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中医见闻——访着名医史学专家李经纬教授（论文文献综述）
陈佳丽[1]（2018）在《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知识是时间延续的问题,它在川流不息的时间中进行传承;知识的流通并非单向度传递,它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传播;知识拥有不同的面貌,新旧知识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媒介都可能为知识传承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介或许能为看待历史提供新的思考与视野。通过媒介,能将此处与彼处相连接形成社会,将过往与当下相连接形成延续。于是媒介如何将新知识传递扩展到更宽广的空间,便被赋予了新意义。熟悉并认同陌生的知识或许是关于传播的问题。西方卫生知识与其他知识不同,社会变革使它上升至关乎社会文明、国家兴盛、种族存亡的层面,进而完成由外来知识到常识准则的演变。从卫生史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多关注卫生的政治性,或卫生是非对错的讨论。但值得思考的是,如若将西方卫生知识放置到传播过程中去探讨,便会发现其他值得讨论的问题。当有悖于传统知识体系的西方卫生知识传入时,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人因何理由、经由何种媒介接受了这种陌生的知识?其中是否存在争论?知识的传播者如何使它被信任?本文的主旨便是讨论近代中国媒介环境的变化与西方卫生知识生产流通之间的关系。全文按时间顺序铺成,以不同的媒介环境为分期,探寻每个社会阶段媒介对西方卫生知识传播产生的影响。将西方卫生知识的传播过程放在政治变革和技术发展的整体背景中去看待,阐述新知识经过何种媒介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进而探究媒介与知识、媒介与社会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根据媒介学理论对媒介的解释,每一章节阐述不同的媒介形态对知识的影响。具体分为译着对明清时期西方卫生知识输入的作用、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的建立、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的塑造、新式出版环境对西方卫生知识的普及四个阶段。依托史料,从媒介环境的视野揭示作为外来知识的西方卫生知识逐步成为国人常识的过程。通过具体论述可以发现,不同的媒介形态呈现出西方卫生知识不同的面貌,它表现为处方和就医环境、政治观点、新政实践、行为准则……耶稣会士翻译的译着使知识局限在特定阶层,内容以西方古典医学知识为基础;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使知识摆脱空间限制和阶层局限流传开来,内容集中在用水、环境与防疫方面;现代报刊呈现了知识精英将西方卫生与民族、文明、国家相关联的过程,传统知识改造与西方知识认同同步;教科书等出版物和视觉媒介将知识精英与政府机构挑选的知识普及给民众,最终成为国民认知的现代卫生常识。总体而言,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带来新的环境。将媒介的政治经济属性与知识的社会属性相连接,便会发现不同知识间此消彼长。当媒介史、知识史与社会变革等时空背景在一起时,媒介形态演变与叠加所带来的变化,使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更为清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媒介史的视角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生产流通的过程。第一,通过对大量报刊、书籍等史料的爬梳,展现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实际上是知识、媒介、社会等因素多重交织的过程,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选择、融合、遗失的相互关系;第二,从媒介与知识普及的角度出发,看待历史情景中的媒介实践,丰富健康传播史相关研究。
姬凌辉[2]（2015）在《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文中指出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除了物质与制度方面的引入外,还有隐而不彰的知识与理论的交流,中国近代细菌学说史即是其中重要一环,对中国近代细菌学引入概况的探讨也是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题中之义。鸦片战争以前,中西医学仅仅是通过极少数耶稣会士互相交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条约口岸的逐渐建立和传教士医学传教行为的逐渐合法化和内地化,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最先走向世界的一批国人在日记中对显微镜、细菌均有零散记载,细菌由此渐入国人视野。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之间,沿海地区的报刊、杂志等知识传播媒介和翻译馆、医学院校、书院等知识传授机构是细菌学知识的主要引介载体。1894年广东和香港发生的鼠疫检验了时人的防疫手段和观念。虽然鼠疫杆菌的发现消解了鼠疫的神秘感,但是在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下,中西医未能有效控制疫情和病情,这反映出细菌学说形成初期尚未能影响当时的医疗技术。清末十年,教会创办的医学院校和留日学生对细菌学说译介所做出了巨大贡献,此时国人对细菌学知识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复合。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让东北成为了当时国际医学专家的实验场,东北鼠疫的防治与肺鼠疫杆菌的发现均具有国际性。瘟疫除了带给普通民众死亡的恐惧感之外,还带动了细菌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新文化运动期间,人们对细菌学的认识已经从腺鼠疫杆菌、肺鼠疫杆等菌种扩大到对细菌的性质、分类、培养、作用等知识的系统把握,并呈现出由专业知识走向工农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趋势。1917—1918年华北地区暴发了严重的腺鼠疫,虽然有东北鼠疫的防疫经验可资借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防疫工作窒碍难行。1919年中央防疫处正式成立,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完整建制、系统运作的中央级卫生防疫机构。从组织结构上来看,中央防疫处从最初的“一处三科”演变为“一处二室三科”。虽然它在1919年全国性霍乱中仅能维持京畿一带的防疫工作,但是随着人事和职能的日益完善,其影响渐及全国。总之,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历经晚清政府、民初北洋军阀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历史时期,其大体随清末民初历次重大疫情不断变动,与当时的国家与社会变迁亦有内在关联,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从知识引介到制度构建的“在地化”过程,在中国大地上画出一张从通商口岸到东北三省,从东北三省到晋绥直隶,从晋绥直隶再到全国各地的文化版图。
王水香[3]（2016）在《先秦两汉涉医文学研究》文中提出在现代学科分类中,文学与医学分属不同学科,发展规律和社会功用亦各异。但在中国古代,共同孕育于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与医学之间却存在着相互交融、相互嵌合的关系。涉医文学正是医文交融而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这一文学现象在医文发生发展的初期——先秦两汉时期即已出现。本文在明确先秦两汉涉医文学定义和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以探析这一时期文学与医学相融的广度、深度、路径及其缘由为目的,从以下方面对相关文本进行解读和研究。首先,通过分析先秦两汉的医学文献目录,以及解析出土、存世医学文献的内容与成就,考察涉医文学产生的医学背景。其次,对兼具文学与医学特质的叙事性文体——诊籍的流变进行考察,以明晰诊籍在先秦两汉时期由萌发至初成的轨迹和特征。第三,对文学作品中的本草、养生、疾病和治疗等医学内容进行挖掘考述,以探析先秦两汉医文相融第一层次的特征,并考察医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第四,在探究先秦两汉医文第一层次相融特征的同时,以医家和文士的最高理想层次——治国为例,进一步深挖医文更深层次,即医道与文道的会通。第五,以先秦两汉医文主体、思想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学与其它学术交融的概况为切入点,探析先秦两汉学术交融的历史潮流对医文相融会通的影响。第六,对先秦两汉文学涉医的范式与特点,及其对后世涉医文学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的概述与探论。学科之间的相互融通,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要特征。通过本文的研究,或有助于拓展文学与医学跨学科研究的视角,为更加全面地考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容与功能提供一些启示。
