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张德强[1]（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认为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付甜甜[2]（2020）在《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20年代初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召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从稚嫩到成熟,从理论模仿、照搬到结合中国实际最终实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外源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每个参与其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各种文艺组织、刊物等的推动。座谈会前,以组织形态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社团时期（1921年至1930年,主要以文学社团为平台的传播时期）、“左联”时期（1930年至1936年,主要以“左联”为依托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延安文艺前期（1937年至1942年,依托多种类型组织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含优点也有局限性。不同阶段的组织形态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下一阶段的组织方式既有对上一阶段的继承也有发展,它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问题。但无论是发展还是问题,又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在这种组织形态的更替与演进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成为组织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团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以个体身份有限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一过程;“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主导下的群众性文学组织——“左联”参与到这一进程,但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在“左联”后期,党组织与“左联”一度失去联系;延安文艺前期,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但此前党与文艺组织间松散的联结关系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介入与领导不够;二是因缺乏经验及党内的错误思想,造成了一些失误。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以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社团作为本时期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集团性的论战方式、激进的论战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文学社团集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社团内的理论家与当下文坛、文本紧密联系,理论与文学实践互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开始就带有一种实践性品格;论战过程中各社团为了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武器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为此后他们实现联合、成立“左联”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局限性也客观存在:身处在社团中的理论家难以改变的、基于社团利益的先在立场,使得他们在提倡某种理论时,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甚至误解、扭曲,导致理论的偏狭、偏激;文学社团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其群体行为在思维以及决策上的特点,助长了“左”的倾向,压抑了左翼文学内部多元化观点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留有封建宗法组织的痕迹,为了标榜自己的观点而导致门户之见,忙于无谓论争与内耗,未认真进行学理辨析,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时期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初步的、稚嫩的且有很大片面性。“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以群众性文艺组织“左联”为具体依托。“左联”与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相比既有一些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共性在于:在社团生存方式上,他们都采取激进的、对外论战的生存策略;在人事关系上,普通盟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以刊物作为联结的纽带。不同之处在于:从立场上看,“左联”成立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立场的一致,而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基本都是同人社团,更多是以文学观点、趣味的一致作为集合的因素;从组织结构来看,“左联”比普通文学社团结构更为严密,且多了一个机构——党团。“左联”的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它将文坛上的左翼文艺团体以及个人都收入麾下,结束了左翼文坛论争不断的混乱局面,保存并壮大了左翼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初步的中国化。“左联”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左联”内部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一党团与鲁迅,这两个核心之间因“左联”后期“联络人”的不确定性以及非面对面的交往模式而导致沟通不畅,不利于“左联”文艺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次,“左联”是一个以社团间联合为主导的新型文学组织,这使得“左联”的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思想分歧并不时论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与隔阂;最后,“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左的、机械主义的倾向也对“左联”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文艺前期,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里获得了相对自由多元的发展空间。因此座谈会之前,各种类型的文艺组织蓬勃发展。粗略地划分,这些文艺组织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由结社的知识分子型文学社团、一类是以文艺演出为主的文艺团体。前者主要继承了国统区的左翼文艺传统,后者则承继苏区文艺而来。这些蓬勃发展的文艺组织部分地克服了“左联”后期所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时期组织形态上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指导。但是座谈会之前的文艺组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量大、种类多、层次丰富,但是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组织进行统一的管理,这就造成文艺组织各自为政,莫衷一是。各文艺组织虽然明确文艺活动的大方向,但是对具体文艺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第二,《讲话》前文艺活动总体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氛围内开展,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战时敌我斗争的情况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一些文艺团体内部过于散漫、缺乏纪律性与集体意识、个人主义严重等。