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医药结合座谈会在天津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王富聪[1]（2020）在《中共对华北沦陷城市工作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抗战时期,沦陷城市地下党组织和中共华北根据地城工机构密切配合根据地的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抗战初期,在北平、天津、唐山等沦陷城市中,平津唐点线委员会秘密发动群众,为周围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急需物资、技术人才和情报信息,支援了根据地的抗日战争。在特别危险的环境下,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多次破坏。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在中共中央指示下,1941年前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为加强城市工作,除了动员全党在思想上重视城市工作外,还加大了干部抽调、关系寻找、培训教育、派遣打入工作和秘密交通组建的力度。根据地城委会的努力为沦陷城市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人力、资金、技术上的准备。而地下党在沦陷城市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中秘密地进行抗战宣传、组织发展,既积蓄了力量,也积累了经验。各地城工部于1944年前后成立后,把城市工作提高到和根据地工作一样重要的高度,动员全党和群众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下大力气和决心抽调干部派遣打入,加快了里应外合夺取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在伪军伪警和工人苦力中积极宣传和发展组织,为反攻城市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干部抽调和关系寻找方面,纠正了根据地党委不重视干部抽调和贡献关系的思想,对抽调干部的数量和占总干部数的比重做了规定,确保了城市工作的干部队伍。在发动全党和群众贡献城市关系,并依托根据地,对外出务工和过节返乡的人员进行宣传教育,从中大量发展关系,为城市工作的迅速开展搭建了广阔的桥梁。在培训教育和派遣打入方面,针对上送干部的各种不纯动机,进行思想教育、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并开展针对性的业务教育,提高了城工干部的综合能力。在派遣打入干部方面,各根据地城工部门派遣了大量干部到敌占城市,通过各种关系打入到敌伪机关、学校、工厂内,播散种子,生根发芽,显示出坚强的生命力。在获取急需物资方面,根据地不能生产的工业急需品如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机械设备等物资都需要从城市采买。地下党通过灵活开展统战工作,利用社会关系和日伪组织,掩护秘密采购网络和交通站,为根据地源源不断地提供了重要物资,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在输送人员方面,沦陷城市的高校和工厂中拥有大量知识青年和技术工人,在地下党的宣传动员和秘密组织下,很多青年学生和工人到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力量。在获取信息方面,城工干部调查了沦陷城市一些厂矿、学校、公司。调查了解工人、学生、市民等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政治态度、反抗情况,为派遣打入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提供了依据。而秘密情报工作也为根据地的军事行动、锄奸、反间、营救人员等提供了信息支持。在秘密交通方面,为领导地下党,城工组织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路网,为保证安全和效率,一些线路还开辟了复线。在每条线上设立了各类秘密交通站、联络站,并以各种合法场所掩护。为了加强交通工作,对交通员进行了选拔和培训。交通员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为组织的联络、人员和文件等的输送作出了贡献。在群众工作方面,地下党在工人苦力、青年学生、市民及上层中宣传中共政策,发展组织,开展各类地下活动。以合法的和灰色的组织形式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合法斗争,掩护秘密的非法斗争。工人苦力是城市工作的重点发展对象。地下党在工人中组织了怠工、偷等半合法运动。在青年学生中组织秘密读书会,宣传抗战,发展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培训后再返回城市。在市民中和上层人士中也开展了宣传和争取工作。在城市中的敌伪军警开展宣传工作也是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关系里应外合的实现。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伪军寻求后路,分化瓦解伪军的条件更为便利。城工部门派遣干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伪军内部,在上层和下层分别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伪军大多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怀有正统思想,被国特掌握,进行伪军工作也有很大的困难。
田丽娟[2]（2006）在《中国现代药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长期的实践，共同创造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史。中国药学史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药学史的任务是按照年代顺序，应用具体事实揭示并阐明药学发展的规律。通过药学史的研究，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可记取的教训，为现代药学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指导。现代药学史是中国药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近代药学发展的沿袭和进步。为了更好的理解现代药学发展的历程和前后衔接，本文首先概要论述了古代和近代药学发展的历史，研究了各个阶段药学发展特点和取得的主要成就。研究之余，我为祖先所创造的优秀的中医药传统文化而感到由衷的敬佩和自豪。接下来，在现代药学史研究部分，本文从药学事业发展和药学科学研究进展两个方面加以论述。在药学事业发展部分，分别从中药事业的发展、药品监督管理、制药工业、医药商业、药学教育、医药科技、医院药学、药学社会团体、药学书刊与网站、香港和澳门药学发展共十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在药学科学研究部分，分别从现代药学史研究、中药研究、药学分科研究和药物学研究四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药学科学的进展和成就。研究之余，关心祖国药学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通过研究现代药学史发现，新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进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巨大的挫折，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此时的广大药学工作者，面对困难，怀着对祖国的高度热爱之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排除干扰，尽自己最大所能在工作岗位上发出各自的光和热，很多科研成果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他们忘我的辛勤劳动而产生出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药学工作者焕发了高度的热情和能量，积极投身到药学事业发展的洪流之中，创造了令全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现代药学工作者要学习前辈们刻苦钻研、奋发图强、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团结起来，全身心的投入到现代药学事业的发展中去，为药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而共同努力!
