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决抑制通货膨胀（论文文献综述）
张言方[1]（2019）在《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从“高增长”进入“高质量”的新常态,作为能源主体的煤炭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凸显。同时,当前我国煤炭价格政策短期内似乎有利于平抑煤价波动,但其长期传导影响及经济运行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本文以煤炭价格波动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影响,科学评估当前我国煤炭价格政策的效力,同时进一步分析不同煤炭价格政策传导下煤价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以避免陷入“价格波动失常-政府强制干预”的恶性循环。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趋势及特征分析部分,本文对照分析我国煤炭价格的波动趋势及政府采取的价格政策,得出我国煤炭价格波动是煤炭市场自发调节和政府干预共同导致的。同时,本文采用EEMD方法对我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煤炭价格波动会受到长期趋势、短期市场供需变动引发的高频变量和关键政策调控等重大事件引发的低频变量的综合影响,其中低频变量对煤炭价格波动的解释能力最为显着;同时,煤炭价格调控政策与低频变量的波动结构紧密相关,且可能会对煤炭价格波动产生影响作用;此外,本文采用ARIMA模型预测出2019-2020年我国煤炭价格将保持小幅下降的态势。在中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机理部分,本文按照政策发布主体、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等构建出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分析框架,将煤炭价格政策划分为直接定价政策和间接控价政策,然后按照政策工具的特点设计出不同煤价政策的代理变量,可靠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代理变量的长期波动趋势是符合我国煤炭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鉴于此,本文采用GMM模型深入分析了我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炭价格波动的传导效应,并根据预期理论估算出各种政策工具的前瞻性水平,其主要研究结论为:一是2008-2017年期间政府实施的直接定价政策均会对煤炭价格波动发挥抑制作用,并且政府可选择合适的长短期政策工具及政策组合来优化政策调控方案,进而最大化提高直接定价政策的有效性;二是与市场供需的调节作用相比,产量控制政策在短期并不会带来煤炭价格的大幅提升,这为该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三是无论实施的间接控价政策是否能有效抑制煤价波动,政策联合发布均会强化政策实施效果;四是不同政策工具的选择会直接影响煤炭价格政策的前瞻性,并且政策发布方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的前瞻性水平产生影响。在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情景仿真及方案设计部分,本文基于构建的DSGE模型采用情景分析方法设计出无政策干预的基准情景、中长期合同政策情景、去产能政策情景和市场结构调整政策情景,DSGE仿真结果表明:政策干预会扭曲煤炭供需或其他因素对煤炭价格的传导效应,且中长期合同政策传导下煤价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影响被减弱,但去产能政策和市场结构调整政策传导下,上述冲击影响会被强化;同时,不同于中长期合同政策和市场结构调整政策,去产能政策会在长期带来总产出下降,这部分总产出损失可反映出实施该政策的经济成本。此外,间接控价政策对煤炭价格的冲击作用明显弱于市场供需的自发调节,同样地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影响也明显小于后者。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得出中国煤炭价格调控方案,即政府应客观评估中长期合同政策对平抑煤价发挥的长短期作用,灵活选择政策工具及联合发布方式以提高政策的前瞻性水平,同时可适度加大去产能政策和市场结构调整政策力度,引导和规范煤炭供需双方的市场化交易行为,以合理平抑煤价波动、有效治理煤炭产能过剩和快速提升煤炭市场化程度。该论文有图38幅,表32个,参考文献203篇。
张健康[2]（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提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任雨欣[3]（2020）在《变译理论下中国诗句口译策略研究 ——以2004-2012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为例》文中认为本文研究变译理论指导下中国诗句口译,以2004年至2012年总理记者发布会上引用的诗句为例进行具体案例分析。本文主要针对中国诗句的特点及其口译难点,探讨变译理论翻译策略的应用,从而解决诗句口译的难点,更好地传达说话者的意图。变译理论由黄忠廉教授提出,是一种强调翻译变化的翻译理论。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其应用到翻译作品的过程中。然而大多数变译理论应用的研究都集中在笔译活动上,其对口译活动的指导性研究仍有很大的研究、发展空间。变译理论的指导下诗句口译的研究则更为罕见。实际上,变译理论的一些翻译策略可以更好、更有效地解决诗句口译所特有的难题。本文主要探讨该理论如何帮助译者解决诗句口译的难点。凝练,追求音韵和对称之美,以及多变的古汉语语法都是中国诗句的特色。针对其特点,口译员需要处理如何化繁为简,删除冗余部分以及消除古今语法差异。本文依据变译理论的翻译策略在诗句翻译中的应用,探讨变译理论的三种翻译策略（阐译、摘译、编译）如何解决中国古诗句口译中的困难,总结合适有效的诗句翻译方法,并为研究者和口译人员提供相关理论和应用参考。
潘石,吕伟[4]（2011）在《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生成原因及治理对策》文中研究指明每次通货膨胀由于发生的经济社会背景不同,必然具有不同的典型特征与形成机理。本轮通货膨胀即第五次通货膨胀,发生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受美国金融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背景下,为保增长、促就业而货币投放过多,农产品、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收入攀比机制作用强化及结构扭曲与体制转型矛盾凸显等多重原因纠结作用的结果,具有急发性、影响深重性、输入性、价格欺诈与投机性及结构性等特征。因此,一定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切不可操之过急,过度抽紧货币政策,否则,很可能把刚刚刺激起来的就业增加变为失业扩大,伤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条件。
张格[5]（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龚敏,李文溥,卢盛荣,李静,王燕武[6]（2011）在《2011-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基于最新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调整并估计CQMM,预测2011年和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预测结果表明,2011年GDP可能增长10.13%,2012年,GDP增长率可能回落至9.45%;2011年CPI预计将达到5.4%,2012年还将维持在4.55%的水平。课题组就通货膨胀对城乡不同收入群体收入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进行政策模拟。结果显示,CPI上涨对农村居民的冲击大于城镇居民,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大于高收入群体;而人民币升值不是降低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因此,要实现将通货膨胀控制在4%的政策目标,就必须坚决地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9%左右。人民币升值不宜过快,应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此外,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刘伟[7]（2011）在《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物价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最敏感、最突出的问题,也是男女老少、干部群众日常工作生活中议论最多的话题。