这就影响了文艺活动的深入,甚至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讲话》形成的重要背景。结语部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总结《讲话》前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特点及这种特点对理论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次,梳理了三种组织形态下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子命题的推进。这实际上是对论文主题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解读;最后,总结了《讲话》形成的背景以及《讲话》作为文艺理论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包中华[3]（2016）在《李劼人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中研究指明李劼人一生创作的作品为数不多,学术界对他的作品影响和价值认同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现代文学史中一些概念和问题的叙述却离不开李劼人。论文是按照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为线索,以李劼人文学创作的发展演变为经,横向联系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问题以及相关作家作品,展开论述。第一章探究李劼人创作的“旧”与现代文学传统源流间的关系。从现代文学的发展源流考察李劼人的早期文学创作,从文学思想、“人的文学”和现代性追求等角度,论述传统源流“旧”的因素对李劼人创作和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和价值。第二章现代文学由“旧”到“新”的发展过程,主要依靠域外文学的翻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现代文学思潮,从现代思潮的角度论述李劼人文学创作中“新”的渊源。通过自然主义、“大河小说”和现代文学的“史诗”品格等方面的论述,呈现李劼人和现代文学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第三章现代文学思潮的“新”从形式和内容上建构了现代长篇小说历史叙事的新面貌,通过论述李劼人创作历史叙事中的真实和虚构、虚构人物的叙事作用和呈现方式等,探讨这种历史叙事对现代历史小说发展的贡献和价值。第四章“新”和“旧”是随着时代更替而转换的,李劼人和现代文学作品的改写是在1949年后“新”的文学思潮影响下完成的。探究改写的内容和深层因素,对于全面评价李劼人的文学创作和书写现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第五章从现代作家成长和活动的角度,通过对巴蜀现代作家的“出走”和“留守”、少年中国学会的文学边缘地位等方面的论述,探讨李劼人创作的独特性和价值,在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中反思李劼人创作的得与失。论文希冀通过李劼人与现代文学传统源流、现代文学思潮、历史叙事、作品改写等方面的联系,全面论述李劼人创作的缺憾和成就、影响和价值。
郑晓锋[4]（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朱凌[5]（2009）在《赵树理阐释史 ——赵树理创作价值变迁与时代文化思潮之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围绕“赵树理与‘现代启蒙传统’”、“赵树理与‘大众化’”、“赵树理与‘民间’”、“赵树理与‘时代政治’”、“赵树理与‘现代性’”、“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等几个重要问题,全面梳理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赵树理的阐释历史,重点考察了赵树理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其身份与角色的复杂位移和其文化意义的生成与变迁。“赵树理”是20世纪每一次时代转折的独特映像,对他的褒贬毁誉都和不同语境下历史转折的复杂性密切关联着,赵树理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文化姿态,也同时便在每一次历史转折所依托的文化资源和知识谱系中被凸现。赵树理与“现代启蒙传统”关系的复杂性,具体呈现为他对这一传统继承与超越的叠加状态。“赵树理方向”中被规约的“大众化”与赵树理创作中所呈现的“大众化”价值取向有着重大差异。赵树理以其对“自我民间”的一以贯之的坚守,从而使自己的“民间意义”归属既超越了左翼范畴,又实现了在“现代性”中对民间意义的重构;赵树理创作所表征的文化精神,显然有着鲜明的“五四”以来的“现代”胎记,但同时他又以貌似传统的方式对精英化写作姿态进行了自觉解构。将“赵树理阐释史”作为一个独特现象置于“现代性”视野中进行考察,真正实现对赵树理文学史价值的客观衡定。
刘绍峰[6]（2014）在《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文中认为中国文学是中国历朝历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是一个复杂存在,其性质、构成、所指和能指在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受世界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反复多次全面重建,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段特征,不同文学流派、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现象纷繁多样,阐释五花八门。各阶段文学既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相互竞争,交相辉映。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规范,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密切互动,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质,围绕其主体性有诸多相关理论阐释和探讨,如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民族化与世界性、中国与西方等,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未能切入正题,主体性长期被忽视。论文是《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共60万字）的上篇,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争取民族国家自由解放的历程,以现代政治的视角,把文学重建的大历史与文学发展的细节结合起来,比较系统集中地探讨了在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现代文学的生成、演变和发展道路选择,以此为线索,整理把握文学的本质及其历史走向,评估现代文学重建的价值意义,分析其缺失和不足,鲜明提出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论题,并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证。第一章通过扫描古代文化,从专制国家与文化统治的关系透视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该民族国家实践和创造精神成果的总和。隋朝开科取士,中国建立起了文官统治制度,自此后,封建国家以文治国,文化国家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人合一”、以“德”“孝”治天下、“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与封建国家统治要求高度一致,是封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文化有“道统”传统,以吏为师、文以人传、尊重传统、重视传承,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不分,习惯上将“文学”当作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文学体裁序列等级森严,功能分工严密。各文体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创新创造空间狭小,表达受到极大限制。诗文等是文学正宗,讲求遣词造句和音韵声律,备受推崇；小说、戏曲等为“邪宗”,不登大雅之堂。在朝向近代的进程中,正统文学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苛禁锢,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走向穷途末路；“邪宗”的小说、戏曲虽受到民间大众欢迎,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被认可,发展遭遇困境。民族国家与文化思想的生命力逐渐丧失,双双进入衰亡阶段。第二章阐述近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变动引起的文学新变。