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十五卷(一九七七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裴世东[1]（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文雯[2]（2016）在《海外华人捐赠中华文物回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今海外华人约已超过6000万人,遍布于世界的198个国家和地区;自古以来迁徙于海外的华人与中国有着血缘、民族、文化及经济上密不可分的关联;从20世纪末开始,华人除了回国回乡捐赠金钱、捐赠建筑、投资设厂等之外,还逐步将境外属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文物,或是个人及家族收藏的文物藏品捐赠回国,或于家乡盖纪念馆或在大学内设立文物馆等。文物是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符号,亦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资源,这样的特点促进海外华人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收藏或捐赠中华文物回归祖国。海外华人与中华文物的结合更形成海外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凝聚、辐射、行销更有着不容忽略的作用和影响,亦形成一个多元学科结合的新研究领域。以往海外华人研究偏重于对“人”的研究,即通过对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华文媒体等方面的研究解读海外华人的历史面貌,迄今为止对于海外华人之中华文物收藏及其回归捐赠所具有的文化意义鲜有涉及,笔者冀藉此课题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新面向材料。研究内容先就海外中华文物的分布现状进行梳理;其次,分述国内1949年至2015年的海外华人文物捐赠回归的历史。分为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前期以及新世纪以来三个时期,探讨海外华人文物捐赠回归的特点;再由调研中得知,国内官方的国家级（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省市级（上海博物馆、广东华侨历史博物馆）、高校（华侨大学四端文物馆）和民间的（单声珍藏文物馆、昆仑堂美术馆）文博单位,已超过30家的文博单位接受海外华人将中华文物回归捐赠;另海外华人捐赠者的代表如招思虹、韩槐准、杜祖贻和麦继强等为中华文物捐赠回归的典型范例。本文以海外华人捐赠给国内官方和民间的中华文物回归事例进行梳理、统计与分析,进一步探讨海外华人促进中华文物捐赠回归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意义。海外华人捐赠中华文物回归,不仅展现了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地多样的生活面貌,亦呈现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及其海外中华文化传承的历史轨迹,藉此研究领域为海外华人相关研究提供一新的视角。
魏晓芳[3]（2013）在《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峡人居环境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了漫长的缓变和急剧的突变，与此同时，文化地理也随之变迁。三峡地区曾因壮丽的峡谷风光闻名于世，又因最大的水利工程令世人瞩目，然而在气势恢宏的背后，三峡人居环境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文化环境的建设速度远远比不上物质空间的建设速度。不论是在有关三峡的学术研究中，亦或是城乡规划设计中，还是在实际的移民搬迁城镇建设中，文化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之于地区发展的促进力量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成为地域发展的阻碍。基于这种背景，在“”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引领下，论文希望通过研究，建立体系、梳理历史、探寻机制、提出对策，促使三峡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活力的新兴文化得以发展。论文在人居环境科学体系下，以“文化”为核心、文化变迁过程及规律为对象，以“古代—今日—未来”的时间线索与“面—线—点”的空间层次，以“基础研究—>现象研究—>规律研究—>对策研究——>实践研究”的逻辑思路，运用多学科的综合方法，通过梳理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历史脉络，揭示其地域扩展过程及规律，探讨其文化地理变迁机制，提出三峡人居环境的和谐文化发展对策，开展三峡地区不同空间层次的人居环境规划与建设实践，丰富三峡人居环境的研究领域，为三峡人居环境的规划与实施提供依据，从而全面提升三峡人居环境品质。在基础研究中，论文第二章尝试构建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文化地理研究的理论体系，解析三峡文化的组成。论文解析了人居环境语义下文化与文化地理，初步构建了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的文化地理研究理论体系，并用类型学解析了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三峡地区文化的构成。在现象研究上，论文的第三、四章研究了三峡地区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及主要文化形态的地域扩展过程。论文回顾了三峡文化的缘起；阐述了三峡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地理形成与发展过程；分析了三峡主要文化形态的历史地域扩展过程；总结了人居环境空间语境下三峡文化历史发展的特点。在规律研究中，论文的第五章进行了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地理变迁机制研究，阐述了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地理变迁的基本理论；分析了影响文化变迁的各级因素，并探寻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变迁规律、解析变迁机制；归纳并探讨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地理变迁模式。在对策研究上，论文第六章提出了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发展对策，即三峡地区文化地理区划与协调、文化生命周期的认知与调控、文化价值的评估与提升，从地域文化的空间和谐、时间可持续与保持先进性三个方面提出了三峡地区文化地理区划方法、文化生命周期调控方法与地域文化价值多维评估方法等理论与方法。最后，在实践研究中，论文第七章提出从物质空间规划到文化空间规划的技术思路，建立文化地理数据库、开展文化空间规划、构建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以实现三峡地区文化和谐、可持续与积极地发展；并通过不同人居环境空间层次的规划与建设案例来实践对策方法。
