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车改革,顺应民心的大好事（论文文献综述）
刘彩宇[1]（2017）在《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肇庆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认为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各项改革纷纷列入政府正式议程。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这意味着我国经过多年探索的公车改革将全面启动,再掀新一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高潮。从制度本身入手,对公务用车制度进行改革,是理性政府必然的选择,也是使得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的一种策略。在这个时间节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对我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行研究和探索,不仅可以为理论实践上提供参考依据,而且对推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为研究视角,对肇庆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行研究。笔者整理收集了肇庆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相关资料,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对已有改革政策进行考量和剖析,探寻公务用车制度现存的问题。本研究坚持问题导向,使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基于现存问题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各种约束性条件进行分类剖析。在非正式制约、正式制约、路径依赖、交易费用、制度实施这五方面深入分析造成问题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加强思想教育突破滞后的非正式约束;设立并完善正式约束实现激励;创新驱动发展打破路径依赖;明晰产权控制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优化制度设计提升执行和监督的效果。
张玉辉[2]（1999）在《公车改革,顺应民心的大好事》文中研究表明 公车现状触目惊心公车费用,不堪重负。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现有的小汽车95%是公车。"八五"期间,公款购买小汽车49万辆,耗资700多亿元,购买金额年均递增27%。1998年,用于买车的公费支出总金额将在1000亿元以上。某中等地级市,在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经财政控购部
兰海军[3]（2016）在《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文中认为旅游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改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既是旅游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国的必然要求,更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深入研究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改进,有助于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理论成熟成型,丰富公共服务管理学科体系;有助于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稳定供给并持续改进,夯实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基础。本文选择厦门为例,源于其系全国最重要旅游城市之一,解剖既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典型示范意义。本文以游客满意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服务质量理论为内核,综合运用文献、比较、案例、访谈、问卷、统计等方法,研究如何通过确立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目标、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机制、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持续改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本文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从实践层面梳理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进展。分别考察境内外典型旅游城市实践,梳理出境内旅游城市发展的共性问题,并观察厦门市实践。第二,从理论层面建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框架。厘清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等核心概念,梳理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及责任主体;借鉴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改进实践,结合旅游公共服务具体环境,建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理论框架。第三,从操作层面阐述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改进。首先是确立质量目标。在现有软硬件基础上,采用ISA法调查游客真实感知,测量期望与感知差距,全面摸清旅游服务质量“短板”。通过I-S等级计算,找出优先改进项、次优改进项,确立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阶段性目标。其次是监测质量运行。通过改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宣传贯彻,统一内部思想、营造社会氛围。借助“信息化监测、联动化治理、标准化确认、奖惩化控制”机制,全面监测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再次是评价服务质量。采用SERVQUAL框架,将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具体化,对应开发一套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厦门评价并计算出阶段性质量改进的工作重点。最后是持续改进服务质量。持续改进厦门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必须以游客满意为目标,基于旅游服务应用优化智慧厦门顶层设计,修筑质量改进“营养池”;丰富完善厦门质量奖体系,培壮质量改进“胡萝卜”;强化部门协同治理,锻造质量改进“大棒”,构建“三位一体、恩威并举”的服务质量改进运行框架。第四,从推广层面探索公共服务质量改进一般性操作指南。将各环节研究成果和具体操作步骤与厦门经验相结合,抽象化为通用性的操作指南。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一是尝试构建了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理论和运行框架;二是尝试开发了一套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量化了服务质量改进的阶段性目标;三是尝试梳理了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的一般化操作指南。受能力、精力等条件限制,最初调查问卷数据多来源于思明区,未来将进一步拓宽研究区域范围,尽量缩小实然与应然的差距。未来将进一步优化评价指标体系,跟进研究以厦门本岛为核心建构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全面优化提升其适用性。
刘厚见[4]（2016）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参与制度,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近现代都有它的影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国几千年的信访文化,创造性地建立了党的信访制度,把信访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给信访注入了新的内涵,意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传真、走访等形式,依法向各级党委政府和有权处理的其他管理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合理诉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权处理的管理部门必须依法作出处理的一种活动。这就明确了信访是一种有别于司法诉讼制度的权利救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开展信访工作中,主动畅通信访渠道,依法调解与处理信访问题,打击非正常上访,鼓励人民群众依法诉讼,充分发挥了信访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道路上的政治参与、权力监督、矛盾化解、权利救济功能与作用,为建设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党的信访工作理论研究,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历届中央领导人就党的信访工作开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研究和论述,建立信访制度,创新信访工作方法,科学总结并形成了一套贯穿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访理论。