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经营管理大事记(一)(论文文献综述)
湛礼珠[1](2021)在《政府计划到市场调节:粮食价格政策演变及启示》文中研究说明粮食价格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具有关键性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实施国家牌价政策,中国粮食市场逐步稳定。此后,随着国家发展战略及粮食生产供给形势的变化,粮食流通及价格经历了由政府计划向市场调节的转变。期间,先后实施了粮食统购统销价格、定购议购价格、最低保护价格、最低收购与临时收储价格政策,有效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中共十八大以后,为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粮食价格形成中的作用,新一轮粮食价格政策改革主要围绕"价补分离"和目标价格等展开。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变历程深刻反映了改革应坚持以人民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和与时俱进的理念。未来,深化粮食价格政策改革应着力平衡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和保障农民种粮利益二者之间的关系。
赵佳佳[2](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种子事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关乎国家的粮食安全和长远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种子事业经历了从群众化选育推广到专业化改良普及再到产业化发展转型及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种业发展之路,经历了"户户留种""四自一辅""四化一供"、种业产业化发展及种业现代化发展五个阶段。70多年来,我国种子事业发展之路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科技创新,实施"藏粮于技"战略;完善法律法规,提供种业发展制度保障;坚持多元主体,实现多种途径协同推进。
宋湛,文魁[3](2021)在《中国共产党劳动思想和实践百年回顾》文中认为本文分6个阶段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为回应不同时期所提出的时代主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对劳动思想的发展过程和劳动政策实践的调整过程。党的劳动思想和实践的百年演进史,归结起来,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题,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多维度激励劳动者,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改善劳动者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优化劳动力配置。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乘势而上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新时代我国的劳动领域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和挑战。未来需要继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求索。
黄程扬[4](2021)在《四川省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述论(1975-1982)》文中研究说明广汉县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落后的生产管理办法严重束缚和损害了社员生产的积极性。1958年到1976年,广汉县的农业发展十分缓慢,社员温饱难维。从1975年开始,金鱼公社11大队9队和西高公社5大队2队的社员们先后自发冒险进行了“分田埂”、“分口粮田”和“包工包产到作业组”的改革尝试。1977年,广汉县委受西高公社5大队2队“包工包产到作业组”办法的启发,决定在广汉县进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1978年,广汉县在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于金鱼公社进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试验,建立了“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当年秋收,金鱼公社的改革试验获得增产增收的极大成功。四川省委派出工作组调查总结,并发出指示支持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的改革经验在全省推广。1979年起,广汉县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完善“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同时,广汉县的改革经验向全省传播,推动了四川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同一时期,《人民日报》先后对全国农村地区普遍进行的“包产到组”改革进行了多次讨论。四川省委面对《人民日报》的舆论导向,坚决支持广汉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经验在省内推广。1980年,联产计酬责任制成为四川省内广大农村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四川省内各地区还在学习广汉县“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创造出多种农业生产责任制。1982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代替“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成为四川省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主要形式。广汉县首创的“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不仅给广汉县的农业生产面貌带来了极大改变,更推动了四川省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突破了长时间以来农业生产在经营管理和劳动管理上的禁区,是四川农村改革的发端、全国农村改革的先导,在农村改革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开创意义。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责任制改革,具有在时间上领先全国;由群众首创,自下而上产生;由领导支持,自上而下推动;谨慎试验,层层铺开;是一次富有智慧的“折中”与“过渡”等五大特点。此次改革,实际上是必然历史趋势下纠正“左”倾错误的一次有效尝试。
