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校调度法(续第一期第八号)（论文文献综述）
胡小京[1]（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周博[2]（2019）在《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旅行是人的一种空间流动形式,既能够呈现人和时空的互动关系,又可在旅行观念和旅行实践的演化中审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窥探时代变迁的特征。因而,由“旅行”这一视角切入,一方面可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角概观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地关系的时空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现代旅行观的内容要素,以及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生成过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在城市中尤为显著,其中学校教师、编辑、记者、公务员、企业家、律师等新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典型特征。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民国中期,即1927—1936年,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因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不断,国内旅行事业发展受限,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旅行文献体系;二是《旅行杂志》创刊于1927年,此后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经济、交通、新生活运动等方面进行国家建设,旅行事业得以正常而快速地发展;三是抗战爆发后,国内旅行虽未中断,但受时局影响,旅行被赋予了“救国”“挽救经济国难”等政治意义,与休闲旅行形成较大差别。故而,民国中期是研究休闲旅行的最佳时段。本文以1927—1936年间的《旅行杂志》及大约同时期其他报刊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核心文献,重返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的生活场域,以时人笔录的旅行观感探究其旅行动机、旅行路线、旅行感悟等,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力图真实地描述民国中期的国内旅行活动,借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生活状态以及观念变化。本文主体框架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探究旅行者之游兴、游踪及游观,每篇各含三章,全文共由九章组成。上篇游兴之第一章,通过分析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国内游记的作者身份、与作者同游者的身份,以及游记中所记载作者在旅行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及经历,发现此时期旅行者群体有四种特征:第一,在职业类型上,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出版社和报社之编辑、记者,政府公务员,工商、金融实业界之企业家及从业者,以及医生、律师、画家和作家等自由职业者;第二,在教育背景上,多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尤其多具有现代高等教育背景;第三,在出国经历上,大部分有出国留学、海外考察及海外任职等经历;第四,在生活地点及旅行出发地上,多为当时中东部地区沿海沿江之都市。这一群体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城市新知识群体。上篇游兴之第二章,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所记录的出行原因与主观动机进行分析和归纳。出行原因最主要的是休闲游览,此类游记篇数最多,其次是公务考察、返乡探亲的途中兼事游览。关于休闲游览的主观动机则种类繁多,有“嗜好游览”、“偿久慕之情”、“消此闲暇”、“避暑养疴”、“蜜月”等多种类型。上篇游兴之第三章,在对游记作者的主诉旅行动机种类的归纳基础上,探究旅行动机产生之宏观和微观原因。通过游记文本对比可知,动机产生的宏观原因主要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娱乐的兴盛、“都市病”的出现、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新职业划分下的公务考察频繁化,以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旅行示范所引领的休闲游览新风尚;微观原因则是个人爱好、“海外亲历”、“借地消遣”、健康预期等。中篇游踪之第四章,对所搜集整理的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536篇国内游记的游踪分布进行历时性统计分析,并对其中游踪在一省范围之内的465篇游记进行空间布局分析,发现当时旅行者的游踪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特征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从而可将全国之游踪范围划分为中心区、扩散区和边疆区。中篇游踪之第五章,通过对前文所述全国游踪分布特征进行图像分析后,发现其分布呈点状、线性及圈层三种特征。点状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多集中于山、水、古迹所在地;线性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沿公路、铁路交通线及沿江、沿海分布;圈层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扩散,且分布密度由近及远呈现递减趋势。中篇游踪之第六章,探究前文分析所得之全国游踪分布的时空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推动要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游览目的地开发建设、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二是新式交通的发展;三是新式旅馆的兴起和住宿设施多样化,以及专门的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下篇游观之第七章,在游程结束后,旅行者常伴随有对旅行体验的感悟和旅行意义的思索。通过游记文本分析,民国中期旅行者对于旅行的认知既有继承于古人之传统认知,如旅行之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价值,此外亦有城市化背景下对医治“都市病”之功效的体悟和特殊国情背景下对“爱国”意义的思索。下篇游观之第八章,随着民国中期旅行活动的兴盛发展,旅行事业开始引起民国学人的重视。民国学人认为发展旅行事业乃是“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可“谋文化之推广”和“兴起进取的精神”、“登临凭吊”能激发爱国热情。此时民国学人积极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原因,在理论上乃是受西方旅行话语之影响,在实践上是出于“挽救经济国难”之目的,期待以旅行事业的发展吸引海外游人来华游览,亲眼见证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之良善,借此回应“反宣传”,以获取近代国家资格。下篇游观之第九章,民国学人积极探索中国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和意义,先后经历了对他国发展旅行事业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对发展旅行事业的多重价值和具体路径（宣传、招徕、接待）的探讨阶段、以佘贵棠为代表的旅行理论总结等三个阶段,最终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旅行理论体系构建。综上,本文在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国内旅行活动的游兴、游踪、游观,旨在探究现代旅行活动中所折射出的人地互动,从“旅行”的底层视角管窥中国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种生成路径。
马成鸣[3]（2012）在《传播学视野下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近代回族报刊《月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结束中国社会发生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巨变。列强入侵和社会动荡,使得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图强御侮、挽救危亡成为了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族意识觉醒对国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影响,将开启民智和救亡运动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企图通过创办白话报等方式来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先后经历了两次办报高潮的中国,白话文逐渐成为了交流的主要文字表达方式,作为载体的传播媒介,其影响力也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思想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讲道,“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印刷科技的诞生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改变,印刷语言“在一群特定组合的读者同胞中创造了一个这些船舶、新娘、主教和价格都共同归属的、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以其特别强调印刷技术的重要作用而备受质疑。抛开质疑,这一理论认为共同体是基于想象而存在,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与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技术的交互作用和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是其决定因素。这一切因素的共同作用促进了文化的转型,也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而言,培育现代民族意识是开启民智的目的,也是实现救亡的手段。各种白话报的兴起,民族、民族国家等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概念被广泛传播,构建民族共同体成了共识。回族知识分子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也肩负了同样的历史使命,大量的回族报刊应运而生,开始为构建回族这一民族共同体而努力。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到明清时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形成了回族这一特殊的民族。其思想、语言、文化、生活等处处体现了伊斯兰文明和华夏文明的两种特点,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宗教观结合华夏文明的语言系统,成了回族不同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其他少数民族的最明显特征。近代社会的变革带来了回族社会的大变革,回族新文化运动也随着五四运动展开,包括伊斯兰世界的新思潮等各种新思想开始不断冲击回族形成过程中所保持的固有思想。经历了历朝历代被压迫的回族人逐渐形成了重商业轻政治、重宗教轻教育的整体民族性格。而面对近代巨变,觉醒的回族知识分子意识到宗教与国家、民族与国家的密切关系,发出了“爱国爱教”的强烈呼声,并积极参与到了唤起同胞觉醒的阵营中。回族报刊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介,成为回族知识分子传递新思想的平台。国家、伊斯兰教、民族、回族等概念成了回族报刊关注的议题核心,对其的探究目的就在于将回族这一松散的文化概念构建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共同体。其中《月华》最具代表性。本文将以《月华》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探讨其诞生背景、发展历程、内容分析等,来回答在其办刊过程中是如何展现其构建民族共同体企图的,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理论的决定性因素在《月华》中又是如何得以体现等问题。要解决以上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回族报刊?回族报刊是回族学人创办并主持下的,以回族大众作为核心预期受众,面向大众社会发行,并以刊载、传播回族及伊斯兰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报刊。据不完全统计,近代回族报刊从1906年第一份回族报刊创刊到新中国成立,先后共出版发行了270多种,呈现地域广、数量大和内容丰富等特点。回族报刊研究作为回族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相较于其他报刊的研究盛况,少数民族类报刊目前尚属于被冷落的状态。作为回族报刊的代表,《月华》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回教社会的变迁,对其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回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特点。但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仅处于初级阶段。笔者将以传播学为视野,以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为主线对《月华》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传播媒介的民族共同体构建功能。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部分主要分析了本课题研究的缘起和意义,近代回族报刊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月华》的时代评价、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及文本拟采用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探讨的是回族报刊产生的时代语境和发展阶段、《月华》的创办和发展轨迹以及变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共同体因素三个部分。