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专控商品附加等四项收费项目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唐梅玲[1]（2018）在《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文中认为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是指,制定针对精准扶贫内容并能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的法律规则,对扶贫参与主体设定良好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设立专门的扶贫管理机构,对精准扶贫成效进行持续的评估、管理和交流等活动,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规范和监督手段实现精准扶贫的目的。总体来说,目前的精准扶贫是政府在一种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所实施的大规模的行政改革。5年来,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我国实现了贫困人口的较大规模持续减少,中国减贫成绩被称为“奇迹”。然而,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寻租”、贪污挪用、渎职失职,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精准扶贫制度面临法治困境,体制缺陷,程序机制不畅等问题。以行政法视域审视精准扶贫,其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首先,对精准扶贫主体而言,当下政策推进下的精准扶贫面临体制性障碍,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够、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其次,考察精准扶贫范围,存在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市场机制扶贫范围界限不明;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再次,关于精准扶贫的方式,存在扶贫方式未能满足合法性需求、扶贫方式未能满足服务性需求、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之间相互冲突等诸多不足;复次,在精准扶贫的程序方面,缺乏规范的扶贫信息公开程序,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扶贫行政机关未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缺失扶贫教示程序;最后,关于精准扶贫救济,扶贫领域未合理适用信访制度,扶贫领域调解制度不健全,扶贫领域未规范推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制度。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在于:首先,分析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即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其次,公益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与效率原则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给付行政理论、反贫困理论、人权保障理论以及合作治理理论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主体需要重点因应这些问题:一是,从精准扶贫主体来看,为突破困境,有必要引入“合作扶贫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角度重塑多元主体合作扶贫治理格局。具体来说,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从而明确精准扶贫究竟“谁来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范围而言,首先,应确定其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并且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机关职责、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其次,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范围的制度实践及经验。最后,须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具体内容:一方面,明确精准扶贫范围需遵循适当性原则、效率原则;另一方面,也要确定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标准,即信息标准、公共安全责任标准、专业技术标准以及扶贫效率标准,分别为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基础标准、目的标准、工具标准以及评价标准。就精准扶贫方式而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有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优化我国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措施。首先,明晰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其次,通过主体上赋权,程序上激励以及救济上激励的路径,引入激励型扶贫行政方式;最后,通过规范行政指导,优化行政资助,完备行政奖励的路径,来完善既有扶贫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与扶贫目标相匹配的扶贫方式,以期实现有效脱贫。对扶贫方式的分析实质上回答了精准扶贫领域“怎样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程序而言,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实质上通过程序路径监督扶贫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日本、德国扶贫程序的行政法制度。具体通过健全精准扶贫信息公开程序,合理适用精准扶贫听证程序,优化精准扶贫教示程序,规范精准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来解决“如何监督扶贫行政主体”的问题。就精准扶贫救济而言,首先,考察精准扶贫行政法之救济,梳理对精准扶贫救济制度认识误区;其次,对于现行的行政救济方式能否直接适用于精准扶贫领域,以及如何完善需要再认识;最后,对于如何优化精准扶贫救济制度,需要规范扶贫领域信访制度,健全扶贫领域调解制度,完善扶贫领域行政复议制度,改善扶贫领域行政诉讼制度。对救济方式的研究主要回答“扶贫对象如何获得救济”的问题。为从源头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的合法性,首先,从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理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的总体思路。接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主要内容和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说明。最后,通过健全以权利保障为中心的扶贫基本法律体系,制定扶贫基本法,完善扶贫法律支撑体系,规范扶贫法律保障机制,对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进行了设计。
李晶[2]（2011）在《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房地产税收的发展是矛盾和冲突的产物。房地产税收制度是在解决矛盾过程中不断的变化、改革和进步的。在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解决各种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在不断的矛盾调整中,房地产税收制度走向和谐与完整。时至今日,中国房地产税收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压力,将房地产税收改革推向风口浪尖：第一,走过极贫极弱的发展历史,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探索着富国富民的道路,集30年的经验,走出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伴随着农村改革、工业改革、商业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等改革进程,各个行业在进行着改革,各个部门在进行着改革。房地产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重要的生活资料,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房地产行业也开始改革,以土地使用有偿化为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住宅自有化住房制度改革在中国开始广泛实施并全面推广。由于原房地产税收制度是基于土地无偿使用而设置的,因此,房地产业的改革成为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动因。第二,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房地产业和原有税收制度的冲突,这种冲突迫使政府必须改革原房地产税收制度,以适应房地产业的发展需求。第三,房地产业的发展引发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上的矛盾激化,结构上的矛盾亦格外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整个购房者作为主体,其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经济的发展是消费者至上,消费者利益受损必然导致房地产业畸形发展。为了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和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均衡,需要对原房地产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第四,在社会进步和社会生产过程中,中国社会财富占有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财富差距不仅表现在流量上,而且表现在存量上。为了缩小财富的差距,需要对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进行调整。调整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流量即调整收入的差距,一是调整存量即调整财产的差距。正是在如此巨大的改革压力下,对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思考变得紧迫而意义非凡。论文分析我国房地产税收的社会经济基础,总结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从与房地产的影响关系与影响程度的角度,分析房地产价格的密切影响因素和一般影响因素；沿着历史的脉搏,探索房地产税收发展的历史轨迹,归纳现代房地产税收的改革历程,从税收要素的角度介绍房地产财产税、房地产商品税、房地产所得税和房地产其他税等房地产税种设置。之后,论文进行现行房地产税收的政治经济分析,分析房地产行业现行地租、税收、收费的状况及税费比重；分析现行房地产企业直接承担和间接承担的税收负担水平；指出在现行房地产税收体系中存在着房地产税种安排略多、房地产重复征税略重以及房地产取得环节、交易环节和保有环节税种设置欠妥等问题：在房地产财产税中存在着的城乡之间土地与房屋存在法律差异、个人拥有不同房产之间存在法律差异、计税依据设计不够公平、个人拥有经营性住房税收流失严重等问题；在房地产商品税中存在着商品税体制滞后、商品税附加制度陈旧等问题；在房地产得税中存在着级差利润调整作用微弱、环保节能导向作用较弱、调节社会财富存量功能较弱和实现社会正义功能尚未得以发挥等问题；最后,对中国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进行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现行房地产税收的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与体制改革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税收制度的整体框架内,房地产税改革的目标应当是：确立房地产税在房地产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分类课征的房地产税收基本模式；建立房地产税收体系；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建立房地产估价制度。在理论基础部分,主要从房地产税收政治学、房地产税收社会学、房地产税收伦理学、房地产税收经济学、房地产税收法学等角度,论述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在基本架构部分,主要确立租、利、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体制；确立房地产税收在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房地产税收体系的结构；确立房地产税收的基本模式：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在相关制度部分,主要论证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所必需建立房地产估价制度。房地产按照评估价值计税的必要基础在于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房地产重复征税的变革、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增长和国际房地产税制的发展趋势。最后,论文提出现行房地产税收的制度创新的改革进程。根据房地产税收的改革目标,按照改革任务的逻辑关系,考虑各级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和企业与居民对于税制改革的承受能力,房地产税收体系创新应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进行。2011-2015年,与“十二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近期目标；2016-2020年,与“十三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中期目标；2021-2025年,与“十四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远期目标。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近期方案,提供对于城市居民住房普遍征收房产税、对城市居民用地普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房地产财产税改进方案,改进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房地产商品税改进方案,在技术研发与应用研究方面、提供在建筑节能方面、节能减排资金投入及使用方面和减排与循环经济方面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中期方案,提供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农村的房地产财产税改进方案,对建筑业、销售不动产业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的房地产商品税改进方案,将土地增值税并入企业所得税、试点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远期方案,提供推广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新设遗产税与赠与税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在交易环节征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在保有环节征收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在遗赠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房地产税收体系,实现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目标。