李剑萍,傅海伦,张学强,瀚青,王国新,张平海,张国霖,岳龙,邓小泉,刘静,杨旭[3]（2000）在《世纪回眸1900-1999中国教育人物志 1900-1999中国教育大事志》文中指出２０世纪中国教育史是一部除旧布新的历史。沧海桑田，地覆天翻。在几千年封建教育的废墟上构建现代教育大厦，一切从零开始，谈何容易！凭着自己的热血、汗水和才智，现代教育的先驱们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历史因此而记住了他们的名字，我们因此而对他们满怀崇高的敬意。
郭震旦[4]（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研究表明“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李振宏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著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潘荣华[5]（2010）在《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著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范铁权[6]（2003）在《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文化》文中提出1914 年夏,几位留美的中国学生感于中国科学的落后,在康乃尔大学发起成立“科学社”,次年改组为中国科学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学会团体。1918 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组织机构日趋完善,既定的各项事业渐次得以实现。1960 年完成历史使命,宣告解散。中国科学社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综合性、群众性科学团体。本文全面考察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历程、科学思想与实践,纵、横结合分析,力求探究中国科学社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科学的现代化转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科学社的发展,经历了酝酿、创立、壮大、曲折、复苏,直至结束的艰辛历程,是挫折中求生存的历史。在宗旨、内部建制、事业规划等方面,中国科学社效法欧美学会团体,引进民主选举程序和学术交流机制。在四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学社积极致力于科学宣传与普及、科学体制化的探索、教育的改良以及中国的学科建设等,从而直接推进了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在思想认识上,中国科学社对科学的理解要相对完整、理性的多,在“科玄论战”、“科学化运动”中能够捍卫科学立场,始终保持自身发展的独立性。论文对中国科学社以基本肯定,并揭示其历史经验与教训。
张大维[7]（2010）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城市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视角,试图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如何?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怎样,主要经验和实践意义何在?论文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遵循“发生逻辑（为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实践成效怎么样”的分析思路,采用“新情况——新问题——新理论——新实践”的研究框架。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已经形成且已整合成架构合理、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由此可见,社区建设和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的两大主题。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20年、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10年、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创建5年,农村社区建设从试点走向铺开,城乡社区统筹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我国社区建设的成就巨大,对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新理论与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当前学术界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不足：从西方研究范式出发,来阐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较多,从我们党执政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化道路,并从学理上分析总结我们党城市社区建设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较少；等等。本文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转换研究范式,从实际问题出发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主题,也即党的理论和实践体现的四条主线：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明。本论文阐释围绕着这四条主线展开,使其贯穿于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独特的发生逻辑。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初目的,是要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所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围绕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展开的。