笔者认为,回族报刊的产生基于社会因素和思想因素等两方面的主要因素。社会因素方面,清末新政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闸门,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统治,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起步和发展,这为报刊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动荡的时局迫使回族知识分子也开始思考回族社会乃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问题。思想因素包括了近代世界伊斯兰新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近代中国伊斯兰文化运动三个方面,构成了回族报刊发生的思想基础。其从产生到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及蹒跚学步时期、蓬勃发展时期和落败与转型时期。第二个问题主要探讨了《月华》的创办和发展以及回族知识分子对其产生和发展的意义,并且分析了《月华》在经历四次迁址的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包括办刊宗旨的调整、封面与栏目的设置、经营状况等。第三个问题探讨了《月华》在其历史变迁中表现出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因素。研究认为传播技术的发展促使回族人逐渐放弃了其他语言系统,而选择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汉语言体系作为了民族语言。同时,《月华》横跨国家南北的变迁彰显出了独特的“地图功能”,为历经艰难的回族人塑造了一个可以想象的虚拟空间,以此寻求心理慰藉和民族归属感。第二章探讨了《月华》是如何在议题设置中构建民族共同体的问题。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为公众设置议程的功能,其实现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途径。民国时期的回族社会首先觉醒的回族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创办报章杂志等方式奔走呼吁,期翼唤醒民众以抵抗外侮。所以在这些报刊的议题设置方面,更多的是选择了第一种途径,即“自上而下”的途径。本章主要通过梳理《月华》历任主编和核心作者所关注的议题分析当时《月华》所设置的议题类型,并探讨议题设置中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因素,认为国家、民族和个人是《月华》设置议题的出发点,是为回族大众设定的想象空间。第三至第五章是对《月华》关注的核心议题进行的内容分析。其核心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观念、社会调查和大国理想等三个方面。第三章探讨了《月华》同人的政治观念从浪漫到理性的演变过程,从四个部分展开分析。其中第一部分是对早期具有浪漫色彩的政治合作构想的整理分析；第二部分主要探析了其“以经释战”为核心思想的抗战理念。所谓“以儒释经”主要是指通过解读《古兰经》关于战争的“启示”和讲述穆罕默德的故事来宣传回教的国家观和世界观等,积极号召同胞积极参与抗战运动。第三部分探讨了《月华》同人为代表的回族知识分子基于民族平等争取回族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历程,深入解读回族人参政议政必要性,同时也提出了回族国大代表理性参政的主张。第四部分探讨了《月华》同人在其政治观念变迁中体现出的民族共同体构建因素,这种变化是一个想象的去抽象化过程。谋求合作、挽救危亡和争取政治权利是基于民族意识的觉醒,伊斯兰文化因素是回族想象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因素。第四章探讨了《月华》关于回族社会调查和教育倡导方面的问题。根据分析调查结果,认为教育落败是回族社会的困境之源,同样也是未来的解决之道。第一部分分析了《月华》开展回教社会调查的起源。第二部分总结整理了近十年中《月华》对回族社会以人口、教育、宗教、民生为主要内容的调查数据。第三部分根据调查数据总结了当时中国回族社会的发展困境,并对《月华》“教育才是解决回族社会问题的根本”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第四部分探析了社会调查中表现出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因素。概而言之,人口调查为人们的想象提供了虚拟界限,合理的教育体系是民族意识传承的必备条件。第五章探讨了回族学人的大国理想。其大国理想主要通过建言西北开发和开展国民外交两方面得以表现,是追求民族发展和国家振兴并行的追求。第一部分分析了《月华》关注西北开发特别是新疆建设的早期构想及其现实意义。第二部分首先梳理了《月华》同人多元化的国民外交实践及其关注的国际议题,其次探讨了《月华》同人参与国家观察的时代特征,并分析了他们开展国民外交的认知基础。最后分析了他们参与国际观察和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意义。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在追求大国理想过程中表现出民族共同体构建因素。大国追求是民族共同体去虚拟性的表现,目的在于将逐渐成形的具有想象特征和虚拟性的民族共同体现实化,通过谋求区域发展来促进民族的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紧密联系一是为正在遭受侵略的中华民族寻求国际援助和支持,二是通过与阿拉伯世界的“朝圣之旅”,基于宗教的共通性来寻求民族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结语部分分析了《月华》成为近代中国回族新闻史上办刊时间最长、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报刊的原因,包括其生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为大众所接受,顺应潮流的办刊宗旨符合时代需求等。最重要的是《月华》为回族人想象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平台,且处处体现了其构建民族共同体的努力。需要强调的是,回族知识分子所构建的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华民族的范畴之内,是并行不悖的。回族与中华民族的同质性和平行性,让回族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找到永久的居住地,并且也永久地保留着自己的特色。
谢仁敏[4]（2010）在《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文中提出这是一篇尝试“文学低潮期”研究的探索性论文,分析样本是宣统朝小说界,核心任务是勾勒“低潮期”小说界的运行状况及其演变轨迹,考察彼时的小说界为何陷入“低潮”,又如何为酝酿“高潮”作预前准备。论文主要分四大板块：导论——中国本土小说研究编（1—7章）——海外华文小说研究专编（末章）——附录。此外,若干章添设“附论”,为该章话题的延伸。导论,主要阐释基本研究思路,厘清基本概念,概述宣统朝小说界运行轨迹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例如,某些文学常规在宣统朝如何“走样变形”、评判晚清小说适用的价值标准、海外华文小说的独特参照价值等。“附论”包括前人研究评述、未来研究走向以及选题缘由,最后提出关于“文学低潮期”研究的命题。第1章,通过数理分析和文献考察得出结论：从宣统朝开始,晚清小说迅猛发展的势头被遏制,陷入一个约为时五年的“低潮期”。其原因是政局动荡、小说内部机制失衡,两者导致“小说界经济危机”,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本章重点是对中国小说史上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进行考察,论证该命题成立的可能性。“附论”则进一步延伸,提出影响小说演变的“第三种力”命题,并以此考察《域外小说集》传播失利的原因,提出最新的看法。第2章,提出将三大小说载体区别对待、相互比照的命题并阐释其意义,讨论低潮期中单行本、期刊、日报三大载体小说的博弈、调适以及各自发展模式的最终确立。第3章,通过数理分析发现肇始于宣统朝前夜的一个特殊现象——翻译小说与自撰小说比例出现逆转,从小说发展驱动力角度切入,考察两者易位的深层原因,并勾勒其渐变过程。第4章,勾画晚清小说理论界的“三派一群”格局,重点讨论其在低潮朝如何演进和调适。大致情况是“社会派”勉力支撑场面,但疲态渐显；“美学派”几乎集体失语；“现代派”理论前卫新颖,但收效甚微；“消闲群”寻求“正当性”之呼声日高,但理论建设乏善可陈。第5章,考察低潮期中的作家众生相。“小说界经济危机”（低潮期）对作家生活、心理造成之冲击甚大,部分作家选择离开,部分选择留守。论文重点考察留守群体的文学选择及其生存状态,最后以陆士谔为样本进行个案考察。“附论”是关于陆士谔的一组考辨文字。第6、7章,作品研究专题。论文将宣统朝小说作品大致归纳为四大类型：旧小说、“新消闲小说”、“时闻小说”和“先锋实验”小说。论述各个类型作品的特征,重点考察其在低潮期中如何加速演变、调适及其未来走向,并将之置于传统旧小说与“五四”时期小说（包括新、旧小说）的历史坐标中,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大致描述。第8章,海外华文小说专编。论文将晚清华文小说大致划为四大板块：中国本土、东洋、南洋、北美。本章以中国本土为参照中心,通过联系和比照,重点勾描后三者小说界的发展历程、文史地位及其作品特征,并考察当时境况下各板块小说“本土性”的生成有无可能。附录,含统计表和“宣统朝小说编年”（合作）,将披露一批最新的统计数据和新发掘的近代华文小说文献。
古戴[5]（2018）在《论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之变迁 ——以《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为分析文本》文中研究说明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法制文明的重要标志之—。当代中国依然处在司法改革与法治建设的道路之上。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回顾历史,清末民初适逢国家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在彼时的转变中,时人通过一系列的变法修律等改革,西方权利、民主、法治等观念进入中国。在中西方的文化融合与碰撞下,私有财产权领域的变迁主要通过四个侧面进行呈现:其一,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观念层面上,呈现出从传统的伦理之私向理性个体之私之转变。其二,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层面上,传统社会是民事法律规范寓于刑事法律条文之中;清末民初以降逐渐形成了独立完备的民事法律体系。其三,国家政府在进行私有财产权保护时,司法体制上也发生了变革。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离与否在不同层级有着不同的样态,另一方面限于涉及私有财产权纠纷的婚田细故案件性质,故而,在私有财产保护的司法体制上传统社会主要呈现出审判权与行政权混同的样态。清末民初以降,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审判庭制度逐渐明晰,不论是清末民初的四级三审制抑或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三级三审制,都逐步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剥离出来,进一步加强了司法对私权的保护,进而限制了公权对私权的干涉,进而逐步走向以审判独立为核心的司法独立之道路。其四,由于大理院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即政体骤变,法典未备的社会现实,大理院的推事们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民事判例制度创造性的以法官造法的方式行使着司法兼营立法的功能,并且使这些推事们得以将代表传统思想的旧学理念与代表西方观念的法学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刻地融合。通过判决例的方式将近代法学观念推广到基层,进而触及社会最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交往之中。透过对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变迁的四个侧面地分析,史实屡屡告诉我们,私有财产权保护无论古今中西都具有同样的时代特征——必然性和民族性。中国传统社会各统治阶级对私有财产权的重视程度和传统国家的分合状态走向趋于一致。一个统一的时代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总是于一统江山之初较为重视,随着统治阶级的固化与腐朽、剥削意识的增长和民本思想的淡化,总会逐渐通过增加赋税徭役等方式直接或间接的侵害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在长久剥削压迫下,出于对私有财产权的本能保护就会使得人民走向抗争,一统时代就会走向分裂。此即私有财产权保护之必然性,换言之,对私有财产权的合理保障是现阶段历史时期内任何国家政权都不可回避的议题。国家统一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是要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另一方面,私有财产权具有民族性,表现为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场域,私有财产权具有不同的内涵。不能用单一的、机械的概念理论来解构历史事实。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于如何更好的认识真实的世界。以概念、理论为代表的普适主义与以特殊经验、应用研究为代表的特殊主义在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变迁的研究中有重要意义。分析大理院之具体案例可以发现,虽然个体权利以及男女平等思想从以宗法伦理为基础的家庭观念中的解放;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公私义利观念、儒家仁和理念影响的特殊性,于商会、典权、佃权以及婚姻家庭财产关系等问题中,个人主义、绝对的产权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接力型家庭观念与中国的历史时空不能融合。在保障私有财产权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为寻找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在时代性与民族性中探索平衡点,大理院推事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清末民初,“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观念涌入中国,大理院被赋予了国家最高司法审判的职能。彼时体制初立,国家待兴,无论是政治环境、社会境况抑或是立法技术,都无法建立统一的民事法律体系,形成完备的民法典。然而,法典虽未完备,社会生活并未停滞。立法机关尚未完成的立法任务,顺而行至司法部门。大理院作为当时社会最高的司法审判部门,其作出的判例及其要旨,虽然由于我国成文法传统及至民初的一贯延续,导致判例及其要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既判力,但却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被下级法院予以援用。产生了“司法兼营立法”的实际功能。在社会治理权力制衡的发展趋势中,民初大理院“司法兼营立法”的这种权力合并的模式有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然而,在私有财产权相关案件的判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从实践抽象出理论和概念,进而适用于实践中的模式,在法律实施层面更能达到“以资折服”的效果;在法律制度的创设层面,更能够将私有财产权的基本精神和原理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需求合理调和;较大程度地减少制度、概念、理论与特殊的社会生活实践间的冲突,尽可能的降低法律实施的成本,不致法律脱离实践而流于形式。因此,民初大理院在特殊历史时期探索出的这种“司法兼营立法”的模式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是我国法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瑰宝。