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自然延续发展,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是文学重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国家危亡,呈现末世景象,“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化。近代诗歌承续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歌颂国家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明清诗文的纯文学风格相比有明显变化,走在了变革前列。这种转变由于受到诗歌严重的形式化桎梏,难以转向现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歌向“文界”、“小说界”转移。晚清民初,进步学人在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下,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多方面探求救国救民道路,都以失败告终,继而深刻反省传统文化,倡导用文学“新民”,开启民智,改革社会人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文官体制废弛,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的通道被阻塞,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只有通过写文章、办报刊介入国家政治,传播现代文明,获得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各派势力纷纷涉足文学,以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观念阐释文学,推动文学为改良社会政治服务,梦想新国家的美好未来,文学观念理论和实践开始朝向现代,文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作用更加突显,极大地矫正了明清以来严重的纯文学倾向,为现代文学重建作了重要铺垫。但是也带来了对文学作理念性阐述、文学的艺术特征被忽略等问题。第三章论述在现代思想文化催生下文学最初的重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为切入口,从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传播方式、对象等方面,否定旧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革命与改造社会、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建设现代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建设新文学,掀起了文学革命思潮,确立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朝向,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彰显了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为正宗,崇尚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呼唤人的自由解放,重视对文学语言、形式、主题思想等文学表层的革新,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激发变革热情。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文学各派探讨文学与人生、艺术的关系,重建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文体、新内容、新形式。文学从古代中庸的文学、文人雅集的文学转向批判的文学、战士的文学,从抒情转向叙事,写实、真实成为创作基本要求,现代特征日渐鲜明,形成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最初的重建是彻底反传统的,是以引进西方观念和模式为目的的,有种种偏颇偏激的认识和操作,导致源流被遮蔽,传承被割裂,带来了政治化简单化的传统,产生了民族化与西化、国家与世界的分歧与对立,文学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严重不足,必然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弥补修正。第四章论述随着民族国家危机加深,现代思想理论不断引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生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自信持续增强,现代文学日益成熟,积极追求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重建需要作大量理论与创作实践准备,过程注定曲折漫长。现代文学与世界多种文艺思潮互动,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书写新思想,描绘新人物,营造新意境,拓宽了艺术空间和审美范围,作了多样探索实践。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激烈对立中转向现代的,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被强行植入的。中国社会对此充满了异己感和强迫感,在多个向度上展开批判。受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现代文学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后,复归理性,摆脱对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在文学上实践中体西用,扬弃五四时期的“欧化”倾向,系统地批判西方和资本主义,从混杂西方、日本、俄苏等多种观念,转向认同苏俄,追求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复古与进步,民族民间形式与欧化、世界化,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理论与实践的争执。现代文学社团蜂起,文学各派分裂对立,奉行不同的文学宗旨和主张,形成了不同阵营,激烈争夺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现代政党迅速壮大,积极介入文学,文学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使清晰地划定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客观上很难做到。文学主流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民族民主立场,从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递进。现实主义一枝独大,以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被当作五四文学的正脉。第五章阐明由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形成了文学的战时体制,党派文艺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从不同时代要求出发,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拉扯,不是以统一的国家意志为基础的,现代政党主导了文学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一致对外,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解放出现了曙光,国共两党提出“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民族形式”、“大众化”等观念,规范文学发展。分裂的文学各派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趋向融合。文学面向民族、面向大众,重视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和转换,集中关注民族国家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为文学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和传统资源,形成新的创作潮流,更多地具备了统一民族国家文学特征。进步作家投身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激情书写人民的觉醒抗争和理想的英雄,促进了文学民族形式和内容生成。文学倡导集体意识,排斥批判个人意志,向着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方向疾行。文学的主体性追求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受战时体制规范,暴露和讽刺、批判的文学在国统区、解放区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批判的文学与文学的批判日渐萎缩,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宏大局面渐趋结束,单一文学的局面初现端倪。