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尔利斯与威廉·维克里及其学术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杨春学[1]（1997）在《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尔利斯与威廉·维克里及其学术贡献》文中研究指明 一、引言 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A.Mirrl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教授,以表彰他们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做出的开拓性和基础性贡献。
谭克虎,刘海涛,李霞,董卫敏[2]（2016）在《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契约理论》文中研究指明一、引言人类合作的永恒障碍是人们具有不同的利益。在现代社会,利益冲突通常会通过契约安排来加以缓解,即使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设计巧妙的契约可为缔约方提供一种激励以获取合作的潜在收益。例如,劳动契约包含了为留住和激励员工而设计的工资和晋升条款;保险契约将免赔和自付与风险分担条款结合在一起,以鼓励投保人小心谨慎;信用契约详细列举了支付和决策权以保护贷方,同时鼓励借方合理决策。长期以来,经济学中一直有一种思想认为,为获
李静[3]（2013）在《我国食品安全“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连续爆出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危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凸显现行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的失败。如何构建一个切实有效的治理模式,找到一条扭转食品安全严峻形势的可行路径,就成为理论界与现实界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从创新食品安全治理模式这一视角入手,结合理论分析与案例研讨,就现阶段创新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展开深入研究。本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缘由及背景,本项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国内外对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及评述,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并提出了本文的基本观点：即要将目前在食品安全领域实行的“一元单向一维”模式转变为“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历史考察。首先,食品安全问题具有的“外部性、公共性、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利益相关者、多元治理、网络化治理、协同治理这四个理论,都从学理上说明我国必须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并对现行治理模式加以创新。其次,从建国以来食品安全治理法规及机构调整的历史变迁来看,我国的历次食品安全治理的改革大多局限于官僚体制内部,大多关注于机构设置与职能调整。最后,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现行治理模式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主体设计、架构设计、运行机制设计方面均存在很大问题,亟需创新。第三部分为原因探析。从参与主体这一视角着眼,探析了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对于创新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的阻碍性要素,在理论探究的基础上,本文还结合了在昆明所做的实地调研数据加以分析,以增强研究的实证性。通过障碍性因素分析,为后文的国外先进经验借鉴以及模式重构做好铺垫。第四部分是经验借鉴。通过对美国、日本、欧盟食品安全治理经验以及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五种示范模式的考察,我们发现可以从主体设计、结构设计、运行机制设计这三个维度来借鉴经验,并创新我国治理模式。第五部分是制度设计。本部分从三个维度对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创新模式,即“多元协同模式”进行了制度建构。首先,在主体设计方面,应该明确作为“食品安全治理主导者”的政府、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者”的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直接受益者”的公众、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积极参与者”的社会组织各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并努力使其各归其位,实现“多元共治”对于“多头混治”的替代。其次,在结构设计方面,应该通过完善治理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设计,以及信任、协调等网络治理机制的设计,实现“网络多维治理”对于“单向一维监管”的替代。最后,在运行机制设计方面,应该通过由规制到协同的治理理念的转变,网络多维协同结构的建构,治理机制多维度、多层次的整体塑造,理顺府际关系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价值、制度双管齐下对于社会资本的培育,以及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协同网络核心的建设,实现“协同治理”对于“分段监管”的替代。
吕俊延[4]（2020）在《精准扶贫场域下技术治理异化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十九大又提出“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把精准扶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扶贫的重视和打好这场战役的决心,也反映了精准扶贫任务的艰巨和急迫。为了实现脱贫的治理目标,不同治理主体（党政军群校企）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扶贫攻坚战,各种治理举措也层出不穷。政府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治理主体,通过制度建立、组织嵌入、资源下沉、技术应用等举措,在实践中形成了各种扶贫模式。然而,各种技术的运用和治理举措的实施遭遇到了现实的挑战:本应解决问题的举措在实践中却产生了目标替代、形式主义、“重输血、轻造血”“表海”等非预期结果。地方政府对技术治理的关注和重视高于扶贫本身。这种事与愿违的现象无疑迟滞了实现脱贫的步伐,而实然和应然的矛盾使我们反思:在中国语境下,这种现象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是必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种现象在精准扶贫场域下具体表征是什么样的?作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有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未来国家顶层设计又将如何规避这种现象的产生?这一系列现实问题和现实背后折射出的理论问题都有待进一步阐释和探讨。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田野观察的方法,并以委托代理理论、行政发包制和控制权理论为视角,聚焦于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为核心表征的治理悖论。基于案例的考察,研究发现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省级扶贫办加压,县级扶贫办加码,而乡镇级扶贫办为应对考察压力而采取技术化应对策略的逻辑线条。上层技术发包、中层技术转包,下级技术承包,使得基层精准扶贫面临数字生产的困局。研究表明:精准扶贫过程试图通过多重发包的数字生产机制解决扶贫对象锚定困难、扶贫效果难以监测等难题,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却造成技术治理异化的现象,因而消解了精准扶贫的目标。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重视数据生产而造成数字的悬浮、规避责任而处处留痕的痕迹管理以及强调国家自主性而忽视社会空间的培育。