杨涛[6]（2012）在《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文中认为交通系崛起于清末,是北洋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系的主要人物唐绍仪、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叶恭绰、詹天佑、吴鼎昌等在此时是以新型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官僚与精英的身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依靠密切的地缘、亲缘、业缘关系形成政治集团。他们追随袁世凯与徐世昌,以交通、外交领域为主要活动空间,积极赞襄北洋与东北新政,是新政的具体推行者与实践者,为早期现代化和北洋集团崛起起到巨大作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求新、务实、敢为的作风,并体现了积极捍卫国家主权的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他们倾向共和,为南北统一、颠覆帝制立下不朽的功劳。对推进铁路事业、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并深远影响着民初的铁路事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民初袁世凯统治时期,交通系领袖活跃在经济各领域,对交通、财税、金融、币制、实业政策产生极大影响。在交通业方面,其经济政策主要倾向为国有化问题。如路政方面推行商办铁路国有、借债修路、崇官抑商政策,反映出交通系力主铁路事业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为促进国有铁路营运、管理、建设、财会制度的发展,则以统一路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为手段。在电政方面则颁布有《电信条例》,明定国有原则,在管理上分设电政管理机构。在邮政上,设立电政管理区,废除驿站,打击民信局和客邮,厘定邮政司与帛黎之间的关系。航政方面则更激烈地表现为轮船招商局的官办与商办之争。这说明交通系民初交通四政政策带有鲜明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色。从实际效果看,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在交通领域对促进四政的发展、改观具有明显效果。特别是铁路、电信与邮政,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其发展成就是不容抹杀的。在金融方面,交通系取得了对中交二行的控制权。在他们努力下,中交二行实际取得国家银行地位,形成复杂中央银行制度,享有发行兑换券、经理公债发行、代理国库等特权,为财政清理与统一奠定基础。但其政策中充满了金融与财政杂糅特点,发行公债与垫款即为突出表现。但相对于后者,前者对民初财政好转起到了一定积极影响,而后者不仅对中交二行的官办方向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以反对停兑为表现,促成二行向商办化转型。此外,中行归部直辖,中交合并风潮也是金融与财政政策杂糅的体现。同时交通系领袖还举办了新华储蓄银行垄断邮政储蓄业务。在交通系领导下,中交二行也积极发挥金融机构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挹注作用,特别体现在一战爆发后对缫丝业的支持；同时成立具有金融投资公司性质的通惠实业公司,抵制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侵夺；积极参与上海银业公会这一新型金融组织的活动。在币制方面,梁士诒、周自齐、吴鼎昌等积极帮助袁世凯推行币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整理各省滥币,筹划币制借款,推广袁头币,统一铸权,力主银本位制,设立平市官钱局等。币制改革为此后南京政府废两改元奠定了基础。在财政税收方面,周自齐、梁士诒等首先帮助袁世凯加强财政事权的高度集中,如实行中央专款制度,各省财政事权收归中央,出台各种考成条例等。在具体理财办法上,二人都反对举借外债,但迫于财政现状而不得已为之,但注意用途多元化,在举债时间、借款额、利息、附带条款等方面注意减少主权损失；进行官产清理,这一方面具有消极性,即保守的弥补财政目的,但也有促进垦荒,清理不良资产的积极作用；同时他们力主举办官业,对官矿业、官农业的扩大以及商业专卖制度形成起到重要影响；交通系领袖还积极整理旧税,特别是力主裁厘,整理田赋、牙税、当税等,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并因此与保守派和袁世凯产生矛盾；他们注意制度创新,如举办预算,在会计、审计制度上革新,推行新税制,如印花税、营业税等。交通系的税制整理体现了扩充财政的主要目的,但也有便利商民、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举措,适应财政、税收制度现代化的倾向。同时,周自齐、梁士诒还积极筹划关税谈判,特别是对常关税进行改革,并统一关税管辖权,其意义十分重大。周自齐、梁士诒与张弧还推行盐政改革,以统一盐政机关、整齐税率、施行商运、剔除耗斤、先税后盐、制造精盐、争取盐余为最有意义者。但也因此引起周学熙等人的强烈抵制。在实业政策上,周自齐、朱启钤、梁士诒等交通系人物的政策,涉及农、林、商、工、矿等各部门,不仅涉及领域广,而且涉及内容多为当时经济发展中的敏感、重大问题,如矿业管理、垦务、清丈、博览会举办、企业专办问题等等。在垦务、矿业、地质调查、农业改良、林业发展等方面的贡献是应予以特别肯定的。交通系经济政策具有财政本位、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倾向、专业技术化特征。在清王朝与南京政府之间,起到呈上其下作用,核心政策得到延续,具有体制、模式特征。但是交通系象清末以来许多致力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集团一样,在涉及财政与经济发展,国家与社会问题上,仍未能找到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其政策充满了矛盾性,其自身也充满了矛盾性。特别是交通系将其经济政策的成败与否,财政经济政策推行目标的实现寄托在袁世凯这一政治强人身上,寄望于一个威权政府的建立,并将其经济、政治诉求,利益诉求与袁世凯的集权统治结合于一。这就决定了其经济政策中的良莠杂糅,新旧杂糅,也决定了交通系这一集团经济政策的根本属性与作用,决定了这一集团的最终命运和历史评价。
闫俊侠[7]（2007）在《晚清西方兵学译著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文中认为西方兵学的东渐,由明末清初开其端,后来虽由于种种因素而中断,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传教士的再度入华而再次复兴,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呈现出强劲的势头。晚清翻译刻印的西方兵学著作浩如烟海,但目前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整理及研究。笔者对目前收藏西方兵学译著最为集中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馆藏晚清西方兵学译著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然后,在爬梳整理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1860年至1895年间的西方兵学译著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正文部分除绪论、余论之外,另包括四章。本文第一章“明末清初兵学新知识的导入”,主要在依据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明末清初引入的兵学新知识点。通过考察发现,此时西方兵学知识的传播范围还很有限,并未与中国传统的兵学体系发生正面的交锋与冲突,更不要说成为一般中国人的兵学常识了。第二章“晚清西方兵学知识的传播（1860-1895）”,通过宏观和微观结合的研究方式,先对该期西方兵学著作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情况进行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全景式勾勒。然后以机构、译员、类别、出版量、文本选择为切入点,归纳分析了此期兵学翻译活动的特点,并进而探讨了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最后以此期有代表性的译著文本《枪炮操法图说》、《海战新义》为中心,对其进行了个案研究。第三章“机构与译书——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对该期在翻译出版西方兵学著作的进程中发挥有重要作用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进行了专门考察。首先梳理了该馆此期翻译出版西方兵学著作的情况,接着以译员、种类、出版量、文本选择为切入点,归纳分析了此期该馆兵学翻译活动的特点,然后以中西译员的代表（舒高第、傅兰雅）为线索,梳理他们翻译兵学著作的情况、种类及影响等,以考察中、西译员在兵学翻译活动中各自所做出的贡献,最后选择该馆其他译员若干比较重要的译著文本进行个案介绍。第四章“文本的价值——以《普法战纪》为例”,从文本价值的角度,对王韬编译的《普法战纪》进行个案分析。首先梳理了该书的编撰过程,接着对该书的版本内容、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然后又探讨了该书中所呈现出的王韬的军事思想,最后揭示该书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附录一“晚清西方兵学译著知见录”,系以笔者所见兵学译著为基础,参以晚清各种西学目录及大量文献资料编制而成。附录二是本文所征引的文献目录。
王振[8]（2016）在《晚清“蛮防”研究》文中提出依据文明开化程度不同,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便将居住在华夏民族周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其中,“南蛮”主要是泛称居住在长江以南的各个民族。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随着民族融合趋势的推进,先秦的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与南方的“蛮族”逐渐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中趋于融合,部分“蛮族”的生产方式、价值认同、文化生活在与汉族的频繁交流中逐渐趋同,且在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视野中获得等同华夏的地位认同,成为华夏民族和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因此,“蛮”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其存在的地域范围也处于历史性变化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相同。整体来说,“蛮”的具体分布范围在中原王朝文明开化的主动努力和“蛮”自身的自主归化中不断缩小。春秋时期,晋文侯始设行政机构管辖“蛮”地。秦并天下,威服蛮夷,设桂林、南海、象郡开拓岭南,逐步加强对“蛮”的统治。战国以至秦汉,历朝历代对长江以南“蛮疆”的控制持续加强,然长江流域之江左和江右诸地经济开发水平依然不高,“蛮”的分布范围仍然非常广大。魏晋以来,江南一带开发因中原动荡和汉人南迁明显加速,开启了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自北向南转移的发展进程。宋廷南迁后,江南一带作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堂奥的地位得到确立。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如向属“蛮”地的福建在宋代因文化学术昌盛而有“海滨邹鲁”之称。在此背景下,“蛮”在江南的分布范围迅速萎缩,而到明清时期,“蛮”的具体分布范围则主要局限在云南、广西等西南省份除腹里①以外的边疆和偏远地区。“蛮”在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和发展水平上与中原王朝存在区别,且属中央王朝的统辖范围,但历朝历代对“蛮”的统治多属羁縻安抚,故对“蛮”的统治与防范一直共同存在,“蛮防”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容规避的客观现象。在清王朝的天下观念中,“蛮”既指王朝版图以内的西南各少数民族,也包括传统习惯线以外的缅甸、越南等藩属国。因而,“蛮防”既包括对境内之“蛮”的设防,也包括对境外藩属之“蛮”的设防,主要包括内防和边防两个层面。其中,清代“蛮防”之边防主要是指中越边防和中缅边防。在内防层面上,为控制“蛮疆”,汉唐以至明代分别实行过边郡制度、羁縻州制度和卫所制度,对“蛮”的控制虽持续加强,可一直未超脱羁縻安抚的政策窠臼。清初,清政府继承了明代的卫所制度,致力于恢复“蛮疆”经济,使滇桂两省之腹里范围显著扩大。为加强“蛮疆”控制,清政府不仅在滇桂驻防大量绿营,而且将内地的基层行政体制和控制模式在“蛮疆”推广开来。平定“三番之乱”后,清政府在“蛮疆”的统治秩序逐渐稳定。雍正初年,雍正皇帝支持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蛮疆”大规模推进“改土归流”,以流官之设、绿营布防和汛塘体系将清政府在“蛮疆”的统治推进到腹里以外的边疆偏远地区。与明代的卫所制度相比,清代在“蛮疆”设置的汛塘数量相对较少,分布范围却更为广泛,对“蛮疆”偏远地区的控制也更为有效。“改土归流”将清政府对“蛮疆”的控制推进到新的历史高度,在“蛮防”建设、“蛮疆”控制和“蛮疆”开发上构建起相对稳定的良性互动机制。过去内地民人绝敢擅入的“蛮疆”腹地成为长江中下游诸省流民移民垦殖、开矿设厂的沃土,“蛮疆”腹里之外在内地移民经营下得到开发,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开化程度上甚至等同腹里,齐同内地。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冲击下开始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对“蛮疆”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与此同时,英法等国为开拓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相继将“蛮疆”纳入侵略视野。英国依托印度侵占缅甸后,希望经由云南联通长江流域。法国侵占越南后,在企图经红河沟通云南的同时,还积极要求修建自越南到云南或广西的铁路。