总体来看,我国巨大社会转型出现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新情况引发新问题,与之相关联,我国的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民稳问题,即单位制解体与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失及管理真空问题；民生问题,即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民主问题,即公民的选择权、自由权、差异性增强与自治渠道、自治制度、自治机制不完善问题；文化问题,即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通过社区来整合社会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并指导着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城市社区建设道路以后,逐步展开了理论探索并通过实践试错来完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各次全会的精神、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央政府报告的概括、中央政策法规的阐述,政界学界理论的成果,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总体来讲,业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建设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及其内含的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等各要素的意义价值、宗旨目标、内涵外延、组织架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手段途径、网络体系等的整体性理论体系。其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逻辑起点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理论；二是中轴核心理论,即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三是外围结构理论,包括社区居民自治理论、社区管理有序理论、社区服务完善理论、社区文明祥和理论等四大支柱理论。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的轴心体系。其中,逻辑起点理论是方法论,中轴核心理论是价值观,外围结构理论是保护带。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由其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大致经历了传统旧式社区建设阶段、过渡转型社区建设阶段、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阶段、和谐社区建设与城乡社区统筹发展阶段四个阶段。本文侧重于呈现过渡转型社区建设及其以后阶段的实践发展。在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概括起来便是“五个建立、五个格局”：一是社区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有序管理格局；二是社区民主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广泛参与居民自治格局：三是社区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小社区大服务格局；四是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齐抓共建格局；五是社区文明氛围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文明祥和格局。实践的巨大成效实际上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创造了理论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一方面,从时间和内容范畴上看,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实践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及其内含的“一个正确分析、五个紧紧抓住”等具体实践经验,既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也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为最终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许天虎[8]（2019）在《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加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健康理念的转变,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民众的关注。中医药文化深深扎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而同时具有巨大应用价值的宝贵文化遗产。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因此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从信息论和传播学的角度看,传播中的信号（或讯息）会受到外界各种干扰的影响,要想提高传播效率,就要努力去消除这些干扰,即“降噪”。本文以传播学中的“降噪”为研究视角,以传播学中施拉姆的“经验场”观点和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为研究切入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了中医药文化英译中如何降低读者阅读难度和消除误解即翻译“降噪”的问题。本文选取了《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到了译本的翻译年代、读者对象、翻译风格与策略等各方面的因素,确保了研究对象比较的有效性。在文本分析中,笔者从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性、学科专业性和翻译准确性等角度进行了条分缕析,为中医药文化的外宣翻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本论文在中医药文本的英译研究中实现了两方面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从语言学视角研究文字处理问题或仅从宏观战略视角对中医药文化问题进行探讨,而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全面探讨“降噪”策略,以期为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思路,为中医翻译研究拓宽视野;二是以“经验场”和“视域融合”度为衡量标准,不再拘囿于笼统的“归化”和“异化”探讨,以更加客观、全面的案例向读者呈现各译者的“降噪”策略与不足,为中医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在我国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如何让译文以更加“亲近”读者的方式准确阐释中医药文化已成为摆在我国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愿笔者的拙作能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工作提供些许有益的思路。
