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价值观的对立（论文文献综述）
成向东[1]（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陆露[2]（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李新潮[3]（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崔家新[4]（2020）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青年亚文化用以指涉青年人特有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边缘性和从属性文化实践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诸如嘻哈、摇滚、朋克等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在我国青年人的精神生活中广为流行。尤其是网络新媒介的快速发展重塑了青年亚文化,使其展现出抵抗性消弱、娱乐性增强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青年人正将青年亚文化革新为寻求话语空间、展现身份认同、注重精神享乐的精神生活空间。各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高校已成为青年亚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主阵地,大学生成为青年亚文化的积极推动者、传播者和创生者。在青年亚文化的影响下,一些青年人以个性张扬自居,过于追求娱乐性精神享受,忽视社会责任,颂扬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要求日渐疏离。青年亚文化的健康发展变得更为紧迫,急需获得有力的引领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重要论断,这为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二者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性。在文化的生成发展过程中,价值观也随之生成并展现出形塑文化、维护文化传承的功能性作用。基于这种政策支撑、逻辑关联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引领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也具有逻辑可行性、制度可行性和现实可行性。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这一可行性,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性和人民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提供了保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明晰了青年人的本质特征和青年人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价值目标;依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有助于全面把握青年亚文化生成发展的基本规律,明晰青年亚文化的积极价值与问题所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引领,一方面必须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亚文化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启示,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从总体上明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立足于青年人的生活实践,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一要强化政策保障,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二要推动引领主体的角色转变和青年主体意识的提升,以对问题的回应引发思考和共鸣,引导青年人充分而全面地认识青年亚文化、发展青年亚文化;三要聚焦青年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帮助青年人明确人生发展方向、弘扬责任与担当,为青年亚文化发展营造和谐的发展空间;四要依托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创新有效的引领方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方法创新上,依托日常生活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可以衍生出生活融入法、互动仪式法、议程设置法。同时,基于融合引领主体、引领方法的需要依托协同理念能够提炼出多方协同法。这些方法契合青年亚文化的生成发展规律和青年人的思想行为特点,对于推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落地生根、行之有效具有积极价值,是值得尝试的创新性方法。
孙秀梅[5]（2020）在《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解读》文中研究说明全球新冠疫情的肆虐、生态危机的频发迭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与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战略的实施,以及等等错综复杂的力量对峙与文明冲突,一方面凸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助力现代性发展与人类性文明贡献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方面力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努力加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的科学性与紧迫性。本文以英国着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珀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为文本依据,以反思国内理论界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为思想前提,以该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的挖掘、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为思想基础,努力完成与实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对佩珀着作的深度耕厘,结合其思想的各种表达,为其思想搭建与之相符合的思想理论框架、澄明其理论蕴涵、彰明其理论方法、揭示其思想特质、展现其实践进路、反思其理论得失;二是在深入理解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概念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解读,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现代性效应呈显出来,以助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进行历史性梳理与思想性把握构成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这一历史脉络肇端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90年代的成熟发展,在21世纪以后走向深化。它通过对生态危机全球性扩张的时间绵延分析、对作为典型社会危机的生态危机的空间侵占批判、对生态运动发展及其红绿转向的实践检视,援引社会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资源,逐渐明晰了生态社会主义应当吸收的理论营养,坚定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基调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引领。通过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把捏而努力挖掘其思想的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加合理准确地理解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蕴涵、主要论题与理论方法。佩珀尝试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意蕴的开掘、对生态中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深度辨识和有力揭批,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构筑起其思想的主要理论意涵。在这一理论建构过程中,对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使其逐渐确立了四个主要论题,即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需要展开对无政府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深入阐发,需要坚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的有效方案,以实现从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的价值路向。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蕴涵的揭示使其理论特质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佩珀作为典型的生态学者,既呈现出与其他生态中心主义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同,又展示出自身与众不同的异,并将这些继承与创新彰显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与资源撷取的不同之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弱”化改造与发展之中,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别样理解与独特建构之中。可以说,独到的理论特质使佩珀成为不同于欧洲大陆与北美风格的典型英国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建构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既在于他选择性的批判吸收了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资源,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新的解释与运用,更在于他的实践方案努力完成三重变革与转换,即佩珀试图通过从乌托邦式理论到生态现实主义的阶级创建、从“激进变革”到“社会变革”的快速转换、从“红绿对峙”到“红绿联盟”的有效跨越,来完成生态社会主义的逐步推进。这些实践方案是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出发形成的新的判断,是从变化了的生态危机中找寻出路的积极尝试与探索实践。总体来看,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正朝着更加成熟、更加深化的方向发展。他的思想既有显着的理论创新,也有值得引人深思的缺陷不足。佩珀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考展示出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新观点,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与乌托邦理论倾向,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视域,但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折中主义的误读与运用,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偏激武断的认识,以及对生态问题的过度重视而忽视对经济生产等问题的分析。这些理论不足又暗地里挫败了其实践方案的力度与可操作性,这就难免滑向乌托邦的理论困局。所以,认真检视与合理反思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批判,既有助于我们参照其生态批评的理论资源,又有益于我们坚定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超越与贡献。
