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6年的价格调控目标有望实现（论文文献综述）
闫博[1]（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提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叶璐[2]（2021）在《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施追赶战略的导向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巩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不平等的问题逐渐凸显。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是这种不平等的集中体现。随着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城乡差距已逐步延伸至经济、社会等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完全体现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多维”应该成为城乡差距相关研究的重要视角。在城乡关系的变迁过程中,城乡差距如何演变?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如何?各个维度城乡差距之间存在怎么的关联性?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新时期,城乡差距的演变是否对高质量发展产生阻滞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在对中国70年城乡关系的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采用全国30个省份1993-2017年的数据,对居民生活、产业发展、要素配置和社会民生四个维度的城乡差距进行测度;基于多维不平等的理念,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对各维度城乡差距成因以及维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视角出发,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资本规模的影响作用,为城乡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提供实证检验,同时为后续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相关战略的部署和政策的实施提供丰富的经验支撑。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多维视角下测度的城乡综合差距以-0.45%的年均速度波动下降,并呈现“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缓慢下降,但差距水平依然保持高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逐渐凸显。产业发展和要素配置方面的差距呈“固化”特征,甚至出现加剧态势。（2）居民生活与社会民生维度的城乡差距存在“加剧”不平等的内在效应;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对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具有单向的“加剧”效应。城乡居民生活差距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存在互动的负向关系。（3）四类形成因素对不同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经济发展方面,人均GDP每增长一单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12,要推动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市场化方面,非国有化程度每上升1%,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缩减0.33,要素配置、社会民生的城乡差距分别增加0.88、1.33,因此,要完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对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引导。城镇化方面,人口城镇化率每上升1%,居民生活、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缩减0.24、1.88,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增加0.77。城市规模结构每上升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扩增0.17,因此,要以户籍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农民市民化的意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民覆盖率。财政方面,涉农财政支出每增长1%,居民生活、产业发展的城乡差距分别扩增0.62、0.76,但从长期看,有助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缩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每增长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42,亟待改革和完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纠正财政政策“城镇导向”、“经济导向”效应。（4）城乡综合差距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影响。各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经济GDP受居民生活、产业发展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少0.03、0.01单位;经济TFP受到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小0.01、0.01单位。社会民生、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对实际消费规模的影响依次递减,差距每扩增1单位,消费规模分别缩减0.11、0.04单位。实际资本规模在受民生、要素配置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下降0.02、0.04单位。此外,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对消费规模具有“净正向效应”。城乡差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明显阻滞效应,缩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新时期,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论文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城乡差距的指标体系;二是从多维不平等视角出发,将多维城乡差距纳入同一框架,在分析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检验各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性。三是从经济发展新格局出发,实证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投资规模的影响,探讨多维城乡差距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张男[3]（2020）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直都是货币政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对于正处于利率市场化进程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中国而言,随着利率全面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的影响方式也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与理论中稳定的金融体系与完善的政策调控框架相比,我国本世纪初期我国金融体系的调整优化升级仅处于初级阶段,各个市场间存在相互分割的状况,货币市场化利率浮动空间严重受限,金融自由化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改进可能,种种原因令该时期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传导机制具有潜在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这一具体政策框架下,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传导机制的潜在阶段性特征角度出发,探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与关键政策的演进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及传导机制的影响,不仅能够进一步解析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渠道与调控模式,同时够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证检验。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别针对资产负债表渠道,金融机构信贷渠道,以及利率管制和存款保险渠道,深入探究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传导速度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变化情况,分析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改变的影响因素等问题,这对新常态时期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极大程度地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和累积的可能性,以及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在中高速水平上实现稳定、持续增长的发展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全文分为6个章节进行研究,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先详细介绍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发展背景并提出存在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需求,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进一步,本章中依据政策传导路径的不同特征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进行了多层次的总结,系统地分析了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政策传导机制、传导范围与传导效果,为后文中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进一步,本章同时对不同国家利率市场化这一具体问题,以及不同国家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演进的基本事实进行了详细的理论梳理与文献分析,特别是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不同学者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框架与传导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综述。在以往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与研究目的,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出铺垫。第二章开始进入文章的实证研究阶段,本章从政策之间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探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利率水平影响,利用包含潜在门限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分析显示,中国经济和贸易的不确定性在明显上升,当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主因,并且不确定性整体呈现出逆周期性,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向的冲击。美国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是造成不确定性的最主要因素,现阶段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是不确定性的主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面对不确定性的上升,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十分迅速,不确定性往往引致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平稳时期,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程度最低,在金融危机时期反映程度加大,在贸易摩擦时期的反应程度最大。第三章至第五章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分解研究。本部分创新性的将不同层面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具体政策结构与经济形势相结合,进一步探究了我国已实行与未实行的利率市场化政策在具体经济背景下对不同渠道传导机制的影响。第三章将从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渠道这一角度出发,将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三个信用扩张渠道,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结果显示,信贷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我国货币政策在广义信用渠道方面的传导仍然以信贷为主,表外融资次之,直接融资效果最弱。