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阴历)十二月修养法（论文文献综述）
王杨[1]（2020）在《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罗末丽初是韩国历史上向中国学习的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韩国汉诗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进入到真正发展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崔致远、崔承佑、崔匡裕、朴仁范为首的留唐新生代诗人为中心,开放性文化意识为主导,积极汲取中国文学的精华,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罗末丽初的诗人们饱受中国文化滋养和熏陶的同时,以异国留学的宝贵经历极大丰富了他们汉诗创作题材,拓宽了汉诗创作空间和视野,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取得了斐然的艺术成就。直到1170年武臣政变为止,都是由他们或他们的后裔来主宰诗坛。罗末丽初汉诗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诗体、格式、格律、形态、风格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非常相近或相似的特点,呈现出新的社会趋向和审美追求。罗末丽初汉诗成了韩国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梳理,可以发现与新罗末期以前的汉诗相比,罗末丽初汉诗整体上,无论是诗歌体裁、艺术水平还是创作手法都有了质的飞跃,韩国汉诗方能算得上进入了真正的发展轨道。曾经以贵族为中心零星的汉诗创作,也被以崔致远、崔承佑等新生代作家为代表的汉诗作家层所代替。而且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具有共同的诗风,从新罗末期的汉诗鼻祖崔致远到高丽初期的郑知常都久沐唐风,诗风虽都以晚唐风为主,又不乏带有六朝锦色的初唐风、清丽豪逸的盛唐风,这种文风一直持续到了金富轼,他的汉诗逐渐背离美在情辞以韵取胜的唐诗风,而是走向美在气骨以意胜的宋诗风,这种唐宋融合的诗风也预示着韩国汉诗结束了一个“亲唐”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慕苏黄”时代。因此,笔者将罗末丽初汉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具体阐述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联,进而阐明其价值和意义。基于整体观,本文将焦点锁定在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上,从具有代表性的崔致远、崔匡裕等十余位诗人的汉诗作品文本出发,综合运用社会文化学、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源泉学研究、传播学研究以及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采用综合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微观角度切入,在作品中寻求作家心知、理性与风格的发展趋势,去寻找思想的、感情的和艺术等种种不同的丝缕,进而阐明罗末丽初汉诗是如何接受并汲取中国文学精华,以自己的新感情和新经验,赋予新的汉诗文学形式和艺术生命,藉以发现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各时期的文学的各种关联,确定其在韩国汉诗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为此,本文从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汉诗的思想意识与儒佛道的关系、汉诗中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研究的意义和目的,通过梳理与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特点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写作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为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主要对罗末丽初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文化流入以及罗末丽初汉诗的发展概况与动因进行了分析。罗末丽初时期中韩关系在古代东北亚复杂多变的局势下,经历了冷淡、缓和之后,又逐渐恢复了频繁的交流。随着中国文化东渐与传播,罗末丽初时期的统治者们不断地效仿唐朝,并实行科举制度和汉文教育等外在原因和罗末丽初社会出现的强化王权、骨品制等内在因素皆推动和刺激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们崛起,为韩国汉诗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推动了汉诗的发展。第三章着重分析了罗末丽初汉诗主题意蕴与儒释道的关系。罗末丽初的诗人们既有儒家积极入仕的执着,又有道家退则独善其身的洒脱,更有佛家逃世的圆融。在儒家“忠孝”、“信”、“勇”的思想熏陶下,在开放性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驱赶下,诗人们汲取儒家积极入仕、济世安民的精神,汉诗作品中流露出忠君爱国的高尚品格和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愿与残酷的现实激烈的碰撞过程中,激发了诗人们的人格独立意识,在汉诗作品中表现出高蹈遗世的人文情怀和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在渐悟佛道之后,诗人们重新审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朝着生命意识高度升华的方向发展,汉诗作品中又呈现出回归清净无染的禅心和空灵幽静的超然心境。第四章以罗末丽初汉诗中所出现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为切入点,从微观领域考察汉诗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各种关联。具体考证汉诗中出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等中国历史人物,还有各种典故以及诗歌中引用的中国作家的诗句、辞藻等,甚至具体到从某一个作品的某一个句子、某个词汇的来源中来寻找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和中国文化因子,从而解读它在整体汉诗中的作用和意义,从多个侧面揭示罗末丽初汉诗和中国文学之间的多层次关系。第五章聚焦在罗末丽初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的关联上,以审美意象、意境美学、艺术特征三个角度进行探讨分析罗末丽初汉诗对唐代诗学的接受与借鉴。探讨其汉诗与初唐诗风、盛唐之音、晚唐诗风间的相关因素;从意境之美、意象之美、辞藻之美出发,揭示罗末丽初汉诗脱胎于唐诗的关系;从统摄和综合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了解罗末丽初的诗人们受唐代诗学、社会氛围熏陶后的思想理念与创作风格,从而挖掘他们新的审美需求,使汉诗展现出独具魅力的艺术风貌。本文作为罗末丽初汉诗的首次整体的、全面的、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在对罗末丽初时期整体性的研究非常稀少的情况下具有开拓性意义。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整体研究,为确定其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做一些基础性的贡献,同时为今后更好的整理韩国汉文学发展史提供一定的帮助,也为中韩两国文学交流提供历史养料。