本研究尝试提出“情境—场域—主体”的框架,借以阐释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现象。情境约束指向时间与空间两个面向:“给予型国家”的转向、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战略目标、中国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长期存在,需要国家强化自上而下的信息搜集能力。在空间约束下,庞大的国家规模形成了行政发包制的权力分配格局。此外,控制权为不同层级政府的权力分配方式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名实分离”的权威分配格局加之弹性的政府关联,共同导向了一个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数字生产格局。官僚组织和官员个体是分析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两个主体维度。一方面,现代官僚制强调对工具理性的应用。在技术治理的作用下,繁杂的精准扶贫工作高度简化,扶贫脱贫工作最终被压缩成一个数字。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又面临着晋升的压力,晋升逻辑趋使地方官员具有更大的动力完成上级分配的数字生产任务。时空约束、场域推进和主体谋划三者耦合造成了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困境。技术治理异化的格局侵蚀了基层政府的公共性。首先,时空约束下基层政府技术考量取代人本关怀。其次,场域推进下基层政府扶贫内卷化压倒治理精细化。最后,主体谋划下基层政府自利性对垒公共性。对此,可以从完善扶贫的评估机制、推动各部门的联动机制以及落实脱贫的责任机制对技术治理异化及其造成的公共性困境加以纠偏。
朱安远,郭华珍,朱婧姝[5]（2015）在《历届诺贝尔奖得主国籍的分布研究(下)》文中研究说明诺贝尔奖迄今已颁发114届（1901—2014年,其中1940—1942年未颁奖）,本文在简略地介绍诺贝尔奖颁奖概况、基本国家知识和国籍知识的基础上,着重以三种主要统计口径（获诺奖时国籍、出生地国籍和逝世地国籍）系统地阐明了历届诺贝尔奖得主国籍的分布情况（包括双重国籍和多重国籍者）并对相关问题做出分析和澄清,去伪存真,力求全面而精准。除诺贝尔文学奖是法国第一（14.5人）,美国与英国并列第二（各11人）以外,其余5项诺奖均是美国雄踞榜首。美国是诺贝尔奖得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诺奖得主总人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
张赫城[6]（2007）在《最优税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着眼于研究最优税理论与实践，研究目的在于，一是通过对最优税理论的梳理归纳与比较总结，确定一个系统而有逻辑的最优税理论框架；二是在理论框架确定的基础上力图将之应用于现实税制的实践分析。此两点同样是本文学术创新的价值所在，即：一是关于最优税理论本身的归总与推演，或说是最优税研究的理论性价值；二是尝试以最优税理论为坐标描绘现实最优税制的曲线，或说是最优税研究的应用性价值。除导论外，本文全文分为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上下两篇。上篇为最优税理论分析，包括最优商品税（间接税）理论分析、最优所得税（直接税）理论分析与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理论分析三个部分；下篇为最优税实践分析，包括世界各国税制实践的最优税分析和中国现行税制实践的最优税分析两个部分。出于研究的重要性和应用的必要性，本文上下两篇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均以结构为重点。导论部分，指出最优税理论作为现代税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行文首先从英文原意入手对最优税的基本含义与最优税理论的关系进行了解释，进而概括了最优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并引入新增长理论论述了最优税理论的新发展，最后简单介绍了研究最优税理论的方法和工具，并对最优税的研究意义作了讨论。上篇为最优税的理论分析，共分三个章节。1．最优商品税（间接税）理论分析本章从关于最优商品税的文献综述开始，到最优商品税规则的理论论证，并简单介绍了最优商品税的实证分析结果并指出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理论部分，本文的叙述采取的是逐步扩展的形式，得出的结论的一般性也是逐渐增强的。首先在单一家庭的完全竞争的框架内，推导出只考虑效率不考虑公平的拉姆齐规则。拉姆齐规则是竞争性经济中最优商品税的必要条件，它所表达的含义是征税后，消费者对每一种商品的实际消费等比例下降，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与资源配置的初始相对结构仍保持不变，从而经济效率的破坏程度降到了最低限度。尽管拉姆齐规则没有考虑公平问题，但是拉姆齐规则的重要意义在于指明最优的商品税收制度是使税后商品的补偿需求下降的比例相同，而不是商品的价格的相对变化。因此，尽管在实务中税前价格加一个比例相同的税率比较容易操作，但这不是拉姆奇规则的原意。一种看似正确的观点——为使税收的扭曲效应最小，税收应使所有的商品价格以相同比例提高——在拉姆奇规则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继而本章阐述了作为拉姆齐规则的特例的逆弹性规则，因为逆弹性规则假设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所以逆弹性规则不存在拉姆齐规则中的近似化过程，同时本章指出商品的需求之间完全独立的情形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因此逆弹性规则在实践中可能是行不通的；即使按照逆弹性规则设计税制，也可能使政府收入依赖于需求弹性较低的几种商品，从而使税基过窄。另外，逆弹性规则和拉姆奇规则的区别还在于逆弹性规则强调的是税率与需求的价格弹性之间的关系，而拉姆奇规则强调的是替代效应，要求征税后商品的实际消费量等比例下降。接下来本章阐述了戴蒙德-莫里斯规则。戴蒙德-莫里斯规则也是在完全竞争经济中推导出来的，但是它考虑的是多个家庭，这样就将公平引入了最优税收理论的框架内。本章以两种形式阐述多人经济中的最优税收规则，这两种形式都表明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这种权衡就是一种商品需求的下降是与这种商品的主要消费者的社会重要性以及他们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相关联的。这一规则在更一般的框架中保留了拉姆奇规则的主要特点，既对数量变化的关注，同时给出了拉姆齐规则中没有的对公平问题的讨论。理论阐述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不完全竞争经济下考虑多个家庭的最优商品税规则的，这一部分的论述要复杂一些，因为在不完全竞争的框架内讨论税收问题必然要涉及到税收归宿问题，所以此处以比较严格的语言刻画了不完全竞争经济下的税收归宿问题，同时得出了和税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相关的重要结论。关于税收归宿的论述都是为推导不完全竞争经济下的最优商品税规则作铺垫，在此基础上，我们推导了涵盖从完全竞争经济到不完全竞争经济的所有经济行为下的最优商品税规则。尽管不完全竞争经济下的最优商品税规则的推导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其基本的含义和戴蒙的-莫里斯规则是一致的。它的扩展主要体现在：对于不完全竞争行业的商品，考虑了包含引致效应的修正项，并且得出补偿需求的下降和税负转嫁的程度是负相关的结论，并且表明在确定相对税率时，行业行为和偏好是一样重要的。这一部分的最后简要地给出了和最优商品税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结果，如存在所得税和外部性时的最优商品税。2．最优所得税（直接税）理论分析本章从三个角度对最优所得税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一，从公平、效率角度分析了最优所得税。首先提出衡量最优所得税的标准仍然是公平和效率，二者皆不可偏废。而这两个标准在不同社会里的主次位置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必须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政府的职责任务来确定适合自己的“最优所得税”模式。此外，衡量最优所得税还有别的标准，如所得税制是否有弹性，是否能对经济发展起稳定作用，是否有利于政府筹集足够的财政收入等。但都不如公平标准、效率标准显得那么重要。公平和效率问题不仅是整个税收的棘手问题，更是所得税的棘手问题，因为在实现政府的公平目标过程中所得税被看成是比其他税收更有力的手段，所以所得税中的公平与效率矛盾冲突表现得尤为突出。只是在原则上抽象地、笼统地指出要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很容易的，但却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在政策操作上提出具体指导性意见。