在此背景下,英法两国对“蛮疆”的渗透和侵略逐步加强。1840年以前在“改土归流”后形成的“蛮防”建设、“蛮疆”控制和“蛮疆”开发的良性互动机制逐渐在“蛮疆”地缘安全危机和清政府的控制颓势中趋向失灵。受此影响,“蛮疆”内防危机频发。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蛮疆”爆发了杜文秀等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此时,云南绿营经乾嘉年间裁减,数量大为减少,且战斗力低下。杜文秀起义的熊熊烈火虽被清政府扑灭,却使其对云南“蛮疆”的控制能力大为消弱。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所裁广东兵勇大量流入广西。加之,广西天灾不断,民生萧条,匪患频发。咸丰皇帝甫登基,广西各地多如牛毛的会匪、土匪及流匪便引起了清政府最高层的重视。在对广西各地匪患围追堵截近一年后,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逐渐发展壮大,遁出广西成长为强烈撼动清政府统治乃至与之分庭抗礼的农民政权。直到清朝灭亡,广西匪患未得肃清。尤其是在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在练勇及后来的新军建设中大量裁减兵勇,因安置不当,导致大量被裁兵勇流落各地,就地为匪,成为“蛮疆”内防安全的重要隐患。相比1840年后“蛮疆”日益恶化的地缘安全局势及由此带来的外防危机,“蛮疆”内防危机虽较此前严重,却非关乎清政府生死存亡的肘腋之患。1840年后,清政府“蛮防”安全面对的威胁主要来自英法两国对越南、缅甸等邻国的侵略及由此带来的边防危机。在边防层面上,1840年前,清政府依靠宗藩体制将越南、缅甸等邻国纳入“以藩为屏”的边防体系。在宗藩关系下,清朝作为“天朝上国”,本着“以大事小”的原则,可应藩属国请求出兵帮其平定叛乱,而越南、缅甸等属国则本着“以小字大”的原则,定期向清朝朝贡,请求册封。一般情况下,清朝不干涉越南、缅甸内部事务,双边边界纠纷也能在宗藩体制内得以妥善化解。即便如此,中越、中缅之间依然存在一条相对明晰的传统习惯线。清政府在传统习惯线内侧依托有利地形构建了一条由边关、边卡、边隘和边峒等防御要塞构成的军事边防线。在宗藩体制下,中越边防和中缅边防的主要任务并非防御对方军事入侵,而是更加侧重查禁私越等边境管理事务。1840年后,随着英、法等西方势力开始介入越南、缅甸等邻国。中越、中缅边防的地缘安全局势、边防对象和边防任务都发生明显变化。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保护。随后,英国宣布吞并上缅甸。中越、中缅宗藩关系事实终结,清王朝依托宗藩体制构建的“以藩为屏”的边防体系在“蛮疆”方向彻底瓦解。随着中越、中缅勘界工作的进行,清政府不得不面对以强为邻的地缘安全现实。为此,1885年前后,清政府依靠云贵总督岑毓英和广西提督苏元春等封疆大吏开始在“蛮疆”推进绿营裁整,编练练勇及新军,购置新式枪械,修整边防炮台,开办军事学校,以近代边防建设增强“蛮疆”边防。另外,清末,清政府还在“蛮疆”大力推进边疆新政,通过移民实边、兴办近代工业、振兴商业、举办近代教育、筹建铁路、完善电报通讯网络,将“蛮疆”的开发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蛮防”安全应当构建在蛮防建设、蛮疆控制和“蛮疆”开发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1840年后,清政府在“改土归流”中构建的蛮防安全机制在内忧外困的国家颓势及由此带来的地缘安全危机中出现问题后,又在1885年后的蛮防建设、蛮疆新政和蛮疆开发中在近代化的轨道上进入到一个艰难的重建和调适过程中,对“蛮防”安全和“蛮疆”稳定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
吴思建[9]（2019）在《清末民初知识精英民族观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抵御当前国际社会中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消极思想的影响,我国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和增强民族国家认同必不可少。清末民初是中华民族意识形成的重要时期,是爱国主义情感和国家认同集中激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知识精英为了抵御西方国家的思想入侵,强化国家意识做出了许多贡献。内穷外困的社会现实刺激着中国的民族观念走向变革,以应对国际社会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传播。这一时期知识精英的民族观念主要被三种思想所影响,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为知识精英的民族观念奠定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赋予这一时期民族观念“强权、竞争”的色彩,民族国家思想为中国的发展描绘了美好蓝图。分析知识精英的民族观念,能够了解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的构建实践,深入认知这一时期民族观念的内涵,从而吸取前人在构建中华民族意识的经验和教训,寻找清末民初与当代民族观念的内在契合点。对清末民初知识精英的文献材料进行分析,把握中国民族观念发展的历史过程,发现清末民初知识精英民族观念存在的问题以及带来的社会效益和历史影响,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强化爱国主义情感,推动中国和平崛起提供符合中国自身逻辑的思考和认识。
刘宝吉[10]（2013）在《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文中认为作为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修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而莒县、沂水大刀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型。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南旗会事件以一系列冲突的形式发生,并最终导致了黄石山惨案,莒沂大刀会由此走向了它的终点。鲁南旗会事件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一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莒沂青旗会不仅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还在自卫和自治两个方面上与政府发生了冲突。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而莒沂青旗会的悲剧性结局正与此密切有关。不过,国家的扩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生态的再度恶化。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作为地方居民的一场社会文化实践,大刀会的启动方式是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大刀会的消失是它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一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
二、学校调度法(续第一期第八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学校调度法(续第一期第八号)（论文提纲范文）
（1）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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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 四、概念的界定 |
| (一) 《女铎》 |
| (二) 女性角色 |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理论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 (一) 主编 |
| (二) 撰写人员 |
| (三) 读者 |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 (一) 编辑要旨 |
| (二) 栏目内容 |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 (一) 布道征文 |
| (二) 编读互动 |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 (一) 夫妻关系 |
| (二) 亲子关系 |
| (三) 婆媳关系 |
| (四) 主仆关系 |
| (五) 新式社交 |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2）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上篇:游兴 |
| 第一章 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第一节 游记作者之身份特征 |
| 一、职业类型 |
| 二、教育背景及留学经历 |
| 三、居住地及旅行出发地 |
| 第二节 游记作者之游侣身份特征 |
| 一、与友人相偕同游 |
| 二、与同寅相偕同游 |
| 三、与家人相偕同游 |
| 四、与同学相偕同游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旅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游记作者出行原因及主诉动机 |
| 第一节 休闲游览之动机 |
| 一、“性本好游”:视旅行为乐事,事旅行成习惯 |
| 二、因“久慕”而发之游兴 |
| 三、逃离城市:逃离喧嚣环境和枯燥工作 |
| 四、“消此闲暇”与“借地消遣” |
| 五、养疴避暑:对身体康健的追求 |
| 六、“蜜月旅行”:受西方影响的时髦事物 |
| 第二节 兼事游览:公务、考察、探亲旅行中之主诉动机 |
| 一、考察旅行 |
| 二、公务旅行 |
| 三、返乡探亲 |
| 四、其他旅行中的游览动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游记作者之游兴动机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一、城市化、现代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二、休闲旅行:城市娱乐新风尚 |
| 三、旅途中呈现之城市生活现代性 |
|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不快体验:拥挤、喧嚣与压力 |
| 一、拥挤: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多 |
| 二、喧嚣:工业化与城市环境污染 |
| 三、压力:八小时工作制与超负荷工作 |
| 第三节 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 |
| 一、星期休息制与日常休闲旅行 |
| 二、公共假期与假日休闲旅行 |
| 三、师生专享假期:暑假、寒假、春假之旅行 |
| 第四节 新职业和新机会:公务考察旅行 |
| 一、“公务”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二、“交通运输业”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三、“自由职业”群体中新闻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四、“自由职业”群体中教育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五、工商实业界的考察旅行机会 |
| 六、参加学会、学社、研究会主办会议之旅行机会 |
| 第五节 “海外亲历”与“本土示范”引领旅行新风尚 |
| 一、留学生目睹与亲历之海外旅行游览热潮 |
| 二、在华外国人的旅行示范 |
| 三、海外来华旅行团的旅行示范 |
| 本章小结 |
| 中篇:游踪 |
| 第四章 1927—1936年《旅行杂志》国内游记游踪之时空分布 |
| 第一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时间分布 |
| 一、1927—1928年间分布统计 |
| 二、1929—1932年间分布统计 |
| 三、1933—1936年间分布统计 |
| 第二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空间分布 |
| 一、中心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二、扩散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三、边疆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踪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点状分布特征:山、水、古迹 |
| 一、山:游山与山居避暑 |
| 二、水:从江河湖泊到海滨 |
| 三、古迹:访古而思今 |
| 第二节 线性分布特征:沿水陆交通线分布 |
| 一、沿陆路交通线分布 |
| 二、沿水路交通线分布 |
| 第三节 圈层分布特征:以城市为中心的发散 |
| 一、由沪杭宁平津出发之游踪分布 |
| 二、由其他城市出发之游踪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游踪分布特征产生之原因 |
| 第一节 新式交通拓展旅行之时空范围 |
| 一、空间不变,时间缩短 |
| 二、时间不变,空间扩展 |
| 第二节 住宿设施的现代化与多样化 |
| 一、新式旅馆的兴起与发展 |
| 二、传统之逆旅、客店、客栈等住宿设施 |
| 三、传统之寺庙与道观等住宿设施 |
| 四、多样化的住宿设施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游览地之开发建设 |
| 一、城市公园与游憩地的开发建设 |
| 二、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建设 |
| 第四节 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与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一、地方官绅的捐款和兴建 |
| 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第五节 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 |
| 一、客源地之旅行服务 |
| 二、目的地之旅行服务 |
| 三、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之交通服务 |
| 本章小结 |
| 下篇:游观 |
| 第七章 由传统行为到现代意识:旅行意义认知中的新与旧 |
| 第一节 传统旅行意义认知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旅行是活学问”之教育意义 |
| 二、体察民情之社会意义 |
| 三、调节身心之健康意义 |
| 第二节 对旅行意义的新体悟 |
| 一、激发爱国热情与树立文化自信 |
| 二、医治“都市病”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由休闲活动到旅行事业:对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认知 |
| 第一节 民国学人视域中发展旅行事业的价值 |
| 一、“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 |