朱庆跃[3]（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认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冯乐坤[4]（2015）在《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文中提出自继受前苏联公有制中的国有财产理论以来,我国国有财产范围不仅极其广泛,又遍及全国各地,因国有财产统一由中央作为统一主体进行具体管理也不现实,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有财产一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管理,中央与地方一直分享着国有财产的利益,各级地方对其直接支配的国有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享有所有权之实,但各级地方所直接支配财产仍然被视为国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不断发生,为此,在借鉴前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立法转而采纳对国有财产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以及各主要国家所采纳地方所有理念的基础上,我国理应赋予各级地方对其直接管理支配的国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不过,我国地方所有是将部分国有财产主体从国家变更为地方,地方所有财产其实就是对国有财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具体进行财产分权的结果,立法就应确定中央与各级地方之间对国有财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也就最终得以确定。然而,受各国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各个地方均为地方所有权主体的影响,地方所有层级往往与地方层级具有对应性,地方所有权的形成其实就是以各国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既然我国目前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地方层级实行三级或者四级模式,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理应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等层级,因现实中的我国地方层级处于变动之中,地方所有财产必然会面临在各级之间进行具体分割,具体分割标准理应予以明确。当然,未来立法在对地方所有财产规定的过程中,不仅要适用各级地方所有权平等、利益衡量的理念,也要采纳“一般+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宪法、民法进行一般性规定的同时,相关单行法也应对其加以规定,尤其要允许各地方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形而对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进行规定。
严士清[5]（2012）在《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文中指出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的产物。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工业化的不断推进,“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它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产生了城乡隔离、城乡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等的负面效应。从“大跃进”运动开始,到“拨乱反正”之前,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不断强化,使城乡隔离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二元社会结构更为牢固。“拨乱反正”后中央政府对二元户籍制度进行了局部调整,非正常的城乡人口“对流”被遏制、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二元户籍结构的空间特征发生了变化,城市内部二元户籍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开始形成。究其原因,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因被绑定了多种社会管理功能,造成城乡隔离、导致城乡居民间的不平等。实施“自理口粮户口”政策以来,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由试点到全面放开、由点到面逐步地展开。户籍制度改革首先从小城镇开始,接着大中城市进行多样化尝试,稍后省、自治区在其辖区内进行改革探索。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平等权得到了改善。大中城市政府实施的落户制度改革、统一城乡户口改革、实施城市居住证制度的改革等措施,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推向更广的区域。省、自治区范围内进行统一城乡户口改革的推进,使其辖区内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成为历史、公民在身份标识上实现了统一,也加快了革除因户口性质不同而导致的公民福利待遇上的不平等的步伐；省、自治区范围内进行的居住证制度和积分入户制度改革,部分地解决了外来人口因没有当地户口而导致的工作、学习、子女教育上的困难,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落户开辟了新的道路,对加速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结构,建立全国统一的可以自由迁徙的一元户籍制度。本文对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并据此分析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路径特征。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对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的分析,将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分为“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和“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两个演化阶段。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前,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空间上隔离,称之为“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同“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是,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所组成的二元户籍结构的空间隔离及其福利待遇差异的矛盾。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内部二元户籍结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中国户籍制度遂演变为“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同“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福利待遇不平等的矛盾。其次,根据户籍制度演变过程中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动情况,对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体系进行分析。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可分为基本功能和派生功能。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和身份定格功能是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户籍制度其他功能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户籍制度身份定格功能是对居民居住、就业、接受义务教育、享受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的户籍身份进行规定（划分）,户籍身份一旦确定就难以改变。身份定格功能从居民等级身份和居民空间身份两个方面对居民身份进行界定。身份定格功能是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与一元户籍制度的根本区别,它为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户籍制度相邦定提供了“接口”。所以,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在城乡隔离和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不是“替罪羊”,而是发挥了“助手”或“帮凶”作用。显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从居民等级身份定格和居民空间身份定格两个方面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身份定格功能,使中国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回归到一元户籍制度。第三,根据户籍制度改革中户籍结构变动情况,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分为“先三后一”型、“以一化二”型、“三元过渡”型和“合二为一”型四种路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采用的是“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前期阶段出现的“自理口粮户口”、“当地有效城镇户口”为有别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第三类户口形式。因此,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前期为构建三元户籍结构阶段。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后期是将“自理口粮户口”或“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同农村户口、城镇户口合并为城镇户口。这一改革阶段称为三元户籍结构一元化改革阶段。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由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构成,故称为“先三后一”型的改革路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有三种路径,其中,城市落户制度改革是通过设置一定的落户门槛,将农村人口转变城市户口,用二元户籍结构中的城市户口来消化吸收农村户口,最终实现二元户籍结构一元化。所以,这种户籍制度改革形式称为“以一化二”型改革路径。大中城市实行城市居住证制度的改革,是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建立新的“第三元户口”,同时规定“居住证转城市常住户口”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可以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这种通过第三元户籍形式使二元户籍结构向一元化过渡的改革实践,称为“三元过渡”型改革路径；大中城市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是在其辖区内将城乡户籍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逐步实现所有居民福利待遇的均等化,这一改革的实质是将城乡两种户籍形式整合为一种,以实现户籍结构的一元化,故被称之为“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显然,省、自治区尺度的户籍制度改革有两种路径区：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属于“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实行区域居住证制度的改革和积分入户制度改革则属于“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第四,分析小城镇、大中城市、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不同路径的实施效果。小城镇采取的“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有效地推进了绝大多数小城镇户籍结构一元化的进程。但发达地区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中,这一改革路径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大中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在特定的城市取得了成功,但也有被迫叫停的事例。若向全国推广,必须谨慎行事。大中城市采取“合二为一”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对迅速推进辖区内城乡居民福利均等化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难以解决非本辖区户籍的外来人口同户籍人口福利待遇差别的问题；“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在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效果甚微。大中城市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采用“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能够部分解决外来人口因户口问题所导致的工作、生活及子女教育上的困难,让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转变为城市常住人口,又能避免因大量人口流入而对城市产生的巨大冲击。第五,分析不同的户籍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根据采用四种不同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时,地方政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状况、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风险特征,分析不同的户籍改革路径的适用条件。“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是,户籍制度改革之前户口福利承载量比外来人口户籍地大,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户口福利承载量同外来人口户籍地户口福利承载量迅速接近的城镇或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适用于户口福利承载量较小,对外来人口吸引力小,通过设置适当的落户门槛,能够推动辖区内户籍结构一元化的城市或城镇。