然后运用该标准分析最优所得税制：即综合所得税制与最优所得税的横向公平标准和所得税累进度与最优所得税的纵向公平标准。前者包括资本利得问题、波动所得问题和估算所得问题。后者分析了埃奇沃斯模型、斯特恩模型、米尔利斯模型、凯塞尔曼模型四个模型。第二，将非对称信息激励理论引入最优所得税理论的分析，从非对称信息条件和激励理论角度分析了最优所得税。首先简单介绍了埃奇沃斯试图确定的为获取最大化的社会福利——个人福利的总和应如何设计税收再分配系统的思路。如果削弱了消费边际效用，会得到支持累进税率的结论。如果所有的个人从消费中获取了同样的福利，最优福利要求每个个人的边际消费福利是一致的。如果他们的毛收入不同，那么净收入必须平均化。接下来对维克里的功利主义分析方法加以介绍：假设所有个人对于生产的劳动强度e及消费y的偏好是一致的，但是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不同，假设生产劳动强度e由函数W确定：e=W（x，t），t指个人生产能力，x指生产产品数量。在此假设条件下，政府的目的在于当税收总收入达到预先设定的水平时，能将个人福利总和最大化。尽管他不能详细说明最优税收结构中累进税率的程度问题，维克里在1968年《累进制问题》一文中，转回到所得税系统中激励与分配之间适当平衡的问题。他还考虑了在真实意义上，建立一个累进税率系统在技术和政治上存在的困难。作为这一部分的重点，最后单独介绍了米尔利斯方法。他对最优所得税的研究是在非对称信息状态下对经济政策最优设计的最早的完整分析。他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采用的方法已经成为非对称信息经济领域的典范。米尔利斯关于最优所得税的模型与维克里的很类似。它假设政府的目的在于将个人福利总和最大化，所有的人对休闲和消费有着相同的偏好，但是其生产商品、提供服务的能力不同。每个人了解自己的生产力，而政府并不清楚。米尔利斯的突破点在根据经验对福利方程加上了一点合理的限制。在这一限制下，政府的最优化问题能被重新定义，不再是合并所有个人最优化问题，而是利用微分方程对福利进行微商dv（t）/dt。这一方程表明了t型人发生临界变化时，个人福利水平如何随之发生变化。米尔利斯观察到最优化问题能被看成应用数学领域知名的动态控制问题。米尔利斯重新说明的最优化问题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他的分析被证实意义深远，被充分理解并大大简化了所分析问题。3．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理论分析本章是全文理论分析的重点。首先对最优税结构理论的相关知识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作为行文的铺垫，这里澄清了一下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概念，辨析了其定义、划分与各自特性，并简单介绍了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表示方法。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研究，即税收制度结构优化中的不同类别税种间协调优化的问题。以直接税为主体、以间接税为主体还是实行“双主体”税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本部分将运用多种经济学分析方法试图从税收的多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进而通过对最优税理论中关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基本内容进行归纳，和分析最优税理论比较直接税与间接税研究的演进过程，包括希克斯和约瑟夫、莫格、弗里德曼、李特尔、科利特和黑格以及最为着名的米尔利斯和维克里的理论，概括得出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理论的结论。其一，直接税与间接税应当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这一点主要是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角度上说的。“最优税理论”首先承认无论是商品税还是所得税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二，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类型的选择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一国的税收制度最终施行何种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类型，要取决于“公平”与“效率”目标间的权衡。随后对最优税理论中关于最优结构的结论进行了延伸的论证。从税收本质、经济社会可能的征税点、非正式约束和税制自身四个方面概括并分析了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影响因素，强调了政府政策目标对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优化选择的决定作用，并结合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效应分析概括了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基本要求：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设计要能使税收收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并且使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适应；税种的选择要符合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再生产的特点，要符合税收原则的要求，税种之间应尽量避免重复征税；税率的设计应在充分考虑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同一税种的税率档次应尽可能简化：直接税/间接税结构要保持相对稳定，避免因税制频繁变动而影响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和消费决策。下篇为最优税的实践分析，共分两个部分，即全文的第四和第五章。4．世界各国税制实践的最优税分析这一部分从历史沿革与当前各国的税制改革两个方面对最优税实践进行了评析。首先介绍了历史沿革中直接税/间接税结构存在以直接税（所得税加财产税）为主体、以间接税（商品税）为主体和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三种基本类型。接下来分析了直接税/间接税结构演变从以古老直接税（财产税）为主到以间接税（商品税）为主再到以现代直接税（所得税）为主三个时期的历史轨迹。并在此基础上对有的学者提出的“第四阶段最终论”和“双主体结构最优论”进行了实践与理论上的批驳。认为这种观点既无有力的论据，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税收基本原理。由此提出直接税/间接税结构演变轨迹的预期：“循环说”。认为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主体的选择将会循环演进：“单主体”→“双主体（过渡）”→“另一个单主体”→“双主体（过渡）”→……。但是，这里所谓的“双主体”只是指的一种从量的关系上反映出来的“并重”，这种“并重”并不能代表两个都是主体，而是在由某一个主体过渡到另一个主体时，从量变到质变过渡的一种表现形式。本章的重点在于介绍了当前税制实践中各国税制结构类型存在与传统理论相对应的三种类别之后，对当前各国税制改革中的最优税实践高度概括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分别按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三个类型，选取了若干代表性的国家作为样本，从改革前各国税制结构的情况、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的模式，特别是直接税与间接税内部各个税种的改革及总体结构的优化情况等几个方面着手介绍了这三类国家的间接税、直接税以及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优化的实践，并对比分析了改革前后各国税制的优化及其趋势，最后在总结各国优化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其经验与教训及对于中国的可借鉴之处。