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现代书评史述略(论文文献综述)
浦晗[1](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马兴波[2](2016)在《明人笔记考论》文中认为古代的笔记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笔记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在明人笔记研究过程中则呈现出了单部笔记研究和某一类笔记研究为主的情况,鲜有学者能对明人笔记进行宏观的把握和论述。同时,在明人笔记研究的过程中还存在笔记、小说和笔记小说三者概念相互混淆使用的情况。本文以明人笔记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在回顾笔记研究的过程后,总结归纳了了笔记的定义,对明人笔记作了基本的界定。在此基础上,以《明人着述总目稿》(“上海师大《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课题组”编写,未刊稿)及《中国古籍总目》(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作为依托,遴选出约1000部明人笔记作为研究对象。进而从中选取了不同内容与不同时代的230余部笔记作为考述的对象。在论述中则以笔记内容的分类作为整体框架,多部笔记的内容分析和综合归纳相结合,分析明人笔记的特点,归纳明人笔记的价值,了解明人笔记与历史、文学、学术、哲学等多方面的关系,力争能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而清晰的明人笔记发展的轮廓。在篇章结构上,本文分为上下二编。上编为明人笔记概论部分,按照概念辨析、内容分类、价值与特点归纳四个角度进行论述。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五章。下编为明人笔记考述部分,按照内容分类与时间排列的单篇明人笔记考述汇编。上编绪论部分首先对笔记和笔记小说研究领域做了回顾和分析,然后辨析了笔记与笔记小说的概念,分析了其混淆的缘由,将笔记这种文体作了一个概念的规定,并按照内容题材的不同将笔记分为史料类、叙事类、考辨类、论说类和杂俎类五种,最后对明人笔记的价值进行总的归纳。上编第一章以史料类笔记作为研究对象。史料类笔记具有补史、证史、纠史的价值。补史的价值可以体现在皇帝与宫禁、食货志和各地城市记载的补充上;证史价值可以体现在严嵩传等大臣的传记、对外交流、铁券和科举等方面;纠史价值可以体现在明清易代的记载、灾难和起义的记载以及对待商人观念的变化等方面。上编第二章以叙事类笔记作为研究对象。白话类叙事类笔记具有受到史传文学影响的特点、搜奇志怪题材居多的特点;文言类叙事笔记则多具有文人雅趣的意境。最后本章从佛教地狱轮回、道教神仙世界、民间鬼魂思想和精怪观念等多个方面分析了明人叙事类笔记的叙事张力。上编第三章以考辨类笔记作为研究对象。考辨类笔记呈现出知识的广博与错讹并存的情况。同时在知识体系上呈现出继承前人与怀疑辩难两种不同的风格。上编第四章以论说类笔记作为研究对象。论说类笔记内容上集中表现为追求天地宇宙人生自洽的理论体系、生死富贵的超脱、人性的反思和个人修养、对文史知识的关注等五个方面,在语言上具有骈偶的特点和言近旨远的韵味。上编第五章以杂俎类笔记作为研究对象。杂俎类笔记有些内容已经在前四种中有所论述。在这一章则介绍了有关博物类、生产类、医学类、文人雅趣类笔记的内容和特点。上编结语部分总结归纳明人笔记的价值、特点并对明人笔记的研究方向提出设想。下编明人笔记考述部分是将明人笔记分为史料、叙事、考辨、论说和杂俎五类分别进行考述。五类笔记下的每部书按照书名由来、作者小传、内容提要与版本述略四个部分做出简要的介绍。书名由来部分是根据作者的自叙来对书名作一解释,对于理解每部书作者的写作动机、了解成书过程有着直接的帮助;作者小传部分是将作者生平作一简单介绍,以期能知人论世,加强对每部书内容的理解;内容提要部分是将每部明人笔记的内容做概括、总结和评价,从而对每部明人笔记有一个较为宏观的印象;版本述略部分是将每部明人笔记的古籍版本作一介绍。在此基础上,再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对每一类笔记进行排列,从而能对每部书有一个坐标式的定位。
刘杰[3](2015)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提出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三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徐世康[4](2018)在《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通常出现在研究当前世界如朝鲜、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国家的论着中,但从历史上看,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研究现在看来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政权。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以契丹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儒家“天下秩序”观念以及丧葬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中华文化在契丹这一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所发挥的影响。本文第一章是关于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介绍了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通过文献学以及考古学、人类学的证据,对契丹族族出鲜卑的结论予以了肯定。接着就契丹族语言、文字与突厥语、鲜卑语、汉语、女真语、室韦语等之间的联系展开论述,并就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对女真族文字的影响作了讨论。第二节分析了契丹王朝宫廷(宫帐)、祭祀、军事、外交、丧葬与其余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确定汉语、汉字是契丹王朝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同时契丹本族的语言与文字在某些场合如军事、祭祀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时期的“双语者”,即同时通晓汉语与契丹语两种语言的人员情况,从实际看,在整个契丹王朝存在的约两百年中,契丹王朝方面的“双语者”人数要远远多于中原政权中的“双语者”。本文第二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各方面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概要性地通过分析儒家典籍在契丹的传播来介绍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可以确认在契丹政权成立前,儒家思想虽然已传播至契丹人中,但影响很小,且主要限制在上层人物与一些“归化”的契丹人中。