律师准入机制的缺陷 |
| 6.1.4 忠诚义务下辩护律师准入机制之构建 |
| 6.2 辩护律师退出机制 |
| 6.2.1 律师退出辩护的原因解读 |
| 6.2.2 辩护律师退出机制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意义 |
| 6.2.3 忠诚义务下辩护律师退出的程序规范 |
| 6.2.4 忠诚义务下辩护律师退庭之反思 |
| 6.3 辩护律师惩戒机制 |
| 6.3.1 辩护律师惩戒机制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意义 |
| 6.3.2 律师惩戒权分配之考察 |
| 6.3.3 忠诚义务下辩护律师惩戒机制之规范 |
| 6.3.4 针对律师扰乱法庭秩序行为追诉的程序规制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1997年以来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 中国1997年始启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
| 二、 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要求司法机关与时俱进 |
| 三、 上海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 |
| 四、 域外司法改革理论在上海受到科学借鉴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 司法 |
| 二、 司法机关 |
| 三、 司法体制 |
| 四、 司法工作机制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第四节 研究现状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历史回眸（1949—1997）：中国司法制度曲折发展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司法制度初创奠基阶段 |
| 二、 司法制度曲折成长阶段 |
| 三、 司法制度破坏荒废阶段 |
| 四、 司法制度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变革历程 |
| 一、 基本形成上海司法工作格局 |
| 二、 组织开展上海司法改革运动 |
| 三、 文革期间上海司法工作倒退 |
| 四、 改革开放后步入发展的正轨 |
| 第三节 现实意义 |
| 一、 奠定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基础 |
| 二、 提供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启示 |
| 三、 确立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先机 |
| 第二章 拉开序幕（1997-2002）：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探索阶段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国家启动司法改革 |
| 二、 上海推进依法治市 |
| 第二节 改革内容 |
| 一、 概述 |
| 二、 上海审判改革 |
| 三、 上海检察改革 |
| 第三节 配套改革 |
| 一、 上海公安刑侦改革 |
| 二、 上海司法行政改革 |
| 第三章 全面展开（2002-2007）：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推进阶段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国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
| 二、 上海加快城市法治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内容 |
| 一、 概述 |
| 二、 上海审判改革 |
| 三、 上海检察改革 |
| 第三节 配套改革 |
| 一、 上海公安刑侦改革 |
| 二、 上海司法行政改革 |
| 第四章 深入进行（2007-2012）：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深化阶段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
| 二、 上海改善城市法治环境 |
| 第二节 改革内容 |
| 一、 概述 |
| 二、 上海审判改革 |
| 三、 上海检察改革 |
| 第三节 配套改革 |
| 一、 上海公安刑侦改革 |
| 二、 上海司法行政改革 |
| 第五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实践与探索的纷争 |
| 第一节 改革宏观思路争议 |
| 一、 地方司法领域改革能否突破中央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框架 |
| 二、 地方司法机关在改革进程中是否需要相互协调统一步调 |
| 第二节 改革微观举措争议 |
| 一、 “少年法庭”之争 |
| 二、 “案例指导制度”之争 |
| 第六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与其他省份实践探索比较 |
| 第一节 共同之处 |
| 一、 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基本相同 |
| 二、 发展方向和推进动力基本相同 |
| 三、 整体进程和许多内容基本相同 |
| 第二节 鲜明特色 |
| 一、 上海是许多司法改革举措的创始之地 |
| 二、 上海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区别对待 |
| 三、 上海全力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 四、 上海有效增强司法机关的工作透明度 |