付璐[4]（2020）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人类健康需要依靠多种医学体系的相互融合与发展。然而东西方医学的跨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医在西传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阻碍。在此背景下,回溯中西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挖掘其影响因素,或可为当今医学交流的相关政策制定、模式构建等提供一些史学意义上的启示。本文选择《本草纲目》传欧史作为研究切入点,原因在于此书在欧洲的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且评价较高,是中医西传的一个较为典型和成功的案例。对《本草纲目》传欧史加以阐述和解析,或可加深人们对东西方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为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医学交流提供某些历史借鉴。《本草纲目》系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纂的一部本草学巨着,于1593年刻成、1596年发行,最迟在1604年传入日本,之后相继传入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并于17世纪末传入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18-19世纪期间,诸多欧洲学者对《本草纲目》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引用、研究及评价。20世纪以来,《本草纲目》进一步引起了国际的重视,如1953年,莫斯科大学将李时珍像镶嵌在该校大礼堂;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本书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018年,在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本草纲目》成书44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学者围绕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学术成就及影响,举办了多场国际性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贯穿17-21世纪,跨越了欧洲多国,其流传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影响较大且在不同时期的流传特点不同,故值得对其传欧过程进行研究。本文以《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目录调查、网络调查以及实地考察3种方式,收集17世纪至今的多种专着、论文、信件、手稿、政策文件、照片、画册、标本等珍贵资料;采用传统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本书从17世纪至今在欧洲多国的流传过程及欧洲读者对本书的收集、翻译、引用、研究和评价;此外,本文运用接受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指导,挖掘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及阻力因素;同时,借鉴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从知识的收集、分析、传播及应用四个阶段探讨了《本草纲目》传欧的全过程。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本文考察了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梵蒂冈、比利时、奥地利8国17家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的不同版本22种38部,对其馆藏地、书号、版本信息及特征进行论述。特别是法国所藏3种《本草纲目》彩绘本,本文对其药图来源进行考证后,认为彩绘本所绘816幅药图系参考《本草纲目》钱蔚起刻本所附药图上色而成,并在个别细节处进行了增补、删减和修饰。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本文阐述了 4种英文、法文译本的主要内容、体例以及翻译特点。其中,18世纪由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所编写的手稿“《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一种《本草纲目》法文节译本;由法国27位传教士联合供稿、并由杜赫德所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专设一章翻译《本草纲目》的前言部分及16种药物,该书在欧洲流传甚广,对《本草纲目》传欧影响较大。20世纪英国学者伊博恩联合北京博物学会诸位学者编纂的8种着作,涉猎《本草纲目》所载植物、矿物及动物药,内容全面。至21世纪,由中国学者罗希文所译《本草纲目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BencaoGangmu）》,是世界上首部、亦是目前唯一的《本草纲目》英文全译本,从内容到体例还原度都非常较高。关于《本草纲目》的欧洲接受史,本文将其分为“传入与翻译期”“研究与评价期”“文化印象构建期”三个时期:在17-18世纪,欧洲的《本草纲目》接受者主要为来华传教士,他们在中国收集此书的文本、图像与相关药物标本,并将部分文本内容译成西文传到欧洲。至19世纪,《本草纲目》的接受者以药理学家、化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等学者为主,他们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标本进行化验分析,从化学、药理学角度阐释这些中国药物,并与欧洲当地的植物进行对照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对《本草纲目》的接受形式趋于多样化,如通过雕塑、动画等形式向国际展示李时珍及中草药文化形象,特别是《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的梳理,可以认为: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主要来自“新鲜（猎奇）”和“实用（需求）”,而阻力则主要来自“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此外,本文在“《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一章中厘清了《本草纲目》传欧研究中的3个常见争议性问题:一是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关于中药的两种着作《中国植物志》《单味药》皆非《本草纲目》的外文节译本,但卜弥格在《单味药》中引用过《本草纲目》丹砂及龙骨的条文。二是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博士毕业论文并非以《本草纲目》为研究对象,但他年轻时很可能在奥布瓦修道院见过《本草纲目》彩绘本,并为了阅读彩色植物图旁的汉文去学习汉语,终成为一位着名汉学家。三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三大着作《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共出现8处“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表述,8条相关引文中有5条可能引自《本草纲目》,主要为对家鸡和金鱼相关资料的引述。其余3条可能来自《中国纪要》转引《齐民要术》对养羊法的记载。达尔文可能误认为此8条引文出自同一种“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即《本草纲目》。最后,本文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将《本草纲目》知识的传欧过程分为收集、分析、传播、应用四个阶段:从知识收集来看,欧洲人通过购买、赠送、掠夺等方式,收集了《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及相关的药物标本;随后对《本草纲目》中的知识进行了筛选、翻译、引用、研究;通过论着、会议、展览等传播方式,将《本草纲目》的相关知识展示给其他欧洲学者;同时从资源获取、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等角度实现了知识的应用。有关本文的创新点,笔者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探讨:新材料:本文收集、补充了一些前人论述中未载的史料。如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等藏书机构的《本草纲目》明清版本、相关绘本、剪贴画册、学者手稿等多种珍贵文献资料。特别是收集了 5种与《本草纲目》相关的药图绘本及剪贴画册。其中的3种彩绘《本草纲目》药图,迄今学界知之不多,尤其珍贵。本文将其中的图像与《本草纲目》多种版本的药图逐幅进行对比,详细分析其绘图特点,进一步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了欧洲学者获取《本草纲目》药图的背景及意义,弥补了现有研究关于《本草纲目》图像传欧的某些缺失。对前人虽有提及、但未做深入研究的资料,本文进一步探究其特点与价值。如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本草纲目》“金石部”法文译稿、法国汉学家毕瓯及化学家布朗涅尔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的化验分析、英国药理学家汉伯里对《本草纲目》的研究等,都是前人相关研究中鲜少涉及或研究较浅的珍贵资料。本文详细分析了上述欧洲学者论着的成书背景、体例、内容、特点及其对《本草纲目》传欧的意义,拓展了现有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新观点:对《本草纲目》西传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争议性问题,本文在详细考证后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的着作是否为最早的《本草纲目》西文节译本?”“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毕业论文是否为欧洲史上最早的以《本草纲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是否盛赞《本草纲目》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本文综合多位学者的论述,追本溯源,厘清了既往研究中的某些讹误,并基于文献证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新视角:本文在研究视角与方法学上亦有所创新。本文在传统的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引入接受理论及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试图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深入探讨《本草纲目》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将来的东西方医学交流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借鉴。