李在全[2]（2016）在《“新人”如何练就:清末一位留日法科学生的阅读结构与日常生活》文中研究说明关于近代留日学生思想的研究,多从已刊言论文本中去探求,甚少从学生们的阅读结构中去考究。其实,个体的阅读吸收、知识构成与思想变化互动相生,关系密切。以黄尊三为个案的研究表明,留日法科学生阅读大体包括外语、法科专业、日常阅读三部分,其中外语占据相当大部分时间与精力,即使在日常阅读中也经常通过阅读外文报刊、书籍等提高外语水平。此外,黄氏尚有各种社团活动及交友应酬。这自然挤占了专业学习时间。黄氏在日常阅读中对古书与修身书籍的偏好,折射出新时代、新环境中练就的"新人"有多"新",其中旧资源、旧因素可能超乎此前想象。黄氏学习法科,是留日后半期才确定的,且属无奈之选,但确实能提供不少新思维、新视野,其兴趣在宪法、行政法、国际法等公法领域,背后反映了留日学生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及其应对之策。借由黄氏留学日常生活,尤其是社团生活,展示了清末留学生对公共事务的介入与参与,亦可视为现代政治生活在知识青年群体的试验。此中表现出来的诸多不良倾向,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政治生活。
夏燕勤[3]（2016）在《20世纪前期儿童生活世界的建构（1897-1927） ——以小学国文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教科书是课程的载体。它启蒙年轻一代,传承社会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各科教科书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那些聚焦儿童、以儿童生活的周遭为叙述空间的叙事课文以及着意塑造儿童生活规范的论说文或直接或微妙地想象着儿童、建构着儿童的日常生活。20世纪前期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社会迅速瓦解,教育领域的变革也异常剧烈而频繁。从传统的私塾教育到近代学校教育,这中间凝结着知识界对东西文化的选择以及对民族国家、对儿童新生活的想象与建构。而在社会迅速变迁时期,这种选择与想象的方案往往多样且充满矛盾。作为知识和文化选择、控制的重要载体,小学国文教科书为这些选择和想象提供了充分表现的空间。本文借鉴微观史学、社会学研究范式,以历史发展为线索,运用历史研究、文本分析（包括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和比较等方法,从多维视角对20世纪前期小学国文教科书中的儿童生活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20世纪前期,小学国文教科书在儿童生活世界建构中总体表现出从“臣民”“国民”相混合的生活发展到以“公民”为主的生活轨迹。各阶段小学国文教科书中的儿童生活呈现出以下图景:清末,儿童伦理生活基本遵循传统,家庭关系以“孝”“悌”为核心;儿童游戏价值得到肯定;学堂生活从物质到精神均彰显与私塾生活的不同;开始强调儿童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女子生活以家庭为中心,但强调自立及国民责任。民初,儿童个人生活得到彰显,“自治”“自立”的儿童形象突出;儿童德性生活仍遵循传统;儿童的伦理生活从外缘开始发生变化,但“孝”这一核心未变,使其与儿童“自治”“自立”之间充满张力;儿童游戏更强调教育性;学校生活变化显着;强调儿童作为国民和公民的责任与义务;这一阶段女子生活演进缓慢。新学制时期,儿童开始脱离成人而成为独立的个体,“自由”“平等”观念开始真正影响儿童生活;儿童游戏的价值被再次发现;家庭生活凸显快乐与民主两大特征;学校生活强调学生自治,强调与社会的联系以及对社会的改造;社会生活突出共同性,力图构建理想的基层社会;女子的家庭生活以当下为重心,职业能力得到重新认识。从细微的个人日常生活到宏观的社会生活,小学国文教科书在儿童生活及其身份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前期小学国文教科书在儿童生活世界建构方面既有其历史发展规律,又具有可借鉴的一般建构模式,对当代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有一定启示意义。
王唯力[4]（2016）在《《晨报副刊》新诗史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晨报副刊》所发表的新诗为研究对象,以文学史论的思路和方法,全面梳理《晨报副刊》上的新诗创作,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新诗在《晨报副刊》的历史状况作总体性勾勒。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梳理了《晨报副刊》历史。以时间为线索,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晨报副刊》的主编变动、样式变化以及“刊中刊”情况。第二章对《晨报副刊》发表的新诗作整体概述。首先介绍了当时其他刊物发表新诗情况并由此分析《晨报副刊》早期发表新诗的历史环境,再对《晨报副刊》的诗人群以及其新诗数量做出大概的数据统计,以便对《晨报副刊》新诗有直观的认识。第三章论述李大钊时期的新诗创作。本章选取了朱自清、康白情、品今三位诗人,分析了他们该时期在《晨报副刊》上的新诗发表情况,并对最具代表性的新诗进行文本分析。第四章论述孙伏园时期的新诗创作。本章重点介绍了小诗写作群体,如冰心、王统照、何植三等,此外对刘氏三兄弟以及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新诗也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第五章论述徐志摩时期的新诗创作。本章以《诗镌》为中心,对“内”重点介绍了《诗镌》发起人徐志摩、闻一多、刘梦苇、“清华四子”的新格律诗创作;对“外”选择了新诗创作较为活跃的绿波社、无须社成员的如焦菊隐、蹇先艾等人的创作。胡也频是徐志摩离开《晨报副刊》后发表新诗最多的诗人,因此胡也频也是重点介绍的诗人之一。