暴占杰[5](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王莉莉[6](2020)在《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座落于吕梁山地区的兴县曾在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被誉为晋西北的“小延安”,其连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15年的发展历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改革政策及实践努力。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进程,并注重从细节出发再现历史真相,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组合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期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共分六部分4章内容,具体分述如次:绪论部分叙述了本文研究缘起,梳理了学界先前相关研究状况,阐明了研究内容与方法,介绍了运用的基本资料情形。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行途进路,认为新中国初期兴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与晋绥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脉相承的,其间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发展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最终组织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三章阐述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过程,认为随着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化和高级化,其生产方式亦发生了改变,即互助组阶段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到劳动定额管理且农田劳动生产随之更有计划性。第四章讨论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情形,认为收获物分配关切农民一年收入及一家人生活水平,且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组织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在工分制中,一个合理的评工记分方式至关重要,它是公平等价交换的关键。结语部分是全文总括,认为兴县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始终在党或国家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推进,但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色和逻辑。首先,兴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先行性,初级农业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迈向集体经济的重要步骤,其典型模式在兴县得到较早的探索与实践。其次,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可实践性,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有效发力的政策执行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可持续性。进一步说,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衷在于解决农户生产中的困难,此乃生存需要,而最终实现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则是生活需要,无论农民出于何种动机加入合作组织;农户之间互补不足是双赢,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达成统一更是双赢,两者共同建构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中的互利双赢关系。
史晓玲[7](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魏箭箭[8](2020)在《上海市郊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1951-1956) ——以互助组的兴起与转变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1951年上海市郊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之后,市郊农村土地实行了国家土地所有制,加之市郊农村本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半工半农的社会特征,因此源于传统互助习惯的伴工组和以优待烈、军属为目的的帮工组在此基础之上得以产生。同时,这种在政府主导下的具有伴工优属特色的互助组,由于未能很好的解决组内农民最关心的等价互利问题,使得互助组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困难。记工算账和生产先后矛盾问题的出现使得互助组陷入了困境之中。为了更好的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挽救困境中的互助组,基层干部与兼业农户针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记工评分、先后矛盾等管理问题采取了措施,即所谓的“土地入股”,试图通过提高互助合作组织的等级来解决所面临的矛盾。市郊农村的这种带有自发性质的土地入股,起初由于发展过急速度过快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是伴随着全国范围内农业合作化运动政策的调整以及后期的恢复,市郊互助合作运动又走上了正轨。土地入股使得市郊互助组的形式发生了转变,市郊由此进入了由组转社的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老问题的重新出现,互助合作运动又陷入了困境乃至停滞之中。1954年市郊互助组逐步进入到了初级社发展阶段后,市郊互助合作运动正式开始,先后矛盾、记工评分等问题并未完全消失,反而变得愈加棘手,还出现了领导形式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了导致互助合作运动陷入困境乃至停滞的重要原因。经过1955年春季市郊工委暂停合作社的发展决定后,市郊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巩固。由于办社条件的不断成熟,市郊工委决定加大互助合作力度,逐步过渡到高级社,完成市郊农业合作化运动。随着互助合作运动高潮的到来,市郊各区纷纷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市郊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全面发展。在1956年1月18日,市郊工委宣布上海市郊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到来,也意味着市郊互助组的正式退场。