“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是外来人口数量少、统一辖区内的城乡户口能够迅速推进户籍结构的一元化进程的城市,或者外来人口数量小、户口福利承载量空间差异小的区域。“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于户口福利承载量大,外来人口数量大的城市或区域。最后,提出未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采取两种措施,即改革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首先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乡城流动人口的特征、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表明,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应该确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以增加居民福利待遇方面统筹的力度；建立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城市间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动态机制,使农村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城市户口；不断增加大中城市居住证的福利承载量,不断降低城市居住证转常住户口的门槛,有利于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化。户籍制度改革中,也应该确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在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欠发达地区的中等城市,因当地户口的社会福利承载量小,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采取“以一化二”的改革路径,以加速户籍制度一元化步伐。在外来人口数量大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宜采用居住证制度或者居住证制度同积分入户相衔接的“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这样,既可以部分解决城市外来人口因户口问题而导致的生活、工作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又能避免大量外来人口对城市或城镇产生的巨大冲击；在特大城市及少数大城市,可以采取“多元居住证制度”以满足不同类型城市外来人口的迫切需求,为部分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化创造条件。
陈思瑞[6]（2019）在《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文中研究指明曾几何时,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法治水平薄弱的情况下,取得了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中国式奇迹。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调动了中央与地方发展的两个积极性。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各级政府各自招商引资、打造优良的投资环境,从而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税收是国家赖以生存发展、政府赖以正常运转的经济命脉。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运用税收政策把控经济发展的方向盘。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历史上的里程碑,以经济分权冲破行政分权的局限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理财积极性,改变了央地政府之间传统的博弈关系,提高了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为后续财税体制深化改革奠定了基本框架。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行,长期担任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引致地方主体税种缺失、地方税体系支离破碎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和培育新的地方主体税种,打造健全的地方税体系,再次调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成为当前深化财税体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营改增后,营业税消失,增值税五五分成的过渡期即将结束,本文在探索地方税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之后,提出在当前阶段应摒弃以税收立法权或税收征管权作为地方税划分依据的观点。以税收收益权作为地方税的划分准,将地方享有收益权的税种都纳入地方税体系的考察范围之中。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的中心,在税种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健全地方税体系,必须先明确地方主体税种,确立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标准,构建层级清晰的税收体系。在归纳外国地方税体系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微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当能够满足地方财政需求,保障地方财政自主权,并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正面的激励效果;在中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当兼顾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和地方区域调控能力,并反映地区居民的差异化公共受益程度;在宏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具备税收正义的价值取向,满足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和制度正义三个维度的要求。基于此,通过联动的立法改革,构建“消费税+资源税”的双主体税种结构,是营改增后地方主体税种的适当选择。
赵强社[7]（2012）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虽然明显提高，但却仍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城乡、区域、群体和个人间的结构失衡严重，尤其是城乡差距。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十二五”乃至更长期重要的发展命题。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形成惠及全民、权利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举措。本文从制度视角入手，分析、探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路径，具体来说：（1）从哲学、经济学、财政学、管理学等不同角度、不同学科、不同理论寻找“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依据以及可能的实现机制和路径。围绕“为什么提供”（均等化供给的必要性）、“由谁提供”（供给主体）、“怎样提供”（供给路径），给出本文的分析框架——“三化驱动、五位一体、七环联动”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体系和“一基本、三配套”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体系；（2）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造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现状的历史根源和制度根源，并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对我国城乡基础教育制度、卫生医疗制度、公共文化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住房与就业制度、公共基础设施制度的城乡差距逐一进行了分析、评价，指出了制度的缺陷和制度改革的方向，奠定了制度创新的基础；（3）根据陕西彬县的“三化”发展相关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估计与分析，采用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分析了1990年到2011年该区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三化同步”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创新的指导原则；（4）阐述了公共财政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作用，明确了公共财政的基本定位，认为公共财政制度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并在详细分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主要原因和科学估算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负担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制度的改革措施；接着，本文详细地分析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现行政府管理制度的弊端和缺陷，提出要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建立一元化户籍制度，保障起点公平；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还农民财产权利，保障权利公平；建立服务型政府制度，实现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保障服务公平。通过“三配套”制度，构建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最终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目标。最后，本文采用德尔菲法，依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获得性的原则,结合研究目的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征询专家的意见,构建了一个三层（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从基础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设施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养老保险服务、住房服务和就业服务7个方面评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并以陕西彬县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彬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创新方案。
张小航[8]（2017）在《公共体育服务购买中政社合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在公共事务中更倾向于选择与政府具有相似属性的社会组织开展合作,致力于改善政社合作伙伴关系。本研究采取文献资料法、个案分析法、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借鉴公共行政学、社会学等理论成果,旨在分析我国当前政府转变职能、重构政社关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中的合作机制。一、现阶段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以及未来定位。公共行政的多维价值取向增加了政府角色的多样性。整体上看,现阶段我国政府扮演的是一个“混合角色”:层级指令的执行者、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创造者、公共体育服务的购买商、公共体育利益的维护者、公民社会的推动者。未来,政府的角色应该转变为公民权的维护者、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网络的协调者。二、政社关系重构为合作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国家推动政府“元治理”能力建设,以政府转变职能为核心推进力,加快简政放权、取消行政审批,推动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逐步认识到体育社会组织在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建构社会资本以及推进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功能。通过单项协会“脱钩”、直接登记等制度化建设,旨在重构政社关系。三、现实中面临的多重困境要求政社双方加强合作。表现为:现有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制度与有限市场之间的冲突;政府项目不能有效体现公共体育需求;对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开展绩效管理的复杂性;购买行为有可能导致“卖方主义”或政府被社会组织“绑架”;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等问题。四、构建促进政社合作的行动机制。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了解购买合同缔约前后的性质差异;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明确财政保障范围与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付方式,匹配财权与事权;清醒认识资源优势和劣势,共享资源,打破非对称性依赖关系;理性对待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厘清可利用的激励与约束因素,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购买环节中遵循一定的原则,使利益相关方有序参与协商;明确对政社“合作生产”进行绩效管理的内涵与我国现阶段的特殊性,构建基于合作的综合性绩效管理模式。