而在契丹政权成立后,契丹人得以大量接触儒家思想,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也得以广泛流行于契丹王朝境内,但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则因不同原因而各不相同。第二节具体介绍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政治思想方面的任贤、行仁、敬天等观念都被契丹统治者接受并宣扬,而经济方面的重农思想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契丹统治者甚至在一些不太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推广农业,以彰显其“重农”的态度。第三节介绍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与政治、经济思想类似,儒家社会思想中关于孝道、忠诚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政局稳定的内容也都得到了契丹朝廷的有力支持,而宗教思想方面,因契丹王朝崇尚佛教,故除其中涉及禁止左道邪术传播的内容外,对于儒家宗教思想并未有过多关注。本文第三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契丹人的这两种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反复的过程,而二者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同步。第二节介绍宋与契丹对峙时期双方的外交博弈,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经历了由“战”到“和”的变化,而在外交领域这一“软实力”的较量中,并没有任何一方完全处于劣势。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的朝贡体系,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契丹王朝成立,契丹人实现了由朝贡者向被朝贡者的转变。在契丹人的朝贡国中,高丽与西夏二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原王朝往往通过“虚爵制”来实现理想化的“天下秩序”不同的是,作为北族王朝的契丹王朝更多考虑实用性,通过不同而非一些固化的“模式”来控制不同的属国、属部。本文第四章是关于中华丧葬制度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人丧葬方式的转变。早期的契丹人死后并没有土葬的习俗,此后约至唐代,逐步在下葬时使用石室或利用棺木下葬,而在辽帝国建立后,开始大量吸收汉人的丧葬制度。第二节介绍中古丧葬礼仪对于契丹帝后及贵族的影响。就契丹帝后丧葬方面,其葬礼在圣宗以后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唐代帝王去世后所经历的诸多环节在契丹人的帝后丧葬中也基本可见,只是经过了一定的简化。而就契丹贵族方面,同时期汉人丧葬中的卜葬观念以及停殡待葬时间较长等情况在其墓志中也有体现。第三节介绍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唐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墓志铭“十三事”在各个时期的辽墓中同样有反映。契丹人还根据自身游牧部族出身的传统,对其中诸如“乡邑”等项进行了变通。同时,契丹墓志铭继续发扬光大了自唐代开始兴起的、对于志主的各种细致描写。第五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胡晓[5](2016)在《学术转型视野下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现代学术机制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治学方式,为学者提供了及时发表和了解研究成果的机会,亦建构了展开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的公共平台。因此,作为传播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学术期刊对学术发展的意义至关重要。民国时期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重要阶段。而促进这一时段学术迅速发展的关键就是学术期刊的创刊与出版传播。以“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着称的《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因及时介绍国内外学术前沿动态,刊发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大师而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成为彼时学术期刊中的典范。它们在创造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对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即以这四种学术期刊为考察对象,在史料爬梳的基础上,以1923-1949年为时间节点,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等方法,勾勒四种期刊的历史发展进程,比较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编辑出版主体与客体方面的异同,并追寻这四种期刊作为体现民国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在学术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怎样影响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藉此总结四种学术期刊在期刊史和学术史上产生的作用和意义,为现代学术期刊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积极主动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价值与实践借鉴。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察四种学术期刊各自的创刊过程与基本情况的介绍。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创建及《国学季刊》的制度规定;燕京哈佛学社的建立及其与《燕京学报》的关系;《清华学报》的复刊过程,中央研究院及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建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创办。