| 二、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 |
| 三、“谋文化之推广”,“兴起进取的精神” |
| 四、“登临凭吊”而知“祖国的可爱” |
| 第二节 积极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的原因 |
| 一、“西学东渐”之一部 |
| 二、“挽救经济国难” |
| 三、回应“反宣传”,获取“近代国家资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由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近代中国旅行事业之理论生成 |
| 第一节 对西方旅行事业的话语引入和经验分析(1930—1935) |
| 一、旅行话语的引入方式及其对经济价值的关注 |
| 二、民国学人对海外旅行事业兴盛发展原因的经验分析 |
| 第二节 对发展旅行事业具体路径的探讨(1936—1940) |
| 一、全面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 |
| 二、深入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本土化的旅行话语理论(1941—1949) |
| 一、构建旅行话语之理论体系 |
| 二、构建旅行话语之目的在于指导战后经济重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目录(536篇) |
| 附录二: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作者信息(部分) |
| 附录三: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主要省区游踪分布示意图 |
| 附录四: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之游踪出发地与目的地关系示意图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
（3）传播学视野下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近代回族报刊《月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插图和附表清单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想象的共同体”等概念的学术话语研究 |
| 三、民国回族报刊研究的现状 |
| 四、《月华》研究的现状与文本解读的缺失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传播平台的建构：《月华》的发生与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时代语境：近代回族报刊发生的背景 |
| 一、历史的助推：社会因素 |
| 二、新思潮的冲击：思想因素 |
| 三、近代时期回族报刊的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月华》的发生与变迁 |
| 一、马福祥与《月华》之渊源 |
| 二、回族知识分子的使命 |
| 三、《月华》的历史轨迹 |
| 第三节 历史变迁中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因素 |
| 一、传播技术的功能 |
| 二、“迁址”轨迹的地图功能 |
| 第二章 议题设置：为受众设定想象的空间 |
| 第一节 受众的想象空间：《月华》的主编及作品 |
| 第二节 传播内容与核心议题类型 |
| 一、《月华》的传播内容分类 |
| 二、《月华》的核心议题类型 |
| 第三节 国家、民族、个人：《月华》设置议题的出发点 |
| 一、核心议题的功能 |
| 二、读者定位的功能 |
| 第三章 政治观念变迁：从虚拟想象到现实追求 |
| 第一节 浪漫：早期政治合作理念的特点 |
| 第二节 务实：抗战时期的“以经释战” |
| 一、关注抗战 |
| 二、宣传抗战 |
| 三、号召抗战 |
| 第三节 理性：参政议政权利的争取 |
| 一、《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争议 |
| 二、理性参政议政的主张 |
| 第四节 从浪漫到理性：想象的去抽象化过程 |
| 第四章 社会调查与教育倡导：宗教语言转型与传承的关键 |
| 第一节 回族社会调查的动力及归属 |
| 一、早期调查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
| 二、回族社会调查的原因分析及类型归属 |
| 第二节 人口、教育、宗教和民生：社会调查的核心内容 |
| 第三节 教育：回族社会的困境之源与解决之道 |
| 一、回族社会发展的困境 |
| 二、回族社会发展未来的探索 |
| 第四节 教育：共同体传承的关键 |
| 第五章 大国理想：民族发展与国家振兴并行 |
| 第一节 西北开发：寻求民族发展的区域支持 |
| 一、关注西北 |
| 二、新疆困境 |
| 三、解决方案 |
| 四、《月华》启示：现代化路径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国民外交：寻求国际援助与抵御侵略 |
| 一、《月华》的国民外交探索与实践 |
| 二、《月华》同人国际观的时代特征考察 |
| 三、国民外交和国际观察的意义 |
| 第三节 大国理想：共同体的固化之策 |
| 结语：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初衷——民族发展与国家振兴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附论 前人研究简评与若干问题的思考 |
| 第一章 宣统小说界:陷入低潮 |
| 第一节 低潮来袭 |
| 第二节 政局动荡冲击 |
| 第三节 小说内部机制失衡 |
| 第四节 "小说界经济危机" |
| 附论 试论推动晚清小说演进的"第三种力" |
| 第二章 单行本·期刊·日报:小说发展模式的分化与确立 |
| 第一节 不同载体对小说市场的回应 |
| 第二节 载体差异与小说发展模式的分化 |
| 第三章 翻译·自撰:形势大逆转 |
| 第一节 翻译小说驱动力的逐年消解 |
| 第二节 改造翻译小说的尝试 |
| 第三节 自撰小说驱动力的逐年增长 |
| 第四章 理论界嬗变:多声合奏,合而不和 |
| 第一节 力撑场面的"社会派" |
| 第二节 旗偃鼓息的"美学派" |
| 第三节 蓄势潜行的"现代派" |
| 第四节 风头渐劲的"消闲群" |
| 第五章 小说低潮期中的作家众生相 |
| 第一节 作家的生存策略及其文学选择 |
| 第二节 典型个案:"小说大家"陆士谔 |
| 附论 陆士谔著作考辨及其他 |
| 第六章 旧小说复兴与新小说调适 |
| 第一节 "革命"尚未成功:旧小说卷土重来 |
| 第二节 启蒙与娱乐杂交:"新消闲小说"的勃兴 |
| 第七章 新文学因子的孕育与萌蘖 |
| 第一节 新闻与小说联姻:"时闻小说"的渐兴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艰难的"先锋实验":新小说的新选择 |
| 第八章 晚清海外华文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东洋板块 |
| 第二节 南洋板块 |
| 第三节 北美板块 |
| 结语 |
| 附录一:中国近代小说发表量年度分布表 |
| 附录二:近代以"小说"命名的部分报刊 |
| 附录三:晚清中文报刊相关统计表 |
| 附录四:晚清出版机构小说出版量统计表 |
| 附录五:晚清单行本小说出版情况统计表 |
| 附录六:晚清报刊小说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七:宣统朝小说编年 |
| 上编 中国本土 |
| 《白话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北京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北京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北京醒世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渤海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沧浪杂志》与小说相关编年 |
| 《长春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大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大同白话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帝国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法政浅说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法政杂志》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改良婚嫁会月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广粹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广东劝业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桂林官话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国民白话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国民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国事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汉口中西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杭州商业杂志》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吉长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晋阳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菊济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两日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疁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民视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南越报》附张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女学生》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七十二行商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浅说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绍兴医药学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时事新报月刊》与小说相关编年 |
| 《顺天时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四明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天铎》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天铎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天趣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通问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图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图画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图画新闻》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吴声》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厦门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笑林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新世界画册》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新中华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醒华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学生杂志》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羊城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医学世界》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医学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约翰声》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浙江白话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浙江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正宗爱国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国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华民国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外实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西医学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下编 海外 |
| 《槟城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华字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南洋总汇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星洲晨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西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兴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论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之变迁 ——以《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为分析文本（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相关概念辨析 |
| 五、文献运用与方法 |
| 第一章 私有财产权保护观念之变迁:个体从家庭中分离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的私有财产权观念:家庭伦理之私 |
| 一、传统中国私有财产权的历史沿革 |
| 二、家庭伦理之私 |
| 三、特殊主体的私有财产权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观念:私权与公权的博弈 |
