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验室研究与探索》1992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张艳[1](2018)在《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美国,具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关注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进展全貌,厘清其改革思路,分析其改革特征,可以为我国深化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开启另一扇有别于欧美“借石攻玉”的大门。本研究以1993年为时间分界点,一方面对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另一方面,对各个时期俄罗斯颁布标准、大纲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同时对改革的教学实施、教科书编写及课程评价进行概述。本研究力图通过总——分的研究形式,勾勒出其改革历程的整体风貌,分析出改革的具体特点,并进一步阐述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成效。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为主、访谈法为辅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深谙当代俄罗斯社会、政治、教育背景及对基础教育改革产生主要影响的3个教学理论,在此基础上以颁布的4个标准为依据构建俄罗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阶段的理论框架;其次,通过文献解读,对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4个标准和9版示范性教学大纲进行纵向比较,同时通过半结构访谈法,采访3名俄罗斯知名的物理教学法专家(她们均参与过国家物理教育标准的撰写工作),详细了解标准、大纲制定、编写过程及发展情况;再次,通过文献分析,对教科书编写、教学实施以及课程评价进行整体概述,同时结合半结构访谈,采访2名俄罗斯中学物理教师和30名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的大学生来具体了解俄罗斯真实的中学物理教学情况。通过上述研究过程,梳理出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发展脉络和改革特点如下:1.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探索阶段(1993年——1997年)、发展阶段(1998年——2003年)、成熟阶段(2004年——2009年)、巩固阶段(2010年——至今);2.“标准+大纲”并行的模式是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课程政策特色。1992年俄罗斯颁布《教育法》并推行国家教育标准,引入西方的课程政策制度,但使用标准时并未取缔教学大纲,说明俄罗斯坚持立足于自身教育的优良传统;3.中学物理教科书在编写上采取了“一标多本”的政策,允许一家出版发行多套或单本教科书,这是当代俄罗斯在教科书编写政策上灵活性的体现。教科书在编写上注重认知科学方法教育,重视本国科学家对物理学的贡献,说明俄罗斯在教科书编写政策上虽然借鉴了西方经验,但在教科书编写内容上依然以保留自身优良传统为主;4.当代俄罗斯基础教育改革的教学实施中采取侧重专业教学政策,提倡在“活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通用学习行为”,其中活动教学是俄罗斯借鉴西方教学中重视“实践”的体现。但“活动教学”和“通用学习行为”是俄罗斯本国教育心理学概念,俄罗斯采用本国的教育心理学理论解决本国的教育问题,这体现了俄罗斯强大的民族自信,借鉴西方的同时,一定要立足于本土;5.当代俄罗斯中学物理课程评价从国家层面上设置了国家基础考试和国家统一考试,主要是借鉴我国和哈萨克斯坦的考试经验,考试试题参照了多个国家的标准化考试,尤其是借鉴了美国的SAT考试;学校层面上的考试采用了传统的口试、笔试和实验操作相结合评价方式,从俄罗斯中学物理课程评价的形式来看,既借鉴西方和其它国家的经验,又保留了自身的优良传统。经过上述对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发展脉络和改革特点深入、系统地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1.总体上讲,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虽然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政策和制度,但依然是以保留自身教育的优良传统为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2.从改革成效上来看,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正在渐进的道路上逐步振兴,从近年来TIMSS和PISA两项的考试结果来,俄罗斯的排位都在不断上升,这说明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苏联时期基础物理教育重理论轻实践,教科书高难度原则至今难以扭转。本研究通过对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整体审视,得出4点对我国的启示:应建立统一的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空间,实现改革政策与改革实施的统一;借鉴俄罗斯“标准+大纲”并行的模式,编制类似俄罗斯“教学大纲”操作性较强的辅助文件,细化标准以利于改革的有效实施;应通过“以终为始”的评价思路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物理课程评价应该口试、笔试和实验操作多种方式相结合。
裴世东[2](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提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李瑞芬,高伟[3](2009)在《《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创刊30年总目录(1980~2009年)》文中研究说明在《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创刊30周年之际,将30年论着文章总目录奉献给广大的作者,读者,审稿专家,及多年关心,支持期刊发展的各位同仁。30年来地震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观测技术的发展,为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及防震减灾工作做出了贡献。30年来,本刊共发表各类文章2972篇,其中地震研究类860篇,地磁地电类367篇,观测技术类1189篇,计算机应用类293篇,专家讲座19篇,历史回顾23篇,其他221篇,本刊30年的文献就像燃烛,当你打开它,可以使你眼前一亮,照亮别人,燃烧自己。
栗宝卿[4](2010)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本文侧重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分析》文中提出能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传统化石类能源的资源稀缺性以及其消耗带来环保和气候变化的压力日益显现,历史上的四次能源危机和传统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环境危害给人类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并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注的战略重点,发展可再生、清洁的替代能源成为全球的迫切要求。以风电、太阳能、小水电、生物质等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具有清洁环保、可持续循环利用的优势,随着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的提高,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其价格逐步降低,部分可再生能源已初步具有商业价值,具备战略性替代能源的属性。与此同时,由于可再生能源的高技术属性,发展可再生能源已不止是解除全球常规能源逐步枯竭和国际气候变化规则带来的一系列约束,更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带动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革命的动力,甚至把它称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我国化石类能源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过多地依赖以煤为主的化石类资源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和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规则带来巨大的压力,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发展还将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依赖化石类能源满足未来经济发展能源需求,无论从资源禀赋和环保以及国际气候变化规则角度看都是不允许的。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较好,根据目前的测算看,总蕴藏量达50亿千瓦以上,如果得到充分的利用,可以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现实的必然选择,对促进我国低碳可持续发展、消除资源约束、保障能源安全、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承担全球气候变化责任,树立国际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能源利用历史的角度看,能源替代是个漫长的过程,历史的经验表明,即使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一次世界性的能源系统替换至少需要50年的时间,需要人类做出巨大努力,可再生能源目前虽然已初步具备替代的属性,但其作为完全替代性能源的发展过程仍将是漫长的,需要财税政策长期地支持,对此我国要有充分的准备。促进可再生能源财税政策的实施,首先要遵从可再生能源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可再生能源技术原理、运行方式和特性具体分析看,可再生能源具有的高技术、外部性、产业化、资金密集型和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的六个主要特性。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发展可划分为研发、示范、产业化发展、商业化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瓶颈和所需政策都有所不同。从产业发展的整体分析可以看出市场、研发、资本、政策是其主要动力因素,在四个因素中,市场和研发又是最重要的因素,政策和资本均围绕市场和研发两个要素展开。我国在制定和实施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过程中,要结合上述规律和技术及市场现状,首先要清晰目前和未来重点发展什么?什么时候发展?怎样实现高效发展等问题。从矫正可再生能源外部性、市场失灵角度看,结合可再生能源具有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国家财政、税收职能。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国家主导,财税支持是促进其产业化进程的主要动力。借鉴世界典型发达国家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国在制定相关促进政策时,需要强调国家的主引导作用,避免单纯强调技术因素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不区别发展阶段一律施以激励政策等问题。