张贝丽[6]（2020）在《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岩佐茂是日本当代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其环境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他结合日本现实环境问题,通过对西方主流环境伦理思想的反思与批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审视。他认为,环境问题实质上体现为人的经济活动方式问题。为此,他主张探寻不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方式,构建经济活动和环境保护相统一的环境伦理学。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共生观、环境正义观、环境实践观、可持续发展观等思想的提出,充分揭示了岩佐茂环境思想中蕴含的深厚的伦理意蕴。因此,深入研究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有助于为生态文明建设中构筑环境伦理维度,进而对探析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途径有所裨益。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通过文本解读法、比较研究法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对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阐释和评析。基本内容由绪论、七章系统性论述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简要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研究现状,阐明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创新之处及目的和意义。第一章系统梳理了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一方面,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危机以及日本国内高速工业化发展带来的严重产业公害等现实问题,为岩佐茂关注环境问题及其中涉及的社会性因素提供了社会历史背景。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世界范围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的批判以及日本环境伦理学的整体主义立场等,为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提供坚实的基础。第二章明确指出了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视域。岩佐茂通过对学界关于自然道德地位论证的辩证思考,确立了超越中心之争的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立场。在这一逻辑前提下,他展开了对环境问题中存在的价值问题以及环境问题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经济活动等的思考,形成了岩佐茂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实现人与人之间环境正义、构建合理的实践方式以及达成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指向的环境伦理思想。第三章深入分析了岩佐茂的人与自然共生观。岩佐茂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中建立起人与自然共生的研究视角。人与自然共生的整体主义实质,不仅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纷争,合理地将人的道德关怀扩展至自然,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选择,而且凸显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指向,试图通过纠正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共生。第四章全面考察了岩佐茂的环境正义观。岩佐茂通过对现存的环境不公正问题的分析,深入挖掘出环境不公正的根本原因,提出通过明确环境责任、抑制资本逻辑、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来实现环境正义,展现出他将分配性正义和生产性正义、制度变革和价值批判相统一的环境正义向度。第五章合理诠释了岩佐茂的环境实践观。“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是岩佐茂环境实践观的核心概念。岩佐茂通过辨析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实质,进一步明确了资本逻辑、生活逻辑与环境保护的深层关系,进而提出其超越资本逻辑、遵循生活逻辑的环境实践观。第六章深刻论证了岩佐茂的可持续发展观。岩佐茂主张不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方式的环境伦理思想,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意蕴的诠释,论述了以人与自然共生推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环境正义引导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以生活逻辑确保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脱离异化的工业化以及构建环保型循环社会等现实路径。第七章简要评析了岩佐茂的环境伦理思想,并指出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启示。岩佐茂的环境伦理思想深化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加强了环境伦理的实践指向,对现实问题解决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我国正处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阶段,通过汲取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中人与自然共生观、环境正义观、环境实践观及可持续发展观的先进性观念,进而对我国构建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文化、践行环境正义的生态伦理规范、超越资本逻辑的生态伦理理路以及实现绿色发展的生态伦理目标等,具有一定的启示。结语部分总结了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整体性、社会性与实践性特质,并指明论文回应了一些学界对岩佐茂的误解,为今后的岩佐茂人物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进而提出今后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其背后蕴含的日本环境伦理学理论特质以及与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特质的对比研究。
袁蕊[7]（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郝相赟[8]（2020）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对它的科学理解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评价,而且关涉到如何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长期以来,共产主义“渺茫论”“过时论”“妖魔化”等错误论调不绝于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弱化、边缘化,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的呼唤和理论的自觉都迫切需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如何从理论认识与理想信念的层面破解和回应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下所面临的一系列责难和挑战。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本文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为逻辑主线,以概念辨析、历史生成、理解维度、时代境遇和认同建构为研究思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重史论结合,呈现整体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乌托邦”等相关概念的考察辨析,界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基本论域。二是在思想史的视域中梳理共产主义学说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并在同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分析中,揭示了马克思扬弃和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文本为基础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分析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概括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三是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和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解读。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探寻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入手,通过对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来实现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的视角透视并展现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从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压迫,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力图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从科学实践观出发,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基于这一矛盾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深入分析,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从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依据这一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自身基础上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自觉运用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性概括,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诉求,并具体阐释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实现方式。四是通过分析当前共产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及其原因,全面审视并客观审慎评价了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解读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五是在阐释理想与信念、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基础上,着力从情感、理论、政治、话语和价值五个层面出发,系统建构了新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认同的实践路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对它的研究必将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继续深入挖掘原着,充分利用好文本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巩固基础研究;要努力就共产主义问题与西方左翼学者进行思想交流,在论辩中回应各种时代挑战,进一步增强比较研究;要坚持走进社会现实,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场域,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升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实践研究。