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货币政策向广义信用的传导力度和速度均有明显改善,应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利率并轨和实质上的市场化。结合研究结果和与现有文献的对比分析,本章对我国货币政策量价转型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从“总量——结构”的功能性角度提出构建一种新的“价格为主、参考数量”的货币政策量价搭配调控范式。第四章的研究将从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以及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存在调控“困境”出发,利用包含有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的DSGE模型,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行的指标量化,进而分析资产负债表衰退对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阶段性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当模型系统中考虑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时,紧缩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效果得到相应的强化,并延长了相关变量对经济系统稳态的回归时间且增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模型框架中同时考虑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利率市场化程度变化时,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增加将提高模型中相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程度并提高变量恢复稳态的速度,换言之,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有助于提高紧缩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第五章的研究将从我国利率市场“双轨制”这一利率生成模式展开,利用DSGE模型对我国的双轨制利率生成模式、利率管制程度与市场化程度以及存款保险金制度等利率市场化进程政策与操作进行研究,重点探究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同措施与金融市场机制的完善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对利率的管制一方面削弱了常规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抑制了宏观经济的常规性波动,减少了经济活力。在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发展的大前提下,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发展能够显着的提高中央银行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释放市场潜能。逐步取消管制利率,让“双轨制”利率生成机制逐步回归市场化生成机制,是促进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六章的实证研究是对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在探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各渠道的传导机制以及方针效果后,最后本文将针对存款利率上限打开以后,中央银行迟迟没有推进市场轨和计划轨的双轨合并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对我国利率的渐进市场化与完全市场化后货币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进行研究,并且对未来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给出相应的预测与展望。在宏观传导方面,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地优化利率传导机制,然而若是立即进入完全市场化状态,均衡利率水平的提升很可能降低经济行为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这说明尽管完全市场化不会改变利率宏观传导的有效性,但会降低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在利率的微观传导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着实加强了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效率。然而若是进入完全市场化状态,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风险会迅速放大,造成利率的微观传导失灵。
张卓亚[4]（2020）在《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格局演变与生态价值响应》文中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食物、原材料和水,也为人类提供调节气候、保持土壤、防护灾害和旅游娱乐等福祉。目前,疾病流行、战略资源争夺、区域环境时空污染、粮食安全保障、气候变化、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的核心都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量化分析以土地利用变化为代表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统计分析人类福祉与生态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将生态系统服务管理融入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是实现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的有效途径。本文构建西双版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格局和安全的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分异趋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值响应—人类福祉耦合关系”的生态经济学综合分析框架,探讨西双版纳1996—2016年生态系统安全性、生态系统服务分异趋势和价值响应与人类福祉耦合关系,并为研究区提出了生态系统远程耦合分析框架。主要结果及结论如下:（1）1996—2016年间,西双版纳整体以天然林和橡胶人工经济林为主,其次为茶园、农地、建设用地和水域。天然林面积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橡胶面积在2010年前持续上升,随后面积减少;茶园面积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总体增加趋势;农地呈现先降低、后增加的总体增加趋势;水域和建设用地变化低于天然林和橡胶的变化。西双版纳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受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在天然林和橡胶人工经济林间。天然林转出最大、最为明显,转出远远大于转入;茶园的转入效果最为明显,转入远大于转出。天然林主要转变为茶园和橡胶林;耕地转变为橡胶林和茶园。西双版纳近20年土地开发利用程度相对较低,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土地利用的总体水平处于中等利用水平,且随着时间推移,人类活动扰动程度呈现增长趋势,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活动扰动变化率:勐腊县>景洪市>勐海县。（2）20年间,在西双版纳森林高覆盖率的背景下,由于受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存在隐性生态安全问题。属于高生态服务功能的景观生态安全区域面积快速下降。属于中等安全的热带次生林恢复区景观生态安全区域面积在逐渐扩大,成为研究区面积最大的生态安全区域;属于较低与低安全等级或较低与低等生态服务功能的橡胶人工经济林、热带经济作物用地、农耕地和建设用地景观面积呈现出不断增加趋势。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不同安全等级的景观重心发生变化,处于低安全的等级的景观生态重心随着橡胶林的扩大,逐渐由勐腊县中部向景洪市南部偏移,并向外围扩展;处于高安全等级的景观生态重心随着天然林不断缩小与破碎化,逐渐向勐腊县北部与景洪市东北部偏移。（3）1996-2016年期间,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持续降低。西双版纳地区由于天然林生态系统的面积逐步减少,逐渐被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域的橡胶、建筑用地、茶园等所替代,从而导致了水源涵养、废物处理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趋于弱化,最终导致了西双版纳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冷热点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和时间变化。（4）1997-2015年期间,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协调度较低,存在着很大的发展和提高空间。在西双版纳供给、调节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的文化服务相对发展的响应度数值最低;文化服务发展同步于生态系统服务文化价值的时间也最晚。调节服务中的相对发展度相对反应较为灵敏,在三个方面中稍好于其他两种服务类型。人类福祉发展同步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展后,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均呈几何增长。1997-2006年的十年期间,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人类福祉一直处于耦合协调发展的磨合阶段,在2007年首次达到高水平耦合阶段。2009—2015年是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耦合程度最好的时间段。西双版纳1996—2015年都处于勉强协调的程度。20年协调度的变化范围为0.5177—0.6654,变化量为0.1477。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协调度不太理想,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空间。在所有成对的关系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A）和人类福祉（B）具有最强的协同关系（r=1,P<0.00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A）与相对发展度（C）具有最强的权衡关系（r=-0.90,P<0.001）,与耦合度（D）也具有较强的权衡关系（r=-0.86,P<0.001）。（5）本文构建了在远程耦合框架下的生态系统服务分析框架,对西双版纳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远程耦合系统从发送系统,接收系统和溢出系统的五个组件系统,流程,代理,原因和结果进行分析。1996-2016年期间,西双版纳供给服务远程耦合系统源自本地生态系统服务,本地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优势,有丰富的产品资源。西双版纳调节服务远程耦合系统通过间接服务对人类的福祉起着重要作用。西双版纳文化服务远程耦合系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它对国内外游客越来越有吸引力。
向雁[5]（2020）在《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关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粮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水和耕地是支撑粮食生产最重要的资源。东北地区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也是种植结构优化的重点区域,研究其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对促进区域粮食可持续生产与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运用1990-2017年时序数据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剖析了东北地区水、耕地和粮食时空变化态势;利用LMDI、虚拟耕地、综合灌溉定额等方法探讨了粮食生产与耕地、水资源利用的关联关系;构建了水-耕地-粮食关联模型（WLF）,阐明了三者的关联状况;建立了LSTM模型,预测了水-耕地-粮食生产的变化趋势;最后提出了相应调控策略。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诊断了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的基本态势和时空演变特征。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水资源偏少,地下水供水比例及灌溉用水占比偏高,水资源总量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空间分布错位,三大平原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普遍偏高。1996年以来耕地面积总体呈减少趋势,减少耕地去向由生态用地为主,转变为建设用地为主,增加耕地来源以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为主,形成了“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耕地占用生态用地”占补格局;耕地利用结构主要变化方向为旱地向水田转化,水田面积及占比上升。1990-2017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909.82万hm2;水稻和玉米面积占比分别上升11.09个和14.00个百分点,大豆、小麦、杂粮分别下降3.16个、13.42个、8.51个百分点。