早在1980年,世界银行的布鲁斯教授就预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都会在价格问题上“卡壳”。价格问题解决了,改革就会继续前进;解决不了价格问题,改革就会停滞或倒退。其实,在任何社会中,无论其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范畴内处于什么地位,它的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价格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和价格自身发展规律要求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开启了价格改革的航程。价格改革的方向、进程,从根本上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战略步骤。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波三折”而又“稳步推进”的过程,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价格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当属“惊险的一跃”,其改革成败与市场制度的建立“荣辱与共”。然而,由于长期受“左”的倾向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在中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而横遭批判,物价和工资长期处于冻结状态,价格体系严重违背价值规律。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后,价格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也随之启动。1984年之前,价格改革总体上仍局限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计划价格中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比价和差价进行适度调整,改革的主要思路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即只有在供求状况有所缓解后,才对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较小的小商品价格放开。1979—1984年中国的价格改革,在取得了显着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为强化改革力度、深化改革层次和扩大改革领域提供了契机。在“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改革思路引导下,1985年1月,国家取消了计划外价格不得高于计划内价格20%的限制,这标志着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政策的正式实施。另外,中国理论界和中共中央高层的思想碰撞,对这一政策的确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价格“双轨制”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回避。因此,经济领域针对“双轨制”的利弊及存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尤其是计划内、外两种价格的高额差价催生出一个新的“倒爷”阶层,并由此加剧了“寻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混乱状况,政策制定者在1986年已开始考虑如何实现双轨价格尽早并轨的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价格并轨思路主体的“价、税、财联动”方案却迟迟未能出台。由于双轨制价格的实施造成了“官倒”盛行及严重的市场不公,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经济改革开始进入胶着阶段。于是,在“长痛不如短痛”的思想影响下,强行并迅速并轨的思路逐渐占据上风。1988年,决策层决定放开价格管制,取消价格双轨制,实行“物价闯关”,以完成价格并轨。结果,这直接导致当年全国大范围的物价上涨,加之群众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随之而起。最终,尚不具备宽松环境和充分条件的激进“闯关”决策遭受重创。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次年11月,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时难以克服的诸多问题,以及由于所谓“官倒”而造成的社会的巨大混乱,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做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意味着价格改革逐渐向稳步推进道路的回归,“有步骤的、稳妥”的价格改革重新取代了激进的“物价闯关”。治理整顿期间,双轨价格渐趋接近,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最终结束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格局,“双轨制”价格悄然并轨。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价格体制改革最终进入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的形成完善阶段。相反,前苏联东欧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却因改革思路的偏差及其它原因,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改革陷入低谷。在国内外的比较研究中可见,渐进式改革思路在中国的历史合理性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对价格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困难重重,到90年代初又轻而易举自然过关的描述,既无法让人明白当代中国历史上价格改革为什么先难后易,也无法让人理解为什么这种如此容易解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系又经过了十多年的建设之后,能源等基础品的价格问题时至今日仍在困扰着我们?因此,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拂去时间的尘埃和人为的涂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一个拉长的镜头从而更加立体和客观的角度,展示中国价格改革进程中的众多片段,对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历程和展望今后的价格改革前景,显然并非简单的回顾之旅,而是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李圣君[8]（2002）在《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效益和增长质量比较好的最佳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宏观经济基本稳定，既无波动，又无通胀。由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推进结构调整和各项改革，克服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带来的不良影响，经济运行质量总体良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增长，2000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1年前三季度达到8,119亿美元。1953-1978年期间GDP增长率波动系数为154%，而改革开放以来，其波动系数明显下降为33%，“八五”和“九五”期间则分别为17%、12%。同时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率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率“八五”和“九五”期间分别为12%、8.3%。消费率由1995年的57.5%提高到2000年的60.8%，“九五”期间居民消费达到23.45万亿元，投资增长率为11.2%，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6.5%。