同时要注重发展目标的清晰性、层次性,对资源禀赋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详加识别、重视项目运营,保持政策的公开透明、具体化和稳定性,财税政策支持要有足够性以及注意协调相关利益方的平衡等要素。把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建立在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基础上,通过建立国家统一的管理机构,清晰财税政策的目标,把财税政策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确保政策的执行效率。在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中,保持资源禀赋与种类发展、资本和技术、速度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产业上下游、各发展阶段以及与国际气候变化规则七个方面的总体协调。根据可再生能源整体发展过程划分为技术研发、项目示范、产业化发展以及商业化四个阶段的规律,财税政策实施必须与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对应,且在同一时间,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种类将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总体来说,财政政策注重于前三个阶段,税收政策侧重于后两个阶段,总体过程看,财税激励政策趋于由强转弱。从我国资源禀赋和目前的可再生能源各种类技术以及市场发育状况看,我国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排序是积极发展小水电和风电,稳妥发展太阳能和生物质、地热能,谨慎发展海洋能是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明智选择。分析当前我国不同种类的可再生能源经济性和和政策现状表明,虽然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已取得巨大成绩,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几乎所有可再生能源种类的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主要体现为缺乏统一的管理协调机构,立法缓慢,操作性不强,资源调查、评估以及项目规划不够完善,资源环境效益缺失,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政策目标不明确,缺乏定期的评估、修正、调整机制,可再生能源基金管理效率低等突出问题。根据我国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和不同种类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阶段,对我国实施的作为可再生能源补贴的主要来源之一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未来总量收支状况进行的预测结果显示,按照我国发展需求目标,可再生能源基金不足以弥补未来的项目补贴需求,由于当前火力发电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尽快疏导电价矛盾已成为我国当务之急,否则,将影响到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发展,一个占据电力市场较大部分的火力发电巨额亏损,而可再生能源一枝独秀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由于当前可再生能源的节约化石类能源以及更加环保的成本外部性并没有显性化,根据当前技术条件和国际市场相关交易情况,对资源与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行量化测算结果显示,在完全成本的口径下,目前可再生能源并不比传统能源价格更高,且未来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进一步增强,可再生能源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的扩大,其产品价格将更具有竞争性。此外可再生能源本身具有的因地制宜开发的特点,我国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财税政策目前还有缺失,符合可再生能源自身特性(分布式能源)出发的市场政策亟待建立;面向公众团体促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引导政策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根据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目前的政策现状,我国财税政策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主要包括财税支持的信息依据要充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上下游以及横向要统筹;财税政策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财政税收政策要综合引导,各有侧重以及保持政策具体公开而透明、建立定期评估机制等原则。在财政支持具体政策方面,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清晰财政支持目标效果,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本负担兼顾东西部差距,借鉴《京都议定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施行差别化的负担机制;优化可再生能源基金管理、发挥政府采购作用等。在税收政策方面,需要尽快清晰和完善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适用税法、清晰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激励细则。关于资源税和碳税问题,根据我国目前的资源和环境以及经济技术现状,应该采取小步走的渐进式方案,总体看“征比不征好、早征比晚征好”此外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除财政税收激励政策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重大问题和矛盾需要尽快解决,比如:强化可再生能源资源调查和评估,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建立国家级的统一协调管理机构;传统电力企业与电网企业的生存状况和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不容忽视,协调好相关利益是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积极疏导当前电价矛盾和以电价机制引导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重视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作用等等方面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总之,本文大量的实证材料,从人类能源利用历史、资源环境出发,分析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资源、环境、气候变化三大外界因素的影响和能源转换难度,论证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性和紧迫性。从可再生能源技术、经济性分析出发,论证了可再生能源固有的客观规律和准公共产品属性,并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进行了全面、整体的分析。通过考察国内外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实际以及可再生能源规划,考察可再生能源发展环境和突出矛盾,试图跳出单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本身,从更宽广的视野分析我国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环境,提炼出内外部影响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分析出的问题和矛盾出发,结合未来发展的规模、未来的成本走势及补贴政策等进行预测和分析,从财税支持的渠道和方式以及相关利益方的补偿等方面进行综合归纳,提出详细而具有现实意义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指导原则和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寄希望于对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鉴于可再生能源种类较多,难以——详细论证,本文侧重于占可再生能源较大比例的电力部分进行了论述。
王旭辉[5](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文中指出高等教育和其他任何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或劳务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高等教育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供给和需求,它们分别是个体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机会供给、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源供给。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发生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环节,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分别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所涉及的供求关系称为第一类供求关系和第二类供求关系。在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给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第一类供给,招多少人、招生的专业结构如何往往决定了毕业多少人、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如何。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具有“一元供给”和“二元需求”的基本特征,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供求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高等教育的两类需求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结构性错位,它们分别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对称的拉力。这将使高等教育的办学陷入两难困境。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就显得很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往往只局限于对其中的某一类供给和需求进行探讨,把两种供求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文献十分罕见。这恰恰就是本文要面对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层面,讨论的是供求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具体研究分为事实分析和规范研讨两个部分。在事实分析中,首先分别对我国高校的分专业供给分布和我国高校的分专业学生需求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让读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分专业表现有一个相对关系的概念。