陈志华[5]（2015）在《宗教视野中的文学变革（1915-1919） ——以《新青年》为中心》文中指出对文学史的观照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本论文选取的宗教视野乃其中之一。这种视角选择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以“宗教视野”审视文学变革，可以跳出单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叙述模式，而将历史的、学术史的综合研究方法纳入进来，这对《新青年》这样融合了文学、政治、经济、哲学等内容的研究客体来说，尤为必要；第二，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学”，为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而夸大了与旧文学的对立，“白话为文学之正宗”等口号掩盖了许多丰富的历史内容，综合研究方法变焦点透视为散点透视，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简单的单线式文学史观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因而，作为观察《新青年》及其主导的文学变革的视角，本文所使用的“宗教”概念实际含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对文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客体，更是从属于思想史学术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目前，宗教与五四文学关系的研究已比较成熟，但1919年“五四”事件之前的一段还很少有人涉及。本论文试图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考察它在1919年之前的宗教讨论和宗教观念对中国文学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如此设定时间范围和研究内容，与文学及由它反映的整个时代的主题变换有关。《新青年》创刊时，西方思潮大量涌入，这使得新旧文学思想的矛盾更加明显，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形态错综复杂，呈现出转型期的激烈碰撞与交锋。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使新旧文学间呈现紧张对立状态，同时，《新青年》对宗教的态度也渐趋激烈，到“美育代宗教”说提出时，此倾向发展到一个极点。1919年的五四事件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个社会由启蒙到救亡的主题变换，之后《新青年》迁回上海，原先的思想文化建设命题逐渐让渡给政治斗争和社会现实问题，文学与宗教间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进入二十年代后，“非基督教”运动等已含有明显的政治运动色彩，而应归在另一个主题下讨论。《新青年》对新文学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由于它将构建包括科学、宗教、艺术等在内的新文化当成主要目标，是在更高更宏阔的视野中提倡和促进文学变革，该杂志的优越性同时也反映了它的局限性，即宏观理论探讨大于文学创作实践，抽象理念阐发大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亦即“问题与主义”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这使《新青年》的宗教问题讨论呈现出许多矛盾的地方，不但“同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不尽相同，即使同一个人，宗教情感和宗教评价在这五年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中西、新旧文化系统的激烈对撞中，原有价值判断和理论设计的弊端逐渐显露，而不得不根据情况及时调整。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文学方面，当时有写实主义、人道主义等理论倡导，而在具体的创作中，中国和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想交织在一起，使此时段的文学过渡痕迹十分明显。其直接后果是，宗教与文学是《新青年》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二者存在相互影响，但内在关系更显扑朔迷离。本论文的中心线索，即要搞清在《新青年》的复杂文化生态中，二者变化的内在逻辑关系。第一章绪论，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廓清研究对象和问题，说明本论文的创新点。以往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宗教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宗教”两种类型。前一种的研究者往往持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所讨论的文学问题与特定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情感相联系；后者更关注文学史涉及的宗教内容，大多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宗教题材和宗教主题。本论文试图跳出这两种模式，将宗教视为融合信仰体系、生存方式和经典文本在内的历史存在物，以此考察它在某个时段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宗教不仅仅是单纯的研究对象或文学研究的参照体系，更是一种与学术史、思想史类似的研究视野。以此观照文学史现象，可以将史料（包括但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当成叙述主线，更多呈现作家心理、文学观念、文学语言和创作形态的细微变化。第二章，基督教传播对“五四”文学观念变革的影响。在陈独秀、胡适等新一代知识分子这里，基督教首先是西方文化的象征物，它的平等博爱观念、入世精神甚至对异端的血腥镇压，都是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格局中被审视和接受的。由于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五四新文学家对基督教的态度，大多经历了由羡慕认同到质疑其合理性的过程，这与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分歧明显。《新青年》与基督教会的冲突，集中体现在“责令更名”事件中，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青年》对西方文化由狂热崇拜到趋于理性的态度变化。同时，杂志的编辑方针也有所调整，介绍西方文明的文章减少而同人原创文章增多，且更多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中国文学观念所受基督教传播的影响，还体现为译介西方作家过程中的“误读”。《新青年》一度将尼采的权力意志说看作是欧战的哲学基础，这和此前它主张的军国民主义明显矛盾；尼采哲学否定基督教道德观，中国知识分子对尼采的矛盾态度也正代表了对基督教的矛盾态度。托尔斯泰改造基督教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的无抵抗主义、非战争主义、人道主义等，他实际具有宗教改革家和道德家的双重身份。中国知识分子对托氏的注意，以及围绕他展开的争论，和当时文学界的思想状况有关。此外，基督教与战争等也是《新青年》关注的重要话题，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第二章，佛教思想与“五四”文学风气的转变。近代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态度，有“学术研究”和“信仰对象”的不同，试图借助佛教来解决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践行中的诸多问题。