| 五、 上海科学借鉴国外司法改革先进经验 |
| 六、 上海较好地解除了司法机关后顾之忧 |
| 第三节 异同探究 |
| 一、 存在相同缘由 |
| 二、 存在不同原因 |
| 第七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实践探索的评析 |
| 第一节 特点分析 |
| 一、 根本保证——坚持正确指导思想，把牢社会主义方向 |
| 二、 有力保障——准确定位司法职能，体现上海自身特色 |
| 三、 不竭动力——遵循司法工作规律，依靠科学理论支持 |
| 四、 重要方法——统筹规划改革方案，争取形成整体合力 |
| 五、 必要方式——以改革促进新变化，不急不躁循序渐进 |
| 六、 有效途径——改革灵活性，尊重首创性，保护积极性 |
| 第二节 成功之处 |
| 一、 妥善处理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
| 二、 妥善处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关系 |
| 三、 妥善处理中央部署与上海实际的关系 |
| 第三节 问题所在 |
| 一、 司法机关改革中的某些模糊认识有待加以纠正 |
| 二、 上海司法部门的执法司法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 |
| 三、 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氛围尚需培育 |
| 第四节 取得成效 |
| 一、 坚持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已成为上海各界普遍性共识 |
| 二、 上海司法机关工作更趋规范，公正性、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
| 三、 上海司法公开范围更加全面、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完善 |
| 四、 有效破解案多人少现实困境，保障上海司法工作良性运转 |
| 第八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继续深化改革之路 |
| 第一节 战略目标 |
| 一、 追求司法公正，保持全国领先司法环境 |
| 二、 扩大司法公开，保持先行先试发展势头 |
| 三、 树立司法公信，发挥上海本土传媒优势 |
| 四、 践行司法为民，满足广大市民更高期待 |
| 第二节 功能定位 |
| 一、 推动国家司法体制进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
| 二、 延伸司法机关工作触角，服务上海社会管理 |
| 三、 强化司法工作保障功能，促进四个中心建设 |
| 四、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
| 五、 提升司法机关履职水平，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
| 第三节 基本原则 |
| 一、 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全市大局深化改革 |
| 二、 借鉴域外司法改革经验与上海实际相结合 |
| 三、 遵循法律法规边界依法有序稳步组织实施 |
| 四、 坚持以群众观点为引领满足群众司法需求 |
| 第四节 路径选择 |
| 一、 借助雄厚科研力量提炼上海司法领域开展改革经验，自觉以科学理论研究为指引 |
| 二、 依托上海智慧城市建设，丰富司法公开的形式和内容，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
| 三、 警惕腐败现象向司法领域渗透蔓延，从制度着手织密上海司法职权运行监督机制 |
| 四、 围绕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规划，发挥好海事仲裁和金融仲裁便捷、高效的作用 |
| 五、 及时关注司法工作暴露的问题，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内容，增强群众法治观念 |
| 六、 充分挖掘上海丰富法学教育资源，推进司法人员职业化建设，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强制拍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2 强制拍卖的性质 |
| 2.1 私法说 |
| 2.2 公法说 |
| 2.3 折中说 |
| 2.4 对强制拍卖性质的思考 |
| 3 强制拍卖与其他相关制度 |
| 3.1 强制拍卖与《拍卖法》 |
| 3.2 强制拍卖与任意拍卖 |
| 3.3 强制拍卖与公物拍卖 |
| 3.4 强制拍卖与船舶拍卖 |
| 3.4.1 拍卖标的物的负担 |
| 3.4.2 船舶所有权的转移 |
| 4 强制拍卖的方式 |
| 4.1 委托拍卖机构权利制衡理论的讨论 |
| 4.1.1 法院自主拍卖 |
| 4.1.2 法院委托拍卖 |
| 4.1.3 我国人民法院在强制拍卖中的地位 |
| 4.1.4 强制拍卖腐败的原因分析 |
| 4.2 网络拍卖在强制拍卖中的运用 |
| 4.2.1 网络拍卖的方式 |
| 4.2.2 提供拍卖网站平台经营者定位与法律责任 |
| 4.2.3 网络拍卖交易安全问题 |
| 4.2.4 出卖人是否有撤销权 |
| 4.2.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后悔权性质之辨析 |
| 4.2.6 网络拍卖对于法定后悔权的适用 |
| 4.3 强制拍卖中的抽签 |
| 4.3.1 实施抽签的主体问题 |
| 4.3.2 抽签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
| 4.4 强制拍卖中的价金支付 |
| 5 强制拍卖的效力 |
| 5.1 强制拍卖的无效与可撤销 |
| 5.2 强制拍卖中的瑕疵担保请求权 |
| 5.3 强制拍卖有租赁权的财产 |
| 5.3.1 租赁物查封 |
| 5.3.2 拍定人是否须继受租赁合同 |