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思想,它关于“信访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信访工作要服务党的其他工作开展、信访工作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群众工作”的信访理论,主要体现的是群众观点和社会动员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信访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中,还有党的十八大明确的“法治信访、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思想等。这些理论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一个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又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以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根本宗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党巩固稳定的基层政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理论支点,立足于中国共产党信访制度的建立完善与创新发展,在党的信访工作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它们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各级各部门积极开展信访工作,热情接待群众信访,认真处理群众诉求,不断创新信访工作方法,积累了丰富的信访工作实践经验。从建国后信访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信访制度的破坏,再到1976年后信访制度的恢复,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过程。从198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才正式进入规范发展与创新发展的新时期,党的信访工作秩序开始得到初始规范,各项信访工作法规政策得到进一步健全,信访的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方法得到进一步创新,信访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凸显,信访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搞,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当然,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信访问题。特别是当前,党所面临的信访形势不容乐观,从中央到地方信访量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而且信访群众三五成群,集体上访趋势不但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逐渐成为上访的主流。信访群众的行为也越来越激烈,非正常上访问题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也频繁发生。再加上我们一些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宗旨观念不强、工作作风不实,信访的法治思维滞后,信访行为与法律规定相悖,各级信访部门又只注重畅通入口,不注意疏通出口,职能缺位、行为越位,而且信访问题越来越复杂,处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都增添了当前信访形势的严峻程度。有了问题,就必须分析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当前引发这些突出信访问题和工作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制度性因素、体制性因素、法治性因素和中国传统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引起的。我们党要解决这些问题,创新信访工作,就必须强化解决信访问题的工作纪律,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记党的根本宗旨,依法解决群众问题,做到公平正义,有错必纠,违法必究;就必须不断创新信访工作方法,改变方式拓宽渠道,抓好信访的源头治理和信访工作秩序的规范整顿,多措并举解决好群众的合理诉求;就必须不断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建立起常态的宣传教育机制、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机制、高效的信访问题处理机制、科学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机制,从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走法治信访的道路。
陈丰[5]（2011）在《信访制度成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访制度自确立以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近60年的历程中,这一制度逐渐成为沟通政府与民众的重要渠道,在了解社情民意、实现和维护人民民主政治权利、开展权利救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社会安全阀”,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1996年1月《信访条例》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信访工作逐渐步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然而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诸多的社会、政治原因,信访制度在其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并引致相关的社会问题,使得这一制度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又承担了相当的制度成本。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起源、制度变迁等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制度基本理论之一的制度成本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梳理社会学关于制度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和博弈理论,阐释了制度成本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对信访制度成本进行深入的分析。本文认为,社会制度成本是指在人类社会中,在以制度设计为起点,以制度变迁为终点的整个制度周期中所发生的一切耗费,是实现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博弈而产生的成本,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经济成本,又包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等方面。而在一个完整的制度周期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由此制度成本包括制度形成成本、制度执行成本、制度监督成本、制度变迁成本。本文在利用现有信访研究和信访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实证研究,提出了信访制度成本及其指标。信访制度成本主要包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构成“三位一体”的制度成本结构。信访制度政治成本的主要指标包括信访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政府公信力、民主与法制发展水平、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影响。信访过程中既有信访相关部门之间的横向博弈和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博弈,又有信访机构、政府行政机关、信访人的三方博弈,其重要政治后果之一是导致信访制度政治成本的增加。信访制度经济成本主要包括两方面：广义信访机构的经济投入和信访人的经济成本,前者包括人力成本、行政办公费用、非常规费用等；后者包括交通费用、食宿成本、误工成本、材料及邮寄费用、通讯费用等。尽管信访人的初始成本很小,但在其上访过程中经济成本是不断追加的,而对于一部分坚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上访者来说,显然存在着“理性经济人”假定的非有效性。一般而言,信访制度本身存在不足、体制不顺畅、相关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是经济成本高昂的制度原因。信访制度社会成本的主要指标包括社会稳定程度、社会公众满意度、社会心理等三个方面。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民所构成了信访制度的社会环境,对社会成本的影响具有双重性质,即可能提高或者降低社会成本,其中对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的影响则是其主要表现。在构建信访制度成本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进行了定量研究,即通过模糊数学模型分析了信访制度的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而对经济成本则不仅进行了量化研究,而且运用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弹性等概念进行深入的分析。总之,信访制度在发挥功能的同时,却承担着较高的制度成本,这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社会问题。在当前转型社会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各种利益冲突不断加剧,信访制度也面临着挑战。展望未来,信访制度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有效地降低制度成本,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不仅要积极创新路径,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调整和改革,而且应更好地体现法治精神,进一步加强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建设。