因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参照这两种类型国家的实践经验要比参照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更为重要，因此这一部分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通过概括介绍发展中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税制优化实践，概括得出这两类国家的优化方案和发达国家有很多的相似性，“降低税率、减少优惠、扩大税基”也是其税改方向，这说明世界税制改革趋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的税制改革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优化都是在应用现代税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同时受到最优税相关理论的指导，即要在直接税与间接税分别优化的基础上更好地优化其结构，直接税/间接税的分别优化与结构优化都要体现其应该具备的效应，满足政府的政策目标。“最优税理论”对于直接税、间接税及结构优化的结论得到了充分运用。随后对这两类国家最优税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从最优目标、税收工具、税基税率、初始条件、实施状况、优化时滞及配套改革等若干方面做了简单的总结。随即提出了一个该两种类型国家典范的改革方案，并从目标确定、优化方向、方案选择及改革的配套措施等若干角度阐述了各国最优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5．中国现实税制实践的最优税分析本章是本文的理论指导实践部分，在前文理论研究与世界各国税改实践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税制说明现状，回顾历史，在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加以评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从税种设置的角度简单介绍了中国现行税制，并对这些税种约略的按照直接税与间接税进行了划分，方便了下文对中国的最优间接税、最优直接税以及最优结构的分析。随之先是以最优商品税规则为依据，论述了现行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存在的问题以及扩大征税范围所面临的困难。关于增值税的讨论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增值税的转型问题的。本文论述了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的合理性，关于这部分的论述，本文和目前的主流意见是一致的。继而对中国现行的消费税进行了评价，主要集中在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消费税的价内税形式、消费税的征税环节三个方面。这一部分的讨论的新意在于为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指出了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不能是盲目的，要注意对某些商品和消费税行为开征消费税在税收上是否可行。接下来从理论最优化、最优税率等方面分析了我国个人所得课税的最优化问题。根据最优税理论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政策的优化选择。继而阐述了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首先，对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然后，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的优化提出了政策建议。如前所述，本部分的重点也在于结构的分析。行文至此概括总结了中国现行税制中的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特点：中国是一种特殊的以间接税为主体，以直接税为辅助的结构类型。约略的说，间接税（商品税）占税收总额的70％，直接税占30％，其中，所得税15％，财产税（含其他）占15％。随后对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各自的变化趋势及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轨迹进行了分析说明，最后对建国以来中国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历史沿革做了简要回顾。进而在最优税理论的结论与上文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确定明确的目标是第一位的，并且这个目标的确定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因此这一部分从国内经济形势、国际经济形势和转轨时期的其他社会经济特征三个方面详尽的分析了我国当前的国情要求。之后得出我国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优化的目标结论：我国作为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选择与优化应是建立在国情基础上的理性行为，优化我国的直接税／间接税结构要能够体现经济发展的特征，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符合经济全球化和税收一体化的要求；要遵照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满足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政策目标，以收入的合理再分配为辅助政策目标，构建更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实现公平与效率、法治与务实有机结合的最优税制。至此，运用前文的理论分析基础，参照上文得出的目标结论，对我国现行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评析得出结论：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现行的直接税／间接税结构较为合理，但细部上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而且必须进一步优化。这一部分的重点在不合理性的分析上，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得出中国现行直接税／间接税结构存在问题，一是在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整体配置错位，宏观税负偏高，微观税负失调，影响了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二是在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个体设计不完善，弱化了税收参与经济调控的职能作用，这一点分别从直接税、间接税内部及其他辅助方面做了分析。之后，针对国内有些学者的优化建议的“双主体”选择，结合我国的国情再一次批驳了这种观点。最后对中国最优税制实践的分析结论认为：首先，要保证间接税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其次，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比例的调整，不能简单的通过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方式去实现，而应当从总体税制调整的角度出发，通过增量的安排去实现。因此，目前来说直接税／间接税各自内部的调整才是更重要的。简言之即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手段，巩固间接税，规范直接税，净化环境、简化税制、强化征管。全文最后预期经过优化调整直接税的比重可能会有所上升，这是因为在整个税制改革中，一些规范宏观税制的调整大都是对直接税进行的，使得在间接税收入绝对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由于直接税的增量加大，从而表现出来的结果可能是间接税的比重略有下降，但间接税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动摇。我国的实践税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呈现以间接税为主体，以直接税为辅助的结构，但是这一结构将是一个全新的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体，比重大体为60％左右；以直接税为辅助，比重大体为40％左右。其中所得税相对重要，比重大体为30％左右，财产税比重大体为10％左右。
赵伟,陈佐[7]（1998）在《信息不对称下的打假困境及其改进途径——对打假不力的一种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信息不对称下的打假困境及其改进途径———对打假不力的一种经济学分析赵伟陈佐（杭州大学教授３１００２８）（杭州大学３１００２８）在经济生活中，决策人之间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因而导致经济均衡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影响经济效率。在此情况下，如何设计出一种激...