受时代社会的现实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理论争鸣层出不穷、创作实践多种多样,有多个走向、多样理论、多种派系,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文学是变动的。现代文学适应中国现代革命的要求,与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奋斗密切相连,在近代文学自新的基础上推倒旧文学,从语言形式入手,通过系统引入外国文学理论,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张扬个性,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获得了现代性,取得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又通过关注现实,走民族化大众化发展道路,描绘本国本民族集体和个体的生存状况,书写民族国家的苦难与奋斗,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国家特征,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和再造,实现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文人文学到大众文学,从社团文学到党派、阶级文学再到民族国家文学的跨越,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建,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主体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独特的“这一个”。从旧文学到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次重建,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建,形成了深厚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形式的全面更新,与文化日益分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随后的多次文学重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石。
卢美丹[7]（2017）在《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文中认为本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史视野下,以前期即1937-1977年延安文学研究为考察对象,以各时期相关的报刊、文集、文学史着述及回忆录等为主要文献史料,具体分四个阶段,历时性回顾延安前期文学研究的情境、论题、方法、特征与主要成果。论文认为,前期延安文学研究,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文艺研究的历史继承,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研究的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自民主革命时期到人民共和国建立,逐步确立了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和新中国文艺合法性地位,同时致力于改造作家思想观念、重塑创作风气、引导艺术批评和接受取向,以确立新文艺观念与范式,并完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因此,前期延安文学研究的论题、标准、方法、特征,无不体现特定的历史情境性。第一章,论文将1937-1949年的延安文学研究,视为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论证与确立阶段,同时又以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界,分前后两个阶段,通过十余年间对作家、作品、观念、形式等问题的讨论,在建国前夕第一次文代会上,达成以延安根据地为主的革命文艺,向新中国文艺转型的理论共识。第二章,1949-1957年,延安文学研究是新中国文艺建设的重要部分,此前已经确立的方向和方法,是新中国文艺的基础,现实主义的观念、方法和与之相应的新经典,文艺的大众化和群众路线,旧文艺、旧艺人、旧形式的改造等论题,进一步巩固并上升为国家文艺理念,其核心成果是一批文学史着述的形成。这一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最核心的理论原典。第三章,随着“双百”方针的推进,围绕《讲话》而出现了文艺与政治、现实主义等论题的争鸣,从而引发1958年的反右斗争和再批判活动,以至1966年,一些前期确立的作家楷模和作品典范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工农兵参与文学研究并集体着史、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为原则的样板化文艺,成为“新文艺”创作与研究的主要取向与核心成果,而文学研究日益偏离文学本体,曲解、违背毛泽东文艺批评政治标准与文艺标准兼顾原则的情况也日益突出。第四章,上述倾向在1966-197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中得到强化,围绕政治斗争和批判活动,《讲话》所述批评标准、群众路线、“普及与提高”等问题,被极度曲解,文艺批“旧”风潮、样板化方法、业余化导向、集体化模式,被推向极致,而作家作品不仅处于悬置处境,且专业性研究也步入停滞,一定程度上,文革时期的延安文学研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1937-197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因用而顾本,破旧以立新,是时代赋予文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因此,尽管各时期有着种种缺憾,甚至经常出现执着于政治而偏离文学研究道路的情况,但整体上它也部分地完成了历史任务,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验教训对后世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或警示作用。
果金凤[8]（2017）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相互依存,统一于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实践之中。在这一历史实践中,无论是批评家的主体身份,还是文学理论批评的建构,都参与到这一特殊的实践过程当中。同时,在这种文学批评与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互交融的特殊实践中,批评家的人生道路、个人体验、文学立场、思想观点与批评实践,都配合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现实语境的需求而不断调适批评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方向,充分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批评实践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性方面的特质。所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本质属性必然是实践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理论视阈中展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社会价值性,即以文学创作、文学思想、文学现象等是否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产生现实效用为批评价值尺度,以问题性聚焦为突出表现,以社会批评与体验批评为具体的批评形态。置身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那特定的民族危机、政治斗争、社会革命的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必然要携带着社会性、目的性、功利性、实用性、工具性、现实性等一系列实践属性特征。或者说,社会话语与现代文学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实践性的互构,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语境既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践性需求,也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性本质属性的现代性发生。由此而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对理论资源的汲取同样是一种实践性的接受,例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的经典性理论“文以载道”的继承便是一种实践属性立场上的自觉性传续,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潮的借鉴则坚持实用性原则上的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的方法和手段。