左华[6]（2014）在《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生,即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民生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总基调。今天,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改善民生更是成为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把改善民生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有着深切的民生关怀。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同时又是亲临第一线的指挥者,刘少奇深知理论与实际的连接点与矛盾,对我国的民生建设作出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解读。他的民生理论与实践和毛泽东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实际历史进程。本文按照“群众关切——刘少奇的思考和决策——群众实践效应”的解释模式,综合运用比较、制度主义等分析方法,分作四个阶段全面考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变化及其独特品性。这四个阶段为：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萌动和创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长和跨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失误；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和挫折。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由受传统民本思想和近代民主思想的熏染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推翻旧统治的革命道路。他始终坚持,只有把争取和维护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革命才能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奠定政治前提。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如何在政权未稳、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满足民众对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成为新中国领导者面临的巨大考验。刘少奇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发展纲领。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刘少奇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发展纲领,并跨越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民生发展提供了新的场景。刘少奇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民生改善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原则和方法。但是,由于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与民众生活之间的紧张缺乏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实践逐渐偏离了民生发展的轨道。刘少奇努力纠正其中的错误,并进行了大量富有创新性的思考。为克服严重的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刘少奇主抓这项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改革举措。国民经济很快得以好转。随之,刘少奇和毛泽东对于民生改善的方法和路径分歧逐渐公开化,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之弦再次绷紧。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二者之间的纷争充分反映了我国民生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汲取刘少奇的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并实现了创新与超越,使民众的生活水平很快有了较大提高。刘少奇不同时期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揭示了改革开放前我国民生问题的内在矛盾和演绎逻辑,为新时期我国民生建设提供了许多重要借鉴和启示。
陈华[7]（2012）在《中国公民教育的诞生—课程史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崛起提出了公民教育课程研究的课题。从课程史的角度分析我国公民教育的诞生过程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上吸取公民教育课程发展的资源。课程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已发展出八种主要的研究视角和三种经典路径。其中,用学校科目社会史的研究路径来探究公民教育的诞生,对我们理解我国公民教育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组织形式的变迁历程与当下困境具有启发意义。作为一门学校科目,中国公民教育课程在清末民国时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隐含了现代化与教育的双重逻辑对它的推动及限制,并表现为社会与国家两个主体力量的博弈。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及推进政治制度与思想行为的现代化的必要性,政教界的君主立宪派、君主专制派和民主共和派对此分别提出各自的教育主张。君主立宪派主张全面走向公民教育以实现新政；君主专制派虽提倡政艺兼修,却维护着政体的底线而徘徊在臣民教育的边界内；民主共和派则主张通过革命建立新政体来走向公民教育。在这些争论发生的同时,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并出现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的发育,为公民教育的诞生奠定了社会基础。辛亥革命后共和政体得以建立,培养共和国民的公民道德教育被确立为教育宗旨的核心,公民教育的内容以渗透课程的形态表现在修身、史地、国文等科目中,代表公民教育课程的萌芽。这一时期,国家主义的公民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主流思想,强调公民的国家观念及对国家的义务。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混乱的政局为新教育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创造了空间。民主与科学是双新运动的共同追求,它们表现为教育界对公民教育与实用教育的重视。在杜威的民主主义和罗素的世界主义访华言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公民教育取代国家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表现为公民教育的主体由国家转向儿童,从儿童的角度阐明公民教育的目标,并相信儿童有自治的能力和自动的权利；公民教育的内容由爱国转向参与社会生活,鼓励儿童自己治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与团体互动互助,并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民间教育力量在北洋政府时期掌握了教育变革的主导权,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教育调查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民间教育组织自下而上地促成了公民教育在学校科目中的落实,在新学制课程标准中设置了中小学的公民科。公民科的课程内容以团体生活为中心,注重普世价值和民主原则的传递,教科书以儿童为中心采取同心圆式编排法。另有学生自治作为公民教育的活动课程,以“学校即社会”为原则,让学生在学校中练习公民自治。但公民科在学校中遇到持续制度化的困境,这主要是由公民科本身的学科性质使其难以教学、公民科的教学存在师资和教材等实际困难、公民科教学存在脱离实际的状况、公民科缺少支持和管理的专业力量等四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训政纲领和党化教育方针,使得国家主义公民教育思想复兴,公民教育的主体与目标从儿童和社会生活回复到国家、民族和党义之上。国家权力干预公民教育课程,造成公民科被包围在三民主义科、党义科等新增的“非公民”科目中,并以知识化的手段得以维持其科目地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平民主义教育者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着教育公共化的斗争,反对党化教育。国民政府最终在民族危机下为了拉拢社会力量而取消了党义科,转而在公民科和公民训练两种公民教育课程中对学生进行心与身的规训。公民科既包含道德、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教育,也包含党义的灌输；公民训练以“四维八德”的传统道德为中心,强调对学生的全部生活、整个行为进行随时随地的训练。从1934年开始,国民政府将公民训练扩展到全国的城乡,发起一场“新生活运动”,试图通过对国民生活方式的规范来实现中国人思想行为的现代化。