王新春[4]（2012）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简称“西北科学考查团”）是在1927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建的学术考察团体。它是近现代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体,成员包括了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的学者,考察时间长达8年,考察地域包括了中国北方、西北、中部的十二个省份,考察内容涵盖了地理学、大地测量学、地质学、古植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古脊椎动物学、考古学、民族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十多个学科领域。本文以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成果进行专题研究,力图全面、系统、细致地总结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田野考古和研究成果,探讨其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以此为目的,本论文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论述,指出了考古方面是中国学术界与斯文·赫定争议的核心,分析中国学者和斯文·赫定在考古学方面的态度和作为。第二章全面论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工作。本文首次将非考古专业学者的考古活动纳入了研究范畴,展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田野考古的完整面貌,促进了人们对近现代中国西北考古认识更加全面和完整。第三章以调查搜集品的流散和保存为核心,首先梳理整个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搜集品的运输情况,弄清考古搜集品的内容和运输过程,然后对斯文·赫定借出考古搜集品的规定、流程等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最后细致调查、梳理了考古搜集品的存放地点、损失情况、流散情况和最后的保存地。第四章概述了中国和瑞典的考古研究着述,主要论述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状况,并在细节方面进行了考证。第五章论述了瑞典学者的考古研究情况,以期展现瑞典关于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成果之全貌,并对这部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评述。第六章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两位专门的考古学者贝格曼与黄文弼进行专题研究,系统总结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价值,并从学术背景、考察目的、考察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二人的考古和研究进行对比,分析东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异同,并对他们在现代中国西北考古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第七章通过三个方面的论述,分析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对中外学术发展的影响,从而对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有一准确的定位。
曹志红[5]（2010）在《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本选题通过收集、整理历史文献中有关食物链顶端的亚洲（主要是中国境内）特有种一一虎的记录,对中国不同地理单元的虎种群历史变迁过程进行复原,恢复其过去的生活史、时空分布变化、数量变化及人虎之间的关系。结合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展开,探讨土地开发、日常社会生活需要、虎贸易利益驱动等人文因素导致的人虎冲突、政府打虎活动对虎历史变迁的影响,揭示人虎关系演变的历程。本文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新疆、陕南、福建、江西、湖南、东北六个区域的虎资源变迁及人虎关系演变进行探讨,并对中国历史上的虎产品利用史、虎产品贸易史进行勾勒,梳理了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的打虎活动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全文共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也是第1章的内容。主要介绍本研究的主旨和全文结构,勾勒研究简史,介绍研究方法。本研究主旨在于在古动物到现代动物演变之间,补充学术界较为缺乏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内容,通过对典型动物虎的研究,将动物的环境指示意义、动物与人的关系研究推进到历史时期。丰富和完善历史地理、动物地理、环境变迁等学科的研究内容。第二部分是区域虎历史变迁专题研究,包括第2-7章。第2章对新疆虎的变迁进行了专题研究,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的新疆虎具有很大的神秘性和研究难度,有关新疆虎的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造成了动物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相对空白的研究状态。本章充分利用岩画、地志、文集和探险考察游记等资料,对历史上的新疆虎进行调查确认与研究：新疆地区至少在距今1-1.5万年前即有虎分布,以后持续不断；其地理分布涉及天山南北,沿水源（河湖）分布于山间谷地、河流绿洲及山前冲积扇地带；其具体生境以芦苇、胡桐树木（胡杨林）等植被为主,具有足供捕食的食物。至清光绪前期新疆虎依然多见,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1899-1916）开始锐减。人类活动叠加的自然环境演化是影响新疆虎变迁的主要因素。生物链偶然因素的参与（肉食性蚂蚁威胁虎的繁殖）也起到了可能的影响作用。第3章以陕南为专题,着重探讨特定时空条件下典型动物资源变迁中的人文因素影响。明清时期是陕南地区移民、开发的高潮时期,历史记录显示,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全面展开和开发地域的渐次扩展,虎资源出现明显的变迁,人虎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以乾嘉时期为时间断限,虎的栖息领域出现阶段性萎缩,第一阶段涉及南郑、城固、沔县三地,第二阶段则开始大范围萎缩。人虎冲突逐渐加剧,除一般性人虎冲突事件外,激烈的虎患和打虎活动频繁发生,成为人虎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导致有计划、有组织、高奖励、高力度的政府性防虎、驱虎、打虎活动开始展开,最终导致虎数量剧减,分布范围显着萎缩,栖息地向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森林资源保存较为完好的高海拔山地后退。第4-6章对华南的三个地区（福建、江西、湖南）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复原了虎的时空分布变迁和数量变化过程,着重分析了虎患现象,将其划分为4个等级,分析其发生的时空特征、烈度等级、原因和应对措施。得出结论：在进入人类文明阶段后,华南地区老虎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都呈逐渐缩小之势,总的来说人类干扰和捕杀是主要因素。在华南地区,虎的栖息地除了森林山地之外,平原地区也曾有虎分布,因为当时的环境条件满足了虎生存所需的植被、水和食物三要素,比现在优越。虎患是华南地区的典型和突出现象,虎患烈度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的应对措施也因而出现了官方捕虎、民间打虎、军队猎杀、官民结合猎捕等形式。明清时期是南方地区历史上人虎冲突最剧烈,人类对华南虎影响最显着的一个时期,是华南虎生存出现危机的一个阶段。第7章对东北地区的虎变迁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讨论了东北地区虎的分布变迁大势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东北地区历史上的猎虎活动和虎产品利用情况,探讨东北虎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即该地山高林密的自然条件特点和人类开发进程分散性、断续性的特点,为虎的生存赢得了一线生机。近代东北开禁后,东北虎的生存受到人类前所未有的冲击。第三部分是虎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包括第8-9章的内容。第8章是关于中国历史上虎资源的利用和贸易史的勾勒,讨论了虎的药用、食用历史,勾勒出了虎产品贸易的发展过程。第9章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打虎活动的讨论,指出打虎活动从史前到1970年代一直存在,明清时期是第一个打虎高潮时期,将虎的分布从平原和低山区推向中山和高山区,但并未对种群的数量造成毁灭性打击,真正起到灭绝性影响的是建国后50-70年代的除害兽运动。第四部分是结论部分,第10章内容。本文的突破性结论体现在几个方面,即填补新疆虎和虎产品利用和贸易史研究空白、丰富和补充动物学对于虎的栖息地选择、生活习性的认识、提出中国打虎活动的概念。最后,本研究阐明了历史环境变迁中人文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为特有动物种群变迁研究、濒危动物保护提供历史借鉴。