孙国栋[9]（2020）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伟大领袖,列宁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而且也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先河。列宁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可谓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本文以列宁的经典文本和国家治理实践为基础梳理其治理内容和方法,不仅阐发其对当代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意义,而且更要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针对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相关研究,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深度研究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从萌芽、生长、完善到系统化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之上,科学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国家观在国家起源、本质、职能、消亡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系统化的完善,为列宁发展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之上,深化了国家本质、职能、消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研究,发掘了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的本质和职能规定、引领了国家治理的本质和职能,为列宁以后探索国家治理准备了理论前提。十月革命后,列宁基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严峻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形势的客观情况,对苏维埃国家治理进行了初步探索。尤其是列宁在其晚年政治“遗嘱”中,以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整体和辩证的科学方法,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和政党治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经济治理上,列宁推动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政治治理上,列宁实施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与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文化治理上,列宁开展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与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政党治理上,列宁构建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在这一总体探索中,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为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的探索积累了经验,那就是突出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的中轴作用,加强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引领文化治理的价值导向。在对苏维埃俄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整体把握中,列宁以国家为主导,加强国家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列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在坚持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国情、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趋向、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等若干原则前提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内容方法以及规律经验上,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均对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即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以及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由于列宁去世较早,中断了他继续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几乎都没有把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延续下去,从真正意义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坚持列宁苏维埃国家治理探索的经验、原则、内容和方法,并把它们运用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和建构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等人吸取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初步成果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施政经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中国艰辛探索实践中予以创造性运用,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宝库,虽然有些失误,但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讨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继承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治理初步探索的内容和方法,在毛泽东等人探索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之上,立足于客观实际和发展实践,以整体和辩证的方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相对于列宁的经济治理,这一时期的经济治理体系是重塑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政治治理,这一时期的政治治理体系是构建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辩证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文化治理,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体系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这一系统治理不仅继承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还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经验和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展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国家治理思想,针对西方治理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当前国家治理实践在多个领域和方面面临的若干挑战,科学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意蕴,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以及政党治理、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开启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新时代视域中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深化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运用。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之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探索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向前发展。国家治理观除了作为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主体以及功能、一般规律等根本观点的把握之外,还包括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体认。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关系的体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时代是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新时代是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治理。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上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时空坐标和历史方位,无论是在整体维度还是在方法维度,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都是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在整体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全面领导的视域和范围,不断巩固、完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意蕴;进一步健全了“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实现了国家治理中国体和政体的辩证统一;进一步凸显了国家治理的民族化向度,强化了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记忆、传统基因与价值意蕴。在方法论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坚持矛盾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价值思维等科学方法论,并把矛盾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系统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战略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以及价值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以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促使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地推进。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客观发展实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实现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与共赢,达到国家富强民主、社会充满活力、个人素养提升的治理境界,进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为人的解放、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旨趣!
