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部提出今年就业目标——把城镇失业率控制在百分之三点五左右（论文文献综述）
华清君[1]（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吴文俊[2]（2017）在《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文中提出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全面转轨的历史时期,城市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失业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则是失业人口最为庞大,失业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1949-1957年,上海失业人员累计登记人数达67万之多,失业人员主要由失业职工、失业知识分子、旧政权遗留之公教人员、城市贫民、求职的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等群体构成。上海失业问题呈现出失业类型复杂化、失业人员区域、行业分布不均衡以及成份构成多元性等特征。新生上海的失业问题,是由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交织所致。解放前,战争频仍的侵扰和长期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国内反动统治的残酷盘剥,使旧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交通梗阻、生产萎缩、财经短绌、百业凋敝,大批职工和公教人员流离失业。1949年5月解放时,旧上海遗留的失业人口竟有42万之多。解放后,因“封锁和轰炸”以及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改组,上海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失业人员。新旧失业叠加在一起,形成了1950年、1952年上海两次迅猛的失业洪峰。上海危急的失业问题,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给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诸多弊害;同时也因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对新中国的政权稳固业已产生了剧烈冲击。因此,全面解决上海失业问题,既是保证接管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期间城市社会稳定之内在需求,亦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能力的一场考验,更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否具有制度优越性的强力回应。面对严峻的失业压力和处境维艰的失业民众,上海党政不畏艰难,毅然承担起解决失业问题的历史使命,带领上海人民展开了一场失业治理“攻坚战”。首先,失业治理的模式与保障方面。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其解决设想,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苏联“消灭失业”的具体模式和其他城市（沈阳和北京）治理失业的可鉴经验,为上海失业治理指引了实践路径;各方力量联动,通过设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和上海市劳动就业委会,计划并指导一切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事宜,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依据中央政策方针,上海制定并颁行了正确的失业登记、失业救济、就业安置等政策法令,为失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各界捐助、劳资征缴和政府拨给三种途径筹集失业救济基金,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采用失业登记统计和入户访问、当面询问、侧面证实等调查形式掌握和研究失业人员的具体状况,为失业治理提供了信息保障。其次,失业治理的历程与措施方面。上海党政通过“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严控私营企业任意解雇职工、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等“堵源”举措,防止新失业人员的产生;通过发放救济粮款、举办工赈工程、组织生产自救、动员回乡生产、实施转业训练、开展职业介绍等“疏导”举措,既救济了失业人员的生活亦为他们创造了获得就业的条件;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治本”举措,创造了就业岗位,畅通了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出路。此外,针对烈军工属、少数民族等特殊失业群体,上海党政在施行一般失业治理措施的基础上,还结合其自身特点运用了特殊治理举措。总之,在党政主导和社会力量协作下,通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至1957年上海基本消除了严重的失业压力,取得了显着的治理成效。具体言之,保障了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稳定了上海社会秩序;密切了上海党群关系;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开创了“劳动最光荣”的文化新风尚。然而,在肯定其成效和有效经验的同时,失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及教训仍值得深思。
张吉[3]（2016）在《基于失业治理视角的城市贫困缓解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问题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彻底摆脱和解决的现实性问题。2014年联合国把国际消除贫困日主题设定为“不丢下一个人：共同思考,共同决定,共同行动,对抗极端贫困行为”。从去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城市就业是贫困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失业是产生并且加剧城市贫困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个人失业造成经济来源减少,家庭无法担负必要生活支出而陷入贫困的事例屡见不鲜。还有更为极端情况,当失业人员因生活所迫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不仅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还会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这些情况都凸显了城市失业治理的重要性。加强城市失业治理研究,明晰缓解城市贫困对策,对于治理贫困显然具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失业与城市贫困的内在联系,研究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从失业治理角度提出缓解城市贫困的相关对策建议,通过增加就业来减少城市贫困人口数量,让城市生活更加和谐、平等,社会生活更为健康、有序。本论文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多渠道广泛搜集资料,借鉴、吸收了国内外关于城市贫困和失业问题的研究成果,对朝阳地区部分居民采取了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的方式,分析了当前失业人员与城市贫困的因果关系及其深层次影响。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研究失业与城市贫困的有关背景,阐述国内外失业与城市贫困的相关文献,了解失业与城市贫困的整体研究历程；第二部分是对城市贫困与失业基本概念及理论的梳理；第三部分是阐述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问题和原因,及与失业的内在关系,同时以辽宁省朝阳市为例进行了城市失业人口的状况调查；第四部分是借鉴国外增加就业、缓解城市贫困的经验,同时对我国相关政策和内容进行总结；第五部分是在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出促进我国就业、缓解城市贫困的策略建议；第六部分总结了文章的主要观点,并分析其存在的不足。
郑鹏[4]（2014）在《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文中研究指明转型与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根本议题。本研究旨在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及其独特性进行探究和阐释,试图给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竞争性解释版本。现代性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对其所辖的人口满足与解放的承诺。在历史上,马尔萨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就现代性的前景与可欲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大自然宴席的席位”极其有限,现代性只能扩展到有限的人群,没有席位的多余人必须离开。后者认为,只要解除资本主义对物质技术现代性的桎梏以及对解放现代性的异化,现代性能够为所有人带来美好的承诺,即社会主义接管的现代性能够“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不过,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同样指出过,“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那么是否能够对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做出归纳?沿寻这一个问题,本研究的视角聚焦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时代,这是一个用理想建构现实的时代,然而现实却并不乐观。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竭尽全力弥合社会主义的“短缺”与给予其人民生命确定性之间的紧张。在改善意愿的逻辑之下,社会主义国家设计—实施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工程,如福柯所言,在这些社会工程的施工中,国家必须构建出相应的人口治理术。既然“国家只是一个多重治理术体制所带来的可变结果”,既然“历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到各种治理术的类型之上才能运转”,那么,“为了追求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构建并实施了怎样的人口治理术呢?”。这就是本研究所展开探讨的问题。本研究在性质上属于理论性探讨,在文本呈现上是批判的、解释性的,本文采取了国家对人口筹划的事件——过程为研究切入点。首先,本文在总体上提出了一个“国家—现代性—人口治理术”的研究框架,以此对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所实施的各种社会工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剩余人口的管理工程做出阐释。根据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与逻辑,“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点：（1）价值—乌托邦性,即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动力与归宿：普遍拯救的承诺；（2）控制—工程性,即为物质技术现代性与解放现代性而开启的经济现代化赶超与人口改造；（3）等级化—分类—排除性,即下放经济剩余人口和秩序剩余人口,既以“下放”本身证明“拯救”的事实性,又迫使失序的社会恢复到社会主义现代性所承诺的状态。最终,以拯救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追求现代性的过程制造出了：“‘组织起来’/‘人口单位化—‘包下来’—‘等级化/分类/排除’—‘改造’”的人口治理环路。为了对本研究提出的解释框架做出应用或再解释,在本文的接下来的第四、五章进行了相对独立的案例研究,研究对象选取了毛时代的重大事件,分别是“大跃进”（1958）及“大精简”（1962-196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50—1980）。事件清晰地展示了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现代性层次的转换,所采取的整体性方案、程式、技术。“大跃进”是毛时代时里的一场时空压缩的赶超型经济现代化试验。它试图在资本极度短缺的条件下,以共产党娴熟的群众运动方式将无限供给的过剩劳动力转换为资本,以此完成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赶超。大跃进”引爆的“大危机”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最密集的时空里制造出大规模的经济过剩人口。庞大的经济剩余人口相对于冷却的现代化显得极为多余,而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包下来”的现代性承诺而言则是无法承受的人口包袱。