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却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不良资产上升，不堪重负；金融呆坏帐比率较大，信贷渠道不畅，社会信用制度急需整顿；财政赤字较大，国债市场需要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面临持续扩张的压力；股市风险加剧，泡沫太大，市盈率较高，急需规范整顿；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但这种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高增长。因而所创造的繁荣也是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矛盾的表面繁荣。其背后是巨大的财政赤字、金融体系运转的不畅，自然资源巨大的浪费和宏观调控不力等等。我们追求的是有效的经济增长，而有效的经济增长是需要一个客观过程的。有鉴于此，为了真正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克服上述经济体制运行中所固有的弊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中的重大作用，本文选题为《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研究》，以期与热心于这方面研究的同志共勉。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手段。正确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而面对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经济<WP=3>全球化的影响，如何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国际上通常的做法。中国经济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实行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方针政策来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诸如，财政赤字、发行国债、通货紧缩等等，这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运用的实践，不仅对我国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财政货币理论。本篇论文围绕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探讨中的主要问题、基本观点及政策主张，展开讨论。在全面介绍财政货币政策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调节宏观经济的经验与教训，扼要地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美、德、英、日）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做法与经验。并就当前国内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应新形势的一些见解和主张。例如，“十五”期间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在“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定目标约束下，“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证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并明确提出在“十五”前期“反通货紧缩”，在中后期则实施有规则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例如，“十五”期间应适度缩小财政赤字的规模，逐步调整和完善国债市场，实行适度的国债调控政策，兼顾财政的周期性平衡；同时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快税费改革步伐，加大财政贴息的运作空间，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并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等等。全文主要内容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些基本概念、政策目标、政策实施工具及基本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中介绍了不同学派有关财政货币政策理论的不同观点，本部分还简要介绍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方式和效力。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几个典型国家的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相互配合的实践，以其作为参考，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第三部分主要回顾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相互协调发展的历史，我国正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这意味着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处于过渡时期，有其不成熟的特点。第四部分从财政政策角度论述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及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WP=4>的积极作用，分析了财政政策发挥其有效性的机制传导过程。第五部分从货币政策角度论述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分析了货币政策发挥其有效性的机制传导过程。第六部分在第三、四部分得基础上阐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货币政策货币
薛涵予[9]（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肖炎舜[10]（2017）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提出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着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三者关系等“三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三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着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坚决抑制通货膨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决抑制通货膨胀（论文提纲范文）
（1）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2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1 中国煤炭价格的形成机制 |
| 2.2 煤炭价格波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3 政策传导下煤炭价格的波动研究 |
| 2.4 煤炭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趋势及特征分析 |
| 3.1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历史趋势及政策调控 |
| 3.2 中国煤炭市场的发展态势分析 |
| 3.3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特征分析 |
| 3.4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趋势预测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机理分析 |
| 4.1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构成 |
| 4.2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特征分析 |
| 4.3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代理变量设计 |
| 4.4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机理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影响及前瞻性分析 |
| 5.1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传导模型构建 |