王江波[10]（2020）在《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文中指出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现实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立德树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环节”,本选题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而产生。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指的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所带来的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积极促进的影响、效果及能力。该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研究和理论视野,对于加强高校立德树人教育,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以下简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回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改进的需要、立德树人的高校之本守正创新的需要、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具体来说,本研究聚焦于从研究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迫切需要到探究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与挖掘古今中外相关思想资源;再研究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进而剖析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及作用发挥机制,再结合现实对其现状进行考察,进而提出优化作用发挥的策略。归结起来,本研究集中于以下几大问题的探讨。第一,挖掘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借鉴。从国家核心竞争力、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立德树人发挥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为切入点,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与中外思想资源。“共产主义道德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基础”“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决定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等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文化价值因素、心理与精神因素、态度因素、民族性格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显性影响是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第二,厘清了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在对立德树人、国家核心竞争力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要素、地位的分析基础上,进而把握“时代新人”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发挥作用的实践主体。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则表现为统一于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共筑于形成国家开放战略中相互渗透,共建于互为对方营造环境中相互协调,共构于实现人全面发展目标中相互支撑。第三,剖析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及其作用发挥机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发挥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力作用;实现智力支持、人才支撑、环境优化的保障作用等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以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方向机制,以教育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属性为连接机制,以把方向、协调各方等为内容的党的领导为保证机制,以人的利益、使命、理想为导向的个人发展动力机制等则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发挥机制。第四,分析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的现状及优化路径。根据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排名和总结立德树人的表现,构建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指标体系。用显示性指标概括分析了两者常年的整体状况,用解释性指标详细分析了两者近年的具体状况,得出需要继续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论。最后从加深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全方位认识,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党对高校领导等维度探讨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优化路径。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弥补了立德树人促进国家发展缺少实证研究的短板,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的统计（共计21年）,并与国际数据进行结合,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二、谈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价值观的对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价值观的对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 二、研究问题 |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微观历史法 |
| (二)个人访谈法 |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 后记 |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中文着作 |
| 三、中文译着 |
| 四、英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网络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三、参加会议 |
| 致谢 |
（4）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青年亚文化的逻辑关联 |
| 2.1 文化与价值观的逻辑关联 |
| 2.2 青年亚文化的概念辨析与价值观表现 |
| 2.3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价值性和可行性 |
| 3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 |
| 3.1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奠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基础 |
| 3.2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明晰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目标指向 |
| 3.3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澄清了青年亚文化发展的规律、价值及其不足 |
| 4 我国青年亚文化的历史演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现实挑战 |
| 4.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亚文化的历史演变 |
| 4.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亚文化的演变特征与启示 |
| 4.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
| 5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总体视野 |
| 5.1 确立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和青年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双重目标 |
| 5.2 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三个方向 |
| 5.3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四重原则 |
| 6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引领力的对策 |
| 6.1 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
| 6.2 促进引领主体的角色转变 |
| 6.3 强化引领的问题导向 |
| 6.4 创新引领的有效方法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生成 |
| 一、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 |
| (一)时间的绵延: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张 |
| (二)空间的侵占:作为典型社会危机的生态危机 |
| (三)实践的发展:生态运动的发展及其红绿转向 |
| 二、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源流 |
| (一)人类中心主义:在与生态中心主义甄选中确立起的理论基调 |
|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引 |
|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不断汲取的思想给养 |
| (四)社会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理论来源 |
| 三、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路向 |
