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省商务工作会议在兰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杨雪[1]（2021）在《框架理论视角下《甘肃日报》脱贫报道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以《甘肃日报》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脱贫攻坚报道为研究对象,以框架理论为支撑,对所涉及的720篇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在研究中运用坦卡特的框架清单,并结合研究需要,从报道数量、报道地域、报道视角、报道体裁、报道版面、报道主题、报道倾向、消息来源八个方向进行了类目建构。得出《甘肃日报》在脱贫报道中,数量稳中有所增加、地域涉及广泛但有重点、官方视角为主、消息通讯体裁并重、版面数量多并增加专版、正面倾向为主、政治类主题多、官方消息来源占比高等报道特点。又通过臧国仁教授的三层次框架理论,总结出《甘肃日报》在脱贫相关报道中常使用的框架为:政治政策框架、典型引领框架、脱贫措施框架、成效对比框架,其中政治政策框架占比最高。呈现出的特征为:政策指引性强、党报属性明显、正面宣传为主、注重舆论引导的特点。相应的也可以发现,在《甘肃日报》的脱贫新闻报道中存在着报道主题比例不均衡、从官方视角进行的报道多、对于脱贫主体的报道占比较小、文风、结构方面的固化问题、相应的社会舆论监督功能行使少等问题。
王东[2]（2021）在《兰考县精准扶贫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地理生态和自然资源差异、个体禀赋差异等因素造成的人类物质和生活资源匮乏的综合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长足发展。但脱贫任务仍然艰巨,需要啃剩下的“硬骨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贫困问题,从全面小康补短板的角度进行战略规划。作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河南省兰考县,已于2017年初宣布脱贫,成为河南省第一个“摘帽”贫困县,为全省乃至全国扶贫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选取兰考县这一典型区域,以精准扶贫为研究对象,一是梳理总结兰考县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历史过程,深化对扶贫课题的研究;二是总结兰考县精准扶贫的经验,为全国扶贫工作提供借鉴;三是丰富中国精准扶贫的理论,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视域。第一章考察兰考县精准扶贫的背景和成效总结。从兰考县的自然区位、经济社会发展及区域贫困状况,回顾兰考县实施精准扶贫的背景。进而总结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兰考县的扶贫历程,最后在中国农村扶贫的历史进程中概括兰考精准扶贫的实践,将其置于中国进入新时代这一时代背景中。第二章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基础,解决“扶持谁”的问题。通过建档立卡初步确认扶贫对象,针对建档立卡存在的识别不精准的问题,进一步组织“回头看”精准再识别,确保扶贫对象准确。最后通过对兰考县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程序和成效的考察,总结这一过程的经验启示。第三章精准发展扶贫项目。在对项目分类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兰考县扶贫项目的确认和管理过程,并以堌阳镇民族乐器产业为例做详细考证。在发展扶贫项目方面,兰考县积极激发干部群众内生动力,破解脱贫攻坚中的关键制约,推进扶贫项目落实,并且能够关注到项目间的连续性,统筹整合资源,但也存在有些项目选择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情况,需要及时调整。第四章精准使用扶贫资金。梳理扶贫资金的来源构成及投入方向,详细考察兰考县扶贫资金的统筹使用情况,并选取利用财政资金、金融资金的实际案例,解析扶贫资金的使用过程和成效。在扶贫资金分配上兰考县探索出了“先拨付、后报账,村决策、乡统筹、县监督”的资金分配运行机制;也关注到扶贫过程中存在的扶贫资金来源不合理、资金滞留问题影响资金使用效率、项目实施较慢、相关制度和人员配套不够完善等问题。第五章精准选择到户措施。通过梳理“六到户”分析精准到户的基本内容,进而考察“三保障,五政策”的精准到户具体措施,梳理兰考县精准选择到户措施的全过程。同时,以许河乡东埽怀村为例实证考察精准到户的具体流程和内容。从前期宣传、动员,到过程严格监督管理、突出重点,再到最后严把验收考核等角度分析兰考县精准到户的经验。第六章精准因村派人。在强调精准派人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论文考察了兰考县扶贫队伍构成和管理制度,以张命月等扶贫干部为典型分析兰考县扶贫干部的培养过程。兰考县把“扶贫队伍”作为承接贫困户与扶贫措施的中间环节,优化选人体制、精化工作内容、严格队伍管理,基本做到“选对了人”、“人尽其力”,将人的优势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充分发挥出来。第七章精准考核脱贫成效。首先梳理国家关于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脱贫标准和退出程序,然后从各部门自查、第三方评估、国务院开发领导小组综合考核等阶段详细梳理兰考县脱贫考核的过程。最后总结兰考县脱贫程序的经验并总结不足。第八章精准扶贫政策的意义和启示。从兰考县精准扶贫经验探寻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必要性。系统总结精准扶贫实践成就,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在多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成功典范。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表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岚[5]（2020）在《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东部沿海城市发生了深刻变革,而且对内陆城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西方规划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作为内陆城市的太原,随着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格局和风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太原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环境,规划建设亦呈现出许多独特性。