水稻生产向三江和松嫩平原地区聚集,玉米生产在中部至南部地区发展较快。（2）剖析了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二元关联关系。粮食-耕地关联分析表明,粮食生产中的低产作物转向高产作物,粮食虚拟耕地含量呈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0.24 hm2/t降至2017年的0.17 hm2/t,粮食种植结构向节地方向发展。粮食-水关联分析表明,水稻面积占比上升,旱地作物面积占比下降,粮食综合灌溉定额呈上升趋势,由1990年的1838.30 m3/hm2增至2017年的2192.52 m3/hm2,粮食种植结构向耗水型方向发展。水土匹配分析表明,基于水资源自然本底和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两种水土资源匹配状况差距较大。（3）建立了水-耕地-粮食关联模型（WLF）,测算了四种情境下的关联关系。基于粮食生产用地总面积,无论在水资源本底情境,还是在用水总量控制情境下的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省域尺度均处于不平衡状态,并且均缺水;地市级尺度,两种情境下分别有87.96%和82.41%的地市处于不平衡状态,主要为缺水状态。表明将全部耕地发展为灌溉耕地是不现实的。基于粮食生产现有灌溉耕地面积,无论在水资源本底情境,还是在用水总量控制情境下的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省级尺度均处于平衡状态,说明在不增加灌溉面积情况下,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是平衡的;地市级尺度,两种情境下分别有47.22%和44.44%的地市处于水多地少状态,说明还有一定的增加灌溉面积的潜力。水多地少区域主要集中于山区,可采取水权流转方式实现山区与平原地区的区域均衡。（4）构建了水-耕地-粮食的LSTM综合预测模型,预测了未来三者关联状况,提出了相应调控策略。结果表明,到2030年,在灌溉用水总量控制情境下,基于粮食生产用地总面积,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总体将仍处于缺水状态;基于粮食灌溉耕地面积,吉林省和辽宁省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总体将继续保持平衡状态,黑龙江省将变为轻度缺水状态。耕地资源、水资源、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灌溉定额等因素对水-耕地-粮食关联具有直接的影响,针对各地市水-耕地-粮食关联特点,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和水土资源配置,是改善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的有效手段。创新点:（1）构建了水-耕地-粮食关联模型,评价水、耕地与粮食生产的适宜和满足程度;（2）建立了水-耕地-粮食的LSTM综合预测模型,提高了预测精度;（3）揭示了东北地区粮食结构调整与水、耕地资源的关系,提出精准调控策略。
戴燕[6]（2020）在《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二十四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强调,地方立法作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制度规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国的地方立法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顺应我国已经带来的新时代对立法提出的新要求、呼应人民群众热切关心、紧跟党中央新部署,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地方立法工作的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在1979年7月1日,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当中明确赋予了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在这之后,各种地方立法在我国蓬勃发展,地方立法总体量已经远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数量之上。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修改《立法法》,对地方立法的格局作出了改变,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扩大了享有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主体范围,据大数据统计资料显示,从2015年3月到2017年12月底,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数量为595件,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1）如此体量和急速增长的地方立法却存在着诸多问题:追求立法数量,填补立法空白领域的面子工程,超过了对解决地方实际问题的关注;大量的重复国家立法,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有大量僵尸法规规章,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沉睡。因此,我国急需一种立法评估手段或者评估方法,解决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相对综合全面的评估工具,主要通过法经济学的方法评价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用比较立法成本和效益的方法,确定是否应当立法或者是否采取某种制度（2）。美国是建立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最早的国家,其制度设计、操作经验都相对丰富和完备。从1974年福特总统制定并发布的《通货膨胀影响声明》,到1993年克林顿签署12866号行政命令《联邦规制经济分析》,再到2011年奥巴马颁布的13563号行政命令《改善规章和规制审查》,美国已经形成了由行政立法、总统行政命令和政府部门文件等组成的系统的行政立法和政府规制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其它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等。成本效益评估具有属性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在立法中去评估成本效益实质上不论是国家立法还是地方立法当中,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决策性程序,任何决策者在作出立法这样的重大决定前,都会运用多种评估手段来进行一个较为客观的利弊权衡或者是成本和收益利益评估,从程序的角度看整个美国行政立法制度体系,成本效益评估是被作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行为中必须遵守的正当程序;其次,成本效益评估在法理上被认为是一种实体性标准,因为在成本效益评估中要求行政机关的规制必须是效益能证明成本是正当的,换言之就是作出行政规制所形成的成本与得到的效益应当成合理的比例,效益必须要明显大于规制成本,同时成本效益评估要求为得到效益所作出的规制手段造成的负担最小化。第三,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科学化、严谨化的规制影响分析方法,其能够为立法和行政决策者提供一套以数学为基础的评估计算方法,进而能非常准确的评估出将要实施的规制耗费的成本和获取的效益,使决策者能够作出既能提升经济效率和又符合经济理性的决策;所以,成本效益评估这种方法不仅是一项必要的决策性正当程序,也是一种实体性正当标准,还是一种科学的规制影响分析工具。成本效益评估因其有着许多特有的制度化积极功能,使得近年来其地位不断提高的趋势,而且在美国行政法上得到广泛运用。我国学者高秦伟认为:成本效益评估之所以会越来越盛,一方面是经济分析法学思潮在规制与行政法领域充分应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于它适应了规制缓和的需求。随着经济学方法在法学领域的运用日益广泛化和多样化,对于立法过程中的成本效益评估不仅能有效解决资源配置和收益之间的矛盾,还能够预防行政机关滥规制与不规制,有效的优化行政规制的质量。除此而外,成本效益评估的正确运用,还能有效提升行政合法性,让“民主赤字”危机所遭受的争议有所缓和。成本效益评估从诞生之日起,质疑和批判一直相伴相随。集中起来有几种声音,包括成本效益评估只能反映客观上现有的财富、资源和投入的水平、必然存在着一个大的弊端就是无涉价值和难以考虑到道德因素,无视社会价值重视个人价值,依靠市场价值比较了不可比较的和定价了不可定价的,忽视不可量化的价值,忽视了代际公平。折现率、基准线和计算方法欠缺科学方法造成成本效益的差距巨大等等。这些质疑和批评推动了成本效益评估自身的完善,在实务领域已经不断的创新和尝试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弥补成本效益评估方法所呈现出来的不足。传统法哲学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公平和正义。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法律会对经济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法律的效益问题就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目标,而且发展为当代法律的所追求价值之一。（1）在经济分析法学中曾经有学者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即真正的正义、公正、自由和公共的善只能通过成本效益评估才能判断,以及确定它们在现实当中的存在状态和程度,才能在更进一步的程度上去实现它们”。（1）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成本效益评估方法在更高层次上能够实现对法的公平正义的追求目标。随着地方立法对地方经济发展规制的更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再进一步加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经济利益需要更加公平分配和有序的协调。成本效益评估方法正是基于对立法成本和立法收益对比产生的净现值的正负,体现出立法效益的大小,从而不断增进立法收益,降低立法的成本,实现立法效益最大化。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有过一个着名的论述:“传统的法律保障人们公平分享蛋糕;当代的法律不仅要保证公平分享蛋糕,更要让人们努力把蛋糕做大。”（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研究和探索以及最后的确立都非常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任务和目的,对于我国地方在立法程序中能够科学配置和调动各种地方立法资源,突出地方立法推动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制度和科学上保障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实现和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最早规定立法成本效益评估方法的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中指出,我国各地方要探索和建立对政府行政立法项目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特别指出尤其对经济立法项目要适用成本效益评估方法,对其立法的过程成本和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进行分析,追求立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后,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实施意见》率先尝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我国的立法评估的理论和实务风起云涌,立法后评估已经被我国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加以固定,《立法法》中第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法学界和实务界的人士开始更多的认识到立法中成本效益评估的重要性,成本效益评估是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是重要方法和制度。成本效益评估是评估标准中难度最大,但也是提高目前中国立法质量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任何一种制度的引入都不是全盘的照搬,必须结合所在地的国情做适度的调整,特别是在我国法律经济学尚不是很发达的情形下,构建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更需要精准发力,分步实施。构建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比较好的模式选择是培育参与主体,建立独立的审查主体,由相对专业和独立的审查主体,制定出台我国的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指引性文件,在实施阶段强化对成本和效益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充分利用大数据和政府信息收集和公开,为成本和效益的货币化提供科学的数据信息,对于暂时不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进行有效的补充。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程序、或者说是方法和标准,运用到我国地方立法中,将使得我国政府所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地方行政立法等政府行为更加科学化、客观化、理性化,但是就目前而言,这种程序和标准的建立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