我们分别以招生规模和平均生源指数作为衡量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参数。数据显示,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生源条件,专业间的差异均十分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然而,“招生大户”并不必然等同于“热门专业”。为了考察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匹配性,或者说结构协调性,就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本文也利用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就业数据评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发现结构性矛盾同样存在,但似乎较前者要乐观一些。事实上,之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后两头都存在供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类需求本身的矛盾。在这般现实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必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提高学生的专业满足率以平衡第一类供求关系,要么提高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应性以平衡第二类供求关系,要么采取折衷方案以兼顾两头。每一种政策取向都有舍有得,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只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却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想是什么”和“如何构建理想”的信息。这要求本文必须从事实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从规范意义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由陈述、逻辑推理和哲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关键性见解:首先要以市场性供给取代高等教育中的“配给式”供给,这是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这是一种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矛盾调节策略。两个主张分别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双重结构性供求矛盾朝着有利方向移动的“通解”和“特解”。当明确了何为理想和构建理想的基本思路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构建理想模式的现实途径,提出了八条政策创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关于如何构建我们想要的均衡模式和如何让这一模式发挥最佳功效的若干政策思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八种方案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和政策组合,以互补的方式参与到构建理想模式的政策实践中,而不宜割裂地运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双重供求矛盾才能在长效机制下走向综合协调意义上的动态平衡。这就达到了“治本”的目标,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思维,避免了只根据数据上的诊断直接为不同专业如何调整供给提出具体的、静态的标准答案。这正是本文将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有机结合的奥妙所在。
黄淑美,伍慕仪[6](2005)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研究说明
王青松[7](2017)在《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着能源短缺和环境破坏的巨大挑战,大力开发和使用新型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的共识。在各可再生能源类别中,风能目前已成为除了水能之外,世界上公认的最具有大规模商业开发价值的可再生能源类型。具有丰富风能资源的国家均积极对其进行着开发利用,风能近年来持续保持着世界增长最快的能源的地位。从各国利用风能的实际情况考察,风能利用的高速发展与各国相关法律和鼓励政策的保障与推动密不可分,健全的法律、法规是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石。因此,对典型国家的风能法律与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拟通过细致比较分析先进国家风能立法和政策,归纳各国具有共同性的政策制定模式,结合我国实际,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的具体建议,以期对我国风能产业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和进入更为良性的发展轨道有所裨益。本文选取了世界风电装机总量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中国、美国、德国、印度和西班牙)以及风电在发电总量中所占比例和人均风电发电量均居于全球第一的丹麦共六个典型国家的风能利用法律和政策进行研究,将这些国家的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归纳为强制性法律制度、激励性法律制度和公共服务性法律制度三个类别分别进行了讨论。本文结构共六个部分,除导论外,共分为五章:导论分析了风能法律与政策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基本行文思路做了说明,对国内外现有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第一章为典型国家风能利用概况与政策制度变迁。本章第一节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整理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信息,对美国、德国、印度、西班牙、丹麦和中国六个全球风能利用先进国家的风能利用基本情况进行了概览,为下文研究的开展提供基础资料。本章第二节细致梳理了典型国家发展风能的立法和政策,将各国风能利用的政策导向与制度变迁过程按照时间顺序划分为技术研发与制度初设阶段、早期商业化与制度发展阶段、市场形成与制度稳定阶段和形势变化与制度调整阶段四个时期,阐述了每个阶段中各国利用制度的制定和发展情况,为下文比较研究提供较为全面的背景信息。第二章为典型国家风能利用强制性制度。本章对利用先进国家实施的推动风能发展的强制性制度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发展目标制度、强制上网制度、可再生能源配额制、风能领域强制性技术标准制度和环境保护要求五个具体领域,对不同国家在每个具体领域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比较研究,其中重点介绍分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设计和运行。强制性制度对风能利用可以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在各国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设计框架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第三章为典型国家风能利用激励性制度。本章对利用先进国家实施的对风能利用发展起到引导作用的有关激励性制度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电价支持制度、直接财政补贴制度、税收优惠制度、融资优惠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五个具体领域,对不同国家在每个具体领域中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比较研究,其中特别是对在德国、西班牙、丹麦和我国均作为主要激励制度的电价支持制度以及丹麦的公众参与制度进行了重点分析。激励性制度通过增加经济收益的方式引导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自发参与风能开发利用,实践效果非常显着。但激励性制度的设计需要选择好刺激领域和拿捏好经济刺激的尺度,一旦适用不当可能会造成扭曲市场规律,形成巨大浪费,因此具体激励措施的选择和内容安排上都需要进行科学论证,同时进行严格执行。第四章为典型国家风能利用公共服务性制度。公共服务性制度主要指在为了促进风能利用,政府所采取的目的在于建立公平市场秩序、提供平等竞争机会的间接调控手段。该类制度措施虽没有上两类制度效果直接明显,但能够为风能业发展提供更公平的外部环境,从而起到保障风能行业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效果。本文归纳的公共服务性制度主要包括电力体制改革、公共研发制度、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和征收化石能源税制度四个具体领域,本章对不同国家在每个具体领域中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比较研究。公共服务性制度可以引导投资者、生产商、设备供应商与消费者正确认识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环境意义、战略地位以及高成长性,为包括风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其他制度的实行奠定外部环境基础。第五章为外国经验与我国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完善。本章第一节对典型国家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实施给我国的启示从成功经验和尚存问题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总结,认为成功经验主要有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为引领,体系完备、内容具体的立法为保障,公正的市场环境为基础,政府激励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公众参与为支撑和技术进步为动力等;尚存的问题主要是单纯采用支持性电价制容易形成较大财政负担和电网建设和管理还有待加强等。第二节则以前四章研究为基础归纳了我国风能利用的的成绩和尚存的问题,本文提出我国风能利用的成功经验主要有坚定的发展决心、明确的目标引领、有力的电价支持等,同时认为我国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还存在发展规划和目标设计需要加强、立法不够完备、市场化支持措施还不充分、部分政策措施有待调整、电力体制需要改革、公众参与不够等问题。第三节以前文各国风能法律和政策的比较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加强发展目标的约束性和制定的科学性、制定能源基本法并完善相关领域立法、深化电力体制改革、逐步确立以市场化措施为主的政策体系、坚持必要的财税优惠措施、推动技术创新、扩大公众参与机会等完善我国风能法律与政策的对策建议。特别是针对我国风能行业发展已进入较为成熟阶段的现实情况,重点提出了我国应当尽快规定法律责任和设计可再生能源证书交易制度,从而全面设立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具体建议。