本文以近代太原城市的规划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新史学、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等方法,在研究近代太原复杂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以城市发展的时间脉络为经,以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要素（机构、规划、建设、思想、人物等）为纬,系统挖掘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梳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在复杂社会环境下太原自主建设与创新的发展过程,进而形成对近代太原城市规划思想、建设特点、实施动因的理论认识。本文分析了太原山水人文环境及其古代城市发展演变历程,归纳总结了近代太原城市发展的地理、人文及规划建设基础;通过对近代发展历程的基础研究,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清末太原城市近代化的初步探索（1881--1911）、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活跃发展（1912--1937）、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37-1945）、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45-1949）,并从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事件、要素、人物方面阐述其发展特征;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呈现出的近现代化、本土化的特征及多元化的规划思想。本文通过对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的整理,系统梳理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脉络,提出了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揭示了太原社会、政治、经济与城市规划建设演变的历史特征;发掘了珍贵的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历史文献,对中国近代内陆城市规划建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科技史料价值;进一步提出了太原城市规划建设中“革化因循、人心化育、文化传承与复兴、遗产保护”的现代启示,对当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意义。
费丽芳[6]（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国内新闻界的抗日救亡呼声愈发高涨。作为西北后方重镇,兰州也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势中兴起了办报创刊、服务抗战的热潮,当地党政机关、社会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和部分院校等各方力量都积极创办报刊,借此在后方宣传动员。得益于全面抗战中甘肃造纸、印刷、文教事业的进步和战时迁兰新闻工作者对报刊的改进与艰苦经营,以及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发展的奠基,故全面抗战期间兰州报刊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环境下不断发展前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兰州的报刊以国民党官方报刊数量最多、出版时间较长,占据主导地位,民间社会力量所办的报刊亦在全面抗战初期盛极一时。在内容方面,兰州报刊对抗敌宣传与动员、西北开发建设和兰州的物价、城市建设等,做了大量报道。综观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的发展轨迹,其未能脱离抗战和西北的大环境,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战时性、进步性、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报刊言论也难免因受局势影响而有失公允。但总体上,兰州报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略,它不仅增强了战时甘肃的宣传动员力量,对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推动了甘肃新闻事业和社会文化的进步,对甘肃及西北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李小军[7]（2020）在《20世纪50-60年代上海对甘肃的人力支援》文中提出支援政策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特殊政策,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将人力、物力、资金等进行转移支付,实现支援方与受援方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上海在建国初期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在工业总量、技术含量及人力拥有量较其他地区具有显着优势。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央迫于国际形势实施沿海紧缩战略,将建设的重点放在甘肃等西北地区,对上海等沿海地区实行紧缩政策,并要求上海等地发挥其雄厚的工业基础作用,支援内地新型工业城市建设。上海从“全国一盘棋”战略出发,支援全国重点建设项目,支援新型工业城市及内地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基于甘肃地区社会发展迟缓,工业基础薄弱,缺乏各项事业建设的所需资源,上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从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支援甘肃等西部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本文以人力支援视角,主要从背景、经过以及对上海和甘肃所产生的影响几方面,对20世纪50-60年代上海支援甘肃建设进行深入探析。上海通过人力支援形式将盈余劳动力转移至甘肃等地区,既支援建设了甘肃等西北地区,又实现了其产业结构调整,缓解了人口压力,双方达到了互惠互利。同时,在中央的指导协调下,上海通过人力支援方式将促进社会发展的先进技术、理念及思想传播到甘肃等西北地区,全面加快了甘肃等西北地区的发展,达到了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的目的。