因此,紧急性地、大规模地清理—排除城市经济剩余人口成为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事先制造的农村剩余人口堆积地为转嫁城市危机提供了运作空间。如果说大跃进引发的大精简是一项危机治理,那么知青下放运动则说明了毛时代里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治理手段的常态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持续长达1/4个世纪,改变了近2000万青年人命运,是一项堪称设计周密、动员完备,共和国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社会工程。知青下放运动的工程性质与目的是多重的、并且处于变化之中。在运动之初,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受教育的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一直到1968年经济动机都处于首要地位,同时,它也是应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常规方式。但到1968年,它成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危机治理手段,之后,政治动机越发超越经济动机,导致知青下放转为一场青年人口的政治改造工程。此外,它还笼罩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缩小三大差的光环。总体而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对剩余人口——经济与秩序的双重剩余——管理与改造的工程。毛去世之后,现代性层次从解放现代性降入技术物质现代性,人口治理术也随之转型。新的人口治理术宗旨是：国家将“包下来”的生命政治框架中的人口再生产成本转给个人,将人口包袱交给市场管理。知青自发形成的返城运动冲击波是促成这场转型的关键性力量之一。知青运动的终结标志着毛时代乌托邦工程谢幕。最后,本文提出了反思现代性的愿景。马克思的“自由人”；市场经济下的“无印痕公民”；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下的“庸众”；福柯微观权力技术下的“驯顺的肉体”,这都是现代性理论家为寻求真实的自由而对现实的人的境遇的反思。本文提出,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的自由既需要面对现实,又需要为现实加入理想。如果国家真诚地为所有人创造自由,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转而与它作对。但是,多元开放、包容异见、允许不服从是将国家建设为人们获得自由的工具（而不是异化为压迫手段）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重拾批判与自我解放,与主流保持距离和张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主流之外的叙事,由此为社会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并且倡导一种自我的生存美学。
左华[5]（2014）在《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民生,即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民生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总基调。今天,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改善民生更是成为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把改善民生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有着深切的民生关怀。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同时又是亲临第一线的指挥者,刘少奇深知理论与实际的连接点与矛盾,对我国的民生建设作出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解读。他的民生理论与实践和毛泽东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实际历史进程。本文按照“群众关切——刘少奇的思考和决策——群众实践效应”的解释模式,综合运用比较、制度主义等分析方法,分作四个阶段全面考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变化及其独特品性。这四个阶段为：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萌动和创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长和跨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失误；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和挫折。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由受传统民本思想和近代民主思想的熏染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推翻旧统治的革命道路。他始终坚持,只有把争取和维护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革命才能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奠定政治前提。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如何在政权未稳、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满足民众对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成为新中国领导者面临的巨大考验。刘少奇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发展纲领。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刘少奇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发展纲领,并跨越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民生发展提供了新的场景。刘少奇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民生改善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原则和方法。但是,由于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与民众生活之间的紧张缺乏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实践逐渐偏离了民生发展的轨道。刘少奇努力纠正其中的错误,并进行了大量富有创新性的思考。为克服严重的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刘少奇主抓这项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改革举措。国民经济很快得以好转。随之,刘少奇和毛泽东对于民生改善的方法和路径分歧逐渐公开化,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之弦再次绷紧。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二者之间的纷争充分反映了我国民生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汲取刘少奇的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并实现了创新与超越,使民众的生活水平很快有了较大提高。刘少奇不同时期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揭示了改革开放前我国民生问题的内在矛盾和演绎逻辑,为新时期我国民生建设提供了许多重要借鉴和启示。
刘艺戈[6]（2014）在《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年金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在其实施发展过程中曾对保障我国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促进我国公共事业的发展及维护社会稳定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一方面由于我国国家财政财力有限,目前我国基础养老保险水平普遍不高,而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提升幅度较大,这一矛盾必然导致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无法适应人们退休后对较高生活质量的要求,亟需建立补充养老保险,提升人们老年生活质量；同时我国固有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双轨制”养老保障体系,也需要随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进行“并轨”改革,一来可显着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调动各单位积极性,二来充分体现社会养老的公平性,同时更为国家财政减轻了支付压力。因此,在我国实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实施“一体化”养老保险体系势在必行。而建立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无疑是打通“双轨制”保险体系的最有效方法和通道,它将在我国政府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建设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积累资金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等诸多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所谓职业年金,在我国就是特指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参与基本养老保险之外,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本文从职业年金的基础理论来源入手,在概括介绍了国内外关于职业年金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从我国内部经济、技术、政策层面和国际经验等方面论证了在我国实施职业年金和可行性和必要性。首先从政策方向性分析,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各行各业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在我国全面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也给劳动力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为机关事业单位建构职业年金制度提供了良好契机,同时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也成为解决各类民生问题的关键所在。自2008年至今,国家已陆续出台多项方案和决定来推进养老保险“一体化”改革。二是从经济基础方面分析,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稳定持续的经济效益给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提供了有利筹资条件,快速良好的经济发展给我国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从理论层面分析,有较丰富的成熟理论经验可以借鉴。四是从实践层面分析,我国企业年金的积极推进,为职业年金的推出累积了宝贵经验。五是从操作层而分析,机关事业单位是政府机构和特定的社会组织,其资产关系和隶属关系相对还是比较单一,政府对这些单位的操控能力也比较强。同时,我国的保险金管理体制也已较为完备。六是从国际环境分析,一些社会保障比较成熟的国家自实施了补充养老计划后,发展运营情况良好,国家养老保险支出在-定程度上得以控制,财政负担相应得以大幅减轻,从多个方面对其国家的经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职业年金的构建有着足够的国际趋势与氛围。2008年,我国下发了《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该通知经过了多年的探索与酝酿,浙江、上海、山西、广东以及重庆这几个省市正式成为了我国第一批试点地。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由于我国存在金融市场不完备、年金市场尚在培育期等状况,未出台专门的年金管理法案；同时我国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缺乏职业年金方案的设计、年金基金的投资成本及运营收益的预算等方面的人才。因此导致我国职业年金计划在资金来源、基金经办、投资运营、信息披露、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够明确和完善的地方。因缺乏较为具体的指导意见和模式,试点地区职业年金计划的推行效果并不理想。由于职业年金在我国属于一个较新的补充养老保险概念,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职业年金的适用对象、费用筹集、给付模式以及管理原则等概念。