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5年中国经济宏观政策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曹楠楠[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不懈的反贫困过程中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扶贫脱贫道路,创造了为全球减贫70%的“当惊世界殊”的瞩目成绩,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对妇女在反贫困过程中的“半边天”作用的重视与发挥。伴随农村农业生产和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农业女性化”结构性变化,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成为当前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和主体力量。无论基于妇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视野,还是当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现实需要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作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诉求,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是当前脱贫攻坚全面决战阶段和2020年以后攻克相对贫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本文综合运用学科交叉、系统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着重从贫困现状、理论资源、历史进程、品牌项目、经验启示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回应当前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困境,以求促进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尽快摆脱贫困并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在未来的反贫困事业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巾帼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研究依据、意义和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宏观介绍研究思路方法、基本内容、创新之处等,以阐释论文选题价值、把握论题研究动态、展现论文研究基本概况,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在对贫困、农村贫困家庭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地理环境、制度设计、历史文化、社会参与等维度对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原因进行深度剖析,系统阐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在贫困程度、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可行能力等方面的致贫表象及相应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影响,宏观展现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况,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外相关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四个维度,对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妇女解放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和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妇女观和中国传统贫富观等相关理论思想进行阐述,为整个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对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意义为出发点,历史梳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实践过程,将其划分为通过体制改革、开发式扶贫、“两轮驱动”扶贫、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四个阶段,展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脉络,从宏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基础。第五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围绕健康、科教、金融、就业创业、社会五大扶贫领域分别对母亲健康快车、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降消”项目等健康扶贫脱贫项目,春蕾计划、“双学双比”活动、巾帼科技致富工程等科教扶贫脱贫项目,母亲小额循环、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母亲创业循环金等金融扶贫脱贫项目,巾帼家政服务、手工编织、妈妈制造等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幸福工程、母亲水窖、母亲邮包等社会扶贫脱贫项目的发展状况、运行模式进行阐释分析,总结项目扶贫经验,从微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素材。第六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结合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实践,立足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客体身份,从明确目标导向上要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推动脱贫致富、提升可行能力,重视主体能动作用上要激发主体意识、摆脱观念束缚、弘扬优良品质,增强综合脱贫素质上要提升科技文化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保障平等发展权利,强化全方位扶贫格局上要坚持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导向优势、加强社会联动参与四个维度揭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为新时代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事业提供经验遵循。
王毅[2]（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朱玮玮[3]（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壮大,渐已成为影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OFDI的发展又迎来新的高潮。2019年,中国OFDI流量为1171.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8.91%,位居世界第四;存量为20994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6.07%,位列世界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国中,中国已居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OFDI的区位范围和产业分布广泛,投资区域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近些年跨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投资产业已涵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起国家,中国OFDI异军突起的关键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主流OFDI理论普遍认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具备某些竞争优势,包括市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对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扩张,这些理论难以给出全面科学的解释。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优势的重要来源,并且,仍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制度体系也会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本文从母国政策和制度视角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力求为国内企业大规模的跨国投资寻求新的解释,丰富新兴经济体OFDI的研究,并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政策参考,为国内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依据。首先,本文对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OFDI的特征事实进行阶段性分析,包括经济特征和结构特征。在阶段性经济特征分析中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货币环境、对外贸易、劳动力成本和能源需求指标;在阶段性结构特征分析中,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中国全球投资跟踪）两套数据对投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中国的OFDI进行跨国比较,对照组分别为大型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经济外向型国家韩国、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比较内容涉及OFDI的规模与结构。其次,本文全面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战略实施,国家全力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企业的境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再转为备案制,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断放宽,管理体制更趋完善和规范。