新青年同人普遍表现出对佛教精神的认同感，反对孔教道教而不真正反对佛教，很多人甚至表现出对佛教经典和佛教精神的浓厚兴趣。这反映了作家创作心理和文学精神的变化。谢无量曾撰有《佛学大纲》和《中国大文学史》，“或文学或宗教”的特点使他表现出传统文学的包容性特征。陈独秀称赞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长诗代表了“最高国民精神”，胡适则批判了它的用典及古典主义倾向；两人都力图引导中国文学朝写实主义方向发展，而古典文学的旧形式能否承载新的文学精神，成了在评价谢无量问题上分歧的真正原因。诗僧苏曼殊的《碎簪记》含有包括佛教、基督教在内的复杂宗教情感；他对爱情欲望细腻而夸张的描写，既代表了古典文学抒情传统的发展，也象征了新文学突破写实主义局限的可能性。苏曼殊去世后，他所代表的抒情传统遭遇更为复杂，钱玄同、刘半农、胡适及后来的新文学家对苏曼殊的评价，实际代表了写实主义和主情主义的分歧。第三章，宗教视阈中的五四文学语言嬗变。在宗教视阈中，李叔同的文学史价值凸显出来，他在出家前创作的新体歌词从形式到思想情感都接近现代白话诗，且寓含了对宇宙人生的玄学思索。这些歌词之能表现人类隐秘情感，在于它们的“宜唱”性质。与之不同，《新青年》上的白话诗因过于注重文学的“说话”功能，渐渐有了偏重说理的倾向。基督教传教士为了争取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而注意使用白话，创制并实验了“罗马化中国字”以代替原有的汉字书写系统。这给新文学家以启发，他们对“罗马化中国字”及世界语表现了极大热情，由此也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层次的汉字革命。汉字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将文字与其负载的孔教道教等传统思想联系起来，表音化汉字书写体系真正想取代的，是与象形文字联系在一起的汉民族思维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汉字革命是受欧洲文艺复兴反基督教思想启发产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革命。第四章，试图建构新文化精神核心的“宗教代替说”。蔡元培1917年前后的几篇演说表明了其对孔教及其他宗教的定位，总体而言，他的同情态度十分明显；但不久他又推翻了其中的很多观点，转而贬抑宗教。他与陈独秀一唱一和的“双簧信”表明，《新青年》在重新评价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有意调整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由模糊认同到明确反对是《新青年》同人对待宗教态度的基本特征。对科学主义的高扬，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宗教思想整体上的否定，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唯理化”倾向。宗教在过去甚至当下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有核心位置，为打破这种稳态结构，各种“宗教代替说”应运而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代替并非简单的反对或“打倒”，它不排除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只是要用“符合人性”的新宗教代替过去迷信鬼神的旧宗教。美育强调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形式在教育中的作用，它之能够“代替”宗教，在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陶养情感和慰藉心灵的需要。“美育代宗教”说既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同时警惕了科学主义过度膨胀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接续了儒家的礼乐传统，弥合了新文化因“全盘反传统”产生的裂痕，从而重构了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文化精神核心。结论。以宗教视野进行考察，发现“五四”事件前的五年中文学变革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既是作者群体变化造成的，更和宗教、哲学、艺术等外围文化环境变化有关。由于此时期各种宗教的思想体系和传播方式不同，它们影响文学变革的方式和程度大小也不同。一般而言，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是外国作家作品译介大于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和语言形态大于流派风格；影响的结构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另外，文学对宗教的反作用力明显，“宗教代替说”既是对宗教强力介入文学的反动，也为之后科玄论战和“非基督教”运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夏晓虹[6]（2014）在《梁启超的“常识”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10年2月创办《国风报》开始,"常识"即成为梁启超关注的一个中心议题。《国风报》第2期刊载的《说常识》对其"国民常识"的理念首次作了详细阐发,"国民常识学会"则是为实施此一设想而有意组建的机构。尽管梁启超的诸般计划当时未能如愿实现,其"常识"观的构成又有从偏重社会科学（尤其是政经法）,转向人文科学（特别是国学）的前后期之不同,但经由1916年出版的《常识文范》的串联,不仅贯穿梁启超一生着述的启蒙意识得以凸显,而且亦清晰展现出其关于"国民常识"的思考与实践在近代国民知识的建构中确实一脉流衍,影响深长。
陈尔杰[7]（2012）在《民国北京“平民教育”的渊源与兴起（1912-192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高美丽[8]（2006）在《“风、花、雪、月”的国俗语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语言始终植根于与之共同生长的民族大众之中，同该民族有着血肉相依的关系，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的一切因子像血液一样渗透到民族语言的每一条细微的血管。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民族语言的分析来认识民族文化和心理特征。文化无所不在，词汇又是反映文化的直接形式和最活跃的因素。语言中的一些词语除具有理性意义之外，还附有民族文化色彩、反映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或社会特有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人文景观，国俗语义学就是研究这种反映民族文化色彩语义的一门新兴学科。本文即是从风花雪月语汇入手，从“语言反映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现象在语言里的表现”两方面解读文化符号中所蕴涵的独特的国俗语义和探究具有这种文化意义背后深层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心理要素，希望能够对对外汉语教学等有所启示。 “风、花、雪、月”这四个文化词语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含义，前人多从文学、纯文化的角度加以研究，本文从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国俗语义的角度加以探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整理、归纳、分类、细化、深化、补充，探讨“风、花、雪、月”这四个词各自独特、相互交叉以及相互组合的国俗语义，使对它们的研究系统化、全面化。 对于国俗语义产生的原因，本文在进行文化背景透视时，除了从社会历史、文学典故、宗教信仰、民族节俗，地理气候等方面进行挖掘外，重点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运用“文化心理揭示法”在民族文化心理根源上进行探索，着重从中华民族自古有之的“土地情结”和“圆美情结”着手，探讨中国人追求的“圆美”和“重土”对汉语的影响和语言现象对这种心理的反映。除此之外，本文还从其他文化心理如“禁忌迷信心理”、“内倾含蓄心理”、“随从心理”等方面对一些语言事实给予一定的解释。 本文试图将所研究的成果引入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语义的讲解时，在讲清词语概念意义的基础上，一定要将附加其上的反映民族文化、民情风俗、民族心理特点的国俗语义，根据外国学习者的学习层次、学习目的有重点、有选择、有对比、渐进地教给他们。国俗语义的习得是语言习得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只有在掌握一定国俗词语的基础上，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避免或者减少误差，最终取得交际成功，从而真正掌握汉语。
马宗军[9]（2006）在《《周易参同契》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在道教。”而“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因此，研究《参同契》，不仅对中国文化史、道教史，而且对易学史、科学史和生命科学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参同契》“词韵皆古，奥雅难通”。即使像朱熹这样的大儒，也曾为此书“终日不寐”，竟慨叹“不得其传，无下手处”。其他学者更是“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以“阴阳注之”者，有之；以外丹注之者，有之；以内丹注之者，亦有之。这无疑丰富、发展了《参同契》的思想，然均有其偏，“殊失其奥旨矣。” 鉴于古今学界在《参同契》研究上的成就与不足，本文不揣学识浅陋，试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吸取前哲今贤的研究成就，深入探讨其天道观和思维方式；并以此为观照，而剖析其易道、内外丹等思想，也兼及其相关联的科学思想；以求获得对《参同契》的整体认识，并对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作出合理的评价。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坚持了三点，即：一是全面的观点。《参同契》是一个文化系统，“大易性情”、“炉火之事”、“引内养性”，三位一体，圆融无碍。只有对《参同契》作全面考察，既要考察其易学思想，又要研究其外丹思想和内丹思想，才能完整地把握其思想体系的建构。二是历史的观点。《参同契》成书于东汉时期，魏伯阳是“第一作者”。“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天道”与“丹道”是完全统一的。《参同契》以周易盖天说为基础，吸收了“浑天说”的“基本内核”和“宣夜说”的“合理内核”提出了“乾坤坎离”的宇宙结构论，并利用河图五行数建构了人体模型，使“天道”与“丹道”有机地结合起来，故研究该书，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文化状况。三是坚持考证与义理相结合的方法。该书对外丹、内丹的表述多以隐语或暗语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多方面考证道经、道典，将其真正的含义抽绎出来。但是，如果只重视考证，而不进行义理的阐释剖析，就会跟着史料走而不得其义。因此，还需要用现代哲学理论去驾驭它、分析它以求弄清楚其理论真相。 全文分导论、五章共六大部分。导论主要叙述了研究《参同契》的意义、现状和本文创新之处、研究方法。第一章《周易参同契》其书，论述了《参同契》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并分析了《参同契》题解、主要内容以及思想来源。第二章
杨孔炽[10]（1997）在《江户时代日本教育研究 ——近代日本教育历史基础的初步探索》文中提出本文运用较为丰富的历史资料,阐述了日本江户时代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特别对于江户时代后期的日本教育进行了更为翔实的分析研究,论述了它的特点及其与明治时代初年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密切联系。 论文认为,日本江户时代（特别是江户时代后期）的教育发展,奠定了近代日本教育的历史基础。江户时代的教育,一方面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维护了封建制度,并酝酿了20世纪军国主义教育的胚芽,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形式多样化、教育的相对普及、教学方式方法的进步、教育中新思想萌芽的出现等等,为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明治时代大力引进西方教育、建立日本近代国家教育体制,预备了有利的条件。把江户时代的日本教育研究作为日本近现代教育研究或日本教育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来看待,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全文分为8个部分: 序章主要阐明国内外关于日本江户时代教育的研究状况,论述该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原则等。 第一章论述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教育。重点指出日本古代贵族教育、江户时代之前的武士教育、佛教的传播这三个主要方面是江户时代教育的历史前提。 第二、三、四章将江户时代教育发展的全过程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分别进行论述,其中重点是江户后期的教育。论文指出了这一时期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学校教育、社会教化活动的重要特点及其向近代靠拢的趋势。 第五章对贝原益轩的教育思想、咸宜园、明伦馆分别作出进一步的典型分析,通过实例阐述江户时代学校教育的内部情况和江户时代教育发展中近代因素的成长。 第六章总结江户时代的教育遗产,论述了明治初年的教育改革状况及其与江户教育遗产的关联,反映出江户时代的教育对于日本近代初期教育的影响。 末章对江户教育的发展及其特征进行简短的总结,并简要地比较中日相应时期的教育状况和影响;在日本教育现代化研究和对传统教育的批判继承等方面,简单地讨论对于我们可资借鉴的若干历史启示。