高东方[8]（2019）在《浅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的学术遗产》文中研究指明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于2018年8月29日在英国剑桥去世。莫里斯教授对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经济理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学术遗产丰富。莫里斯的学术遗产主要包括最优所得税制结构设计、委托-代理理论框架确定等。这些理论加深了人们对市场制度的认识,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向。
侯剑华[9]（2009）在《工商管理学科演进与前沿热点的可视化分析》文中认为信息可视化技术是近年来在科学计量学、知识计量学领域兴起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本文利用引文分析、图论、信息可视化、聚类分析等理论和技术,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绘制工商管理学科知识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直观地展示和分析了该学科知识领域的演进过程和研究前沿、研究热点。本文选定工商管理学科的国际核心期刊作为数据的源期刊,对下载于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的Web of Science三个检索数据库（SCI、SSCI、A&HCI）中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和分析了工商管理学科主干理论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揭示工商管理学科主干理论的动态知识结构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主题变化;利用PathFinder算法,绘制和分析了工商管理学科主干理论演进的关键路径图谱,宏观地确立了工商管理学科主干理论的关键演进路径。确立了心理学理论、组织理论、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为工商管理学科主干理论演进发展的理论基础。组织理论的演进路径为组织决策理论、行为决策理论、组织规划理论、组织创新理论、虚拟组织理论;战略理论的演进路径为组织变革、战略规划、竞争战略、战略生态与边缘竞争战略、动态能力与核心能力、战略资源、战略信息管理;经营管理理论的演进路径为生产运营管理、消费者测评体系、供应链管理、知识管理。本文将信息可视化等新方法运用于对工商管理学科的研究前沿和研究热点的分析,整体上提高了分析过程的效率、范围和客观性。在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和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的基础上,利用文献二次检索的方法,通过对突现文献及其施引文献聚类网络图谱的分析,总结工商管理学科主要的研究前沿问题。通过文献共被引网络中的高被引文献并结合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分析工商管理学科的研究热点;以组织行为理论知识领域为例,探测组织行为知识领域的关键节点文献及其在组织行为理论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了组织行为知识领域主要的研究前沿问题:积极心理理论的研究、情绪智力理论的研究、反应类化、数量统计方法在组织行为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本文分析了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利用CSSCI数据库中的文献数据对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梳理了当前中国工商管理学科即企业管理学科的七个研究热点和十五个具体的前沿研究方向,构建了中国工商管理学科体系。将中国工商管理学科与国际工商管理学科研究的前沿和研究热点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二者之间的差异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预测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
阮柏荣[10]（2013）在《基于激励相容理论的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机制研究 ——以武汉市福利院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得到迅猛发展,但也面临许多发展性的问题,其人力资源管理落后就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本研究旨在建构全新的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机制,并将激励相容理论这一种全新理念,科学有效地融入员工激励机制之中,实现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机制的创新。同时,本研究结合我国福利院组织具体实际,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具体探索各类激励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揭示其中的规律,最后构建和完善非营利组织激励相容型的员工激励机制。本研究聚焦于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机制。从激励相容视角出发,本文主要有三个研究目标：首先是实现员工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统一,其次是实现员工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的统一,最后是实现员工个人满意度和组织满意度的统一。基于研究的实际需要,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数理统计分析法、TOPSIS研究法和系统研究方法。基于研究目标,采用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对武汉市14家福利院的相关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并辅借于部分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形式,收集相关数据,然后利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数据分析包括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性分析和因子分析,检验相关研究假设,具体分析出各激励因素之间的关联度,最后得出本研究的相关研究结论和建议。本研究的主要架构如下：第一章为绪论,结合目前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方面存在激励不相容的现状引出本研究的直接问题,紧接着主要说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标、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和研究架构；第二章为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主要从激励相容理论和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机制两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第三章是武汉市福利院员工激励机制现状分析,主要从武汉市福利院发展的历史沿革、员工激励机制的运行状况,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较深层次的剖析；第四章为概念性分析框架和具体研究设计,依据相关的理论文献,并结合我国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机制运行的实际情况,形成本研究的概念性分析框架,并进行具体的研究设计；第五章为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根据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和要求,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形式收集数据,然后进行具体的数据分析,并得出相关研究假设的检验分析结果；第六章为研究结论与建议,并说明研究贡献和研究局限。本研究基于激励相容的理念,探索影响员工个人和组织激励不相容的原因,找出非营利组织员工对组织激励的不满意因素,了解组织对员工的真正期望以及员工对组织的真正诉求,并对相关研究假设进行科学检验。同时在得出本研究结论后,提出了如何改进和完善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机制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二、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尔利斯与威廉·维克里及其学术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尔利斯与威廉·维克里及其学术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尔利斯与威廉·维克里及其学术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拍卖制度与资源配置 |