同时在职业年金采取的模式上,通过对“收益确定型”（DB模式）和“缴费确定性”（DC模式）的定量分析和比较分析,结合近些年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养老保险较为成熟的国家通用的职业年金计划惯例,提出适合我国构建职业年金计划的模式类型。为更加顺利、深入地推进我国职业年金制度的实施,本文对我国试点地区的职业年金推行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试点实施的行业年金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出我国职业年金前期试点时所存在的问题与困难。首先,长期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员的社保福利、薪资体制等实行着与企业职工不同的制度体系,阻隔了公务员系统与企业单位之间的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国家政府公务机构职位的“铁饭碗”制度实质上导致了公务员的终身雇佣制。在实行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双轨制”向“一体化”改革进程中,单纯地推进养老保险的改革是很难取得良好效果的。其次,影响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深入实施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年金运行机制的不确定性,其突出表现在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对接问题上。一是职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在替代率水平上的衔接问题；二是职业年金账户与基本养老保险账户的衔接问题；三是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参保和退休时间不同人群之间的衔接问题。再次,在政策支撑方面,我国在政策支撑方面未出台具有指导性和约束性的方案或法规,在税收方面也没有象其他职业年金推进良好的国家一样给予明确的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这直接影响我国职业年金的建立及后期推广成效。此外,年金基金运营的收益率一直不太理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试点行业的职业年金运营管理上看出来。传统的基金主要有几种用途,包括存入银行,购买国债以及通过保险公司进行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由于近几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十分迅速,基金的保值效果越来越差,价值升值更是无从谈起。最后,在基金监管方面,我国还存在着诸如监管法律环境不完善、监管机构的专业化水平不高、缺乏强有力的监管协同机制和信息不透明等不足,这些问题都是我国下一步全面深化养老保险“一体化”改革应重点解决的问题。本文提炼出国际较多采用的普遍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得到对我国的借鉴经验,针对性提出了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建构职业年金制度的对策与建议。内容包括充分发挥国家税收的杠杆作用,支持和引导职业年金的发展；职业年金实现增值保值需要强化各个环节的管理；加强我国相关法制建设,规范职业年金有序发展以及职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之间的衔接问题。尤其是针对于职业年金的关键性问题——年金基金的运营管理问题,本文用了大量篇幅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和建议。不仅分析了国际上职业年金管理模式的分类及其特点,并在总结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典型国家的职业年金管理模式基础上,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状况和职业年金管理现状,给出我国职业年金运营管理的具体建议：首先要建立合理的职业年金管理体系；其次要选择合适的年金运营模式；再次应拓宽投资渠道,降低投资风险；此外为了确保职业年金基金能够实现市场化运营,应当建立一套公平的市场机制,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基金置产收益与风险平衡管理等。在职业年金监管方面提出要健全职业年金监管机构,包括明确监管主体机构,定位政府监管角色；建立基于风险的监管模式；明确监管内容,加强专业化监管水平；建立健全职业年金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文章的最后给出了新老制度顺利平稳衔接过渡的设计方案。
陈静[7]（2014）在《体面劳动视角下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涌现出大批的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非正规就业劳动机制灵活、就业准入要求低,能够满足各种不同需求层次劳动者的就业需要,因此它越来越成为各种富余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个显着的变化——非正规就业群体成为城镇就业人口的主流。该群体既无特殊的劳动技能,也没有其它较多的可供利用的社会资本,他们只能凭靠出卖自己简单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属于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其劳动就业容易受歧视；劳动报酬得不到保障；劳动强度大,其人格尊严很难得到保障；劳动卫生安全条件较为恶劣,工作本身危险,容易发生较大的安全事故；居住条件特别差,生活条件难以保障,身心健康容易受到伤害；劳动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很少,其自身的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尤其是在部分民营私有企业中,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非常差,劳动安全事故常常发生,劳动者常常成为劳动安全事故的牺牲品；劳动时间的无限延长,使得该群体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遭到严重的损害；故意拖欠、恶意克扣劳动报酬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该群体劳动关系的博弈能力非常低,权利屡遭侵犯,尊严屡遭裹渎,严重处于被歧视、被剥夺和被边缘化的地位,威胁并影响到了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国际劳动组织为了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解决全球化条件下各社会领域及其劳动者劳动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体面劳动概念,并把它作为解决各种社会和劳动问题的战略目标。我国政府积极响应和支持,把实现全民体面劳动作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途径之一。而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现状与体面劳动的要求相差甚远,要想实现政府的全民体面劳动目标,必须以促进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体面就业,保障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合法劳动权益。社会和谐的基石是劳动关系的和谐,而劳动关系和谐的核心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受到充分的保障和体面劳动的实现,基于此,本研究以当代西方六大劳动关系理论的观点为主线,结合制度依附理论和社会平等理念共同形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体面劳动与劳动权益的内涵与特征进行界定,厘清了体面劳动与劳动权益之间的关系；在确定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本研究通过历史研究法对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劳动权益保障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目前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现状进行总结归纳,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一些置信度较高的历史宏观数据进行分析找出我国目前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再利用规范性分析方法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探索其根由；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对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影响因素和后效变量进行了探索,形成了八个相关假设,并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通过体面劳动理念和内涵对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衡量指标体系进行了理论筛选,再通过隶属度、相关性、项目分析、信度和效度等实证研究方法最终遴选出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调查量表；通过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对其提出的八个理论假设进行验证支持,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有效性；本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后发现：由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城镇非正规就业成为目前就业的主流,导致劳动市场秩序更加复杂和混乱,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我国劳动立法和相关劳动法规政策制度还不完善,劳动监察不到位,导致部分民营私有劳动就业组织利用法律漏洞来侵犯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权益；在部分民营私有企业中,根本没有成立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的不健全、不独立,导致工会组织不能真正代表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自身素质和劳动技能水平低,依法维权意识薄弱等问题。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了构建以政府、劳动就业组织、工会组织和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自身多方合作互补的劳动权益保障新模式,通过这多方相互能够制约的力量,构建一个相对有力的以及优势互补的多方监督协作体系。本研究在结构上共由八章构成,具体结构如下：1导论。本章主要对选题的背景、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研究思路、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结构安排和预期创新进行阐释和介绍。2非正规就业的理论基础及其相关研究。本章主要以当代西方劳动关系的六大理论观点为主线,结合制度依附理论和社会平等理念共同形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对非正规就业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述评,对非正规就业的内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本章还采用了社会分层理论把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分为利益受益和利益受损两个群体,从而锁定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利益受损的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3劳动权益与体面劳动研究。本章主要就国内外劳动权益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与讨论,在此基础上对劳动权益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再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劳动权益分为五个层次：生存权、安全保障权、社会认同权、尊重权和自我实现权,为后续的理论模型研究提供铺垫；本章还就国内外对体面劳动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提出了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体面劳动的内涵与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与讨论了劳动权益保护与体面劳动的实现之间的关系。4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的历史演变与存在的问题。