但对生活方式的规范并不是通往现代公民之路,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的国民生活改造运动也因自始至终缺少社会力量的介入而不可能获得有效和持续的发展。中国公民教育课程诞生的社会史过程涉及结构与主体两种机制。在结构方面,公民教育因具有促进政治现代化的特质而受到学校教育的青睐,在成为学校科目的过程中获得较为一致的外部认同。但在学校教育内部,公民科由于本身的学科特点而遭遇持续制度化的内部困境。这种尴尬局面并非中国公民科所独有。理想中的课程与在使用的课程之间的差异在公民教育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是一个世界难题,也是我们需要继续探索的课题。在主体方面,公民教育的诞生过程牵涉到多方面主体的思想争锋与利益争夺。政教界精英知识分子、中等社会群体在这个过程之初发挥了主要的积极作用。到了后期,公民教育得到越来越多社会群体的关注与支持,表现了社会力量的普遍觉醒。国家在这场争斗中始终进行着与社会的博弈,尽力维持双赢的局面。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成为公民教育之争中两个最大的主体。社会与国家主张的公民教育有所不同,社会与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使公民教育在课程目标、内容和组织形态上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国家力量最强、社会力量最弱时,没有公民教育的空间；在国家力量较弱、社会力量较强时,公民教育以渗透课程的形式出现,课程内容以国家的主张为主、社会的主张为辅；在国家力量最弱,社会力量最强时,公民教育以独立课程、综合课程和活动课程的形式出现,课程内容倾向于社会的主张,活动课程注重学生的自治；在国家力量较强,社会力量较弱时,公民教育以独立课程、党义渗透课程和活动课程的形式出现,课程内容倾向于国家的主张,活动课程注重国家的规训。
贾珍珍[8]（2018）在《政治现代化视角下的辛亥革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中国第一次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社会革命,辛亥革命一直以来备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自新时期以来,一些学者开始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辛亥革命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纵观已有研究成果,从政治现代化视角对辛亥革命做系统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辛亥革命对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全新设计以及其后出现的挫折和危机等问题鲜有人论及。为此,本文从政治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以期全面客观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本文分三个部分对政治现代化视角下的辛亥革命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从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一宏观角度出发,考察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辛亥革命的发生不仅是对外界“挑战”的回应,更是内在现代化因素在中国社会蔓延的必然结果。第二部分阐述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政治体制进行的全新设计。包括国体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政体实行“五权分立”;通过“主权在民”和“法治原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等,由此开启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大门。第三部分分析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中国政治出现的一系列动荡现象,展现了不彻底革命给中国早期现代化带来的顿挫和危机,这些挫折虽然断绝了中国以非军事方式重建民主共和的宪政之路,但却为后来再次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契机。总之,辛亥革命虽然没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推动作用。这场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为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当然,要确保现代化的真正实现,必须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许莹[9]（2010）在《办报干政的另一种探索 ——汪康年报刊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汪康年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一位重要报人,以报刊政治化为中心,其报刊活动经历了从新闻性到政论性的思路转变,在以政论报刊为主流的近代时期,形成了另一条“办报干政”的探索之路。由于对其定位一度有所偏差,有关汪康年的研究在新闻史领域一直以来并不充分,其报刊思想与实践的特征也并未得到彰显。本文试图在对相关史料整理与解读的基础上,总结出汪康年报刊思想与实践在不同阶段的特征,透视贯穿其间的发展线索,并探究变化之中的内在动因。本文首先对汪康年报刊起落变化的报刊实践过程作出了整体描述,次以报刊内容侧重点为依据,将汪康年所办报刊分为三种类型——译报、新闻日报、政论报刊,相应呈现出其办报思路中“重译报—重新闻—重政论”的次序变化。在对《时务报》、《昌言报》、《时务日报》与《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报刊内容深度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反观汪康年作为报刊创办者如何理解与构建这三类不同的报刊,使其发挥何种功能,并由此推演出其“译报观”、“新闻观”、“政论观”。本文认为,汪康年将译报看作一种间接评价手段,通过选载海外媒体关于中国事务的报道与评论,对政治问题作出间接的意见表达；把新闻报道当作形成舆论的有效途径,通过对新闻事件,尤其是政治事件快速、真实、客观、全面的报道,提高社会对政治事件的关注度,形成社会舆论以推动政治问题的解决；政论则是直接的政见表达,通过发表个人对政治问题的意见与建议,试图影响政府与社会的行为。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汪康年报刊实践并未完全循着政论的道路,但仍以“政治化”为中心,呈现出“办报干政”的另一种探索之路。本文最后对汪康年报刊思想与实践发展的内在动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政治思想的变化是牵引其“办报干政”思路发展的直接原因；知识分子“改变世界”的群体思想特征促其报刊活动围绕着“政治化”这一中心,江浙地区现实稳健的地域文化特色的影响又使其在“报刊如何有利于政治”这一问题上趋于平缓而非激进,而“正直仗义”的个性特征又使其对“社会批判”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坚守。概言之,抱有“办报干政”目标的汪康年,一直在寻找一条切合现实的报刊之路,其结局未必成功,但过程值得瞩目。
王中男[10]（2012）在《考试文化研究》文中指出课程评价改革,需要首先查明改革之桎梏所在。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是考试文化,这一认识构成了本研究的研究起源,亦形成了本研究的研究主题。围绕考试文化这一核心词汇,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要研究考试文化、考试文化是什么、考试文化历经了怎样的变迁、考试文化存在和引发了什么危机、考试文化如何转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依次对应了本研究的六章内容。第一章指出考试文化是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从理论视角来看,改革的实质是文化变革,作为一项文化变革,改革的深层栓梏是文化；从实践视角来看,考试文化是我国历史上诸多教育改革的深层桎梏,亦是本次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这表现为,考试文化制约了课程评价功能的应然转向,导致了课程评价指向与初衷背离。第二章界定了考试文化的概念,并基于此提炼出了考试文化的分析框架。考试文化是围绕考试而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它一方面体现为人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的运行机制。因而,可以从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运行机制的双重维度分析考试文化。从人的生活方式的维度来看,考试文化表现为内隐的考试观念与外显的考试行为；从社会的运作机制的维度来看,考试文化表现为考试制度。由此,考试制度、考试观念与考试行为,构成了考试文化的分析框架。第三章基于考试文化分析框架,围绕考试制度这一分析维度,遵循由古至今的历史逻辑,梳理了考试文化在考试制度上的历史变迁,划分了考试制度的三种形态：世袭制度、举荐制度、选拔制度。世袭制度主要指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举荐制度包括秦汉时期的察举制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选拔制度包括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科举制以及当代以来的高考制度。在梳理的过程中,着重分析了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第四章基于考试文化分析框架,围绕考试观念与行为这一分析维度,遵循由古至今的历史逻辑,梳理了科举时期旨在“选仕”与“入仕”的考试观念与行为,以及现今时期旨在“选拔教育资格”与“获取教育资本”的考试观念与行为。第五章探讨考试文化危机,指出考试文化存在的危机和引发的危机,并遵循历史的逻辑梳理了科举时期和现今时期的这些危机。考试文化存在的危机主要是等级危机、专制危机、控制危机；考试文化引发的危机主要是个体的危机和社会的危机。个体的危机表现为身体危机、心理危机、自由危机,社会的危机表现为学习风气危机、评价标准危机、社会等级危机、单向度化危机。第六章探讨考试文化转型,基于对考试文化转型的必要性论证,首先指出考试文化转型的方向是以人为本的评价文化,并对其概念、特性、表征进行了简要描述；其次指出考试文化转型的路径是依靠评价文化的引领,对评价文化的引领进行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并对应文化分析框架的要素,指出评价文化引领的路径是依靠评价制度、评价观念与行为。