徐知兰[8](2012)在《UNESCO文化多样性理念对世界遗产体系的影响》文中认为“文化多样性”作为近年来经常出现联合国教科文组各种文件和战略计划中的新概念,通过世界遗产委员会及其下属的世界遗产中心等机构,也逐渐出现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语境中,并与世界遗产保护领域近年来发展的新趋势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因此,厘清“文化多样性”这一概念对世界遗产体系产生影响的机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了解,掌握其发展的重要方向和热点问题,有益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因此,本论文的主题就是试图对“文化多样性”这一概念影响世界遗产体系的时间阶段、途径、方式和结果做初步的整理,加深对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了解。论文以相关的会议记录、评估报告等文献作为主要的研究材料,结合对具体遗产地申报案例的研究,通过对文献进行阅读、整理与归纳,并分析重要的遗产地实例,以自1946年UNESCO成立起至今,其成立早期文物保护部门和1972年建立世界遗产体系之后的发展历程作为主要线索,分析了UNESCO的“文化多样性”概念是如何在各个阶段对世界遗产保护产生影响的。论文首先回顾了“文化”概念在20世纪从人文主义概念向人类学概念转变的变迁过程,并讨论了文化“多样性”概念在文化人类学中的理论渊源。随后,以1946-1972年世界遗产体系的基础酝酿阶段、1972-1992年《世界遗产公约》开始实施的发展阶段、和1992年-21世纪进行反思的调整阶段为线索,探讨了UNESCO的“文化多样性”理念在各个阶段的变化过程,及其对世界遗产体系的影响。最后,以第三阶段的发展为重点,对世界遗产的全球战略、宗教圣地相关文化景观、和文化线路遗产类型作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案例研究,反观了教科文组织现代“文化多样性”理念对世界遗产体系新发展的影响结果。论文最终得出结论,在世界遗产体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中,UNESCO的“文化多样性”概念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通过建立规范与立法、传播学术思想、分配资金技术、结合当代生活、推动文化交流等五种不同的途径,推动了世界遗产体系的从人文主义的文化遗产观念向人类学观念过渡的范式转变过程。最后对世界遗产体系的发展趋势和对中国遗产保护的启示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黄薇[9](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王博娅[10](2020)在《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现状及优化研究》文中认为在高密度建设、历史悠久的北京市中心城区,人与自然的矛盾尤为突显,绿色空间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抓手被高度重视。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研究人与自然利益关系的概念被广泛认知,风景园林学科不断拓宽的研究领域为解决生态问题供了新的途径,如何通过风景园林的途径解决北京市中心城区的生态问题,构建良好的人居环境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以北京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城市绿色空间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解读,出了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城市绿色空间的优化思路;通过对北京市自然生态格局和绿色空间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绿色空间的演变特点;通过对景观格局的研究,分析绿色空间的数量结构差异和空间梯度分异特征,总结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问题。研究进而结合生态系统服务的系统综合性、不可替代性和人为主导性的特点,采用量化研究方法,从要素配置、网络结构和功能引导措施三方面进行绿色空间的现状评价,出相应的优化策略,最终完成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优化。研究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通过对绿色空间的本体认知、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分析,出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优化思路。其次,通过景观格局的研究发现,不同绿色空间类型之间的要素数量结构有明显差异,以灌草地为主要覆被类型;通过移动窗口法对研究区内不同方向的景观格局进行动态分析,发现在一道绿隔以内、东北、西北、南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异特征,越往边缘区推进,绿色空间类型越丰富,数量越大,分布越连续。第三,借助生态绿当量的概念,分析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数量特征,结果显示,全区、海淀区和石景山区满足要求,朝阳区、丰台区、东城区和西城区不满足要求;研究进而采用线性规划模型结合一系列城市建设的约束条件对城市绿色空间的要素数量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寻求生态优先前下综合效益最大时各类型绿色空间的适合比例,并针对不同情况出内部升和外部整合的优化建议。第四,研究基于图论理论和最小费用模型模拟构建了研究区内具有生态含义的功能性连接网络,通过现状分析总结结构问题,并从斑块、路径、网络和结构等方面出了重要斑块的保护和修复、重要路径的识别和疏通、现状网络的连接和强化、现状结构的整合和分级等优化途径。结合重要性计算和生态学原理,总结了三种重要斑块类型,分别为具有重要能量保持功能的“主导型斑块”,处于关键衔接位置的“枢纽型斑块”和连接较多路径的“过渡型斑块”;三种重要路径类型,分别承载了自然要素之间的连接、重要斑块之间的连接、网络结构中的唯一连接;“三步走”网络优化策略,即先进行整体改善网络的组分间连接,再进行稳固加强的组分内连接,最后构建完善功能的局部小网络;三级结构整合建议,连接自然要素的一级网络,人工构建的贯穿全区的二级网络,加密结构的三级网络。此外,通过对全区、中心地区-核心区、核心区这三个圈层功能性连接网络的分析,发现不同的研究单元,形成了不同的距离阈值,为进一步深化网络结构供基础和依据;通过对六个行政区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和自然地理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结构模式,包括点状辐射结构、枝状连接结构和网状复合结构,为不同模式下网络优化供了方向。最后,通过对研究区内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评价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明确各片区的服务特征:一道绿隔以内是以社会与文化服务为主导的区域,西北部地区是综合调节、支持和社会与文化服务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地区,东北区域和南部区域均以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为主导类型。由此明确各分区的主要矛盾,并通过制定功能引导策略来保证绿色空间主导服务的高效发挥。因此本文从研究视角、维度和方法上进行一定的创新,总结出合理调整要素数量结构是高绿色空间综合效益的重要手段,构建功能性连接网络是保护生态安全维持系统稳定的有效途径,制定功能引导策略是保证主导服务高校发挥的重要方式,为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优化供了方向。
二、《实验室研究与探索》1992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验室研究与探索》1992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问题提出 |
1.3 研究意义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1.4.1 当代俄罗斯(Росиия) |
1.4.2 基础教育(общее образавание) |
1.4.3 教育改革(реформ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
1.5 文献综述 |
1.5.1 关于当代俄罗斯基础教育(7——11 年级)改革的研究 |
1.5.2 关于俄罗斯国家教育标准和示范性教学大纲(7——11 年级)的研究 |
1.5.3 关于俄罗斯基础教育教科书的研究 |
1.5.4 关于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和侧重专业教学的研究 |
1.5.5 小结 |
1.6 研究方法 |
1.6.1 文献研究法 |
1.6.2 访谈法 |
1.7 创新之处 |
1.8 论文框架 |
2.当代俄罗斯基础教育改革的概述 |
2.1 社会背景 |
2.1.1 叶利钦“休克疗法”式的激进西化改革(1992——1999 年) |
2.1.2 普京“乱世用重典”的振兴改革(2000 年——至今) |
2.2 理论基础 |
2.2.1 乌申斯基“民族性”教育思想 |
2.2.2 达维多夫-艾利康宁发展性教学理论 |
2.2.3 杜威实用主义教学思想 |
2.3 价值取向 |
2.3.1 人文化取向 |
2.3.2 个性化取向 |
2.3.3 区别化取向 |
3.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演进历程 |
3.1 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前回顾 |
3.1.1 俄国基础物理教育的发展(1766——1915 年) |
3.1.2 苏联基础物理教育的发展(1916——1987 年) |
3.1.3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萌芽(1988——1992 年) |
3.2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探索阶段(1993—1997 年) |
3.3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发展阶段(1998—2003 年) |
3.4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成熟阶段(2004—2009 年) |
3.5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巩固阶段(2010—至今) |
4.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的“标准+大纲” |
4.1 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标准”的演变 |
4.1.1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标准”框架结构演变 |
4.1.2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标准”的发展脉络 |
4.1.3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标准”理念的更迭 |
4.2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纵向比较 |
4.2.1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的发展概况 |
4.2.2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框架结构的演变 |
4.2.3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教学目标的演变 |
4.2.4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教学内容的演变 |
4.2.5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学习结果的演变 |
4.3 高中物理教学大纲(10——11 年级)纵向比较 |
4.3.1 高中物理教学大纲(10——11 年级)的发展概况 |
4.3.2 高中物理教学大纲(10——11 年级)教学内容的演变 |
4.3.3 高中物理教学大纲(10——11 年级)中学习结果的演变 |