本章主要采用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把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分四个历史阶段,对这四个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每个阶段都分别从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和职工发展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一些置信度较高的历史宏观数据进行分析找出我国目前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采用规范性分析方法探索其问题存在的根由。5体面劳动视角下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的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本章首先探讨了影响城镇非正规就业劳动权益保障的因素：劳动者个体属性、组织所有制属性、地域经济属性、工会组织和政府职能定位与运行效能,这些因素都对劳动权益保障有影响；其次探讨了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后效变量：劳动权益保障对劳动者工作生活质量、组织绩效和和谐劳动劳动关系的构建的影响；提出了八个理论假设,在这八个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了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理论模型。6劳动权益保障状态下的各种衡量指标体系构建。本章首先对国内外体面劳动的测量指标体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文献分析,然后以体面劳动的内涵和它所蕴含的基本理念作为劳动权益保障指标体系遴选的理论基础,从理论视角遴选出5个维度、14个基本指标和66个指标要素；再通过隶属度和相关性实证分析,最终以实证的方式遴选出56个指标要素；本章还通过文献及理论研究探索构建了政府职能定位与运行效能、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组织绩效和和谐劳动关系的衡量指标体系,为后续的研究打下基础。7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研究。本章主要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与探讨,包括问卷调查的过程与样本的基本情况,项目分析方法、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和描述性统计等内容。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独立样本T检验法、多元回归法和相关性分析法等,验证了研究工具的信度和效度,保障了后续分析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在此基础上对第五章构建的理论模型中八个基本假设进行了验证；同时还通过多元回归的方法探寻了影响城镇非正规就业劳动权益保障水平的因素,还确立了各因素的权重。8结论与建议。本章主要是对整篇文章的结论进行概括性总结,对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加以介绍；同时还针对结论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赵胜忠[8]（2012）在《数字与权力 ——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兼具政治性与技术性的权力工具,统计始终处于政治系统这一外部环境之中,并直接受其影响与规训。为了增强汲取能力、渗透能力以及政治合法化等国家能力,提高统治和治理的绩效,处于建设与成长过程中的现代国家开始对数目字管理的统计技术提出新的需求,并以其不断增强的科化，理性化提高了对统计的供给能力。现代国家所所导致的统计供需关系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前现代时期统计与权力的松散关系,改变了统计与其他行政行为混溶在一起的未分化、低技术的状态,开启了统计现代转型的发展之路。为了达致政治效益最大化的追求,现代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对统计不断地进行着规训和塑造,为统计制定了不同的角色模式和职能定位：有时突出统计在资源汲取以及科学决策中的信息功能,有时则转而强调政治动员以及提供政治合法化辩护的政治功能。与此同时,现代国家还对统计的组织机构、活动范围和运行规则另外三个变量进行了规训,使之能够与政治设定的职能界定相适应。总体而言,统计职能、机构人员、活动范围、运行规则随现代国家建设与成长过程的不断调整就构成了统计现代转型的基本面相。然而,统计的现代转型并不是直线式的发展,统计现代化的四个主要变量的发展也并不是同步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国家,不仅面临着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而且承担着不同的国家职能与发展使命,因此,它对统计的需求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统计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政治需求出现了“技术导向”和“政治导向”两种不同的路径。当技术导向占据主导地位时,统计的技术理性显示出竞争性优势；当政治导向占据主导地位时,政治价值的需求就会压倒统计的技术理性,统计的自主性就受到很大的压制。由于两种发展路径的相互竞争,统计的现代发展之旅先后呈现出技术范式、意识形态范式和治理范式三种不同的范式。从晚清经北洋政府至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统计体现了“技术导向”的发展方向,制度变迁的共同轨迹是以西方为参照系进行了制度创新：自上而下地推进统计机构建设、统计范围急速扩大、引进现代的统计方法。不管统计制度调整带如何变化,这一时期统计工作的职能始终是作为政府履行“积极行政”的信息工具,统计工作虽然也出现过政治化的偶然现象,但更多的是作为技术工具在发挥着作用,没有脱离“技术导向”的发展轨道。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高度强调统计的政治价值,在重视统计的技术特征的同时,特别突出政治动员、合法化证明等政治功能。为了发挥政治动员的作用,全能主义国家不仅按照灵活简便的原则改造了科层制的统计机构,按照又红又专的标准选配统计人员,要求统计范围跟随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时调整,按照政治正确性的原则塑造统计运行规则。这一时期,统计的技术性受到政治的压制与批判。1978年后,国家执政理念的变化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使统计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统计迅速实现了“去政治化”,并开启了从为国家管理服务的权力工具向为国家与社会共同服务的公共产品转变的新转型。事实上,统计与权力的关系并不止“政治规训统计”这一单向过程,还有“统计反作用权力”的另一个过程。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统计技术通过其理性化、可计算的手段提高了国家能力,改变了国家的治理空间,提高了国家政权的理性化程度,增强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塑造了现代公民和现代社会,从而推进了现代国家的构建和成长。然而,由于权力对统计的误用或者过度使用,不仅影响了统计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对国家治理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统计理应与与其处于其中的政治系统保持一定的契合性。但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现代国家必须充分尊重其专业特征,适当剥离统计数字所承载的利益功能,尤其是要引入社会监督。只有合理界定了统计技术的功能边界,实现了统计技术的政治性与技术性的平衡,才能实现统计与权力良性互动的目标,既有利于统计技术的发展,也有利于现代国家的建设与成长。
苗红军[9]（2011）在《中国城镇职工推迟退休年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我国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实现了从国家养老保险向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变。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产生了巨额的转制成本。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又加剧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入不敷出。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金支出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面对种种挑战,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要作出怎样的调整,本文从城镇职工退休年龄推迟方面进行了分析。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全文的绪论,起着提纲掣领的指导性作用。本章首先对本文的一些基本性问题进行了交代,如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主要的研究方法,并对文章的创新点进行点评,指出了本文的三大创新点。1.对男女退休年龄差异导致的个人帐户养老金给付水平不同进行比较,提出男女同龄退休的改革目标。2.将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合理性研究,指出退休年龄向后推移有利于提高个人的保障能力,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3.将影响养老金收支状况的参数细化,并根据设定的参数加以测算,提出推迟退休将改善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养老金供求矛盾。第二章分析了退休制度建立的经济学基础及影响因素。从戴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生命周期假说、收入再分配理论和人口红利理论阐述了退休制度建立的经济学基础,并对影响政府制定退休制度的因素以及个人对退休方式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第三章对我国城镇职工退休制度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分析了我国退休制度的现状:提前退休现象严重、退休年龄存在性别差异,退休年龄不合理以及退休制度缺乏弹性。指出了我国城镇职工退休制度在养老金支出规模膨胀、人力资源利用浪费方面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对我国现行退休制度的调整背景、影响因素及方案选择着力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从人口结构趋于老化、养老金收支情况日益恶化的现实分析了退休制度调整的背景。从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提高企业缴费率和降低养老金替代率不能实现等角度分析了我国调整退休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分析了中国退休制度调整的现实制约因素,劳动力的供求矛盾突出,现实抚养比低于理论抚养比,这决定了我国在现阶段还不能采取推迟退休的政策。最后,对我国退休制度调整遵循的原则,推迟退休的时点选择及调整方案进行了分析。第五章对推迟退休的经济效应进行了阐释。在设定合意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的相关假设和模型下,分析了推迟退休对养老保险和劳动力人口的影响,指出推迟退休在降低养老金的负债规模,减少养老金的负债时间,减轻劳动力人口的抚养压力,增加劳动力的供给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后,对四种推迟退休方案的现实效果进行了比较。第六章对OECD国家退休制度的调整经验和借鉴进行了分析。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经验去完善和建立退休制度,只能基于本国的退休制度的实际情况,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退休制度。我国和OECD国家在养老保障方面所面临的实际情况非常相似,人口老龄化以及老龄化高峰到来时的养老金支付危机。OECD国家的退休制度改革由来已久,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退休年龄进行调整。我国的退休制度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建立的,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行养老保险的改革,而退休制度依然保持60年一贯制。因此,研究OECD等发达国家退休年龄的调整的背景、调整内容对我国退休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意义。第七章分析了我国实行退休政策调整的政策建议。在推迟退休政策的执行中,要建立退休年龄延迟的立法制度,建立合理有序的政策推进机制,建立政策宣传和引导机制。同时,对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提出建议: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进行改革,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钟霖湘[10]（2011）在《“大跃进”时期农业劳动力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58年-1960年,我国在各个领域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农业劳动力被各种“大办”、运动所占用,并被过度或者不当使用,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浪费甚至损害。