| 5.2 中国煤炭直接定价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影响 |
| 5.3 中国煤炭间接调价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影响 |
| 5.4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前瞻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设计 |
| 6.1 DSGE模型概述 |
| 6.2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系统构建 |
| 6.3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DSGE模型设计 |
| 6.4 模型参数的校准和估计 |
| 6.5 DSGE模型的稳健性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7 政策传导下中国煤价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情景仿真和调控方案设计 |
| 7.1 煤炭价格政策调控情景设计 |
| 7.2 无政策干预下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 7.3 中长期合同政策传导下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 7.4 去产能政策传导下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 7.5 市场结构调整政策传导下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 7.6 中国煤炭价格调控方案设计 |
| 7.7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变译理论下中国诗句口译策略研究 ——以2004-2012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ACKNOWLEDGEMENTS |
| abstract |
| 摘要 |
|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
| 1.1 Research Background |
| 1.2 Research Significance |
| 1.3 Research Methods |
| 1.4 Layout of the Thesis |
| Chapter Two LITERATURE REVIEW |
| 2.1 Development on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
| 2.2 Studies on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
| 2.3 Studies on Interpretation on Press Conference |
| Chapter Three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AND INTERPRETING OFVERSES OF CHINESE POEMS |
| 3.1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
| 3.1.1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
| 3.1.2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pragmatic value of the TVT |
| 3.2 Interpreting of Verses of Chinese Poems |
| 3.2.1 Chinese poetry itself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
| 3.2.2 Difficulties of interpreting of verses of Chinese poems |
| Chapter Four CASE STUDY---STRATEGIES EMPLOYED IN CHINESE VERSES INTERPRETING |
| 4.1 Explaining Interpreting |
| 4.2 Selective Interpreting |
| 4.3 Edited Interpreting |
|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
| REFERENCES |
| APPENDIX |
（5）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6）2011-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11-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
| (一) 模型外生变量的假设 |
| 1. 美国及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假定 |
| 2. 美元对欧元汇率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化假定 |
| 3. 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变化假定 |
| 4. 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变化假定 |
| (二) CQMM数据处理与模型的改进 |
| (三) 2011-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
| 1.GDP增长率预测 |
| 2.主要价格指数变化预测 |
| 3.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预测 |
| (1) 进出口及外汇储备增长率预测 |
| (2)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测 |
| (3) 消费增长率的预测 |
| 二、政策效应模拟 |
| 三、政策建议 |
（7）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出版的相关专着 |
| （二） 关于改革思路及重点的选择问题 |
| （三） 关于价格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地位和作用 |
| （四） 关于价格“双轨制”的利弊分析和存废争论 |
| （五） 目前物价“闯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三、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主要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意点和难点 |
| （一） 主要创意点 |
| （二） 写作难度及不足 |
| 第一章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由来 |
| 第一节 1979—1984 年中国价格改革的简要回顾 |
| 一、计划体制下的价格状况 |
| 二、“调放结合、以调为主”阶段的价格改革 |
| 第二节 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滥觞 |
| 一、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实至名归”的发端 |
| 二、双轨制现象“有实无名” |
| 三、价格双轨思路与高层意图不谋而合 |
| 第二章 双轨制在与经济社会的“磨合”与“摩擦”中嬗变 |
| 第一节 价格双轨制实施初期的正效应——基于广东的个案分析 |
| 一、价格双轨制在推行初期正效应明显 |
| 二、价格双轨制在广东价格改革实践的初期成效显着 |
| 第二节 价税财联动方案 |
| 一、联动方案的缘起及经过 |
| 二、配套改革方案搁浅的环境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官倒”与“寻租”：双轨制孽生的“怪胎” |
| 一、价格双轨制给企业乱涨价提供了口实 |
| 二、倒买倒卖的投机行为泛滥 |
| 三、对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冲击 |
| 第三章 “物价闯关”决策出台始末 |
| 第一节 理论界关于价格改革战略的思想碰撞 |
| 一、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谁先行？ |
| 二、是否需要宏观经济环境的宽松？ |
| 三、“一步到位”取消价格双轨制的设想 |
| 第二节 决策层对价格改革定调：“闯关” |
| 一、理顺物价关系“这项工作很艰巨” |
| 二、高层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分歧 |
| 三、“抓住价格改革这条主线可以推动整个经济改革” |
| 第三节 决策层为何选择激进的价格并轨方案 |
| 一、全国物价形势严峻 |
| 二、“双轨”流弊与“官倒”怪象 |
| 三、补贴过多造成财政不堪重负 |
| 四、长远发展战略的激励效应 |
| 五、“与其扬汤止沸，何如斧底抽薪” |