外汇管理政策由管制转为放松,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登记核准、资金汇入和结汇方面的程序不断简化,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管理政策演变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契合,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本文采用行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金融财税政策是“走出去”战略以来政府所推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贷融资支持、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激励三个方面。政府通过税收饶让抵免、优惠税率、财政贴息、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等政策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走出去”,可以缓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减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率。实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后实施的金融财税政策显着促进了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和境外企业数量规模的扩张,具有显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这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初衷相一致。第四,本文采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也是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经济环境因素。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资金,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使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从理论层面看,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货币政策可以改变银行流动性水平,改变企业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和有价证券价格,改变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情绪,最终作用于OFDI。实证结果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着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且能显着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制约作用,但上述影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影响及调节作用均不显着。第五,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于金融制度,当前中国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一方面,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成本和资本分配,造成经常账户的较大顺差,拥有净储蓄的企业通过OFDI可以提升投资收益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抑制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通过OFDI能更快提升技术水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仍较弱,一方面,较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降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低水平的研发投入使技术水平难以快速提升,企业转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企业研发成果易被窃取,企业会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以保护研发成果。母国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是企业海外投资的“被动”推力,随着制度的逐渐健全,OFDI会趋于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证明,东部地区OFDI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OFDI则存在显着的规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本文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政策和制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体系,同时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以防范风险,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建立预警及应对机制,防范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多角度完善金融财税政策,缓解信贷资源错配问题,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继续推进制度建设,完善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国内和国外投资的均衡发展。
杨姗姗[4]（2020）在《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获得显着改善。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给我国能源环境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汽车产业虽然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发挥着稳增长与保就业的重要作用,但汽车保有量的快速提升,也对资源与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其集中反应在汽车使用量快速增加带来大量石化能源消耗与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等污染方面。作为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国家高度重视,提出以汽车能源动力消费结构调整为抓手,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政策,以此作为解决我国能源安全,减少碳排放问题的着力点。—般而言,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是动力电动化,使用共享化,以及驾驶智能化。其中动力电动化,即动力向新能源转型,是当前及今后—个时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点。鉴于汽车产业链长、产值高、经济影响面大,推动其技术重大变动的产业政策必然会对相关产业乃至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影响。为了深入分析我国汽车产业动力电动化转型政策对各产业及其经济全局产生的能源环境影响,本文基于CGE理论模型构建了相应分析框架,力图给出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测度,分析评价相关政策效果。显然该研究具有为落实国家高质量绿色发展战略,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评价提供经验数据支撑的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研究框架。1.导论。提出研究背景,综述相关文献,给出研究思路和框架。2.研究基础。基于一般均衡和投入产出基础理论,可计算—般均衡（CGE）理论模型,社会核算矩阵（SAM）理论方法等形成本文的研究基础。3.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给出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回顾评价,相关政策的归纳梳理。4.汽车产业-能源环境CGE模型的构建。基于汽车产业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划分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构建相关机制模型。5.SAM表编制。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相应SAM矩阵,为CGE模型求解提供机制数据基础。6.汽车产业相关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测度与评价。包括碳税政策、电费补贴政策以及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等。7.研究结论。本文在以下方面开展了创新性工作。与已有文献—般针对宏观政策构建CGE模型给予评价不同,本文基于我国针对微观目标精准施策的结构性调控政策评价需要,将汽车产业新能源相关微观支持政策与宏观碳税政策—起引入CGE模型,构建政策效应的模拟测度与评价框架。主要工作包括:1.提出我国汽车产业新能源动力转换对能源环境影响的测度与评价研究命题。2.基于汽车产业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划分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构建相关CGE机制模型。3.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相应SAM矩阵。4.促进汽车产业新能源转换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模拟测度与评价。主要研究结论。1.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可大幅度降低我国石化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降低比例随着新能源车占比的上升而提高。但现阶段由于技术瓶颈,新能源车成本普遍高于传统燃油车平均成本。以现阶段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将会提高社会经济成本,对GDP、投资及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碳税对能耗和减排具有—定的正面作用,但对宏观经济、投资及社会福利产生冲击。因此,碳税的征收应与国家整体经济与技术发展阶段相匹配。3.电费补贴的实施,能够降低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消耗,同时减少整体碳排放量,有利于实现政策目的。同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有着正面意义,具有较好的实施基础。