与此同时,由于该时期高指标、浮夸风盛行,各项事业均以不切实际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导致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领域到非农生产领域、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这直接造成了农业生产领域劳动力不足,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最终导致了大饥荒。在“大跃进”后期,党中央采取了缩减基建计划、压缩城市职工、清理劳动力等一系列政策,以充实农业劳动力,恢复农业生产。本文通过四个章节,论述了“大跃进”时期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包括:20世纪50年代前期农业劳动力概况;农业劳动力的使用和转移的基本情况;农业劳动力的使用和转移的消极影响;纠正“左”倾错误,充实和保护农业劳动力。第一章简要论述“大跃进”运动发动前期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本文认为,在“大跃进”发动前夕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是正常的转移。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农业劳动力在农业大跃进（即在兴修水利运动、积肥运动、深翻土地运动）和农村中的各种“大办”（即大办工业、大办食堂、大办教育）中的使用以及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城市工业转移的情况。本文对农业劳动力的使用和转移持否定观点的,认为除了在兴修水利运动中的农业劳动力使用有所积极方面外,其它所有关于农业劳动力的使用和转移都造成了消极的后果。第三章详细阐述了“大跃进”时期农业劳动力使用和和转移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本文认为该时期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浪费、损害,劳动生产积极性的挫伤等消极影响,并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农业劳动力不足是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章论述面对严峻的农业形势,党对于农业劳动力采取的充实和保护的措施,通过各方面精简机构、精简城镇人口、压缩基建计划、清理和节约各方面劳动力,充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强调劳逸结合的劳动,努力保护农业劳动力,使农业形势明显转好。结语简单论述了我国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农业生产稳步发展的原因,与“大跃进”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后农业生产领域严重受挫现象做一简要的比较思考。
二、劳动部提出今年就业目标——把城镇失业率控制在百分之三点五左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劳动部提出今年就业目标——把城镇失业率控制在百分之三点五左右（论文提纲范文）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2）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海失业问题概况 |
| 第一节 失业的规模与程度 |
| 一、失业人数总量 |
| 二、失业率 |
| 三、在全国失业人口中的占比 |
| 第二节 失业人员的分布与结构 |
| 一、区域分布 |
| 二、行业分布 |
| 三、成份构成 |
| 第二章 上海失业问题成因 |
| 第一节 历史遗患之因 |
| 一、解放前“上海工人多失业” |
| 二、旧上海失业救济的应付与残局 |
| 第二节 经济衰落之因 |
| 一、接管上海：百业凋敝的烂摊子 |
| 二、“封锁轰炸”加重了失业危机 |
| 第三节 社会转轨之因 |
| 一、新旧经济改组阵痛 |
| 二、社风巨变的冲击波 |
| 三、“五反”运动副作用 |
| 第四节 人口膨胀之因 |
| 一、存量巨大：旧上海的人口遗产 |
| 二、1950 年代劳动力人口的增量压力 |
| 第三章 上海失业问题影响 |
| 第一节 失业与经济贫穷 |
| 一、“失业为贫穷之母” |
| 二、失业群体的“吃” |
| 三、失业群体的“住” |
| 第二节 失业与新生政权 |
| 一、失业对巩固新生政权的弊害 |
| 二、新上海中的失业性破坏力量——以失工闹事为例 |
| 第四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上）：模式与保障 |
| 第一节 治理参照：可行的路径指引 |
| 一、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与解决设想 |
| 二、苏联“消灭失业”的实践模式 |
| 三、其他城市可鉴经验：沈阳和北京 |
| 第二节 治理机构：联动的多方力量 |
| 一、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 |
| 二、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 |
| 三、上海市劳动就业委员会 |
| 第三节 治理制度：正确的政策法令 |
| 一、失业登记制度 |
| 二、失业救济制度 |
| 三、就业安置制度 |
| 第四节 治理预备：必要的基础保障 |
| 一、失业救济基金筹集 |
| 二、失业登记统计与调查研究 |
| 第五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下）：历程与措施 |
| 第一节 堵源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 |
| 二、防止私营企业产生新失业职工 |
| 三、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 |
| 第二节 疏导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发放救济粮款 |
| 二、举办工赈工程 |
| 三、组织生产自救 |
| 四、动员回乡生产 |
| 五、实施转业训练 |
| 六、开展职业介绍 |
| 第三节 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1949－1952 年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二、1953－1957 年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三、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有效实施基础 |
| 第六章 上海特殊群体失业问题治理 |
| 第一节 烈军工属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烈军工属的概念及特征 |
| 二、上海失业烈军工属人数、分布和结构 |
| 三、上海治理失业烈军工属的特殊举措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就业状况 |
| 二、1954 年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统计与调查 |
| 三、“民族政策”与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第七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评析 |
| 第一节 失业治理取得显着成效 |
| 一、保障了失业人员生存和发展 |
| 二、安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
| 三、密切了上海的党群关系 |
| 四、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五、开创了上海文化新风尚 |
| 第二节 失业治理的历史局限性 |
| 一、“包下来”政策日趋僵化 |
| 二、安置就业出现了盲目性 |
| 三、非公就业途径严重受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3）基于失业治理视角的城市贫困缓解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1.3 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与不足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城市贫困 |
| 2.1.2 失业及其度量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贫困相关理论 |
| 2.2.2 失业相关理论 |
| 2.2.3 政府治理理论 |
| 3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问题原因及与失业间的关系分析 |
| 3.1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 |
| 3.1.1 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 |
| 3.1.2 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 |
| 3.1.3 城市贫困人口的分布 |
| 3.2 我国城市贫困与失业的原因分析 |
| 3.2.1 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分析 |
| 3.2.2 失业的原因分析 |
| 3.3 失业与城市贫困的关系研究——以辽宁省朝阳市为例 |
| 3.3.1 朝阳市基本情况 |
| 3.3.2 资料来源 |
| 3.3.3 该地区失业人员就业的现状分析 |
| 3.3.4 失业与城市贫困的关系 |
| 4 国内外促进就业、缓解城市贫困的经验借鉴与总结 |
| 4.1 国外经验借鉴 |
| 4.1.1 德国的经验借鉴 |
| 4.1.2 英国的经验借鉴 |
| 4.1.3 日本的经验借鉴 |
| 4.2 国内经验总结 |
| 4.2.1 国内缓解城市贫困的经验总结 |
| 4.2.2 国内促进就业的经验总结 |
| 5 促进我国就业增长、缓解城市贫困的对策建议 |
| 5.1 调控宏观经济改革方针,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
| 5.1.1 利用政府优势,进行宏观调控 |
| 5.1.2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提供丰富的就业岗位 |
| 5.1.3 加快城镇化进程,缓解其就业压力 |
| 5.2 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建设 |
| 5.2.1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完善公共职业服务机构 |
| 5.2.2 完善劳动制度,实行弹性用工制和工时制 |
| 5.3 提升个人技能,适应岗位需求 |
| 5.3.1 加强就业指导,健全职业培训体系 |
| 5.3.2 加大帮扶力度,为贫困者提供再教育机会 |
| 5.4 积极推进社区建设,提高吸纳就业的能力 |
| 5.5 继续发展小额信贷,帮扶需求者自行创业 |
| 6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专栏目录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现代性研究 |
| 1.2.2 治理术研究 |
| 1.2.3 国家、现代性与人口治理术的综合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研究借鉴 |
| 第二章 “包下来”：社会主义现代性与生命政治的建构(1949-1980年) |
| 2.1 总体性危机的社会诊断：由国家重建社会 |
| 2.2 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组织起来” |
| 2.2.1 “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的现代性图景 |
| 2.2.2 “组织起来”：人口治理的总战略 |
| 2.2.3 “包下来”与“单位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命权力 |
| 第三章 “下放”：稀缺的现代性席位与剩余人口的治理术(1949-1980年) |
| 3.1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与排除 |
| 3.1.1 作为现代性读本的《人口论》与《新人口论》：“人口剩余”与“席位稀缺” |
| 3.1.2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机制 |
| 3.1.3 分类与排除的人口治理术：人民与人口的断裂 |
| 3.2 小结：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征及其人口治理术的逻辑 |
| 第四章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发展危机与人口分流术 |
| 4.1 规训乡村：剩余人口堆积空间的制造 |
| 4.1.1 降服“作为变数”的乡村与“难对付的”农民 |
| 4.1.2 剩余人口堆积地的制造与强制移民工程的开启 |
| 4.2 紧急的现代化：“大跃进”与“大危机” |
| 4.2.1 启动大跃进的缘由 |
| 4.2.2 大跃进的极端现代化本质 |
| 4.2.3 “大跃进”：时间的压缩与数字的跃进 |
| 4.2.4 “大危机”的爆发及其诊断 |
| 4.3 治理“危机”：“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
| 4.3.1 人“从哪里来”? |
| 4.3.2 回到“哪里去”? |