| 三、最佳所得税结构设计与激励相容约束 |
| 四、“道德危险”与最优激励合同 |
| 五、简短的评论 |
（2）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契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完全契约:绩效工资 |
| (一)最优激励契约 |
| 1. 最优基准(First-Best Benchmark)。 |
| 2. 隐藏的行动: |
| 3. 信息量原则。 |
| 4. 实际工作中的信息量原则。 |
| 5. 最优契约的形式。 |
| 6. 对线性契约的简单分析。 |
| 7. 检验激励—风险的权衡。 |
| (二)扩展 |
| 1. 多任务模型。 |
| 2. 有关多任务模型的经验证据。 |
| 3. 团队激励。 |
| 4. 职业生涯关注。 |
| 5. 职业生涯关注的经验证据。 |
| 三、不完全契约:决策权的配置 |
| (一)基本思想 |
| 1. 决策权和产权。 |
| 2. 不完全契约和企业理论。 |
| 3. 所有权结构和投资激励。 |
| 4. 多个契约方、投资和资产。 |
| 5. 产权理论的经验检验。 |
| (二)不完全契约的理论基础 |
| (三)应用 |
| 1. 民营化和公共所有权或私人所有权。 |
| 2. 公司金融。 |
| 3. 创业企业的融资与治理。 |
| 4. 来自风险资本融资的证据。 |
| 5. 上市公司的融资与治理。 |
| 6. 破产重组与投资人权利。 |
| 7. 其他扩展与应用。 |
| 四、其他贡献 |
| 五、结束语 |
（3）我国食品安全“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源起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源起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研究难点、尚存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述：理论基础与架构 |
| 第一节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食品及其相关概念 |
| 二、食品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三、治理及其相关概念 |
| 四、模式及治理模式 |
| 第二节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研究的理论支撑 |
| 一、食品安全问题的特殊属性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三、多元治理理论 |
| 四、网络化治理理论 |
| 五、协同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历史叙事 |
| 第一节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历史变迁 |
| 一、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法规建设 |
| 二、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机构调整与职能变迁 |
| 第二节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发展现状 |
| 一、我国食品行业发展现状 |
|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建设现状 |
| 三、我国食品安全现行治理模式考察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食品安全现行治理模式失灵的原因探究 |
| 第一节 政府多头混治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
| 一、现有规制激励不相容导致政府多头混治 |
| 二、标准及检测技术滞后导致政府多头混治 |
| 三、社会公共利益与地方利益冲突诱发地方保护主义 |
| 四、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加剧地方保护主义 |
| 第二节 企业自律与制度他律缺失的影响 |
| 一、食品供应不足导致食品安全信用缺失 |
| 二、企业自律的丧失：社会责任的严重缺位 |
| 三、制度他律的缺失：基于昆明调研数据的分析 |
| 第三节 消费者安全意识不强或过度反应：基于昆明的实证研究 |
| 一、食品安全信息的充足供给与有效获得的缺失 |
| 二、消费者购买习惯对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的影响 |
| 三、消费者维权渠道不畅导致维权实效不佳 |
| 第四节 社会组织监督强制力缺失的影响 |
| 一、独立性与自治权缺失导致社会组织监督强制力虚化 |
| 二、继受权模糊不清导致社会组织监督强制力先天缺陷 |
| 三、软权力生成受限导致监督强制路径单一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内外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的启示与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网络治理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治理机构之间的多维网络 |
| 二、治理全过程的多维网络 |
| 三、美国网络治理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日本多元参与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参与——以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为例 |
| 二、企业对食品安全的参与——以“FCP”为例 |
| 三、社会组织对食品安全的参与——以日本生协组织为例 |
| 四、日本多元参与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欧盟协同治理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欧盟部门及各成员国协同机制 |
| 二、欧盟食品安全全过程协同监管 |
| 三、欧盟食品危害协同预警体系 |
| 四、欧盟协同治理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第四节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五种示范模式的经验总结 |
| 一、江苏苏果超市模式 |
| 二、福建银祥猪肉模式 |
| 三、陕西洛川苹果模式 |
| 四、北京物流控制模式 |
| 五、山东寿光蔬菜模式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食品安全“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主体设计 |
| 第一节 多元共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
| 一、现行模式的体制内“多头混治” |
| 二、“多元共治”的行动逻辑 |
| 三、“多元共治”的现实呼唤 |
| 第二节 多元共治的要素分析 |
| 一、多元共治的组织维度 |
| 二、多元共治的动力来源 |
| 三、多元共治的模型设计 |
| 第三节 “多元共治”的实现路径：参与主体各归其位 |
| 一、政府：食品安全治理的主导者 |
| 二、企业：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者 |
| 三、公众：食品安全的直接受益者 |
| 四、社会组织：食品安全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食品安全“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结构设计 |
| 第一节 食品安全网络结构的生成逻辑：理论与现实的契合 |
| 一、网络化治理的兴起 |
| 二、网络化治理的独特性规范 |
| 三、现行“单向一维结构”的失败 |
| 第二节 食品安全治理网络的构成域 |
| 一、网络治理主体：平等赋权的多元存在 |
| 二、网络治理架构：独特性的自在 |
| 三、网络治理机制：信任协商的实践 |
| 四、网络治理工具：契约合作的替代 |
| 第三节 大部制视域下的食品安全治理网络设计 |
| 一、治理网络主体间关系设计 |
| 二、网络治理机制设计 |
| 三、网络治理迷思：治理实效何以保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我国食品安全“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设计：由“分段监管”到“协同治理” |
| 第一节 运行机制创新缘由：现行机制治理绩效低下 |
| 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评价体系设计 |
| 二、食品安全监管绩效评价体系的多维度考察 |
| 三、食品安全监管绩效的总体分析 |
| 第二节 协同治理的运作规则商议：价值、动力及障碍 |
| 一、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分段监管”的比较研究 |
| 二、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利益、民主诉求与官僚制的失败 |
| 二、协同治理的阻碍要素：体制危机与权力纠葛 |
| 第三节 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政策耦合 |
| 一、治理理念的转变：由规制到协同治理 |
| 二、治理结构的建构：网络多维协同结构 |
| 三、治理机制的重塑：多维度、多层次的整体塑造 |
| 四、府际关系的理顺：破除地方保护主义魔咒 |
| 五、社会资本的培育：价值制度双管齐下 |