五、调研的四个地区在政社合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既有相似性,同时又由于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合作实践存在一定差异,对其它地区开展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张一鸣[9]（2019）在《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地方政府规章,作为地方行政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法规依据,兼有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双重属性,具有数量众多、区域特征强、适用频率高等特点,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为数众多的一种规范性文件,对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行政权角度而言,地方政府规章作为地方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在有效补充法律法规之滞后不足、提升法律法规的针对性与适应性、规范政府管理与自身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立法权角度而言,地方政府规章作为地方立法的重要部分,是地方法治建设的重要载体,对于加强地方政府法治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保障公民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是对这些规章进行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促进行政自制、确保政令畅通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打造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五四宪法确立的违法违宪监督制度到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建立健全至今已有60多年发展历程。备案审查制度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规范立法活动、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公权滥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备案审查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些与实践不相适应的部分,一些不尽完善合理之处也逐渐显现,对于推进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日益成为不小的阻碍,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必须加强对于规章的备案审查制度研究。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构建完善的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基本思路是从当前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构建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运用政治学与法学双重视角,利用“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两种分析框架,搭建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框架体系。论文由导论、概述、历史沿革、相关监督机制比较、现实考察、问题、反思及制度完善等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视角、研究意义,研究目的与方法,以及国内外研究综述。第二部分是“地方政府备案审查制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探讨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基本问题,包括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概念、内容,阐释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立法监督理论、法制统一理论、行政自制理论。第三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历史沿革”。分别从思想基础——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法制基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实践基础——违宪违法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产生的背景,梳理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特点。第四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与其他监督机制比较”。从地方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监督与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行政复议监督以及其他监督机制等角度进行比较分析。第五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现实考察”。基于行政系统和人大系统的双重视角,从备案的性质、目的和原则,备案的形式审查,备案的方式、时限和公布等方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备案进行考察;从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审查标准、审查时限、审查结果的处理以及审查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审查进行考察。第六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指出现有备案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缺乏统一的审查主体,审查主体权限交叉重合,多头备案的问题使审查流于形式;二是缺乏健全的启动机制,启动机制失灵导致审查力度较弱,过分依靠主动审查,被动审查制度不健全;三是缺乏明确的审查标准,合法性审查标准存在模糊区,合理性审查标准难以把握;四是缺乏统一的审查程序,审查受理程序没有相关规定,审理过程没有相关规定,审查结果没有公开;五是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法律责任缺位,公众参与保障机制缺位,定期清理制度不健全,后评估制度待完善;六是制度缺陷之原因——制度设计与理论实践脱节。第七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文中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在国家层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工作进行统一立法,在必要性、可行性和体例安排等方面进行阐述论证;二是完善审查启动机制,强化主动审查制度,完善被动审查制度,明确审查时限,完善审查建议的反馈机制;三是细化审查标准与程序,具体包括细化形式审查标准,细化合法性审查标准,细化合理性审查标准,细化程序性审查标准;四是畅通地方政府规章审查渠道,赋予审查建议与审查要求同等待遇,明确适格备案审查主体,扩大行政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范围,完善法院有效参与的法律监督体制;五是健全公众参与保障机制、备案审查公开机制、定期清理制度、后评估制度、备案审查责任制度等备案审查监督机制。总之,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维护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推进法治国家建设、预防并纠正地方政府规章违法失当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制度在审查主体、启动机制、审查标准、审查程序、监督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人大系统和行政系统双重监督问题,如何提升这一制度的公信力和约束性,特别是行政系统监督如何避免“自己监督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方面要承认这一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和时代发展的特定产物,制度运行有其合理性和便捷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一制度可能存在的自我约束的风险。解决之道在于双重备案审查时以人大系统监督为主,在外部监督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发挥好辅助、配合作用,让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有效结合、相得益彰,发挥这一制度的乘法效应。可以说,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出路在于强化人大系统对于规章报备的审核,在人大系统和行政系统双备案通道的现有格局和政治体制之下,逐步明确以人大系统对于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为主,并在立法层面明确人大系统的审查意见作为最终结论。
滕顺祥[10]（2010）在《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机制与策略研究》文中提出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更加迅速,基于互联网的行业发展形成了新的产业链条,同时也使得互联网的治理趋于复杂。随着互联网在各行业应用规模不断扩张,互联网治理的滞后性阻碍了我国互联网应用行业的快速发展,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对金融业、电子商务业等行业而言,由于这些行业的主营业务对互联网依赖度高并不断增强,随之而来的风险也在加大,基于互联网的行业治理变得重要而紧迫。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各行业与互联网的关联度分析,为不同关联度的行业构建相应的治理模型,为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提供理论及实施依据。本文运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及系统动力学等研究方法,以产业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指导,构建了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机制与策略。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通过建立互联网与相关行业的关联模型,按照关联度的强弱,将现有行业分为强关联行业、弱关联行业,便于确定不同行业的治理需求。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各个行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的指标数据,本文选取了具有互联网应用行业发展特征、经济规模属于我国的支柱性产业的行业,如电子商务业、软件业、信息通信业、网络媒体业、金融业、装备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和物流业、采矿业等行业作为本文实证研究的对象。（2）在建立“互联网—行业”关联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基于互联网的行业治理的总体框架,建立以法规因素、政策因素、技术因素、关联度、行业自律等为自变量的行业综合治理机制。根据互联网强关联以及弱关联行业的治理需求,分别探讨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的硬治理和软治理机制。（3）分析我国互联网及相关行业在政策法规、技术环境和行业自律等方面的发展现状,针对强关联和弱关联行业的不同需求,分别从行业政策法规、技术环境和行业自律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4）通过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与治理效度模型,分别对互联网强关联行业（电子商务业、软件业、信息通信业、网络媒体业和金融业）和弱关联行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物流业、冶金业和采矿业）进行评价研究,以论证“互联网——行业”关联模型以及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效度模型的有效性。
二、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专控商品附加等四项收费项目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专控商品附加等四项收费项目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范围限定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本论文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面临的困境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 |
| 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足 |
| 三、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范围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与市场扶贫范围界限不明 |
| 二、扶贫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方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方式未满足合法性需求 |
| 二、扶贫方式未满足服务性需求 |
| 三、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冲突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程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息公开程序不规范 |
| 二、扶贫听证程序未合理适用 |
| 三、扶贫教示程序缺失 |
| 四、扶贫决策程序不健全 |
| 第五节 精准扶贫救济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访制度不规范 |
| 二、扶贫调解制度不健全 |
| 三、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不完善 |
| 四、扶贫行政诉讼制度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
| 第二章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的语义 |
| 二、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 |
| 第二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
| 一、规范和控制扶贫公共行政权力的需要 |
| 二、行政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
| 三、提升脱贫质量的内在需要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领域的行政法回应 |
| 一、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 |
| 二、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 |
| 第四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 |
| 一、公益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公众参与原则 |
| 四、效率原则 |
| 第五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理论依据 |
| 一、给付行政理论 |
| 二、反贫困理论 |
| 三、人权保障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健全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主体含义 |
| 二、精准扶贫行政主体之特点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主体行政法保障的启示 |
| 第三节 “合作扶贫理念”下精准扶贫主体制度之完善 |
| 一、以“合作扶贫理念”健全精准扶贫主体制度 |
| 二、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 |
| 三、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