孙延青[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栾家庚[9]（2019）在《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1940-1949）》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利用浙江省相关地方档案以及当时干部训练团相关的报刊杂志等,试图梳理1940-1949年间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成立原因、建设及施训情形等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尝试分析围绕干部训练团所展开的派系权力斗争,进而透视当时的政治生态,以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浙省干训团是在中央要求下所开展施行的,目的在于提高浙省行政人员素质、加强基层统治与建立人事制度,其沿革与浙省的派系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在训练团存续的九年间,其组织机构虽整体上变动不大,但为适应战时需要,它的核心部门则不断调整、以细化其职能。省训团虽受战争的影响,团址及人员编制皆不甚稳定,但仍建立了素质较高的教职员班子,共举办了 28期训练,训练了 7000余名合格的干部。受训学员以在职行政人员为主,以调训与招训两大模式招收。但地方长官不配合调训、学员规避训练情况严重,对训练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施训者以课程教学、军事训练及训育实施三位一体训练。训练结束前后,训练团还会对学员进行考核与甄选,但因其标准不甚科学,致使许多学员训后即失业。虽然训练团开展了一系列训后服务,试图解决学员失业和就业问题,但多数未能落实。浙江省干训团的施训工作改变了学员的生活习惯、提振了学员的抗战信心,并且提升了学员的实际行政能力。但另一方面,训练团采取严密的思想控制,且始终对共产党抱有敌视态度,干扰了正常的训练进程。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衰弱及浙江省激烈的派系斗争,省政府通过训练团建立人事制度的努力最终也宣告失败。
李鲁平[10]（2019）在《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接管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解放初期,随着中共由乡村向城市战略转移和三大战役的胜利,关于城市的接收与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文章以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的接管为切入点,探究中共对兰州市的接管工作。具体为:论述了中共为接管兰州市所作的准备工作,对兰州市接管前夕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难进行了分析;解放前夕兰州市中共党组织的搜集了各类情报,成立皋榆工委协军团,进行护厂护校,拥军支前,最终取得了兰州战役的胜利,并建立了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了阐述。接着论述了兰州市接管期间采取的主要措施,从摧毁国民党旧政权、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新政权以及对接管后的兰州进行建设和发展进行了分析,又因为兰州市的特殊情况,关于团结少数民族政策方面进行了重点阐述。最后论述了兰州城市接管的历史经验,从全心全意团结群众、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护民族团结等方面作了归纳和提炼。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使兰州市迅速稳定了生活秩序,恢复了经济,团结了少数民族,为新兰州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二、全省商务工作会议在兰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省商务工作会议在兰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框架理论视角下《甘肃日报》脱贫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源起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框架理论研究综述 |
| 1.3.2 脱贫攻坚报道的研究现状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框架理论 |
| 1.4.2 脱贫报道 |
| 1.5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1.5.1 研究问题 |
| 1.5.2 研究设计 |
| 1.5.3 分析类目的建立 |
| 1.5.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甘肃日报》脱贫新闻报道的类目分析 |
| 2.1 报道数量:稳中有所增长 |
| 2.2 报道地域:涉及全省重点突出 |
| 2.3 报道视角:以官方视角为主 |
| 2.4 报道体裁:消息、通讯为主 |
| 2.5 报道版面:版面多、要闻版为主 |
| 2.6 报道倾向:负面倾向过少 |
| 2.7 报道主题:以政策动态为主 |
| 2.8 报道来源:自采新闻数量多 |
| 2.9 章节小结 |
| 第三章 《甘肃日报》脱贫报道的新闻框架分析 |
| 3.1 《甘肃日报》脱贫报道框架类型 |
| 3.2 《甘肃日报》脱贫报道框架及文本分析 |
| 3.2.1 政治政策框架:脱贫政策发布解读 |
| 3.2.2 脱贫措施框架:体现具体措施 |
| 3.2.3 典型引领框架:正面宣传塑造正面形象 |
| 3.2.4 成效对比框架:体现脱贫成效 |
| 3.3 章节小结 |
| 第四章 《甘肃日报》脱贫报道的特点与问题 |
| 4.1 《甘肃日报》脱贫报道的特点 |
| 4.1.1 政策指引性强,党报属性明显 |