刘晓琦[9](2020)在《山东泰西地区土地改革的历史考察(1940-1951年)》文中指出泰西地区的土地改革进程持续数年,共产党人较早地带领村民展开此运动,从1940年的“红五月”借粮运动开始,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系列运动,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于建国初最终完成土改。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所搜集的档案史料及其他参考文献,尝试对此一长段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正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即第1章),阐述关于泰西地区土地改革研究的主体价值,即选题缘由与个人坚持;根据本文所涉及内容的几个关键点,简要回顾当前学术研究成果,以专着、论文为主体。第二部分(即第2章),介绍泰西地区土地改革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是基本的地区概况,土改前的农村土地关系、经营模式等;二是土改工作的根据(文件精神),各级党组织、民主政权的建设与基础。第三部分(即第3-5章)为主体内容,对泰西土改的三大阶段进行阐述,即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建国初的结束土改,分章书写。第四部分(即第5章后半部分),是关于泰西土改运动的成果与经验(得力措施)。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结语,关注三农问题、培养和谐的干群关系是有效经验。总的来说,本文努力对泰西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进行记述,期间也侧重于展现在革命老区内,基层共产党员数年不懈的追求,村村户户的老百姓与党政军同志们的鱼水相依。最后对此项进程尝试总结得与失,提供一定的参考。
管文行[10](2019)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治理主体构成。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乡村振兴对农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容置疑,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农村村民自治实施之初所依赖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已经逐渐消解。农村治理已经溢出农村社会场域,单纯依靠农村社会自主性调节不能解决治理过程中的全部问题,特别是在振兴乡村的大背景下,以村“两委”为主要治理主体的二元结构已经不能承担起全部农村治理的重任,需要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发展。毫无疑问,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势必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然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造成了农村治理的无序化与治理有效性的降低。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是否稳定与个体化的农民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关联性不大,关键取决于主要农村治理主体——农村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性治理主体之间的主要关系能否理顺。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是国家控制与农村自主调试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而在农村微观场域中,不同属性的农村治理主体参与动机不同,其中,利益是影响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关键要素。乡村振兴要求改变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内外环境,对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提出新的结构性要求和功能性诉求,但是,同时也暴露出农村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构成主体较为单一,很多农村地区仍然是以村“两委”为主要构成主体,甚至是“空心村”,乡镇政府角色缺位、市场性治理主体缺失,并没有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局面,难以承担起乡村振兴的艰巨任务;二是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主体间关系存在问题,其中,突出表现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理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现实存在落差、乡镇政府在治理中角色缺位、村民自治组织角色越位以及主体地位弱化等问题,市场性治理主体挤压农村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活动空间等问题。农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构成,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脱离于整个国家的控制而实行完全的独立自治,而国家也始终以通过各种途径或方式保持着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与渗透。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国家成为了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主体缺失的重要外部诱因,即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的“割裂”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国家控制与农村社会自主性之间张力失衡造成农村自治空间被压缩,挤压了农村多元治理主体的自治空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更是直接造成了农村治理主体的不完整,甚至是“空心村”的大量出现。但是,除了国家宏观层面的原因外,造成农村治理主体间关系问题的原因在于农村场域内,相应制度供给的缺失、结构运行机制的不完善和农村治理主体间力量的失衡。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和农村社会两个方面同时采取措施共同推进。从国家宏观思路方面而言,首先,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其他治理主体的组织化嵌入,通过组织化嵌入确保党组织在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中的核心方位以及对其他治理主体的领导关系;其次,妥善处理国家控制与农村社的会自我调适,赋予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应有的活动空间;再次,努力缩小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为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参与农村治理创造必要的条件。从农村层面的微观对策来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首先要加强作为具体行动者的农村治理主体自身建设,从理论上明确具有不同属性和利益诉求的治理主体在结构中的位置和角色;其次,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用制度规范农村治理主体间的行为选择,理顺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再次,健全农村治理主体间的利益整合机制、监督机制与协同机制,提高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稳定性;此外,文化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行为选择起着潜在的引领与规范作用,优化农村治理主体结构还应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二、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经营管理大事记(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经营管理大事记(一)(论文提纲范文)