郭震旦[6]（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刘瑞俊[7]（2010）在《内蒙古草原地带游牧生计方式起源探索》文中研究指明游牧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是工业文明以前的人类两大主要文化,都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针对不同的生态环境适应性地创造的人类文化。游牧文化是我国历史上北方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游牧生计方式是游牧文化形成的基础,对游牧生计出现的时间的探索可以为游牧文化的起源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线索。本文主要借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利用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民族学资料,借鉴西方社会人类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从文化多元化的观点出发,以新视角对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再阅读,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对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游牧生计方式的起源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对一些概念如“北方草原地带”、“长城沿线地带”、“畜牧”、“游牧”等加以限定,强调了这些概念在本文中的含义和所指涉范围；概括介绍了中外学者在游牧文化起源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接着主要从内蒙古的生态环境与游牧生计的关系、动植物的驯化与原始农牧业的发展、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资料等方面论述内蒙古草原地带游牧生计方式的形成时间。作者主要观点如下：（1）主张文化生态适应说。生态环境对生计方式的选择起着很重要的限制作用,游牧生计方式和草原生态的资源特性直接相关的,是生存于草原地区的人们在特定的草原生态环境下所创造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适应方式。强调长城沿线地带与北方草原地带是两个不同的生态文化区,以长城沿线地带的气候环境的变化所分析得出的结论只是反映了长城沿线地带的经济生活的变化,并不能等同于草原地带的游牧生计的发生时间。（2）研究游牧生计方式的起源时主张以牛、羊等草食性动物的驯化成功作为畜牧或游牧业出现的前提条件。马在游牧社会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骑马术的出现及其在交通联络、信息沟通和社会管理控制上的运用,提高了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社会间的联系的效率与特征,促进了游牧社会、游牧文化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也体现在骑射技术在军事上的发挥应用使游牧民族得以凭借其卓越的骑射技术驰骋于世界历史舞台上,对整个世界文明发生影响；其重要性不是体现在日常的游牧生产生活活动中。马的驯化成功或者骑乘术的出现,并不是探讨早期游牧生计方式形成的必要条件。（3）在对考古学资料的运用上,强调对草原边缘地区的考古学资料所显示的与畜牧经济、游牧生计有关的迹象以及资料中呈现的草原地带与长城沿线地带的互动的现象去推论草原地带的早期游牧生计方式的形成,而不是把长城沿线地带（农牧交错地带）的考古学材料作为直接证据。（4）有关我国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文化起源的比较流行的观点是“青铜时代起源说”和“农业分离说”。笔者认为这种现状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一、缺乏有关早期游牧人群的文献记录资料；二、游牧生活方式下早期游牧人群的遗存难以形成和留存下来,而在形制及装饰图案方面表现游牧文化或者说草原文化的风格的金属器物能够遗留下来；三、主要依据长城沿线地带的的考古学资料；四、对游牧文化特征的认识；五、认为游牧经济是“依赖性”的或“非自足”的。（5）本文主要创新性结论是：作为游牧生计的生态基础的草原景观在晚更新世以来就已经存在,牛、羊等能够为游牧人群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草食性动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驯化成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具备了游牧生计发生的必要条件。根据草原边缘地区长城沿线地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资料的分析,特别是对新石器时代晚期长城沿线地带出现的石城址所显示的草原地带与长城沿线地带的人群互动的迹象的分析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已经存在着以游牧生计为主要经济形态的人群,草原地带的游牧生计方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形成。
温玉清[8]（2006）在《二十世纪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念与方法 ——中国建筑史学史初探（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和综述,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发展变迁的整体系统,探寻中国建筑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深厚学术内涵的学科体系其内在基本规律,反思其成败得失,力求对未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参照。作为学术史研究,本文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发展之时代顺序为叙述理路,结合大量第一手档案史料之整理,基本厘清、还原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各相关学术机构、研究者及其研究情况的历史面貌,并将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范志军[9]（2006）在《汉代丧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丧礼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汉代的丧礼为研究对象，概述了汉代以前丧礼的沿革情况及汉代丧礼的建构过程，评述了汉代的厚葬风俗及时人反对厚葬的观点，分析了影响汉代丧礼发展的诸种因素，并对汉代丧礼中的以礼入法现象进行了剖析。在丧服制度方面，叙述了汉代丧服服饰和丧服服叙的发展变化，考察了汉代丧礼的用杖情况，并对戴德的丧服变除观和石渠阁会议中所反映的丧服观点作了系统论述。在两汉丧期与葬期问题上，探讨了三年丧的渊源，辨析了三年丧的诸种说法，考察了汉代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服丧期限，并对汉文帝短丧问题以及汉人的葬期和葬日问题作了详细探究。在居丧礼制方面，概述了汉代居丧制度的发展概况，并从饮食、居处、容体、哭泣、言语、衣服等六个方面对汉人的居丧礼仪进行了考察。另外，还对服役者或戍边吏卒的居丧概况以及对大臣的夺情起复现象进行了分析。因为丧礼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家族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所以，为了从更深层次上揭示汉代丧礼所反映的社会本质，本文还专门探讨了弟子为师服、故吏为旧君服、为人后者为所后者及本亲服，以及为母服丧的诸种情况。在丧礼仪节上，按照丧礼的演进顺序，勾勒出了汉代丧礼仪节的整体轮廓，并对汉代的赙赗之礼、制谥读诔之礼、吊丧之礼、奔丧之礼、挽歌送葬和鼓吹助丧以及东汉的大丧仪等进行了专门论述。最后，以汉代马王堆汉墓为例，分析了该墓所反映出的丧葬礼制的两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李科友[10]（1986）在《江西考古调查发掘大事记》文中研究指明 一九五六年 10—11月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配合基本建设发掘了清江营盘里遗址,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出土较完整的遗物1,000余件,灰坑4个,窑址3座,灶坑1处。石器有斧、锛、铲、刀、凿、（石族）、棒、锥、戈、环、石范、网坠、砺石等。陶器有纺轮、网坠、鼎、鬲、簋、钵、豆、碗、盂、盘、罐、器盖、陶鸡和垫子等。铜器有斧、矛、铲、剑、勺等。这是我省第一次发掘大面积的遗址。定为商周遗址。也有认为其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 11月 高安县灰埠镇发现丁家渠遗址和杨村遗址。均开探沟试掘。陶器能辨认器形的有壶、罐、钵、豆。多为平底。纹饰有条纹、回纹、窗格纹、方格纹加圆圈纹。定为商周遗址;也有认为丁家渠下层和杨村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丁家渠上层为商周文化遗存。