| 4.3.3 “哪些人”回去?怎样送“他们”回去?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剩余人口管理与改造的社会实验 |
| 5.1 教育大跃进与“受教育的”失业者：“就业”的新动向 |
| 5.2 经济剩余人口下放工程的系统构建：从危机到常规的治理术 |
| 5.3 从经济剩余到秩序剩余的人口治理术：改造人的政治工程与乌托邦 |
| 5.3.1 降服“红卫兵” |
| 5.3.2 谁是下放者：“青年”、“社会青年”到“知识青年”的构建 |
| 5.3.3 最后的乌托邦?剩余人口的管理与青年人的改造 |
| 5.4 下放运动为何止于1980年：现代性话语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 |
| 5.4.1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层次转换：从革命到发展 |
| 5.4.2 生命政治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从拯救到满足 |
| 5.4.3 构建发展：“知青下乡运动”的去政治化 |
| 5.4.4 “倒逼”：知青的命运抗争与领导人的加快顺应 |
| 5.4.5 解决之道：政治问题的经济化治理方式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 |
| 6.2 乌托邦之殇 |
| 6.3 反思现代性：复杂社会里的自由与自我解放 |
| 参考文献 |
（5）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0.1.1 问题的提出 |
| 0.1.2 研究的学术价值 |
| 0.1.3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民生”概念界定 |
| 0.2.1 民本——“民生主义”——“为人民服务” |
| 0.2.2 民生问题的实质探究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0.3.1 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研究 |
| 0.3.2 刘少奇及其民生思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的阶段划分、研究思路、创新与不足 |
| 0.4.1 研究对象的阶段划分 |
| 0.4.2 研究思路 |
| 0.4.3 创新与不足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手段 |
| 0.5.1 文献研究法 |
| 0.5.2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
| 0.5.3 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 第一章 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萌动和创生 |
| 第一节 近世解决民生问题的三种方案 |
| 1.1.1 马克思主义方案 |
| 1.1.2 自由主义方案 |
| 1.1.3 渐进改良方案 |
| 第二节 由民主主义革命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者 |
| 1.2.1 受传统和先进思想影响,追随民主革命 |
| 1.2.2 接受并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 |
| 第三节 领导工人运动 |
| 1.3.1 掌握领导权 |
| 1.3.2 不能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割裂开来 |
| 1.3.3 反对过激行为,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
| 第四节 反对“左”倾盲动 |
| 1.4.1 根据客观条件发动群众斗争 |
| 1.4.2 利用可利用的合法形式争取和维护工人的利益 |
| 第五节 指导土地改革 |
| 1.5.1 耕者有其田 |
| 1.5.2 开展群众运动 |
| 1.5.3 有右反右,有“左”反“左” |
| 第六节 做好群众工作 |
| 1.6.1 从实际出发组织群众 |
| 1.6.2 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 |
| 1.6.3 教育和宣传群众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生长和跨越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生产,正确对待私人资本 |
| 2.1.1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改善民生的基础 |
| 2.1.2 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 |
| 2.1.3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
| 2.1.4 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走向社会主义 |
| 第二节 以先富促共富 |
| 2.2.1 贫富分化不可怕 |
| 2.2.2 发展合作社,在经济上领导小农 |
| 第三节 民生发展的战略规划 |
| 2.3.1 工业化 |
| 2.3.2 民主化 |
| 2.3.3 工会要保护普通工人的利益 |
| 第四节 全面的社会建设 |
| 2.4.1 办教育,保就业,努力发展生产 |
| 2.4.2 解决群众的工资、物价、住房要求,实现分配公平 |
| 2.4.3 整风除恶,创造向善的社会环境 |
| 2.4.4 开展“三反”、“五反”,促进市场公正 |
| 第五节 民生发展的道路选择 |
| 2.5.1 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
| 2.5.2 同意采用统购统销政策 |
| 2.5.3 接受农业集体化的主张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失误 |
| 第一节 全面的民生发展纲领 |
| 3.1.1 刘少奇在“八大”前的调研 |
| 3.1.2 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 |
| 第二节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 3.2.1 矛盾是否存在 |
| 3.2.2 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及产生的根源 |
| 3.2.3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 第三节 “大跃进”与民生悖论 |
| 3.3.1 从“反冒进”到跟进“大跃进” |
| 3.3.2 “大跃进”模式与效果 |
| 3.3.3 质疑与反思 |
| 第四节 生产关系的超越与民生幻象 |
| 3.4.1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 |
| 3.4.2 一次不理想的试验 |
| 3.4.3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 |
| 第五节 探索制度建设 |
| 3.5.1 收权与放权 |
| 3.5.2 纠“左”与反右倾 |
| 3.5.3 调整公社管理体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和挫折 |
| 第一节 湖南调查与“七千人大会”上的总结 |
| 4.1.1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 |
| 4.1.2 贴近群众,关心群众生活 |
| 4.1.3 群众满意不满意,生活是否改善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 4.1.4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总结 |
| 第二节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
| 4.2.1 进一步统一思想,请陈云出山 |
| 4.2.2 批评公安、政法战线的“左”倾错误 |
| 4.2.3 甄反,让实事求是的人抬起头来 |
| 第三节 尊重个体和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
| 4.3.1 默许包产到户 |
| 4.3.2 重塑党、政、企的关系,发挥市场作用 |
| 4.3.3 努力减少阶级斗争的干扰 |
| 第四节 民生发展的围城之困 |
| 4.4.1 反官僚主义,反腐防修 |
| 4.4.2 团结95%的干部,团结上中农和富农 |
| 4.4.3 团结95%的群众是团结95%干部的前提 |
| 4.4.4 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
| 4.4.5 “四清”钩沉 |
| 第五节 倡导“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
| 4.5.1 经济恢复时期两种制度的并行 |
| 4.5.2 1956年前后两种制度的发展 |
| 4.5.3 “大跃进”时期两种制度的变奏 |
| 4.5.4 六十年代两种制度内涵的新阐释 |
| 小结 |
| 第五章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和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分析 |
| 5.1.1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表现 |
| 5.1.2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哲理探析 |
| 第二节 民生问题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实证考察 |
| 5.2.1 贫富差距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5.2.2 反官僚主义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5.2.3 民主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第三节 刘少奇与毛泽东民生问题上的分歧 |
| 5.3.1 分歧的寻踪觅迹 |
| 5.3.2 路径分歧还是路线分歧 |
| 5.3.3 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
| 第四节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超越 |
| 5.4.1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
| 5.4.2 从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
| 5.4.3 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道路 |
| 5.4.4 改革开放,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5.4.5 增强发展活力,有效促进社会建设 |
| 小结 |
| 结束语 坚定自信,奋力开辟民生发展新前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年金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表目次 |
| 图目次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我国机关事业单位构建职业年金制度的背景和意义 |
| 二、我国职业年金制度构建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文章的创新点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职业年金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机关事业单位 |
| 二、养老保险 |
| 三、职业年金 |
| 第二节 职业年金的基础理论 |
| 一、持久收入假说 |
| 二、生命周期假说 |
| 三、商业权益说 |
| 四、人力折旧说 |
| 五、延期工资说 |
| 六、父爱主义传统思想 |
| 七、国家责任及限度理论 |
| 八、雇主义务说 |
| 第三节 职业年金其他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职业年金的适用对象 |
| 二、职业年金的缴纳费率 |
| 三、职业年金的费用筹集 |
| 四、职业年金的给付模式 |
| 第三章 职业年金计划的国际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国际上通常采用的职业年金计划模式介绍 |
| 一、职业年金的基本模式 |
| 二、对DB模式和DC模式的定量分析 |
| 三、对DB模式和DC模式的比较分析 |
| 四、结论 |
| 第二节 部分国家(地区)职业年金的模式选择 |
| 一、英国——政府强制的DB向DC过渡模式 |
| 二、美国——自愿参加的DC模式 |
| 三、加拿大——自愿参加的DB模式 |
| 四、波兰——典型的三支柱DC模式 |
| 第三节 部分国家(地区)职业年金发展 |
| 一、英国的职业年金计划 |
| 二、日本的职业年金计划 |
| 三、加拿大的职业年金计划 |
| 四、美国的职业年金计划 |
| 五、澳大利亚的职业年金计划 |
| 第四节 国际职业年金运营管理模式 |
| 一、职业年金管理模式的基本类型 |
| 二、国际上较多采用的职业年金运营管理模式 |
| 三、典型国家的职业年金管理模式 |
| 第五节 国际上大部分国家职业年金发展的共同特点 |
| 一、政策扶持 |
| 二、财政支持 |
| 三、管理完善 |
| 第六节 经验与启示 |
| 一、模式选择,优选DC |
| 二、多方缴费,责任分担 |
| 三、缴费与待遇对等 |
| 四、行业统筹,社会化管理 |
| 第四章 我国职业年金计划实践与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广东省的职业年金计划 |
| 第二节 上海市的职业年金计划 |
| 第三节 山西省的职业年金计划 |
| 第四节 浙江省的职业年金计划 |