| 四、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五、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范围之行政法厘定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范围的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范围概念之界定 |
| 二、厘清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之必要性 |
| 第二节 明确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合理性基础 |
| 一、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 |
| 二、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主体职责 |
| 三、有助于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制度的保障范围 |
| 一、域外扶贫范围的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范围制度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路径 |
| 一、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遵循的原则 |
| 二、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标准 |
| 第五章 精准扶贫方式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之思考 |
| 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 |
| 二、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性 |
| 一、精准扶贫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
| 二、精准扶贫方式需遵循程序制约机制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 |
| 一、域外扶贫方式的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方式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优化 |
| 一、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 |
| 二、构建激励型扶贫方式 |
| 三、完善既有扶贫方式 |
| 第六章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 |
| 第一节 明确精准扶贫行政程序之作用 |
| 一、监督扶贫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 |
| 二、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反贫困程序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路径 |
| 一、健全扶贫信息公开程序 |
| 二、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 |
| 三、优化扶贫教示程序 |
| 四、规范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 |
| 第七章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再思考 |
| 一、精准扶贫救济制度的认识误区 |
| 二、正确认识和积极运用精准扶贫救济制度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启示 |
| 第三节 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建构思路 |
| 一、规范扶贫信访救济制度 |
| 二、健全扶贫调解救济制度 |
| 三、完善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 |
| 四、改善扶贫行政诉讼救济制度 |
| 第八章 精准扶贫的立法建议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总体思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建议说明 |
| 三、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房地产业面临着全新的发展问题 |
| 1.1.2 房地产业积累了突出的发展矛盾 |
| 1.1.3 房地产业肩负着更多的发展责任 |
| 1.1.4 房地产税收实现快速稳定的增长 |
| 1.1.5 房地产税收改革进程滞后 |
| 1.1.6 房地产税收改革压力巨大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 |
| 1.3 篇章结构及研究方法 |
| 1.3.1 篇章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2 房地产相关概念、种类与属性 |
| 2.1 房地产相关概念 |
| 2.1.1 土地与地产 |
| 2.1.2 房屋与房产 |
| 2.1.3 建筑物与构筑物 |
| 2.1.4 房地产与不动产 |
| 2.1.5 房地产业与建筑业 |
| 2.1.6 房地产税与财产税 |
| 2.2 房地产种类 |
| 2.3 房地产属性 |
| 2.3.1 房地产的自然属性 |
| 2.3.2 房地产的经济属性 |
| 2.3.3 房地产的社会属性 |
| 2.3.4 房地产的政治属性 |
| 3 房地产税收的社会经济基础 |
| 3.1 房地产体制 |
| 3.1.1 房地产的产权关系 |
| 3.1.2 房地产的所有制关系 |
| 3.2 房地产业发展 |
| 3.2.1 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 |
| 3.2.2 房地产业的发展状态 |
| 3.3 房地产价格表现形式与影响因素 |
| 3.3.1 房地产价格表现形式 |
| 3.3.2 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 |
| 4 房地产税收的形成与发展 |
|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房地产税收 |
| 4.1.1 土地与房屋交易课税 |
| 4.1.2 土地使用课税 |
| 4.1.3 房屋使用课税 |
|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房地产税收 |
| 4.2.1 土地与房屋交易课税 |
| 4.2.2 土地与房屋使用课税 |
| 4.2.3 现代房地产税收改革历程 |
| 4.3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 |
| 4.3.1 房地产税收体系 |
| 4.3.2 房地产税种设置 |
| 4.4 现行房地产税收政策 |
| 4.4.1 2003～2008 年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 4.4.2 2008～2009 年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 4.4.3 2009年以来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 5 现行房地产税收的经济分析 |
| 5.1 房地产租、税、费关系分析 |
| 5.1.1 房地产租金与税收 |
| 5.1.2 房地产收费与税收 |
| 5.2 房地产税收水平分析 |
| 5.2.1 房地产税收绝对水平:从税收角度的观察 |
| 5.2.2 房地产税收相对水平:从地租和收纳角度的观察 |
| 5.3 房地产税收体系分析 |
| 5.3.1 房地产税种安排略多 |
| 5.3.2 房地产重复征税略重 |
| 5.3.3 房地产各环节税种设置欠妥 |
| 5.4 房地产财产税分析 |
| 5.4.1 城乡之间的土地与房屋存在法律差异 |
| 5.4.2 个人拥有不同房产之间存在法律差异 |
| 5.4.3 计税依据设计不够公平 |
| 5.4.4 个人拥有的经营性住房税收流失严重 |
| 5.5 房地产商品税分析 |
| 5.5.1 商品税体制滞后 |
| 5.5.2 商品税附加制度陈旧 |
| 5.6 房地产所得税分析 |
| 5.6.1 级差利润调整作用微弱 |
| 5.6.2 环保节能导向作用不足 |
| 5.6.3 调节社会存量财富功能较弱 |
| 5.6.4 社会正义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
| 5.7 总结 |
| 5.7.1 房地产税收职能:有作用但不可无限放大 |
| 5.7.2 房地产税收制度:有缺陷且不可被忽视 |
| 6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目标模式 |
| 6.1 理论基础 |
| 6.1.1 房地产税收社会学 |
| 6.1.2 房地产税收政治学 |
| 6.1.3 房地产税收伦理学 |
| 6.1.4 房地产税收经济学 |
| 6.1.5 房地产税收法学 |
| 6.2 基本架构 |
| 6.2.1 租利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体制 |
| 6.2.2 房地产税收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 |
| 6.2.3 房地产税收体系 |
| 6.2.4 房地产税收基本模式:确立分类房地产税模式 |
| 6.2.5 房地产税收目标模式: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制度 |
| 6.3 房地产估价制度 |
| 7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改革进程 |
| 7.1 近期方案 |
| 7.1.1 改进房地产财产税 |
| 7.1.2 改进房地产商品税 |
| 7.1.3 改进房地产所得税 |
| 7.2 中期方案 |
| 7.2.1 改进房地产财产税 |
| 7.2.2 改进房地产商品税 |
| 7.2.3 改进房地产所得税 |
| 7.3 远期方案 |
| 7.3.1 推广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 |
| 7.3.2 新设遗产税与赠与税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3）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主要概念说明 |
| 二、选题缘起 |
| 三、研究现状 |
| 四、选题价值 |
| 五、基本内容 |
| 六、观点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与检讨 |
| 第一节 我国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 |
| 一、前苏联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及修正 |
| 二、我国建国前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与评析 |
| 第二节 我国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一、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之流变 |
| 二、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之检讨 |
| 第三节 我国非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一、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权的梳理与检讨 |
| 二、资源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第四节 国有财产主体理论的评析与选择—以我国国有企业财产主体理论为样本 |
| 第二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法理证成 |
| 第一节 地方分权与地方利益保护 |
| 一、地方利益的多样化和独立性 |
| 二、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与地方利益 |
| 三、我国地方自治与地方利益之关系 |
| 第二节 地方责任的独立性 |
| 一、地方支出责任与地方责任的关系辨析 |
| 二、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地方责任 |
| 三、地方债务的独立性 |
| 四、余论 |
| 第三节 原住民的利益保护与地方所有 |
| 一、原住民利益保护的法理基础 |
| 二、我国台湾地区原住民利益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
| 三、我国原住民利益保护之反思 |
| 四、我国原住民利益保护的立法路径分析—以矿产资源所有权为视角 |
| 五、结论 |
| 第三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层级分析 |
| 第一节 行政区划与地方所有的关系 |
| 一、域外主要国家行政区划层级之梳理 |
| 二、域外主要国家地方所有层级之梳理 |
| 三、行政区划与地方所有的关联性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的构建路径 |
| 一、省级地方的设置与省级地方所有的变动 |
| 二、地级地方的存废与地级地方所有财产的分割 |
| 三、乡镇级地方层级的存废与乡镇级地方所有的变动 |
| 第四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类型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所有的企业性财产 |
| 一、地方所有企业属性之界定 |
| 二、地方所有的企业性财产变动与地方利益的保护 |
| 三、各级地方划分企业性国有财产的规则 |
| 四、地方所有企业性财产的理论与实践—以银行股份制改革为中心 |
| 第二节 地方所有的财政收入 |
| 一、财政收入分权与地方所有 |
| 二、地方所有财政收入划分之基础 |
| 三、各级地方财政收入的重新分权—以设立地方税种为中心 |
| 四、各级地方之间的非税收入分权 |
| 第三节 地方所有的资源性财产 |
| 一、地方所有土地 |
| 二、地方所有矿产资源 |
| 三、地方所有水资源 |
| 四、地方所有森林资源 |
| 第四节 地方所有的行政事业性财产 |
|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范围之界定 |
| 二、行政事业性财产与土地、财政收入的关联性 |
| 三、各地方所有行政事业性财产之划分 |
| 四、地方所有行政事业性财产的理论与实践—以教育性财产为中心 |
| 第五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路径 |
| 第一节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理念 |
| 一、各级地方所有权的平等性 |
| 二、地方利益的衡量性 |
| 第二节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模式 |
| 一、国有财产的立法模式：梳理与评析 |
| 二、地方所有财产立法模式之梳理 |
| 三、我国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设计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文章 |
| 二、着作 |
| 三、博士论文 |
| 四、外文文献 |
（5）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阶段的研究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研究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研究 |
| 四、新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理论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一、主要研究内容及分析框架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背景 |
| 一、二元经济结构 |
| 二、计划经济体制 |
| 三、人口数量巨大、人均资源贫乏 |