| 5.3.3 抵押权人除去租赁权 |
| 5.4 误拍误卖第三人财产 |
| 5.4.1 误拍误卖第三人财产与强制拍卖性质的关系 |
| 5.4.2 误拍误卖第三人财产的救济 |
| 5.4.3 同一标的被两个法院重复拍卖的效力 |
| 6 我国强制拍卖制度之检讨与完善 |
| 6.1 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权益的保护 |
| 6.2 对竞买人妨害强制拍卖行为的规范 |
| 6.3 强制拍卖无效救济途径 |
| 6.3.1 强制拍卖无效的后果 |
| 6.3.2 强制拍卖无效的救济 |
| 6.4 破产财产的强制拍卖 |
| 6.4.1 民事强制执行法与破产法的关系 |
| 6.4.2 破产企业财产拍卖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8）论民事执行实施权的优化配置——以我国的集约化执行改革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我国集约化执行改革的实践 |
| （一）执行局内部的权力配置 |
| 1. 执行指挥中心 |
| 2. 执行实施庭 |
| 3. 执行裁决庭 |
| 4. 执行团队 |
| （二）集约化执行的工作流程 |
| 1. 分段集约 |
| 2. 繁简分流 |
| 3. 工作流程根据执行法官的指令推进 |
| 4. 执行指挥中心的枢纽功能贯穿始终 |
| 二、执行实施权配置的实践规律和法理基础 |
| （一）执行实施权的分权实施 |
| 1. 分权实施的实践规律 |
| 2. 分权实施的法理基础 |
| （二）实施事务权的集约行使 |
| 1. 集约行使的实践规律 |
| 2. 集约行使的法理基础 |
| 三、执行实施权优化配置的进路 |
| （一）完善执行指挥中心运行机制 |
| 1. 发挥执行指挥中心的枢纽功能 |
| 2. 明确执行指挥中心、执行实施庭、执行团队之间的关系 |
| （二）推行以法官为核心的执行团队办案模式 |
| 1. 发挥执行法官统筹执行的功能 |
| 2. 明确执行团队组成人员的类型、权限、资格 |
| （三）探索执行实施事务内部分权、外部委托的限度 |
| 1. 探索执行实施事务内部分权的限度 |
| 2. 探索执行实施事务外部委托的限度 |
| 结语 |
（9）民事审判合议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引论 |
| 一、问题引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
| 四、研究进路 |
| 第一章 中外民事审判合议制度的演进及启示 |
| 第一节 外国民事审判合议制度的变迁规律 |
| 一、英美法系合议制度的演进 |
| 二、大陆法系合议制度的演进 |
| 三、对我国深化合议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二节 中国民事审判合议制度的演进及启示 |
| 一、中国合议制度的演变轨迹 |
| 二、我国合议制度演进的启示 |
| 第二章 我国民事审判合议制度的现状考察 |
| 第一节 合议制度规则体系的考察 |
| 一、现行合议制度规则体系的构成 |
| 二、对现行合议制度规则体系的检视 |
| 第二节 合议制度日常运作的考察 |
| 一、合议制适用范围萎缩 |
| 二、合议庭内部构造紊乱 |
| 三、合议庭运行机制失序 |
| 四、合议庭管理监督失序 |
| 第三章 我国民事审判合议制度异化的成因检视 |
| 第一节 合议制运行的场域考察 |
| 一、合议制运行的外部场域 |
| 二、合议庭运作的内部场域 |
| 第二节 作为组织的法院对合议制改造适用 |
| 一、节约合议庭审判资源应对积案压力 |
| 二、加强合议庭审判管理实现组织目标 |
| 三、加强合议庭监督制约保障裁判质效 |
| 第三节 作为“经济人”的法官的选择偏好及行动策略 |
| 一、合议庭法官的选择偏好 |
| 二、合议庭法官的行动策略 |
| 第四章 当前合议制度改革动向 |
| 第一节 当前合议制度改革的动因 |
| 一、合议制度规则体系与实践运行“二元”背离的困境 |
| 二、合议庭审判质效保障机制的困境 |
| 三、合议庭审判管理机制的困境 |
| 第二节 地方法院自发改革模式 |
| 一、改革措施比较 |
| 二、改革成效评估 |
| 第三节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改革模式 |
| 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方案解读 |
| 二、H省L市中级法院试点改革模式评估 |
| 第四节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改革模式 |
| 一、“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语境 |
| 二、第一批试点G省法院改革模式评估 |
| 第五章 深化合议制度改革的图景 |
| 第一节 深化合议制度改革的目标设定与路径选择 |
| 一、我国民事审判合议制度改革的过渡期目标与远期目标 |
| 二、改革的方案设计与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完善合议庭组成及内部构造 |
| 一、选任精英法官组成合议庭 |
| 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
| 三、改进合议庭组成模式 |
| 第三节 健全合议庭审判权运行机制和审判责任制 |
| 一、实行“审、判统一”的合议庭审判权运行机制 |
| 二、规范合议庭及成员职责 |
| 三、落实合议庭责任 |
| 第四节 重置合议庭运行管理监督机制 |
| 一、规制院庭长审判管理监督权 |
| 二、改进合议庭外部监督制约 |
| 第五节 健全合议制功能发挥的保障机制 |
| 一、案件分流程序分类限缩合议制适用 |
| 二、推进司法人员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
| 三、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 |