| 4.1.2 正面宣传为主,注重舆论引导 |
| 4.1.3 “软化”硬新闻 |
| 4.2 《甘肃日报》脱贫报道的问题 |
| 4.2.1 报道主题比例不均衡 |
| 4.2.2 报道结构、文风固化 |
| 4.2.3 舆论监督缺位 |
| 4.2.4 报道来源偏强势 |
| 4.3 章节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本文研究样本 |
（2）兰考县精准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及主要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兰考县落实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与效果 |
| 第一节 兰考县概况 |
| 一、兰考县自然区位 |
| 二、兰考县经济社会状况 |
| 三、治沙治贫中凝炼焦裕禄精神 |
| 四、兰考县区域贫困状况 |
| 第二节 十八大前兰考县扶贫实践和成效 |
| 一、兰考县开展扶贫工作的历史背景 |
| 二、十八大前兰考县扶贫实践 |
| 三、十八大前兰考县扶贫工作的主要成效和困难 |
| 第三节 新时代兰考县实施精准扶贫 |
| 一、兰考落实精准扶贫的条件和背景 |
| 二、兰考县落实精准扶贫的实践 |
| 三、兰考县落实精准扶贫成效显着 |
| 第二章 兰考县精准识别扶贫对象 |
| 第一节 建档立卡确认贫困对象 |
| 一、贫困村建档立卡的方法和步骤 |
| 二、贫困户建档立卡的方法和步骤 |
| 三、精准识别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精准再识别贫困对象 |
| 一、“回头看”把握三大工作要求 |
| 二、“回头看”找准四个核查内容 |
| 三、“回头看”把握六个工作方法 |
| 四、精准再识别的成效 |
| 第三节 兰考县精准识别的经验启示 |
| 第三章 兰考县精准安排扶贫项目 |
| 第一节 扶贫项目概况 |
| 一、扶贫项目分类 |
| 二、扶贫项目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扶贫项目确认过程及其管理 |
| 一、项目申报和审批制度 |
| 二、项目实施和管理的基本要求 |
| 三、项目实施和管理的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兰考县堌阳镇推进实施扶贫项目 |
| 一、堌阳镇依靠民族乐器产业实现脱贫的优势 |
| 二、依托民族乐器产业园,形成集聚效应 |
| 三、堌阳镇民族乐器产业脱贫的启示 |
| 第四节 兰考县精准发展扶贫项目的经验启示 |
| 第四章 兰考县精准使用扶贫资金 |
| 第一节 扶贫资金的来源及投入方向 |
| 一、扶贫资金的来源构成 |
| 二、扶贫资金的投入方向 |
| 第二节 扶贫资金的统筹使用 |
| 一、精准落实扶贫资金及成效 |
| 二、扶贫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精准使用资金的案例分析 |
| 一、有效利用财政资金 |
| 二、有力撬动金融资金 |
| 第四节 兰考县精准使用扶贫资金的经验启示 |
| 第五章 兰考县精准选择到户措施 |
| 第一节 精准到户的基本内容 |
| 一、建档立卡到户 |
| 二、结对帮扶到户 |
| 三、项目覆盖到户 |
| 四、工作指导到户 |
| 五、排难攻坚到户 |
| 六、统计抽查到户 |
| 第二节 精准到户的具体措施 |
| 一、“三保障”推进社会福利到户 |
| 二、“五政策”实现生产帮扶到户 |
| 第三节 兰考县许河乡东埽怀村精准选择到户措施 |
| 一、针对贫困户实际情况进行动态管理 |
| 二、针对不同致贫原因采取差异化脱贫措施 |
| 三、针对多原因致贫采取多维度脱贫措施 |
| 第四节 兰考县精准到户经验启示 |
| 第六章 兰考县精准因村派人 |
| 第一节 精准派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 第二节 扶贫工作队的构成及管理 |
| 一、扶贫工作队的动态结构 |
| 二、扶贫工作队的工作要求 |
| 三、扶贫工作队的监督管理 |
| 第三节 驻村干部的具体工作 |
| 一、调查研究了解实情 |
| 二、对症下药落实精准帮扶 |
| 三、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 |
| 四、脚踏实地为民服务 |
| 第四节 兰考县精准派人的经验总结 |
| 第七章 兰考县精准脱贫 |
| 第一节 脱贫标准和退出程序 |
| 一、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脱贫标准 |
| 二、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退出程序 |
| 第二节 兰考县脱贫考核过程 |
| 一、兰考县各部门自查确保退出机制科学合理 |
| 二、第三方评估保障退出真实公正 |
| 三、国务院开发领导小组综合考核批准 |
| 第三节 兰考县精准脱贫的经验启示 |
| 第八章 精准扶贫的意义和启示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落实精准扶贫的经验启示 |
| 一、兰考县在精准扶贫中的经验积累 |
| 二、中国其他典型区域在精准扶贫中的经验积累 |
| 第三节 精准脱贫的历史贡献和未来展望 |
| 结束语 |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扶贫工作大事记 |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兰考县扶贫工作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问题、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2.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1 研究对象及相关范畴 |
| 1.3.2 空间范畴和时间断限 |
| 1.4 研究依据的基础理论 |
| 1.5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5.1 国外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 |
| 1.5.2 国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相关的研究 |
| 1.5.3 近代太原城市史的相关研究 |
| 1.6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方法 |
| 1.7 论文框架 |
| 2 太原近代城市建设背景和历史分期 |
| 2.1 太原城市的自然地理基础 |
| 2.1.1 太原概况 |
| 2.1.2 山川形势 |
| 2.1.3 交通条件 |
| 2.1.4 资源环境 |