| 四、紧张的国际形势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过程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萌芽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逐步形成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最终确立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开始形成 |
| 二、城乡差别不断扩大 |
| 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追赶战略”是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直接原因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时期户籍制度的功能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空间特征 |
| 第三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背景 |
| 一、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
| 二、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人均资源拥有量不断下降 |
| 三、“文化大革命”导致国内政治状况恶化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过程 |
| 一、“大跃进”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状态进一步强化 |
| 二、城乡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原因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第四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局部调整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背景 |
| 一、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 |
| 二、“上山下乡”运动暴露的问题 |
| 三、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
| 四、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终结 |
| 五、城乡差距的存在 |
| 六、城市容量的限制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过程 |
| 一、对“农转非”指标进行严格控制 |
| 二、“冤假错案”平反中相关人员城市户口的恢复 |
| 三、返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市户口的恢复 |
| 四、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政策的出台 |
| 五、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状况发生了变化 |
| 二、城市常住人口间的等级性开始形成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空间特征的变化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中的路径依赖 |
| 第五章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 |
| 一、城镇外来人口的迅速增长 |
| 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
| 三、就业制度同户籍制度绑定关系的变化 |
| 四、义务教育制度同户籍制度的绑定关系的变化 |
| 五、流动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 |
| 六、城市外来人口落户需求强烈 |
| 第二节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及其路径特征 |
|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 |
| 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小城镇“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一、绝大多数小城镇户口已经失去吸引力 |
| 二、发达地区小城镇外来人口落户需求强烈 |
| 三、发达地区的部分小城镇落户门槛被逼抬高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三、“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对户籍制度功能的影响 |
| 四、地方政府进行“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动力 |
| 五、“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风险特征 |
| 第六章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多样化尝试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背景 |
|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
| 二、城市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 |
| 三、户口管理“四项举措”的出台 |
| 四、西部大战略的实施 |
| 五、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设立 |
| 第二节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及路径特征 |
| 一、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历程 |
| 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大中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湖州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二、石家庄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三、郑州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大中城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五节 大中城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六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导致的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三、大中城市地方政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 |
| 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中的社会风险特征 |
| 第七章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背景 |
| 一、小城镇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
| 二、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的内需不足 |
| 三、最高决策层对户籍制度改革的高度重视 |
| 第二节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推进及其路径特征 |
| 一、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推进过程 |
| 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区域性“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典型实践 |
| 一、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性“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典型实践 |
| 一、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五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二、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三、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对户籍制度身份定格功能的影响 |
| 四、地方政府进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 |
| 五、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的社会风险特征 |
| 第八章 未来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过程特征 |
| 一、新中国户籍结构的演变过程 |
| 二、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的演变过程 |
| 三、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过程的一般规律 |
| 第二节 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理想路径及选择的依据 |
| 一、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具有渐进性特征 |
| 二、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不同路径的适用条件 |
| 三、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理想路径 |
| 四、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理想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采用理想的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路径的前提 |
| 一、确立中央政府在户籍制度中的主导地位 |
| 二、建立缩小户口福利承载量空间差异的动态机制 |
| 三、及时准确地把握户籍制度改革两种路径的适用范围 |
| 四、尽快寻找新的“管理平台”以取消户籍制度的异化功能 |
| 第九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资料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地方主体税种的基本概念 |
| 一、地方税的概念及涵义 |
| 二、地方税相关概念辨析 |
| 三、地方主体税种的概念及涵义 |
| 第二节 公共财政理论 |
| 一、公共财政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
| 二、公共财政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公共财政理论对于地方税收支的意义 |
| 第三节 财政分权理论 |
| 一、财政分权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
| 二、财政分权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财政分权理论对于地方税权的意义 |
| 第四节 税收正义理论 |
| 一、税收正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
| 二、税收正义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税收正义理论对于地方税的意义 |
| 第二章 营改增后中国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 第一节 地方税收不符合地方公共财政需求 |
| 一、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中占比过低 |
| 二、非税收入在地方财政中占比过高 |
| 三、地方财政高度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地方税权难以适应财政分权的需求 |
| 一、地方税立法权缺失 |
| 二、地方税征管权日趋萎缩 |
| 三、税收收益权划分愈发不合理 |
| 第三节 地方税制有违税收正义价值 |
| 一、地方税制不符合税收实质正义要求 |
| 二、地方税制不符合税收程序正义要求 |
| 三、地方税制不符合税收制度正义要求 |
| 第四节 我国地方税体系问题溯因 |
| 一、市场与政府界限不清晰 |
| 二、分税制以集权作为初衷 |
| 三、地方税制设计有违正义 |
| 第三章 外国地方主体税种立法经验及其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地方主体税种的设置 |
| 一、发达国家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
| 二、发达国家政府间税权划分 |
| 三、发达国家地方主体税种设置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地方主体税种的设置 |
| 一、发展中国家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二、发展中国家政府间税权划分 |
| 三、发展中国家地方主体税种设置 |
| 第三节 外国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比较分析 |
| 一、外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二、外国政府间税权划分比较分析 |
| 三、外国地方主体税种设置的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外国立法经验对我国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借鉴 |
| 一、科学合理的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二、稳定适度的政府间税权配置 |
| 三、明确合理的地方主体税种 |
| 第四章 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逻辑思路和选择标准 |
| 第一节 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逻辑思路 |
| 一、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逻辑前提 |
| 二、关于地方主体税种的备选税种 |
| 第二节 微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财政标准 |
| 一、地方主体税种对地方财政自主权的保障意义 |
| 二、地方主体税种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作用 |
| 三、地方主体税种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导向 |
| 第三节 中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经济标准 |
| 一、地方主体税种应当与宏观经济发展方向相契合 |
| 二、地方主体税种应当与区域发展特色相一致 |
| 三、地方主体税种应当与居民公共受益相匹配 |
| 第四节 宏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价值标准 |
| 一、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应当具备实质正义 |
| 二、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应当具备程序正义 |
| 三、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应当具备制度正义 |
| 第五章 地方主体税种部分备选税种的利弊分析 |