| (一)思想的萌芽:地理学研究中展示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身影 |
| (二)思想的成熟:从地理学研究向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彻底性转变 |
| (三)思想的深化:21世纪以来佩珀理论的发展与推进 |
| 第二章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 |
| 一、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蕴涵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意蕴的积极开掘与合理呈显 |
| (二)无政府主义的深度辨识与有效批揭 |
|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勾勒与实践建构 |
| 二、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论题 |
| (一)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 |
|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深入阐发 |
| (三)关于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的方案论析 |
| (四)关于从社会正义到环境正义的价值路向确立 |
| 三、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方法 |
| (一)用历史分析方法剖析生态危机困境 |
| (二)用唯物辩证法解决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
| (三)用阶级分析方法研判生态建设主体 |
| 第三章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特质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主题支撑 |
| (一)深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 |
| (二)以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自然的共生共存 |
| (三)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现代性立论 |
| 二、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为价值引领 |
| (一)融涵马克思辩证法与历史观的人类中心主义 |
| (二)传承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文脉 |
| (三)呈现自身独特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 |
| 三、以努力通达生态健康的社会主义为目的归宿 |
| (一)厘清生态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
| (二)彰显作为社会主义核心的社会正义 |
| (三)建构与众不同的社会主义生态图景 |
| 第四章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方案 |
| 一、阐明构建原则:生态社会主义的建设遵循 |
| (一)生态社会主义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
| (二)生态社会主义努力实现社会正义 |
| (三)生态社会主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 |
| (四)生态社会主义倡导环境友好关系 |
| 二、实践路径之一:从告别乌托邦理论到创建生态现实主义 |
| (一)告别乌托邦式理论与走向生态现实主义 |
| (二)工人阶级作为主体力量的历史性地位 |
| (三)劳动分工的实施与开启工人阶级教育 |
| (四)阶级斗争的推进与非暴力方式的融合 |
| 三、实践路径之二:从“激进变革”到“社会变革”的转换 |
| (一)现实困境发生导致激进变革方案流产 |
| (二)社会变革的推进力证其何以成为可能 |
| (三)革命性社会变革与生态社会主义建构 |
| 四、实践路径之三:从“红绿对峙”到“红绿联盟”的跨越 |
| (一)“红绿对抗”局面的结束与历史性退场 |
| (二)“红绿联盟”从停滞到开启的可行性分析 |
| (三)“红绿联盟”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战略推进 |
| 第五章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反思评价 |
| 一、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意义 |
| (一)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视域 |
| (二)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 |
| (三)批判资本主义与建构社会主义并举 |
| (四)积极呈现社会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
| 二、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局限 |
| (一)以折中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
| (二)生态社会主义构想逃不出乌托邦困境 |
| (三)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存有认识误区 |
| (四)将生态问题的决定作用过分凸显 |
| 三、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 (一)生态危机困境更显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
| (二)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超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6）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形成 |
| 1.1 时代背景 |
| 1.1.1 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危机 |
| 1.1.2 高速工业化发展与日本“产业公害”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思想 |
| 1.2.2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 1.2.3 日本环境伦理学 |
| 1.2.4 宫本宪一的“生产关系说” |
| 小结 |
| 第2章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视域 |
| 2.1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逻辑前提 |
| 2.1.1 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
| 2.1.2 对自然价值论的质疑 |
| 2.1.3 对“中心之争”的超越 |
| 2.2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研究理路 |
| 2.2.1 环境问题的反价值性 |
| 2.2.2 环境问题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
| 2.2.3 环境问题和经济活动的辩证关系 |
| 2.3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目标指向 |
| 2.3.1 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共生 |
| 2.3.2 实现人与人之间环境正义 |
| 2.3.3 构建合理的环境实践 |
| 2.3.4 达成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 小结 |
| 第3章 岩佐茂的人与自然共生观 |
| 3.1 岩佐茂人与自然共生观的主要内容 |
| 3.1.1 人与自然是一个系统 |
| 3.1.2 人与自然共生的形成 |
| 3.1.3 控制自然的实质在于人对待自然的合理方式 |
| 3.2 岩佐茂人与自然共生观的理论特质 |
| 3.2.1 整体主义的研究视角 |
| 3.2.2 以差异性为前提的共生价值向度 |
| 3.2.3 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指向 |
| 小结 |
| 第4章 岩佐茂的环境正义观 |
| 4.1 岩佐茂环境正义观的基本内容 |
| 4.1.1 环境责任公平 |
| 4.1.2 环境利用公平 |
| 4.1.3 环境价值公平 |
| 4.2 岩佐茂环境正义观的辩证特征 |
| 4.2.1 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统一 |
| 4.2.2 分配性正义与生产性正义的统一 |
| 4.2.3 制度变革与价值批判的统一 |
| 小结 |
| 第5章 岩佐茂的环境实践观 |
| 5.1 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实践观 |
| 5.1.1 对资本逻辑的辩证思考 |
| 5.1.2 环境危机的资本逻辑根源 |
| 5.1.3 对资本逻辑的实践观批判 |
| 5.2 构建遵循生活逻辑的实践观 |
| 5.2.1 对生活逻辑的价值诠释 |
| 5.2.2 生活逻辑对环境保护的实践指向 |
| 5.2.3 生活逻辑的环境实践观构建 |
| 5.3 岩佐茂环境实践观的理论特质 |
| 5.3.1 以实践视角审视环境伦理学 |
| 5.3.2 以生活逻辑引导实践方式变革 |
| 小结 |
| 第6章 岩佐茂的可持续发展观 |
| 6.1 岩佐茂可持续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
| 6.1.1 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内涵 |
| 6.1.2 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意蕴 |
| 6.1.3 可持续社会的成立条件 |
| 6.2 岩佐茂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特质 |
| 6.2.1 人与自然共生推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 6.2.2 环境正义引导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 6.2.3 生活逻辑确保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
| 6.3 岩佐茂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 |
| 6.3.1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
| 6.3.2 脱离异化的工业化 |
| 6.3.3 构建环保型循环社会 |
| 小结 |
| 第7章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评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7.1 对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评析 |
| 7.1.1 理论意义 |
| 7.1.2 实践价值 |
| 7.1.3 局限性 |