杜菁[5]（2016）在《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医疗福利制度是宋代政府仁政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儒、道、佛等中华传统文化在宋代的传承和发扬是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它在统治阶层重视医学的背景下逐步建立和实施,以政府行为为主导,以皇族及官员、军人士兵和平民百姓等阶层为对象,以“医乃仁术”为宗旨,以实施医疗福利,稳定社会秩序为目的,通过奏议、诏令及各种规章制度的颁发,以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建立,形成自上而下运行的医疗福利体系。本文将从其产生的思想根源、提出的前后过程、决策的具体内容、运行的相关办法、实施的主要对象及形成的历史地位等六个方面进行论述。1.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思想根源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产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体系儒、道、佛的深刻影响。宋代儒、道、佛思想并存,受到以统治阶层为首的主流社会推崇,在治国方略上表现为仁政。同时,在儒、道、佛思想影响下的中医学,因“医乃仁术”而被统治者作为仁政方式加以重视,成为宋代医疗福利制度得以建立的思想根源。2.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提出过程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提出过程,与宋臣以奏议形式提出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包括：灾情严重、疫病流行、鳏寡笃疾无法自存、生子不举、军兵老弱病患、尸骸未殓等,且提出施以医疗福利作为解决方案,引起决策者皇帝关注的同时提供建议参考。在宋代君臣关系相对融洽的宽松执政环境下,此类奏议呈现积极结果。3.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决策手段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决策过程,主要通过颁布诏令以实施。皇帝诏令中所包含的医疗福利内容包括：赈济灾民、救治疫病、抚恤鳏寡笃疾、收养弃儿、关注军事医疗、掩瘗尸骸等,这些诏令与诸臣奏议形成对应关系,反映出帝王对于臣子所奏事项的积极回应。诏令内容体现了对平民百姓医疗福利的重视,这与统治者旨在加强中央集权,讲求仁政治国,稳定国内环境相关。4.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运行方式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运行过程,以医政建置作为具体的推行、落实的方式。宋以前未现“医政”概念,宋代出现“医政”概念,所载医疗福利内容增多。同时,宋代针对皇族、官员、军人、百姓等不同社会阶层建立医疗机构,实施福利职能。并且以抑巫扬医、培养人才、检束医官等方式加强对医疗人员的管理。5.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象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象,主要是皇族及官员、军人士兵、平民百姓三大阶层。对于皇族及官员采取了保健、治疗、用药等方面的制度及措施；对于军人士兵采取了防病、医疗、抚恤等方面的制度及措施；对于平民百姓采取了建立医疗机构和药局机构的制度及措施,同时对于弱势群体采取法律保护。此外,宋代以建立义冢漏泽园的方式,掩瘗无主尸骸,预防疾疫发生,形成了生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的系统化社会福利体系。6.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历史地位统观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实行,以政府行为为主导,以建立医学机构为主,以实施医疗福利、稳定社会秩序为目的,形成了自上而下运行的医疗福利体系。但其不足及局限也比较突出,存在受到皇帝好恶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性,存在官吏腐败的行为,管理失误致效果不佳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它开创了中国古代系统化医疗福利制度的基本格局,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7.主要结论（1）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建立并非偶然,它以中华传统文化儒、道、佛思想在宋代的融合为契机,将同样受儒、道、佛思想影响的医之仁术用于国之仁政。（2）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提出与诸臣奏议有着直接关系,它让最高统治者了解到灾害、疫情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决策者提供必要参考。（3）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决策主要通过医事诏令的手段实施,医事诏令内容受到诸臣奏议的影响,并且决策者给予的回应比较积极。（4）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医政建置予以落实,以建立针对不同人群的医疗机构和加强对于医疗人员的相关管理为主要方式。（5）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象包括皇族及官员、军人士兵、平民百姓三大阶层,旨在以有限的医疗资源实施医疗福利,稳定社会秩序。（6）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建立对稳定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足和局限,形成的系统化医疗福利制度模式,对于当今医疗福利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刘洋[6]（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杨小敏[7]（2020）在《宋代药业研究》文中指出药业,即医药行业,在中国古代溯源悠久。传统药业涵盖古人为了防治疾病、延续生命的一系列药物认知、利用以及经营活动。药业研究的对象包括自然及加工药物、经营管理机构、药市及药业文化等内容,其发展不仅与医学、农业、商业联系紧密,更具有独立发展路径。宋代以前,药物发展经历了从民间经验到官方认证的过程。宋代以后,药物利用更多体现在官方主导下的民间传播过程。厘清宋代用药、制药、售药等相关机构之间的联系,是理解古代药业经营管理以及官民用药发展水平的重要基础。通过分析宋代药业的发展历程,既有利于展现传统药业的阶段性演变,也是阐释宋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关乎生命的重要行业,古代药业以战国秦汉以来的医药认知体系为基础,逐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战国秦汉时期为第一阶段,出现了主要满足少数人补益需求的最早用药风潮。不过当时上层社会的用药习惯与百姓应疫需求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魏晋隋唐时期是第二阶段,不仅逐步掀起了古代“医药分家”的序幕,也促使隋唐以后城镇药肆、药市的初步兴起。宋代开启了古代药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构建了政府引导下的药业运行体系,在药物利用、经营管理、药业信仰等方面多有革新。宋代药业的兴盛,为下一阶段明清时期的药材商帮活动奠定了行业发展基础。在药物利用方面,宋代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三大类别药物分别在专业栽培、利用观念、功效地位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植物药种植中,宋代人工栽培药物的种类、技术、规模范围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动物药利用中,宋代不断稳定并付诸于实践的“辰属”观念,引导人们深入开发利用已经熟知的动物药,而非恣意妄用其他野生品种。在包括动物药在内的药物代用品方面,宋代医药家不是无节制的增加代用品种类,而是采取相对稳定的用药标准,推动成药规范化发展。在矿物药的功效利用中,宋代矿物药被大量引入治疗普通疾病,但在实践中也遭到越来越多医家、士人的质疑。政府一度颁布旨在扼制滥用金石药的禁令,其他植物类药物（如黄耆）的补益地位逐步形成。这些药物资源的利用变化,是宋代药业兴盛的重要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宋政府重视革新医药机构,形成了内廷用药与外朝制售的有机结合。官方制售机构以翰林医官院、太医局的行政教育职能分化为基础,自上而下逐步影响至基层乡里,有效强化了官药业的市场优势地位。中央及地方官药局各有侧重,而非单一的直属关系。地方药局具有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与中央官药局运行模式不同、相对独立、临时性的地方医疗救助体系。在比较协调的政策环境下,宋代（特别是南宋）商业性市镇普遍兴起,南方民间药肆明显多于北方。许多民间药肆不再与医家直接相关,而是由商人直接经营。药材商品的独立化以及药业主体的多样化发展,成为宋代药业兴盛的突出表现。此外,药品流通过程中度量衡的规范与进步、剂型的商业性变化、药价的持续走高,一并彰显了宋代药业发展的新面貌。在药业信仰方面,宋代儒释道力量在医药活动中相互联系,形成了以佛、道为名,由士人融合构建的行业崇拜雏形。宋代士人通过家宅种药和开辟药园等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了认识药物、利用药物的良好环境。他们以理性的批判精神,成为当时传验方药的重要主体。士人对道家祠观和佛家寺院的记载和传颂,既推动了道家先贤及医药人物逐步具备了行业神的崇拜形象,也进一步提高了佛家寺僧医药活动的社会影响。宋代以后各种“药王”的多样化记载,是明清时期医药行业民间崇拜的社会文化基础。就现实意义而言,宋代作为超越古代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关键时期,是我们恰当总结古代药业发展经验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以药物利用为线索,注重探讨药材商品的经营活动及文化背景,是系统阐释宋代药业发展水平、拓展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合理途径和独特视角。传统药业至今关乎民众生活、政府治理、社会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如何综合规划药学史的研究路径、如何理解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药物的依赖和需求,仍是人们值得不断深思的重要课题。