| 第一节 增值税作为地方备选主体税种的利弊分析 |
| 一、增值税方案的财政能力考量 |
| 二、增值税方案的经济意义检视 |
| 三、增值税方案的税收正义价值探究 |
| 第二节 企业所得税作为地方备选主体税种的利弊分析 |
| 一、企业所得税方案的财政能力考量 |
| 二、企业所得税方案的经济意义检视 |
| 三、企业所得税方案的税收正义价值分析 |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作为地方备选主体税种的利弊分析 |
| 一、个人所得税方案的财政能力考量 |
| 二、个人所得税方案的经济意义检视 |
| 三、个人所得税方案税收正义价值探究 |
| 第四节 房地产税作为地方备选主体税种的利弊分析 |
| 一、房地产税方案的财政能力考量 |
| 二、房地产税方案的经济意义检视 |
| 三、房地产税方案税收正义价值探究 |
| 第六章 我国地方主体税种立法改革的设想 |
| 第一节 双主体税种结构之消费税方案 |
| 一、消费税方案具备财政意义 |
| 二、消费税方案满足经济标准 |
| 三、消费税方案符合税收正义价值 |
| 第二节 双主体税种结构之资源税方案 |
| 一、资源税方案具备财政意义 |
| 二、资源税方案满足经济标准 |
| 三、资源税方案符合税收正义价值 |
| 第三节 地方主体税种的立法改革路径 |
| 一、双主体税种模式的立法改革总体思路 |
| 二、消费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立法改革 |
| 三、资源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立法改革 |
| 第四节 地方主体税种立法改革的配套措施 |
| 一、明确政府职能并简化政府层级 |
| 二、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 |
| 三、税收立法权下放的配套条件 |
| 四、稳步推进地方辅助税种立法改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表 |
（7）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想萌芽 |
| 1.3.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研究综述 |
| 1.3.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原因研究综述 |
| 1.3.4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政策综述 |
| 1.3.5 当前研究的不足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公共服务 |
| 1.4.2 基本公共服务 |
| 1.4.3 均等化 |
| 1.4.4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1.4.5 制度与制度创新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综合比较法 |
| 1.5.2 案例分析法 |
| 1.5.3 文献研究法 |
| 1.6 技术路线图 |
| 1.7 论文的创新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框架 |
| 2.1 为什么提供？—均等化供给的必要性 |
| 2.1.1 公共服务基本属性 |
| 2.1.2 公平增进社会福利的补偿原则 |
| 2.1.3 个人能力平等理论 |
| 2.1.4 公平正义理论 |
| 2.1.5 基本需求理论 |
| 2.2 由谁提供？—供给主体 |
| 2.2.1 政府单一供给主体理论 |
| 2.2.2 政府-市场供给主体理论 |
| 2.2.3 政府-市场-自愿供给主体理论 |
| 2.2.4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的标准 |
| 2.3 如何提供？—供给路径 |
| 2.3.1 政府供给分析 |
| 2.3.2 帕累托最优 |
| 2.3.3 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
| 2.3.4 公共财政理论 |
| 2.3.5 基于转移支付和政府偏好的公共支出选择模型 |
| 2.3.6 基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均等化供给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制度因素分析 |
| 3.1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现状 |
| 3.1.1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
| 3.1.2 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 |
| 3.1.3 公共卫生的城乡差距 |
| 3.1.4 养老保险的城乡差距 |
| 3.1.5 消费支出的城乡差距 |
| 3.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历史根源 |
| 3.2.1 基于城市偏向的工业化战略 |
| 3.2.2 农村公共服务的制度外供给 |
| 3.2.3 城乡二元不对等的户籍管理 |
| 3.2.4 选举权利不对等的民主政治安排 |
| 3.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制度的现实因素 |
| 3.3.1 城乡有别的公共财政模式 |
| 3.3.2 基层政府财权事权的失衡 |
| 3.3.3 民主缺失的基层决策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演进及评析 |
| 4.1 城乡基础教育制度的演进及评析 |
| 4.1.1 城乡基础教育制度的演进 |
| 4.1.2 城乡基础教育制度变迁的评析 |
| 4.2 城乡公共卫生医疗制度的演进及评析 |
| 4.2.1 城乡公共卫生医疗制度的演进 |
| 4.2.2 城乡公共卫生医疗制度变迁的评析 |
| 4.3 城乡公共文化制度的演进与评析 |
| 4.3.1 城乡公共文化制度的演进 |
| 4.3.2 城乡公共文化制度变迁的评析 |
| 4.4 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与评析 |
| 4.4.1 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 |
| 4.4.2 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评析 |
| 4.5 城乡住房制度的演进与评析 |
| 4.5.1 城乡住房制度的演进 |
| 4.5.2 城乡住房制度的评析 |
| 4.6 城乡公共就业制度的演进与评析 |
| 4.6.1 城乡公共就业制度的演进 |
| 4.6.2 城乡公共就业制度的评析 |
| 4.7 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制度的演进与评析 |
| 4.7.1 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制度的演进 |
| 4.7.2 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制度的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借鉴 |
| 5.1 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的制度借鉴 |
| 5.1.1 国外基础教育均等化制度 |
| 5.1.2 国内城乡教育均等化探索 |
| 5.1.3 国内外城乡教育均等化发展的启示 |
| 5.2 城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借鉴 |
| 5.2.1 国外城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制度 |
| 5.2.2 国内城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探索 |
| 5.2.3 国内外城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启示 |
| 5.3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借鉴 |
| 5.3.1 国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制度 |
| 5.3.2 国内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探索 |
| 5.3.3 国内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启示 |
| 5.4 城乡养老保险、住房、就业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借鉴 |
| 5.4.1 城乡养老保险均等化的国内外制度借鉴 |
| 5.4.2 城乡住房服务均等化制度借鉴—山东莱芜市的探索 |
| 5.4.3 城乡就业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借鉴 |
| 5.5 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均等化的制度借鉴 |
| 5.5.1 国外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均等化制度 |
| 5.5.2 国外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均等化发展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路径依赖—“三化”同步战略 |
| 6.1 “三化”同步的内在机制和辩证关系 |
| 6.1.1 “三化”关系研究的文献梳理与理论依据 |
| 6.1.2 “三化”同步发展的内在机理与互动机制 |
| 6.2 “三化”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彬县为例 |
| 6.2.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其统计性描述 |
| 6.2.2 实证分析 |
| 6.2.3 结论 |
| 6.3 “三化”同步发展的理论价值与路径选择 |
| 6.3.1 “三化”同步发展的理论价值 |
| 6.3.2 “三化”同步推进路径选择 |
| 6.4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本制度安排：创新公共财政制度 |
| 7.1 公共财政制度的相关理论 |
| 7.1.1 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 |
| 7.1.2 公共财政制度的构成要素 |
| 7.1.3 公共财政制度框架与制度内容 |
| 7.1.4 财政制度创新 |
| 7.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公共财政的作用 |
| 7.2.1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 |
| 7.2.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公共财政的定位 |
| 7.3 基于财政视角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原因分析 |
| 7.3.1 事权与财力配置不对称 |
| 7.3.2 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
| 7.3.3 基层财政自给能力不足 |
| 7.3.4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 |
| 7.4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负担能力分析 |
| 7.4.1 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实现的财政负担能力分析 |
| 7.4.2 城乡医疗卫生均等化实现的财政负担能力分析 |
| 7.4.3 城乡养老保险均等化实现的财政负担能力分析 |
| 7.5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制度改革 |
| 7.5.1 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 |
| 7.5.2 健全规范转移支付制度 |
| 7.5.3 调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
| 7.5.4 完善地方财政制度 |
| 7.5.5 创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配套制度的改革与设计 |
| 8.1 起点公平：改革二元户籍制度 |
| 8.1.1 现行户籍制度的演进、特点和困境 |
| 8.1.2 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构建 |
| 8.1.3 成都市的居民“自由迁徙”政策 |
| 8.2 权利公平：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8.2.1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及其保障功能的演进：历史的视角 |
| 8.2.2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法理的视角 |
| 8.2.3 农村土地保障功能反思：社会保障的视角 |
| 8.2.4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
| 8.2.5 模式借鉴：陕西省高陵县产权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 |
| 8.3 服务公平：创新公共服务型政府管理制度 |
| 8.3.1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渊源 |
| 8.3.2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涵阐释：文献研究综述 |
| 8.3.3 我国服务型政府制度构建的现状及问题 |
| 8.3.4 公共服务型政府创新路径：基于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的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陕西彬县制度创新的实证分析 |
| 9.1 彬县统筹城乡发展工作总体情况 |
| 9.1.1 基本县情 |
| 9.1.2 统筹城乡工作特点 |
| 9.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实证分析 |
| 9.2.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9.2.2 陕西彬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 |
| 9.2.3 陕西彬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评价结果 |
| 9.3 彬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创新方案 |
| 9.3.1 创新的有利条件 |
| 9.3.2 基本思路 |
| 9.3.3 制度创新内容 |
| 9.3.4 保障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公共体育服务购买中政社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研究综述 |
| 2.1.1 宏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 |
| 2.1.2 中观:社会组织发展与政社关系的研究 |
| 2.1.3 微观:政府向体育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行动研究 |
| 2.2 国外政社合作研究 |
| 2.2.1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政社合作协定 |
| 2.2.2 超越“购买合同”的合作伙伴关系 |
|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4 分析与讨论 |
| 4.1 政社合作的价值基础:效率与民主平衡下的公共行政范式演进 |
| 4.1.1 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与批判 |
| 4.1.2 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反思 |