二、公车改革,顺应民心的大好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车改革,顺应民心的大好事（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肇庆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文献述评 |
| 1.5 研究内容、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2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公务用车制度 |
| 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本研究中人类行为的假定 |
| 2.2.2 非正式约束 |
| 2.2.3 正式约束 |
| 2.2.4 路径依赖 |
| 2.2.5 交易费用 |
| 2.2.6 产权 |
| 3 肇庆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描述 |
| 3.1 改革过程 |
| 3.2 主要做法 |
| 3.2.1 取消一般公务用车 |
| 3.2.2 妥善安置车辆和司勤人员 |
| 3.2.3 发放车改补贴 |
| 3.2.4 完善公务用车管理的规章制度 |
| 3.3 基本成效 |
| 3.3.1 有效降低公共财政支出 |
| 3.3.2 规范透明政务运行 |
| 4 改革的难点及理论分析 |
| 4.1 仍然存在“官轿”思想：非正式约束形成思维定势 |
| 4.2 缺乏成文规章制度：正式约束缺位 |
| 4.3 车补与行政级别挂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
| 4.4 部分人参与的渐进式改革：产权改革受交易费用影响 |
| 4.5 执行和监督困境：交易费用的博弈 |
| 5 提升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效果的对策建议 |
| 5.1 加强思想教育突破滞后的非正式约束 |
| 5.2 设立并完善正式约束实现激励 |
| 5.3 创新驱动发展打破路径依赖 |
| 5.4 明晰产权控制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 |
| 5.5 优化制度设计提升执行和监督的效果 |
| 6 结语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立题旨意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实践进展 |
| 第一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兴起的动因 |
| 一、注重质量是各国发展的普遍路径 |
| 二、驱动质量是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追求 |
| 三、提升质量是游客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期盼 |
| 第二节 境内外典型城市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实践 |
| 一、境外典型城市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 |
| 二、境内典型城市旅游公共服务质量 |
| 三、境内城市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共性问题 |
| 第三节 厦门旅游服务业与公共服务质量现状 |
| 一、厦门旅游服务业发展概况 |
| 二、厦门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现状 |
| 第三章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管理框架 |
| 第一节 旅游公共服务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公共服务 |
| 二、旅游公共服务 |
| 三、旅游公共服务质量 |
| 第二节 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及主体认定 |
| 一、旅游公共服务的体系 |
| 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划分及责任认定 |
| 第三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改进框架 |
| 一、质量管理通用框架 |
| 二、公共服务质量管理一般框架 |
| 三、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管理框架 |
| 第四章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目标的确立 |
| 第一节 总体服务质量目标设定 |
| 一、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二、调查对象特征 |
| 第二节 旅游服务质量的目标体系 |
| 一、总体目标 |
| 二、分项目标 |
| 三、旅游服务质量目标变迁 |
| 第三节 质量目标确立过程及顺序 |
| 一、质量确立目标过程 |
| 二、质量目标确立顺序 |
| 第五章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监测 |
| 第一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的前期准备 |
| 一、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的宣传贯彻 |
| 二、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目标的任务分解 |
| 第二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的全面运行 |
| 一、信息化推动旅游大数据监测 |
| 二、联动化夯实跨部门服务质量治理 |
| 三、标准化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稳定 |
| 四、奖惩并举控制旅游公共服务质量 |
| 第三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的后期控制 |
| 一、监测后期控制阶段的现状 |
| 二、监测后期保障中的问题 |
| 第六章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 |
| 第一节 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概述 |
| 一、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方法与框架 |
| 二、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样本特征 |
| 第二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
| 一、总体旅游服务质量评价 |
| 二、具体旅游项目服务质量评价 |
| 第三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检验及改进 |
| 一、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检验 |
| 二、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建议 |
| 第七章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 |
| 第一节 环境层面——优化智慧旅游平台 |
| 一、优化顶层设计 |
| 二、优化技术支撑 |
| 三、优化应用体系 |
| 四、提升全域智慧服务 |
| 第二节 激励层面——内化质量创新动力 |
| 一、强化质量导向 |
| 二、强化质量提升 |
| 三、强化质量奖励 |
| 第三节 机制层面—强化部门协同治理 |
| 一、构建“大旅游”协同发展机制 |
| 二、夯实“大数据”共享供给平台 |
| 三、构建“多部门”协同服务机制 |
| 四、构建“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
| 结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存在不足 |
| 附录一 厦门市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厦门市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信访的相关概念辨析和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信访的相关概念辨析 |
| 一、信访与信访工作 |
| 二、越级上访与非正常上访 |
| 三、信访调解与司法诉讼 |
| 第二节 信访的历史源起 |
| 一、中国古代社会信访 |
| 二、中国近代社会信访 |
| 三、中国现代社会信访 |
| 第三节 信访的主要功能 |
| 一、政治参与功能 |
| 二、权力监督功能 |
| 三、矛盾化解功能 |
| 四、权利救济功能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的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相关思想 |
| 二、毛泽东关于内部矛盾的主要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利益矛盾的主要思想 |
| 四、毛泽东关于敌对矛盾的主要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的发展轨迹 |
| 一、毛泽东思想中的信访理论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信访思想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的理论支点 |
| 一、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
| 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 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 |