| 第五节 重庆市的职业年金计划 |
| 第六节 以上海A联盟为例的职业年金实证分析 |
| 一、A联盟补充养老保险实施状况 |
| 二、A联盟职业年金计划的目标确定及类型选择 |
| 三、A联盟职业年金计划供款率的测算 |
| 四、A联盟内部新旧养老保险计划的过渡性安排 |
| 第五章 我国构建职业年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职业年金计划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同步推进问题 |
| 二、制度衔接问题 |
| 三、管理体制问题 |
| 四、运营效率问题 |
| 五、监管不力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构建职业年金制度的政策建议 |
| 一、国家重视,政策支持 |
| 二、加强基金运营管理,实现年金保值增值 |
| 三、加强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 |
| 四、做好衔接过渡工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体面劳动视角下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缘起和研究背景 |
| 1.1.1 问题的缘起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本研究的思路和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
| 1.4.1 定性研究方法 |
| 1.4.2 定量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工具 |
| 1.5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1 基于对体面劳动的理解,构建了劳动权益保障的指标体系 |
| 1.5.2 构建了多方合作型劳动权益保障新模式 |
| 2 非正规就业的理论基础及其相关研究 |
| 2.1 非正规就业的理论基础研究 |
| 2.1.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
| 2.1.2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1.3 贫困就业理论 |
| 2.1.4 非正式经济理论 |
| 2.1.5 生存经济理论 |
| 2.1.6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 |
| 2.1.7 制度边缘理论 |
| 2.1.8 社会平等理念 |
| 2.1.9 理论基础启示 |
| 2.2 非正规就业内涵与特征 |
| 2.2.1 非正规就业内涵 |
| 2.2.2 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之间的关系 |
| 2.2.3 城镇非正规就业的特性研究 |
| 2.3 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分类研究 |
| 2.3.1 我国目前学术界公认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组成结构 |
| 2.3.2 社会分层结构理论 |
| 2.3.3 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分类 |
| 2.3.4 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结构分层 |
| 本章结语 |
| 3 劳动权益与体面劳动相关研究 |
| 3.1 劳动权益的内涵与特征 |
| 3.1.1 权益的内涵界定 |
| 3.1.2 劳动权益的内涵界定 |
| 3.1.3 劳动权益的特征 |
| 3.1.4 劳动权益的分层研究 |
| 3.2 体面劳动的内涵与特征 |
| 3.2.1 体面劳动的内涵界定 |
| 3.2.2 体面劳动的特征 |
| 3.3 劳动权益保障与体面劳动实现之间的关系研究 |
| 本章结语 |
| 4 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的历史演变与存在的问题 |
| 4.1 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的历史演变 |
| 4.1.1 第一阶段,劳动权益保障制度空白期 |
| 4.1.2 第二阶段,社会保障机制改革探索期 |
| 4.1.3 第三阶段,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期 |
| 4.2 现阶段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
| 4.2.1 社会保险方面的存在的问题 |
| 4.2.2 劳动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
| 4.2.3 职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 |
| 4.3 现阶段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劳动个体方面的原因 |
| 4.3.2 劳动就业组织方面的原因 |
| 4.3.3 政府方面的原因 |
| 4.3.4 工会方面的原因 |
| 本章结语 |
| 5 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理论模型构建 |
| 5.1 劳动权益保障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劳动者个体属性因素对劳动权益保障的影响 |
| 5.1.2 组织属性对劳动权益保障的影响 |
| 5.1.3 地域经济属性对劳动权益保障的影响 |
| 5.1.4 工会组织对劳动权益保障的影响 |
| 5.1.5 政府的职能定位与运行效能对劳动权益保障的影响 |
| 5.2 劳动权益保障的后效变量研究 |
| 5.2.1 劳动权益保障对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 |
| 5.2.2 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
| 5.2.3 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对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影响 |
| 5.3 劳动权益保障理论模型构建 |
| 本章结语 |
| 6 劳动权益保障状态下的各种衡量指标体系构建 |
| 6.1 劳动权益保障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国内外相关指标体系研究文献综述 |
| 6.1.2 劳动权益保障衡量指标体系的理论遴选 |
| 6.1.3 劳动权益保障衡量指标体系的实证筛选 |
| 6.1.4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立 |
| 6.2 政府职能定位与运行效能指标体系构建 |
| 6.3 工作生活质量衡量指标体系构建 |
| 6.4 组织绩效衡量指标体系构建 |
| 6.5 和谐劳动关系衡量指标体系构建 |
| 本章结语 |
| 7 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研究 |
| 7.1 调查过程与样本情况分析 |
| 7.1.1 问卷设计情况说明 |
| 7.1.2 样本容量分析 |
| 7.1.3 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
| 7.2 数据分析方法 |
| 7.3 项目分析 |
| 7.3.1 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量表项目分析 |
| 7.3.2 政府职能定位与运行效能量表项目分析 |
| 7.3.3 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工作生活质量量表项目分析 |
| 7.3.4 组织绩效量表项目分析 |
| 7.3.5 和谐劳动关系量表项目分析 |
| 7.4 调查问卷的效度与信度分析 |
| 7.4.1 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问卷的效度和信度分析 |
| 7.4.2 政府职能定位与运行效能问卷效度和信度分析 |
| 7.4.3 生活工作质量问卷的效度和信度分析 |
| 7.4.4 组织绩效问卷的效度和信度分析 |
| 7.4.5 和谐劳动关系问卷的效度和信度分析 |
| 7.5 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水平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6 影响因素分析 |
| 7.6.1 个体属性对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各个因素影响的方差分析 |
| 7.6.2 组织属性对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各个因素影响的方差分析 |
| 7.6.3 地域经济属性对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各个因素影响的方差分析 |
| 7.6.4 工会组织对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各个因素影响的方差分析 |
| 7.6.5 政府职能定位与运行效能对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各个因素影响的相关性分析 |
| 7.7 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水平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
| 7.8 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对其后效变量的影响分析 |
| 7.8.1 劳动权益保障对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工作生活质量影响的相关性分析 |
| 7.8.2 劳动权益保障对组织绩效(OP)影响的相关性分析 |
| 7.8.3 劳动权益保障对和谐劳动关系影响的相关性分析 |
| 本章结语 |
| 8 结论与建议 |
| 8.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1.1 个体属性因素对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有影响 |
| 8.1.2 组织属性因素对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有影响 |
| 8.1.3 地域经济属性因素对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有影响 |
| 8.1.4 工会组织对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有影响 |
| 8.1.5 政府职能定位与运行效能对对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有正向影响 |
| 8.1.6 其它几个基本结论 |
| 8.2 构建多方合作型劳动权益保障新模式 |
| 8.3 对策与建议 |
| 8.3.1 优化政府的制度保护和监督环境 |
| 8.3.2 强化工会组织的上下沟通协调职能 |
| 8.3.3 优化劳动就业组织内部管理环境,加强与多方的沟通和协作 |
| 8.3.4 努力提升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自身素质和劳动技能水平 |
| 本章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数字与权力 ——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 统计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转型 |
| (二) 统计技术与国家能力的提高 |
| (三) 统计信息与权力结构 |
| (四) 统计的质量及运行规则 |
| 三、研究主旨与写作框架 |
| (一) 统计范式 |
| (二) 核心观点 |
| (三) 写作框架 |
| 四、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
| (一) 制度主义 |
| (二) 长时段的历史比较方法 |
| 第一章 统计现代转型的动力与内涵 |
| 第一节 统计信息及其与权力的结盟 |
| 一、统计信息的特征 |
| 二、统计与权力的结盟：一项政治技术的形成及成长 |
| 第二节 供需关系的变化：统计现代转型的动力分析 |
| 一、供需不足与前现代时期统计制度的锁定状态 |
| 二、现代国家建设与统计供需关系的变化 |
| 第三节 统计现代转型的路径与内涵 |
| 一、保护带的调整：统计制度的边际性调整, |
| 二、范式转型：统计制度的整体性变迁 |
| 第二章 混溶范式：前现代中国的统计 |
| 第一节 统计职能：为简约治理统计 |
| 一、对统计的混沌性认识 |
| 二、为简约治理而统计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尚未分化的混溶状态 |
| 一、未分化的统计组织 |
| 二、非专业化的统计人员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以土地和人口为主的有限统计 |
| 一、有限的统计对象 |
| 二、从“民数”到“地数”：统计范围变迁的规律 |
| 第四节 运行规则 |
| 一、正式制度：以皇权为后盾的制度规定 |
| 二、非正式制度：寻租自利的行为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技术范式：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统计 |
| 第一节 统计职能：以西方为参照系的功能设定 |
| 一、科学与理性：西方数理统计的引入 |
| 二、统计职能：理想化的设计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倒金字塔型的结构 |
| 一、统计组织：制度化的上层与简拙的基层的落差 |