张健康[5]（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研究说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周玲玲[6]（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韩玉姝[7]（2019）在《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启动经济的最快引擎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投资对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主导作用。然而,伴随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以过度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为主要表现的投资效率持续走低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诱因。以高投资换取高增长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注重投资规模向提高投资质量与效益转变,改善投资效率,培育和强化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有效增强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找准投资效率低下的成因。近年来,产能过剩行业曾一度出现盈利能力不断恶化与高杠杆率并存、不良贷款率及其增幅居高不下的现象,企业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行为紧密相关的直接动因是相对低廉的外部融资成本,理论界普遍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的不合理。过度或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会扭曲资金价格,造成资本配置缺乏效率,使得金融市场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进而大大增加企业非效率投资发生的概率。因此,金融体制或金融政策成为研究和改善投资效率问题的关键突破口。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三位经济学家遵循金融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充分认识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合理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实现金融深化的过渡性的政策选择理论——金融约束论。该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适度控制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业竞争等约束性的金融政策为商业银行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从而激励商业银行吸收储蓄并扩大贷款规模,增加民间资本,最终实现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政府对私人部门租金的“创造”而非“攫取”是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的最本质区别,前者对帮助生产部门积累资本,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任何非市场化的政策干预都是“双刃剑”,金融约束也不例外。由于存贷款利率低于实际均衡利率水平且利差相对稳定,商业银行为追逐利润进而有动力扩大贷款规模,同时也有利于企业长期获得低成本贷款进行过度投资,投资率偏高却又缺乏足够的消费需求作为支撑将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和总需求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稳定的存贷利差抑制了商业银行信贷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商业银行差异化风险定价能力薄弱,因而更倾向于使用资产抵押等技术含量较低、投入成本更少的消极信贷技术,信贷资源更多地向信息成本较低的传统行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倾斜,而高新技术行业和中小民营企业则面临融资难、投资相对不足的困境。基于以上背景和作用机制,本文认为,金融约束政策下政府通过“租金激励”机制扭曲资源配置是加剧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资本错配并最终造成投资效率损失的一项长期性、根本性制度因素。本文以中国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结合新古典投资理论、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在深入理解金融约束的理论内涵和政策合理性的基础上,明确界定和论证了当前中国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抑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分析金融约束政策造成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资本错配的作用机制,并从投资的产出效率（总量效率）、行业资本的配置效率（结构效率）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三个衡量投资效率的研究视角切入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结合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1）明确中国现阶段金融约束的政策特征,以中国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金融约束理论;（2）提出并验证金融约束对投资效率的消极影响,丰富了投资理论的内涵,也为我国当前两类棘手的结构性难题——产能过剩和资本错配找到了金融制度层面的成因;（3）从投资效率的视角判断金融约束政策的有效性,为理解金融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提供了中微观理论依据和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探讨金融约束的退出路径和以利率市场化为总抓手合理引导金融资源通过支持高质量投资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打开了空间。本文写作共分为八个部分,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概括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介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梳理全文的逻辑框架,同时指出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和贡献。第二部分为相关领域的文献综述。一方面,从金融发展理论的经典文献入手,结合发展中国家金融政策选择的相关研究,对金融抑制、金融约束和金融自由化等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另一方面,整理关于投资效率的各类研究视角,总结、归纳投资效率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中国投资效率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在借鉴和综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将要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第三部分为金融约束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合理性分析。从理论背景、经济租金的本质、信贷市场均衡以及政策的福利效应等方面入手依次展开分析,厘清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多角度论证了金融约束是中国现阶段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此外,在政策的局限性分析中重点讨论金融约束政策可能对私人部门投资带来的负面效果,为后文金融约束政策降低投资效率的论证奠定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为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及政策效率初步判定。以1998-2016年为样本区间,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中国金融约束指数,并进行带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约束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即依次表现为“斯蒂格利茨效应”和“麦金农效应”。针对这一现象,重点结合金融约束政策的局限性和经济增长理论中投资效率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给出现阶段金融约束政策主要通过降低生产部门投资效率抑制经济增长的初步判定。第五部分是金融约束政策影响投资总量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借助简化的理论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梳理出金融约束政策下利率管制和储蓄动员相互促进、叠加,最终造成资本过度积累和总需求结构失衡的理论逻辑。实证研究方面,以产能利用率作为过度投资程度的代理变量,选取工业部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金融约束政策、外部融资依赖度以及二者的交互项与产能利用率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约束政策能够显着加剧产能过剩,且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金融约束政策加剧产能过剩的效果越强。