潘荣华[8]（2010）在《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着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朱亦灵[9]（2019）在《明清鼎革之初嘉定士绅侯岐曾的生活史 ——以《侯岐曾日记》为中心》文中提出明清之际江南的抗清运动与参与抵抗的士大夫群体历来备受瞩目,但在民族主义思维的影响下,以“忠臣”为代表的明季士大夫群体在当前研究中仍普遍被严重地样板化、模式化,随之丧失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影响我们对明清易代史的深入理解。本文有鉴于此,引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理念,以嘉定名绅侯岐曾的日记为基本资料,尽量全方位地展现他在明清鼎革之初的生活,包括生活感知、消闲活动、疾病医疗、社会交往与政治活动等内容,从而观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因素与日常生活的结合,并从生活的角度揭示他在顺治四年以藏匿名士陈子龙的形式卷入复明运动的原因。嘉定侯氏因参与顺治二年的嘉定抗清运动而遭受破家之祸,导致侯岐曾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创伤意识与危机心态成为生活感知的主要内容。在这一心态的影响下,侯岐曾着力维护自己作为“儒者”与“遗民”的自我认同,从而致力于诗词之道,并认为自己罹患疟疾也主要源于外部压力。侯岐曾在入清以后虽保持对明王朝的忠诚,但以“奉母保孤”为生活目标,不愿参与复明运动,对亲友从事也持保留态度。但清朝官府有心通过籍没、取租二事惩治侯家,使侯岐曾的复仇心理、创伤意识、危机心态不断强化,身体状况亦每况愈下,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应是他在情急之下决定藏匿陈子龙的主要原因。这个抉择表面上源于政治态度,其实与本人生存状态与生活脉络的关联更加明显。本文的结论表明,明清易代史研究若以个体生命为关注对象,深入到个人日常生活的层面,关注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易代这一历史进程的认知,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段复杂历史的深入理解。其次,在晚明士绅研究中引入日常生活史的理念,有助于整合政治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现有成果,较完整地还原晚明士绅的生命图像。最后,日常生活史研究应大胆跨越“日常”与“非日常”的界限,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因素转化为人的生活内容,再将自身理念运用于理解这些“非日常”的人类活动中,促进“小历史”与“大历史”的交汇,加强历史学科内部的统合。
郑言[10]（2018）在《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异质性的医学知识,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医疗格局。尤其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直接引发中西医学的比较和抉择问题。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医学在异质性的西医学面前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尤其是西医学体制与本土政治的结合使其保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严重挤压了中医学的生存空间。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中医界的焦点从最初对两种医学知识医理层面的比较转为对“废止中医”论的抗争,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模仿西医学体制的尝试。正是在这些探索中,近代中医学体制化才得以实现。本文以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为研究对象,从其社团的组建、中医群体的职业化、学校教育的创办以及中医院的创建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以近代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重点考察其体制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分析影响其体制转型的因素,以期呈现出较为完整的中医学体制化进程。除此之外,文章还考察了现代国家建设因素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的作用,以此来探讨医学与国家的关系。文章主体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四个章节。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中医社团的体制化,主要包括对传统中医群体医疗以及交流模式的考察。通过对传统民间中医群体自组织形态的讨论,分别以构成其主体的“坐堂医”和“游医”为研究对象,呈现出传统医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传统社会中中医学一直被划归为“技”的范畴,医者行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医术决定的,这就造成了医者对自己所掌握的医技（包括药方）持有一种保密心理。但是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时期出现的学派争鸣为传统中医群体的交流构建出新的模式,不仅加深了医者群体间的交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知识的发展。尽管学派的建立为医者的群体性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它主要以医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区分标准,缺乏维系学派持续运行的制度性保障,使得这些学派间的交流呈现阶段性和无序性。直到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由医者创立的专业组织,代表着传统医者群体社团意识的觉醒。除此之外,西医社团体制在中国的根植为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尤其是中华博医会的创建,拉开了中国近代医学体制发展的序幕,其社团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为中医社团体制化奠定了基础,《博医会报》的刊行成为医学知识交流的新平台。在西医社团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建立起为数不少的中医社团,文章选取在中医学体制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三个社团进行重点研究:包括中西医学研究会、神州医学总会和上海医界春秋社。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在体制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结构变迁代表的是社团观念的转变。随着中医学在对抗“废止中医”论中的浮沉,一些中医社团也在不断地改变章程和进行改组,本文主要从考察这三个社团组织方式的变化背后带来的社团宗旨的改变进而分析中医群体价值的塑造。除此之外,医学刊物作为社团的喉舌,是其群体价值最直接的体现,文章在对上述社团的机关刊物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各自的办刊宗旨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各自在近代中医界的抗争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医群体在致力于近代医学体制化进程中对自身职业化的诉求。传统官医群体的职业认同遵循着较为严格的制度,比如人才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等,而且他们受制于专门的医政管理机构的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医群体的职业化比较完善。鉴于民医的个体性、分散性以及保密性,致使国家在其管理上长期缺位,民间行会制度也只是对开业医生群体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绝大多数民医的职业身份认同来自民众对其医术的认可,而其行医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基本上是依靠医者的品德自律实现的。儒家德性价值在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医者将医术标榜为“仁术”,而以德性价值为基础的医德规范散见于各类医书中。近代医学传教士是职业医生的前身,随着传教事业的开展,传教与医疗活动逐渐分离开来,具有医学学位的专业医生成为医学传教活动的主要践行者。为满足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需要,本土西医生的培养提上日程,西医群体职业化进程正式开始。在他们的意识里,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不仅能为民众解除病痛,还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承担着全民健康的重任。西医群体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对医生职业的内涵和责任更深刻的认识。与西医职业化相伴随的是中医群体为争取行医合法权的论争,随着《医士管理暂行规则》以及《中医条例》的颁布,逐渐确立了中医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中医职业化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三章是对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的研究,首先进行的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以及中医人才培养状况的梳理。