赵威[7]（2020）在《混合所有制背景下世界一流企业建设路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报告还指出,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国有企业要在管理、创新、产品、人才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领先性。正如习总书记所言,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就必须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三个关键环节上大有作为。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重点分析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重要契机和机制,通过不断积累关键资源、逐步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提高企业的动态竞争力等路径,打造国际一流企业。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推动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尽快摆脱观念之争。当前围绕国企改革的不同观念,如“马列主义派”认为国有企业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石,对国有企业目前进行的各种所谓市场化改革存在担忧;“市场改革派”,主张国有企业应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对“国进民退”持批评态度,要求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布局的收缩调整;认为在应对西方冲击和挑战、追赶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强调国家的力量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等不同观念,均有不同程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然而,各派观念及相应群体对于国有企业如何进一步改革的主张和举措,却充斥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对破解国企改革僵局具有不利影响。因此,在包括混改在内的国企改革“行动自由”之前,应该首先破除观念上的束缚。第二,我国已经有一大批企业接近世界一流企业,或正努力加速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但仍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跻身世界一流企业之列。对世界500强企业的有关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虽然我国在2019年已经有129家企业进入到世界500强行列中,但从营业收入和利润对比来看,我国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仍然无法与发达国家的500强企业相比,尤其是与美国的世界500相比,两者之间的差距并未收窄,甚至有所扩大。从世界500强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我国上榜企业行业分配不均,能源、银行等具垄断性质行业占比较大,大健康产业发展落后,高端制造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崛起但基础领域薄弱,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处相对中低端劣势。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给企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包括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但上述影响并不必然是积极的,混改既是国企改革的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因此,对我国混改部分案例的研究表明,混改既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如中国联通的混改已经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中的一个标杆,而混改也有失败的案例,比如中信国安混改的案例。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从过去的以“混”为主,转向现在的以“改”为主,引入社会资本只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步,改进公司治理、提升市场竞争力才是混改的最终目的。能否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混改之后企业是否拥有改革的主观意愿和相应的能力,是导致不同企业混改结果出现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混改有利于提高国企创新效率和创新意愿。混合所有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有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效率低下的问题。随着民营资本的加入,国有企业形成了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以及不同所有制股东之间的制衡,同时也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并提高国企创新效率和创新意愿。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实现了“优势互补”,混改后的国企不仅可以继续发挥国有股东在政策上的资源优势,同时民营资本的加入带来的灵活的经营策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不竭动力、企业家精神等,都将大大提高国有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动力和创新的效率。第五,混改成功的关键是引入负责任的非国有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给企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包括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但上述影响并不必然是积极的,混改既是国企改革的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其关键在要引入负责任的非国有股东。第六,混合所有制的治理形式可以采取多样形式。成功的国有企业治理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或者是最优的“路线图”,在一个国家成功的模式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并不适用,每个国家都应该探索自身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混合所有制的治理模式具有多样性,部分国家的国有企业在进行“混合”之后,较好地应对了治理挑战,而部分国家的表现则很差。
陈实[8]（2019）在《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采用及其效应研究》文中提出自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于2003至2015年间实现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十二连增”,201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2143.5万吨,较2003年增长了44.28%。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加快,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资源与环境约束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日益突出等问题,使得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为继,只有在扩大经营规模的基础上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才能有效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为贯彻实施“科技兴农”、“藏粮于技”等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方面从宏观层面考察我国农业技术采用特征及其效应,对于加强政府农业技术推广调控指导,加速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创新,提升农业科技贡献率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只有被农户采纳应用到农业生产中,才能切实转化为生产力,作为目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流发展形式,专业大户在保留以农户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特性同时,又解决了传统农业经营存在的“低、小、散”等问题,并且在农业技术采纳应用方面,专业大户通常能发挥较强的带头示范作用,因此从微观层面研究专业大户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及其效应,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技术广泛应用以及推进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湖北省水稻生产为例,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探究了农业技术采用及其效应,围绕“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采用时空演变特征”、“技术采用对湖北省水稻生产的空间效应”、“湖北省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参与农技培训对不同规模种稻大户技术采用的推广效果差异”以及“种稻大户不同生产技术采用的‘增产’、‘增效’效应比较”等几个方面问题依次展开研究。首先,结合相关文献和我国农业发展国情,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提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其次,从宏观层面上,通过构建技术采用综合评价指标,分析了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采用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技术采用对湖北省水稻生产的空间效应。然后,从微观层面上,对湖北省种稻大户经营特征、生产技术需求特征、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特征和生产技术采用环境特征展开描述性分析;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主要因素,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进一步探究参与农技培训对不同规模种稻大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差异;在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测算种稻大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基础上,比较不同生产技术采用的“增产”、“增效”效应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农业技术广泛应用的对策建议。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湖北省水稻综合技术采用按其波动规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96～2001年、2002～2006年和2007～2014年,总体呈稳步上升态势。受育秧栽培技术、化学调控技术采用水平的共同作用,湖北省水稻综合技术采用逐步形成“两边高,中间低”的布局,其中水稻育秧栽培技术采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整体明显改善,到近些年大面积回落两个阶段,而水稻化学调控技术采用水平较高区域则逐渐向鄂西南方向聚集。水稻综合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农技承包人员有效密度与湖北省水稻综合技术采用之间并不存在显着影响关系,种植业产值比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户经营规模以及分属丘陵平原农业区均对水稻综合技术采用正向影响显着。（2）考虑农机跨区作业背景下,生产技术采用与农业机械化水平对湖北省水稻生产的直接和空间影响都经历了由不显着到显着的演变。2001年以前,生产技术采用与湖北省水稻生产并不存在显着影响关系,2001年之后随着农户更倾向于采用“增产、省力、易操作”的化学调控类技术,生产技术采用开始对水稻生产表现为显着正向影响。而且水稻生产技术采用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时间上略微滞后于其对本地水稻生产的正向影响,说明周边地区农户通过接触考察后进行模仿、学习,进而促进增产型水稻生产技术的传播扩散。另一方面,由于大中型农机自2004年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后才开始显着增加,2006年之后农业机械总动力才逐渐开始对湖北省水稻生产表现为显着正向影响。但在湖北省市（州）层面下,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对本地水稻生产的正向影响愈发显着,其对周边地区水稻生产却表现为显着的空间挤出效应。（3）利用调研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湖北省种稻大户生产经营和技术采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务农劳动力的年龄及文化水平结构有待优化,目前湖北省种稻大户的年龄层主要集中在45-65岁,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缺乏,使得粮食生产整体活力不足,且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较传统小农户,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善;（2）较小规模种稻大户的耕地细碎化问题较为严重,由于较小规模种稻大户的转入土地主要来源于周边邻里或亲戚的租借,通常没有签订正式合同,租借的随机性无法确保耕地位置的统一,地块分散更为严重;（3）土地流转不畅是制约种稻大户进一步扩大规模的重要因素,农户不愿转出土地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一是部分农户“恋地”情结严重,二是“失地”农户的安置问题没能得到很好解决;（4）种稻大户技术信息获取渠道单一,对“网络”等新媒体渠道的有效利用明显不足;（5）种稻大户补贴“到位”问题亟待解决,只有解决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寻租行为,才能促进粮食补贴更好地发挥其功能。