| 第四章 价格改革在“闯关”途中遭遇严重挫折 |
| 第一节 抢购和挤兑风潮引致“闯关”夭折 |
| 一、抢购商品和挤兑存款风潮乍起 |
| 二、放开名烟名酒价格的时机选择不当 |
| 三、更大规模的抢购和挤兑风潮又起 |
| 第二节 “闯关”导致社会恐慌的原因探析 |
| 一、转轨时期的“改革焦虑症”难以避免 |
| 二、中国的消费膨胀问题不断凸显 |
| 第五章 治理整顿：“闯关”的理性回归 |
| 第一节 中止“物价闯关” |
| 一、“治理整顿”的决定正式出台 |
| 二、最高决策层改革思路的相对统一 |
| 第二节 双轨制“遗毒”激化社会矛盾 |
| 一、价格“双轨制”引发文化市场的混乱 |
| 二、“官倒”腐败触发社会危机 |
| 第三节 双轨制价格在治理整顿中悄然并轨 |
| 一、1980 年代末价格改革在曲折中前进 |
| 二、市场化：1990 年代价格改革的主线 |
| 结语：“物价闯关”的理性反思 |
| 一、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具有历史合理性 |
| 二、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具体化 |
| 三、宽松的宏观环境是搞好价格改革的必要条件 |
| 四、把握承受能力和心理预期，提高决策科学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1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运行的一般原理 |
| 1.1 财政政策的一般性分析 |
| 1.2 货币政策的一般性分析 |
| 1.3 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性理论分析 |
| 1.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分析 |
| 第2章 西方主要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运用 |
| 2.1 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 |
| 2.2 德国的财政货币政策 |
| 2.3 英国的财政货币政策 |
| 2.4 日本的财政货币政策 |
| 第3章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发展和回顾 |
| 3.1 财政政策实践和历史回顾 |
| 3.2 货币政策的实践和历史回顾 |
| 3.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 |
| 第4章 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 |
| 4.1 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的选择 |
| 4.2 促进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的选择 |
| 4.3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的选择 |
| 4.4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分析 |
| 第5章 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 |
| 5.1 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选择 |
| 5.2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货币政策选择 |
| 5.3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分析 |
| 第6章 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 |
| 6.1 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协调配合 |
| 6.2 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财政货币政策运用 |
| 6.3 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协调 |
| 6.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通过松紧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 |
| 第7章 我国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的展望 |
| 7.1 “十五”时期经济环境分析 |
| 7.2 “十五”时期金融形势展望 |
| 7.3 “十五”时期货币政策取向 |
| 7.4 “十五”时期财政形势展望 |
| 7.5 “十五”期间财政政策的取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逻辑推理论证法 |
| (三)定性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研究重点 |
| (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根本依据 |
| 一、马克思的金融思想 |
| 二、恩格斯的金融思想 |
| 三、列宁的金融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资源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25-1949)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78—1992)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的金融思想(1992-2002) |
| 五、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2002 年—2012 年) |
| 第三节 现代金融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重要的理论借鉴 |
| 一、货币基础理论 |
| 二、信用理论 |
| 三、利息与利率理论 |
| 四、货币均衡论 |
| 五、货币政策理论 |
| 六、开放金融理论 |
| 七、金融危机理论 |
| 八、金融创新理论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5-1927 年) |
|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8-1934 年)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37-1945 年) |
|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45-1949 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二、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以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金融业务的初步改组 |
| 二、金融体系的加强和巩固 |
| 三、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主要金融工作 |
| 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加大金融开放程度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
| 一、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
| 二、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 |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三大攻坚战 |
| 四、为实现金融强国梦需做好战略规划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
|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
| 二、美元霸权局面仍然持续 |
|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
| 四、国际金融体系现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一、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 |
| 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论述 |
|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论述 |
| 四、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论述 |
| 五、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