| 四、巩固稳定的基层政权建设观 |
| 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实践的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实践的曲折探索 |
| 一、信访制度的建立（1949—1966） |
| 二、信访制度的破坏（1966—1976） |
| 三、信访制度的恢复（1976—1982）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实践的创新发展 |
| 一、信访工作秩序的初始规范（1982—1995） |
| 二、信访工作法规政策的健全（1995—2005） |
| 三、信访工作机制方法的创新（2005年至今） |
| 第四章 信访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
| 第一节 信访出现的突出问题 |
| 一、信访量持续高位运行 |
| 二、集体访逐渐成为信访主流 |
| 三、非正常上访日益突出 |
| 四、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
| 第二节 信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信访服务的观念不强作风不实 |
| 二、信访接待的进口过宽出口不畅 |
| 三、信访部门的职能缺位行为越位 |
| 四、信访问题的内容繁杂处理复杂 |
| 五、信访人法治思维滞后行为偏执 |
| 第三节 信访问题凸显的成因 |
| 一、制度性因素 |
| 二、体制性因素 |
| 三、法治性因素 |
| 四、观念性因素 |
| 第五章 创新信访工作的对策 |
| 第一节 强化解决信访问题的工作纪律要求 |
| 一、强化党的纪律，切实坚持党对信访工作领导 |
| 二、强化宗旨观念，切实改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 |
| 三、强化公平正义，切实坚持依法依规处理问题 |
| 四、强化责任追究，切实坚持有错必纠违法必究 |
| 第二节 创新信访工作方式 |
| 一、改变方式拓宽群众信访渠道 |
| 二、夯实基础做好信访源头治理 |
| 三、整顿秩序规范信访工作行为 |
| 四、多措并举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
| 第三节 完善信访工作机制 |
| 一、建立常态的宣传教育疏导工作机制 |
| 二、建立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机制 |
| 三、建立高效的信访事项处理工作机制 |
| 四、建立科学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机制 |
| 第四节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
| 一、信访工作法治化的理论依据 |
| 二、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法律依据 |
| 三、信访工作法治化的现实依据 |
| 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路径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信访制度成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核心概念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内容结构与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研究现状 |
| 2.1.1 信访制度研究 |
| 2.1.2 制度成本研究 |
| 2.1.3 信访制度成本研究 |
| 2.2 主要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学的制度理论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 |
| 2.2.3 制度成本理论 |
| 第3章 信访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功能分析 |
| 3.1 信访制度的历史演变 |
| 3.1.1 1949年前的信访活动 |
| 3.1.2 建国后的信访制度及其改革 |
| 3.2 信访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3.2.1 路径依赖: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回顾 |
| 3.2.2 现实挑战:信访制度改革的动力 |
| 3.3 信访制度的一般社会功能 |
| 3.3.1 反映民情民意:沟通民众与政府的纽带 |
| 3.3.2 公民权利救济:抗衡公共权力滥用的替代性选择 |
| 3.3.3 民主监督:防范腐败行为的一种手段 |
| 3.3.4 充当社会安全阀:缓和社会矛盾激化的特色装置 |
| 3.4 不同时期信访制度的政治收益 |
| 3.5 信访制度成本:一个中国式社会问题 |
| 3.5.1 成本——信访制度不容回避的问题 |
| 3.5.2 "三位一体"的信访制度成本结构 |
| 第4章 信访制度的政治成本及其博弈分析 |
| 4.1 信访制度的运行及其政治后果——基于S镇的实证考察 |
| 4.1.1 S镇信访制度运行的实证分析 |
| 4.1.2 "谁替我解决问题?"——上访者的困惑之一 |
| 4.1.3 "为什么选择越级上访?"——上访者的困惑之二 |
| 4.2 信访制度政治成本的主要指标分析 |
| 4.2.1 政府公信力:民众信任政府的表征 |
| 4.2.2 民主与法制发展水平: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 |
| 4.2.3 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政治的一种"软"成本 |
| 4.3 信访主体的多方博弈 |
| 4.3.1 信访机构、政府行政机关的横向博弈 |
| 4.3.2 不同层级信访机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博弈 |
| 4.3.3 信访机构、政府行政机关、信访人的三方博弈 |
| 4.4 一个典型信访事件的博弈过程及其政治代价 |
| 4.4.1 上海市莲花河畔景苑倒楼事件 |
| 4.4.2 利益博弈过程:从冲突到妥协 |
| 4.4.3 政治成本的付出及其反思 |
| 第5章 信访制度的经济成本分析 |
| 5.1 信访机构的经济投入:国家财政的巨额支出 |
| 5.1.1 人力成本 |
| 5.1.2 行政办公费用 |
| 5.1.3 非常规费用 |
| 5.2 信访人的经济成本:沉重的家庭负担 |
| 5.2.1 交通费用 |
| 5.2.2 食宿成本 |
| 5.2.3 误工成本 |
| 5.2.4 材料及邮寄费用 |
| 5.2.5 通讯费用 |
| 5.3 信访制度成本的经济学分析 |
| 5.3.1 信访人初始成本的不断追加 |
| 5.3.2 "理性经济人"假定的非有效性 |
| 5.3.3 信访制度经济成本高昂的制度原因 |
| 第6章 信访制度的社会成本及其社会环境分析 |
| 6.1 社会成本的内涵与特点 |
| 6.2 信访制度社会成本的主要指标分析 |
| 6.2.1 社会稳定程度: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保证 |
| 6.2.2 社会公众满意度:对信访制度绩效的期望与感知 |
| 6.2.3 社会心理:一种隐性成本 |
| 6.3 信访制度的社会环境 |
| 6.3.1 正式制度 |
| 6.3.2 非正式制度 |
| 6.3.3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
| 6.3.4 公民 |
| 6.4 社会环境影响社会成本的双重性质和具体表现 |
| 6.4.1 影响的双重性——提高或者降低社会成本 |
| 6.4.2 对执行成本的影响 |
| 6.4.3 对监督成本的影响 |
| 第7章 信访制度成本数学模型的理论构建 |
| 7.1 政治成本的模糊数学模型 |
| 7.2 经济成本的理论模型 |
| 7.3 社会成本的模糊数学模型 |
| 第8章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6）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0.1.1 问题的提出 |
| 0.1.2 研究的学术价值 |
| 0.1.3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民生”概念界定 |
| 0.2.1 民本——“民生主义”——“为人民服务” |
| 0.2.2 民生问题的实质探究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0.3.1 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研究 |
| 0.3.2 刘少奇及其民生思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的阶段划分、研究思路、创新与不足 |
| 0.4.1 研究对象的阶段划分 |
| 0.4.2 研究思路 |
| 0.4.3 创新与不足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手段 |
| 0.5.1 文献研究法 |
| 0.5.2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
| 0.5.3 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 第一章 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萌动和创生 |
| 第一节 近世解决民生问题的三种方案 |
| 1.1.1 马克思主义方案 |
| 1.1.2 自由主义方案 |
| 1.1.3 渐进改良方案 |
| 第二节 由民主主义革命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者 |
| 1.2.1 受传统和先进思想影响,追随民主革命 |
| 1.2.2 接受并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 |
| 第三节 领导工人运动 |
| 1.3.1 掌握领导权 |
| 1.3.2 不能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割裂开来 |
| 1.3.3 反对过激行为,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
| 第四节 反对“左”倾盲动 |
| 1.4.1 根据客观条件发动群众斗争 |
| 1.4.2 利用可利用的合法形式争取和维护工人的利益 |
| 第五节 指导土地改革 |
| 1.5.1 耕者有其田 |
| 1.5.2 开展群众运动 |
| 1.5.3 有右反右,有“左”反“左” |