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中,首先发生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主体身份的实践性转型。相比较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于“知”的关注,相比较于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的居高临下的姿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批评者更多地是身体力行地投身于社会历史转型的革命实践之中,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现代文学批评主体身份的从“知”向“行”的历史性转型。问题性聚焦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发生的突出表现,中国社会历史现代性发展进程中迎面而来的诸多问题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为此而去聚焦、去求解、去应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文学思想论争与不同主张的文学思潮流派所进行的批评大都是问题式批评,所不同的是,文学论争更突出地表现为不同思想观点、不同文学倾向相互之间的矛盾对立、博弈竞争,而文学思潮流派似乎更注重文学发展过程中内部规律的探讨,也更注重批评主体的发现以及批评过程的问题性求解。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属性决定其批评形态必然表现为一种社会批评的性质。它必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启蒙、救亡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使命,它必须要与客观现实保持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关系,面对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负累,面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责任,它必然要鲜明地呈现出思想性、现实性、政治性等方面的鲜明特质。同时,体验批评从社会批评所忽略的生命体验的视域进入批评实践,它强调文学批评应该是通过批评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心灵体验来反映社会生活、评析文学现象,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聚焦社会问题。这种体验批评既是一种与问题批评相对立的矛盾存在,又以其感性形态的特殊存在及其艺术魅力去弥补问题批评的某些不足,从而以两者之间的相互张力共同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启蒙发展进程中的动态结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凸显出中国文学批评的鲜明特色,具有丰富的意义内涵与充沛的生命力,再一次彰显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功能性与价值性,又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乃至成为指导性方向,为处在历史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导向与模式范本。
宫立[9]（2015）在《“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 ——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文中提出学界对“十七年”（1949-1966）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研究,一向注重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已经公开出版、并产生一定影响的文学史着。因此,关于它们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多。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还有一些各高校内部流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教材等值得关注和研究,它们也许未能最终出版,只是一某种草稿、大纲、征求意见稿等各类原初文本与未刊稿存在,例如,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钱谷融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以及他个人公开出版的《书话》等,正是属于这类长期被湮没、也未引起学界关注的代表,它们都是“十七年”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和重要参考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开拓“十七”年时期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研究空间。从对已有的任访秋、钱谷融、唐弢研究成果的梳理中,可以看出,这三位学人的现代文学史编纂方面的着述和贡献,很有文学史研究价值,亟待深入开掘。本文尝试在对唐弢、任访秋、钱谷融或主编或参与或独自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着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他们的不同学术风格,从版本和文本变迁的角度切入,在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性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书写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新的、可以补充前说的观察和思考,促进对现代文学研究史、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任访秋在1944年、1953年、1957年写出了三本不同的现代文学史,并且格外注重对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渊源关系的考察与梳理。其所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业已引起学界瞩目,笔者着重对新发现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进行进一步的细致梳理。学界对钱谷融的文学史研究的讨论是一个空白。以往关注的焦点都放在《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等几部名作上,几乎很少人注意到他也曾参与编纂过现代文学史。从钱谷融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义》中的曹禺专章中可以看出,他虽然无意于建构新的文学史框架,但是在讲义中有意识地把重心放在了作家作品的细读和鉴赏方面,例如,钱谷融在《中国现代文学讲义》曹禺专章中对《雷雨》、《日出》的分析,就为我们提供了从文本细读阐释文学史的范例。而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时间,是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所以过去的研究者一般都把它视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恢复期的文学史着的代表而进行研究。但是,这部文学史的编纂经历十分坎坷,时间跨度也较大,因此,笔者借助新找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以及相关的史料,对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过程中所经历的诸多曲折、坎坷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以此分析它所折射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艰难历程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辛苦跋涉。并在对唐弢书话的撰写史作整体描述的基础上,试着将唐弢在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期间公开出版的《书话》的版本变迁作细致梳理,并与内部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作一对读,来探讨唐弢书话的别样的文学史意义。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唐弢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寻和文学史叙述语言的精炼,任访秋注重对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渊源关系的考察与梳理,钱谷融注重从文本细读阐释文学史、注重对作家作品的经典研读、在文学史论述中更关注对文学性的追求。尽管唐弢、任访秋、钱谷融三位学者在“十七年”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探索,在当时文学史研究趋于政治化的大环境中,未必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编纂实践,对于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编纂及其研究的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王瑶[10]（1982）在《从现代文学的发展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发表四十年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巨大影响是尽人皆知的,但我们不应只看到它从抗日战争后期以来指导了以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发展的“新阶段”,而更重要的是它的产生和其中的许多重要论点都是总结和概括了“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的。正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