二、(阴历)十二月修养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阴历)十二月修养法（论文提纲范文）
（1）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第二章 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罗末丽初社会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流入 |
| 一、罗末丽初时期的韩国社会现状 |
| 二、中国文化东渐与传播 |
| 第二节 罗末丽初汉诗发展 |
| 一、新罗前韩国汉诗的发展 |
| 二、新罗新生代作家的汉诗创作 |
| 三、高丽初期汉诗作家的创作 |
| 第三节 罗末丽初汉诗发展的动因 |
| 一、文化交流和汉诗创作 |
| 二、教育制度和汉文教育 |
| 第三章 罗末丽初汉诗主题意蕴与儒释道的关系 |
| 第一节 积极入世与儒家思想 |
| 一、人格风范和忠君爱国 |
| 二、民本思想与忧国忧民 |
| 第二节 独立意识与道家思想 |
| 一、高蹈遗世与人文情怀 |
| 二、超凡豁达与理想境界 |
| 第三节 生命意识与佛教思想 |
| 一、清净无染与禅心 |
| 二、空灵幽静与超然心境 |
| 第四章 罗末丽初汉诗中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 |
| 第一节 罗末丽初汉诗中的中国历史人物 |
| 一、千古帝王和将相 |
| 二、万世文人与逸士 |
| 三、其他中国人物 |
| 第二节 罗末丽初汉诗中的中国典故 |
| 一、点石成金事典的妙用 |
| 二、以故为新语典的活用 |
| 第五章 罗末丽初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 |
| 第一节 审美意象与唐诗意象的接受 |
| 一、自然意象和审美情感 |
| 二、人文意象和审美情感 |
| 第二节 意境美学与唐诗意境的构建 |
| 一、春色与唐风 |
| 二、秋思与唐韵 |
| 三、冬雪与唐音 |
| 第三节 艺术特征对唐代诗学的借鉴 |
| 一、艺术风格与唐诗风格的模仿 |
| 二、艺术手法与唐诗艺术手法的化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新人”如何练就:清末一位留日法科学生的阅读结构与日常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一难过语言关 |
| 二学习法科 |
| 三日常阅读 |
| 四公私生活 |
| 五思想变动:求学与革命之间 |
| 结语 |
（3）20世纪前期儿童生活世界的建构（1897-1927） ——以小学国文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小学国文教科书 |
| 1.2.2 儿童生活世界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相关研究现状 |
| 1.3.2 已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1.4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时段 |
| 1.4.3 研究框架建构 |
| 1.4.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 |
| 2 清末小学国文教科书里的儿童生活世界(1897-1911) |
| 2.1 清末小学国文教科书及其建构的“大清国民”生活 |
| 2.1.1 清末小学国文教科书的过渡与变革 |
| 2.1.2 清末小学国文教科书建构之“大清国民”生活 |
| 2.2 家庭生活 |
| 2.2.1 以“孝”为核心的父母子女关系 |
| 2.2.2 以“悌”为核心的兄弟姊妹关系 |
| 2.2.3 女子的家庭生活 |
| 2.3 儿童游戏 |
| 2.3.1 从“游散”到“游戏” |
| 2.3.2 游戏的种类与变化 |
| 2.3.3 游戏之“乐”“德”“智” |
| 2.4 学堂生活 |
| 2.4.1 设施、设备与服装 |
| 2.4.2 仪式 |
| 2.4.3 学堂作息与纪律 |
| 2.4.4 师生交往 |
| 2.4.5 同学交往 |
| 2.4.6 女子的求学生活 |
| 2.5 社会生活 |
| 2.5.1 儿童个人品行与社会生活 |
| 2.5.2 保种强国:居于世界的国民生活 |
| 3 民初小学国文教科书里的儿童生活世界(1912-1918) |
| 3.1 民初小学国文教科书及其建构的“共和国民”生活 |
| 3.1.1 民初小学国文教科书之传承与变革 |
| 3.1.2 民初小学国文教科书建构之“共和国民”生活 |
| 3.2 儿童个人生活 |
| 3.2.1 剪发、放足与个人解放 |
| 3.2.2 “自治”与“自立”:自由生活之准备 |
| 3.2.3 务本:儿童私德的传统追求 |
| 3.2.4 时间飞逝的焦虑感与儿童个性改造 |
| 3.2.5 超越现实的审美生活 |
| 3.2.6 男女有别的生活空间 |
| 3.3 儿童游戏 |
| 3.3.1 自由游戏:走向学习与生计的对立面 |
| 3.3.2 “乐”之式微:儿童游戏价值的转向 |
| 3.4 家庭生活 |
| 3.4.1 勤劳节俭、科学卫生的家庭日常生活 |
| 3.4.2 父母子女关系之变化 |
| 3.4.3 亲朋交往之“礼” |
| 3.4.4 女子家庭生活:“贤母良妻”之延续 |
| 3.5 学校生活 |
| 3.5.1 变化中的学校生活 |
| 3.5.2 仪式:从尊孔到尊师 |
| 3.5.3 师生与同学:新型关系的建构 |
| 3.5.4 学校外的求学空间 |
| 3.6 社会生活 |
| 3.6.1 “共和国民”之社会责任 |
| 3.6.2 “尚实”与“尚武”:谋生、强国之道 |
| 3.6.3 “世界之民” |
| 4 新学制时期小学国文教科书里的儿童生活世界(1919-1927) |
| 4.1 新学制时期小学国文教科书及其建构的“公民”生活 |
| 4.1.1 新学制时期小学国文教科书的过渡与变革 |
| 4.1.2 新学制时期小学国文教科书建构之“公民”生活 |
| 4.2 儿童个人生活 |
| 4.2.1 儿童之独特价值 |
| 4.2.2 自我解放:“自由”之再认识 |
| 4.2.3 个人修养之转向 |
| 4.3 儿童游戏 |
| 4.3.1 游戏价值之再发现 |
| 4.3.2 游戏之变化 |
| 4.4 家庭生活 |
| 4.4.1 快乐、民主之家庭 |
| 4.4.2 待客:与成人平等关系之建构 |
| 4.4.3 演进中的女子家庭生活 |
| 4.5 学校生活 |
| 4.5.1 师生关系之转变 |
| 4.5.2 社会实验场 |
| 4.5.3 没有围墙的学校 |
| 4.6 社会生活 |
| 4.6.1 “平等”之再认识 |
| 4.6.2 国民及其“共同生活” |
| 4.6.3 女子职业才能的发现与“解放” |
| 5 20世纪前期小学国文教科书儿童生活世界的建构 |
| 5.1 从“臣民”到“公民”:教育政策、社会思想与儿童生活世界的建构 |
| 5.1.1 教育政策对儿童生活世界的建构 |
| 5.1.2 社会思想对儿童生活世界的建构 |
| 5.2 从家庭到社会:儿童生活世界建构之路径 |
| 5.2.1 由近及远,从“日常”到“非日常” |
| 5.2.2 “日常”中的“非日常” |
| 5.3 从分离到共同融合:儿童生活世界建构的文化选择 |
| 5.3.1 作为文化选择表达空间的小学国文教科书 |
| 5.3.2 从分离到共同融合的文化 |
| 5.4 “自觉的存在”:儿童生活世界中的主体建构 |
| 5.4.1 儿童生活世界中的“个人”与“个体” |