| 第六节 做好群众工作 |
| 1.6.1 从实际出发组织群众 |
| 1.6.2 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 |
| 1.6.3 教育和宣传群众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生长和跨越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生产,正确对待私人资本 |
| 2.1.1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改善民生的基础 |
| 2.1.2 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 |
| 2.1.3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
| 2.1.4 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走向社会主义 |
| 第二节 以先富促共富 |
| 2.2.1 贫富分化不可怕 |
| 2.2.2 发展合作社,在经济上领导小农 |
| 第三节 民生发展的战略规划 |
| 2.3.1 工业化 |
| 2.3.2 民主化 |
| 2.3.3 工会要保护普通工人的利益 |
| 第四节 全面的社会建设 |
| 2.4.1 办教育,保就业,努力发展生产 |
| 2.4.2 解决群众的工资、物价、住房要求,实现分配公平 |
| 2.4.3 整风除恶,创造向善的社会环境 |
| 2.4.4 开展“三反”、“五反”,促进市场公正 |
| 第五节 民生发展的道路选择 |
| 2.5.1 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
| 2.5.2 同意采用统购统销政策 |
| 2.5.3 接受农业集体化的主张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失误 |
| 第一节 全面的民生发展纲领 |
| 3.1.1 刘少奇在“八大”前的调研 |
| 3.1.2 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 |
| 第二节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 3.2.1 矛盾是否存在 |
| 3.2.2 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及产生的根源 |
| 3.2.3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 第三节 “大跃进”与民生悖论 |
| 3.3.1 从“反冒进”到跟进“大跃进” |
| 3.3.2 “大跃进”模式与效果 |
| 3.3.3 质疑与反思 |
| 第四节 生产关系的超越与民生幻象 |
| 3.4.1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 |
| 3.4.2 一次不理想的试验 |
| 3.4.3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 |
| 第五节 探索制度建设 |
| 3.5.1 收权与放权 |
| 3.5.2 纠“左”与反右倾 |
| 3.5.3 调整公社管理体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和挫折 |
| 第一节 湖南调查与“七千人大会”上的总结 |
| 4.1.1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 |
| 4.1.2 贴近群众,关心群众生活 |
| 4.1.3 群众满意不满意,生活是否改善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 4.1.4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总结 |
| 第二节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
| 4.2.1 进一步统一思想,请陈云出山 |
| 4.2.2 批评公安、政法战线的“左”倾错误 |
| 4.2.3 甄反,让实事求是的人抬起头来 |
| 第三节 尊重个体和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
| 4.3.1 默许包产到户 |
| 4.3.2 重塑党、政、企的关系,发挥市场作用 |
| 4.3.3 努力减少阶级斗争的干扰 |
| 第四节 民生发展的围城之困 |
| 4.4.1 反官僚主义,反腐防修 |
| 4.4.2 团结95%的干部,团结上中农和富农 |
| 4.4.3 团结95%的群众是团结95%干部的前提 |
| 4.4.4 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
| 4.4.5 “四清”钩沉 |
| 第五节 倡导“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
| 4.5.1 经济恢复时期两种制度的并行 |
| 4.5.2 1956年前后两种制度的发展 |
| 4.5.3 “大跃进”时期两种制度的变奏 |
| 4.5.4 六十年代两种制度内涵的新阐释 |
| 小结 |
| 第五章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和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分析 |
| 5.1.1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表现 |
| 5.1.2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哲理探析 |
| 第二节 民生问题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实证考察 |
| 5.2.1 贫富差距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5.2.2 反官僚主义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5.2.3 民主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第三节 刘少奇与毛泽东民生问题上的分歧 |
| 5.3.1 分歧的寻踪觅迹 |
| 5.3.2 路径分歧还是路线分歧 |
| 5.3.3 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
| 第四节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超越 |
| 5.4.1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
| 5.4.2 从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
| 5.4.3 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道路 |
| 5.4.4 改革开放,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5.4.5 增强发展活力,有效促进社会建设 |
| 小结 |
| 结束语 坚定自信,奋力开辟民生发展新前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中国公民教育的诞生—课程史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公民教育课程史研究的合理性探寻 |
| 第一节 公民教育课程研究的审思 |
| 一、公民教育课程研究的价值 |
| (一) 公民教育课程与人的现代化 |
| (二) 公民教育课程与公民社会的崛起 |
| 二、已有研究对公民教育课程问题的争论 |
| (一) 公民教育课程目标的变迁 |
| (二) 公民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 |
| (三) 公民教育课程组织形式的设计 |
| 三、本课题拟深化的问题 |
| (一) 聚焦公民教育科目的演化 |
| (二) 探讨公民教育课程的主题变迁与生成过程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课程史的研究路径 |
| 一、课程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起 |
| (一) 萌芽期(1926-1970) |
| (二) 奠基期(1970-1990) |
| (三) 多元发展期(1990年代至今) |
| 二、课程史研究的经典路径 |
| (一) 八种课程史研究视角 |
| (二) 三种课程史经典写法 |
| (三) 课程史研究的内涵及价值 |
| 三、本课题的课程史视角和研究设计 |
| (一) 学校科目社会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
| (二) 公民科社会史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三) 时间跨度与阶段划分的说明 |
| 第二章 现代化进程开启公民教育课程 |
| 第一节 政教界的思想争锋与公民教育设计 |
| 一、君主立宪派的公民教育思想 |
| (一) 严复的公民教育译述 |
| (二) 梁启超对国族的建构 |
| (三) 公民教育思想的文化底色 |
| 二、君主专制派的臣民教育课程 |
| (一) 中体西用的兴学主张 |
| (二) 政艺兼修的通才教育 |
| (三) 读经讲经课与修身科 |
| 三、民主共和派的公民教育策略 |
| (一) 先建国后公民教育的方针 |
| (二) 激进的公民教育活动 |
| (三) 争夺修身教科书的阵地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课程的社会文化基础 |
| 一、下层社会群体与公共空间的生长 |
| (一) 市政建设催生市民意识 |
| (二) 工业化解构传统价值系统 |
| (三) 公共空间连结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 |
| 二、中等社会群体与公共领域的发育 |
| (一) 民间话语权初开 |
| (二) 民间社团及教育组织初兴 |
| (三) 学校及社会教育作为公共领域之一 |
| 三、学生群体社会参与意识的觉醒 |
| (一) 学生群体的形成 |
| (二) 学生群体的民主追求 |
| 第三节 共和政体对公民教育课程的需求 |
| 一、民国初年的公民道德教育 |
| (一) 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宗旨 |
| (二) 旧修身科中的新道德 |
| 二、国家政治权力的重建及国民教育思潮 |
| (一) 新共和的权力合法性危机及权力重建困境 |
| (二) 国家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潮初兴 |