传统中医教育分为官学教育和民间师徒制传承两种,虽然官学教育机构自南北朝时期被建立后一直处于完善中,学生入学制度、医学分科制度以及考试制度等都越来越细化和规范化,但是师徒相授方式没有被摒弃,依然在官学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鉴于官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数量上的局限性,民间师徒制传承是传统医学教育体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民医的个体性和流动性以及其“技”的归属,使其文字记载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从整体上把握师徒制的类型及特点,尤其对中医学知识的缄默特性与师徒制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方面表明师徒制度在中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近代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中医在近代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尤其是近代中医在瘟疫治疗中的束手无策,致使其在国家卫生体系中失势,特别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提出,彻底将中医学医疗体系排除在外。源自西方的公共卫生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为了实现全民医疗,国民政府提出创建“公医制度”的理念,并创办公立医科大学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为了挽回发展颓势,中医界在力争学校教育合法权的同时开展了学校教育的各种尝试,并在中医学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央国医馆的建立以及卫生署内中医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中医行政管理体制化的实现。中医教育合法权在全国性的抗争活动中最终获得通过,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被确定下来,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四章的焦点是近代中医院体制化。首先从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着手考察,分析这种方式下医者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传统公共医疗组织与社会救济的关系。其次通过分析国民对陌生空间的想象式建构,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以及“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梳理近代教会医院体制在中国社会的被接受过程。再次从托管制在医院模式中的运用以及作为医院体制核心的卫生制度入手,分析近代中医院体制在诊疗空间上的转变。最后对中医院与中医学校的关系进行简单探讨,当初嘉约翰创办博济医校是因为医疗人才的供不应求,也就是说是医院体制的建立促进了学校体制的发展。但是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二者的关系似乎是反过来的。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是中医学体制化的核心内容,为此中医界进行了数次全国性的抗争,最后国民政府规定创办学校必须设立附属医院,于是中医院体制的建立在满足提供新式医疗的同时又被赋予协助中医学校取得合法权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医学校与医院的关系是以院带学模式。随着医学体制化的深入,医院与学校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倾向。结语部分对首先影响中医学体制近代转型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即所谓的双动力机制。一般认为学科体制化的动力机制有两种,即权威系统驱动模式和权力系统驱动模式,在实际的体制化过程中这两种模式同时存在,既需要权威系统的行动又需要权力系统的介入。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制度化了的权力是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力系统代表的是官方的价值取向,而制度化了的权威则是非强制性的,代表的是系统成员内部的共同意志。推进中医学体制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包括西医学体制的移植和国家公共卫生体制政策的制定。尤其是本土化了的西医学体制对中医学体制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加之它与政治的结合,使它成为阻碍中医学体制化的主要力量。政治权威对医学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就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皇权政治在中医官学体制化中发挥着指导作用,甚至可以说传统中医学体制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皇权阶层的需求。近代国家对社会的改革诉求增大,公共卫生体制建设提上日程,鉴于中医学在群体预防层面的劣势,以及国家摒除旧思想、旧文化的政治目标,所以中医学在国家医疗体制中失势了。中医学被排除在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建设之外,这直接激发了中医界寻求改革的动力。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是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是并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继承性发展,中医学体制化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二、台湾中医见闻——访着名医史学专家李经纬教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台湾中医见闻——访着名医史学专家李经纬教授（论文提纲范文）
（1）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媒介与知识 |
| 1.1.2 理解媒介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卫生含义内涵研究 |
| 1.2.2 关于卫生叙事方式研究 |
| 1.2.3 关于卫生传播媒介研究 |
| 1.2.4 关于卫生研究路径研究 |
| 1.2.5 结论 |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限定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视角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明清译着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入华 |
| 2.1 偏隅一方的知识 |
| 2.1.1 中国传统卫生知识 |
| 2.1.2 西方卫生知识演变 |
| 2.2 暗流涌动的知识 |
| 2.2.1 耶稣会士:译着传教 |
| 2.2.2 中国文人:不变应之 |
| 2.3 小结 |
| 3 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建立(1840-1898) |
| 3.1 本章概说 |
| 3.2 建立知识的机构 |
| 3.2.1 医院诊所:新空间新体验 |
| 3.2.2 书馆学会:新机构新启蒙 |
| 3.3 迁移知识的报馆 |
| 3.3.1 外文报刊:引入新知的模板 |
| 3.3.2 中文报刊:传播新知的效仿 |
| 3.4 小结 |
| 4 现代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之塑造(1898-1911) |
| 4.1 本章概说 |
| 4.2 再造知识的报刊 |
| 4.2.1 报刊之新景象 |
| 4.2.2 报刊中的卫生 |
| 4.2.3 知识之新呈现 |
| 4.3 小结 |
| 5 媒介新环境与现代卫生知识之普及(1911-1937) |
| 5.1 本章概说 |
| 5.2 出版界:卫生知识的销售 |
| 5.2.1 教科书:普及卫生常识 |
| 5.2.2 .卫生广告:萌生知识经济 |
| 5.3 学术界:卫生知识的分类 |
| 5.3.1 学科教学:改变课程设置 |
| 5.3.2 专业期刊:提升学术意识 |
| 5.3.3 工具丛书:重建卫生图谱 |
| 5.4 读者与民众:卫生知识的获得 |
| 5.4.1 可视可听:卫生的形象化 |
| 5.4.2 信任与否:遗失传统卫生 |
| 5.5 小结 |
| 6 结论 |
| 6.1 转型呈现:知识、社会、媒介多重交织的过程 |
| 6.2 卫生释义:选择、融合、遗失相互作用的结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874年-1907年[上海]《万国公报》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二 1876年-1892年《格致汇编》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三 1864 年-1885年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四 1904年-1919年《东方杂志》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五 其他报刊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六 1903年-1911年《北洋官报》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七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会议目录 |
（2）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医疗史的兴起 |
| (二) 细菌学说史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选题价值及主要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选题价值 |