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十五卷(一九七七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十五卷(一九七七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海外华人捐赠中华文物回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海外华人研究梳理 |
| 1.2.2 海外中华文物现状研究梳理 |
| 1.3 概念限定 |
| 1.3.1 华侨、华人、华裔和海外华人 |
| 1.3.2 文物的定义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理论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之处 |
| 1.4.4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海外中华文物的分布及回归途径 |
| 2.1 海外中华文物的分布 |
| 2.1.1 美国 |
| 2.1.2 英国 |
| 2.1.3 法国 |
| 2.1.4 日本 |
| 2.2 海外中华文物的回归途径 |
| 2.2.1 追索 |
| 2.2.2 市场收购 |
| 2.2.3 捐赠 |
| 2.3 本章小结 |
| 2.4 本章附图 |
| 第3章 新中国以来海外华人文物捐赠概述（1949年~2015年） |
| 3.1 兴起与停滞（1949~1976年） |
| 3.1.1 建国后十七年 |
| 3.1.2“文革”十年 |
| 3.2 复苏与发展（1976~2000年） |
| 3.2.1“拨乱反正”时期（1978~1982年） |
| 3.2.2 全面现代化建设时期（1983~2000年） |
| 3.3 繁荣与挑战（2000~2015年） |
| 3.3.1 新世纪 |
| 3.3.2 未来挑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海外华人文物捐赠典型范例 |
| 4.1 海外文物捐赠方 |
| 4.1.1 个人捐赠 |
| 4.1.2 团体捐赠 |
| 4.2 捐赠回归受赠方 |
| 4.2.1 国家级博物馆 |
| 4.2.2 省市级博物馆 |
| 4.2.3 高校博物馆 |
| 4.2.4 民间博物馆 |
| 4.3 本章小结 |
| 4.4 本章附图 |
| 第5章 海外华人促进文物捐赠回归的文化意义 |
| 5.1 海外华人捐赠文物回归的原因 |
| 5.1.1 中华文化的传承 |
| 5.1.2 中华文化的需求 |
| 5.1.3 中华文化的认同 |
| 5.2 海外华人文物回归捐赠的意义 |
| 5.2.1 从海外华人角度 |
| 5.2.2 从文物角度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
| 附录二：关于印发华侨大学接受捐赠管理办法的通知 |
| 附录三：文物、博物馆单位接受国外及港澳台同胞捐赠管理暂行规定 |
| 附录四：海外捐赠新闻报章整理 |
| 附录五：杜祖贻捐赠华侨大学文物简表 |
| 附录六：麦继强教授捐赠华侨大学文物一览 |
| 附录七：美籍华人招思虹与团队无偿捐赠回国文物简表 |
| 附录八：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藏品 |
| 附录九：麦继强先生手稿 |
| 致谢 |
（3）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索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定位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2.1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文化及文化变迁的研究 |
| 1.3.2 人类聚居与人居环境相关研究 |
| 1.3.3 关于三峡文化地理以及人居环境的相关研究综述 |
| 1.3.4 大河流域水利建设与文化变迁的经验与教训 |
| 1.4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章小结 |
| 2 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文化地理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 |
| 2.1 人居环境语义下的文化与文化地理 |
| 2.1.1 文化的释义 |
| 2.1.2 文化地理的释义 |
| 2.1.3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2 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的文化地理变迁研究体系构建 |
| 2.2.1 文化地理在人居环境学科中的地位与作用 |
| 2.2.2 人居环境理论与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的文化地理研究对象 |
| 2.2.3 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的文化地理研究方法 |
| 2.2.4 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的文化地理变迁研究框架 |
| 2.3 三峡人居环境体系下文化的组成——类型学解析 |
| 2.3.1 不同分类方式的文化组成 |
| 2.3.2 物质文化：被人文化的人景观与底蕴深厚的人工产物 |
| 2.3.3 非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三峡地区文化的兴起与发展研究 |
| 3.1 三峡文化的缘起 |
| 3.1.1 长江三峡的形成：地理变迁，沧海桑田 |
| 3.1.2 三峡文化源起的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 |
| 3.1.3 三峡文化源起的早期人类活动 |
| 3.2 三峡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地理形成与发展过程 |
| 3.2.1 史前文化：考古学的发现——人类始祖 |
| 3.2.2 先秦文化：治水神话、“夔子国”、“诸巫”部落出现 |
| 3.2.3 秦汉文化：灭巴楚、置郡县、开道路、移民众 |
| 3.2.4 魏、晋、南北朝文化：战火不断、移民众多、物产丰富 |
| 3.2.5 隋唐宋文化：分区分级行政管理、移民带来人口增长、文化经济迅速发展 |
| 3.2.6 元明清代文化：战事火不断，“湖广填四川” |
| 3.2.7 近、现代文化：“陪都”使得文化主力通过三峡西迁 |
| 3.2.8 当代文化：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新城镇建设 |
| 3.3 人居环境空间语境下三峡文化历史发展的特点 |
| 3.3.1 三峡文化历史的悠久性 |
| 3.3.2 三峡文化积淀的多样性 |
| 3.3.3 文化空间扩展的复杂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三峡文化的地域扩展过程研究 |
| 4.1 地理环境对三峡文化形态的影响显着 |
| 4.1.1 三峡地区人地关系的特点 |
| 4.1.2 三峡地区文化受到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影响显着 |
| 4.1.3 文化与环境的适应状况 |
| 4.2 三峡文化地域扩展因子分析 |
| 4.2.1 交通方式的进步 |
| 4.2.2 通讯方式的改变 |
| 4.3 三峡地区主要文化形态的地域扩展过程分析 |
| 半山—> 山顶'>4.3.1 农耕文化：河谷—> 半山—> 山顶 |
| 交融 <—东'>4.3.2 巴楚文化：西—> 交融 <—东 |