（4）种稻大户不同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参与农技培训对种稻大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但与良种技术采用行为并不存在显着影响关系;务农劳动力数量与种稻大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显着负相关,但与良种技术采用行为显着正相关;家庭成员中有人担任村干部与种稻大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显着正相关,与良种技术采用行为显着负相关;种稻大户技术采用风险偏好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无显着影响,但对良种技术采用行为有显着正向影响。经实证结果验证,农户参与农技培训与农户技术采用行为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确实存在,评估参与农技培训对种稻大户技术采用行为的作用效果时,需对内生性问题加以处理。此外,比较参与农技培训对不同规模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效果差异发现,相比大规模种稻大户,参与农技培训对较小规模种稻大户的技术推广效果表现更佳。（5）种稻大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良种技术采用对水稻产量和技术效率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其中机械投入与水稻产量不存在显着影响关系,考虑种稻大户基本实现“100%水平机耕机收”,机械投入对种稻大户水稻增产边际贡献达到瓶颈;户主受教育水平与技术非效率显着负相关,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通过学习相关技术知识来实现各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可能性更大。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种稻大户技术效率得到明显改善,不过这并不否定较小规模种稻大户仍存在极高效（技术效率大于0.95）生产的比较优势。不同规模种稻大户采用适宜性技术的“增产”、“增效”效应更加显着,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的“增产”、“增效”效应在大规模种稻大户中表现更佳,即100亩及以上规模种稻大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后的亩产平均提高114.32斤,技术效率平均提升0.0676。而良种技术采用的“增产”、“增效”效应则在较小规模种稻大户中表现更佳,30～50亩、50～100亩规模种稻大户采用良种技术后的亩产平均提高54.74斤和64.03斤,技术效率平均提升0.0274和0.0205。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采用宏、微观视角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农业技术采用及其效应。由于宏观技术采用水平难以量化,已有研究大多从微观视角研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及其效应,本文以湖北省水稻生产为例,通过构建技术采用综合评价指标,实现从宏观层面探究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采用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从微观层面分析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及其效应,不仅能为加强政府技术推广宏观调控指导提供决策依据,而且能为促进种稻大户技术采用行为提供可行性思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上有所创新。（2）针对种稻大户这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用行为展开较为全面的分析。已有关于传统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系统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用行为的文献仍有待补充,完善这方面研究对于推进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和农技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考察种稻大户不同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前提下,分别从“增产”、“增效”两个角度分析了种稻大户技术采用效应,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3）科学客观地评估了参与农技培训对种稻大户技术采用行为的作用效果。已有研究在考察参与农技培训对农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时,通常简单将是否参与农技培训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加入Logit或Probit模型,忽略了二者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参与农技培训的农户通常本身就具有更强烈的技术采纳意愿,导致高估农技培训带来的技术推广效果。此外,也少有研究关注参与农技培训对不同规模农户的农技推广效果差异。本文通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剔除了内生性问题干扰,并深入考察了参与农技培训对不同规模种稻大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差异,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有所创新。
李其成[9]（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明梓[10]（2019）在《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耦合程度时空演化及解耦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年,能源的大量消耗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持之一。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能源消费呈现总量大,效率低,能源浪费严重的特点,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和能源结构。同时,对能源的不合理开采和低效利用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不仅阻碍经济增长,而且威胁着居民健康。使经济增长摆脱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换言之实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解耦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现有的解耦研究多针对我国能源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关系,以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为对象的解耦研究较少。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耦状态演化及优化研究上。解耦（Decoupling）也被称为“脱钩”,是指由经济活动总量带来的环境冲击减轻,使两者的耦合程度不断降低甚至最终消除耦合关系的过程。这种环境冲击包含物质或能源投入和由物质、能源引起的污染物排放两方面。因此,解耦研究包含去物质化和去污染化两个角度,本文的研究主题,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解耦,属于去物质化角度。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的量化研究,通常需要对两者的解耦状态进行测度。解耦状态反映了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程度,耦合程度越低,两者的解耦状态越好。本文首先在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性理论、弹性解耦理论,构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该理论框架,通过建立多层次指标体系,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明确各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驱动方向和程度。再次,本文建立了基于动态自适应时间采样的解耦状态测度模型,从全国和地区层面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在1996-2016年间的耦合程度演化情况进行分析,明确不同时期两者的解耦状态。最后,根据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的理论框架和驱动因素,建立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能源消费量、经济增长量、解耦状态进行情景预测;将改进的解耦优化算法运用于神经网络模型,以能源、经济相关的规划目标为约束,对三者进行优化分析;通过对比优化、预测的结果和输入参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未来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经济规模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经济规模效应对能源消费的驱动作用为正向,该效应促进了能源消费量的增长,而能源强度效应为负向驱动,能源消费量的变化将最终影响整体解耦状态。东部地区受能源强度、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城镇化效应影响程度高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和居民生活水平效应分别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产生较大影响;能源结构效应对四个地区的驱动方向和程度均不稳定。第二,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在1996-2016年间基本处于弱解耦状态,表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耦合程度有所下降,能源效率提高,然而效率提高的程度有限,能源消费量仍然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研究期内,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解耦状态恶化,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耦合程度变高,东部和东北地区的解耦状态相对稳定;解耦演化水平是反应解耦状态和演化稳定性的综合指标,1996-2016年间仅有东北地区的演化水平呈上升态势,其余三个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第三,通过对比解耦优化、基准和政策情景预测的结果及相应输入参数进行分析,得到提升我国未来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状态的政策建议: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人口素质;推进能源结构清洁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不断提高我国创新驱动能力。优化后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指标在2020年和2030年全部超额实现相关规划目标,而情景预测结果仅实现了能源消费规划目标,没有实现经济规划目标;优化后的解耦状态总体优于预测解耦状态,相关政策规划对于提高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解耦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在吸收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解耦进行了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创新。一是突破性的构建了用于解耦驱动因素分析的多层次指标体系,提升了解耦因素分解的系统性。二是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解耦状态测度模型的动态自适应时间采样方法,降低了解耦状态测度中对时序区间划分的主观性,提升了结果的合理性,同时对解耦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补充。三是将地区差异引入解耦状态预测全国模型,有效提高了模型预测的精确度。四是首次将差分进化算法应用于解耦优化研究,并对现有的算法进行改进,提升了算法的全局优化性,提高了优化研究中结果的质量和可靠性。
二、1996年的价格调控目标有望实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6年的价格调控目标有望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1）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城”和“乡”的概念 |
| 2.1.2 城乡差距的概念 |
| 2.1.3 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 |
| 2.1.4 城乡差距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 |
| 2.2.2 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
| 2.2.3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理论 |
| 2.2.4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轨迹 |
| 3.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与战略形成 |
| 3.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 |