| (三) 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医学概况与早期出洋国人的观察 |
| 一、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公共卫生学 |
| 二、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医学 |
| (一) 温病学说的形塑和发展 |
| (二) 医事制度、医学教育与分科 |
| 三、如蝎如蟹:使西日记中的观察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甲午战争前后细菌概念的引介与通商口岸防疫的改进 |
| 一、19世纪中后期通商口岸传教士对细菌概念的引介 |
| (一) 通商口岸医学传教士对细菌概念的译介 |
| (二) 通商口岸非医学传教士对卫生知识的译介 |
| 二、避疫·检疫·治疫:1894年香港鼠疫与鼠疫杆菌 |
| (一) 1894年香港鼠疫与港口检疫的推行 |
| (二) “气”与“细菌”:中西医抗击鼠疫的不同方法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时期细菌学知识的传授与东北鼠疫的防疫实践 |
| 一、清末教会医学院校对细菌学的传授和留学生的译介 |
| (一) 教会医学校的细菌学教育 |
| (二) 留学生对细菌学的译介——以留日学生为中心 |
| 二、细菌学与宣统鼠疫期间东北的卫生防疫 |
| (一) 鼠疫、报刊与知识:《盛京时报》中的细菌学 |
| (二)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议报告》中的细菌学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细菌学知识的推广与晋绥鼠疫的防控 |
|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细菌知识的推广 |
| (一) 细菌学专业知识的译介 |
| (二) 细菌学知识与生产、生活之关系 |
| 二、1917-1918年鼠疫的防治与新文化运动时期防疫观 |
| (一) 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 |
| (二) 清洁与消毒:以《大公报》为中心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中央防疫处的设置与细菌学知识传播和实践的一体化 |
| 一、中央防疫处的设立及沿革 |
| 二、中央防疫处防治传染病与细菌学知识的应用 |
| (一) 上海与京畿:1919年霍乱防治的两个面相 |
| (二) 预防传染病与接种疫苗 |
| 三、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硕士) |
| 致谢 |
（3）先秦两汉涉医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前人研究成果综述 |
| 二、选题的缘由 |
| 三、研究方法与目的 |
| 第一章 先秦两汉涉医文学概述 |
| 第一节 先秦两汉涉医文学发生的医学背景 |
| 一、史志医学文献目录 |
| 二、出土医学文献 |
| 三、传世医学文献 |
| 第二节 先秦两汉涉医文学的界定 |
| 第三节 先秦两汉涉医文学概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诊籍的文体流变 |
| 第一节 殷商时期:诊籍文体萌发 |
| 一、甲骨字形中蕴含的疾病诊疗信息 |
| 二、甲骨卜辞文义中呈现的疾病诊疗信息 |
| 第二节 西周至战国:诊籍雏形初成 |
| 一、医事制度的建立对诊籍初成的影响 |
| 二、西周至战国文献中的雏形期诊籍 |
| 三、雏形期诊籍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两汉时期:诊籍文体初定 |
| 一、两汉诊籍概况 |
| 二、两汉诊籍的文体特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两汉文学与本草 |
| 第一节 文学中的本草之味 |
| 一、味觉之味 |
| 二、嗅觉之味 |
| 第二节 文学中的本草药效 |
| 一、诗、赋中的本草药效 |
| 二、散文中的本草药效 |
| 三、神话中的本草药效 |
| 第三节 本草对先秦两汉文学创作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两汉文学与养生 |
| 第一节 文学中的生命观 |
| 一、“万物一体”的生命本原 |
| 二、生命的构成:气、形、神 |
| 三、天人相参的身体构造 |
| 四、生生不已的存在方式 |
| 第二节 文学中的养生思想 |
| 一、顺应自然 |
| 二、气、形、神兼养 |
| 三、中和平衡 |
| 第三节 文学中的养生方法 |
| 一、日常养生 |
| 二、情志养生 |
| 三、医药养生 |
| 四、节欲养生 |
| 五、导引养生 |
| 第四节 先秦两汉养生文学产生的原因 |
| 一、对生命存在的珍视与祈愿 |
| 二、对生命短暂的感伤与抗争 |
| 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两汉文学与治疗 |
| 第一节 “治”之本义及与治病、治国的关联 |
| 第二节 医文相通的治疗对象:疾病的内涵 |
| 一、疾病的统称及指向 |
| 二、疾病的专称及指向 |
| 第三节 医文会通的最高治疗理想——治国 |
| 一、医家的治疗层次及最高理想 |
| 二、文学治国的“上医”主体及其理想实现方式 |
| 第四节 治国思想与治病理论的会通——以《老子》“善治”思想为例 |
| 一、《老子》“善治”的指向 |
| 二、《老子》“善治”思想与古医学理论的相应 |
| 小结 |
| 第六章 医学典籍的文学性——先秦两汉涉医文学的另一面考察 |
| 第一节 形象可感的思维方式 |
| 一、以具体形象阐释抽象医理 |
| 二、具有丰富的联想与想象 |
| 三、朴实的医道情感渗透于医理中 |
| 第二节 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 |
| 一、比喻的运用 |
| 二、比拟的运用 |
| 三、摹状的运用 |
| 四、铺陈的运用 |
| 五、对偶的运用 |
| 第三节 颇具个性的人物刻画 |
| 一、语录体参与者形象 |
| 二、平人与病人形象 |
| 小结 |
| 第七章 先秦两汉学术交融潮流与医文会通 |
| 第一节 医文主体的相互叠合 |
| 一、巫——医文主体同体的实证 |
| 二、医家具有文学素养 |
| 三、文士通晓医理知识 |
| 第二节 医文思想的交叉相融 |
| 一、阴阳五行学说的医学应用 |
| 二、整体观的医学吸纳 |
| 第三节 学术交融的历史潮流 |
| 一、创作主体的多重学术身份 |
| 二、文学着述中的多学科交融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4）《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中医西传”研究现状 |
| “《本草纲目》传欧”研究现状 |
| 1 前言 |
| 1.1 研究范围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材料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性 |
| 2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 |
| 2.1 法国藏本 |
| 2.1.1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
| 2.1.2 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所藏 |
| 2.1.3 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所藏 |
| 2.1.4 法兰西公学院亚洲协会图书馆所藏 |
| 2.2 英国藏本 |
| 2.2.1 大英博物馆所藏 |
| 2.2.2 Wellcome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 |
| 2.2.3 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 |
| 2.2.4 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所藏 |
| 2.3 德国藏本 |
| 2.3.1 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 |
| 2.3.2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藏 |
| 2.4 西班牙藏本 |
| 2.4.1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塞万提斯阅览室所藏 |
| 2.4.2 西班牙巴厘阿多里德市菲律宾奥斯定会图书馆所藏 |
| 2.5 俄罗斯藏本 |
| 2.5.1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 |
| 2.5.2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
| 2.6 梵蒂冈藏本 |
| 2.7 比利时藏本 |
| 2.8 奥地利藏本 |
| 2.9 小结 |
| 3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 |
| 3.1 《本草纲目》节译本 |
| 3.1.1 范德蒙德的金石部药物译稿 |
| 3.1.2 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
| 3.1.3 伊博恩的研究译着 |
| 3.2 《本草纲目》全译本 |
| 3.3 小结 |
| 4 《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 |
| 4.1 传入与翻译期(17-18世纪) |
| 4.1.1 踏上欧洲土地(17世纪) |
| 4.1.2 翻译的出现(18世纪) |
| 4.2 研究与评价期(19世纪) |
| 4.2.1 博物学图鉴的收集(17-19世纪) |
| 4.2.2 中国药物的鉴定与研究 |
| 4.2.3 《本草纲目》及中国科学的评价 |
| 4.3 文化印象构建期(20-21世纪) |
| 4.3.1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译本 |
| 4.3.2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研究 |
| 4.3.3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印象 |
| 4.4 小结 |
| 5 《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辨 |
| 5.1 卜弥格与《本草纲目》——最早的“《本草纲目》译本”之争 |
| 5.2 雷慕沙与《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学位论文”之争 |