4.4 中学物理教学大纲的特点 |
4.4.1 教学大纲具有可操作强特点,保证了教学目标的高度达成 |
4.4.2 教学大纲按照一定逻辑顺序编写知识内容 |
4.4.3 教学大纲重视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保证了学生对知识、方法和能力的建构 |
4.4.4 教学大纲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要求达到了分层化 |
4.4.5 教学大纲关注科学态度、社会责任、安全教育和环境保护 |
4.5 基于“标准+大纲”的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进展分析 |
4.5.1 “标准+大纲”并行的特有模式 |
4.5.2 教学负担的最大容量和必修内容的最低限制 |
4.5.3 重视演示实验在物理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
4.6 小结 |
5.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的教科书编写 |
5.1 改革前俄罗斯中学物理教科书编写简要回顾 |
5.1.1 俄国中学物理教科书的编写 |
5.1.2 苏联中学物理教科书的编写 |
5.1.3 20 世纪90 年代俄罗斯中学物理教科书的编写 |
5.2 21 世纪中学物理教科书(7——9 年级)的编写 |
5.2.1 物理教科书(7——9 年级)概况 |
5.2.2 韩德施特因主编的物理教科书(7——9 年级)介绍 |
5.2.3 布雷舍娃主编的物理教科书(7-9 年级)介绍 |
5.3 21 世纪俄罗斯中学物理教科书(10——11 年级)的编写 |
5.3.1 物理教科书(10——11 年级)概况 |
5.3.2 布雷舍娃主编物理教科书10-11 年级(基础水平)介绍 |
5.3.3 米基舍夫主编的物理教科书(专业水平10——11 年级)介绍 |
5.4 当代俄罗斯中学物理教科书编写特点 |
5.4.1 遵循标准和示范性教学大纲进行编写 |
5.4.2 基本继承了苏联教材的“高难度原则” |
5.4.3 重视科学认知方法教育 |
5.4.4 遵循“阶段式的物理课程体系”原则 |
5.4.5 关注物理学史内容,重视本国科学家对物理学的贡献 |
5.5 小结 |
6.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的教学实施特色 |
6.1 高中侧重专业教学 |
6.1.1 内涵和目标 |
6.1.2 侧重专业教学的课程结构 |
6.1.3 侧重专业教学的保障政策 |
6.2 培养学生通用学习行为(技能)的“活动”教学 |
6.2.1 标准与“活动”教学 |
6.2.2 通用学习行为(技能) |
6.2.3 “摩擦力”(7 年级)“活动”教学举例 |
6.3 小结 |
7.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的课程评价 |
7.1 物理课程的平时测试和期末考试 |
7.1.1 主题测验考试(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
7.1.2 自主测验考试(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работа) |
7.1.3 期末考试(зачёт或者экзамен) |
7.2 国家基础考试(ОГЭ)——结业考核 |
7.2.1 国家基础考试(ОГЭ)概述 |
7.2.2 物理国家基础考试(ОГЭ) |
7.2.3 2017 年国家基础考试(ОГЭ)物理卷 |
7.3 国家统一考试(ЕГЭ)——毕业考核 |
7.3.1 国家统一考试(ЕГЭ) |
7.3.2 物理国家统一考试(ЕГЭ) |
7.3.3 2017 年国家统一考试(ЕГЭ)物理卷 |
7.4 当代俄罗斯中学物理课程评价特点 |
7.4.1 物理课程评价采取口试、笔试和实验操作相结合的多样化评价方式 |
7.4.2 物理课程评价力求避免“一考定终身”形式 |
7.4.3 国家统一考试(ЕГЭ)和国家基础考试(ОГЭ)还不能完全实现对标准评价结果的考核 |
7.5 小结 |
8.研究结论与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2 对我国的启示 |
附录 1 谟涅摩叙涅(мнемозина)出版社出版物理教科书(7-9年级)目录 |
附录 2 德罗法(дрофа)出版社出版物理教科书(7-9 年级)目录 |
附录 3 德拉法(дрофа)出版社出版物理教科书(基础水平10-11 年级)目录 |
附录 4 教育(просвешение)出版社出版物理教科书(专业水平10——11 年级)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 |
一、选题原因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一、研究方法 |
二、注释规范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小结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小结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小结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小结 |
结论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本文侧重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二、研究范围界定和研究方法 |
三、国内外研究状况 |
四、全文的逻辑体系和结构安排 |
五、论文创新及不足 |
第一章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意义 |
第一节 世界和我国能源现状 |
一、能源利用历史概述 |
二、世界能源储量及消费总体状况 |
三、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消费状况 |
四、历史上的能源危机 |
第二节 我国化石类能源利用对环境影响 |
一、化石类能源利用主要污染物危害 |
二、我国化石类能源利用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
第三节 传统能源利用与全球气候变化 |
一、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 |
二、电力产业对温室气体的影响 |
三、气候变化的危害 |
四、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 |
第四节 可再生能源成为未来能源利用的方向 |
第五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资源情况 |
一、水能 |
二、风能 |
三、太阳能 |
四、生物质能 |
五、地热能及海洋能 |
第六节 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战略意义 |
一、发展低碳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二、消除资源约束、保证能源供应、调整能源结构的需要 |
三、建设新农村及缩小城乡、东西部差距的需要 |
四、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
五、承担全球气候变化责任,维护国际形象的需要 |
第二章 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客观规律 |
第一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运行方式 |
一、风力发电 |
二、太阳能发电 |
三、小水电 |
四、生物质发电 |
五、地热发电 |
六、海洋能发电 |
第二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与电力产业 |
一、可再生电力能源在电力产业中的地位 |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与电力市场 |
三、可再生电力能源与电网运行方式 |
四、智能电网、储能技术与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 |
第三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特性分析 |
一、高技术性 |
二、资金密集型 |
三、外部效应 |
四、产业化特征 |
五、分布式与集中式共存的特点 |
六、间歇性、随机性特点 |
第四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发展过程的规律分析 |
一、基于产业发展理论的动力因素分析 |
二、资本有机构成对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化启示 |
三、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化发展阶段分析 |
第五节 国家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发展理论分析 |
一、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准公共产品属性 |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商品属性 |
三、国家支持的政策机理和依据 |
四、国家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财税政策具体分析 |
第三章 国内外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政策 |
第一节 国内外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状况 |
一、全球可再生电力能源总体情况 |
二、主要国家的总体发展现状和目标 |
三、国内外可再生电力能源分类发展情况 |
四、消除电网约束,大力建设智能电网 |
第二节 国外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具体政策 |
一、技术研发支持 |
二、投资和生产鼓励 |
三、培育市场政策 |
四、鼓励消费政策 |
第三节 制订政策容易忽视的要素 |
一、目标的清晰性 |
二、目标的层次性和计划科学性 |
三、资源和技术的充分识别 |
四、重视项目运营 |
五、激励政策的透明、公开性 |
六、政策和市场的稳定性 |
七、财政政策力度的足够性 |
八、政策实质内容的具体化 |
九、能源市场的改革和准入 |
十、相关方利益平衡 |
第四节 制订政策需要消除的误区 |
一、可再生电力能源价格降低取决于技术突破 |
二、不厘清发展阶段、制定一刀切政策 |
三、可再生电力能源比传统能源价格高,会阻碍经济发展 |
四、单纯强调政府直接投入 |
第五节 国外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主要经验 |
一、国家重视、政府主导 |
二、国家级的可再生电力能源统一管理机构 |
三、契合资源国情的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规划 |
四、国家政策支持是必行之路 |
五、发展初期政策支持成为主动力 |
六、完善、配套的法律、政策体系 |
七、保持政策的公开透明、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
八、重视金融市场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激励 |
第四章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状况 |
第一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现状 |
一、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现状 |
二、我国参与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企业情况 |
三、资本市场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支持 |
第二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政策演变总体脉络 |
第三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战略及预测目标 |
一、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战略及预测目标 |
二、我国预测目标与资源禀赋的对比 |
第四节 我国当前可再生电力能源行政管理体制 |
第五章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具体政策及经济性分析 |