| 村落—> 城镇'>4.3.3 巫鬼文化：山里—> 村落—> 城镇 |
| 陆（山路）—>空（立体现代交通）'>4.3.5 交通文化：水（水路）—>陆（山路）—>空（立体现代交通） |
| 自种养、屋里酿'>4.3.6 饮食文化：地里挖、山里采、水里捕—> 自种养、屋里酿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机制研究 |
| 5.1 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地理变迁的基本理论 |
| 5.1.1 文化变迁的概念理解 |
| 5.1.2 文化变迁的类型 |
| 5.1.3 三峡地区人居环境建设文化地理变迁的特殊性 |
| 5.2 影响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 |
| 5.2.1 外部因素：自然、社会、经济、科技 |
| 5.2.2 内部因素：人类认知、文化自身 |
| 5.3 三峡文化变迁的力学分析 |
| 5.3.1 动力：牵引力 |
| 5.3.2 阻力：约束力 |
| 5.4 文化的传承方式及载体的变迁 |
| 5.4.1 静态传承及其载体变迁 |
| 5.4.2 动态传承及其载体变迁 |
| 5.4.3 文化传承方式的发展趋势 |
| 5.5 各种因素与力相互作用下的变迁机制 |
| 5.5.1 时间、空间多维审视：三峡地区文化地理的时空间衰减机制 |
| 5.5.2 三峡地区文化变迁的机制：普遍机制+地域机制 |
| 5.6 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地理变迁模式探讨 |
| 5.6.1 三峡古代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地理变迁模式 |
| 5.6.2 三峡当代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地理变迁模式 |
| 5.7 本章小结 |
| 6 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建设的规划对策研究 |
| 6.1 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愿景与实现思路 |
| 6.1.1 和谐文化——文化区划 |
| 6.1.2 可持续文化——文化生命周期 |
| 6.1.3 积极文化——文化价值 |
| 6.2 空间和谐：三峡地区的文化地理区划与协调 |
| 6.2.1 文化区的划分 |
| 6.2.2 三峡地区在中国文化区中的位置 |
| 6.2.3 三峡文化区内亚文化区的划分 |
| 6.2.4 文化区划与人居环境规划的协同 |
| 6.3 时间可持续：文化生命周期的认知与调控 |
| 6.3.1 生命周期理论的及其在人居环境领域应用的可能性 |
| 6.3.2 文化生命说 |
| 6.3.3 文化生命阶段的判别与调控 |
| 6.3.4 文化生命周期与人居环境规划生命周期的协同 |
| 6.4 保持先进性：文化价值的评估与提升 |
| 6.4.1 文化价值评估的作用 |
| 6.4.2 文化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 |
| 6.4.3 文化价值评估与人居环境规划的协同 |
| 6.5 本章小结 |
| 7 从物质空间规划到文化空间规划——三峡地区人居环境规划案例与实践 |
| 7.1 文化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与传统空间规划文化性的缺失 |
| 7.1.1 文化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 |
| 7.1.2 传统空间规划文化性的缺失 |
| 7.2 从物质空间规划到文化空间规划的方法探讨 |
| 7.2.1 建立文化地理数据库，形成三峡地区文化地理图谱 |
| 7.2.2 开展文化空间规划，提升物质环境的文化功能 |
| 7.2.3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们文化需求 |
| 7.3 三峡地区人居环境规划的实践与案例 |
| 7.3.1 注重空间和谐与城乡统筹的城市（镇\乡）总体规划案例与实践 |
| 7.3.2 重在保护与发展的三峡历史文化古镇人居环境规划实践 |
| 7.3.3 基于文化体验的三峡地区现代居住形态规划设计实践 |
| 7.3.4 突出文化符号的建筑形态设计实践 |
| 7.4 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
| 7.4.1 三峡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
| 7.4.2 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
| 7.4.3 地域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文化”是人居环境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 8.1.2 三峡地区文化地理变迁史反映地区的人居环境变迁 |
| 8.1.3 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地理变迁机制是一种混合机制 |
| 8.1.4 提出实现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目标及其实现对策 |
| 8.2 创新点、难点与主要贡献 |
| 8.2.1 创新点：梳理过程、揭示机制；归纳模式；提出路径 |
| 8.2.2 难点：数据之难，方法之难 |
| 8.2.3 主要贡献：厘清关系、发现规律；梳理过程、提出对策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不足之处：综述不全、方法不新、数据不够 |
| 8.3.2 后续研究展望：构建文化图谱，跟踪文化变迁，研究品质提升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录 |
| C. 地方文化资料收集（节选） |
（4）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概述 |
| 第二节 八十年来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材料、方法、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 |
| 第一节 斯文·赫定前四次中亚考察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之缘由 |
| 第三节 斯文·赫定与翁文灏签订的协议 |
| 第四节 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谈判 |
| 第五节 中、瑞合作成功的原因、意义 |
| 第二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田野考古工作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内蒙古的考古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的考古 |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蒙、甘、宁的考古 |
| 第四节 绥新公路察勘队的考古 |
| 第三章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保存与流散 |
| 第一节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 |
| 第二节 考古搜集品的保存与借出 |
| 第三节 国内的考古搜集品 |
| 第四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一) |
| 第一节 中、瑞考古研究论着 |
| 第二节 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刊布 |
| 第三节 高本汉、伯希和与居延汉简 |
| 第四节 黄文弼西域文献的整理与刊布 |
| 第五节 袁复礼所获回鹘文《玄奘传》的刊布与研究 |
| 第六节 瑞典所获西域文献的刊布与研究 |
| 第五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二) |
| 第一节 内蒙古史前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蒙新地区纺织品研究 |
| 第三节 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 |
| 第六章 贝格曼与黄文弼的考古研究 |
| 第一节 贝格曼与中国西北考古 |
| 第二节 黄文弼的西北考古研究 |
| 第三节 贝格曼与黄文弼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比较 |