(1)政府计划到市场调节:粮食价格政策演变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与演变历程 |
(一)1949—1952年:自由贸易下的国家牌价政策 |
(二)1953—1984年:计划收购供应下的统购统销价格政策 |
(三)1985—1997年:国家定购、市场议购下的价格“双轨”政策 |
(四)1998—2003年:国家宏观指导下的最低保护价政策 |
(五)2004年至今:国家“托市”下的最低收购价与临时收储政策 |
三、结束语 |
(2)新中国成立以来种子事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户户留种”阶段(1949—1957年) |
(一)建立种子工作管理网 |
(二)制定良种繁育推广规章制度 |
(三)加强良种引进和科学繁育工作 |
“四自一辅”阶段(1958—1977年) |
“四化一供”阶段(1978—1995年) |
(一)重建种子管理经营机构 |
(二)开展种业国际交流合作 |
(三)初步建立种子管理法规体系 |
种业产业化发展阶段(1996—2010年) |
(一)种子管理法治化 |
(二)种子经营市场化 |
(三)育、繁、推一体化 |
(四)种业基础设施初具规模,良种保供能力明显提升 |
种业现代化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 |
(一)种业发展环境显着改善 |
(二)种业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
(三)种业企业竞争力明显提升 |
种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一)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
(二)坚持科技创新,落实“藏粮于技”战略 |
(三)完善法律法规,提供种业发展制度保障 |
(四)坚持多元主体,实现多种路径协同推进 |
(3)中国共产党劳动思想和实践百年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党的劳动思想和实践的百年演进 |
(一)建党前后(1919~1927年):形成为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
1. 向劳动者和全社会宣传革命思想 |
2. 在劳动者中建立自己的组织,并持续对这些组织加以领导 |
3.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探索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道路 |
(二)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1928~1955年):代表劳动者执政的初步探索 |
1. 对革命军队进行组织建设和改造,使其具有了复合职能 |
2. 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动员革命和建设力量并促进生产发展 |
3. 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农村革命调动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平等参与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
4. 兼具激励和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劳动纲领和法律政策体系 |
(三)计划经济时期(1956~1977年):相对平均化的弱物质激励体系 |
1. 城镇职工实行平均主义下缺乏经济激励的制度体系 |
2. 实行城镇职工较高的福利和快速扩张的培训政策,缺少有效的成本控制和贴合实际的方案 |
3. 农民群体的经济利益在“工农产品剪刀差”和人民公社制度下受到损害 |
4. 对劳动者的强精神激励起到积极的作用 |
5.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劳动思想开始走向极端,劳动的积极性被压抑 |
(四)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年):通过微观放活调动劳动者积极性 |
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各方面劳动者的积极性 |
2.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允许进城务工经商等,激发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
3. 从打破大锅饭、强调按劳分配入手开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
4. 重视对收入差距问题在理论和政策上的回应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时期(1992~2011年):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优化劳动力配置 |
1. 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
2. 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断推进劳动力市场化建设 |
3. 将新社会阶层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行列,充分激发其积极性 |
4. 规划各类劳动者提升素质 |
5. 通过政策指引和立法等手段规范劳动关系,调控劳动力市场 |
6. 更加注重促进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
(六)新时代(2012年至今):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新劳动观和政策 |
1. 在实践中升华了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的认识 |
2. 进一步把“按劳分配为主体”明确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
3. 扭转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劳动的认识偏差,为劳动赋予更高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
4. 培养与未来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劳动者 |
5. 明确政府部门对劳动者所承担的具体职责 |
6. 更加重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三、党的劳动思想和实践演进的特点 |
(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 |
(二)随着各阶段主题的变化,对“劳动者”的认识逐步拓宽 |
(三)始终重视对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的多维度激励 |
(四)始终扎根劳动群众,始终重视对劳动者的组织、宣传和动员 |
四、总结和展望 |
(4)四川省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述论(1975-198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1.3 主要研究资料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及论文的主要结构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2 改革前奏:贫困“逼”出来的冒险尝试 |
2.1 改革背景:农业生产桎梏丛生,社员温饱难维 |
2.2 改革端倪:社员冒险秘密“分田地” |