| 2.2 太原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 |
| 2.2.1 行政建置沿革 |
| 2.2.2 晋商都会 |
| 2.2.3 地方历史名人 |
| 2.3 近代以前太原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 |
| 2.3.1 城市起源与城址变迁 |
| 2.3.2 明代军事重镇及城市格局 |
| 2.3.3 清代城市功能的转变与发展 |
| 2.4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分期及其主要内容 |
| 2.4.1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分期及依据 |
| 2.4.2 各历史分期的主要内容 |
| 2.5 本章小结 |
| 3 清末太原城市近代化的初步探索(1881-1911) |
| 3.1 太原城市管理机构的萌芽和发展计划的制定 |
| 3.1.1 太原城市管理机构与地方自治 |
| 3.1.2 广泛探索到地方自治 |
| 3.2 实业初创与城市近代化发展 |
| 3.2.1 交通体系的发展 |
| 3.2.2 城市经济职能的发展变迁 |
| 3.2.3 城市文化教育职能的加强 |
| 3.3 本章小结 |
| 4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活跃发展(1912-1937) |
| 4.1 城市建设机构的组建和制度建立 |
| 4.1.1 城市建设机构的组建与发展变化 |
| 4.1.2 城市管理制度的建立 |
| 4.2 西方“市政建设”思想的引入和十年建设计划 |
| 4.2.1 西方“市政”思想的引入 |
| 4.2.2 《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 |
| 4.2.3 《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的思想评析 |
| 4.3 若干重要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评析 |
| 4.3.1 督军府 |
| 4.3.2 傅公祠 |
| 4.3.3 同蒲铁路 |
| 4.3.4 西北实业公司 |
| 4.3.5 环城公路 |
| 4.3.6 学校及新式文化建筑 |
| 4.3.7 公园整修与开放 |
| 4.3.8 植树造林 |
| 4.3.9 古迹保护 |
| 4.3.10 其它市政建设 |
| 4.4 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活跃阶段的原因 |
| 4.4.1 特殊的政治环境 |
| 4.4.2 太原的基本经济状况 |
| 4.4.3 太原的人口状况 |
| 4.4.4 具有先进思想和地方营建经验的人才推动 |
| 4.5 阎锡山地方自治理念探源 |
| 4.5.1 阎锡山和“山西自治”“太原试验” |
| 4.5.2 阎锡山的地方自治理念 |
| 4.6 本章小结 |
| 5 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37-1945) |
| 5.1 日本占领时期制定的《太原都市计划大纲》的评析 |
| 5.1.1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产生的社会背景 |
| 5.1.2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
| 5.1.3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的历史影响 |
| 5.2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与其它城市规划的比较 |
| 5.2.1 与同时期华北地区其它都市计划的比较 |
| 5.2.2 与不同时期国人制定的城市规划比较 |
| 5.3 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建设 |
| 5.3.1 交通运输 |
| 5.3.2 工矿企业 |
| 5.3.3 水道建设 |
| 5.3.4 其它方面建设 |
| 5.4 本章小结 |
| 6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45-1949) |
| 6.1 太原军事防御体系建构 |
| 6.1.1 太原的军事防御布局机制 |
| 6.1.2 太原军事防御工事构筑设施 |
| 6.1.3 太原军事防御体系的影响 |
| 6.2 新中国成立前太原的城市规划 |
| 6.2.1 建城问题讨论以及对太原城市发展方向的再认识 |
| 6.2.2 新版城市规划生成 |
| 6.2.3 市政改善工程 |
| 6.3 本章小结 |
| 7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影响 |
| 7.1 西方文化输入与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近代化 |
| 7.2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本土化特征 |
| 7.3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思想的历史嬗变 |
| 7.4 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与其它城市的比较 |
| 7.5 对当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启示 |
| 7.6 小结 |
| 8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五、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兰州报刊发展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前后的国内形势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前西北的抗战宣传活动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的发展历程 |
| 第二章 兰州报刊的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兰州报刊发展的有利条件 |
| 第二节 兰州的办报创刊热潮 |
| 第三节 兰州报刊的发行与阅读 |
| 第三章 兰州报刊的主要内容与思想 |
| 第一节 抗战宣传与动员 |
| 第二节 开发和建设西北 |
| 第三节 其他新闻报道 |
| 第四章 兰州报刊的特征与影响 |
| 第一节 兰州报刊的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兰州报刊的积极影响 |