| 一、清末民初个体权利观念的引进 |
| 二、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观念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私有财产权观念:私权社会化 |
|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私有财产权观念的社会本位特征 |
| 二、个体权利保障的阶段性成果:南京国民政府民法典 |
| 小结 |
| 第二章 私有财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之变迁:民刑分立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民刑合体、契约为辅 |
| 一、成文法典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
| 二、契约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法律体系的建构:民刑有分 |
| 一、《大清民律草案》的提出及其局限性 |
| 二、《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及其大理院对之适用 |
| 三、习惯及其适用 |
| 四、条理的适用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法独立 |
| 一、民国民法典的立法过程 |
| 二、民国民法典之立法精神 |
| 小结 |
| 第三章 私有财产权保护司法体制之变迁:审判权独立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州县官审判权行政权不分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司法行政分立 |
| 一、司法独立——大理院设立缘由 |
| 二、“寺”、“院”承续:司法独立之局限性 |
| 三、“院”、“院”裂变:司法体系优化、审行分离深化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独立审判 |
| 一、依法独立审判的原则 |
| 二、民事审判机构的变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承前启后:民初司法实践之断面解析 |
| 第一节 债权——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 |
| 一、择以买卖、雇佣契约两种判例之概述 |
| 二、所涉及之案例 |
| 三、案例之分析 |
| 第二节 物权——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的拉锯 |
| 一、概述 |
| 二、涉及之案例 |
| 三、总结分析 |
| 第三节 亲属、承继——伦理纲常与平等自由的博弈 |
| 一、概述 |
| 二、涉及之案件 |
| 三、总结分析 |
| 结论 |
| 一、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变迁之四个面向 |
| 二、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时代特征——必然性和民族性 |
| 三、大理院司法兼营立法的历史及时代意义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学术前史 |
| (一)、关于“交通系”的研究现状 |
| (二)、关于“交通系人物经济活动与经济政策”的研究现状 |
| (三)、余论 |
| 二 选题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意义 |
| (二)、重点、难点和主要学术创新 |
| (三)、研究的思路、主要理论与方法 |
| 三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
| 第一章 北洋集团的崛起与交通系的形成、发展 |
| 第一节 交通系主要成员及早期经历 |
| 一、出身、文化与教育状况 |
| 二、地缘、亲缘、业缘关系密切 |
| 三、职业经历与社会活动特征 |
| 四、与北洋集团核心人物袁世凯、徐世昌的关系 |
| 第二节 北洋、东北新政及辛亥革命中的建树 |
| 一、在北洋、东北新政中的建树 |
| 二、辛亥革命中的功勋 |
| 第三节 交通系主要人物与清末铁路、金融 |
| 一、控制交通行政权 |
| 二、收回路权 |
| 三、革新路政 |
| 四、创办交通银行 |
| 五、对铁路国有化的态度 |
| 第二章 交通系与民初交通四政政策 |
| 第一节 对交通部及交通行政、事权的控制、影响 |
| 一、对交通部的控制 |
| 二、中华全国铁路协会的成立 |
| 三、利用“二次革命”对路权的进一步控制 |
| 第二节 交通系与民初铁路 |
| 一、铁路国有政策的推行 |
| 二、统一路政 |
| 三、国有铁路的资产管理制度 |
| 第三节 交通系与民初的航政、邮政、电政 |
| 一、电信事业的发展 |
| 二、邮政事业的重大改观 |
| 三、航政——轮招局的国有、商办之争 |
| 第三章 交通系与民初金融政策 |
| 第一节 对中交二行的控制与影响 |
| 一、控制中交二行的人事与行政管理权 |
| 二、对中交二行性质、地位的影响 |
| 第二节 经理内国公债 |
| 一、发行内债之必然性 |
| 二、梁士诒、周自齐力主发行公债 |
| 三、民三、民四内国公债的募集 |
| 四、民三、四年内国公债发行成功之表现 |
| 五、民国五年内国公债的发行 |
| 六、中交二行与内国公债 |
| 七、内国公债的消极影响 |
| 第三节 垫款与中交停兑风波 |
| 一、1912年——1916年间中交二行垫款情况 |
| 二、中交第一次停兑风波 |
| 第四节 交通银行金融业务的广泛开展 |
| 一、梁士诒与民初交行的经营方针 |
| 二、交行业务的整理与扩大 |
| 第五节 其他金融活动 |
| 一、新华储蓄银行的设立 |
| 二、通惠实业公司对汉冶萍公司的维持 |
| 三、对民族工商业的挹注 |
| 四、发起上海银行公会 |
| 第六节 交通系与民初币制 |
| 一、整理滥币 |
| 二、影响币制改革 |
| 第四章 交通系与民初财税政策 |
| 第一节 交通系人物的财政思想与推行的主要政策 |
| 一、梁士诒的财政思想与推行的主要政策 |
| 二、周自齐的财政思想与推行的主要政策 |
| 第二节 对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 |
| 一、财政部官制修订 |
| 二、考成条例与征收官交代条例的颁行及地方财政管理制度规定 |
| 三、预算制度的举办 |
| 四、国地税名目取消与规复解款 |
| 五、会计与审计制度 |
| 第三节 外债的举借 |
| 一、梁士诒与外债举借 |
| 二、周自齐与外债举借 |
| 三、对交通系举债的评价 |
| 第四节 官产、官业政策 |
| 一、官产、官业问题的形成及北洋政府的最初政策 |
| 二、交通系与官产、官业处理 |
| 第五节 整理旧税与施行新税 |
| 一、整理旧税 |
| 二、施行新税 |
| 第六节 盐政改革与海关管理 |
| 一、盐政改革 |
| 二、海关管理 |
| 第五章 交通系与民初农工商政策 |
| 第一节 农业政策及影响 |
| 一、农业政策 |
| 二、大力发展林业 |
| 第二节 工商业政策及影响 |
| 一、设立劝业委员会并拟订章程 |
| 二、对各地商会组织的规范 |
| 三、商业政策 |
| 四、工矿业政策 |
| 结语 |
| 征引与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晚清西方兵学译著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缘起及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难度及创新 |
| 第一章 明末清初兵学新知识的导入 |
| 第一节 兵学汉文西书概况 |
| 第二节 兵学汉文西书所蕴涵的兵学新知识 |
| 第三节 中国士大夫的兵学意识和政府的造炮实践 |
| 结语 |
| 第二章 晚清西方兵学知识的传播(1860-1895) |
| 第一节 兵学译著的多角度考察 |
| 第二节 李鸿章、丁日昌等与《枪炮操法图说》 |
| 第三节 李凤苞与《海战新义》 |
| 结语 |
| 第三章 机构与译书—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
| 第一节 翻译馆兵学译著的特点 |
| 第二节 傅兰雅的兵学译著 |
| 第三节 舒高第的兵学译著 |
| 第四节 林乐知、瞿昂来与《列国陆军制》 |
| 结语 |
| 第四章 文本的价值—以《普法战纪》为例 |
| 第一节 编撰过程 |
| 第二节 版本内容 |
| 第三节 史料价值 |
| 第四节 《普法战纪》与王韬的军事思想 |
| 第五节 《普法战纪》的影响 |
| 余论 |
| 附录一: 晚清西方兵学译著知见录 |
| 一、军制类 |
| 二、军事装备类 |
| 三、军事管理教育类 |
| 四、军事工程类 |
| 五、军事后勤类 |
| 六、军事训练类 |
| 七、行军作战类 |
| 八、防海类 |
| 九、军事地理类 |
| 十、战略、战术、战法类 |
| 十一、战史类 |
| 十二、其他 |
| 附录二: 征引文献 |
| 后记 |
（8）晚清“蛮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一) 时间界定 |
| (二) 空间界定 |
| (三) “蛮”与“蛮防”界定 |
|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分析 |
| (一) “苗防”研究 |
| (二) 中越划界研究 |
| (三) 中缅划界研究 |
| (四) 晚清“蛮疆”开发研究 |
| (五) “蛮疆”边防建设研究 |
| 三、基本思路、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基本思路 |
| (二) 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第一章 1840年以前“蛮防”问题的简要回顾 |
| 第一节 1840年以前“蛮疆”统治的加强 |
| 第二节 1840年以前的“蛮疆”驻防体系 |
| 一、1840年以前的“蛮疆”安全形势 |
| 二、绿营驻防的“蛮防”价值 |
| 第三节 1840年以前的“蛮疆”边防 |
| 一、明代的卫所军制与“蛮防” |
| 二、1840年以前的中缅边防 |
| 三、1840年以前的中越边防 |
| 第四节 1840年以前的“蛮疆”开发 |
| 第二章 1840年后宗藩体制下的“蛮防” |
| 第一节 “以藩为屏”的中越边防 |
| 一、中越宗藩关系溯源 |
| 二、宗藩体制下的中越边防 |
| 第二节 1840年后广西的“内防”危机 |
| 一、道光、咸丰年间广西的“剿匪”活动 |
| 二、清政府对“金田会匪”的早期围剿 |
| 第三节 中法战争前的中越边境管理事件 |
| 第四节 中缅宗藩关系下的中缅边防 |
| 一、中缅宗藩关系溯源 |
| 二、1840年后中缅宗藩关系的终结 |
| 三、1840年后云南的“内防”危机 |
| 第三章 1840年后“蛮防”对象的转变 |
| 第一节 1840年后中越边防对象的转变 |
| 一、法国对越南与“蛮疆”的战略意图 |
| 二、清政府对中越宗藩关系的新定位 |
| 三、“保藩固圉”边防政策的确定 |
| 四、清政府对中越边防问题的讨论 |
| 五、地缘安全危机中的阮朝 |
| 第二节 1840年后中缅边防对象的转变 |
| 一、英国对缅甸的地缘战略意图 |
| 二、地缘安全危机中的雍籍牙王朝 |
| 三、清政府对英侵缅甸的反应 |
| 四、滇缅边防压力的出现 |
| 第四章 1885年后“蛮疆”国界线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越边界的勘划 |
| 一、清政府对中法议界的讨论 |
| 二、桂越边界的勘划 |
| 三、滇越边界的勘划 |
| 四、粤越边界的勘划 |
| 第二节 滇缅边界的勘划 |
| 一、滇缅分界概况 |
| 二、滇缅北段边界争议 |
| 三、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 |
| 第五章 1885年后广西的“蛮防”建设与“蛮疆”开发 |
| 第一节 中法战后广西“蛮防”的地缘安全形势 |
| 第二节 中法战争后广西的陆路边防建设 |
| 第三节 中法战争后广西的“蛮疆”开发 |
| 一、桂南边防与龙州近代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
| 二、清末广西铁路筹建中的边防考量 |
| 三、广西电报事业的举办 |
| 四、桂西南“蛮疆”的移民实边 |
| 第六章 1885年后云南的“蛮防”建设与“蛮疆”开发 |
| 第一节 中法战争后云南的地缘安全局势与边防建设 |
| 一、训练练军、勇营,充实内外驻防 |
| 二、构建近代化边防及管理机制 |
| 三、后岑毓英时代的云南边防 |
| 第二节 滇越铁路及其“蛮防”影响 |
| 一、滇越铁路带来的地缘安全压力 |
| 二、滇越铁路的近代化效应与边防价值 |
| 第三节 晚清云南的“蛮疆”开发 |
| 一、风光难再的滇铜业 |
| 二、异军突起的个旧锡业 |
| 三、其他近代事业的相继开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档案、资料类 |
| 二 专著、译著类 |
| 三 学术论文类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9）清末民初知识精英民族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清末民初民族相关概念的讨论 |
| (二)关于清末民初民族关系的讨论 |
| (三)关于清末民初民族问题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四、相关理论与概念界定 |
| (一)知识精英 |
| (二)民族观念 |
| (三)天下主义与民族主义 |
| (四)报刊文献相关资料 |
| 第一章 背景与渊源:清末民初知识精英民族观念形成 |
| 第一节 内穷外困:时代需要民族观念的更新 |
| 一、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 |
| 二、被压迫民族“我”者意识的兴起 |
|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报刊的兴起 |
| 第二节 中西交汇: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撞 |
| 一、中华传统的普世世界观——天下观念 |
| 二、西方强势威逼下的时代共识——民族国家思想 |
| 三、救亡警钟声中的救命稻草——社会达尔文主义 |
| 第二章 传入与接受:清末民初知识精英民族观念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和国家:来自异域的概念与归抚 |
| 一、西方民族概念的传入与形成 |
| 二、“天下”观念的落幕与“国家”观念的发展 |
| 第二节 本来与本源:民族来源说和夷夏观念的式微 |
| 一、“西来说”与汉民族来源 |
| 二、“夷夏之辨”观念的异化及其发展 |
| 第三章 挑战与应对:清末民初知识精英民族观念与中华民族重构的讨论 |
| 第一节 从排满到同化: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实践观念 |
| 一、“排满”观念的兴起与消亡 |
| 二、“民族竞争”观念的传入 |
| 三、“同化”观念的流行与发展 |
| 第二节 从救亡到建国:民族国家构建与领土疆域问题的实践观念 |
| 一、救亡图存——多种救国观念的讨论 |
| 二、“多民族”建国观念的确定 |
| 三、西藏边疆问题的争论 |
| 第四章 时势与应变:影响清末民初知识精英民族观念的因素 |
| 第一节 千古变局与应对策略:知识精英的难题 |
| 一、满汉矛盾与中西冲突:社会变迁中的民族问题突显 |
| 二、异族与灭种: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 |
| 第二节 角色转变与认知重构:知识精英的答案 |
| 一、社会角色的变迁 |
| 二、知识结构的变迁 |
| 第五章 自觉与反省:清末民初知识精英民族观念的评价 |
| 第一节 推动与唤醒:知识精英对中华民族形成与民族国家建立的影响 |
| 一、知识精英对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相关问题解决的推动 |
| 二、知识精英对国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的唤醒 |