| 7.2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 7.2.1 构建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文化 |
| 7.2.2 践行环境正义的生态伦理规范 |
| 7.2.3 超越资本逻辑的生态伦理理路 |
| 7.2.4 实现绿色发展的生态伦理目标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理论分析 |
| 一、“无直接利益冲突”概念界定 |
|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成因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机理 |
| 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表征 |
| (一) 弱势群体为主体 |
| (二) 借机发泄为目的 |
| (三) 偶发事件为起因 |
| (四) 以政府部门为冲突对象 |
| (五) 表现形式多样化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负面影响 |
| (一) 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
| (二) 损害政府权威和政治合法性 |
| (三) 破坏社会心理 |
| (四) 阻碍人民政治素质的提高 |
| 第二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依据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属性定位 |
| (一) 定位“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依据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层次性分析 |
| (三)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多元属性分析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矛盾思想为理论指导 |
| (二) 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为理论基石 |
| (三) 以西方集体行为和社会冲突理论为镜鉴 |
| 第三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价值意义 |
| 一、契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 |
| (一) 提高对人民主体的关切 |
| (二) 实现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 (三) 推进治理方式的民主化 |
| 二、符合建设平安中国的题中之意 |
| (一) 法治是建设平安中国的根本依托 |
| (二) 协同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重要手段 |
| (三) 综合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必然趋势 |
| 三、符合基层治理的内在要求 |
| (一) 基层治理是防范冲突的第一道防线 |
| (二) 基层治理是引领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
| (三) 基层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
| 第四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
| 一、治理初探阶段(1949-1992) |
| (一)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的治理(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四大召开时期的治理(1978-1992) |
| (三) 阶段特征 |
| 二、艰难探索阶段(1992-2012)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中央对“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确认期间的治理(1992-2006) |
| (二) 2006年至党的十八大前夕的治理(2006-2012) |
| (三) 阶段特征 |
| 三、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新特征 |
| (二) 治理理念新发展 |
| (三) 治理实践新探索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一) 必须坚持直面社会矛盾和冲突 |
| (二) 必须坚持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矛盾 |
| (三) 必须坚持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
| (四) 必须提高政府阶段性应对能力 |
| 第五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实新境遇 |
| 一、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新契机 |
| (一) 以新时代开启治理新征程 |
| (二) 以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为价值引领 |
| (三) 以新时代党风建设新气象为精神铸魂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一) 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 |
| (二) 国内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
| 三、推进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难题 |
| (一) 传统滞后的治理理念 |
| (二) 僵化闭塞的治理方式 |
| (三) 不健全的治理机制 |
| 第六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创新思路 |
| 一、创新治理思维 |
| (一) 以和谐理念推动思维方式转变 |
| (二) 以协调方式促进立场关系转变 |
| (三) 以包容理念推进治理方式转变 |
| 二、推动治理制度完善 |
| (一) 完善调解制度 |
| (二) 健全信访制度 |
| (三) 加强诉讼制度 |
| 三、加强治理主体协同 |
| (一) 加强党委的组织保障 |
| (二) 突出政府的主导力量 |
| (三) 强化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 |
| (四)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
| 四、强化治理方式融通 |
| (一) 发挥民主协商的优势 |
| (二) 夯实法治保障 |
| (三) 激发科技治理效能 |
| 五、优化治理化解机制 |
| (一) 完善多元纠纷裁决机制 |
| (二) 建立责任明晰的联动机制 |
| (三) 加强对抗行动的制动机制 |
| (四) 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和问题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和问题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 |
| (一)研究的重点、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嬗变 |
| 第一节 共产主义概念溯源 |
| 一、共产主义概念内涵的多维审视 |
| 二、共产主义相关概念辨析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
| 第二节 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演进 |
| 一、古典共产主义 |
| 二、十六至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
| 三、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 |
| 第三节 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 |
|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 |
|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缺陷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 |
| 第二章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生成 |
| 第一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场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 |
|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萌发 |
|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成熟 |
| 第三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前提——哲学批判 |
|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个人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场域——市民社会 |
| 四、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线索——人的解放 |
| 第三章 超越现代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
| 第一节 现代性危机的诊断 |
| 一、当代社会现代性危机及其表现 |
| 二、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 |
| 三、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 |
| 第二节 “历史之谜”的沉思 |
| 一、对“历史之谜”经济根源的批判 |
| 二、对“历史之谜”政治桎梏的批判 |
| 三、对“历史之谜”文化迷障的批判 |
| 第三节 “历史之谜”的解答 |
| 一、人与自然的和解 |
| 二、人与社会的和解 |
| 三、人与自身的和解 |
| 第四章 消灭现存状况的共产主义运动 |
| 第一节 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 |
| 一、科学实践观的创立 |
| 二、发展物质生产的实践 |
| 三、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 |
| 第二节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尝试 |
|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与发展 |
| 二、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与影响 |
| 三、巴黎公社的尝试与贡献 |
| 第三节 人的解放的实现——共产主义革命运动 |
| 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现条件 |