| 3.1.2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战略的形成 |
| 3.2 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 |
| 3.2.1 改革开放前:立国战略下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和固化时期 |
| 3.2.2 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富民战略下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破冰 |
| 3.2.3 本世纪初到十八大前: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
| 3.2.4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国战略下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 |
| 3.3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问题 |
| 3.3.1 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下降,但依然保持高位 |
| 3.3.2 产业高级化与产业分化共存,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固存 |
| 3.3.3 制度壁垒和市场分割问题凸显,城乡要素配置差距扩大化 |
| 3.3.4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显着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乡差距的多维测度 |
| 4.1 城乡差距测度的维度选择 |
| 4.2 城乡差距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4.2.2 基础指标的选取 |
| 4.2.3 数据来源、指标处理方法 |
| 4.3 测度方法选择及权重的确定 |
| 4.3.1 测度方法的选择 |
| 4.3.2 基础指标和维度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4 城乡综合差距的测度结果 |
| 4.4.1 城乡综合差距时序演变分析 |
| 4.4.2 城乡综合差距空间格局分析 |
| 4.5 城乡差距的多维度分析 |
| 4.5.1 多维城乡差距的时序演变分析 |
| 4.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动态演进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成因及内在关联分析 |
| 5.1 多维城乡差距形成机制 |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1.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形成机制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
| 5.2.2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前检验 |
| 5.3 估计结果分析 |
| 5.3.1 基准估计结果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多维城乡差距内在关联性检验 |
| 5.3.4 不同区域的估计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1 城乡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6.2 城乡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
| 6.2.1 城乡差距通过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 6.2.2 城乡差距通过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 6.3 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 |
| 6.3.1 计量模型 |
| 6.3.2 变量说明以及数据来源 |
| 6.3.3 内生性问题及处理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估计 |
| 6.4.2 城乡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估计 |
| 6.4.3 城乡差距对消费需求的机制讨论 |
| 6.4.4 城乡差距对经济资本的机制讨论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与研究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回顾 |
| 1.3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
| 1.4 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关研究综述 |
| 1.5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1.6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不同时期下我国利率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研究 |
| 2.1 利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回顾 |
| 2.3 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典型事实分析 |
| 2.4 基于LT-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我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研究 |
| 3.1 货币政策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研究问题的提出 |
| 3.2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回顾 |
| 3.3 广义信用视角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4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分解 |
| 3.5 基于TVP-SV-FA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利率市场化、资产负债表衰退与紧缩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
| 4.1 资产负债表衰退和紧缩型政策的经济后果 |
| 4.2 基于利率市场化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DSGE模型构建 |
| 4.3 数据选取、参数校准和参数估计 |
| 4.4 紧缩型货币政策的实际经济后果分析 |
| 4.5 基于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的紧缩型货币政策效果评估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利率双轨制下利率市场化进程、存款保险制度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
| 5.1 我国货币政策“双轨制”框架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 |
| 5.2 双轨制泰勒规则模型的构建 |
| 5.3 参数校准与参数估计 |
| 5.4 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 |
| 6.1 利率市场改革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演变的逻辑分析 |
| 6.2 理论模型 |
| 6.3 数据选取、参数校准与参数估计 |
| 6.4 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4）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格局演变与生态价值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与效应研究进展 |
| 1.2.2 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
| 1.2.3 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进展 |
| 1.2.4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耦合关系研究进展 |
| 1.2.5 远程耦合研究进展 |
| 1.2.6 空间信息技术在生态环境应用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5 研究方案 |
| 1.5.1 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 |
| 1.5.2 主要分析方法 |
| 1.5.3 主要分析工具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处理 |
| 2.1 研究范围及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研究区自然地理概况 |
| 2.1.3 研究区社会经济概况 |
| 2.1.4 研究区生态环境概况 |
| 2.2 数据来源 |
| 2.2.1 遥感数据 |
| 2.2.2 辅助数据 |
| 2.2.3 实地调查数据 |
| 2.2.4 社会经济发展数据 |
| 2.3 数据处理 |
| 2.3.1 遥感影像预处理 |
| 2.3.2 遥感影像解译 |
| 第三章 西双版纳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分析 |
| 3.1 西双版纳土地利用时空演变模型构建 |
| 3.2 西双版纳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幅度分析 |
| 3.3 西双版纳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转移特征分析 |
| 3.4 西双版纳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扰动程度分析 |
| 3.5 本章讨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西双版纳景观生态安全时空动态及重心转移研究 |
| 4.1 西双版纳景观生态安全时空动态模型构建 |
| 4.1.1 西双版纳景观综合指数 |
| 4.1.2 西双版纳景观安全度 |
| 4.1.3 西双版纳空间分析法 |
| 4.1.4 西双版纳景观安全重心变化 |
| 4.2 景观综合指数分析 |
| 4.3 景观生态安全时空分析 |
| 4.4 景观生态安全重心变化 |
| 4.5 景观生态安全变化主要驱动因素 |
| 4.6 本章讨论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与时空分异 |
| 5.1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1.1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确定 |
| 5.1.2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当量因子修正 |
| 5.1.3 西双版纳耕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食物生产功能价值 |
| 5.1.4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 |
| 5.2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间维度的差异性分析 |
| 5.2.1 西双版纳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服务价值变化 |
| 5.2.2 西双版纳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
| 5.2.3 西双版纳不同行政区域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
| 5.3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维度的差异性分析 |
| 5.3.1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空间分布 |
| 5.3.2 西双版纳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 |
| 5.4 敏感性指数分析 |
| 5.5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冷热点分布 |
| 5.6 本章讨论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耦合协调研究 |
| 6.1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耦合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2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耦合评价方法 |
| 6.2.1 熵权法确定权重 |
| 6.2.2 相对发展度模型 |
| 6.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
| 6.3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发展评价 |
| 6.3.1 熵权法确定权重 |
| 6.3.2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发展评价 |
| 6.4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发展耦合协调发展度分析 |
| 6.5 相关性分析 |
| 6.6 本章讨论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服务远程耦合体系 |
| 7.1 生态系统服务远程耦合框架 |
| 7.2 西双版纳远程耦合框架下的生态系统服务 |
| 7.2.1 西双版纳供给服务远程耦合系统 |
| 7.2.2 西双版纳调节服务远程耦合系统 |
| 7.2.3 西双版纳文化服务远程耦合系统 |
| 7.3 本章讨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4 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及奖励 |