吕晶[9]（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认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崔良晓[10]（2018）在《“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来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中医发展至近代,已然步入转型时代。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弊病丛生的传统中医面临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身处四面交困的窘境,中医界人士掀起了一系列抗争图存的救亡运动,构成了近代中医发展的主旋律。在这场跨越时代的救亡运动中,伴随着中西医激烈的论争,传统中医在“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实现了知识体系的转型与建构。秦伯未作为当时“新中医”群体中的一员,积极接受西医知识,勇于变革传统中医,为中医发展摸索了多条路径。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一新式院校中成长起来的秦伯未,接受中西医知识,形成了独到的衷中参西的中医观。他运用西医知识整理经典医籍,强调中医经典理论的研究,反对过激的西医化。他的学术观点连同其他学人观点,共同凝聚出近代中医学说理论新貌。在中医教育方面,秦伯未积极探索中医教育的多种形式。他投身院校教育,与医界同仁共同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完善课程设置,培育中医人才;他发挥个人力量,依托医室形成“秦氏同门”的群体力量,凝聚专业人才;他创设函授、刊授的社会教育形式,更为广泛地传播中医知识。在中医出版方面,秦伯未形成了独到的期刊编辑思想,关注读者视角,凝聚编创团体,更成为期刊传播中的“把关人”。其主办了四份各具特色的期刊,整合了中医药资源,构建出公共学术空间。还依托中医书局,打造品牌效应,推动中医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在中医社团方面,秦伯未从参与者到创办者,加入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医社团,参与到众多社团活动中。中医社团结群聚力,在中西医论争、保障同业、期刊互动等方面均发挥了群体效力。在秦伯未的医学人生里,他始终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尽管他不是当时中医界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但他摸索开创了多种发展方式,这是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医人士的。他创新了中医发展的既有模式,实际上也为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透过秦伯未极为广泛的各项活动,能够看到近代中医的新面貌。在近代,传统中医学说融汇西方学说,重新整理出新体系。中医知识的传承也脱离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医派相承,转为进入科学化的学科体制。另外中医期刊的繁荣、中医专业社群的出现,都是中医知识体系转型的表征。在以秦伯未为代表的“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近代中医在救亡图存的抗争道路上突破了四面楚歌的窘迫,完成了知识体系的转型,实现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二、中西医药结合座谈会在天津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西医药结合座谈会在天津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对华北沦陷城市工作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前人研究综述 |
| 1、涉及华北根据地城市工作的研究著作概括 |
| 2、涉及城市工作的专题性论著研究概况 |
| 四、理论方法和视角 |
| 五、创新点 |
| 六、资料依据 |
| 第一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
| 第一节 点线委员会时期的城市地下党 |
| 一、抗战初期各地点线委员会的建立 |
| 二、各地点线委员会的工作内容 |
| 三、各地点线工作的效果 |
| 第二节 各级党委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建立 |
| 一、各级党委城市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
| 二、各级党委城市委员会的工作内容 |
| 三、各地城工委城市工作的效果 |
| 第三节 城工部的建立和城市工作的大发展 |
| 一、各级党委城工部的建立、方针和任务 |
| 二、大力动员开展城市工作的原因 |
| 三、在思想上动员全党重视城市工作 |
| 四、建立健全城市工作机构 |
| 五、抽调干部和设立专职城工干部 |
| 六、城市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基本策略 |
| 小结 |
| 第二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的干部工作 |
| 第一节 干部的抽调选拔和关系的来源 |
| 一、内线干部的来源和选拔条件 |
| 二、关系的来源 |
| 第二节 干部和关系的培训教育 |
| 一、培训对象的各种复杂心理 |
| 二、培训教育的内容 |
| 三、教育方式 |
| 四、培训的效果 |
| 第三节 打入干部的派遣和管理 |
| 一、派遣打入的准备工作 |
| 二、加大派遣干部打入城市的力度 |
| 三、对打入干部的管理工作 |
| 四、打入干部经费保障的管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对沦陷城市的物资采买工作 |
| 第一节 根据地从敌占城市获取紧缺的物资 |
| 第二节 地下党坚持从敌占城市获取物资 |
| 第三节 地下党从敌占城市获取物资的措施 |
| 第四节 敌人的封锁和破坏 |
| 第五节 沦陷城市物资工作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对沦陷城市的调查工作 |
| 第一节 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分工 |
| 一、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 |
| 二、调查工作在领导上和重点对象上的分工 |
| 三、调查的渠道和方法 |
| 第二节 城市基本情况调查的主要内容 |
| 一、关于城市人口数量、结构、阶级成份的调查 |
| 二、关于各个阶层生活水平的调查 |
| 三、关于各个阶层政治态度的调查 |
| 四、关于沦陷城市大中学校的调查 |
| 五、关于沦陷区厂矿车站的调查 |
| 六、搜集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 |
| 第三节 调查工作的效果 |
| 一、调查工作的成绩 |