| 二、统计人员：上层精英化与下层非专业化的反差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现代统计体系的形成 |
| 一、统计范围的急速拓展 |
| 二、统计范围变化的逻辑 |
| 第四节 运行规则 |
| 一、正式制度：超前的理想设计 |
| 二、非正式制度：低控制水平下的自主空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意识形态范式：1949—1978年间的统计 |
| 第一节 统计职能：灵活的政治工具 |
| 一、统计性质的界定：具有阶级性和党性的社会科学 |
| 二、职能界定：革命逻辑设立的新功能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动员式的统计体制 |
| 一、组织机构：以动员为目的的设计 |
| 二、统计人员：又红又专的标准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 |
| 一、全能主义国家的统计范围 |
| 二、统计范围变化的规律 |
| 第四节 运行规则 |
| 一、正式规则：政治主导的制度规定 |
| 二、非正式制度：政治控制下的机会主义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治理范式：1978年以来的统计 |
| 第一节 统计职能：公共产品型的信息服务 |
| 一、统计的重新定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 |
| 二、统计职能的界定：为国家和社会共同服务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科层化与专业化 |
| 一、统计组织：国家主导下的多元统计 |
| 二、统计人员：德才兼备、以才为重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统计对象的转向 |
| 一、统计对象：国家职能调整带来的变化 |
| 二、统计范围变化的逻辑 |
| 第四节 运行规则：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塑造 |
| 一、正式制度：法制进程中的依法治统 |
| 二、非正式制度：压力型体制下的策略主义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代结语：数字与权力 |
| 第一节 统计与国家治理 |
| 一、统计与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 |
| 二、统计对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 |
| 第二节 统计与合法性 |
| 一、统计合法性建构 |
| 二、信息操纵对合法性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技术与政治 |
| 一、统计的效用及其社会蔓延 |
| 二、统计的政治化使用及后果 |
| 三、政治技术的衡平：政治技术的合理边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国城镇职工推迟退休年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第2章 退休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1 退休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 |
| 2.1.1 代际交叠模型 |
| 2.1.2 生命周期假说 |
| 2.1.3 收入再分配理论 |
| 2.1.4 人口红利理论 |
| 2.2 法定退休年龄确定的影响因素 |
| 2.2.1 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 |
| 2.2.2 经济的承受能力 |
| 2.2.3 社会的政治制度 |
| 2.3 个人对退休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
| 2.3.1 养老保险的给付结构 |
| 2.3.2 养老保险的财务机制 |
| 2.3.3 养老金给付的调整机制 |
| 2.3.4 养老金的收入检测机制 |
| 2.3.5 养老金替代率的高低 |
| 第3章 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制度的演变 |
| 3.1.1 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 |
| 3.1.2 改革开放后至今 |
| 3.2 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制度的现状 |
| 3.2.1 提前退休现象严重 |
| 3.2.2 退休年龄存在性别差异 |
| 3.2.3 退休年龄缺乏弹性 |
| 3.2.4 退休年龄不合理 |
| 3.3 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制度存在的问题 |
| 3.3.1 养老金支出急剧膨胀 |
| 3.3.2 老年人力资源的浪费 |
| 第4章 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年龄调整的背景、影响因素及方案 |
| 4.1 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年龄调整的合理因素分析 |
| 4.1.1 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 |
| 4.1.2 人力资本投资时间延长 |
| 4.1.3 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 |
| 4.1.4 工作年限和退休年限的比值不合理 |
| 4.1.5 提高企业缴费率的空间有限 |
| 4.1.6 降低养老金替代率不可行 |
| 4.2 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年龄调整的现实制约因素分析 |
| 4.2.1 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矛盾突出 |
| 4.2.2 现实抚养压力低于理论抚养压力 |
| 4.3 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年龄推迟的背景 |
| 4.3.1 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化 |
| 4.3.2 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 |
| 4.4 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年龄推迟的原则 |
| 4.4.1 遵循适时、适度的原则 |
| 4.4.2 实行“因人制宜”的原则 |
| 4.4.3 实现男女同龄退休原则 |
| 4.4.4 实行灵活的弹性退休制度原则 |
| 4.5 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年龄推迟的具体方案 |
| 4.5.1 推迟退休的时点选择 |
| 4.5.2 推迟退休的具体路径 |
| 4.5.3 推迟退休的具体方案 |
| 第5章 中国城镇职工推迟退休的经济效应分析 |
| 5.1 推迟退休对合意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影响 |
| 5.1.1 合意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基本假设 |
| 5.1.2 合意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测算模型 |
| 5.1.3 推迟退休对合意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影响的预测 |
| 5.2 推迟退休的经济效应分析 |
| 5.2.1 推迟退休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 |
| 5.2.2 推迟退休对劳动力人口的影响 |
| 5.3 四种推迟退休方案的比较 |
| 第6章 OECD 国家退休制度调整的经验和借鉴 |
| 6.1 OECD 国家退休制度的发展历程 |
| 6.1.1 西方退休制度的萌芽 |
| 6.1.2 现代退休制度的建立 |
| 6.2 OECD 国家退休制度改革的背景 |
| 6.2.1 经济发展难以承受养老金支出的大幅增长 |
| 6.2.2 人口老龄化增大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 |
| 6.2.3 提前退休使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 |
| 6.2.4 老年劳动力人口就业率低影响缴费人数规模 |
| 6.3 OECD 国家退休制度改革的内容 |
| 6.4 OECD 国家退休制度改革的经验借鉴 |
| 6.4.1 循序渐进地提高退休年龄 |
| 6.4.2 男女退休年龄趋于一致 |
| 6.4.3 推行弹性退休制度 |
| 6.4.4 实行养老金指数调整机制 |
| 第7章 中国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 |
| 7.1 实行推迟退休政策的建议 |
| 7.1.1 建立退休年龄延迟的立法制度 |
| 7.1.2 建立合理有序的政策推进机制 |
| 7.1.3 建立政策的宣传和引导机制 |
| 7.2 实施相应配套措施的建议 |
| 7.2.1 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 |
| 7.2.2 改革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 |
| 7.2.3 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大跃进”时期农业劳动力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研究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概念界定及需说明的问题 |
| 第1章 20 世纪50 年代前期农业劳动力概况 |
| 1.1 部分农业劳动力流入城 |
| 1.2 部分城市人口成为农业劳动力 |
| 第2章 “大跃进”时期农业劳动力的使用和转移 |
| 2.1 农业劳动力在农业大跃进中的使用 |
| 2.1.1 农业劳动力在水利建设中的使用 |
| 2.1.2 农业劳动力在积肥运动中的使用 |
| 2.1.3 农业劳动力在深翻土地运动中的使用 |
| 2.1.4 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工具改革运动中的使用 |
| 2.2 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各种“大办”中的转移 |
| 2.2.1 农业劳动力在大办工业中的转移 |
| 2.2.2 农业劳动力在大办食堂中的转移 |
| 2.2.3 农业劳动力向农村大办教育事业转移 |
| 2.3 农业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 |
| 2.3.1 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及城市工业转移 |
| 2.3.2 农业劳动力向大炼钢铁运动转移 |
| 第3章 “大跃进”时期农业劳动力使用和转移中的消极影响 |
| 3.1 减少了农业劳动力 |
| 3.2 浪费了农业劳动力 |
| 3.3 损害了农业劳动力 |
| 3.3.1 损害劳动力身体 |
| 3.3.2 “大跃进”运动中的不良现象对劳动力造成精神上的损伤 |
| 3.4 挫伤了农业劳动力 |
| 3.5 导致全国饥荒，侵袭农业劳动力 |
| 3.5.1 农业劳动力不足导致粮食产量下滑 |
| 3.5.2 饥荒侵袭农业劳动力 |
| 第4章 保护与充实农业劳动力的措施 |
| 4.1 党中央在“大跃进”期间对农业劳动力的调控 |
| 4.2 充实农业劳动力 |
| 4.2.1 缩减基建计划节约劳动力 |
| 4.2.2 精简城市职工充实农业劳动力 |
| 4.3 劳逸结合保护农业劳动力 |
| 4.4 清理农业劳动力 |
| 4.4.1 清理农村各项“大办”中的劳动力 |
| 4.4.2 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劳动效率 |
| 4.5 农业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恢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四、劳动部提出今年就业目标——把城镇失业率控制在百分之三点五左右（论文参考文献）
-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2]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D]. 吴文俊. 苏州大学, 2017(04)
- [3]基于失业治理视角的城市贫困缓解对策研究[D]. 张吉. 东北财经大学, 2016(07)
- [4]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D]. 郑鹏.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 [5]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D]. 左华. 南开大学, 2014(04)
- [6]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年金制度研究[D]. 刘艺戈. 武汉大学, 2014(06)
- [7]体面劳动视角下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研究[D]. 陈静. 西南财经大学, 2014(12)
- [8]数字与权力 ——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D]. 赵胜忠. 南京大学, 2012(07)
- [9]中国城镇职工推迟退休年龄研究[D]. 苗红军. 辽宁大学, 2011(06)
- [10]“大跃进”时期农业劳动力问题研究[D]. 钟霖湘. 湘潭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