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与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潮”影响下的人生与世界文学眼光 |
| 第一节 “西潮”背景与传统影响 |
| 第二节 动荡的学术生涯与独特的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独辟蹊径的现代文学史观与编辑实践 |
| 第一节 身处边缘的“业余”文学史书写 |
| 第二节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关怀重点 |
| 第三节 《文学杂志》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三章 精神史角度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叙述模式 |
| 第二节 “软心肠”与“二元性”：瞿秋白研究 |
| 第三节 时代性焦虑下的“黑暗面”：鲁迅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中国小说中的梦境解析——《西游补》 |
| 后记 |
（2）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论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 基本概念界定与问题说明 |
| 三 研究现状分析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 第一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 一 晚近以来的社会及文化运动 |
| 二 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 |
| 三 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 |
| 四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领域的有限参与 |
| 第二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 一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以文学社团为依托 |
| 二 20世纪20年代文学社团的组织形态特点 |
| 第三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 一 创造社与太阳社创办的刊物 |
| 二 “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论战各方的理论观点及贡献 |
| 三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推进 |
| 第四节 文学社团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 一 先在立场造成理论的偏狭 |
| 二 群体组织压抑多元观点的发展 |
| 三 宗法特点导致门户之见 |
| 第二章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 第一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
| 二 文学生产方式深入变革 |
| 三 南京政府对“左联”的文化压迫与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围剿 |
| 第二节 “左联”的组织形态与特点 |
| 一 “左联”的组织结构 |
| 二 “左联”的组织特点 |
| 第三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 一 “左联”时期的刊物 |
| 二 “左联”时期的译介 |
| 三 原创性 |
| 第四节 “左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 一 “左联”内部两个领导核心沟通不畅 |
| 二 “左联”组织基础薄弱 |
| 三 “拉普”对“左联”的消极影响 |
| 第三章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 一 陕甘宁边区成立与边区知识分子政策 |
| 二 延安文艺的源头:苏区文艺与左翼文艺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 一 党的高层领导开始比较多地介入文艺活动 |
| 二 形式多样的文艺组织 |
| 三 风格多样的文艺刊物 |
| 四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的优点及局限 |
| 第三节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与传播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影响 |
| 一 领导讲话与文艺理论 |
| 二 文艺组织与文艺理论 |
| 三 文艺组织、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 |
| 四 文艺组织与理论译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李劼人与中国现代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价值意义 |
| 二、与选题相关的研究现状和综述 |
|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内容及预期目标 |
| 第一章 李劫人创作的“旧”与现代文学源流 |
| 第一节 传统源流的“旧” |
| 一、晚清翻译的源流影响 |
| 二、文学思想缺失的“压抑” |
| 第二节 创作中“旧”的演变 |
| 一、“旧”的独特与局限 |
| 二、精神结构上“旧”的变化 |
| 第三节 “人的文学”的另一种表现 |
| 一、偏离主流的“人的文学” |
| 二、辛亥叙事中“人的发现” |
| 第二章 李劼人创作的“新”与现代文学思潮 |
| 第一节 现代文学翻译的“新”变化 |
| 一、“新”气质和品格的形成 |
| 二、翻译构建的创作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自然主义视野中“中国的左拉” |
| 一、自然主义还是写实主义 |
| 二、影响焦虑中的反叛 |
| 第三节 “大河小说”的“史诗”品格 |
| 一、“大河小说”的传播与影响 |
| 二、构建“大河小说”的雄心 |
| 三、“大河小说”的“史诗”图景 |
| 第三章 李劫人与现代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 |
| 第一节 历史事件的真实和虚构 |
| 一、潜伏深处的辛亥叙事 |
| 二、虚构中的真实 |
| 第二节 历史叙事中的人物 |
| 一、虚构人物的叙事作用 |
| 二、虚构人物的呈现方式 |
| 第三节 “三部曲”历史叙事的转变 |
| 一、历史叙事的差异性 |
| 二、观念改变历史叙事 |
| 第四章 李劫人与现代文学的作品改写 |
| 第一节 作品改写的前因后果 |
| 一、思想改造中的李劼人 |
| 二、改写的真实面貌 |
| 第二节 李劼人的改写策略 |
| 一、逐渐扩大的改写 |
| 二、《大波》重写的必然性 |
| 第三节 主流话语中的改写心理 |
| 一、个体创作思想的消泯 |
| 二、革命现实主义的指导 |
| 第五章 李劼人与现代文学关系的反思 |
| 第一节 “出走”和“留守”后的地域书写 |
| 一、“出走”后的“精神还乡” |
| 二、“留守”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学社群的边缘 |
| 一、文学“边缘”的“少中” |
| 二、“少中”文学活动的局限 |
| 第三节 李劼人创作的得与失 |
| 一、有缺失的独特 |
| 二、身份认同外的平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李劫人着译年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5）赵树理阐释史 ——赵树理创作价值变迁与时代文化思潮之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关于"赵树理阐释史"的阶段划分 |
| 1、赵树理崛起的历史机缘 |
| 2、文学激进思潮中赵树理被价值化过程的复杂性 |