| 5.4.2 主体建构与人道主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晨报副刊》新诗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晨报副刊》史 |
| 2 《晨报副刊》新诗概述 |
| 3 李大钊时期 |
| 3.1 朱自清 |
| 3.2 康白情 |
| 3.3 品今 |
| 4 孙伏园时期 |
| 4.1 小诗写作群体 |
| 4.1.1 冰心 |
| 4.1.2 王统照 |
| 4.1.3 何植三 |
| 4.1.4 汪静之及其他诗人 |
| 4.2 刘氏三兄弟 |
| 4.3 周作人的儿童诗 |
| 4.4 其他诗人 |
| 5 徐志摩时期 |
| 5.1 徐志摩 |
| 5.2 闻一多 |
| 5.3 刘梦苇 |
| 5.4“清华四子” |
| 5.5 绿波社及无须社 |
| 5.5.1 焦菊隐 |
| 5.5.2 于赓虞 |
| 5.5.3 蹇先艾 |
| 5.5.4 朱大枬 |
| 5.6 胡也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5）宗教视野中的文学变革（1915-1919） ——以《新青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和概念界定 |
| 二 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三 本论文要突破的问题，创新点和主要论证框架 |
| 第一章 基督教传播对“五四”文学观念变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五四前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复杂态度 |
| 一 文化象征：五四前知识界对基督教的基本看法 |
| 二 《藏晖室劄记》与胡适的“宗教” |
| 三 陈独秀对基督教的矛盾态度 |
| 第二节 《新青年》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冲突 |
| 一 《新青年》与基督教会刊的冲突 |
| 二 《新青年》编辑方针的调整 |
| 第三节 《新青年》文学译介中有关基督教的“误读” |
| 一 尼采、宗教与帝国主义 |
| 二 托尔斯泰：宗教改革家还是道德家？ |
| 三 基督教与战争 |
| 第二章 佛教思想与“五四”文学风气的变化 |
| 第一节 近代知识分子的佛教观念 |
| 一 学术与信仰：近代佛教的双重品格 |
| 二 《新青年》是否反“佛教” |
| 三 “佛学远，哲学迩” |
| 第二节 谢无量与中国文学的写实主义转向 |
| 一 学术史上的谢无量及其《佛学大纲》 |
| 二 《八十四韵》与“最高国民精神” |
| 三 从用典问题到文学的写实主义 |
| 第三节 苏曼殊：新旧文学转折处的“抒情”诗僧 |
| 一 以情证道的虚妄 |
| 二 《碎簪记》中的宗教情感 |
| 三 “诗僧”苏曼殊与文学抒情传统的转向 |
| 四 《新青年》及新文学界对苏曼殊的接受和阐释 |
| 第三章 宗教视阈中的五四文学语言嬗变 |
| 第一节 李叔同与早期白话诗的说理倾向 |
| 一 李叔同在五四前的突然转向及其文化意义 |
| 二 李叔同早期歌词中的“宗教哲学理想” |
| 三 五四早期白话诗的说理倾向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认同意义上的语言嬗变 |
| 一 宗教传播对五四文学语言的影响概说 |
| 二 世界语及“罗马化中国文字”的讨论 |
| 三 语言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 |
| 第三节 汉字如何实现“革命” |
| 一 “文字乃思想传播之利器” |
| 二 “废灭汉文”的主张 |
| 三 汉字革命与汉民族思维方式的改换 |
| 第四章 宗教代替说：重构中国文化的精神核心 |
| 第一节 有关宗教问题的蔡陈“双簧信” |
| 一 蔡元培与陈独秀的“双簧信” |
| 二 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重新调整 |
| 三 蔡陈“双簧信”对孔教批判的影响 |
| 第二节 《新青年》的宗教讨论及其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
| 一 《新青年》宗教文化观念的历史演进 |
| 二 宗教讨论与新文化运动的唯理化倾向 |
| 三 “宗教代替说”：新“神”的寻找和再造 |
| 第三节 “美育代宗教”：建构新文化精神核心的尝试 |
| 一 “代替”不是简单的“反对” |
| 二 美育，不是美术 |
| 三 重构新文化的精神核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与本论文相关的大事年表（1912-1920）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6）梁启超的“常识”观（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民常识学会”的构想 |
| 二、“国民常识”论述的形成 |
| 三、梁启超“常识”观的构成 |
（7）民国北京“平民教育”的渊源与兴起（1912-1920）（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范式的更新 |
| 二、 研究对象和分章 布局 |
| 第一章 民初北京的通俗教育 |
| 第一节 15北京通俗教育的奠基 |
| 第二节 专制政治下的通俗教育 |
| 第三节 通俗教育的困境和应对 |
| 第二章 从“宣讲”看民初通俗教育的内在理路 |
| 第一节 通俗宣讲的宗旨 |
| 第二节 宣讲的雅俗问题 |
| 第三章 五四前北京的青年活动与平民教育的兴起 |
| 第一节 “教育”作为“学生之社会服务” |
| 第二节 “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联为一” |
| 第三节 “大学在社会上之地位” |
| 第四章 “五四青年”旳平民教育 |
| 第一节 五四平民教育的思想趋向”“ |
| 第二节 “运动”中的平民教育 |
| 第三节 “五四后的唯一好结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风、花、雪、月”的国俗语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声明 |
|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 概说 |
| 1.1 语言与文化 |
| 1.1.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
| 1.1.2 词汇与文化 |
| 1.2 国俗语义 |
| 1.2.1 国俗语义学概述 |
| 1.2.2 国俗语义差异的基本模式 |
| 1.2.3 汉语国俗词语的分类 |
| 1.2.4 国俗语义与对外汉语教学 |
| 1.3 文旨与思路 |
| 1.3.1 研究对象和范围 |
| 1.3.2 目的和意义 |
| 1.3.3 思路和方法 |
| 二、风花雪月的国俗语义分析 |
| 2.1 风花雪月各自独特和相互交叉的文化奇葩 |
| 2.1.1 风 |
| 2.1.2 花 |
| 2.1.3 雪 |
| 2.1.4 月 |
| 2.2 特别的组合，特别的内涵 |
| 2.2.1 风月 |
| 2.2.2 花月 |
| 2.2.3 风雪 |
| 2.2.4 雪月 |
| 2.2.5 雪花 |
| 2.2.6 风花 |
| 2.2.7 风花雪月 |
| 三、风花雪月国俗语义产生之滥觞 |
| 3.1 历史文学 |
| 3.2 信仰崇拜 |
| 3.2.1 佛教 |
| 3.2.2 道教 |
| 3.3 民族节俗 |
| 3.4 地理气候 |
| 四、风花雪月国俗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探析 |