| 第七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 |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渊源 |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考古实践 |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的影响 |
| 结论 |
| 附录一：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论着目录 |
| 附录二：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关于选题的解说 |
| 第二节 研究简史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本文拟解决的问题 |
| 第四节 工作方法和资料讨论 |
| 第五节 本文结构及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
| 第二章 历史上新疆虎(Panthera tigris lecoqi)的调查确认、历史变迁及其人文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新疆虎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新疆是否有虎? |
| 第三节 新疆虎的历史变迁 |
| 第四节 影响新疆虎变迁的因素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陕南移民开发状态下的人虎冲突 |
| 第一节 移民开发地域的渐次扩展与虎生活领域的逐渐缩小 |
| 第二节 人虎冲突的加剧和打虎活动的展开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历史时期福建地区的虎与人虎关系 |
| 第一节 史前时期虎遗存分布及其折射出的虎生境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虎的地理分布大势 |
| 第三节 元代以前福建地区开发进程与人虎关系的演变 |
| 第四节 明清时期:虎患的全方位考察与开发高潮的到来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历史时期江西地区的虎与人虎关系 |
| 第一节 历史时期江西虎的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江西的人虎冲突——虎患与打虎 |
| 第三节 历史时期江西地区的人虎接触、虎利用与虎文化 |
| 第四节 虎与明清时期江西生态环境变迁探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历史时期湖南地区的虎与人虎关系 |
| 第一节 历史时期湖南地区虎的地理分布大势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湖南地区虎的时代变迁大势 |
| 第三节 历史时期湖南地区的人虎关系——虎患与打虎 |
| 第四节 历史时期湖南地区的人虎关系——接触、利用与文化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东北地区虎的历史变迁及人虎关系 |
| 第一节 东北虎的历史分布变迁 |
| 第二节 东北虎之劫—东北的近代移民与开发 |
| 第三节 从山林之君到医药之宝—人类对东北虎的认识和利用 |
| 第四节 东北虎种群延续原因之探讨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历史上虎资源的利用和贸易史 |
| 第一节 药用 |
| 第二节 食用 |
| 第三节 历史上的虎产品贸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中国历史上的打虎活动 |
| 第一节 明代以前:打虎与英雄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以官府捕虎为主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分散打虎 |
| 第四节 建国以来:除害兽运动与盗猎活动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 |
| 第一节 全文结论 |
| 第二节 价值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境内出土的虎化石及虎骨 |
| 附录2 新疆虎大事记 |
| 附录3 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 |
| 附录4 关于《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补充通知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内蒙古草原地带游牧生计方式起源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本文相关概念的限定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回顾 |
| 一、西方学者对游牧文化的研究概况 |
| 二、我国北方地区游牧起源问题的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方法与论文章节内容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章节内容 |
| 第一章 对游牧生计方式的理解 |
| 第一节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民族游牧方式的探讨 |
| 一、游牧生活的移动性——逐水草而居 |
| 二、游牧活动的地域性——各有分地 |
| 三、游牧活动的季节性或周期性——顺寒暑,以时迁徙 |
| 第二节 游牧生活的多样性 |
| 一、游牧民族经济生活的多样性 |
| 二、游牧生产中牲畜种类及构成的多样性 |
| 三、游牧生产活动的多样性 |
| 第三节 关于游牧经济的"依赖性"或"非自足性" |
| 第四节 马在游牧社会中的作用 |
| 第二章 内蒙古草原地区生态环境与游牧生计 |
| 第一节 内蒙古地区的生态环境特点 |
| 一、自然地理环境概况 |
| 二、草原地区概况 |
| 第二节 环境考古所反映的内蒙古地区古代生态环境的变迁 |
| 第三节 草原生态环境与游牧生计 |
| 第三章 动植物驯化与原始农牧业起源问题 |
| 第一节 植物的驯化栽培与原始农业的出现 |
| 一、农作物的栽培驯化时间 |
| 二、原始农业的兴起及其发展 |
| 三、有关农业起源问题的探讨 |
| 第二节 家畜的驯化史 |
| 一、家养动物的驯化时间 |
| 二、家养动物的起源问题 |
| 三、有关动物驯化的生物学条件 |
| 第三节 动植物的驯化与畜牧、游牧生计 |
| 一、动物驯化的社会条件 |
| 二、早期家畜饲养的发展 |
| 三、家畜饲养与游牧业 |
| 第四章 从考古学资料探讨草原地区早期游牧生计 |
| 第一节 游牧文化研究中考古学资料的应用问题 |
| 一、考古学资料信息本身的有限性 |
| 二、游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特点 |
| 三、草原地带古代文化遗存的属性判断问题 |
| 四、考古学文化遗存与古代民族的对应关系问题 |
| 第二节 长城沿线及其以北地区旧石器、细石器遗存 |
| 一、旧石器时代遗存 |
| 二、细石器遗存 |
| 第三节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
| 一、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 |
| 二、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 |
| 三、考古学遗存所揭示的内涵 |
| 第四节 内蒙古地区的早期城址 |
| 一、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石城址 |
| 二、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石城址 |
| 三、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石城址的分析 |
| 结语 |
| 一、内蒙古草原地区游牧生计方式出现的时间 |
| 二、对"青铜时代起源说"以及"农业分离说"的简单辨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二十世纪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念与方法 ——中国建筑史学史初探（上）（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建筑史学史？” |