| 四、逐步实现法官自治管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及鉴定意见的形成、采信研究 ——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对象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性 |
| 第一章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概述 |
| 第一节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概念及功能 |
| 一、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概念 |
| 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功能 |
| 第二节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特殊性 |
|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的特殊性 |
| 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特殊性 |
| 三、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特征 |
| 第三节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立法与司法实务 |
| 一、立法 |
| 二、司法实务 |
| 第四节 司法鉴定管理与鉴定意见形成、采信的关系 |
| 一、司法鉴定管理与鉴定意见形成的关系 |
| 二、司法鉴定管理与鉴定意见采信的关系 |
| 第二章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 |
| 第一节 关于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 |
| 一、实例分析 |
| 二、管理现状 |
| 三、管理的问题 |
| 四、管理的完善 |
| 第二节 关于司法鉴定人及评审专家库的管理 |
| 一、鉴定人管理现状 |
| 二、鉴定人管理的问题 |
| 三、鉴定人管理的完善 |
| 四、评审专家库管理的完善 |
| 第三节 关于司法鉴定收费的管理 |
| 一、收费现状及困境 |
| 二、收费的完善 |
| 三、应当明确的三个问题 |
| 第四节 关于司法鉴定等级的管理 |
| 一、内核 |
| 二、现状 |
| 三、可行性 |
| 四、完善等级管理的思路 |
| 第五节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的区域协作 |
| 一、内核 |
| 二、现状 |
| 三、模式选择 |
| 四、协作内容 |
| 五、协作程序 |
| 第三章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的形成 |
| 第一节 司法鉴定的启动 |
| 一、启动现状 |
| 二、从启动实践反思立法 |
| 三、启动的完善 |
| 第二节 司法鉴定的受理 |
| 一、司法鉴定检材移交 |
| 二、多个司法鉴定机构共同受理鉴定 |
| 第三节 司法鉴定的实施 |
| 一、司法鉴定的基本方法 |
| 二、司法鉴定见证的法律依据 |
| 三、司法鉴定见证的现状 |
| 四、司法鉴定见证的重要意义 |
| 五、司法鉴定见证的完善 |
| 第四节 司法鉴定的标准 |
| 一、标准现状及困境 |
| 二、标准体系的完善 |
| 第四章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的采信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司法鉴定意见采信概述 |
| 一、采信主体 |
| 二、采信程序 |
| 三、采信规则 |
| 四、采信现状 |
| 第二节 鉴定人隐蔽出庭作证 |
| 一、内涵和特征 |
| 二、实证考察 |
| 三、困境 |
| 四、完善 |
| 第三节 专家辅助人制度 |
| 一、出庭实证考察 |
| 二、专家辅助人资格 |
| 三、专家辅助人地位 |
| 第四节 专家陪审员制度 |
| 一、概述 |
| 二、实证考察 |
| 三、现状 |
| 四、困境 |
| 五、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相互办理委托事项的规定（论文参考文献）
- [1]民事执行机制研究[D]. 金殿军. 复旦大学, 2010(11)
- [2]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D]. 朱兰春. 武汉大学, 2015(03)
- [3]法社会学视野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运行逻辑 ——来自Y省W市人民法院的个案[D]. 徐清. 云南大学, 2016(03)
- [4]辩护律师忠诚义务论[D]. 郭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5]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6]1997年以来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D]. 虞浔. 华东政法大学, 2013(01)
- [7]强制拍卖问题研究[D]. 刘伟. 武汉大学, 2015(07)
- [8]论民事执行实施权的优化配置——以我国的集约化执行改革为中心[J]. 肖建国,庄诗岳. 法律适用, 2019(11)
- [9]民事审判合议制度研究[D]. 杨朝永.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1)
- [10]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及鉴定意见的形成、采信研究 ——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对象的分析[D]. 朱晋峰.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