| 4.1 深沉的土地情结 |
| 4.1.1 国俗谚语 |
| 4.1.2 国俗歇后语 |
| 4.1.3 国俗称名 |
| 4.2 深厚的圆美情结 |
| 4.2.1 中国人的尚圆心理 |
| 4.2.2 中国人尚圆心理形成的原由 |
| 4.2.3 “圆美”在风花雪月中的映射 |
| 4.3 禁忌迷信心理 |
| 4.4 内倾含蓄心理 |
| 4.5 随从心理 |
| 五、结语 |
| 5.1 总结 |
| 5.2 实践应用 |
| 5.2.1 对外汉语词汇与文化教学 |
| 5.2.2 词典编纂 |
| 5.2.3 跨文化交际 |
| 5.3 今后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9）《周易参同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周易参同契》其书 |
| 一、《参同契》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
| 二、《周易参同契》题解 |
| 三、《参同契》的思想来源 |
| (一) 《参同契》与“大易 |
| (二) 《参同契》与“黄老” |
| (三) 《参同契》与“炉火” |
| 四、《参同契》文本 |
| 第二章 《周易参同契》的哲学思想——“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 |
| 一、《参同契》的天道观 |
| 二、《参同契》的“三道由一” |
| 三、《参同契》的思维模型与炼丹模型 |
| (一) 思维模型 |
| (二) 炼丹模型 |
| 第三章 《周易参同契》的外丹思想 |
| 一、外丹演变 |
| 二、外丹理论基础 |
| 三、外丹烧炼的条件 |
| (一) 鼎器 |
| (二) 药物 |
| (三) 火候 |
| 四、还丹炼制的步骤 |
| 第四章 《周易参同契》的内丹思想 |
| 一、内丹演变 |
| 二、从外丹到内丹 |
| 三、内丹理论 |
| (一) 内丹三要 |
| (二) 性命双修 |
| 四、内丹修炼 |
| (一) 炼己筑基 |
| (二) 炼精化气 |
| (三) 炼气化神 |
| (四) 炼神还虚 |
| 第五章 《周易参同契》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 |
| 一、《参同契》易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 |
| 二、《参同契》外丹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 |
| 三、《参同契》内丹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江户时代日本教育研究 ——近代日本教育历史基础的初步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SYNOPSIS |
| 序章 |
| 第一章 江户时代日本教育发展的历史前提 |
| 一.大学寮与贵族教育的兴衰 |
| 二.江户时代之前武士教育的演变 |
| 三.佛教的传播与教育 |
| 第二章 江户时代前期的日本教育 |
| 一.江户教育基本特征的初步确定 |
| 1.幕藩体制：江户教育基本性质的确立 |
| 2.“法度”与教育：江户教育基本任务的确定 |
| 3.“禁教”与锁国：江户教育发展基本模式的确定 |
| 4.幕府与朱子学：江户教育内容的基本规范 |
| 二.江户教育的蕴酿与发展 |
| 1.农村的发展与教育需求的增长 |
| 2.市民的涌现及其教育的雏形 |
| 3.武士文化教育机构的起步 |
| 4.儒学的分化与教育思想的发展 |
| 第三章 江户时代中期的日本教育 |
| 一.幕藩体制的危机与思想文化的发展 |
| 1.幕藩体制的危机和幕府的对策 |
| 2.“洋书弛禁”与“兰学”及“国学”的发展 |
| 二.幕府直辖学校的改革和影响 |
| 三.地方武士教育的发展及其特征 |
| 1.私塾中的武士教育 |
| 2.藩校的发展及其特征 |
| 四.平民教育的兴起 |
| 1.寺子屋的兴起 |
| 2.石田梅岩与“心学”教化运动的兴起 |
| 五.18世纪的日本教育思想 |
| 1.价值观的倾向及其影响 |
| 2.广设学校的要求和普及教育的思想萌芽 |
| 3.儿童研究的开端与儿童观教育观的变化 |
| 4.大阪怀德堂 |
| 第四章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教育的发展与转变 |
| 一.内忧外患中的对策与西方教育情况的摄取 |
| 1.内优外患：幕府的改革与教育 |
| 2.西方教育情况的摄取与海外留学的开端 |
| 二.“和魂洋才”思想与新教育体制的设计 |
| 1.“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
| 2.走向近代：建立新教育制度的设想 |
| 三.走向近代的江户诸校 |
| 1.幕府直辖学校 |
| 2.藩立学校 |
| 3.洋学塾及私塾 |
| 4.寺子屋 |
| 5.乡校 |
| 四.民间社会教化活动及其教育思想 |
| 1.19世纪前期的“石门心学”运动 |
| 2.二宫尊德和“报德教”运动 |
| 3.大原幽学的教育活动及其思想 |
| 第五章 江户时代日本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典型分析 |
| 一.贝原益轩的教育思想 |
| 二.广濑淡窗和咸宜园 |
| 三.明伦馆：长州藩的藩校和教育 |
| 第六章 江户时代的日本教育遗产与明治近代教育的起步 |
| 一.江户教育遗产及其对明治初年教育的影响 |
| 1.幕府直辖学校和藩立学校的遗产及其影响 |
| 2.教育思想的传播和民间教育活动的遗产及其影响 |
| 二.明治初年近代教育的起步 |
| 1.明治近代教育的思想出发点 |
| 2.明治初年近代学校制度的起步与发展 |
| .大学计划与幕府直辖学校的转变 |
| .明治初期政府的中小学政策 |
| .从江户末年的寺子屋到明治初年的小学校 |
| .其他学校的转变与发展 |
| 末章 |
| 主要参考书目 |
| 后记 |
四、(阴历)十二月修养法（论文参考文献）
- [1]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D]. 王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2]“新人”如何练就:清末一位留日法科学生的阅读结构与日常生活[J]. 李在全. 史林, 2016(06)
- [3]20世纪前期儿童生活世界的建构（1897-1927） ——以小学国文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D]. 夏燕勤. 浙江大学, 2016(09)
- [4]《晨报副刊》新诗史论[D]. 王唯力. 四川师范大学, 2016(02)
- [5]宗教视野中的文学变革（1915-1919） ——以《新青年》为中心[D]. 陈志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6]梁启超的“常识”观[J]. 夏晓虹. 天津社会科学, 2014(01)
- [7]民国北京“平民教育”的渊源与兴起（1912-1920）[D]. 陈尔杰. 北京大学, 2012(03)
- [8]“风、花、雪、月”的国俗语义研究[D]. 高美丽.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02)
- [9]《周易参同契》思想研究[D]. 马宗军. 山东大学, 2006(12)
- [10]江户时代日本教育研究 ——近代日本教育历史基础的初步探索[D]. 杨孔炽. 北京师范大学, 19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