（5）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水-耕地-粮食安全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
| 1.1.2 我国水-耕地-粮食安全出现新的挑战 |
| 1.1.3 东北地区面临新一轮粮食生产及种植结构调整的压力较为突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为水土资源匹配以及水土粮的关联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
| 1.2.2 为相关部门提供“控”与“调”的决策参考 |
| 1.2.3 有助于提高公众对灌溉定额及灌溉需求的认识 |
| 1.2.4 有助于强化深度学习在农业领域的运用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区域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多源信息复合 |
| 1.4.2 多模型与多指标综合 |
| 1.4.3 多研究尺度整合 |
| 1.4.4 总体研究与分类研究结合 |
| 1.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水-耕地-粮食的研究进展 |
| 2.1 耕地利用及粮食生产研究进展 |
| 2.1.1 耕地数量、质量和粮食生产的表征关系 |
| 2.1.2 耕地数量保障范畴与目标争议 |
| 2.1.3 耕地利用变化研究的两大类方向 |
| 2.1.4 耕地的可持续生产能力 |
| 2.2 水资源利用及粮食生产研究进展 |
| 2.2.1 水资源配置思想的转变 |
| 2.2.2 水资源投入与粮食生产的关系 |
| 2.2.3 粮食生产的水资源承载力 |
| 2.2.4 粮食作物虚拟水与水足迹 |
| 2.2.5 灌溉需水量与作物需水量 |
| 2.2.6 灌溉与雨养的产量差距 |
| 2.2.7 灌溉定额与种植结构 |
| 2.3 水土资源匹配及粮食生产研究进展 |
| 2.3.1 水土资源匹配的重要性 |
| 2.3.2 水土资源匹配的生态学与地理学解释 |
| 2.3.3 水土资源匹配测算 |
| 2.3.4 粮食结构调整的水土资源效应 |
| 2.4 总结评述 |
| 2.4.1 粮食结构调整对不同时空尺度的耕地利用的影响研究有待加强 |
| 2.4.2 粮食作物结构调整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有待加强 |
| 2.4.3 水土资源匹配的测度存在较大差异 |
| 2.4.4 水-耕地-粮食三者的关联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
| 2.4.5 耕地、水、粮食的未来情景预测方法仍有改进与丰富的空间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概述 |
| 3.1 概念界定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自然资源经济学理论 |
| 3.2.2 农业经济学理论 |
| 3.2.3 资源地理学理论 |
| 3.3 分析模型 |
| 3.3.1 耕地利用与粮食空间分布分析模型 |
| 3.3.2 耕地-粮食关联分析模型 |
| 3.3.3 水-粮食关联分析模型 |
| 3.3.4 水-耕地-粮食关联分析模型 |
| 3.3.5 长短期记忆模型(LSTM) |
| 3.4 研究区概况 |
| 3.4.1 地形地貌 |
| 3.4.2 气候特征 |
| 3.4.3 土壤条件 |
| 3.5 数据来源 |
| 第四章 水-耕地-粮食时序变化特征 |
| 4.1 耕地变化特征 |
| 4.1.1 耕地总量 |
| 4.1.2 耕地利用结构 |
| 4.1.3 耕地灌溉面积 |
| 4.1.4 耕地质量等别 |
| 4.2 水资源变化特征 |
| 4.2.1 水资源总量 |
| 4.2.2 供水能力 |
| 4.2.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
| 4.2.4 用水量变化 |
| 4.2.5 用水总量控制目标 |
| 4.2.6 农田灌溉用水 |
| 4.3 粮食作物生产特征 |
| 4.3.1 粮食生产 |
| 4.3.2 水稻生产 |
| 4.3.3 玉米生产 |
| 4.3.4 小麦生产 |
| 4.3.5 大豆生产 |
| 4.3.6 杂粮生产 |
| 4.4 章节小结 |
| 第五章 水-耕地-粮食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 5.1 耕地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 5.1.1 水田与旱地的空间分布 |
| 5.1.2 “水改田”与“旱改水”分布区域 |
| 5.1.3 新增耕地来源与分布区域 |
| 5.1.4 减少耕地去向与分布区域 |
| 5.2 水资源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 5.2.1 水资源总量空间分布 |
| 5.2.2 供水量空间分布 |
| 5.2.3 水资源开发利用等级分区评价 |
| 5.2.4 水资源总量与用水量的空间匹配分布 |
| 5.2.5 灌溉用水量空间分布变化 |
| 5.3 粮食作物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 5.3.1 粮食生产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3.2 粮食生产重心移动特征 |
| 5.3.3 粮食生产空间分布 |
| 5.3.4 各粮食作物生产空间分布 |
| 5.3.5 粮食种植结构空间聚类 |
| 5.4 章节小结 |
| 第六章 粮食-耕地(LF)关联研究 |
| 6.1 粮食生产的耕地利用效应 |
| 6.1.1 耕地利用效应分解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
| 6.1.2 耕地利用效应分解因素的时序差异 |
| 6.1.3 耕地利用效应分解因素的空间分异 |
| 6.1.4 耕地利用效应主导因素 |
| 6.2 粮食生产结构对虚拟耕地的影响 |
| 6.2.1 粮食虚拟耕地含量时序变化特征 |
| 6.2.2 粮食生产变化对虚拟耕地含量时序变化的影响 |
| 6.2.3 粮食虚拟耕地含量空间聚类 |
| 6.2.4 粮食虚拟耕地含量变化幅度的空间差异 |
| 6.2.5 粮食生产变化对虚拟耕地含量影响的空间差异 |
| 6.2.6 结构及单产变化对粮食虚拟耕地含量增减变化的影响 |
| 6.3 章节小结 |
| 第七章 粮食-水(WF)关联研究 |
| 7.1 粮食生产结构变化对综合灌溉定额影响 |
| 7.1.1 粮食作物综合灌溉定额时序变化 |
| 7.1.2 粮食种植结构对综合灌溉定额变化影响的阶段特征 |
| 7.1.3 粮食综合灌溉定额空间分布 |
| 7.1.4 粮食综合灌溉定额变化影响因素 |
| 7.2 粮食生产变化对灌溉需水量变化影响 |
| 7.2.1 粮食作物灌溉需水量时序变化 |
| 7.2.2 粮食作物灌溉需水量时序变化的影响因素 |
| 7.2.3 粮食生产变化对需水强度的影响 |
| 7.2.4 粮食作物灌溉需水量空间分布 |
| 7.2.5 粮食作物灌溉需水量变化影响因素空间特征 |
| 7.2.6 粮食作物需水强度主要影响因素 |
| 7.3 章节小结 |
| 第八章 水-耕地-粮食(WLF)关联研究 |
| 8.1 水土资源匹配研究 |
| 8.1.1 粮食生产可利用水资源 |
| 8.1.2 粮食生产可利用耕地资源 |
| 8.1.3 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匹配变化 |
| 8.2 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研究 |
| 8.2.1 不同情境下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时空变化 |
| 8.2.2 不同情境下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变化影响因素 |
| 8.3 章节小结 |
| 第九章 未来水-耕地-粮食(WLF)关联及调控 |
| 9.1 预测模型构建 |
| 9.1.1 LSTM模型构建 |
| 9.1.2 对比模型构建 |
| 9.1.3 模型评价指标 |
| 9.2 粮食生产的耕地利用情况预测 |
| 9.2.1 耕地总面积预测 |
| 9.2.2 耕地复种指数变化预测 |
| 9.2.3 粮食面积比例变化预测 |
| 9.3 粮食种植结构变化预测 |
| 9.3.1 水稻播种面积预测 |
| 9.3.2 玉米播种面积预测 |
| 9.3.3 大豆播种面积预测 |
| 9.3.4 其他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预测 |
| 9.3.5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预测 |
| 9.4 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情况预测 |
| 9.4.1 粮食综合灌溉定额预测 |
| 9.4.2 粮食灌溉用水量预测 |
| 9.4.3 农田灌溉用水效率预测 |
| 9.4.4 灌溉耕地面积预测 |
| 9.5 未来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预测 |
| 9.6 水-耕地-粮食关联调控策略 |
| 9.6.1 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
| 9.6.2 灌溉水资源管理 |
| 9.6.3 灌溉用水效率优化 |
| 9.6.4 灌溉定额管理 |
| 第十章 结论与讨论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创新之处 |
| 10.2.1 方法创新 |
| 10.2.2 内容创新 |
| 10.2.3 实践创新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6）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的实践意义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
| (二)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 |
| (二)规范分析方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实证分析法 |
| 五、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辨析 |
| 一、地方经济立法的含义和特征 |
| 二、地方经济立法的表现形式、地位和作用 |
| 三、地方经济立法的发展历程和时代使命 |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基本理论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概念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成本效益评估的基本假定 |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发展进程和历史规律 |
| 一、发展进程 |
| 二、历史规律 |
| 第四节 成本收益分析引入地方经济立法的制度功效 |
| 一、促进地方经济立法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 |
| 二、推动地方立法资源配置科学化 |
| 三、增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
| 四、克服信息不对称,促进民主立法 |
| 第五节 对成本效益评估的质疑和挑战 |
| 一、忽视了对法的多维度价值的考量 |
| 二、注重功利性而忽视了道德准则 |
| 三、成本效益量化不精确 |
| 四、成本效益评估自身运作成本过高 |
| 第二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主体、对象和标准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主体 |
| 一、我国现有的立法评估主体 |
| 二、建立多元化的成本效益评估主体 |
| 第二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对象 |
| 一、确立成本效益评估对象的依据 |
| 二、地方经济立法的适用对象 |
| 第三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标准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一般标准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特殊标准 |
| 第三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 |
| 一、立法成本的构成 |
| 二、立法收益的构成 |
| 第二节 立法成本和收益的量化方法 |
| 一、立法成本收益的可测量性 |
| 二、立法成本的量化 |
| 三、立法收益的量化 |
| 第三节 成本和收益计算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
| 一、成本收益量化的前提——基线 |
| 二、成本收益的时间问题——折现率 |
| 三、分配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立法效益的计算方法 |
| 一、立法成本和收益的加总计算 |
| 二、立法效益的判断标准 |
| 第五节 其他分析方法 |
| 一、成本有效性分析 |
| 二、风险分析 |
| 三、敏感性分析 |
| 第四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程序 |
| 第一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概述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程序与立法程序的关系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要素 |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启动 |
| 一、制定评估方案 |
| 二、选择评估方法 |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运行 |
| 一、信息收集 |
| 二、信息的整理和分析 |
| 三、成本效益评估报告 |
| 第四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回应 |
| 一、立法评估结果回应的含义 |
| 二、立法评估回应方式 |
| 第五章 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适用的困境 |
| 一、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
| 二、缺乏合理的评估技术与量化方法 |
| 三、参与成本效益评估主体不明确 |
| 四、公众参与立法的深度不够 |
| 第二节 《立法法》的规定和顶层设计 |
| 一、《立法法》对地方立法评估的规定 |
| 二、《立法法》的顶层设计 |
| 第三节 我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总体构想 |
| 一、我国地方经济立法评估制度的现状 |