第六部分是金融约束政策影响投资结构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和信贷技术选择两方面分析了金融约束政策下贷款利率控制和“租金激励”造成商业银行信贷歧视进而降低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部分,选择工业部门行业数据构建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全样本的回归结果验证了金融约束政策对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消极作用,而分时间段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约束政策在早期对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有改善作用,消极影响则重点体现在2008年以后,这可能与不同行业和企业在各经济发展阶段的优势对比情况有关。第七部分是基于微观企业投资效率视角对金融约束政策作用机制的补充论证。以企业层面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研究对象,归纳金融约束政策下租金激励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三类作用机制:融资约束机制、代理机制和资本成本机制,并借助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约束政策能够刺激企业投资需求且对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存在差异化影响,间接反映了金融约束对投资的总量效率和结构效率的作用效果,从微观视角形成了对第五和第六两部分研究结论的加强和补充。第八部分在回顾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给出基于投资效率视角的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并有针对性地从未来金融约束政策动态调整路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以及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管理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协调配合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措施和建议。最后,结合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启示提出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探讨的问题。
张丽伟[8]（2019）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文中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经济强国建设的根本要求,其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论文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这个主题,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规范与比较相关照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指导、指标体系,深入研究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三个层面的高质量发展问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发展方针,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先富与共富、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国内与国际经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等若干重大关系。在高质量思想理论指导下,根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积极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重点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评价体系、中观评价体系和宏观评价体系建设,其中,从产品、市场、企业、创新四个最重要方面探讨微观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经济、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四个最重要方面探讨中观评价指标体系,从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国民分配、绿色发展、调控能力四个最重要方面探讨宏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微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研究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微观经济体系中,产品是微观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的标的物;市场是商品交换、价值实现的场所与机制系统,其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使用的价值实现过程;企业是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发展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全社会最终产品的产出、效率、效益与资源配置水平;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推动微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质量推进产品质量治理、市场体制机制、企业公平制度、创新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中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战略议题。中观经济体系中,产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价值链系统,其体系分工、协调、升级的质量水平决定着整个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质量水平。城乡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空间分布之一,其体系分布、融合、协同的质量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质量水平。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空间分布之一,其体系协同、相互作用的质量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质量水平。国际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空间分布之一,其体系分布、融合、交换的质量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全球化质量水平。推进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质量推进产业经济、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微观经济和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表现,也是保障微观经济和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宏观经济体系中,宏观均衡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其均衡水平、程度、状况本身也是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表现。国民分配质量是实现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的重要议题,公平分配是经济善治的核心,是通往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绿色发展质量是所有微观经济活动与行为的最终外部结果,是最终决定人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标的物。调控能力质量是政府全部经济管理活动的宏观效能总和,其制度体系、政策手段、管理能力等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着全部经济活动的质量水平效能。推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质量推进宏观经济均衡、国民分配、绿色发展、调控能力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韩联郡[9]（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研究说明“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张军令[10]（2019）在《中国税改及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量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随着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和重启加息周期,全球货币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化。在货币政策实施空间逐渐收窄的情况下,决策者更倾向于利用财政政策施行结构性的调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便主张采用减少税收与加大基建投入等一系列财政扩张政策“使美国再次强大起来”。2017年12月22日美国减税法案获得通过,并规定该税改法案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特朗普减税最为核心的政策之一是将企业所得税率由35%下调至21%。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势必将显着受到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当前美国减税叠加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操作等一系列复杂冲击将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当前中国国内面临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在受制于美联储加息和国内去杠杆要求下,中国已不能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减税成为当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优选政策。在国际减税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和减税降费是中国应对当前形势的迫切需要。