| 三、知识精英与国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增强 |
| 四、知识精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发展 |
| 第二节 激进与虚无:清末民初知识精英民族观念存在的时代遗憾 |
| 一、极端民族主义萌发 |
| 二、文化守旧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
|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冲击 |
| 结论 |
| 一、民族的知识精英发挥好意见领袖作用 |
| 二、从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推动国家认同 |
| 三、强化爱国主义精神要关注民族国家要素 |
| 四、“兼容并包”应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内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缀语 |
| 引言 现身于地方生活的大刀会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地方居民的生活景观 |
| 1、“×石山”：一桩被遮蔽的惨劫 |
| 2、日常视角：常人世界的综观 |
| 二、“错画”里的栖居者：地方性社群大刀会 |
| 1、学术史回顾、论文结构和资料综述 |
| 2、理论思路：“地方社会场域”的引入 |
| 第一编 地方?空间鲁南场景：蒙山诉水间的世界 |
| 引子 黄世山惨案 |
| 第一章 人与地：地理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生民其居：沂属之地 |
| 一、山水怀抱：自然地理环境 |
| 1、齐鲁锁钥：山水形成的脉络 |
| 2、沂州府地：政治技术的标签 |
| 二、人居形态：基本聚落三种 |
| 1、村庄起源以及节点般的集镇 |
| 2、金城汤池：作为中心的县城 |
| 三、“休咎尤要”：自然生态概况 |
| 1、“见面一大片”：论略里的注解 |
| 2、旱魃、虫子市和蝗神的故事 |
| 四、1934年素描：“十八世纪式的社会” |
| 1、“富于保守性”：乡土调查里的民情 |
| 2、社会现状概略：《重修莒志》里的记载 |
| 第二节 社群辨析：社会的基本形态 |
| 一、“敬宗收族”：基础性的社群 |
| 1、“家族本位”：以汀沟于氏为例 |
| 2、请家堂：“世代相传”的文化 |
| 二、民谚俗语里的大族传说：以刘南宅为例 |
| 1、神话里的家族与住宅：“刘南宅” |
| 2、科举与望族：帝国庇荫下的巨室 |
| 三、“客家子”与“主家”：租佃制度概况 |
| 1、由庄户人、财主脖子谈到张家庄子 |
| 2、干打鞭与陪牛地、吃地粮与拨房工 |
| 四、“出家人”：边缘社群的生活 |
| 1、出家与受戒：杨志明的个人回忆 |
| 2、浮来旧事：佛成和他的弟子们 |
| 第三节 民生脉络：隐现的经济圈 |
| 一、“绕着地头转”：作为生计之本的农业 |
| 1、农事一年：《农圃便览》里的记载 |
| 2、五谷及其他：耕作法和农产种类 |
| 二、百工与商旅：各县工商业概况 |
| 1、“皆农家者流”：由《考工记》谈起 |
| 2、中心与腹地：工商业的地理差异 |
| 三、“一方之货”：蚕桑与花生 |
| 1、“蚕缫微利”：东山柞茧与南山丝 |
| 2、“出口大宗”：许村与花生的故事 |
| 四、“纤悉均关生计”：脆弱的经济体系 |
| 1、“凶荒之妙制”：由煎饼谈衣食住行 |
| 2、旧法与凶岁：“耕识图”和“呼吁书” |
| 第四节 生态细微：日常生活的若干剖面 |
| 一、集会与节庆：地方生活的两个副章 |
| 1、“通工易事”：集与会的分工协作 |
| 2、节庆之链：地方居民的心灵节拍 |
| 二、“庙多神众”：混沌的信仰世界 |
| 1、“敬祷诸神”：由“莒州庙全”谈起 |
| 2、“搬龙王爷爷”：灵公山龙神庙祈雨 |
| 三、“搭台唱戏”的流动景观 |
| 1、“万人坑”：张之栋的个人回忆 |
| 2、“唯一的娱乐”：农村演剧简析 |
| 四、缩微标本：社会生态系统里的庙会 |
| 1、1932年浮来山庙会：李鼐先生的讲述 |
| 2、信仰、娱乐与经济：庙会与地方社会生态 |
| 第二章 从危机到灾难：二十年代社会生态的恶化 |
| 引子 迟钝的村民 |
| 第一节 从帝国到民国：清末民初的地方影像 |
| 一、王朝遗迹：枯骨冢、僧王庙和圩寨 |
| 1、“只有神佛能弄清”：枯骨冢与僧王庙 |
| 2、团练与圩寨：防卫策略的官民分野 |
| 二、震荡余波：民初沂水县的纷争 |
| 1、“三麟之乱”：学校、政党及刘南宅的没落 |
| 2、“肚子里有牙”：讼棍与同盟会员张克缦 |
| 三、名宦与好官：一个县官的民国经历 |
| 1、仕莒记略：“与莒人相习若一家然” |
| 2、“要想当好官”：“护官符”与大仙堂 |
| 四、新政二例：警察与学校的开设 |
| 1、“开办数年不能推广”：警察的设立 |
| 2、洋学与私塾：学制之变后的“双轨制” |
| 第二节 “稀有之惨剧”：1925-1930年间的天灾人祸 |
| 一、“天道无亲”：1928年灾荒纪略 |
| 1、“重重灾劫”：赈务报告里的图景 |
| 2、“飞蝗神话”：“蚂蚱市”及其他 |
| 二、“山东百姓受了坑”：鲁张之祸 |
| 1、“甲于全国”：苛捐杂税之害 |
| 2、“兵来一扫清”：丘八之祸 |
| 三、“国民干遭殃”：百姓眼中的“北伐” |
| 1、“都是土豪大头黄”：刘黑七祸莒 |
| 2、“可怜莒民受牵连”：高桂滋困城 |
| 四、“土匪市”：社会基础的破坏 |
| 1、惨案种种及日常生活紊乱 |
| 2、雪天哀鸿：逃亡者的讲述 |
| 第三节 致命的创口：从隐患到灾祸 |
| 一、作为盗薮：沂州匪患问题探微 |
| 1、“天命将乱”：一份伪示里的真言 |
| 2、“非自今始”：“土匪世界”三度出现 |
| 二、“噬脐之祸”：兵匪通气的积弊 |
| 1、“十八家大人”：一个绝妙的例证 |
| 2、兵匪通气论：相关报道的梳理 |
| 三、匪祸告哀：八里巷惨案前后 |
| 1、未有之浩劫：各界电文与官方处理 |
| 2、冤枉庙的警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
| 四、徒劳的努力：地方精英的失败 |
| 1、兖沂治安讨论会的成立和呼吁 |
| 2、杯水车薪：合法途径解决无望 |
| 第四节 “匪夷所思”：刘黑七的人生注解 |
| 一、亡命之徒：“以掠夺为职业的游民” |
| 1、破坏性社群的定位与基本构成 |
| 2、“出身捷径”：杀人放火做大官 |
| 二、匪首群像：何谓“职业土匪” |
| 1、“西南马子”：以抱犊崮为标志的匪区 |
| 2、石增福从匪记：被“染污”的人生 |
| 三、“闯土匪”：羊倌刘堂的选择 |
| 1、山神节前：家庭、经历和誓言 |
| 2、放羊调里：“寻思寻思不坦然” |
| 四、改名前后：一朝匪皮换新装 |
| 1、刘团发祥史：作为匪巢的蒙山万寿宫 |
| 2、“就抚”国军：北伐先遣军与新四师 |
| 第二编 事件.曰常乡土之蔓：鲁南乡村中的大刀会 |
| ——以莒沂青旗会为例 |
| 引子 那时的年头 |
| 第三章 “借秧子”：鲁南大刀会的兴起 |
| 第一节 “自卫之好教材”：蒙阴八寨的故事 |
| 一、匪情与自卫方式的交互演变 |
| 1、“几无一日不遭匪劫”：蒙阴匪祸及其根源 |
| 2、“失败中的觉悟”：由不相顾到守围 |
| 二、八寨之地：聚落景观的构筑 |
| 1、原则：先人和,再地利 |
| 2、方法：围墙、炮楼与械弹 |
| 三、“组织系统”与“防守法” |
| 1、寨之组织：战时与平时 |
| 2、日常“防守法”的演变 |
| 四、由村到寨：社会更生与文化实践 |
| 1、“自卫之效力”和“大的趋势” |
| 2、多重之寨：小社会的自治与更生 |
| 第二节 神威与大运：莒沂青旗会的兴盛 |
| 一、大古家沟：一个村庄的行动 |
| 1、龙公山下：条子、族长和武学堂 |
| 2、土地庙前：杜梨子树上的“成果” |
| 二、从“保护村庄”到“谩骂鲁张” |
| 1、八里巷与太湖村：两个村庄的遭遇 |
| 2、“跋扈”“横行”：鲁张时期略影 |
| 三、“声势浩大”：莒沂大刀会的发端 |
| 1、村庄之链：田瑞、张恒远与青旗会 |
| 2、“南军打,北军退,中间出了个五旗会” |
| 四、“神通得此证明”：渊子河一役的威名 |
| 1、渊子河畔：时间、经过和参加者 |
| 2、新增份子：徐谦凤所讲的细节 |
| 第三节 道会暗林：鲁南社会的另一面 |
| 一、隐秘网络：“秘密社会”管窥 |
| 1、“无足深怪”：“孝帽子会”辨证 |
| 2、密语召唤：孙守立的个人遭遇 |
| 二、“民国第一家”：在家礼、三番子 |
| 1、仪式与手势：一个“盒子皮”之所见 |
| 2、“土匪都不敢惹”：“大杂烩”的威力 |
| 三、夏家道的变迁：从吃斋道到茹素团 |
| 1、夏半仙、《救世宝筏》和神仙府 |
| 2、“莒沂总斋团”：“茹素团”与九大寨 |
| 四、社会危机的反应：两个例证的结论 |
| 1、“二把手”上：万教传在沂水的威风 |
| 2、乘舆辨名：道会兴起与社会危机 |
| 第四节 应激反应：生态灾难与“工具理性” |
| 一、大刀会的宗旨及其渊源 |
| 1、误传何来：“孝帽子会”再辨证 |
| 2、“符法护身”：一则遗曲里的历史 |
| 二、“二周村”之劫：带血的“勾子” |
| 1、重镇悦庄：修围及惨案原委 |
| 2、“处决勾子”：庙会上的审判 |
| 三、劫后余谈：会场里的新面孔 |
| 1、“破围子”：刘黑七的拿手好戏 |
| 2、管廷献论结寨的六便与七难 |
| 四、地方社会对生态灾难的应激反应 |
| 1、由山社说起：农村合作组织的丰富性 |
| 2、会名的思考：工具命名之下的理性 |
| 第四章 在乡土上滋蔓：旗会蔓延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性文化迁移：迁入与传播简析 |
| 一、“怪异的学问”：入会仪式一览 |
| 1、“结入其群”：徐谦凤的讲述 |
| 2、大同小异：相关记载的梳理 |
| 二、精神转换法：作为信仰的身体话语 |
| 1、“装身”：神灵、兜肚和禁忌 |
| 2、“过场”：请神、吃符和排刀 |
| 三、“请老师”：由外地到本地的过程 |
| 1、睡庄的启示：渠道与媒介 |
| 2、“滕峄地方”：勃兴之地探源 |
| 四、“立会”：本地化依托的文化网络 |
| 1、会员探视：日常场景下的必然 |
| 2、桃园三月：拜把子背后的神话 |
| 第二节 “俨然宗教”：社群的崛起 |
| 一、旗会的基本成员和组织形态 |
| 1、不可分离：会员与农民的双重身份 |
| 2、超越村落：会与团的两级组织 |
| 二、大刀问题：武器里的经济理性 |
| 1、三种武器：大刀、快枪与扎枪头 |
| 2、枪价考略：“人人看着快枪好” |
| 三、首领群像：旗会造就的“精英” |
| 1、调查里关于旗会领袖的内容 |
| 2、旗会首领的基本情况分析 |
| 四、“同心土变金”：大刀会“摸底” |
| 1、由被动到主动：防御性策略的演进 |
| 2、“会者,合也”：旗会的整合作用 |
| 第三节 “总老师”：枣红大马上的田瑞 |
| 一、田瑞前传：大老粗、经纪和小商贩 |
| 1、“袖中乾坤”：由莒地嘎语谈经纪 |
| 2、人物素描：出身、经历和见识 |
| 二、从白马到红马：礼物的多重意味 |
| 1、“门口拴着高头马”：一段“牛马经” |
| 2、“走马看红”：“负重致远”的开始 |
| 三、一个比较案例：红旗会首领法真 |
| 1、赵善义的转变：从和尚到法师 |
| 2、游侠之性：家庭、寺院和帮伙 |
| 四、职业的意义：“总老师”、“总会” |
| 1、另类经纪：师承关系与权力结构 |
| 2、群体与个人：首领的责任和性格 |
| 第四节 神秘与熟识：旗会的出场 |
| 一、神秘的香堂：象征空间分析 |
| 1、“不然,是不允许你到香堂看的” |
| 2、由土地庙说起：独特的聚落景观 |
| 二、分离和契合：日常生活的重构 |
| 1、练功习武：古秀林的讲述 |
| 2、独辟领域：生活场景举例 |
| 三、关于“搭台唱戏”的两则回忆 |
| 1、“好不威风”：五天五夜的大戏 |
| 2、“一大快事”：马家拐头的聚会 |
| 四、神楼的见证：戏台上的大刀会 |
| 1、戏里戏外：狂欢之中的社会交流 |
| 2、乡土颤抖：浮来山庙会上的场景 |
| 第五章 从冲突到惨案：莒沂青旗会的结局 |
| 第一节 “一点恶因”：沂水六区事件 |
| 一、重回水由村：追述的起点 |
| 1、“没起冲突”：袁福英等的回忆 |
| 2、宣战与对抗：1933年的报道 |
| 二、杜绍曾的外号及对青旗会的指责 |
| 1、“杜烧包”：六区区长杜绍曾 |
| 2、“大刀会是邪教,不是顺民” |
| 三、“点他的火烧他的包”：杜绍增之死 |
| 1、“兴办学堂”：关于起因的三种记载 |
| 2、“杜绍增必须服输”：冲突经过和结果 |
| 四、“实为地方三幸”：事件的“和平处理” |
| 1、“今后要安分守己”：劝导、宣慰和弹压 |
| 2、应变有方：运其昌所受嘉奖与恭颂 |
| 第二节 风波迭起：多次上演的血剧 |
| 一、风潮日重：青旗会与红旗会冲突 |
| 1、“失教的民众”和三种思想的显现 |
| 2、满堂坡：“细故”与“门户之见” |
| 二、“轩然大波”：五旗会与红旗会冲突 |
| 1、“螳臂当车”：一篇详实的报道 |
| 2、县志记载、德政宣言及其他 |
| 三、事起防务捐：盛家垛庄之祸 |
| 1、“连庄会会费”,还是“防务捐”? |
| 2、“一个大仗”：黄沙沟交火的回忆 |
| 四、北乡暴动：沙沟事件始末 |
| 1、李德的回忆：赵玉瑞的办会 |
| 2、“打局子”：与李景岗的冲突 |
| 第三节 “暴动”造成：苏村遭遇前后 |
| 一、苏村遭遇：一次“激战”的考证 |
| 1、乡下老造反：展书堂谈骚乱始末 |
| 2、“巧遇而已”：回忆与调查里的记载 |
| 二、骑虎难下：青旗会陷入的困境 |
| 1、“拉到沂水去闹”：田瑞的愤怒 |
| 2、“两全其美”：刘荫第的阴谋计 |
| 三、闯了大祸：盛家垛庄的包围 |
| 1、“包围”考证：端午节那天的事情 |
| 2、“意涉偏袒”：为何青旗会不信运其昌 |
| 四、息事宁人：李树春二次宣抚 |
| 1、二赴鲁南：相关报道的梳理 |
| 2、立刻归正：告民众书和告民众歌 |
| 第四节 从招安到惨案：不平静的麦季 |
| 一、风雨欲来：麦熟时节的“招安” |
| 1、“欺骗的办法”：邵德孚的讲述 |
| 2、“一网打尽”：真相及其后果 |
| 二、“黄石山上出黄牛,大劫来了起云头” |
| 1、“神牛相助”：赵钟璞的讲述 |
| 2、沂河以西：谣言和黄石山寨 |
| 三、人间地狱：黄石山惨案的发生 |
| 1、大举攻剿：运其昌对此事的说法 |
| 2、“奇酷极惨”：三名亲历者的讲述 |
| 四、惨案的罹难人数与善后事宜 |
| 1、“有城三重”：相关报道及罹难人数 |
| 2、“泽及枯骨”：官方和民间的善后 |
| 第六章 腹地的大症结：大刀会与地方社会生态 |
| 第一节 藤蔓伸展：农民自救与社群合作 |
| 一、“根株总未能绝”：从清末到民国 |
| 1、火神庙唱戏：帝国晚期的案例 |
| 2、无处不在：“以抵抗兵匪为战事” |
| 二、大堰堤庄的例子：红枪会与无极道会 |
| 1、“唯一的救命星”：红枪会的组织和工作 |
| 2、反感与仇视：接踵而至的无极道会 |
| 三、“农民自救运动”的其情其理 |
| 1、冯锐论红枪会发生的“必然趋势” |
| 2、“挣扎着活下去”：“农民自救运动” |
| 四、“农民自救运动”的实现形式 |
| 1、“立会”：“办公事”的组合形态 |
| 2、不可磨灭：社群生活的合作精神 |
| 第二节 “暴动”初探：以社群为视角 |
| 一、地方社会场域里的突变 |
| 1、旗会崛起与社会结构的制衡 |
| 2、旗会林立：社群扩张的结果 |
| 二、旗会之间的合作与冲突 |
| 1、由“联合战线”到“互相攻击” |
| 2、矛盾原因：“那些头头本身有问题” |
| 三、潜滋暗长：旗会的“不轨”行为 |
| 1、“反对盐务”：闹沭水盐行 |
| 2、“甚至反抗赋税”的罪名 |
| 四、失败的调解与冲突的演变 |
| 1、“与他们彼此都结为好友” |
| 2、祸事西引：由莒县到沂水 |
| 第三节 “四老师”的不归路与归路 |
| 一、“轴筋子小土地主”：家境与性情 |
| 1、被烧的油坊：家境状况简析 |
| 2、习武之人：一段传说的背后 |
| 二、豪侠传奇：“大庄客”的故事 |
| 1、“事大事小,应九到就了” |
| 2、“作了乱子”：聚义驼儿山 |
| 三、儿子之死：张恒远的威望巅峰 |
| 1、最初的声名：兵工厂、“四老师’ |
| 2、公私之间：他那一刻的犹豫 |
| 四、个性的两面：怕官与决绝 |
| 1、他为何采取了刘荫第的建议 |
| 2、“死了也得去”：最后的选择 |
| 第四节 疾病与医生：流行症及其善后方案 |
| 一、冯锐针对红枪会问题的补救办法 |
| 1、“远久适用”：治本的三种方法 |
| 2、“暂时用用”：治标的三个时期 |
| 二、王镜铭对红枪会问题的探讨 |
| 1、红枪会构成社会心理的解剖 |
| 2、亡羊补牢：五项治标方法 |
| 三、“未来的善后”：向云龙的方案 |
| 1、“社会久病已发的一个表征” |