| 二、我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总体设想 |
| 第四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重要措施 |
| 一、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评价制度 |
| 二、建立我国大数据信息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译着类 |
| (三)中文论文类 |
| (四)学位论文 |
| (五)网络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7）混合所有制背景下世界一流企业建设路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世界一流企业的定义与特征 |
| 一、世界一流企业的定义 |
| 二、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长期动态性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的“观念之争” |
| 一、观念的作用 |
| 二、关于国企改革的四种观念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逻辑 |
| 一、混改的背景 |
| 二、混改的理论基础 |
| 三、混改的目标 |
| 第三章 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世界500强的视角 |
| 第一节 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 |
| 一、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阶段 |
| 二、世界一流企业的要素 |
| 第二节 规模和数量的演变 |
| 一、入围世界500强的数量变化 |
| 二、入围500强企业的经营表现 |
| 第三节 500强企业结构和效率的演变 |
| 一、行业分布 |
| 二、效率对比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治理机制的影响 |
| 一、混合所有制对公司治理的挑战 |
| 二、双层代理成本 |
| 三、混改对企业绩效和公司治理的影响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创新活动的影响 |
| 一、国企的创新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创新 |
| 二、股权多样性与创新 |
| 三、股权融合与创新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效率的影响 |
| 一、信贷市场上的所有制差异 |
| 二、市场势力 |
| 三、委托——代理与多任务目标 |
| 第四节 我国混改案例研究 |
| 一、中国联通——混改标杆 |
| 二、云南白药混改 |
| 三、失败的混改案例:中信国安 |
| 第五章 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法国的混合所有制 |
| 一、法国混合所有制发展的起源 |
| 二、特别法律制度 |
| 三、政府持股机构 |
| 第二节 美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
| 一、美国混合所有制发展历程 |
| 二、企业国有化的局限性 |
| 三、金融危机以后的经验 |
| 第三节 挪威 |
| 一、挪威模式 |
| 二、治理制度 |
| 第四节 哥伦比亚 |
| 一、特别保护 |
| 二、国际认可 |
| 第五节 巴西 |
| 一、法律框架 |
| 二、巴西混合所有制的治理挑战 |
| 三、改革计划 |
| 四、行使所有权职能 |
| 第六节 日本 |
| 一、日本国铁 |
| 二、日本电报电话公司和日本烟草公司 |
| 三、日本邮政 |
| 第七节 新加坡 |
| 一、商业导向 |
| 二、独立性 |
| 第八节 混合所有制的多样性 |
| 一、多样化的监管模式 |
| 二、最佳实践指引不可取 |
| 三、政策应对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培养世界一流企业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 |
| 二、“观念之争”不利于混改的推进 |
| 三、混改有利于提高国企创新效率和创新意愿 |
| 四、混改成功的关键是引入负责任的非国有股东 |
| 五、混合所有制的治理形式可以采取多样形式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积累“耐心资本”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二、消除“观念之争”推进混改进程 |
| 三、通过“优势互补”提高国企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意愿 |
| 四、在鉴别非国有股东的基础上推进混改 |
| 五、鼓励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8）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采用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农业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1.3.2 农业技术采用效应相关研究 |
| 1.3.3 专业大户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技术采用 |
| 2.1.2 种稻大户 |
| 2.1.3 农技培训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弱质性理论 |
| 2.2.2 农户行为理论 |
| 2.2.3 农业技术扩散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第3章 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采用时空演变分析 |
| 3.1 引言 |
| 3.2 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与数据来源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理论分析 |
| 3.2.3 数据来源 |
| 3.3 湖北省不同类型水稻生产技术采用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3.1 时间演变分析 |
| 3.3.2 空间布局演变分析 |
| 3.3.3 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3.4 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1 计量模型与估计结果 |
| 3.4.2 实证结果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采用空间效应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2.1 理论分析 |
| 4.2.2 变量选取 |
| 4.2.3 数据来源 |
| 4.3 统计分析 |
| 4.4 不考虑空间因素下的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4.5 考虑空间因素下的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湖北省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特征分析 |
| 5.1 调研地区及主要内容 |
| 5.2 种稻大户经营特征 |
| 5.3 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需求特征 |
| 5.4 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特征 |
| 5.5 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环境特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湖北省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分析 |
| 6.1 引言 |
| 6.2 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与说明 |
| 6.2.1 计量模型 |
| 6.2.2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6.3 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4 参与农技培训对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湖北省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效应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理论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说明 |
| 7.2.1 理论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7.3 种稻大户水稻生产的随机前沿分析 |
| 7.4 种稻大户生产技术采用“增产”、“增效”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优化农技推广体系,促进水稻生产技术采用行为 |
| 8.2.2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激发水稻生产技术采用需求 |
| 8.2.3 完善政策服务体系,优化水稻生产技术采用环境 |
| 8.3 研究不足之处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之处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部地区水稻种植大户农业生产经营情况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耦合程度时空演化及解耦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能源领域因素分解研究 |
| 2.1.1 拉氏指数分解的应用研究 |
| 2.1.2 迪氏指数分解的应用研究 |
| 2.2 能源领域解耦研究 |
| 2.2.1 解耦状态测度方法研究 |
| 2.2.2 解耦实证研究 |
| 2.3 能源领域优化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的理论框架构建 |
| 3.1 相关概念 |
| 3.1.1 能源和能源消费 |
| 3.1.2 经济增长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2.2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性理论 |
| 3.2.3 弹性解耦理论 |
| 3.3 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解耦的理论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驱动因素研究 |
| 4.1 解耦驱动因素分析方法 |
| 4.1.1 因素分解模型 |
| 4.1.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 解耦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2.1 全国层面的因素分解 |
| 4.2.2 地区层面的因素分解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耦合程度时空演化分析 |
| 5.1 耦合程度测度方法改进 |
| 5.1.1 耦合程度测度方法的研究背景 |
| 5.1.2 基于动态自适应时间采样的解耦状态测度模型构建 |
| 5.1.3 解耦状态判别改进 |
| 5.2 解耦状态的总体演化分析 |
| 5.2.1 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现状 |
| 5.2.2 总体演化趋势分析 |
| 5.3 解耦状态的地区性演化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优化研究 |
| 6.1 解耦优化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
| 6.1.1 解耦优化基本原则 |
| 6.1.2 解耦优化目标 |
| 6.2 解耦状态的情景预测 |
| 6.2.1 预测模型设计 |
| 6.2.2 情景描述以及模型输入 |
| 6.2.3 预测结果分析 |
| 6.3 解耦优化算法改进 |
| 6.3.1 差分进化算法及其研究现状 |
| 6.3.2 基于种群适应值的差分进化算法及其改进 |
| 6.3.3 改进优化算法对比试验 |
| 6.3.4 解耦优化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 |
| 6.4 解耦优化结果分析及展望 |
| 6.4.1 优化结果分析 |
| 6.4.2 基于优化结果的发展策略展望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1996年的价格调控目标有望实现（论文参考文献）
- [1]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2]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D]. 叶璐.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3]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D]. 张男. 吉林大学, 2020(03)
- [4]西双版纳生态系统格局演变与生态价值响应[D]. 张卓亚. 昆明理工大学, 2020(04)
- [5]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关联研究[D]. 向雁.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6]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D]. 戴燕. 吉林大学, 2020(08)
- [7]混合所有制背景下世界一流企业建设路径分析[D]. 赵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采用及其效应研究[D]. 陈实.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1)
- [9]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10]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耦合程度时空演化及解耦优化研究[D]. 明梓.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