3 改革试验:政府认可下的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 |
3.1 广汉县委力争改革,四川省委批准试验 |
3.2 金鱼公社进行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试验 |
3.3 金鱼公社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成效明显 |
3.4 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在广汉县的普遍实施及完善 |
4 改革推广:舆论争锋下广汉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经验推向全省 |
4.1 《人民日报》接连报道,《四川日报》宣传鼓励 |
4.2 《人民日报》反对质疑,四川省委坚定支持 |
4.3 《人民日报》“否定之否定”,中央、四川省委推动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大开花 |
5 改革演变:从联产计酬责任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 |
5.1 四川省委明确提出发展“包产到户”政策 |
5.2 从“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
6 改革史事考订: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相关问题辨析 |
6.1 金鱼公社11 大队9 队社员“分田埂”和“分口粮田”的时间 |
6.2 西高公社5 大队2 队“包工包产到作业组”改革的时间及发起者 |
6.3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否到过西高公社5 大队2 队进行视察 |
6.4 不同文献材料中对金鱼公社建立生产责任制试点时间的错误记载 |
7 改革评议:突破禁区天地宽 |
7.1 改革功效:制度优势下农业生产面貌的改变 |
7.2 改革地位:四川农村改革的发端、全国农村改革的先导 |
7.3 改革特点:全国农村改革富有智慧与创举的伊始 |
7.4 改革实质:历史必然趋势下纠正“左”倾错误的有效尝试 |
8 余论 |
附录一:《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德阳晚报》等报刊相关报道 |
附录二:改革者历史剪影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2.1.1 贫困的定义 |
2.1.2 贫困的标准 |
2.1.3 贫困的分类 |
2.1.4 扶贫的内涵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3.1 理论基础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3.2 实践基础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6)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四、运用的资料 |
第一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上) |
第一节 农村旧有的各种劳动互助形式 |
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第三节 解放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小结 |
第二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下) |
第一节 互助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合作组织 |
第二节 初级社: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第三节 高级社: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小结 |
第三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 |
第一节 互助组: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 |
第二节 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 |
第三节 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制到劳动定额管理 |
小结 |
第四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 |
第一节 互助组的收益分配方式 |
第二节 初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第三节 高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上海市郊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1951-1956) ——以互助组的兴起与转变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学术回顾与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第三节 研究地点与材料使用 |
第二章 从“伴工互助”到“土地入股”:互助组的兴起与转变 |
第一节 “伴工优属”:市郊互助组的兴起 |
第二节 “先后矛盾”:互助组的管理之困 |
第三节 “土地入股”:互助组的恢复与转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恢复整理”到“走向高潮”:互助组的恢复与退场 |
第一节 “恢复整理”:走向社会主义的互助组 |
第二节 “宿疾难除”:互助合作的困境与停滞 |
第三节 “走向高潮”:合作社与互助组的退场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山东泰西地区土地改革的历史考察(1940-1951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写作缘起 |
1.2 研究概况 |
1.2.1 专着 |
1.2.2 论文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学术创新与难点 |
1.4.1 创新点 |
1.4.2 难点 |
第2章 泰西地区土地改革的社会历史条件 |
2.1 泰西地区概况 |
2.1.1 区域概况 |
2.1.2 土改前的农村土地关系 |
2.2 泰西地区土改的根据与组织政权建设 |
2.2.1 中共中央与省委文件精神 |
2.2.2 党组织与政权建设 |
第3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 |
3.1 减租减息运动背景与概况 |
3.2 早期成功案例:“红五月运动” |
3.2.1 基本进程 |
3.2.2 运动得失 |
3.3 减租减息典型进程 |
3.3.1 双减运动 |
3.3.2 雇工增资运动 |
3.3.3 土地回赎运动 |
3.3.4 反奸诉苦运动 |
3.4 运动成效 |
3.4.1 团结抗战,促进组织、政权建设 |
3.4.2 发动群众,确立群众优势 |
3.4.3 促进生产,发展副业 |
第4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 |
4.1 反奸诉苦与减租减息运动 |
4.1.1 运动背景 |
4.1.2 基本进程 |
4.1.3 主要措施 |
4.2 土地改革运动 |
4.2.1 地区形势变化 |
4.2.2 基本进程 |
4.2.3 运动得失 |
4.3 土改复查运动 |
4.3.1 基本进程 |
4.3.2 错误偏向 |
4.4 纠偏与落实土改 |
4.4.1 纠偏进程 |
4.4.2 落实土改 |
第5章 泰西地区土地改革的完成与经验 |
5.1 结束土改与成果 |
5.2 土地改革经验 |
5.2.1 遵照指示精神,调整与落实政策 |
5.2.2 宣传动员 |
5.2.3 党员干部带头与典型试点相结合 |