| 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现方式 |
| 三、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 |
| 第五章 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蓝图描绘 |
| 第一节 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 |
| 一、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
| 二、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逻辑 |
| 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一、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
| 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
| 三、阶级消灭,国家消亡 |
| 四、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诉求 |
| 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 |
| 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 三、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方式 |
| 第六章 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当代境遇与扞卫 |
| 第一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面临的当代困境 |
| 一、“共产主义失败论” |
| 二、“共产主义庸俗化” |
| 三、“共产主义乌托邦论” |
| 四、“共产主义渺茫论” |
| 第二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面临困境的原因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深刻性、复杂性 |
|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 |
| 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左翼的共产主义回归 |
| 一、阿兰·巴迪欧:“共产主义的假设” |
| 二、斯拉沃热·齐泽克:“共产主义观念” |
| 三、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共有的共产主义” |
| 第四节 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 |
| 一、实践探索: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新阶段 |
| 二、理论创新:拓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境界 |
| 三、制度完善:谱写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新篇章 |
| 第七章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逻辑 |
| 第一节 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 |
| 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内涵 |
| 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基本特征 |
| 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现实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路径 |
| 一、深化情感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感染力 |
| 二、深化理论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说服力 |
| 三、深化政治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引领力 |
| 四、深化话语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亲和力 |
| 五、深化价值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凝聚力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外文译着 |
| 三、中文着作 |
| 四、外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 二、国外研究回顾及其发展动态 |
| 三、研究趋势的研判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特色 |
| 第二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 |
| 第一节 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关系的解释 |
| 一、西方“列宁学”的误读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评价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历史逻辑 |
| 一、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 |
| 二、科学国家观的萌生 |
| 三、科学国家观的发展和完善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主要内容 |
| 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二、国体与政体统一论 |
| 三、真正共同体:以国家回归社会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 |
| 第四节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发展的主要体现 |
| 一、深化国家本质与职能研究,以国家本质规定治理的本质 |
| 二、发掘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公共性体现治理的功能 |
| 三、深化作为国家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研究 |
| 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消亡观,以国家发展引领治理的指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语境和历程 |
| 第一节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改良论”的批判和“革命式”的论证 |
| 一、以“两种道路”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 |
| 二、批判“改良论”以及论证“革命式”道路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时代语境 |
| 一、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际背景 |
| 二、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内形势 |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发展历程 |
| 一、实施新经济政策前的国家治理 |
| 二、实施新经济政策后的国家治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内容 |
| 一、经济治理: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与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 |
| 二、政治治理: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 |
| 三、文化治理: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和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 |
| 四、政党治理: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 |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经验 |
| 一、组织与政党:以俄共(布)为中轴带动治理 |
| 二、政治与制度:以国家制度保障、提升治理效率 |
| 三、文化与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凝聚力量、整合社会思潮 |
| 第三节 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家——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 |
| 一、以符合时代与现实国情为基础 |
| 二、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导向 |
| 三、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 |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科学方法论 |
| 一、整体论:全球视野与系统诊疗 |
| 二、辩证法:矛盾分析中的批判、超越与建构 |
| 三、实践思维方式:把握“历史——现实”框架与实践逻辑 |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现实启示 |
| 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民族化道路 |
| 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 |
| 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
| 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
| 一、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的时代把握和艰辛探索 |
| 二、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造性运用 |
|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推进与实践 |
| 一、经济治理体系: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统一 |
| 二、政治治理体系: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统一 |
| 三、文化治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统一 |
| 第三节 新时代习近平开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 |
| 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 |