| 2、政治、教育和经济的措施 |
| 四、“没有好的收场”：善后方案的前提 |
| 1、“真正的民国”：关于医生的隐喻 |
| 2、为什么“没有好的收场”呢? |
| 第三编 国家.在场巨灵起舞：地方社会场域中的国家幻影——鲁南旗会事件的深度解读 |
| 引子 场,祭神道也 |
| 第七章 “北方模范省”：韩氏主鲁时期的“训政” |
| 第一节 韩氏主鲁：政治变迁与秩序重建 |
| 一、巨灵归来：从地方社会场域考察政治变迁 |
| 1、麟的归来：纪念小学、匾额及其他 |
| 2、“建国大纲”中的“训政”规划 |
| 二、制度变更：北伐后的山东地方政府 |
| 1、“省政大定”：省政府的组织与日常生活 |
| 2、县政改革：从县公署到县政府的改组 |
| 三、“小道可观”：韩复榘的人治政风 |
| 1、“纳民于轨物”：四大“预定行政计画” |
| 2、1933年出巡鲁南：韩氏政治的争议 |
| 四、由李树春谈起：政府的事件处理 |
| 1、忙碌的民政厅长：由“特殊事件”看运行机制 |
| 2、“抗拒清乡”：由抚到剿及善后方式 |
| 第二节 “殊属不法已极”：青旗会在体系外的命运 |
| 一、“根本清乡”：官方的努力 |
| 1、“当务先其所急”：以兜剿抱犊崮为例 |
| 2、清乡特区：一项要政的制度考察 |
| 二、省防与县防：防卫体系的构建 |
| 1、第三路军、公安局与民团 |
| 2、“社会自卫”：联庄会考略 |
| 三、合法性之困：青旗会加入新秩序的失败 |
| 1、“法定民众之唯一自卫团体” |
| 2、“不正当之团会”的下场 |
| 四、“不祥之器”：地方驻军在事件中的角色 |
| 1、由“调和”到“血洗”：运其昌的“两手” |
| 2、“没有钱是不能打仗的”：驻军生态一览 |
| 第三节 乡霸的产生：李五秃与联庄会 |
| 一、甲长的产生机制：制度、家族及其他 |
| 1、“责无旁贷”：范筑先与联庄会 |
| 2、沙沟李家、香山堂和崖庄局子 |
| 二、“拔壮丁”：青旗会与联庄会的竞争 |
| 1、常备会丁问题与轮调训练定章的制定 |
| 2、“俺会上的人就不受训”：庄户人的逻辑 |
| 三、“洗手办公”：枪械及经费问题 |
| 1、老蒲的遭遇：《五十元》里的派枪问题 |
| 2、“都是老百姓的钱”：义务职及经费问题 |
| 四、骚扰地方：联庄会和民团的问题 |
| 1、保民与害民：训令里的民团问题 |
| 2、“义勇堪嘉”：由匾额谈到体制 |
| 第四节 “古树的花朵”：范筑先的县长生涯 |
| 一、“亲民之官”：韩氏主鲁时期的县长 |
| 1、从参议到县长：由出身谈到资格和程序 |
| 2、“职责专重”：以“勤政爱民”的唐介仁为例 |
| 二、“如此惨局”：范筑先与旗会的遭遇 |
| 1、“勿蹈前辙”：李树春和韩复榘的训令 |
| 2、从“改组”、“防范”到“因病调省” |
| 三、“临沂水倒流”：沂水桥头的范筑先 |
| 1、一清二白：上任原因和离任情景 |
| 2、“县政府的太上皇”：驻军的“坏处” |
| 四、“世道人心太坏”：成败之间的县长生态 |
| 1、“法外”“重典”：韩氏惩戒县长的“奇闻” |
| 2、“干一年就算好”：县长的困难与“上计” |
| 第八章 新政病民：地方自治的深层回响 |
| 第一节 “国家良法美意”：训政下的地方自治 |
| 一、“总理遗教”：“训政工作之重心”的实施 |
| 1、“克期完成”：标准、程序与期限 |
| 2、“急起直追”：山东开展经过与成绩 |
| 二、“自治之花,宪政之果”：区长的产生 |
| 1、“实验室”：训练所、学员、课程与实习 |
| 2、“怎样去办理地方自治”：一位厅长的嘱托 |
| 三、“立机关”：自治团体的组织 |
| 1、区公所：地点、职能、编制与经费 |
| 2、“密厥组织”：自治给地方带来的网络 |
| 四、“小官多设”：委任区长的政治属性 |
| 1、区长之贵：自治人员,还是“行政官吏”? |
| 2、“以本县人办本地方事”：回避原则的争论 |
| 第二节 “虐民扰民之具”：区长流弊及被废 |
| 一、“流弊百出”：韩复榘的发现和应对 |
| 1、从“应禁四条”开始的“整饬” |
| 2、由“回避本籍”到“从新选任” |
| 二、“奉中央命令裁撤”：区制废除前后 |
| 1、立为特例：改进原则的制定 |
| 2、区名不废：善后事宜诸端 |
| 三、理念失语：“国家政权建设” |
| 1、“一举两得”,还是“自相矛盾”? |
| 2、两份检讨：官办自治的名与实 |
| 四、“莫大之隐患”：“土劣自治”的症结 |
| 1、“擅加附捐”和“私立公堂” |
| 2、流弊深重：各地签注的理由 |
| 第三节 “杜烧包”：巨灵之火 |
| 一、“新兴触手”：“国家陶甄”的花果 |
| 1、“自治之义”：委任区长的出身问题 |
| 2、旧区长与新区长：崇拜与信仰问题 |
| 二、“事小体大”：“革命人物”与黑旗会的纠葛 |
| 1、“办事不当”,还是“办事过于认真”? |
| 2、“某也不良”：新进少年的失望表现 |
| 三、“无一不是过去的学生”：教育厅长的反思 |
| 1、“士大夫教育”：“中学最有希望” |
| 2、“反心自念”：一位同学的来信 |
| 四、真谛丧失：“新土豪劣绅”的签注 |
| 1、“北部几省特别来得多”：一条解释的考证 |
| 2、“激成恶感”：区乡长的负面印象 |
| 第四节 衙门内外：不安分的张之祥 |
| 一、“人之初”：“在这湾污水中鬼混” |
| 1、、“这湾污水”：两个小伙的出走 |
| 2“吏无变更”：民国以后的书吏 |
| 二、“永绝旧日书役积弊”：“刷新县政之要务” |
| 1、从房科书吏到政务警察：改组办法 |
| 2、“从前班房旧制至此始为之清结” |
| 三、社群之间游移：投机中的身份转换 |
| 1、“维持”的结果：从青旗会首领到区长 |
| 2、“日后咱们一家子了”：军师与招安代表 |
| 四、“不肖者奔竞而进”：公门的诱惑 |
| 1、分区设署：蒋委员长的改制 |
| 2、“张先生,你就冤枉这一次吧!” |
| 第九章 不光彩的角色：鲁南旗会事件中的士绅 |
| 第一节 从调解到买嘱：地方士绅的选择 |
| 一、作为地方性精英群体的士绅 |
| 1、“官僚的一种变体”：以莒沂商会为例 |
| 2、打倒土劣：绅治、官治与自治 |
| 二、“无以矜式于其乡”：帝国沦落后的士绅生态 |
| 1、“钻营奔竞”：民国绅士的负面形象 |
| 2、齐大滑传：齐华亭的士绅奋斗史 |
| 三、“战胜环境”：韩氏眼里的“劣绅” |
| 1、“蟊贼”与“臭虫”：韩对“劣绅”的痛斥 |
| 2、“土菜”的故事：由支应局看官绅互动 |
| 四、在青旗会与官府之间：士绅的倒向 |
| 1、由“拉肥猪”说到“刘桂堂祸莒记闻” |
| 2、“最大妨碍”：那次县政会议上的事情 |
| 第二节 帝国余荫：“拔爷”刘荫第 |
| 一、光耀门楣：家世与“呈身之路” |
| l、齿录与行状：刘荫第的家世和榜样 |
| 2、“清贵的功名”：作为“正途”的拔贡 |
| 二、十年风烟：帝国的最后一批官员 |
| 1、最后的出路：举贡会考与七品小京官 |
| 2、“时不利兮”：同族兄弟的“疏途” |
| 三、“清潭鲂鲤”：民国之后的刘荫第 |
| 1、名流之间：“拔爷”的交际网络 |
| 2、参议员之争：一场贿选丑剧的主角 |
| 四、“买好”：刘荫第抉择的深层原因 |
| 1、“有大事还请他出主意”：由一份乡谥文说起 |
| 2、调解、“阴谋计”和电请：国大代表的注解 |
| 第三节 “本固枝荣”：张善人的立身之道 |
| 一、“先认人,再认票”：善人碑的由来 |
| 1、“像刮桲椤叶一样”：双祥号的成功之道 |
| 2、治乱枢纽：“转山堂”里的土票简史 |
| 二、“乐善好施”：作为地方性群体的“善人” |
| 1、耆英绘像：褒扬匾额里的常见细节 |
| 2、“善行可风”：古老信量桥的见证 |
| 三、道院中人：作为宣道长的纯性 |
| 1、沂水道院：籍方表里的群英会 |
| 2、神语示警：“不可挽回”的“世道” |
| 四、善人与首领：张熙恒与青旗会 |
| 1、幸免劫运：离奇“善行”与票子零落 |
| 2、“会徒对张极信仰”：首领与特使 |
| 第四节 “公正士绅”：幕后人物“于四爷” |
| 一、家大业大：于经武对家业的经营 |
| 1、“修德于乡”：由耆德二老看“六大家” |
| 2、家庭、教育以及成为富商的经历 |
| 二、“不是一个官,也是一个绅” |
| 1、跻身政界：短暂的财政局长任期 |
| 2、清乡办事处副主任和汽车公司经理 |
| 三、“数着‘汀沟’好财主” |
| 1、“养班子”：淳沟班的经营 |
| 2、财主的崛起及卍字分会 |
| 四、“后台操纵者”：于四爷与大刀会 |
| 1、“于四爷跺跺脚”：“土皇帝”的传说 |
| 2、红旗会首领和万仙会总会长 |
| 第十章 “渐入轨道”：地方政治风景素描 |
| 第一节 “朝发夕至”：运氏警告的“深意” |
| 一、文明所系：交通与国家建设 |
| 1、“多匪之区”的民风解释 |
| 2、“在国家建设上极关重要” |
| 二、建设成绩：“化外之区”的转变 |
| 1、空白填充：路政“成绩尤为良好” |
| 2、网络铺开：“传达政令,异常便捷” |
| 三、脉络生长：巨灵的“非常道” |
| 1、织工面目：政治运作与社会动员 |
| 2、器物之力：政治有机体的扩张 |
| 四、隐蔽的在场：以鲁南旗会事件为视角 |
| 1、“仆仆征途”：李树春的行踪 |
| 2、控制与反控制：旗会的回应 |
| 第二节 “一切建筑工作才可以开始” |
| 一、贼名扔掉：两个匪首的不同结局 |
| 1、瞭阳崮上：石增福的“好事” |
| 2、匪皮难脱：刘黑七投诚始末 |
| 二、韩复榘考试：兜剿刘黑七 |
| 1、“务期歼灭”：韩氏的最大决心 |
| 2、“全部解决”和“军运之效” |
| 三、“山东的‘太平’是铁般的事实” |
| 1、一则关于“著名匪区”的训令 |
| 2、1935年宣言：“现本省并无股匪” |
| 四、从县长到专员：张里元的政绩 |
| 1、“努力剿匪”：报告与牌示里的记载 |
| 2、“可怜乡长作事难”：张里元的经验 |
| 第三节 “官土匪”：从预算书而来的解读 |
| 一、“渐有起色”：山东财政的就绪 |
| 1、一大义务：《纳粮须知》里的解说 |
| 2、“竭力整顿”：王向荣的“苦楚” |
| 二、“无非人民滴血点汗”：大刮与零刮 |
| 1、“政务日繁”：预算书里所作的说明 |
| 2、“永远著为禁令”：有关附捐的文告 |
| 三、“内幕重重”：农民负担真相 |
| 1、“农民之负担”：调查里的揭示 |
| 2、最为苛刻：“零刮”以外的问题 |
| 四、“逼命的来啦”：大刀会员的“诅咒” |
| 1、“反对盐务及增加杂税等事” |
| 2、轻微事件?“防务捐”再探讨 |
| 第四节 同物异名：梁漱溟的办法 |
| 一、1930年批评：“如玩幻术的政治大业” |
| 1、“卤莽灭裂”与“莫大的苛政” |
| 2、“形成土豪劣绅的绝好机缘” |
| 二、检查过去：1934年韩复榘的检讨 |
| 1、剿匪问题：“虽办而不能澈底” |
| 2、建设乡村：“根本而重要的工作” |
| 三、乡农学校：梁漱溟“亲身作事” |
| 1、“社会学校化”：三种成分的结合 |
| 2、“富户兵”及雇替现象的再现 |
| 四、“乡治”与“自治”：“区公所之变相” |
| 1、“本非同物”与“引为同调” |
| 2、“二十里侯”：一位老者的回忆 |
| 第四编 现象?轨迹轨与物：国家之败下的地方遭遇 |
| 引子《左传》里关于“乱政”的话 |
| 第十一章辗转相因：扩张与收束之间 |
| 第一节 被扯出的恶果：“农民非法团体” |
| 一、“会匪”与“股匪”的共同归宿 |
| 1、邪会面目：县长讲演里的反映 |
| 2、“严加取缔”与“导入正轨” |
| 二、“匪”的造成：从“良民”到“会匪” |
| 1、自卫与自治：秩序重建的运作 |
| 2、控制与动员：政府、驻军和士绅 |
| 三、“祸乱之阶”：由一则议案谈起 |
| 1、“通令严禁”：“农民非法团体”的结局 |
| 2、民众团体规定和《神祠存废标准》 |
| 四、“党逼民反”：江北小刀会暴动 |
| 1、“为它苦害民情”：江北民众告白 |
| 第二节 “今日之县政”：一个县长的反思 |
| 一“深入核心”：研究的主旨和出发点 |
| 1、“何以要研究县政”：有机体、元素与核心 |
| 2、“由下而上”：从探讨农村衰落开始 |
| 二、“内政寄军令”：保卫团的利害两途 |
| 1、从历史到现状：“各自为政的畸形发展” |
| 2、从“过去的观察和经验”来的“几点供献” |
| 三、自治的假招牌：以江苏省为例 |
| 1、症结所在：人员病态与经费困难 |
| 2、“新土豪劣绅”：革命时代的骇闻 |
| 四、重回旧路：土豪劣绅问题 |
| 1、“本为中国的特产”：“土劣”简史 |
| 2、“完全复古”：土劣回乡以后 |
| 第三节 “吁其危哉!”：乱政与农村破产 |
| 一、“安养生息”与“新政规模”的矛盾 |
| 1、农村破产：“最当前剧烈之问题” |
| 2、小康“消失”：一份财政检讨 |
| 二、“满目荒凉”：李鼐的观察和分析 |
| 1、“话好说,饿难挨!”：旅行中的对话 |
| 2、“破坏动力”：一个农村市集的调查 |
| 三、绝望的怒吼：临朐的景象 |
| 1、“烟(眼)看着,丝(死)逼着” |
| 2、火上加油：比匪祸更严重的事情 |
| 四、《某村小景》里诸问题考证 |
| 1、最大破坏力与铁一般的形势 |
| 2、车道、凑粮米、村长和乡长 |
| 第四节 一鳞半爪：未了的“庙堂之争” |
| 一、诸神殉难：破除迷信运动 |
| 1、“神权的支配”：《民众周刊》上的应征文 |
| 2、僧王庙终结：“民国戊辰,砸了庙神” |
| 二、建国要图：“兴学”及其困难 |
| 1、自治与兴学：“文明进化之泉源” |
| 2、迷信捐及其他：增筹经费和取缔私塾 |
| 三、再度回旋：持续发作的“庙堂之争” |
| 1、“时代的产儿”与被冒犯的香堂 |
| 2、洋学堂的象征性：谣言里的会众心态 |
| 四、诸神复活：“他们为什么信神?” |
| 1、恢复旧观：庙会调查里的发现 |
| 2、俞异君对此的反思及其方案 |
| 结语 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对话 |
| 一、大刀会与地方性社会文化实践 |
| 1、“防备世变”：地方居民采取的方式 |
| 2、象形命名：大刀会与联庄会之辨 |
| 二、“某村小景”：巨灵与地方社会生态 |
| 1、巨灵之路以及筑路带来的恼烦 |
| 2、“他者”命运：被驱逐的大刀会 |
| 附录 |
| 一、文献 |
| 1、社会生态灾难的见证：《报灾请恤呈文》 |
| 2、《陆军第八十一师二百四十三旅旅长运其昌告民众书》 |
| 二、法规 |
| 1、地方防卫体系的一部：《山东各县联庄会暂行章程》 |
| 2、作为理念的“自治”：《山东区乡镇自治公约大纲》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和资料 |
| 二、地方志 |
| 三、报纸期刊 |
| 四、文史资料 |
| 五、论著 |
| 六、文学作品 |
| 铭辞（代后记） |
四、学校调度法(续第一期第八号)（论文参考文献）
- [1]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
- [2]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D]. 周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传播学视野下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近代回族报刊《月华》研究[D]. 马成鸣.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1)
- [4]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D]. 谢仁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5]论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之变迁 ——以《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为分析文本[D]. 古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6]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D]. 杨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2)
- [7]晚清西方兵学译著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D]. 闫俊侠. 复旦大学, 2007(07)
- [8]晚清“蛮防”研究[D]. 王振.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9]清末民初知识精英民族观念研究[D]. 吴思建.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
- [10]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D]. 刘宝吉. 复旦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