| 5.3 达尔文与《本草纲目》——“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之称由来 |
| 5.4 小结 |
| 6 《本草纲目》传欧之讨论:以知识社会史的视角 |
| 6.1 《本草纲目》的知识收集 |
| 6.2 《本草纲目》的知识分析 |
| 6.3 《本草纲目》的知识传播 |
| 6.4 《本草纲目》的知识应用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欧洲相关藏书机构及资料来源 |
| 附录2: 欧洲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明清版本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概念说明 |
| 1.3 文献综述 |
| 1.4 问题思考 |
| 2.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思想根源 |
| 2.1 儒、道、佛思想对治国者的影响 |
| 2.2 儒、道、佛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 |
| 2.3 小结 |
| 3.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提出过程——以诸臣奏议为视角 |
| 3.1 诸臣以医疗福利治理国家 |
| 3.2 诸臣奏议医疗福利的内容 |
| 3.2.1 灾情严重 |
| 3.2.2 疫病流行 |
| 3.2.3 鳏寡笃疾无法自存 |
| 3.2.4 生子不举 |
| 3.2.5 军兵老病 |
| 3.2.6 尸骸未殓 |
| 3.3 诸臣奏议医疗福利的结果 |
| 3.4 小结 |
| 4.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决策手段——以皇帝诏令为视角 |
| 4.1 皇帝以医疗福利宣扬仁政 |
| 4.2 皇帝诏令医疗福利的内容 |
| 4.2.1 赈济灾民 |
| 4.2.2 救治疫病 |
| 4.2.3 抚恤鳏寡笃疾 |
| 4.2.4 收养弃儿 |
| 4.2.5 抚恤军兵 |
| 4.2.6 掩瘗尸骸 |
| 4.3 皇帝注重医疗福利之缘由 |
| 4.4 小结 |
| 5.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运行方式——以医政建置为视角 |
| 5.1 医政概念中的医疗福利 |
| 5.1.1 宋以前所载“医之政令” |
| 5.1.2 宋代出现“医政”概念 |
| 5.1.3 宋以后多现“医政”概念 |
| 5.2 医政机构的福利职能 |
| 5.2.1 主要为宫廷服务的机构 |
| 5.2.2 主要为军队服务的机构 |
| 5.2.3 主要为平民服务的机构 |
| 5.3 医疗人员的相关管理 |
| 5.3.1 抑巫扬医 |
| 5.3.2 培养人才 |
| 5.3.3 检束医官 |
| 5.4 小结 |
| 6.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象 |
| 6.1 对皇族及官员的医疗福利制度 |
| 6.1.1 保健制度及措施 |
| 6.1.2 医疗制度及措施 |
| 6.1.3 用药制度及措施 |
| 6.1.4 制度实施中的影响因素 |
| 6.2 对军人士兵的医疗福利制度 |
| 6.2.1 防病制度及措施 |
| 6.2.2 医疗制度及措施 |
| 6.2.3 抚恤制度及措施 |
| 6.2.4 制度实施中的监督管理 |
| 6.3 对平民百姓的医疗福利制度(上)——以医疗机构为中心的探讨 |
| 6.3.1 医疗机构的设置与分类 |
| 6.3.2 医疗机构的制度及措施 |
| 6.3.3 医疗机构的成效与作用 |
| 6.4 对平民百姓的医疗福利制度(中)——以官方药局为中心的探讨 |
| 6.4.1 官方药局的建立原因 |
| 6.4.2 官方药局的惠民制度及措施 |
| 6.4.3 官方药局的存在问题 |
| 6.5 对平民百姓的医疗福利制度(下)——以医事法律为中心的探讨 |
| 6.5.1 对患病人群的法律保护 |
| 6.5.2 对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 |
| 6.5.3 对特殊病者的相应规定 |
| 6.6 对亡故人口的相关助葬制度——以漏泽园义冢为中心的探讨 |
| 6.6.1 漏泽园的设置原因 |
| 6.6.2 漏泽园的发展过程 |
| 6.6.3 漏泽园的防疫制度 |
| 6.7 小结 |
| 7.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历史地位 |
| 7.1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
| 7.2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不足与局限 |
| 7.3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
| 7.4 小结 |
| 8. 结论 |
| 9.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宋代药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宋代以前药业概述 |
|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药物利用与流通 |
|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药物认识及利用 |
| 二、秦汉时期的药物流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时期的医药分家 |
| 一、医药分家的内涵及表现 |
| 二、医药分家与药业兴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药物的栽培与利用 |
| 第一节 宋代植物药栽培的新发展 |
| 一、栽培品种成倍增多 |
| 二、栽培方法改良更新 |
| 三、专业栽培的规模化发展 |
| 第二节 宋代动物药的选择及利用 |
| 一、动物药与“辰属”观念 |
| 二、常见动物药的利用 |
| 三、药物代用品的新探索 |
| 第三节 宋代矿物药补益功用的弱化 |
| 一、矿物药利用观念的变化 |
| 二、矿物药利用实践的积累 |
| 三、矿物药补益功效的替代——兼论黄耆“补药”地位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药业的经营及管理 |
| 第一节 官府机构 |
| 一、皇室用药 |
| 二、药物储藏 |
| 三、官方制售 |
| 第二节 民间药肆 |
| 一、政府管理 |
| 二、地域发展 |
| 第三节 专门药市 |
| 一、形成特点 |
| 二、流通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药商与行业发展 |
| 第一节 药商的社会形象 |
| 一、药商的指代名称 |
| 二、药商的行业形象 |
| 第二节 药商的行业活动 |
| 一、“药行”与“药市” |
| 二、药商的行业活动 |
| 第三节 药商的地域环境 |
| 一、北方药材的利用情况——以雄州一带为例 |
| 二、南方药市的区域特点——以长江流域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士人与药业文化 |
| 第一节 种药建园 |
| 一、家宅种药 |
| 二、开辟药园 |
| 第二节 传方验方 |
| 一、传方 |
| 二、验方 |
| 第三节 助力佛道 |
| 一、道家祠观 |
| 二、佛家寺院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宋代对外药物贸易 |
| 第一节 宋与辽夏金的药物贸易 |
| 一、与契丹辽国 |
| 二、与党项夏国 |
| 三、与女真金国 |
| 第二节 宋与东南亚诸国的药物贸易 |
| 一、进口药物的种类 |
| 二、进口药物的地区交易 |
| 三、进口药物与岭南瘴疾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宋代药业兴盛的主要特征 |
| 二、宋代药业兴盛的主要原因 |
| 三、宋代以后的药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近代报刊、西医报刊、西医传播和报刊传播西医的研究 |
| (二) 相关近代医学史研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四、本文努力的方向和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
| 第一章 传教士开创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之先河(1807-1911年) |
| 一、动机与路径:西医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选择 |
| (一) 藉医传教: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艰难博弈 |
| (二) 传播路径:从医疗空间到舆论空间的多维渗透 |
| 二、传教士:报刊传播西医之发端 |
| (一) 报刊:一种面向中国人的新型传播媒介 |
| (二) 西医传播:从综合报刊到专业报刊的嬗变 |
| 三、近代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国人自办启蒙报刊传播西医之早期动员(1886-1911年) |
| 一、尹端模:第一份自办医刊的创办者 |
| 二、青年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以《医学卫生杂志》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为中心 |
| (一) 从革命报人到着述医: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 |
| (二) "着述医"陈垣的医学着述及其历史影响 |
| 三、赴日留学:德日西医体系的传入 |
| (一) 留学日本:国人留学习医的"终南捷径" |
| (二) 日本: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外努力 |
| (三) 上海: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内探索 |
| 四、自办西医启蒙报刊的示范意义 |
| 第三章 以城市为中心西医传播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912-1949年) |
| 一、民国时期西医报刊历史传承的特点 |
| (一) 时空分布 |
| (二) 阶段性顿挫和持续性发展 |
| (三) 地域性分异和网络化扩散 |
| 二、上海:西医传播全国中心的确立及其动因 |
| (一) 经济繁荣的拉动 |
| (二) 西学东渐的推动 |
| (三) 西医群体的努力 |
| (四) 租界卫生的示范 |
| (五) 政府决策的导引 |
| 三、抗战时期传播中心的西移及其影响 |
| (一) 抗战时期传播中心西移的原因 |