第一节 风力发电 |
一、我国风电的政策演变 |
二、陆地风电的经济性情况 |
三、海上风电的经济性情况 |
四、风电相关政策实施情况 |
五、风电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
六、风力发电未来价格走势分析 |
第二节 小水电 |
一、政策变迁 |
二、项目经济性 |
三、其他政策实施情况 |
四、小水电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
五、未来价格走势分析 |
第三节 生物质能 |
一、项目经济性状况 |
二、生物质发电主要政策情况 |
三、生物质发电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
四、生物质发电未来价格走势分析 |
第四节 太阳能光伏发电 |
一、项目经济性情况 |
二、光伏发电主要政策 |
三、光伏发电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 |
四、光伏发电未来的价格走势 |
第五节 地热能及海洋能发电 |
一、海洋能利用的主要情况 |
二、地热能主要情况 |
三、当前地热及海洋能利用存在问题 |
第六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未来发展趋势 |
一、发展中的可再生能电力能源技术 |
二、未来可再生能电力能源发展的重点排序 |
第六章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化发展主要经验和突出问题 |
第一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实践经验 |
一、国家重视,目标引导起到积极作用 |
二、依托重大工程开展科技创新,装备自主化成绩显着 |
三、财税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
四、市场及价格政策积极引导了产业发展 |
第二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协调发展的几个方面 |
一、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的协调 |
二、速度与质量的协调 |
三、速度与效益的协调 |
四、可再生电力能源与常规能源的协调 |
五、产业发展阶段衔接的协调 |
六、产业上下游的协调 |
七、与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相协调 |
第三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
一、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 |
二、立法缓慢,配套措施不完善 |
三、资源调查、评估以及项目规划有待完善 |
四、资源、环境效益政策缺失 |
五、价格体制有待理顺 |
六、财政研发投入不足、政府组织不力 |
七、财政支持体系不完整、效率有待提高 |
八、政策不及时、政策模糊不清晰 |
九、政策的评估、修正、调整机制缺失 |
十、缺乏相关利益方协调机制 |
十一、特性出发的市场建立不全面 |
十二、强制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配额机制尚未建立 |
第七章 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财税要素分析 |
第一节 传统能源外溢成本缺失的影响 |
一、资源税缺失的影响 |
二、环境税缺失的影响 |
第二节 分布式可再生电力能源政策分析 |
第三节 未来可再生能源基金收支情况分析 |
一、未来可再生能源基金总收入测算 |
二、风力发电所需补贴额 |
三、太阳能发电所需补贴额 |
四、生物质能所需补贴额 |
五、未来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基金总量收支平衡情况 |
第四节 价格与财税政策 |
一、价格与财税政策的关系 |
二、电价与社会承受能力 |
第五节 与发展各阶段相适应的财税政策分析 |
一、财税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侧重点分析 |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各发展阶段政策选择 |
第八章 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财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财税支持政策的优化原则 |
一、财税支持的信息依据要充分 |
二、上下游及横向综合统筹 |
三、财税政策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 |
四、综合引导、各有侧重 |
五、政策要保持公开透明、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
六、国家主导与全民负担相结合 |
七、定期政策评估机制 |
第二节 财政政策的具体建议 |
一、根据战略目标确定财政支持范围和渠道 |
二、加大财政直接支持力度 |
三、清晰财政支持的目标效果 |
四、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东西部区别负担的机制 |
五、优化可再生能源基金管理 |
六、发挥政府采购作用 |
第三节 税收政策的具体建议 |
一、细化可再生电力能源适用税法 |
二、清晰各项税收激励政策 |
三、资源税、碳税应该列入议事日程 |
第四节 其他建议 |
一、强化资源调查和评估,制定科学发展规划 |
二、建立国家级的可再生能源统一管理机构 |
三、重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激励 |
四、协调处理好横向相关利益方的利益关系 |
五、注重产业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 |
六、积极疏导电价矛盾 |
七、发挥价格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的引导作用 |
八、建立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和绿色证书交易机制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理解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 |
1.2 问题提出 |
1.3 文献回顾 |
1.3.1 对高等教育供求话题的一般分析或整体讨论 |
1.3.2 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高校专业设置的研究 |
1.3.3 关于学生专业选择方面的研究 |
1.3.4 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研究 |
1.3.5 文献简评 |
1.4 研究思路和本研究的学术意义 |
1.5 本文的内容与结构 |
1.6 研究方法及技术说明 |
1.6.1 研究方法 |
1.6.2 变量说明 |
1.6.3 样本和数据说明 |
第二章 高校招生(供给)的专业/科类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2.1 宏观层面:高校招生的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分布 |
2.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2.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2.2 中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类别分布 |
2.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2.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2.3 微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分布 |
2.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2.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第三章 不同专业/科类的第一类需求表现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3.1 宏观层面:不同学科门类/专业大类生源条件对比 |
3.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3.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3.2 中观层面:不同专业类别生源条件对比 |
3.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3.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3.3 微观层面:不同专业生源条件对比 |
3.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3.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矛盾评估 |
4.1 第一类供求矛盾分析 |
4.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4.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4.2 第二类供求矛盾分析 |
4.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4.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4.3 事实评估小结 |
第五章 高等教育供求问题中的若干现象剖析 |
5.1 大类招生受学生欢迎吗? |
5.2 专业越来越不重要了吗?——基于专业“好坏”维度的讨论 |
5.3 专业也和学校一样有层次性吗? |
5.4 第一类需求中的“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 |
第六章 处理高等教育双重供求矛盾的规范研讨 |
6.1 研究逻辑的价值转向 |
6.1.1 非正规逻辑和后实证主义 |
6.1.2 把事实和价值结合起来 |
6.2 从“配给式”供给走向市场性供给是调节矛盾的必要条件 |
6.2.1 以市场为导向是走向任何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 |
6.2.2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供给管理中存在的两个典型问题 |
6.2.3 改进的思路 |
6.3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是化解矛盾的最佳策略 |
6.3.1 现实中高等教育供求均衡的三种模式 |
6.3.2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最具综合合理性 |
6.3.3 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理论根据及其超越 |
第七章 构建理想:在向学生需求的倾斜中走向综合协调 |
7.1 从三个“不矛盾”看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综合合理性 |
7.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在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政策创新 |
7.3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本科样本院校名单 |
附录二: 高职高专样本院校名单 |
附录三: 合并后的50个本科专业类别名单 |
附录四: 合并后的40个高职高专专业类别名单 |
附录五: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 |
后记 |
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后面加*号) |
(7)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创新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典型国家风能利用概况及法律与政策变迁 |
第一节 典型国家风能利用概况 |
一、美国 |
二、德国 |