| 二、中国建筑史学核心价值的阐释 |
| 三、中国建筑史学史的历史分期 |
| 四、已有相关研究回顾 |
| 五、主要研究内容、范围及方法概略 |
| 六、创新之处及未尽事宜 |
| 上篇 |
| 第一章 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先导 |
| 一、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溯源 |
| 二、20 世纪初叶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先导概略 |
| 1 、先导之一：东方学（Orientalism）与欧洲对中国建筑的研究 |
| 2、先导之二：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 |
| 3、先导之三：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勃兴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滥觞 |
| 一、文献传统：《营造法式》的发现和校勘 |
| 二、匠作传统：中国古代工程籍本的搜集整理 |
| 三、清代“样式雷”图档的整理研究 |
| 四、中国古代建筑调查与测绘 |
| 五、困境与坚守 |
| 六、式微 |
| 1、《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及《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 |
| 2、梁思成着《中国建筑史》及《图像中国建筑史》 |
| 七、本章小结：中国营造学社学术贡献概述 |
| 第三章 1950 年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综述：以研究机构及其学术活动为中心 |
| 一、1950 年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概略 |
| 1、建筑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情况 |
| 2、高等院校中国古建筑测绘及其研究情况 |
| 3、文物保护及考古研究机构的研究情况 |
| 二、“中国建筑研究室”：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机构之肇端 |
| 三、清华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合办“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 |
| 四、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分水岭：“1958 年全国建筑理论及历史学术讨论会” |
| 五、本章小结 |
| 下篇 |
| 第四章 1960 年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综述——以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中心 |
| 一、核心机构：建研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1958～1964） |
| 1、创办背景 |
| 2、研究情况述略 |
| 3、《建筑理论及历史科学研究中进行调查考察工作的体会》简述 |
| 4、曲终人散 |
| 5、恢复及延续 |
| 二、“建筑三史”：中国建筑史学史的历史坐标 |
| 1、“建筑三史” |
| 2、《中国古代建筑史》之最初稿本 |
| 3、《中国建筑简史》编写过程概略 |
| 4、“建筑三史”之意义 |
| 三、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始末 |
| 1、《中国古代建筑史》之第五稿 |
| 2、《中国古代建筑史》之第六稿 |
| 3、《中国古代建筑史》之第七稿 |
| 4、《中国古代建筑史》之第八稿 |
| 5、《中国古代建筑史》之最终付梓 |
| 6、1964 年8 月15 日《中国古代建筑史纲要》鉴定会议记录 |
| 四、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其他重要学术成果撷要（1959～1966） |
| 1、梁思成主持《营造法式》研究及《营造法式注释》（卷上） |
| 2、刘敦桢主持苏州古典园林研究 |
| 3、陈明达、莫宗江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着述举要（1959～1966） |
| 4、天津大学建筑系清代皇家园林测绘及研究 |
| 5、《文物》创刊初期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论文简析 |
| 6、清华大学建筑系主编《建筑史论文集》（1964）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述评——以1980 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中心 |
| 一、1980 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复兴与转型 |
| 二、当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学术组织概要 |
| 三、文化遗产概念引入与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拓展 |
| 四、1980 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重要学术成果述略 |
| 1、《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 |
| 2、《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及《营造法式》研究的深入 |
| 3、《华夏意匠》 |
| 4、东方建筑研究与中国传统民居研究 |
| 5、《中国建筑艺术史》 |
| 6、五卷集《中国古代建筑史》 |
| 7、当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学术期刊概况 |
| 五、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及着述分类概览 |
| 1、中国古代建筑通史研究及着述 |
| 2、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 |
| 3、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及修缮技术研究 |
| 4、中国传统建筑理论及建筑文化研究 |
| 5、中国古代建筑专题研究及着述 |
| （1） 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研究 |
| （2） 中国古代宗教建筑研究 |
| （3） 中国古代礼制及祠祀建筑研究 |
| （4） 中国古塔研究 |
| （5） 中国古代石窟寺研究 |
| （6） 中国古代陵寝研究 |
| （7） 中国传统民居研究 |
| （8） 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 |
| （9） 中国古代桥梁研究 |
| （10）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研究 |
| 六、1980 年代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研究概述 |
| 七、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史略——从1935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谈起 |
| 一、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与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时期（1935～1948） |
| 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时期（1949～1955） |
| 三、古代建筑修整所与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时期（1956～1965） |
| 四、“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全面停滞（1966～1973） |
| 五、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时期（1974～1990） |
| 六、中国文物研究所时期（1990～至今） |