| 4.1.3 基于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新公共服务理论 |
| 4.1.4 治理理论范式与我国的适用性 |
| 4.1.5 小结 |
| 4.2 政社合作的组织系统基础:公共行政改革推动政社关系重构 |
| 4.2.1 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
| 4.2.2 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移 |
| 4.2.3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
| 4.2.4 小结 |
| 4.3 政社合作的现实基础:当前制度下政社合作面临的多重困境 |
| 4.3.1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制度 |
| 4.3.2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面临的多重困境 |
| 4.3.3 小结 |
| 4.4 政社合作的技术系统基础:促进合作的行动机制 |
| 4.4.1 法治保障机制 |
| 4.4.2 现代财政保障机制 |
| 4.4.3 资源依赖机制 |
| 4.4.4 激励与约束机制 |
| 4.4.5 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协商机制 |
| 4.4.6 绩效管理机制 |
| 4.4.7 小结 |
| 4.5 国内政社合作案例分析 |
| 4.5.1 广东省惠州市体育局与体育社团的合作 |
| 4.5.2 广东省S市体育局与体育社团的合作 |
| 4.5.3 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合作 |
| 4.5.4 江西省崇义县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建设 |
| 4.5.5 小结 |
| 5 结论 |
| 6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6.1 研究创新 |
| 6.2 研究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概念 |
| 一、地方政府规章的界定 |
| 二、地方政府规章的特征 |
| 三、备案审查的释义 |
| 四、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概念和内容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与相关制度之比较 |
| 一、与行政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比较 |
| 二、与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比较 |
| 三、与部门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比较 |
| 四、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比较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行政自制理论 |
| 二、法制统一理论 |
| 三、立法监督理论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产生的背景 |
| 一、思想基础: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
| 二、法制基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 |
| 三、实践基础:违宪违法监督制度的不断完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发展脉络 |
| 一、20 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形成阶段(1979 年-1989 年) |
| 二、20 世纪90年代的规范化阶段(1989 年-1999 年) |
| 三、21 世纪以来的发展完善阶段(2000 年-至今) |
| 四、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发展沿革的几个特点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与其他监督机制比较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机关监督 |
| 一、权力机关对地方政府规章监督的法律依据 |
| 二、权力机关对地方政府规章监督的主要方式 |
| 三、权力机关对地方政府规章监督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规章的司法机关监督 |
| 一、人民法院对地方政府规章的审判监督 |
| 二、人民检察院对地方政府规章的法律监督 |
| 三、司法机关对地方政府规章监督的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规章的行政复议监督 |
| 一、行政复议对地方政府规章监督的法律依据 |
| 二、行政复议对地方政府规章监督的主要特点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之比较优势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现实考察 |
| 第一节 对地方政府规章的备案考察 |
| 一、行政系统备案 |
| 二、人大系统备案 |
| 三、部分地方政府规章备案情况 |
| 第二节 对地方政府规章的审查考察 |
| 一、行政系统审查 |
| 二、人大系统审查 |
| 三、部分地方政府规章审查情况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缺乏统一的审查主体 |
| 一、多头备案使审查流于形式 |
| 二、审查主体权限交叉重合 |
| 三、审查机构和人员配备不足 |
| 第二节 缺乏健全的启动机制 |
| 一、主动审查制度有待完善 |
| 二、被动审查制度不尽健全 |
| 第三节 缺乏明确的审查标准 |
| 一、合法性审查标准有待细化 |
| 二、合理性审查标准有待完善 |
| 第四节 缺乏统一的审查程序 |
| 一、审查受理程序缺乏统一规定 |
| 二、审查受理过程未全程公开 |
| 三、审查结果反馈及审查异议制度不尽齐全 |
| 第五节 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 |
| 一、法律责任缺位 |
| 二、公众参与保障机制缺位 |
| 三、定期清理制度不健全 |
| 四、后评估制度待完善 |
| 第六节 制度缺陷之原因——制度设计与理论基础脱节 |
| 一、制度理论层面之原因 |
| 二、实践操作层面之原因 |
| 第六章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之完善 |
| 第一节 在国家层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工作进行统一立法 |
| 一、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统一立法的必要性 |
| 二、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统一立法的可行性 |
| 三、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统一立法之体例安排 |
| 第二节 完善审查启动机制 |
| 一、强化主动审查制度 |
| 二、完善被动审查制度 |
| 三、明确审查时限 |
| 四、完善审查建议的反馈机制 |
| 第三节 细化审查标准与程序 |
| 一、细化形式审查标准 |
| 二、细化合法性审查标准 |
| 三、细化合理性审查标准 |
| 四、细化程序性审查标准 |
| 第四节 畅通地方政府规章审查渠道 |
| 一、赋予审查建议与审查要求同等待遇 |
| 二、明确适格备案审查主体 |
| 三、扩大行政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范围 |
| 四、完善法院有效参与的法律监督体制 |
| 第五节 健全备案审查监督机制 |
| 一、健全公众参与保障机制 |
| 二、健全备案审查公开机制 |
| 三、健全定期清理制度 |
| 四、健全后评估制度 |
| 五、健全备案审查责任制度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相关省级政府规章规定 |
| 附录 2: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相关地方性法规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机制与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3 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3.1 产业发展理论 |
| 1.3.2 产业关联与融合理论 |
| 1.3.3 产业安全理论 |
| 1.3.4 产业治理理论 |
| 1.3.5 产业管理理论 |
| 1.3.6 网络经济与互联网规制理论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关联性研究 |
| 2.1 基于互联网的相关行业 |
| 2.1.1 互联网相关行业分类 |
| 2.1.2 互联网环境下的配套行业 |
| 2.1.3 互联网环境下的引致行业 |
| 2.1.4 互联网环境下的其它相关行业 |
| 2.2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关联模型 |
| 2.2.1 "互联网-行业"关联分析的必要性 |
| 2.2.2 "互联网-行业"关联模型 |
| 2.2.3 "互联网-行业"聚类分析 |
| 2.3 基于"互联网-行业"关联度的行业划分 |
| 2.3.1 强关联行业 |
| 2.3.2 弱关联行业 |
| 3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机制与策略框架 |
| 3.1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影响因素 |
| 3.2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治理需求及现状 |
| 3.2.1 强关联行业治理需求 |
| 3.2.2 弱关联行业治理需求 |
| 3.2.3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现状 |
| 3.3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机制 |
| 3.3.1 行业综合治理机制框架 |
| 3.3.2 治理主体 |
| 3.3.3 治理主体间的决策分析 |
| 3.4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策略 |
| 3.4.1 治理策略 |
| 3.4.2 强关联行业的硬治理 |
| 3.4.3 弱关联行业的软治理 |
| 4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外部治理—政策法规环境的完善 |
| 4.1 互联网及其相关行业政策法规环境现状 |
| 4.1.1 国外互联网政策法规环境 |
| 4.1.2 国内互联网政策法规环境 |
| 4.1.3 我国互联网政策法规存在的问题 |
| 4.2 不同关联度行业的外部环境需求 |
| 4.2.1 强关联行业的外部环境需求 |
| 4.2.2 弱关联行业的外部环境需求 |
| 4.2.3 不同关联度行业的外部环境需求比较 |
| 4.3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政策环境的完善 |
| 4.3.1 宏观政策环境的完善 |
| 4.3.2 中观环境的完善 |
| 4.3.3 微观互联网运行环境的完善 |
| 4.4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法规环境的完善 |
| 4.4.1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法规框架 |
| 4.4.2 传统法规与互联网法规的比较 |
| 4.4.3 互联网专制法规体系构建 |
| 5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内部治理——行业自律环境的完善 |
| 5.1 互联网及其相关行业自律现状 |
| 5.1.1 国外行业自律情况 |
| 5.1.2 国内行业自律现状 |
| 5.1.3 行业自律的推动力——网络道德建设 |
| 5.2 不同关联度行业自律模式分析 |
| 5.2.1 强关联行业的自律模式 |
| 5.2.2 弱关联行业的自律模式 |
| 5.2.3 不同关联度行业的自律模式比较 |
| 5.3 行业内部治理的自律环境构建 |
| 5.3.1 构建行业治理信息共享机制 |
| 5.3.2 建立互联网的伦理价值系统 |
| 5.3.3 制定行业自律实施指导策略 |
| 6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技术环境的完善 |
| 6.1 互联网及其相关行业技术环境现状 |
| 6.1.1 国外技术环境 |
| 6.1.2 国内技术环境 |
| 6.2 不同关联度行业技术环境需求分析 |
| 6.2.1 技术环境需求 |
| 6.2.2 技术环境需求比较 |
| 6.3 互联网及相关行业治理技术环境的完善 |
| 6.3.1 网络硬件技术环境的完善 |
| 6.3.2 管理技术环境的完善 |
| 7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评价 |
| 7.1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
| 7.1.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立 |
| 7.1.2 评价方法的选用 |
| 7.1.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
| 7.2 基于互联网的强关联行业综合治理评价 |
| 7.2.1 强关联行业综合治理效度与评价 |
| 7.2.2 强关联行业综合治理改进建议 |
| 7.3 基于互联网的弱关联行业综合治理评价 |
| 7.3.1 弱关联行业综合治理效度与评价 |
| 7.3.2 弱关联行业综合治理改进建议 |
| 8 结论与创新点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附录 D |
| 附录 E |
| 附录 F |
| 附录 G |
| 附录 H |
| 附录 I |
| 附录 J |
| 附录 K |
| 附录 L |
| 附录 M |
| 附录 N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专控商品附加等四项收费项目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D]. 唐梅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2]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D]. 李晶.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
- [3]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4]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D]. 冯乐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3)
- [5]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D]. 严士清.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6]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D]. 陈思瑞.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7]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创新研究[D]. 赵强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05)
- [8]公共体育服务购买中政社合作机制研究[D]. 张小航. 北京体育大学, 2017(05)
- [9]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研究[D]. 张一鸣.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10]基于互联网的行业综合治理机制与策略研究[D]. 滕顺祥. 北京交通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