三、印度 |
四、西班牙 |
五、丹麦 |
六、中国 |
第二节 典型国家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之变迁 |
一、技术研发和法律与政策初设阶段 |
二、早期商业化和法律与政策发展阶段 |
三、市场形成和法律与政策稳定阶段 |
四、形势变化和法律与政策调整阶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典型国家风能利用强制性制度 |
第一节 发展目标制度 |
一、美国等国家采取立法方式规定发展目标 |
二、我国和印度以规划方式对发展目标进行安排 |
第二节 强制上网制度 |
一、德国、西班牙和印度给予风电强制上网的扶持 |
二、美国和丹麦早期曾规定风电强制上网 |
三、中国的全额保障上网制度 |
第三节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
一、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在美国的实施 |
二、缓慢发展的印度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
三、丹麦建立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的尝试 |
四、形成中的中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
第四节 风机制造、风电入网等技术标准制度 |
一、严格技术标准和认证制度的典范——丹麦、美国和德国 |
二、西班牙的风电入网“双向义务”要求及调度控制 |
三、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机组认证要求 |
第五节 风电场建设、风机树立环保要求 |
一、美国风能利用环境保护联邦立法 |
二、德国《环境相容性监测法》关于风能利用的规定 |
三、丹麦风能利用环境立法 |
四、主要存在于各类规划中的中国风能利用环境要求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典型国家风能利用激励性制度 |
第一节 电价支持制度 |
一、固定电价制的代表性国家——德国 |
二、西班牙和丹麦的灵活电价制 |
三、美国早期的电价支持制度 |
四、印度《可再生能源电价令》分级确定风电电价 |
五、中国的风电“标杆电价”制度 |
第二节 直接财政补贴制度 |
一、美国和丹麦的风机装机补贴 |
二、丹麦和德国的风机更新补贴 |
三、印度实施的实际发电量补贴(GBI) |
四、中国的财政补贴制度 |
第三节 税收优惠制度 |
一、美国的税收抵免和加速折旧制度 |
二、印度的税收减免和加速折旧制度 |
三、丹麦的公益性义务金减免和碳税返还制度 |
四、中国的税收优惠制度 |
第四节 融资优惠制度 |
一、美国形式多样的融资优惠安排 |
二、德国的信贷优惠措施 |
三、中国立法中对融资优惠的原则规定 |
第五节 公众参与制度 |
一、丹麦全面细致的风电公众参与制度安排 |
二、美国鼓励公众参与的措施 |
三、德国的“能源合作社”机制 |
四、中国鼓励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参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典型国家风能利用公共服务性制度 |
第一节 电力体制改革 |
一、美国电力体制改革实现充分竞争 |
二、欧盟“电力指令”与德国、西班牙和丹麦电力体制改革 |
三、印度电力体制改革尝试引入竞争机制 |
四、“渐入佳境”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 |
第二节 公共研发制度 |
一、美国的公共研发投入和组织实施 |
二、德国的研发资金和机构支持 |
三、丹麦对风能技术研发提供专项科研基金 |
四、西班牙成立专门研究机构支持技术创新 |
五、中国的研发支持制度 |
第三节 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制度 |
一、丹麦《能源执政协议》对电网建设的规定 |
二、西班牙要求电网规划与风电场规划同步进行 |
三、德国的“智能电网”建设要求 |
四、美国通过立法要求电网现代化改造 |
五、中国电网建设的相关规定与实践 |
第四节 征收化石能源税 |
一、丹麦的能源税制度 |
二、德国的生态税制度 |
三、美国的能源税制度 |
四、我国的环境税制度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外国经验与我国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之完善 |
第一节 其他典型国家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的启示 |
一、成功经验 |
二、尚存问题与挑战 |
第二节 我国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的成功经验及尚存问题 |
一、成功经验 |
二、尚存问题和挑战 |
第三节 中国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之完善建议 |
一、科学制定发展目标,明确约束性目标的法律责任 |
二、出台能源领域基本法,同时完善相关领域立法 |
三、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提升电网硬件水平 |
四、加大体现市场机制要求的法律与政策的适用 |
五、坚持必要的财税鼓励制度 |
六、完善公共研发制度、明确技术发展方向 |
七、扩大公众参与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书籍类 |
二、期刊论文类 |
三、学位论文类 |
四、研究报告类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目录 |
一、发表论文情况 |
二、科研项目情况 |
后记 |
(8)UNESCO文化多样性理念对世界遗产体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UNESCO 对“文化多样性”的新认识 |
1.1.2 《世界遗产公约》及相关体系的发展 |
1.2 概念定义 |
1.2.1 “文化多样性”理念与 UNESCO 的认识 |
1.2.2 世界遗产保护体系 |
1.3 文献综述 |
1.3.1 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学术着作 |
1.3.2 UNESCO 与世界遗产保护相关文献 |
1.4 研究方法与结构框架 |
1.5 主要结论及创新点 |
第2章 当代“文化多样性”理念的形成:学术渊源与时代背景 |
2.1 “文化”、文化哲学与文化研究 |
2.1.1 人文主义文化哲学 |
2.1.2 文化与文明的概念 |
2.1.3 欧洲人文主义文化概念的形成 |
2.1.4 一战前后的文化概念 |
2.1.5 人类学文化概念与全球化 |
2.2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多样性” |
2.2.1 不同的进化观点 |
2.2.2 传播论和文化区域理论 |
2.2.3 文化相对论 |
2.2.4 文化功能学派与新文化进化论 |
2.2.5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人类学 |
2.3 UNESCO“文化多样性”定义的提出背景 |
2.3.1 官方概念提出的过程 |
2.3.2 全球政治与社会背景 |
2.4 UNESCO《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概念阐释与意义 |
2.4.1 特性、多样性和多元化 |
2.4.2 文化多样性与人权保障 |
2.4.3 文化多样性与创作 |
2.4.4 文化多样性与国际团结 |
2.4.5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意义 |
2.5 小结 |
第3章 基础与酝酿:1946-1972 |
3.1 “文化多样性”概念在 UNESCO 工作中的五个阶段 |
3.2 二战及其后的理论背景 |
3.3 1946-1972 年的 UNESCO 文化政策 |
3.3.1 文化与知识(1945 年以后) |
3.3.2 文化与政治(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 |
3.4 UNESCO 文化政策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
3.4.1 建立规范与立法 |
3.4.2 传播学术思想 |
3.4.3 分配技术与资金 |
3.4.4 结合当代生活与跨文化交流 |
3.5 小结 |
第4章 开端与发展:1972-1992 |
4.1 冷战时期的理论背景 |
4.2 1972-1992 年的 UNESCO 文化政策 |
4.3 文化遗产相关的政策重点 |
4.4 对世界遗产体系的具体影响 |
4.4.1 建立规范与立法 |
4.4.2 传播学术思想 |
4.4.3 分配技术与资金 |
4.4.4 结合当代生活与跨文化交流 |
4.4.5 推动文化交流 |
4.5 小结 |
第5章 反思与转变:1992-21 世纪 |
5.1 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观念 |
5.2 1992 年以后的 UNESCO 的文化政策 |
5.3 世界遗产保护相关文化多样性政策 |
5.4 对世界遗产体系的具体影响 |
5.4.1 建立规范与立法 |
5.4.2 传播学术思想 |
5.4.3 分配技术与资金 |
5.4.4 结合当代生活 |
5.4.5 推动文化交流 |
5.5 小结 |
第6章 全球战略:世界遗产理论范式转变 |
6.1 全球战略的提出与理论背景 |
6.2 世界遗产的不平衡性研究 1994-2003 |
6.2.1 简介 |
6.2.2 分析成果 |
6.2.3 结论 |
6.3 关于突出普遍价值概念的讨论 |
6.4 小结 |
第7章 精神圣地与文化景观:澳洲乌卢鲁秘密圣地与其他宗教、精神遗产 |
7.1 澳洲乌卢鲁-卡塔曲塔国家公园 |
7.1.1 简介与历史 |
7.1.2 文化景观与宗教精神 |
7.1.3 价值评估 |
7.1.4 管理规划 |
7.1.5 “文化多样性”的观念 |
7.2 五台山世界遗产 |
7.2.1 遗产描述 |
7.2.2 历史与发展 |
7.2.3 价值评估与标准阐释 |
7.3 日本平泉净土宗庙宇、园林与考古遗迹 |
7.3.1 遗产描述 |
7.3.2 价值评估与标准阐释 |
7.3.3 申报过程 |
7.4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古迹 |
7.4.1 遗产描述与申报过程 |
7.4.2 价值评估 |
7.4.3 标准阐释 |
7.5 小结 |
第8章 文化线路:人类学与全球化的遗产定义 |
8.1 概念产生始于跨学科研究、文化交流与地区发展背景 |
8.1.1 欧洲文化线路对文化交流的重视 |
8.1.2 美国国家公园遗产廊道侧重区域规划与发展 |
8.2 理论发展过程体现文化多样性的当代内涵 |
8.3 文化线路的元素特征 |
8.4 世界遗产与预备名录的文化线路 |
8.4.1 世界遗产名录的第一条文化线路 |
8.4.2 预备名录中的文化线路 |
8.5 小结 |
第9章 结论 |
9.1 主要结论 |
9.1.1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 3 个阶段与 UNESCO“文化多样性”理念的变化 |
9.1.2 产生影响的 5 种途径与 2 种方式 |
9.1.3 理论与实践的 3 个当代案例 |
9.1.4 世界遗产保护范式转变 |
9.2 讨论:世界遗产发展的新趋势与对中国的启发 |
9.2.1 世界遗产发展的新趋势 |
9.2.2 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殊性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第二章 两宋以前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第三章 宋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第一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一、着录体例的形成与确立 |
二、在定名与分类方面的贡献 |
三、以铭文为中心的断代研究 |
第四章 元明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第五章 清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一、清代前期 |
二、清代中期 |
三、清代后期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一、着录书籍大量问世 |
二、书籍质量的提高 |
三、着录体例的进一步完善 |
四、定名与分类取得新成就 |
五、研究方法取得一定进步 |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一、金石与史学研究者 |