| 六、协同核心的确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的重新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经销商对食品安全生产保障机制的认知调查 |
| 附录2 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调查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4）精准扶贫场域下技术治理异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精准扶贫中技术治理的研究 |
| (二)精准扶贫中形式主义的研究 |
| (三)研究综述小结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二)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下的技术治理异化及其表征 |
| 一、技术、治理与技术治理的概念 |
| (一)技术的内在意涵 |
| (二)治理的技术取向 |
| (三)技术与治理的结合 |
| 二、技术治理异化概念的界定 |
| (一)技术治理的悖论 |
| (二)技术治理异化的概念 |
| 三、技术治理异化在精准扶贫场域的表征 |
| (一)重视数据生产而造成数字的悬浮 |
| (二)规避责任而形成应付检查的痕迹管理 |
| (三)强调国家自主性而忽视社会空间的培育 |
| 第二章 精准扶贫下技术治理异化的生成逻辑 |
| 一、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 (二)行政发包制 |
| (三)控制权 |
| 二、技术治理异化的多维逻辑:情境、场域与主体 |
| (一)情境约束:时间与空间的交融 |
| (二)场域推进:央地关系的运作逻辑 |
| (三)主体谋划:工具理性与个人理性的作用者 |
| 三、“情境—场域—主体”耦合:一个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下技术治理异化的实证 |
| 一、技术发包者:国家意志的代表 |
| (一)组织动员与层层发包 |
| (二)扶贫基础信息建设 |
| 二、技术转包者:上传下达的中间调配者 |
| (一)验收规制与弹性的政府关联 |
| (二)官员个人的晋升激励 |
| 三、技术承包者:高压督导下的数字生产 |
| (一)事本逻辑取代人本关怀 |
| (二)硬指标的“软指标化”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下技术治理异化的公共性困境及其纠偏路径 |
| 一、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治理公共性困境 |
| (一)时空约束下基层政府技术考量取代人本关怀 |
| (二)场域推进下基层政府扶贫内卷化压倒治理精细化 |
| (三)主体谋划下基层政府政府自利性对垒公共性 |
| 二、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治理公共性重塑路径 |
| (一)省级扶贫办要完善脱贫攻坚的的评估机制 |
| (二)县级扶贫办要推动各级扶贫部门的联动机制 |
| (三)基层扶贫办要落实脱贫攻坚的责任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最优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0.1 最优税的基本含义与最优税理论的理解 |
| 0.2 最优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0.2.1 最优税理论的产生 |
| 0.2.2 最优税理论的发展 |
| 0.2.3 最优税理论的拓展 |
| 0.3 最优税理论既有成果的比较研究 |
| 0.3.1 最优税理论主流 |
| 0.3.2 供给学派的税制优化论 |
| 0.3.3 公共选择学派的税制优化公共选择论 |
| 0.3.4 最优税理论各学派之比较 |
| 0.3.5 最优税理论的贡献 |
| 0.4 最优税研究相关 |
| 0.4.1 最优税的研究方法与工具 |
| 0.4.2 最优税的研究意义 |
| 0.4.3 本文的框架结构 |
| 上篇: 最优税理论分析 |
| 第1章 最优商品税(间接税)理论分析 |
| 1.1 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最优商品税 |
| 1.1.1 单一家庭经济的效率准则: 拉姆齐规则 |
| 1.1.2 多个家庭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准则: 戴蒙德-莫里斯规则 |
| 1.2 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最优商品税 |
| 1.2.1 税收归宿 |
| 1.2.2 最优税收 |
| 1.3 最优商品税的扩展分析 |
| 1.3.1 与所得税相结合的最优商品税 |
| 1.3.2 存在外部性时的最优商品税 |
| 1.3.3 最优商品税规则的具体影响因素和实证分析方向 |
| 第2章 最优所得税(直接税)理论分析 |
| 2.1 公平、效率问题与最优所得税 |
| 2.1.1 衡量最优所得税的标准:公平和效率 |
| 2.1.2 公平、效率标准下的最优所得税制 |
| 2.2 非对称信息激励理论与最优所得税 |
| 2.2.1 非对称信息激励理论的引入 |
| 2.2.2 米尔利斯方法 |
| 第3章 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理论分析 |
| 3.1 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理论归纳 |
| 3.1.1 最优税理论关于直接和间接税结构优化的基本内容 |
| 3.1.2 最优税理论比较直接税与间接税研究的演进 |
| 3.1.3 最优税理论关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优化的结论 |
| 3.2 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理论延伸 |
| 3.2.1 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影响因素 |
| 3.2.2 对直接税/间接税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 |
| 3.2.3 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效应 |
| 3.2.4 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基本要求 |
| 下篇: 最优税实践分析 |
| 第4章 世界各国税制实践的最优税分析 |
| 4.1 世界各国税制实践的回顾与简介 |
| 4.1.1 历史沿革中的税制实践分析 |
| 4.1.2 当前世界各国的税制类型简介 |
| 4.2 当前各国税制改革中的最优税实践分析 |
| 4.2.1 发达国家税制改革中的最优税实践分析 |
| 4.2.2 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中的最优税实践分析 |
| 4.2.3 经济转型国家税制改革中的最优税实践分析 |
| 4.3 各国最优税实践分析的总结 |
| 4.3.1 发达国家实践总结 |
| 4.3.2 发展中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实践总结 |
| 4.3.3 各国最优税实践分析的启示 |
| 第5章 中国现行税制实践的最优税分析 |
| 5.1 中国现行税制简介 |
| 5.1.1 税种设置 |
| 5.1.2 税种的直接税/间接税划分 |
| 5.2 中国现行税制中的最优间接税分析 |
| 5.2.1 中国现行增值税分析 |
| 5.2.2 中国现行消费税分析 |
| 5.3 中国现行税制中的最优直接税分析 |
| 5.3.1 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分析 |
| 5.3.2 中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的分析 |
| 5.4 中国现行税制中的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分析 |
| 5.4.1 中国现行税制中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特点及历史沿革 |
| 5.4.2 中国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优化的国情分析 |
| 5.4.3 中国现行直接税/间接税结构评析 |
| 5.4.4 中国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浅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的学术遗产（论文提纲范文）
| 1 詹姆斯·莫里斯简介 |
| 2 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
| 3 最优所得税制结构设计 |
| 4 委托-代理理论 |
| 5 其他贡献 |
（9）工商管理学科演进与前沿热点的可视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基本概念界定 |
| 1.1.2 选题的背景和依据 |
| 1.1.3 本文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工商管理学科演进的研究 |
| 1.2.2 关于工商管理学科结构的研究 |
| 1.2.3 关于工商管理学科前沿理论的研究 |
| 1.2.4 关于信息可视化技术与方法的研究 |
| 1.2.5 相关研究的述评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2 分析技术和数据选择 |
| 2.1 信息可视化技术与CiteSpace软件系统 |
| 2.1.1 信息可视化技术的创生与发展 |
| 2.1.2 CiteSpace应用软件概述 |
| 2.2 学科知识领域可视化的实现 |
| 2.3 本文的数据来源及其标准化处理 |