| 二、调查工作的不足 |
| 小结 |
| 第五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对沦陷城市的交通联络工作 |
| 第一节 秘密交通线路和秘密联络站的设立 |
| 一、城工组织对交通工作的开展和加强 |
| 二、秘密交通线路网的建立和复线的开辟 |
| 三、各类秘密交通站、联络站的设立和完善 |
| 第二节 交通人员的选拔、表现、联络方式 |
| 一、交通员的主要来源、选拔条件 |
| 二、交通员的表现特征 |
| 三、通过关卡、封锁线的方式和接头联络方法 |
| 第三节 交通工作的内容、成效 |
| 一、人员和信息情报的输送 |
| 二、物资的输送 |
| 三、秘密交通工作的成效 |
| 小结 |
| 第六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对沦陷城市的群众工作 |
| 第一节 对工人、苦力的掌握 |
| 一、寻找关系、派遣打入工人、苦力行业 |
| 二、日伪的严密统治 |
| 三、通过秘密和公开的形式组织群众 |
| 四、领导群众进行各类斗争 |
| 第二节 对教员、青年学生的争取工作 |
| 一、动员学生支援根据地 |
| 二、组织读书会和秘密宣传活动 |
| 三、日伪的监视和学生的政治态度 |
| 四、根据地城工部门的培训和派遣打入工作 |
| 第三节 对市民和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 |
| 一、开展对市民和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 |
| 二、对市民和上层人士的宣传和争取 |
| 第四节 群众工作的成效 |
| 小结 |
| 第七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对沦陷城市伪军伪警工作 |
| 第一节 伪军伪警工作的组织领导 |
| 一、开展伪军伪警工作的重要性和组织领导 |
| 二、伪军伪警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困难 |
| 三、伪军伪警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
| 四、伪军伪警工作的宣传内容和方式 |
| 第二节 对伪军伪警的派遣打入和瓦解 |
| 一、寻找线索大量发展关系 |
| 二、积极派遣建立内线工作 |
| 三、瓦解伪军伪警工作的策略 |
| 第三节 伪军伪警工作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中国现代药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 研究的源起 |
| 2 课题国内研究现状 |
| 2.1 药学史研究相关著作 |
| 2.2 药学史研究文献 |
| 3 研究的方法与内容 |
| 4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5 论文的创新点 |
| 6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古代药学史概论 |
| 1 原始社会药物的萌芽 |
| 2 夏、商、周及春秋时期的药学 |
| 3 战国、秦汉及三国时期的药学 |
| 4 两晋、隋唐至五代时期的药学 |
| 5 宋辽金元时期的药学 |
| 6 明清(至鸦片战争)时期的药学 |
| 第三章 近代药学史概论 |
| 1 近代中药发展概况 |
| 1.1 药物学的发展 |
| 1.2 方剂学的成就 |
| 1.3 旧中国歧视中医药和中医药界的反抗斗争 |
| 1.4 中医药教育与科研 |
| 1.5 中医药学术团体与刊物 |
| 2 近代西药发展概况 |
| 2.1 西方药学的输入 |
| 2.2 西药商业的兴起与发展 |
| 2.3 制药工业的诞生与发展 |
| 2.4 药事管理制度与药事法规 |
| 2.5 药学(西药)教育 |
| 2.6 药学(西药)研究 |
| 2.7 医药学术团体和医药期刊 |
| 3 解放军革命根据地的医药卫生工作 |
| 3.1 中医药工作的开展 |
| 3.2 医药教育 |
| 3.3 医药工业 |
| 3.4 药事管理制度与药事法规 |
| 第四章 现代药学史研究 |
| 1 药学事业的发展 |
| 1.1 中药事业的发展 |
| 1.2 药品监督管理 |
| 1.3 制药工业 |
| 1.4 医药商业 |
| 1.5 药学教育 |
| 1.6 医药科技工作 |
| 1.7 医院药学 |
| 1.8 药学社会团体 |
| 1.9 药学书刊与网站 |
| 1.10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药学事业的发展 |
| 2 药学科学研究进展 |
| 2.1 现代药学史研究 |
| 2.2 中药研究 |
| 2.3 药学分科研究进展 |
| 2.4 药物学研究 |
| 第五章 结论 |
| 1 对现代药学史的研究意义重大，有关单位必须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 |
| 2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宝贵遗产，必须坚决地继承并发扬光大 |
| 3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药学事业各项改革 |
| 4 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
| 5 实施“科教兴药”战略，推动药学事业全面进步 |
| 6 加强药品监督管理法规体系建设，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
| 7 加强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表1 |
（4）“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近代报刊、西医报刊、西医传播和报刊传播西医的研究 |
| (二) 相关近代医学史研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四、本文努力的方向和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
| 第一章 传教士开创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之先河(1807-1911年) |
| 一、动机与路径:西医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选择 |
| (一) 藉医传教: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艰难博弈 |
| (二) 传播路径:从医疗空间到舆论空间的多维渗透 |
| 二、传教士:报刊传播西医之发端 |
| (一) 报刊:一种面向中国人的新型传播媒介 |
| (二) 西医传播:从综合报刊到专业报刊的嬗变 |
| 三、近代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国人自办启蒙报刊传播西医之早期动员(1886-1911年) |
| 一、尹端模:第一份自办医刊的创办者 |
| 二、青年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以《医学卫生杂志》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为中心 |
| (一) 从革命报人到著述医: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 |