如何全面量化分析中国减税效应对减税政策的制定来说显得异常重要。以往大多数的研究虽然能够很好地从总量层面量化减税效应,但忽略了减税对国内不同区域的造成的差异性影响。此外,以往研究大多数局限于封闭的经济体,而忽略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汇率制度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对减税政策效果的影响。为此,本文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以企业所得税为主要减税税种的减税政策进行全面分析。全文主要围绕中国结构性减税的总量和局部效应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减税效应等问题展开研究。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要求,本文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框架下,构建了全球动态CGE模型、多区域动态CGE模型以及开放经济动态CGE模型三大类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中国当前的减税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借鉴。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创新如下:第一,与定性分析美国减税影响的研究不同,本文在多国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采用动态GTAP模型和最新的全球投入产出（GTAP9.0）数据,量化美国减税、国际税收竞争及贸易摩擦等冲击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同时定量核算中国为应对这些外部冲击应降税的合理区间。本文通过分析发现,美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短期内对中国的冲击不大,但减税对中国的长期累积负面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减税将导致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和产出下降。日本和欧盟国家等大国参与下的国际减税竞争将对中国的实际产出造成更大的负面冲击。在中国应对美国减税冲击的对策方面,本文采用动态GTAP模型模拟发现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1%可有效对冲美国减税所引起的负面冲击,同时鉴于其他国家参与减税竞争的不确定性及贸易摩擦等因素,中国可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1%-3%以应对这些外部冲击。第二,以往采用宏观模型评估减税效应的研究结论大部分局限于全国的宏观层面,而忽略了减税的区域和产业等局部效应,为此本文采用最新的2012年中国31省际间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中国多区域动态税收CGE模型,量化结构性减税的全国总量效应和局部效应。通过对比分析不同产业减税、区域差异性减税、不同税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减税对中国整体和各区域的经济影响后,本文发现,中国企业所得税率的降低能够直接提高行业资本回报率,能够有效刺激国内投资、消费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从而拉动中国GDP的增长。但聚焦到区域和产业等的结构性减税效应时本文发现:（1）对某一行业减税,通过产业间的关联作用,促进了其他行业的投资。制造业行业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的全国总体拉动效应大于服务业行业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的全国总体拉动效应。降低制造业企业所得税税率将拉大各区域制造业的产出差距;（2）当全国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时,南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实际产出增长率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即使仅在不发达地区的税率降低1%时,由于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商品需求拉动效应大于其对发达地区的资本要素虹吸效应,发达地区的产出增长率仍大于不发达地区的产出增长率,但与全国所有区域税率降低1%时相比,此时各区域GDP增长差距在缩小;（3）由于税制结构和税额的不同,增值税减税“见效快”,其经济刺激效果远大于所得税减税效果,当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税率分别降低1%时,减税第一年全国实际产出分别增加0.163%和0.67%。但就相同额度的税负下降而言,企业所得税拉动实际产出增长的效果反而要略大于增值税的效果。相比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效应更持久,增值税刺激边际效用衰减速度较所得税快,增值税在减税后几年的刺激效果微小。第三,考虑到不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减税政策效果的影响,本文在开放经济的框架下,将资本成本引入CGE模型,构建含有利率和汇率元素的开放经济CGE模型以研究中国减税政策在不同汇率制度下的经济效应,以及减税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效应。本文的模拟结果显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保持货币政策独立会使得减税的刺激效应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在减税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导致实际利率更大幅度的上升（相比于固定汇率的情景）,从而其对投资的挤出效应加强,同时汇率的上升又将加重贸易状况的恶化。本文研究表明在实施减税等积极财政政策时,为避免利率的收紧,国内应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予以配合,如适度降低存款准备或降息,更要加紧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引导实际利率水平下行,以扩大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在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可被适量允许,尤其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阶段,可以起到改善贸易收支状况的作用。第四,为量化分析不同资本账户管制下人民币贬值对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本文首次将资本管制理论引入到多国动态CGE模型中,定量分析不同资本管制下人民币贬值的经济效应。以往的CGE模型研究仅从贸易角度衡量汇率变动的经济影响,但当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及存在贬值预期时,其易引起资本外流,减少国内资金供给,进而引起国内利率上升,从而可能引起资本成本上升,因此人民币贬值可以从贸易和资本流动两个角度影响国内经济。本文研究发现,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状态下中国并不能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来应对当前贸易摩擦和美国税改带来的问题,人民币贬值短期内增加中国的出口,但在资本管制放松的状态下极易引起资本外流,长期则造成中国出口红利消失,国内出口、消费和投资下降反而削弱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潜力。本文研究也表明中国在当前税改和货币政策协调下,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适度增加流动性的同时,也要保持资本管制的警惕性。第五,本文运用动态GTAP模型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减税后的未来几年内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拉动了大部分主要国家的出口,尤其较大拉动了东盟经济体的出口。随后本文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对中国来自东盟的进口增长和东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来自东盟进口的增长对东盟经济的增长有着显着的非线性正向影响,“中国进口”这一元素在东盟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对中国出口量低的国家。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减税对东盟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拉动效应,中国是富有大国责任感的。
二、2005年中国经济宏观政策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5年中国经济宏观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农村贫困家庭 |
| 2.1.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 |
| 2.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原因 |
| 2.2.1 地理环境的约束 |
| 2.2.2 制度设计的性别盲视 |
| 2.2.3 历史文化的影响 |
| 2.2.4 社会参与力量的不足 |
| 2.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表现 |
| 2.3.1 贫困程度深重 |
| 2.3.2 健康状况较差 |
| 2.3.3 受教育水平不高 |
| 2.3.4 可行能力缺失 |
| 2.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影响 |
| 2.4.1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经济影响 |
| 2.4.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政治影响 |
| 2.4.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文化影响 |
| 2.4.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社会影响 |
| 2.4.5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生态影响 |
|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1.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