| 七、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本文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后记 |
| 附录部分 |
| 附录一：《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总目录 |
| 附录二：中国营造学社编辑出版图书目录 |
| 附录三：《文物》创刊初期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论文简目（1951-1965) |
| 附录四：建研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所出版的着作目录简录（1959-2002) |
| 附录五：建研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室）所发表论文简表（1959-2002 |
| 附录六：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及建筑史学分会简表 |
| 附录七：中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大事纪略（1935-2005) |
| 附录八：中国文物研究所历年古建筑保护工程项目简表（1949-2005) |
| 附录九：《营造法式》研究文献（中文）（1919-2002) |
| 附录十：近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国建筑史学研究项目统计简表（2000-2006) |
| 附录十一：刘敦桢对《中国建筑简史》第一册的若干意见 |
| 附录十二：1961 年建筑史编写工作情况报告 |
| 附录十三：1961 年5 月10 日《中国建筑简史》编写会议记录 |
| 附录十四：1961 年5 月12 日《中国古代建筑史》（苏联稿和教材稿）讨论会议纪要 |
| 附录十五：1961 年5 月13 日《建筑历史讨论简报 |
| 附录十六：1961 年5 月19 日《编史结束座谈会发言记录》（摘要) |
| 附录十七：1961 年5 月12 日《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写情况简报》（第一号） |
| 附录十八：1961 年5 月14 日《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写情况简报》（第二号） |
| 附录十九：1961 年5 月16 日《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写情况简报》（第三号） |
| 附录二十：1961 年5 月18 日《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写情况简报》（第四号） |
| 附录二十一：1961 年5 月23 日《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写情况简报》（第五号） |
| 附录二十二：1961 年6 月15 日《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写情况简报》（第六号） |
| 附录二十三：刘敦桢先生在修订《中国古代建筑史纲要》期间信函（共三十九封） |
| 附录二十四：《卢绳先生学术传略》 |
（9）汉代丧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郑重声明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丧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本文研讨的范围 |
| 第二节 前人对汉代丧葬礼制的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研究汉代丧礼的意义和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主要内容及创新处 |
| 第二章 汉代丧礼的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汉以前丧礼的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汉代丧葬概况 |
| 第三节 汉代的厚葬风俗及时人反对厚葬的观点 |
| 第四节 汉代丧礼的制定及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五节 影响汉代丧礼的诸种因素 |
| 第六节 汉代丧礼的以礼入法现象 |
| 第三章 汉代的丧服制度 |
| 第一节 丧服制度的形成和丧服体系 |
| 第二节 汉代的丧服服饰 |
| 第三节 汉代丧服服叙的发展概况 |
| 第四节 汉代丧礼的用杖情况 |
| 第五节 戴德的丧服变除观 |
| 第六节 石渠阁会议中所反映的丧服观点 |
| 第四章 汉代的几种服丧情况 |
| 第一节 汉代弟子为师服议 |
| 第二节 汉代故吏为旧君服议 |
| 第三节 汉代为人后者服议 |
| 第四节 汉代为母服议 |
| 第五章 汉代的丧期和葬期 |
| 第一节 三年丧丧期问题的探讨 |
| 第二节 汉代社会各阶层人员服丧期限的考察 |
| 第三节 关于汉文短丧问题的探讨 |
| 第四节 汉代的葬期和葬日 |
| 第六章 汉代的居丧制度 |
| 第一节 汉代居丧制度的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汉代的居丧礼仪 |
| 第三节 汉代的夺情起复现象 |
| 第四节 关于戍边吏卒及服摇役者的丧礼 |
| 第七章 汉代丧礼的仪节(上) |
| 第一节 养疾之礼 |
| 第二节 招魂、沐浴、饭含之礼 |
| 第三节 贴身的包装—袭礼 |
| 第四节 隆重的包裹—小敛、大敛之礼 |
| 第五节 神魂的象征—从为“铭”到作“主” |
| 第六节 关于哭踊的礼仪 |
| 第七节 不归的旅途—从启殡到下葬 |
| 第八章 汉代丧礼的仪节(下) |
| 第一节 东汉的大丧仪 |
| 第二节 赙赗之礼 |
| 第三节 制谥读诔之礼 |
| 第四节 汉代的吊丧之礼 |
| 第五节 汉代的奔丧之礼 |
| 第六节 挽歌送葬与鼓吹助丧 |
| 第九章 汉代丧礼个案考察—对马王堆汉墓两个相关问题的探讨 |
| 第一节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穿裹衣衾探析 |
| 第二节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丧服图再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江西考古调查发掘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九五六年 |
| 一九五八年 |
| 一九五九年 |
| 一九六○年 |
| 一九六一年 |
| 一九六二年 |
| 一九六三年 |
| 一九六四年 |
| 一九六五年 |
| 一九六六年 |
| 一九七○年 |
| 一九七一年 |
| 一九七二年 |
| 一九七三年 |
| 一九七四年 |
| 一九七五年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四、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十五卷(一九七七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2]海外华人捐赠中华文物回归研究[D]. 文雯. 华侨大学, 2016(02)
- [3]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研究[D]. 魏晓芳. 重庆大学, 2013(02)
- [4]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D]. 王新春. 兰州大学, 2012(10)
- [5]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D]. 曹志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10(07)
- [6]“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7]内蒙古草原地带游牧生计方式起源探索[D]. 刘瑞俊.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1)
- [8]二十世纪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念与方法 ——中国建筑史学史初探（上）[D]. 温玉清. 天津大学, 2006(06)
- [9]汉代丧礼研究[D]. 范志军. 郑州大学, 2006(12)
- [10]江西考古调查发掘大事记[J]. 李科友. 江西历史文物, 1986(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