| 二、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 第四节 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 |
| 一、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 二、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 三、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 |
| 小结 |
| 第七章 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整体性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
| 一、有机联系:“六个统一” |
| 二、主要区别:一致基础上的差异与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 |
| 三、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注重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有机统一 |
| 第二节 方法论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运用与创新 |
| 一、矛盾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 |
| 二、系统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 |
| 三、战略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 |
| 四、价值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难点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溯源 |
| 2.1 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的相关论述 |
| 2.1.1 关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论断 |
| 2.1.2 关于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关系的重要论断 |
| 2.1.3 关于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重要论断 |
| 2.2 守正传承:中国传统社会的相关论述 |
| 2.2.1 关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思想 |
| 2.2.2 关于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关系的思想 |
| 2.2.3 关于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思想 |
| 2.3 思想借鉴:西方社会的相关论述 |
| 2.3.1 关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观点 |
| 2.3.2 关于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关系的观点 |
| 2.3.3 关于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观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
| 3.1 立德树人的解析 |
| 3.1.1 立德树人的内容、特征、原则、任务 |
| 3.1.2 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 |
| 3.1.3 立德贯穿于树人全过程 |
| 3.2 科学认识国家核心竞争力 |
| 3.2.1 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 3.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才、科技、创新是构成要素 |
| 3.2.3 四个要素形成合力 |
| 3.3 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
| 3.3.1 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发挥作用的主体是“时代新人” |
| 3.3.2 统一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相互合作 |
| 3.3.3 共筑在形成国家开放的战略中相互渗透 |
| 3.3.4 共建在互为对方营造的环境中相互协调 |
| 3.3.5 共构在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目标中相互支撑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及作用机制 |
| 4.1 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 |
| 4.1.1 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引领作用 |
| 4.1.2 发挥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力作用 |
| 4.1.3 提供智力支持、人才支撑、环境优化的保障作用 |
| 4.2 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机制 |
| 4.2.1 以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方向机制 |
| 4.2.2 以教育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属性为连接机制 |
| 4.2.3 以把方向、协调各方等为内容的党的领导为保证机制 |
| 4.2.4 以人的利益、使命、理想为导向的个人发展动力机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的指标体系与实证分析方法 |
| 5.1 指标体系构成与框架 |
| 5.1.1 指标选取依据、原则与框架 |
| 5.1.2 数据来源及其发布单位 |
| 5.1.3 分析方法为单变量频数分析、双变量相关系数、分类与制表 |
| 5.2 立德树人、国家核心竞争力21年整体状况及特征 |
| 5.2.1 我国国家核心竞争力21年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 |
| 5.2.2 高校学生道德认知和价值判断保持健康向上并逐步提升 |
| 5.2.3 教师尊重与关爱学生表现突出,学术道德等稳定上升 |
| 5.2.4 积极评价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和肯定学校立德树人各项工作 |
| 5.2.5 党和政府工作表现突出,综合国力趋势乐观 |
| 5.3 显示性指标相关性分析 |
| 5.3.1 立德树人对整体竞争力的相关性表现 |
| 5.3.2 立德树人对人才的相关性表现 |
| 5.3.3 立德树人对科技的相关性表现 |
| 5.3.4 立德树人对创新的相关性表现 |
| 5.4 解释性指标相关性分析 |
| 5.4.1 国家核心竞争力随着对党的领导的不断坚定等而提升 |
| 5.4.2 不断加强的理想信念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上升趋势保持同步 |
| 5.4.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上升状态互相契合 |
| 5.5 对策与建议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加强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在国家核心竞争力中作用的路径思考 |
| 6.1 形成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透视视角 |
| 6.1.1 全方位地把握国家核心竞争力 |
| 6.1.2 充分肯定我国制度优势 |
| 6.1.3 自主设计国家核心竞争力指标 |
| 6.1.4 以实现人民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
| 6.2 构建立德树人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
| 6.2.1 把立德树人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各环节 |
| 6.2.2 围绕立德树人目标设计学科、教学、教材和管理体系 |
| 6.2.3 立德树人要注重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等方面上下功夫 |
| 6.2.4 建设新时代立德树人教师队伍,发挥好教师主导作用 |
| 6.3 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
| 6.3.1 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 |
| 6.3.2 要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
| 6.3.3 要扩大高等教育开放水平 |
| 6.4 加强党对新时代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全面领导 |
| 6.4.1 突出思想政治工作在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性 |
| 6.4.2 培养和组织精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才队伍 |
| 6.4.3 突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领导责任 |
| 6.5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四、谈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价值观的对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2]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4]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D]. 崔家新.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5]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解读[D]. 孙秀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研究[D]. 张贝丽. 山西大学, 2020(08)
- [7]“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8]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D]. 郝相赟. 兰州大学, 2020(01)
- [9]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孙国栋. 安徽大学, 2020(07)
- [10]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D]. 王江波. 电子科技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