5.2.4 人民武装协助与保障 |
第6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评述 |
三、研究目标与重点难点 |
(一)研究目标 |
(二)重点与难点 |
四、研究方法 |
(一)系统分析法 |
(二)历史分析法 |
(三)案例分析法 |
(四)逻辑归纳法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一)可能的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的核心概念 |
(一)农村治理 |
(二)农村治理主体 |
(三)农村治理主体结构 |
二、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结构功能理论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 |
三、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的分析框架 |
(一)“国家——社会”分析框架 |
(二)“行动者——结构”分析框架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演进历程与启示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演进历程 |
(一)人民公社的形成到解体(1949—1978) |
(二)人民公社解体到村“两委”二元结构初步形成(1978—1987) |
(三)村“两委”二元结构建立到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1988—2012) |
(四)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初步形成(2013—2019)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演进的典型特点 |
(一)结构主体构成日益多元化 |
(二)结构主体间互动日趋协同 |
(三)结构主体间关系日益复杂 |
(四)结构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演进的启示 |
(一)坚持党组织在结构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
(二)坚持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三)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理念 |
(四)坚持结构调整与系统内外环境的变化相适应 |
第三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基本要求 |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中行动者的位置与角色 |
(一)政治性行动者——农村基层党组织 |
(二)行政性行动者——乡镇政府 |
(三)社会性行动者——村民自治委员会 |
(四)市场性行动者——企业等经济组织 |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的结构性要求 |
(一)治理主体位置与角色的合理 |
(二)结构主体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
(三)结构主体治理过程中的协同 |
(四)结构主体间权责关系的一致 |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功能性诉求 |
(一)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经济适应功能 |
(二)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目标达成功能 |
(三)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整合功能 |
(四)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维持功能 |
第四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与生成逻辑 |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核心地位与现实存在落差 |
(二)乡镇政府在治理结构中存在角色缺位与越位 |
(三)农村村民自治委员会主体地位存在弱化 |
(四)市场性治理主体侵占其他治理主体的活动空间 |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问题的宏观诱因 |
(一)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的“割裂” |
(二)国家控制与农村社会自主性间的张力失衡 |
(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造成治理主体缺失 |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问题的微观原因 |
(一)制度供给滞后使治理主体偏离既定的位置与角色 |
(二)结构运行机制不完善导致主体间矛盾冲突不断 |
(三)治理主体间治理权力失衡冲击了结构的稳定性 |
第五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优化的思路与对策 |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优化的宏观思路 |
(一)加强党组织对农村治理的结构性嵌入 |
(二)平衡国家控制与农村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
(三)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优化治理主体结构的外部环境 |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优化的微观对策 |
(一)明确治理主体在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 |
(二)完善治理主体结构的制度建设 |
(三)健全治理主体结构运行的相关机制 |
(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经营管理大事记(一)(论文参考文献)
- [1]政府计划到市场调节:粮食价格政策演变及启示[J]. 湛礼珠. 价格月刊, 2021(12)
- [2]新中国成立以来种子事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J]. 赵佳佳.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1(06)
- [3]中国共产党劳动思想和实践百年回顾[J]. 宋湛,文魁. 管理世界, 2021(12)
- [4]四川省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述论(1975-1982)[D]. 黄程扬.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6]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D]. 王莉莉. 山西大学, 2020(03)
- [7]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8]上海市郊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1951-1956) ——以互助组的兴起与转变为中心[D]. 魏箭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9]山东泰西地区土地改革的历史考察(1940-1951年)[D]. 刘晓琦. 吉林大学, 2020(08)
- [10]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D]. 管文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