| 六、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的论述 |
| 七、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 |
| 八、关于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论述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思想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 |
| 三、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的思想 |
| 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 |
|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思想 |
| 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思想 |
| 七、维护金融安全的思想 |
| 八、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思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主要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金融宏观与微观相配合 |
| 二、金融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导向 |
| 三、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 |
| 四、金融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
| 五、金融供给与需求相平衡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重要价值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实践价值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有关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研究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一）关于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思潮 |
| （二）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思潮 |
| （三）关于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四）关于经济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五）关于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机理和作用 |
| 三、本文的基本内容 |
| 四、本文的写作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之处 |
| 六、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交锋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阶段性变化 |
| 第一节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交替演进中的财政政策主张 |
| 一、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二、“斯密革命”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四、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五、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以及各自的财政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财政政策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
| 一、20世纪 30~70年代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型的财政政策 |
| 二、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侧重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 |
| 三、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经济学”总量与结构并重的财政政策 |
| 四、新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回归“里根经济学”的财政政策 |
| 五、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 |
| 第三节 二战之后英国、德国、日本财政政策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
| 一、英国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变化 |
| 二、德国（联邦德国）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变化 |
| 三、日本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变化 |
| 第四节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阶段性变化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阶段性 |
| 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同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 |
| 三、经济运行状况和财政状况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与财政政策 |
| 第一节 三维宏观视野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侧重生产力发展角度的考察 |
| 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
| 二、关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台阶式增长 |
| 三、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实质性跃迁 |
| 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性变化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供给约束”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 二、宏观调控以供给管理为主 |
| 三、从供给侧角度看财政政策调控的重点和特点 |
|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改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 |
| 二、宏观调控以总需求管理为主，也高度重视供给管理 |
| 第四节 21世纪头10年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经济高速增长中结构性问题演变成主要矛盾 |
| 二、财政政策调控把加快结构调整和加强财政公共职能作为主线 |
|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了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的财政政策 |
| 第五节 过去30多年财政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几点启示 |
| 一、供给侧管理长期以来都是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
| 二、财政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 |
| 三、财政总量政策也受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财政政策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三个阶段 |
| 一、第一阶段：探索改革目标模式（1978年到199年） |
| 二、第二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1992年到2000年） |
| 三、第三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 |