| 3.1.2 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2.1 妇女解放思想 |
| 3.2.2 共同富裕理论 |
| 3.2.3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 |
| 3.3 国外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3.1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 |
| 3.3.2 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 |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4.1 中国传统妇女观 |
| 3.4.2 中国传统贫富观 |
| 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 |
| 4.1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重大意义 |
| 4.1.1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
| 4.1.2 彰显我国政治优势的集中标识 |
| 4.1.3 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现实途径 |
| 4.1.4 巩固我国社会安定的必要保障 |
| 4.1.5 打造我国美丽生态的重要环节 |
| 4.2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进程 |
| 4.2.1 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4.2.2 通过开发式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4.2.3 通过“双轮驱动”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4.2.4 通过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 |
| 5.1 健康扶贫脱贫项目 |
| 5.1.1 母亲健康快车 |
| 5.1.2 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
| 5.1.3 “降消”项目 |
| 5.2 科教扶贫脱贫项目 |
| 5.2.1 春蕾计划 |
| 5.2.2 “双学双比”活动 |
| 5.2.3 巾帼科技致富工程 |
| 5.3 金融扶贫脱贫项目 |
| 5.3.1 母亲小额循环 |
| 5.3.2 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 |
| 5.3.3 母亲创业循环金 |
| 5.4 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 |
| 5.4.1 巾帼家政服务 |
| 5.4.2 手工编织 |
| 5.4.3 妈妈制造 |
| 5.5 社会扶贫脱贫项目 |
| 5.5.1 幸福工程 |
| 5.5.2 母亲水窖 |
| 5.5.3 母亲邮包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 |
| 6.1 明确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目标导向 |
| 6.1.1 实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全面自由发展 |
| 6.1.2 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实现脱贫致富 |
| 6.1.3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可行能力 |
| 6.2 重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能动作用 |
| 6.2.1 激发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意识 |
| 6.2.2 摆脱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观念束缚 |
| 6.2.3 弘扬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优良品质 |
| 6.3 增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综合脱贫素质 |
| 6.3.1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科技文化水平 |
| 6.3.2 促进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就业创业发展 |
| 6.3.3 保障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平等发展权利 |
| 6.4 强化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全方位扶贫格局 |
| 6.4.1 坚持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政府主导作用 |
| 6.4.2 发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市场导向优势 |
| 6.4.3 加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社会联动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主流的OFDI理论 |
| 2.2 新兴经济体的OFDI理论 |
| 2.3 新兴经济体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划分 |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事实分析 |
| 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结构特征事实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比较 |
| 4.1 引言 |
| 4.2 OFDI规模与绩效的比较 |
| 4.3 OFDI产业结构的比较 |
| 4.4 OFDI区域结构的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及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演变 |
| 5.3 管理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政策概述与研究假设 |
| 6.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货币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 |
| 7.1 引言 |
| 7.2 影响机制、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7.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7.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省级数据的检验 |
| 8.1 引言 |
| 8.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8.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8.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相关背景 |
| 1.1.2 研究现实意义 |
| 1.1.3 研究理论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升级理论 |
| 1.2.2 汽车产业相关研究 |
| 1.2.3 能源环境理论与政策 |
| 1.2.4 CGE模型相关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主题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性工作 |
| 第2章 CGE模型理论基础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一般均衡理论 |
| 2.1.2 投入产出分析理论 |
| 2.2 模型构建基本原理 |
| 2.2.1 经济主体行为模型 |
| 2.2.2 模型的闭合 |
| 2.2.3 模型的检验 |
| 2.3 社会核算矩阵理论 |
| 2.3.1 社会核算矩阵概念 |
| 2.3.2 社会核算矩阵作用 |
| 2.3.3 社会核算矩阵理论基础 |
| 第3章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
| 3.1 汽车产业发展历程 |
| 3.2 汽车产业转型与升级 |
| 3.3 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 |
| 第4章 汽车产业-能源环境CGE模型 |
| 4.1 模型设计 |
| 4.1.1 模型假设 |
| 4.1.2 模型框架 |
| 4.2 部门划分 |
| 4.3 CGE模型设计 |
| 4.3.1 生产模块 |
| 4.3.2 收入分配与储蓄模块 |
| 4.3.3 消费需求模块 |
| 4.3.4 对外贸易模块 |
| 4.3.5 模型均衡与闭合 |
| 4.3.6 能耗碳排放模块 |
| 4.3.7 社会福利模块 |
| 第5章 模型数据基础:SAM表 |
| 5.1 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 |
| 5.1.1 社会核算矩阵(SAM)基本结构 |
| 5.1.2 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原理 |
| 5.1.3 宏观SAM编制 |
| 5.1.4 汽车产业能耗碳排放专项SAM编制 |
| 5.2 参数标定 |
| 5.3 模型求解 |
| 5.4 模型检验 |
| 5.4.1 一致性检验 |
| 5.4.2 平衡性检验 |
| 5.4.3 敏感性检验 |
| 5.5 小结 |
| 第6章 汽车产业政策能源环境效应 |
| 6.1 碳税政策效应 |
| 6.1.1 政策情景 |
| 6.1.2 模拟测度 |
| 6.2 新能源汽车使用电费补贴政策效应 |
| 6.2.1 政策情景 |
| 6.2.2 模拟测度 |
| 6.3 新能源汽车发展效应 |
| 6.3.1 政策情景 |
| 6.3.2 模拟测度 |
| 第7章 研究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汽车产业政策优化分析 |
| 7.3 启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数据资料 |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 5.3 链接机制 |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1 金融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1.2 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3 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约束政策的研究 |