| 2.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2.3.2 数据源期刊的遴选 |
| 3 工商管理学科主干理论演进的可视化 |
| 3.1 工商管理学科主干理论的知识结构 |
| 3.1.1 关键主题词的分析 |
| 3.1.2 关键节点文献的分析 |
| 3.1.3 聚类结构的分析 |
| 3.2 工商管理学科主干理论演进的关键路径 |
| 3.2.1 关键演进路径知识图谱 |
| 3.2.2 20世纪50-70年代的演进 |
| 3.2.3 20世纪70-80年代的演进 |
| 3.2.4 20世纪80-90年代的演进 |
| 3.2.5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演进 |
| 3.3 战略管理理论演进的可视化 |
| 3.3.1 战略管理理论的创生 |
| 3.3.2 战略管理理论的繁盛时期 |
| 3.3.3 战略管理理论知识结构的演进 |
| 4 工商管理学科研究前沿与研究热点的可视化 |
| 4.1 研究前沿与研究热点的界定 |
| 4.2 工商管理学科研究的前沿问题 |
| 4.2.1 组织能力理论、竞争优势与创新 |
| 4.2.2 文化多样性与组织行为 |
| 4.2.3 定性数据分析 |
| 4.2.4 组织知识、创新与绩效、团队学习行为 |
| 4.2.5 企业成长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 |
| 4.3 工商管理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 |
| 4.3.1 高被引频次文献的内容分析 |
| 4.3.2 基于科学发现理论的关键词指标分析 |
| 4.3.3 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
| 4.3.4 组织理论领域的研究热点 |
| 4.3.5 经营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
| 4.4 组织行为理论研究前沿的可视化 |
| 4.4.1 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的分析 |
| 4.4.2 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前沿 |
| 5 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研究的可视化 |
| 5.1 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现状分析 |
| 5.1.1 工商管理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
| 5.1.2 工商管理学科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
| 5.1.3 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设置 |
| 5.1.4 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学术环境 |
| 5.2 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研究热点的可视化 |
| 5.2.1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的分析 |
| 5.2.2 热点领域及其前沿研究方向 |
| 5.2.3 工商管理学科研究前沿和研究热点的比较分析 |
| 5.3 中国工商管理学科体系构建及其演进 |
| 5.3.1 构建工商管理学科体系的意义 |
| 5.3.2 工商管理学科体系构建 |
| 5.3.3 工商管理学科在中国的演进趋势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6.2.1 研究不足 |
| 6.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工商管理领域顶级期刊 |
| 附录B 管理类JCR按平均影响因子排名前50种期刊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基于激励相容理论的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机制研究 ——以武汉市福利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6 论文架构 |
| 第二章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2.1 激励相容理论 |
| 2.1.1 激励相容的内涵 |
| 2.1.2 激励相容理论特征 |
| 2.1.3 国外激励相容研究文献综述 |
| 2.1.4 国内激励相容研究文献综述 |
| 2.2 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机制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机制研究综述 |
| 2.2.2 国内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机制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武汉市福利院员工激励机制现状 |
| 3.1 武汉市福利院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3.1.1 武汉市福利院的历史沿革 |
| 3.1.2 武汉市福利院的发展现状 |
| 3.2 武汉市福利院员工激励机制运行现状 |
| 3.3 武汉市福利院员工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
| 3.4 武汉市福利院员工激励机制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概念性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
| 4.1 概念性分析框架模型的形成 |
| 4.1.1 员工激励机制相关研究模型 |
| 4.1.2 概念性分析框架模型的建构 |
| 4.2 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分析单位 |
| 4.3.2 样本选取 |
| 4.3.3 分析技术 |
| 4.3.4 测量工具 |
| 4.3.5 问卷设计 |
| 4.3.6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第五章 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 |
| 5.1 数据收集 |
| 5.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关于员工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
| 5.4 关于相容性绩效评价标准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
| 5.5 关于员工个人绩效与组织绩效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
| 5.6 关于员工个人满意度与组织满意度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
| 5.7 关于激励满意度与个人目标、组织目标之间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
| 5.8 激励相容性因子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贡献 |
| 6.3 研究建议 |
| 6.4 研究局限 |
| 6.5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调查问卷(一) |
| 附录2：调查问卷(二) |
| 附录3：武汉市福利院访谈提纲 |
| 附录4：攻读研究生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四、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尔利斯与威廉·维克里及其学术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尔利斯与威廉·维克里及其学术贡献[J]. 杨春学. 经济学动态, 1997(01)
- [2]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契约理论[J]. 谭克虎,刘海涛,李霞,董卫敏. 经济学动态, 2016(12)
- [3]我国食品安全“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D]. 李静. 南京大学, 2013(08)
- [4]精准扶贫场域下技术治理异化研究[D]. 吕俊延.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历届诺贝尔奖得主国籍的分布研究(下)[J]. 朱安远,郭华珍,朱婧姝. 中国市场, 2015(07)
- [6]最优税研究[D]. 张赫城. 东北财经大学, 2007(06)
- [7]信息不对称下的打假困境及其改进途径——对打假不力的一种经济学分析[J]. 赵伟,陈佐. 商业经济与管理, 1998(01)
- [8]浅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的学术遗产[J]. 高东方.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9(08)
- [9]工商管理学科演进与前沿热点的可视化分析[D]. 侯剑华. 大连理工大学, 2009(07)
- [10]基于激励相容理论的非营利组织员工激励机制研究 ——以武汉市福利院为例[D]. 阮柏荣. 华东师范大学, 2013(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