二、受西方考古学影响的学者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二、分期断代标准的创立 |
三、分国别研究的提出 |
四、类型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
五、定名与分类研究的进展 |
六、综合性研究着作的出版 |
七、开始关注冶铸技术 |
第七章 20世纪50~70年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一、古文字与史学研究者 |
二、考古学者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一、青铜器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的分支 |
二、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三、断代研究进一步科学化 |
四、类别研究有了新进展 |
五、研究青铜器与文明的关系 |
六、其他专题研究蓬勃开展 |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一、中原地区 |
二、西部地区 |
三、南方地区 |
四、北方地区 |
五、东部地区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一、各考古文博单位 |
二、高校研究群体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一、综合研究已成共识 |
二、分期断代研究方法更加缜密 |
三、分区系研究取得进步 |
四、类别研究更加细致而系统 |
五、工艺与铸造的研究蓬勃开展 |
六、青铜器与古代文明研究成果丰硕 |
第九章 青铜器研究的分期与基本特征 |
第一节 青铜器研究史的分期 |
一、萌芽期 |
二、雏形期 |
三、蜕变期 |
四、融合期 |
五、成熟期 |
第二节 青铜器研究的基本特征 |
一、研究对象的变化 |
二、研究群体的转变 |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 |
四、青铜器的研究范式形成 |
余论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对考古学、历史学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现状及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基金项目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全球生态现状:生态环境恶化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
1.1.2 国家政策引导: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
1.1.3 城市发展需要:响应城市战略定位,优化升首都功能 |
1.1.4 学科融合必然:交叉融合的多学科为城市环境问题供出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构建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城市绿色空间优化的研究框架 |
1.2.2 探索城市绿色空间要素配置和空间结构优化的研究方法 |
1.2.3 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城市绿色空间的功能引导策略 |
1.2.4 推进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工作的开展 |
1.3 研究现状 |
1.3.1 城市绿色空间的综合研究 |
1.3.2 生态系统服务在城市绿色空间规划中的应用研究 |
1.3.3 研究述评 |
1.4 研究范围和对象 |
1.4.1 研究范围—北京市中心城区 |
1.4.2 空间尺度—分片区分圈层 |
1.4.3 用地类型—城市建设用地以内绿地和非建设用地内绿色空间 |
1.4.4 功能价值—生态打底综合发展 |
1.5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1.5.1 研究内容 |
1.5.2 技术路线 |
2 城市绿色空间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解读 |
2.1 城市绿色空间的本体认知 |
2.1.1 构成要素 |
2.1.2 结构布局 |
2.1.3 功能价值 |
2.1.4 城市绿色空间的特性 |
2.2 城市绿色空间生态系统服务的解读 |
2.2.1 概念内涵 |
2.2.2 服务特点 |
2.3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城市绿色空间优化的分析框架 |
2.3.1 理论依据 |
2.3.2 优化思路 |
2.4 小结 |
3 北京市概况与中心城区绿色空间发展历程概述 |
3.1 北京城市概况 |
3.1.1 自然地理概况 |
3.1.2 社会经济概况 |
3.2 北京市自然生态格局 |
3.2.1 绿色空间基底 |
3.2.2 自然山水结构 |
3.2.3 小结 |
3.3 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发展历程 |
3.3.1 建国前绿色空间的发展 |
3.3.2 建国后绿色空间的发展 |
3.3.3 北京市绿色空间的演变特点 |
3.4 小结 |
4 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景观格局分析 |
4.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4.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4.1.2 景观格局指数 |
4.1.3 移动窗口法 |
4.2 各区绿色空间景观格局的分析 |
4.2.1 全区的景观格局分析 |
4.2.2 各圈层的景观格局分析 |
4.2.3 各行政区的景观格局分析 |
4.3 景观格局的梯度变化分析 |
4.3.1 斑块密度(PD) |
4.3.2 最大斑块指数(LPI) |
4.3.3 边缘密度(ED) |
4.3.4 景观分离度(DIVISION) |
4.4 小结:绿色空间景观格局特征和问题总结 |
4.4.1 景观格局特征 |
4.4.2 现状问题总结 |
5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绿色空间要素配置的优化研究 |
5.1 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要素配置的现状评价 |
5.1.1 评价方法 |
5.1.2 评价结果 |
5.1.3 要素配置的问题总结 |
5.2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要素配置的优化研究 |
5.2.1 优化方法 |
5.2.2 优化结果 |
5.2.3 优化建议 |
5.3 小结 |
6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绿色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化研究 |
6.1 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功能性连接网络的研究方法 |
6.1.1 基于最小费用模型的网络构建方法 |
6.1.2 网络评价方法 |
6.2 全区范围绿色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化研究 |
6.2.1 功能性连接网络的模拟构建 |
6.2.2 功能性连接网络的现状分析 |
6.2.3 网络结构的问题总结 |
6.2.4 网络结构的优化途径 |
6.3 各圈层绿色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化研究 |
6.3.1 中心地区-核心区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6.3.2 核心区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6.3.3 各圈层之间的比较研究 |
6.4 各行政区绿色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化研究 |
6.4.1 东城区网络结构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6.4.2 西城区网络结构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6.4.3 海淀区网络结构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6.4.4 朝阳区网络结构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6.4.5 丰台区网络结构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6.4.6 石景山区网络结构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6.4.7 各行政区之间的比较研究 |
6.5 小结 |
6.5.1 现状特征 |
6.5.2 优化途径 |
6.5.3 优化建议 |
7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功能引导策略研究 |
7.1 生态系统服务的分布特征 |
7.1.1 调节服务分布特征 |
7.1.2 支持服务分布特征 |
7.1.3 社会与文化服务分布特征 |
7.1.4 各功能区的主导服务类型 |
7.2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的功能引导策略 |
7.2.1 以社会与文化服务保护控制为主的区域 |
7.2.2 以综合服务协同发展为主的区域 |
7.2.3 以调节和支持服务保障升为主的区域 |
7.3 小结 |
8 结论和余论 |
8.1 结论 |
8.1.1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城市绿色空间的优化思路 |
8.1.2 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具有数量结构差异和空间梯度分异特点 |
8.1.3 合理调整要素数量结构是高绿色空间综合效益的重要手段 |
8.1.4 构建功能性连接网络是保护生态安全维持系统稳定的有效途径 |
8.1.5 制定功能引导策略是保证主导服务高效发挥的重要方式 |
8.2 创新点 |
8.3 余论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 |
致谢 |
四、《实验室研究与探索》1992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研究[D]. 张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2]《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3]《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创刊30年总目录(1980~2009年)[J]. 李瑞芬,高伟. 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 2009(05)
- [4]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本文侧重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分析[D]. 栗宝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0(01)
- [5]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D]. 王旭辉. 厦门大学, 2017(01)
- [6]《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03)
- [7]风能利用法律与政策比较研究[D]. 王青松. 武汉大学, 2017(06)
- [8]UNESCO文化多样性理念对世界遗产体系的影响[D]. 徐知兰. 清华大学, 2012(07)
- [9]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10]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现状及优化研究[D]. 王博娅. 北京林业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