| (二) "著述医"陈垣的医学著述及其历史影响 |
| 三、赴日留学:德日西医体系的传入 |
| (一) 留学日本:国人留学习医的"终南捷径" |
| (二) 日本: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外努力 |
| (三) 上海: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内探索 |
| 四、自办西医启蒙报刊的示范意义 |
| 第三章 以城市为中心西医传播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912-1949年) |
| 一、民国时期西医报刊历史传承的特点 |
| (一) 时空分布 |
| (二) 阶段性顿挫和持续性发展 |
| (三) 地域性分异和网络化扩散 |
| 二、上海:西医传播全国中心的确立及其动因 |
| (一) 经济繁荣的拉动 |
| (二) 西学东渐的推动 |
| (三) 西医群体的努力 |
| (四) 租界卫生的示范 |
| (五) 政府决策的导引 |
| 三、抗战时期传播中心的西移及其影响 |
| (一) 抗战时期传播中心西移的原因 |
| (二) 传播中心西移的重要意义 |
| (三) 传播中心西移后西医传播内容的拓展 |
| 第四章 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的勃兴(1931-1949年) |
| 一、土地革命时期卫生报刊的萌芽及其防疫宣传 |
| (一) 卫生专业报刊的萌芽 |
| (二) 综合性报刊的防疫动员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发展及其卫生宣教 |
| (一) 新四军二、三师的《医务生活》与《先锋医务》 |
| (二) 山东军区的《军医杂志》、《山东医务杂志》和《胶东医刊》 |
| (三) 陕甘宁边区的《国防卫生》及其它综合性报刊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拓展 |
| (一) 《山东卫生》 |
| (二) 《健康报》(复刊) |
| (三) 《野战卫生》与《中南卫生》 |
| 四、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的历史经验 |
| (一) 党政部门高度重视,各级领导身体力行 |
| (二) 强化组织保障,确保政策跟进 |
| (三) 因陋就简,充分利用党报专刊 |
| (四) 目标明确,突出重点 |
| (五) 科学实用,务求实效 |
| 第五章 多主体传播格局下中国近代医学的走向(1912-1949) |
| 一、多元主体传播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
| (一) 医校报刊蓬勃发展 |
| (二) 社团报刊脱颖而出 |
| (三) 专科报刊异军突起 |
| (四) 卫生副刊异彩纷呈 |
| 二、教育传播的国家化与西医群体的成长——以校办报刊为中心 |
| (一) 教育体制的转换及其对西医教育的影响 |
| (二) 医校报刊的繁荣 |
| (三) 医校报刊成为西医群体成长的舞台 |
| 三、现代医学体制的移植与再造——以专业社团的学术期刊为中心 |
| (一) 中华医学会与西医体制的构建 |
| (二) 中华护士会与中国护理学的发展 |
| (三) 中国生理学会与中国生理学的奠基 |
| (四) 中华民国药学会与中国药学的肇兴 |
| 四、传统卫生模式的颠覆与超越——以民间社团的普通报刊为中心 |
| (一) 政府施为与社会参与:现代公共卫生之滥觞 |
| (二) 让公众理解传染病:以中国防痨协会和中华麻风救济会为例 |
| (三) 妇女与儿童的发现:以节育运动和慈幼运动为例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 |
（6）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论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的回顾 |
| 三、基本理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科学的拓荒者——中国科学社 |
| 一、草创时期(1914,6～1915,10) |
| 二、萌芽时期(1915～1918) |
| 三、生长和成熟时期(1919～1937) |
| 四、抗战中的曲折(1937～1945) |
| 五、恢复时期(1946～1949) |
| 六、历史使命的完成(1949～1960) |
| 第二章 中国科学社性质与组织结构变迁 |
| 一、中国科学社的组合性质 |
| 二、中国科学社内部机构变迁 |
| (一) 组织机构的变迁 |
| (二) 分股委员会的消亡 |
| 三、中国科学社领导层的更迭 |
| (一) 历届组成 |
| (二) 具体分析 |
| 四、社员增长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宣传与普及 |
| 一、创办刊物,译著书籍 |
| (一) 《科学》 |
| (二) 《科学画报》 |
| (三) 译著科学书籍 |
| 二、举办通俗科学演讲 |
| (一) 年会公开演讲 |
| (二) 定期通俗演讲 |
| 三、创立科学图书馆,举办科学展览 |
| 第四章 科学体制化的探索 |
| 一、召开年会,促进学术交流 |
| (一) 域外时期(1916～1918) |
| (二) 国内时期(上)——单团体年会时期(1919～1933) |
| (三) 国内时期(下)——联合年会时期(1934～1948) |
| 二、创建科学研究机构——生物研究所 |
| 三、审定科学名词,推进科学的规范化 |
| 四、设立科学奖金,奖励学术优异者 |
| 五、带动诸专门学会、中央研究院的成长 |
| 六、融入国际科学大家庭 |
| 七、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教育 |
| 一、关注外人教育言论,参与教育讨论 |
| 二、改良教育的具体举措 |
| 三、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 |
| (一)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科学社的早期大本营 |
| (二) 大同大学——中国科学社早期社所所在地 |
| (三)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社20 年代的北方中心 |
| (四) 蔡元培、蒋梦麟等与北京大学 |
| (五) 与南开大学的发展 |
| (六) 任鸿隽与四川大学 |
| 第六章 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
| 一、数学 |
| 二、物理学 |
| 三、化学 |
| 四、天文、气象学 |
| 五、地学 |
| 六、生物学 |
| 七、农学 |
| 八、工程技术 |
| 九、人文、社会科学 |
| 第七章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文化思想 |
| 一、中国科学社的科学观 |
| (一) 近代国人科学观的变迁 |
| (二)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观 |
| 二、中国科学社与“科玄论战” |
| (一) 论战起因 |
| (二) 参战科学社社员的主要观点 |
| (三) 是否“唯科学主义”? |
| 三、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化”运动 |
| (一) 中国科学化运动之兴起 |