| 第二节 从财政“三大关系”看经济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计划经济时期“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二、改革目标模式探索阶段“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构建阶段“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第三节 经济体制转轨影响财政政策调控的“三大因素” |
| 第四节 经济体制转轨影响财政政策调控的趋势性变化 |
| 一、财政政策调控由行政手段转向市场手段 |
| 二、财政政策调控由单层调控转向分层协同调控 |
| 三、财政政策调控对象由国有经济转向多元市场主体 |
| 四、财政政策调控日益被机制、制度建设所替代 |
| 五、财政政策在总量调控中的地位越来越让位于货币政策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财政政策 |
| 第一节 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 |
| 第二节 1979年~1981年宏观调控中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针对经济过热采取紧缩取向的宏观调控 |
| 二、这轮财政政策调控总体上是紧缩性的 |
| 三、“财政规则”对财政政策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 |
| 第三节 1985年~1986年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在此之前已经连续3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 |
| 二、1985年实施“双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三、1986年“双紧”财政货币政策“半途而废” |
| 第三节 1988年~1990年“治理整顿”中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这一轮宏观调控聚焦治理通货膨胀 |
| 二、对经济增速下滑容忍度比较大 |
| 三、对形势估计不足导致“硬着陆” |
| 四、“双紧”政策在力度把握上根据形势变化调整 |
| 第四节 1993年~1997年“软着陆”调控中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各方面对经济过热的容忍度明显提高 |
| 二、经过充分酝酿推出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 |
| 三、始终注重保持改革开放势头不发生逆转 |
| 四、审慎提出“适度从紧”的概念 |
| 五、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
| 第五节 1998年~2003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积极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大背景是 1997 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 |
| 二、经济增速跌破预期、货币政策效果不彰情况下采取积极财政政策 |
| 三、这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次进行较大力度的相机调整 |
| 四、这轮积极财政政策退出比较平缓 |
| 第六节 2004年~2008年“结构式”调控中稳健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2004年底提出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
| 二、采取“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的综合措施 |
|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 |
| 第七节 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积极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积极财政政策出手快、措施实 |
| 二、为实施“一揽子计划”提供重要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撑 |
| 三、实现特殊情况下非常措施的有序退出 |
| 第八节 财政政策反周期调控的经验借鉴 |
| 一、要坚持搞好宏观调控，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 |
| 二、要加强形势预研预判，把握好财政政策调控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
| 三、要选准主要调控目标，并通过财政政策组合促进实现多重目标 |
| 四、要兼顾短期和长期，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
| 五、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更加注重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
| 六、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配合衔接，把握好总量政策“松紧度”和“有效性” |
| 七、要综合运行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确保财政政策调控取得预期效果 |
| 八、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金融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
| 第六章 对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调控的建议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
| 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
| 二、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重点把握结构性问题的新变化 |
|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对财政政策调控提出新要求 |
| 第二节 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财政政策调控的基本立足点 |
| 第三节 财政政策调控要坚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
| 第四节 坚持把经济稳定增长作为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
| 第五节 切实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四、坚决抑制通货膨胀（论文参考文献）
- [1]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张言方. 中国矿业大学, 2019(01)
- [2]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变译理论下中国诗句口译策略研究 ——以2004-2012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为例[D]. 任雨欣.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4]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生成原因及治理对策[J]. 潘石,吕伟.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05)
- [5]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6]2011-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J]. 龚敏,李文溥,卢盛荣,李静,王燕武.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3)
- [7]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D]. 刘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8]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研究[D]. 李圣君. 东北财经大学, 2002(01)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10]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