| 2.2 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投资效率的含义及研究视角 |
| 2.2.2 中国的投资效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
| 2.2.3 宏观经济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3 金融约束理论、政策内涵与中国实践 |
| 3.1 金融约束论的理论内涵 |
| 3.1.1 金融约束理论的背景 |
| 3.1.2 经济租金的概念、分类与性质 |
| 3.1.3 金融约束核心内容概述 |
| 3.2 金融约束政策下信贷市场均衡及福利分析 |
| 3.2.1 金融约束下的租金创造:一个简化的分析框架 |
| 3.2.2 金融部门租金创造的经济效应 |
| 3.2.3 企业部门租金创造的经济效应 |
| 3.2.4 福利效应与政策合理性分析 |
| 3.2.5 金融约束政策局限性与政府治理 |
| 3.2.6 金融约束政策动态调整的必要性 |
| 3.3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的实施情况 |
| 3.3.1 中国金融政策的学术争鸣 |
| 3.3.2 中国金融约束的政策实践 |
| 3.3.3 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金融约束 |
| 3.3.4 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金融约束、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及政策效率初步判定 |
| 4.1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 |
| 4.1.1 指数构建的改进思路 |
| 4.1.2 主成分变量及其含义 |
| 4.1.3 指数构建原理及步骤 |
| 4.1.4 主成分分析结果 |
| 4.1.5 指数的有效性分析 |
| 4.2 金融约束、经济增长与宏观投资效率 |
| 4.2.1 金融约束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
| 4.2.2 “斯蒂格利茨效应”与“麦金农效应” |
| 4.2.3 基于宏观投资效率的金融约束政策评价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与投资的总量效率 |
| 5.1 金融约束下过度投资成因分析:基于经济结构失衡的视角 |
| 5.1.1 基于新古典理论的投资需求及其决定因素 |
| 5.1.2 金融约束下的资本过度积累与总需求结构失衡 |
| 5.1.3 金融约束下的储蓄动员:对低利率与高储蓄并存的解释 |
| 5.2 实证检验:金融约束、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 |
| 5.2.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 5.2.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2.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与投资的结构效率 |
| 6.1 金融约束政策、信贷歧视与资本错配 |
| 6.1.1 工业部门资本配置现状及信贷歧视相关研究 |
| 6.1.2 金融约束政策下信贷歧视的成因分析 |
| 6.1.3 信贷歧视、资本错配与投资效率损失 |
| 6.2 实证检验:金融约束政策与行业资本配置效率 |
| 6.2.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 6.2.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6.2.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金融约束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微观视角的补充论证 |
| 7.1 微观视角下租金激励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再解释 |
| 7.1.1 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述评 |
| 7.1.2 融资约束、代理问题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7.1.3 租金激励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制 |
| 7.2 实证检验:以工业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例 |
| 7.2.1 实证研究假设 |
| 7.2.2 研究思路、模型及变量说明 |
| 7.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4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7.2.5 稳健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结论 |
| 8.1.1 中国当前金融发展阶段主要政策特征的界定 |
| 8.1.2 基于投资效率的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 |
| 8.1.3 经济租金本质与金融约束政策局限性的再探讨 |
| 8.2 相关政策建议 |
| 8.2.1 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约束退出路径 |
| 8.2.2 关于未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发展重点的思考 |
| 8.2.3 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管理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协调配合 |
| 8.3 研究展望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科研成果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的词义与内涵界定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分析框架与研究内容 |
| 五、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词义辨析与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经济发展的词义辨析 |
| 一、经济:定义、内涵、特征 |
| 二、发展:定义、内涵、特征 |
| 三、经济发展的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词义辨析 |
| 一、质量:定义、内涵、特征 |
| 二、经济质量:定义、分类、关联 |
| 三、经济发展质量的词义辨析 |
| 第三节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综述 |
|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意义 |
|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词义内涵 |
|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二章 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理论指导建设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理论指导 |
| 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 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享发展 |
| 四、坚持用发展新理念统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
| 第二节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 |
| 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经济发展方针 |
| 二、构建创新驱动的发展动力模式 |
| 三、推动城乡区域国际经济协调发展 |
| 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 |
| 第三节 处理好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重大关系 |
| 一、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 |
| 二、处理好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相互关系 |
| 三、处理好政府作用与市场决定的相互关系 |
| 四、处理好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相互关系 |
| 五、处理好经济数量与经济质量的相互关系 |
| 六、处理好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相互关系 |
| 七、处理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相互关系 |
| 八、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 |
| 第三章 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 |
| 一、国内相关研究思想观点借鉴 |
| 二、国外相关研究思想观点借鉴 |
| 三、评价体系的框架选择与基本遵循 |
| 四、加速构建三层多维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微观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一、微观经济理论研究要义 |
| 二、微观质量评价四大问题探析 |
| 三、微观评价指标体系构成研究 |
| 第三节 中观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一、产业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城乡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三、区域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四、国际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宏观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一、宏观均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国民分配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三、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四、调控能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章 微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产品质量治理建设 |