| (二)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化思想 |
| (三) 对科学内涵的再思考 |
| 四、中国科学社的和平建国思想 |
| 第八章 中国科学社发展的历史启示 |
| 一、挫折中求生存的创业史 |
| 二、个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
| 三、持久发展的成功经验 |
| 四、无法回避的历史教训 |
| 附录一 中国科学社社章(1915年10月25日通过) |
| 附录二 中国科学社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导论 |
| (一) 选题由来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经历与选题由来 |
| 2.问题意识与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与简要述评 |
| 1.现有研究情况与总体把握 |
| 2.现有研究视角与理论范式 |
| 3.现有研究内容与分析范式 |
| 4.简要分析与述评展望 |
| (三) 研究思路与基本概念 |
| 1.分析思路与研究框架 |
| 2.基本概念 |
| (四)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研究方法 |
| 2.资料来源 |
| (五) 创新之处与主要限度 |
| 1.创新之处 |
| 2.主要限度 |
|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发生逻辑 |
| (一) 社会转型:党领导社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 |
| 1.社会分层 |
| 2.社会流动 |
| 3.社会组织 |
| 4.社会分工 |
| (二) 社会失范:党领导社会建设遇到的新问题 |
| 1.民主问题:公民权生长与自治制度不完善 |
| 2.民稳问题:单位制度解体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民生问题: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 |
| 4.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与核心价值体系的统领 |
| (三) 社区建设:党领导社会建设作出的新选择 |
| 1.顶层设计: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社区建设必要性的论述 |
| 2.制度安排:中央政策规章关于社区建设必要性的阐述 |
| 3.变迁轨迹:党对社区建设道路的认识过程与理论趋向 |
|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 |
| (一) 轴心体系:统领的社区建设理论 |
| 1.社区建设轴心体系理论的总体性探索 |
| 2.社区建设轴心体系理论的概念性图式 |
| (二) 中轴核心:新型社区共同体理论 |
| 1.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新型社区共同体理论的探索 |
| 2.党的各次全会关于新型社区共同体理论的精神 |
| 3.中央政策规章关于新型社区共同体理论的阐述 |
| (三) 外围结构:链接的四大支柱理论 |
| 1.居民自治:社区民主与社区党建理论 |
| 2.管理有序:社区体制与社区治理理论 |
| 3.服务完善:社区民生与服务均等理论 |
| 4.文明祥和:社区文明与和谐文化理论 |
|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成效 |
| (一)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发展阶段的总体把握 |
| 1.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发展历程及其脉络 |
| 2.学术界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展阶段的概括 |
| 3.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和发展阶段的再判断 |
| (二) 发展基层民主:居民自治理念下的社区民主建设实践 |
| 1.稳步推进:党领导的居民自治发展总态势 |
| 2.民主选举:内生人民民主思想的社区实践 |
| 3.民主决策:渗透协商参与理念的社区探索 |
| 4.民主管理:实现自我治理目标的社区实验 |
| 5.民主监督:颠覆传统官民位序的社区创造 |
| 6.其它各地社区民主与居民自治的实践发展 |
| (三) 维护社会稳定:管理有序理念下的社区管理建设实践 |
| 1.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体系 |
| 2.建立新型的社区管理体制 |
| 3.总体性模式、街道办模式和工作站模式 |
| 4.其它各地社区治理与管理体制创新实践 |
| (四) 实现民生民本:服务完善理念下的社区服务建设实践 |
| 1.社区服务实践:变迁过程与总体发展状况 |
| 2.社区服务设施:拥有量和覆盖面不断增加 |
| 3.社区服务队伍: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 |
| 4.社区服务机制:多主体参与和多方式供给 |
| 5.社区服务投入:各级财政支撑与分类指导 |
| 6.各地发展社区服务的典型案例与创新实践 |
| (五) 建设精神文明:文明祥和理念下的社区文明建设实践 |
| 1.创建文明祥和社区实践的总体发展 |
| 2.各地建设文明祥和社区的实践探索 |
| 五、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创造的核心价值 |
| (一) 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
| 1.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已形成且是经受住了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体系 |
| 2.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3.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
| (二) 党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基础 |
| 1.党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社区建设经验 |
| 2.党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经验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 |
| 3.党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经验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目录 |
（8）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中医药文化英译的研究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 |
| 1.1.2 政策背景 |