| 3、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赵树理研究的恢复与开拓 |
| 4、80年代至90年代末,赵树理研究的困境与突围 |
| 5、新世纪以来,赵树理研究的新景观 |
| 6、国外研究文献评述 |
| 二、关于赵树理研究的几个重要范畴 |
| 1、赵树理与"启蒙" |
| 2、赵树理与"大众化" |
| 3、赵树理与"民间" |
| 4、传统与现代的互融 |
| 5、赵树理与"山药蛋派" |
| 三、论文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一章 五四文化精神的承继与对“五四”精英化写作姿态的反叛 |
| 第一节 不同语境对赵树理价值的择取 |
| 1、解放区语境对赵树理“阶级”价值的选择 |
| 2、赵树理“启蒙”价值在80年代的变迁 |
| 3、90年代以来“启蒙”退隐下的多元化历史语境对赵树理的选择 |
| 第二节 赵树理的选择 |
| 1、启蒙:"姿态"与"精神" |
| 2、自我"身份"的选择与重构 |
| 3、语境:"契合"与"冲突" |
| 第三节 新的"现代性" |
| 1、赵树理对"五四"现代性的拓展 |
| 2、赵树理创作"现代性"的复杂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多重话语中的大众化选择 |
| 第一节 关于"赵树理方向"的"问题" |
| 1、关于"赵树理方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解读 |
| 2、关于"赵树理方向"与"工农兵方向"的辨析 |
| 3、被规约的"赵树理方向"与赵树理的审美期待 |
| 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多义化解读 |
| 1、社会主义文化情境中的"现实主义" |
| 2、被分裂的"现实主义" |
| 3、赵树理与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的复杂关系 |
| 第三节 "大众化"视阈与赵树理研究的浮沉 |
| 1、政治规约下的"大众化"方向与赵树理的"大众化"创作道路 |
| 2、接受视野下的"大众化"与赵树理的"大众化"创作道路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间智慧与自由精神 |
| 第一节 时代的"民间" |
| 1、赵树理的"民间"构成 |
| 2、"被规约的民间"与"纯民间" |
| 第二节 赵树理的"民间"选择 |
| 1、赵树理对"民间形式"的自由选择 |
| 2、赵树理对"民间"自由精神的吸纳 |
| 3、赵树理选择"民间"的意义 |
| 第三节 赵树理"民间"的"现代性"问题 |
| 1、赵树理"民间"品格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
| 2、赵树理"民间"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 |
| 小结 |
| 第四章 "传统"与"现代"的互融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雅文化与俗文化 |
| 1、雅文化的精神与俗文化的形式 |
| 2、"雅俗共赏"与赵树理的"传统"观 |
| 第二节 "五四"精神与传统儒学师教 |
| 1、"五四"启蒙的现代精神与传统儒学师教 |
| 2、赵树理现代"启蒙"意识与传统师教"育人"观念的兼容性 |
| 第三节 赵树理的"女性"观 |
| 1、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的"妇女" |
| 2、解放区语境下的妇女观“现代”与赵树理女性观的矛盾与契合 |
| 第四节 传统与现代的选择中定位赵树理及赵树理研究的“现 代性”价值 |
| 1、赵树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视阈扩大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范畴 |
| 2、传统与现代的互融视角推动了赵树理研究的“现代”价值视阈的扩充 |
| 3、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对赵树理身份复杂性的确认 |
| 小结 |
| 第五章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 |
| 第一节 主体的拒绝与客体的归入 |
| 1、作为"流散星团"的"山药蛋派" |
| 2、各种文学评价对赵树理归入性选择的演绎 |
| 第二节 地域归属、时代感认同与文化身份交错的复杂性而引起的流派认同与质疑 |
| 1、地域归属、创作风格等认同引起的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不可拒绝的相关性 |
| 2、文化归属的复杂性、文化身份的多元性引发的赵树理与"山药蛋派"质疑 |
| 第三节 赵树理对"山药蛋派"的价值和意义 |
| 1、时代语境中的起伏的现代意义 |
| 2、对五四现代文化传统承继独特价值 |
| 3、传统走向现代的"民间"的现代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赵树理阐释文献资料汇编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专制国家文化与文学重建的基础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地位及其历史走向 |
| 第二节 古代文学的体裁序列及其功能分工 |
| 第三节 文化沉沦与民族国家迷失 |
| 第二章 旧国家败亡与传统文学式微 |
| 第一节 末世景象与士大夫的省思 |
| 第二节 经世致用思潮与近代诗文的新变 |
| 第三节 “武化”实践与“文化”的救赎 |
| 第四节 晚清民初文学的铺垫与对新民族国家的梦想 |
| 第三章 现代政治发端与新文学发生 |
| 第一节 文学革命思潮与五四文学的建构 |
| 第二节 西方规范确立与“人”的发现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生成与现实主义兴起 |
| 第四节 被遮蔽的源流与被割裂的传承 |
| 第四章 政党分立对抗与文学的选择 |
| 第一节 政党纷争与革命文学的兴盛 |
| 第二节 社会分化与文学分裂对峙 |
| 第三节 西化浪潮的困顿与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呼唤 |
| 第四节 批判西方与转向社会主义 |
| 第五章 国家统一的前景与战时文学的策略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主义思潮与文学优秀传统修复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文学意识建立与党派文艺政策产生 |
| 第三节 文学战时体制的形成与单一文学的端倪 |
| 第四节 民国覆亡与滞后的文学转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对象、思路和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文学批评的理论导向:1937-1949年的延安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文学研究 |
| 一、对文艺工作的回顾和反思 |
| 二、对“另类作品”的批评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与文艺批评理论导向 |
|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文艺方向的确认 |
| 二、《讲话》确立的文学创作观和批评观 |
| 三、《讲话》的刊印、传播与理论共识 |
| 第三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的文学研究 |
| 一、赵树理小说研究和经典的确立 |
| 二、另类作品批评与思想、形式问题的讨论 |
| 三、《讲话》及文艺路线的理论研究 |
| 四、戏剧研究与文艺大众化讨论 |
| 五、文化下乡与文艺改造的理论认同 |
| 六、诗歌研究与民族语言形式讨论 |
| 第四节 建国前夜的文艺之声:“第一次文代会”的继往开来 |
| 一、国家意志与文艺路线的确定 |
| 二、群体认同与文艺发展共识的达成 |
| 三、延安文学学术范式的确立:以研究文集和作品选本为例 |
| 第二章 文艺发展与评论中的破和立:1949-195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毛泽东着作的学习与文艺家思想的改造 |
| 一、文艺家思想改造与《讲话》研究 |
|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再阐释 |
| 第二节 文学史着作的学术体认 |
| 一、“延安文艺”的文学史命名 |
| 二、对象甄选逻辑与历史叙述变迁 |
| 三、文学史阐释的个性差异 |
| 第三节 主要时评的新经典阐述 |
| 一、丁玲与周立波及其作品的研究 |
| 二、袁静、孔厥与《新儿女英雄传》 |
| 三、《王贵与李香香》和《白毛女》 |
| 四、赵树理与人民的文学 |
| 第四节 另类批判与旧象革除 |
| 一、另类作品批判与工农兵文学批评标准 |
| 二、新歌剧与旧文艺改造问题 |
| 第三章 无产阶级文艺特征的强化:1957-1966年的延安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围绕《讲话》研究看理论争鸣 |
| 一、现实主义、文学与政治关系之争议 |
| 二、新文艺的群众路线问题 |
| 三、重温《讲话》与思想规训 |
| 第二节 集体写作与成果简编 |
| 一、“文学史”的形状与作者 |
| 二、集体声音中的“延安文艺”诸题 |
| 三、文学史的学术考量 |
| 第三节 “再批判”活动:质疑作家与取证作品 |
| 一、丁玲:“爱羽毛的人”及其“名作”的浮沉 |