| 第三节 兰州报刊存在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清末至全面抗战前夕兰州地区出版报刊一览表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7）20世纪50-60年代上海对甘肃的人力支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选题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一)资料来源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上海人力支援甘肃的背景 |
| 第一节 20 世纪50-60 年代东西部发展状况与国家整体部署 |
| 一、发展状况 |
| 二、国家整体部署 |
| 第二节 上海人力支援甘肃动因 |
| 一、担负推动工业化进程的重责 |
| 二、“全国一盘棋”下的上海责任 |
| 三、上海劳动力盈余 |
| 第三节 甘肃社会发展的需求 |
| 一、人力资源的需求 |
| 二、工商业、教育发展现状 |
| 第二章 上海人力支援甘肃的工作开展 |
| 第一节 组织动员 |
| 一、宣传动员 |
| 二、组织参观团实地参观 |
| 第二节 人员输送 |
| 第三节 人员构成 |
| 一、工业企业人员 |
| 二、卫生医疗人员 |
| 三、商业服务业人员 |
| 四、文教人员及其他人员 |
| 第三章 甘肃对上海人力支援的工作安排 |
| 第一节 安置工作 |
| 第二节 巩固工作 |
| 一、慰问工作 |
| 二、家属工作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第四章 上海人力支援甘肃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上海劳动力盈余问题的解决 |
| 第二节 上海人力支援对甘肃发展的贡献 |
| 一、推动了甘肃经济的发展 |
| 二、促进了甘肃社会的发展 |
| 三、发挥了模范的社会作用 |
| 第三节 缩小了东西部社会发展的差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先行研究 |
| 三、本文内容及思路 |
| 第一章 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成立 |
| 一、国民党干部训练概况 |
| 二、浙江省干部训练活动的开展 |
| 第二章 浙江省干部训练沿革与派系政治生态 |
| 一、黄绍竑与战时工作人员训练团 |
| 二、阮毅成与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讲习所 |
| 三、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与浙江省训练团 |
| 第三章 训练团的课程教学及军事训练实施情况 |
| 一、课程教学 |
| 二、军事训练 |
| 第四章 训练团的训育实施情况 |
| 一、小组讨论会及工作讨论会 |
| 二、党团务活动 |
| 三、其他 |
| 第五章 训练团历期训练概况 |
| 一、团址选址、建设及变迁相关情形 |
| 二、抗战胜利前后训练统计及其影响因素 |
| 第六章 训练团的组织机构及人事执掌 |
| 一、组织机构概况 |
| 二、训练团的资金及人事编制相关情形 |
| 三、教职员分析 |
| 第七章 受训人员分析 |
| 一、受训人员招收情形 |
| 二、受训人员的考核、甄选与服务 |
| 结语 |
| 一、浙省干训团之得 |
| 二、浙省干训团之失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10）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接管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四、中共接管初期兰州地域范围 |
| 第一章 中共为接管兰州市所作的准备工作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兰州市前夕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难 |
| 第二节 解放前夕兰州市中共党组织开展的情报工作 |
| 第三节 兰州战役的胜利和兰州市的解放 |
| 第四节 建立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
| 第二章 中共接管兰州市期间采取的主要措施 |
| 第一节 摧毁国民党旧政权 |
| 第二节 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新政权 |
| 第三节 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
| 第四节 接管并改造旧文化教育事业 |
| 第三章 中共接管兰州市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全心全意团结群众、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 |
| 第二节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护民族团结 |
| 第三节 注重协调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关系 |
| 第四节 严守群众纪律,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全省商务工作会议在兰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框架理论视角下《甘肃日报》脱贫报道研究[D]. 杨雪. 兰州大学, 2021(12)
- [2]兰考县精准扶贫研究[D]. 王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21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D]. 李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6]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D]. 费丽芳.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20世纪50-60年代上海对甘肃的人力支援[D]. 李小军.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9]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1940-1949）[D]. 栾家庚. 浙江大学, 2019(01)
- [10]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接管工作研究[D]. 李鲁平.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