| (二) 传播中心西移的重要意义 |
| (三) 传播中心西移后西医传播内容的拓展 |
| 第四章 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的勃兴(1931-1949年) |
| 一、土地革命时期卫生报刊的萌芽及其防疫宣传 |
| (一) 卫生专业报刊的萌芽 |
| (二) 综合性报刊的防疫动员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发展及其卫生宣教 |
| (一) 新四军二、三师的《医务生活》与《先锋医务》 |
| (二) 山东军区的《军医杂志》、《山东医务杂志》和《胶东医刊》 |
| (三) 陕甘宁边区的《国防卫生》及其它综合性报刊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拓展 |
| (一) 《山东卫生》 |
| (二) 《健康报》(复刊) |
| (三) 《野战卫生》与《中南卫生》 |
| 四、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的历史经验 |
| (一) 党政部门高度重视,各级领导身体力行 |
| (二) 强化组织保障,确保政策跟进 |
| (三) 因陋就简,充分利用党报专刊 |
| (四) 目标明确,突出重点 |
| (五) 科学实用,务求实效 |
| 第五章 多主体传播格局下中国近代医学的走向(1912-1949) |
| 一、多元主体传播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
| (一) 医校报刊蓬勃发展 |
| (二) 社团报刊脱颖而出 |
| (三) 专科报刊异军突起 |
| (四) 卫生副刊异彩纷呈 |
| 二、教育传播的国家化与西医群体的成长——以校办报刊为中心 |
| (一) 教育体制的转换及其对西医教育的影响 |
| (二) 医校报刊的繁荣 |
| (三) 医校报刊成为西医群体成长的舞台 |
| 三、现代医学体制的移植与再造——以专业社团的学术期刊为中心 |
| (一) 中华医学会与西医体制的构建 |
| (二) 中华护士会与中国护理学的发展 |
| (三) 中国生理学会与中国生理学的奠基 |
| (四) 中华民国药学会与中国药学的肇兴 |
| 四、传统卫生模式的颠覆与超越——以民间社团的普通报刊为中心 |
| (一) 政府施为与社会参与:现代公共卫生之滥觞 |
| (二) 让公众理解传染病:以中国防痨协会和中华麻风救济会为例 |
| (三) 妇女与儿童的发现:以节育运动和慈幼运动为例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 |
（9）明清鼎革之初嘉定士绅侯岐曾的生活史 ——以《侯岐曾日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史料分类与用途说明 |
| 五、论文主要内容与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诗礼簪缨繁盛时:晚明时期的嘉定侯氏 |
| 第一节 钟鸣鼎食之家:晚明时期嘉定侯氏的崛起 |
| 第二节 收之桑榆:侯岐曾的生平及其文选事业 |
| 第三节 重启人生:侯岐曾在鼎革之际的活动 |
| 第二章 覆巢遗卵思安枕:侯岐曾的生活世界 |
| 第一节 “都是愁亭恨水”:侯岐曾的生活感知 |
| 一、创伤意识 |
| 二、危机心态 |
| 第二节 诗心长葆:侯岐曾的消闲活动 |
| 一、诗词之道 |
| 二、书帙相关 |
| 三、其他消闲活动 |
| 第三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侯岐曾家庭的疾病与医疗 |
| 第一节 缠绵病榻:侯氏家庭成员的患病经历与医护活动 |
| 一、患病经历与影响 |
| 二、问疾与护理 |
| 第二节 驱除疟魔:侯岐曾对疟疾的疾痛叙事与治疗历程 |
| 一、疾痛叙事 |
| 二、治疗历程 |
| 第四章 蓟庭萧瑟故人稀:侯岐曾的社会交往 |
| 第一节 “吾友靡靡愈索”:侯岐曾社会网络的基本面貌 |
| 第二节 各显其能:侯岐曾社交对象的类型与功用 |
| 一、情感型 |
| 二、工具型 |
| 三、混合型 |
| 第五章 凤凰变回衔泥燕:侯氏家族与清朝官府 |
| 第一节 满目胡尘:侯岐曾眼中的新朝 |
| 第二节 “忠孝之罚”:侯家的追索危机与应对 |
| 一、追索危机的过程 |
| 二、侯岐曾对追索的应对方式 |
| 第六章 保孤难兮杀身易:侯岐曾与复明运动 |
| 第一节 岁寒知松柏:侯岐曾的忠节观念 |
| 一、明清之际的忠节观念 |
| 二、侯岐曾忠节观念的表现形式 |
| 三、侯岐曾的忠节观与自我认同 |
| 第二节 “大事当不远乎?”:江南地区的时事传闻与社会心态 |
| 一、侯岐曾对时事传闻的态度 |
| 二、侯岐曾确证传闻的途径 |
| 三、传闻背后的江南社会心态 |
| 第三节 狂澜犹可挽:侯家亲友参与复明运动的情况 |
| 一、侯岐曾眼中的复明运动 |
| 二、侯家亲友对复明运动的参与 |
| 三、“通海案”的暴露 |
| 第四节 “以季布为朱家”:侯岐曾与“松江之变” |
| 一、“松江之变”始末 |
| 二、侯岐曾的殉难 |
| 余论 |
| 一、天崩地坼,静水深流:明清易代的生活史解读 |
| 二、多变的舞者:生活史视野下的晚明士绅 |
| 三、追寻生活逻辑:试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取径 |
| 附录 侯岐曾社交对象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从个体到群体：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 |
| 1.1 传统中医群体的自组织形态 |
| 1.1.1 “坐堂医”与“游医”交织的医疗网络 |
| 1.1.2 学派构建出的交流网络 |
| 1.1.3 一体堂宅仁医会的组织运行 |
| 1.2 近代医学社团的创办 |
| 1.2.1 中华博医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
| 1.2.2 《博医会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2.3 中华博医会的影响 |
| 1.3 中医群体的价值塑造 |
| 1.3.1 中西医学研究会与西医知识的传播 |
| 1.3.2 神州医学总会与中医职业利益的争取 |
| 1.3.3 上海医界春秋社与中医学术的唤醒 |
| 1.4 中医学刊物与医学知识的交流与宣传 |
| 1.4.1 《中西医学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4.2 《神州医药学报》与中医学术的整理 |
| 1.4.3 《医界春秋》与中医合法地位的争取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从自律到他律：近代中医职业化 |
| 2.1 传统中医职业身份的认同与管理 |
| 2.1.1 官医与医政管理机构 |
| 2.1.2 民医行为规范与行会 |
| 2.2 近代医生的职业化 |
| 2.2.1 传教士医生的双重身份 |
| 2.2.2 专业医生与职业化伦理规范 |
| 2.2.3 自由职业群体与中医职业意识 |
| 2.3 行医资格与中医职业化 |
| 2.3.1 《医士管理暂行规范》与中医行医资格 |
| 2.3.2 中央国医馆与中医管理 |
| 2.3.3 《中医条例》与执业规范化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从师徒制到学校制：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 |
| 3.1 传统官学教育体制与师徒制 |
| 3.1.1 “学在官府”制度与中医官学教育 |
| 3.1.2 师徒制与中医人才培养 |
| 3.1.3 中医学缄默特性与师徒制 |
| 3.2 近代西医教育体制与公共卫生建设 |
| 3.2.1 西医教育体制的移植 |
| 3.2.2 公医人才的培养与西医教育 |
| 3.2.3 中医公共卫生意识的觉醒 |
| 3.3 中医学校教育体制化 |
| 3.3.1 利济医学堂模式 |
| 3.3.2 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 |
| 3.3.3 构建中医学科体系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从家庭到医院：近代中医院体制化 |
| 4.1 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 |
| 4.1.1 “家庭”空间的营造 |
| 4.1.2 社会救济与传统公共医疗组织 |
| 4.2 近代医疗空间的转换 |
| 4.2.1 教会医院与国民想象式空间的建构 |
| 4.2.2 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 |
| 4.2.3 “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 |
| 4.3 中医院之设 |
| 4.3.1 托管制度与医院模式 |
| 4.3.2 卫生制度的引入 |
| 4.3.3 以学兴院与以院带学模式 |
| 4.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台湾中医见闻——访着名医史学专家李经纬教授（论文参考文献）
- [1]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D]. 陈佳丽.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
- [2]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D]. 姬凌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3]先秦两汉涉医文学研究[D]. 王水香.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8)
- [4]《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D]. 付璐.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01)
- [5]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D]. 杜菁.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6(08)
- [6]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7]宋代药业研究[D]. 杨小敏. 河北大学, 2020(03)
- [8]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D]. 潘荣华. 安徽大学, 2010(10)
- [9]明清鼎革之初嘉定士绅侯岐曾的生活史 ——以《侯岐曾日记》为中心[D]. 朱亦灵. 南开大学, 2019(03)
- [10]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D]. 郑言. 山西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