| 1.2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1.2.1 研究理论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
| 2.1 概念的界定 |
| 2.1.1 “中医药” |
| 2.1.2 “中医药文化” |
| 2.1.3 “降噪” |
| 2.2 中医药文化英译史简述 |
| 2.2.1 17—18世纪：中医英文译介的起步阶段 |
| 2.2.2 19世纪：传教士中医英文译介的发展阶段 |
| 2.2.3 20世纪初—文革前：中国译者开始参与译介的阶段 |
| 2.2.4 文革—80年代末：中医译者广泛参与及中医翻译理论初探阶段 |
| 2.2.5 90年代初—今：理论争鸣阶段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医药文化英译“噪音”源及“降噪”策略研究 |
| 3.1 传播学中的“降噪”理论 |
| 3.1.1 传播学发展概述 |
| 3.1.2 “噪音”概念的跨学科演化 |
| 3.2 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与“降噪” |
| 3.2.1 宏观“噪音”源 |
| 3.2.2 宏观“降噪”策略 |
| 3.2.3 微观“噪音”源 |
| 3.2.4 微观“降噪”策略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帝内经·素问》9译本的英译“降噪”策略对比 |
| 4.1 《素问》英译现状简述 |
| 4.1.1 20世纪70年代以前 |
| 4.1.2 20世纪70年代以后 |
| 4.2 各译者翻译“降噪”策略分析 |
| 4.2.1 伊尔扎·威斯的“以介为主,贴近读者” |
| 4.2.2 文树德的“保留文化元素,遍列各家观点” |
| 4.2.3 李照国的“译古如古,求同存异” |
| 4.2.4 罗希文的“简化医理,面向大众” |
| 4.2.5 吴氏父子的“注重医理阐释” |
| 4.2.6 倪懋兴的“大胆增删,为我所用” |
| 4.2.7 吕聪明的“尊重传统,适度阐释” |
| 4.2.8 朱明的“通俗阐释,精简内容” |
| 4.2.9 杨明山的“保留古体风格,注重结构对应” |
| 4.3 各译本“降噪”策略的综合对比分析 |
| 4.3.1 增译—充分运用文本的阐释功能 |
| 4.3.2 省译和改译—避免译文产生理解“噪音” |
| 4.3.3 考证—中医文本准确翻译的重要手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本研究的内容总结 |
| 5.1.1 翻译的本质 |
| 5.1.2 可译性问题 |
| 5.1.3 如何译的问题—“降噪”与“视域融合” |
| 5.1.4 文本分析所得结论 |
| 5.2 创新、局限与展望 |
| 5.2.1 创新 |
| 5.2.2 局限 |
| 5.2.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前史 |
| 三、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转型时代中的“新中医” |
| 第一节 步入转型时代的中医 |
| 一、确立医疗地位的西医 |
| 二、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医 |
| 三、中医界的抗争运动 |
| 第二节 革新中医的“新中医”群体 |
| 一、支持中西医汇通 |
| 二、主张中医科学化 |
| 三、维护传统中医 |
| 第二章 “衷中参西”:秦伯未的中医观 |
| 第一节 秦伯未的中医之路 |
| 一、成医历程 |
| 二、职业生活 |
| 三、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秦伯未的医学主张 |
| 一、崇尚医籍经典 |
| 二、注重临床实践 |
| 第三节 衷中参西的中医观 |
| 一、整理中医,融会贯通 |
| 二、中西汇通,改造传统 |
| 第三章 培植后学:秦伯未与中医教育 |
| 第一节 从“医派”到“学院派” |
| 一、传统中医教育样貌 |
| 二、近代中医教育生存环境 |
| 三、走向学科建制的新式教育 |
| 第二节 秦伯未的教育实践 |
| 一、投身院校教育——以上海中国医学院为例 |
| 二、创设其他教育形式 |
| 第三节 秦伯未的中医教育思想 |
| 一、衷中参西,革新教育 |
| 二、躬身教育,指导后学 |
| 三、关注社会,重视宣传 |
| 第四章 中医知识传播:秦伯未与中医期刊 |
| 第一节 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创办 |
| 一、振兴中医的“期刊热” |
| 二、秦伯未主办的中医药期刊 |
| 第二节 完备期刊运营 |
| 一、秦伯未的期刊编辑思想 |
| 二、中医书局的期刊群效应 |
| 第三节 期刊作用下的近代中医发展 |
| 一、构建公共学术空间 |
| 二、整合中医药资源 |
| 三、形塑大众卫生观念 |
| 第五章 结群聚力:秦伯未与中医团体 |
| 第一节 秦伯未参与的中医团体 |
| 一、上海中医学会 |
| 二、中医指导社与中医世界社 |
| 三、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
| 四、上海国医公会 |
| 第二节 中医团体的作用 |
| 一、期刊互动,密切联系 |
| 二、保障同业,敦促学术 |
| 三、凝聚力量,抗争请愿 |
| 结语 秦伯未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转型 |
| 附录 |
| 附录一: 秦伯未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秦氏著述一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中西医药结合座谈会在天津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对华北沦陷城市工作研究（1937-1945）[D]. 王富聪. 河北大学, 2020(08)
- [2]中国现代药学史研究[D]. 田丽娟. 沈阳药科大学, 2006(04)
- [3]世纪回眸1900-1999中国教育人物志 1900-1999中国教育大事志[J]. 李剑萍,傅海伦,张学强,瀚青,王国新,张平海,张国霖,岳龙,邓小泉,刘静,杨旭. 山东教育, 2000(Z2)
- [4]“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5]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D]. 潘荣华. 安徽大学, 2010(10)
- [6]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文化[D]. 范铁权. 南开大学, 2003(11)
- [7]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大维. 华中师范大学, 2010(12)
- [8]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D]. 许天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9]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10]“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来为中心[D]. 崔良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