| 二、萧军:“才子加流氓”及其思想的批判 |
| 三、艾青:1958年再批判中的反转 |
| 四、《再批判》专辑 |
| 第四节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经典阐释 |
| 一、赵树理研究的推进 |
| 二、围绕农村题材和群众路线的小说、诗歌研究 |
| 三、革命浪漫主义与《白毛女》的修订与研究 |
| 第四章 文学研究的停滞与反思:1966-197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纲领的置换:从《讲话》到《纪要》 |
| 一、《纪要》的文艺政治斗争论调 |
| 二、对《讲话》的新的解读 |
| 第二节 《讲话》文艺观的政治曲解与推演 |
| 一、《讲话》的工具化与文艺批“旧”风潮 |
| 二、文艺标准的片面化与创作的样板化 |
| 三、“普及与提高”的曲解及文艺的业余化导向 |
| 四、群众路线的推演与集体创作模式 |
| 第三节 对延安作家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周扬和赵树理为例 |
| 一、对周扬及其作品的批判 |
| 二、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批判 |
| 第四节 旧题新论:延安文学研究的历史与当代取向 |
|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源流观与评判标准观的传承与再释 |
|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升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的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的生成与依据 |
| 2.1 实践论与现代文学批评的本质属性 |
| 2.1.1 实践论与现代文学批评的本质属性 |
| 2.1.2 现代文学批评主体身份的实践属性 |
| 2.1.3 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的社会价值性 |
| 2.2 社会语境与现代文学批评的实践性需求 |
| 2.2.1 历史转型与实践性需求的现代性发生 |
| 2.2.2 社会话语与现代文学批评的实践性互构 |
| 2.3 理论资源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践性接受 |
| 2.3.1 “文以载道”的立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自觉性传续 |
| 2.3.2 “拿来主义”的手段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实用性借鉴 |
| 第3章 批评主体身份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的自觉建立 |
| 3.1 批评主体身份的获得：从“知”向“行”的历史性转型 |
| 3.2 批评主体身份的类型与现代文学批评的实践性自觉 |
| 3.2.1 时代精神的启蒙者与文学批评的思想性追求 |
| 3.2.2 政治革命的践行者与文学批评的平民性立场 |
| 3.2.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追随者与文学批评的体验性言说 |
| 3.2.4 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与文学批评的唯美智性探索 |
| 3.3 批评主体身份的实践性导向与现代文学批评的实践性互构 |
| 第4章 问题性聚焦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的发生 |
| 4.1 文学论争与现代文学批评的问题性求解 |
| 4.2 思潮流派与现代文学批评的思想性建设 |
| 第5章 社会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的实用功能 |
| 5.1 启蒙批评与现代文学批评的思想性功能 |
| 5.1.1 人的文学与思想启蒙的批评指向 |
| 5.1.2 “正视人生”与改造国民性的文学批评宗旨 |
| 5.2 现实批评与现代文学批评的客观性特质 |
| 5.2.1 革命文学与阶级意识的批评表述 |
| 5.2.2 “真实地表现人生”与关照现实的批评原则 |
| 5.3 政治批评与现代文学批评的价值性导向 |
| 5.3.1 抗战文艺与政治视阈的批评选择 |
| 5.3.2 “为工农兵”与政治话语的批评导向 |
| 第6章 体验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的多元价值 |
| 6.1 个体自我意识与现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高扬 |
| 6.2 自由主义立场与现代文学批评的体验式告白 |
| 6.3 生命直觉感受与现代文学批评的感觉化言说 |
| 第7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的持续建构 |
| 7.1 现代文学批评实践性属性的中国特色 |
| 7.1.1 “天人合一”：客体与主体融汇的实践性批评 |
| 7.1.2 主体体验：思维与存在、感性与理性互动的实践性批评 |
| 7.2 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的生命张力 |
| 7.2.1 革旧布新的历史敞开性 |
| 7.2.2 直面现实的实用理性 |
| 7.2.3 鲜明敏锐的现实批判性 |
| 7.2.4 主体经验的审美理想性 |
| 7.3 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的当代传延 |
| 7.3.1 实践性本质与批评模式的历史延续 |
| 7.3.2 主体实践与批评立场的时代嬗变 |
| 7.3.3 实践性与现代文学批评的永久魅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 ——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任访秋的现代文学史三部曲 |
| 第一节 编纂文学史的准备和积累 |
| 第二节 新发现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及其特色 |
| 第四节 文学史写作的贡献和局限 |
| 第二章 钱谷融：从《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到曹禺研究 |
| 第一节 别样的治学风格及“文学是人学”的提出 |
| 第二节 参与《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初稿)的编写 |
| 第三节 曹禺作品细读：《雷雨》篇 |
| 第四节 曹禺作品细读：《日出》及其他 |
| 第三章 唐豉《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前后 |
| 第一节 文学史编撰的酝酿期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的“修订” |
| 第四章 唐弢的《书话》：别样的文学史书写 |
| 第一节 书话的产生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读书月报》上书话的版本变迁 |
| 第三节 《人民日报》中书话的版本变迁 |
| 第四节 《书话》的文学史价值和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任访秋集外文三篇 |
| 附录二 钱谷融着译目录初编 |
| 附录三 唐弢书话原刊一览 |
| 附录四 唐弢集外文八篇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2]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D]. 付甜甜. 山东大学, 2020(01)
- [3]李劼人与中国现代文学[D]. 包中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5]赵树理阐释史 ——赵树理创作价值变迁与时代文化思潮之关系[D]. 朱凌. 福建师范大学, 2009(01)
- [6]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D]. 刘绍峰.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7]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D]. 卢美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8]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研究[D]. 果金凤. 辽宁大学, 2017(12)
- [9]“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 ——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D]. 宫立.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7)
- [10]从现代文学的发展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J]. 王瑶. 社会科学战线, 1982(04)
标签：文学;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代文学; 中国文学史; 文学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