| 一、我国产品质量治理建设历程 |
| 二、我国产品质量治理面临挑战 |
| 三、产品质量治理建设对策建议 |
| 第二节 市场体制机制建设 |
| 一、现代市场结构体系建设 |
| 二、现代市场机制体系建设 |
| 三、市场价格机制建设 |
| 四、市场竞争机制建设 |
| 第三节 企业公平制度建设 |
| 一、坚持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二、推进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建设 |
| 三、推进国有企业现代制度建设 |
| 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创新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思想 |
| 二、正确把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心 |
| 三、高质量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
| 第五章 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产业经济高质量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二、加快工业化高质量发展建设 |
| 三、加快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
| 四、加快服务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
| 二、推进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
| 三、推进新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
| 二、重点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机制 |
| 第四节 国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牢固树立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思想 |
| 二、推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
| 三、推进国际投资高质量发展 |
| 四、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建设 |
| 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建设 |
| 第六章 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推进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 |
| 一、坚持宏观均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
| 二、构建供需均衡型经济发展格局 |
| 三、高质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二节 构建高质量国民收入分配体系 |
| 一、推进国民收入分配高质量建设 |
| 二、推进初次分配公平效率建设 |
| 三、推进二次分配公平效率建设 |
| 四、推进三次分配公平效率建设 |
| 第三节 推进资源生态环境高质量建设 |
| 一、充分重视资源生态环境建设的深刻重要性 |
| 二、推进资源节约治理高质量建设 |
| 三、推进能源发展与治理高质量建设 |
| 四、推进环境保护与治理高质量建设 |
| 五、推进生态多样性高质量建设 |
| 第四节 构建高质量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
| 一、全面提升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
| 二、推进政府调控思想与体制机制创新建设 |
| 三、推进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高质量建设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 4.4.1 数量的演变 |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 4.4.4 体系的演变 |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 6.3.1 政策状态 |
| 6.3.2 政策结构 |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中国税改及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量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 |
| 2.1.1 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 |
| 2.1.2 国际税收竞争影响 |
| 2.2 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效应 |
| 2.3 汇率变动的经济效应 |
| 2.3.1 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影响 |
| 2.3.2 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 |
| 2.3.3 汇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 |
| 2.3.4 汇率变动经济效应研究方法 |
| 2.4 CGE研究现状与发展 |
| 2.4.1 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评估方法 |
| 2.4.2 CGE研究现状与进展 |
| 2.5 现有文献的不足及可能突破的方向 |
| 第3章 美国减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
| 3.1 美国减税政策概述 |
| 3.2 多国一般均衡模型框架构建 |
| 3.3 模型情景设置 |
| 3.3.1 实证模型构建 |
| 3.3.2 基准情景设置 |
| 3.3.3 历史拟合与模型有效性检验 |
| 3.3.4 企业所得税减税冲击 |
| 3.4 美国减税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动态经济影响 |
| 3.4.1 美国减税对中国等其他地区的影响 |
| 3.4.2 税收竞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 3.5 贸易摩擦和美国税改下的中国减税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
| 4.1 减税对区域层面差异性影响分析 |
| 4.2 单国CGE模型概述 |
| 4.3 减税理论分析和研究框架 |
| 4.3.1 减税理论分析 |
| 4.3.2 研究框架 |
| 4.4 中国多区域CGE模型构建 |
| 4.4.1 多区域CGE的 IO数据结构 |
| 4.4.2 生产结构模块 |
| 4.4.3 生产要素需求模块 |
| 4.4.4 生产部门产出模块 |
| 4.4.5 能源需求模块 |
| 4.4.6 投资需求模块 |
| 4.4.7 家庭需求模块 |
| 4.4.8 其他需求模块 |
| 4.4.9 动态多期投资模块 |
| 4.4.10 劳动需求模块 |
| 4.4 中国多区域CGE模型基础数据构建 |
| 4.4.1 数据来源及参数取值 |
| 4.4.2 历史拟合与模型有效性检验 |
| 4.5 小结 |
| 第5章 减税对区域和产业经济影响研究 |
| 5.1 税收政策区域和产业差异性实践概述 |
| 5.2 多区域多行业结构性减税模拟分析 |
| 5.2.1 行业结构性减税效应分析 |
| 5.2.2 区域结构性减税效应分析 |
| 5.2.3 区域协调性减税效应分析 |
| 5.2.4 分阶段实施减税效应分析 |
| 5.3 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减税影响对比 |
| 5.4 减税政策模拟的参数敏感性分析 |
| 5.5 小结 |
| 第6章 开放经济下减税与货币政策搭配效应研究 |
| 6.1 开放经济下研究财政政策模型现状分析 |
| 6.2 投资理论 |
| 6.3 情景模拟:三元悖论 |
| 6.4 政策模拟与分析 |
| 6.5 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组合的短期动态效应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新形势下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影响研究 |
| 7.1 人民币贬值应对冲击的有效性分析 |
| 7.2 含有汇率模块的多国动态CGE模型构建 |
| 7.2.1 汇率模块 |
| 7.2.2 投资模块 |
| 7.3 数据来源与情景设置 |
| 7.4 结果与分析 |
| 7.4.1 世界各区域主要宏观变量变化分析 |
| 7.4.2 不同管制情景下出口分析 |
| 7.4.3 不同管制情景下进口分析 |
| 7.4.4 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因素对东盟经济拉动效应分析 |
| 8.1 中国减税对主要国家贸易的影响分析 |
| 8.2 PSTR模型理论介绍 |
| 8.2.1 线性模型 |
| 8.2.2 非线性模型 |
| 8.3 东盟出口增加对其经济影响分析 |
| 8.3.1 数据来源 |
| 8.3.2 模型特殊性检验 |
| 8.4 PSTR模型结果分析 |
| 8.5 中国进口对东盟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分析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9.1 总结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模型投资理论与托宾Q理论联系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2005年中国经济宏观政策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D]. 曹楠楠. 吉林大学, 2020(03)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D]. 朱玮玮. 东南大学, 2020(02)
- [4]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D]. 杨姗姗.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5]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D]. 韩玉姝.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D]. 张丽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中国税改及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量化研究[D]. 张军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