| 三、政教精英对国民素质的反思与聚焦 |
| (一) 梁启超的《国民浅训》 |
| (二) 孙中山的《民权初步》 |
| 第三章 社会自下而上争取公民教育课程 |
| 第一节 新课程呼唤公民科 |
| 一、双新运动与个人主义公民教育理念 |
| (一) 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双新运动 |
| (二) 指向公民素养的教育宗旨提案 |
| (三) 杜威访华促进公民教育理论的发展 |
| 二、走向世界主义的公民教育理念 |
| (一) 罗素带来世界主义 |
| (二) 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 |
| 三、民间教育组织落实公民教育课程 |
| (一) 促成七条教育标准 |
| (二) 编订公民教材 |
| (三) 设立公民科 |
| 第二节 公民科的初体验 |
| 一、课程组织形式 |
| (一) 初小与初中的社会科 |
| (二) 高小与高中的公民科 |
| 二、课程内容与教科书 |
| (一) 以团体生活为中心的课程内容 |
| (二) 以儿童为中心的同心圆式教材 |
| 三、公民科的荣耀与落寞 |
| (一) 学校开设公民科的实况 |
| (二) 公民科受到的漠视与误认 |
| (三) 影响公民科制度化的因素 |
| 第三节 让学生在学校中练习自治 |
| 一、学生自治的原理与意义 |
| (一) 杜威对中国学生自治的建议 |
| (二) 教育界对学生自治的期待 |
| 二、学生自治的两种类型 |
| (一) 群体生活学生自治的说法与做法 |
| (二) 个体生活学生自治的说法与做法 |
| 三、学生自治的渊源及误区 |
| (一) 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阶段下放的不足 |
| (二) 过度追求政治价值的危险 |
| 第四章 国家权力干预公民教育课程 |
| 第一节 训政下的保养 |
| 一、党化教育开始一统天下 |
| (一) 中央集权式教育体制的确立 |
| (二) 国家主义公民教育思想的复兴 |
| 二、当公民科遭遇党义科 |
| (一) 新增三民主义与党义科 |
| (二) 公民科的知识化处理 |
| 三、知识分子对公共文教空间的争取 |
| (一) 新月派的人权论战 |
| (二) 从识字抓起的乡村公民教育 |
| 第二节 身与心的规训 |
| 一、公民科的回归 |
| (一) 中小学公民科课程标准 |
| (二) 亲历公民科的记忆 |
| 二、公民训练的实施 |
| (一) 中小学公民训练标准 |
| (二) 公民训练实施个案 |
| 第三节 新生活的理想 |
| 一、新生活运动的发动 |
| (一) 身体美学与公共意识的改造 |
| (二) 新生活运动的实施策略与效果 |
| 二、新生活运动的提示 |
| (一) 人的思想行为的现代化是最深层的现代化 |
| (二) 对生活方式的规范不是通往现代公民之路 |
| (三) 可持续的公民教育是由国家办社会的教育 |
| 第五章 推动中国公民教育诞生的结构与主体 |
| 第一节 现代化与教育的双重逻辑 |
| 一、公民科的外部认同 |
| 二、公民科的内部困境 |
| 第二节 中等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博弈 |
| 一、中等群体的社会建构 |
| 二、政治国家的双赢努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政治现代化视角下的辛亥革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0.1.1 选题目的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研究现状 |
| 0.2.1 国内研究现状 |
| 0.2.2 国外研究现状 |
| 0.3 本文研究方法 |
| 0.3.1 文献研究法 |
| 0.3.2 史论结合法 |
| 0.3.3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 0.4 本文创新点 |
| 1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辛亥革命 |
| 1.1 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兴起 |
| 1.1.1 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 |
| 1.1.2 现代世界的一体化进程 |
| 1.2 辛亥革命的应运而生 |
| 1.2.1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
| 1.2.2 中国传统社会的裂变 |
| 1.2.3 中国改良式变革的失败 |
| 2 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启动 |
| 2.1 辛亥革命构筑了现代化的政治体制 |
| 2.1.1 国体——民主共和制度的创设 |
| 2.1.2 政体——“五权分立”的构想 |
| 2.2 辛亥革命对人民权利的保障 |
| 2.2.1 规定“主权在民”原则 |
| 2.2.2 确立法治原则 |
| 2.3 辛亥革命与政党政治的理念设计 |
| 2.3.1 现代政党政治的建立 |
| 2.3.2 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 |
| 3 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顿挫与影响 |
| 3.1 辛亥革命后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顿挫 |
| 3.1.1 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 |
| 3.1.2 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 |
| 3.1.3 帝制与共和的较量 |
| 3.1.4 军人力量的崛起 |
| 3.2 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 3.2.1 断绝了中国以非军事方式重建民主共和的宪政之路 |
| 3.2.2 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 |
| 3.2.3 引发了重新探索中国现代化出路的浪潮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办报干政的另一种探索 ——汪康年报刊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动因与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文献综述 |
| 1.5 创新点与难点 |
| 2 独特的办报经历 |
| 2.1 报刊实践的准备时期 |
| 2.2 创办《时务报》 |
| 2.3 "汪梁之争"与《昌言报》的创办 |
| 2.4 创办《时务日报》与《中外日报》 |
| 2.5 北上办《京报》 |
| 2.6 协理"远东通信社" |
| 2.7 再创《刍言报》 |
| 3 译报观及其实践 |
| 3.1 《时务报》译报分析 |
| 3.2 《昌言报》对译报传统的继承 |
| 3.3 "借口立言"的译报观 |
| 4 新闻报道观及其实践 |
| 4.1 《时务日报》与《中外日报》的新闻特色 |
| 4.2 《中外日报》义和团报道实例分析 |
| 4.3 远东通信社的双向传播 |
| 4.4 "以事实发言"的新闻观 |
| 5 政论观及其实践 |
| 5.1 《时务报》政论分析 |
| 5.2 《京报》政论 |
| 5.3 《刍言报》政论 |
| 5.4 "建言—监督—批判"的政论观 |
| 6 "独立独特"的原因分析 |
| 6.1 政治思想对报刊思想与实践的牵引 |
| 6.2 个体特征对报刊思想与实践的影响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位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课题 |
（10）考试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为什么研究考试文化 |
| 二、研究考试文化的什么内容 |
| 三、怎么研究考试文化 |
| 第一章 考试文化：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 |
| 一、课程评价改革需要查明改革的桎梏所在 |
| 二、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是现有考试文化 |
| 三、考试文化作为课程评价改革之深层桎梏的表现 |
| 第二章 考试文化：概念与分析框架 |
| 一、何为考试文化 |
| 二、考试文化的分析框架：考试制度、考试观念与行为 |
| 第三章 考试文化之历史变迁：考试制度 |
| 一、世袭制度 |
| 二、举荐制度 |
| 三、选拔制度 |
| 第四章 考试文化之历史变迁：考试观念与行为 |
| 一、旨在“选仕”与“入仕”的考试观念与行为 |
| 二、旨在“选拔教育资格”与“获取教育资本”的考试观念与行为 |
| 第五章 考试文化危机 |
| 一、考试文化存在的危机 |
| 二、考试文化引发的危机 |
| 第六章 考试文化转型 |
| 一、考试文化转型的必要性 |
| 二、考试文化转型的方向 |
| 三、考试文化转型的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公车改革,顺应民心的大好事（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肇庆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研究[D]. 刘彩宇. 华南农业大学, 2017(08)
- [2]公车改革,顺应民心的大好事[J]. 张玉辉. 学理论, 1999(01)
- [3]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D]. 兰海军. 厦门大学, 2016(01)
- [4]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与实践研究[D]. 刘厚见.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8)
- [5]信访制度成本研究[D]. 陈丰. 华东理工大学, 2011(07)
- [6]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D]. 左华. 南开大学, 2014(04)
- [7]中国公民教育的诞生—课程史的研究[D]. 陈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2)
- [8]政治现代化视角下的辛亥革命研究[D]. 贾珍珍. 辽宁大学, 2018(04)
- [9]办报干政的另一种探索 ——汪康年报刊思想与实践研究[D]. 许莹. 华中科技大学, 2010(11)
- [10]考试文化研究[D]. 王中男.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