第二部分,论述四种学术期刊主编的学术思想及其与刊物宗旨的关系,同时,利用四种期刊作者发表文章的数量,分析比较四种期刊作者群体的分布情况、构建方式的异同,以探析围绕期刊展开的编、着学术共存之关系。论文认为,四种期刊的主编经历了从学术眼界一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上的区别于传统学术与文化的现代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引导了刊物的现代性学术方向。除了编辑群体之外,《国学季刊》比较重视以国内外在相关学术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作为作者对象,《燕京学报》倾向于发掘学术新人与培养少壮学者;《清华学报》主要以清华大学同人作为作者群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创刊前期以高校顶尖学者充实作者队伍,后期则主要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担任作者群体。四种期刊学术共同体的不同组建方式对近代学术的转型均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部分,围绕四种学术期刊的编辑宗旨,将刊物置于现代学术分科的背景下,以文本解读为主,比较分析四种期刊各自的学术内容、传播特色的异同及其对学术转型的影响。论文认为,历史学、语言学文章在四种刊物中占有较多分量,除此之外,《国学季刊》刊发了大量金石学、古器物学的文章;《燕京学报》注重在文学和艺术学,特别是戏曲方面的研究,刊载了许多该学科的奠基之作;而侧重于社会调查,一些对改善国计民生有实际借鉴意义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章是《清华学报》所关注的重点;《史语所集刊》则结合史语所内学术研究工作,在通过调查、实验获得新资料基础上,成为近代开展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尽管四种期刊在学科领域上各有侧重,但因其文本都重视新材料的运用、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新的视角和注重对国内外学术前沿的把握与推介,为中国学术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对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四部分,主要对四种期刊的编排版式和运营模式展开比较论述,剖析其编辑出版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发展历程。四种期刊在不拘文体格式、采用横行排版和新式标点的总体格局下,又在封面、页码、插图、索引等编排细节上显示出不同的特色。这种对期刊外部形式的变革,本身就代表了传统学术期刊的转型。同时,四种期刊在经费、印刷、发行、销售等出版各个流程中的组织与安排,也使得刊物具有了现代期刊出版市场化的雏形。第五部分,总结四种期刊在学术史和期刊史上的历史意义及对于当代学术期刊出版的启示与借鉴。
郑建明[6](1998)在《台湾现代书评史述略》文中研究表明台湾现代书评史述略□南京大学郑建明现代意义上的台湾书评,始于50年代。1954年9月台北文物供应社出版了最早的一部图书评论集,即司徒卫的《书评集》,共收入书评24篇,评论对象覆盖了整个50年代的台湾文坛。《书评集》揭开了台湾现代文献评论事业的帷幕。台...
王艺青[7](2019)在《宫宏宇中国音乐史学成果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给在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可见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而人作为构成历史的主体和客体,是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回避的,历史个体的研究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西音乐文化逐渐有了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宫宏宇作为较早出国的中国学者之一,长期致力于来华西人与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在海外以及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产出了许多优秀的理论成果,在质量和数量上取得了“双丰收”。本文聚焦宫宏宇的中国音乐史学术成果,通过资料的整理、收集与分析,试图分析其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与新思想,旨在探寻中国音乐史研究新的“打开方式”。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国内求学与工作历程、宫宏宇与杰克·鲍地、海外求学与工作经历三个方面来介绍宫宏宇的学术历程,通过对其成长背景、国内外求学过程以及工作经历的了解,对宫宏宇其人、其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二部分主要从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来华西人与中国音乐研究、中国音乐研究在海外三个方面着重介绍、分析宫宏宇在中国音乐史上所取得的成果,旨在通过分析发现其研究的独特之处;通过前两部分的论述与分析,第三部分主要从史料挖掘的新角度、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史学研究的新思想三个方面来总结、阐发宫宏宇中国音乐史研究具体的创新之处。
吴凌杰[8](2020)在《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运用文献校读、图表分析等方法,对唐代帝王丧葬礼制进行了专题探讨,共分五章。笔者认为,唐以前历代帝王丧葬礼制的诸多内容,对唐代帝王丧葬礼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唐初礼制承袭隋代,唐太宗时修撰的《贞观礼》是较为完备的礼典,其中包含了涉及帝王丧葬礼制内容的《国恤》,高宗以后将《国恤》删去,致使唐代官方礼典皆缺帝王丧葬礼制的内容,唐代宗葬礼时,德宗命颜真卿撰修《大唐元陵仪注》作为行事细则,不仅对《国恤》的重塑,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帝王治丧之礼流程繁多,各具特色;唐代告哀使按礼行事,在唐后期复杂多变的局势下扮演了使皇权平稳过渡的重要角色;唐代帝王治丧过程中的丧服,也有礼制规范,呈现出突出宗亲身份、“以日易月”等特点。唐代帝王治葬之礼亦分许多步骤,其中遣奠之前的步骤在长安城内的太极殿和太庙举行,遣奠之后的步骤在长安城外陵墓等地举行,礼制规范,等级森严;考察现存曾被采纳的唐代挽歌,除了歌颂死者丰功伟绩外,还时常蕴含作者的政治倾向。唐代帝王祭祀之礼同样有许多礼仪程序,其中大部分传承周礼又带有唐代礼制的特色,体现了“家国同构”的思想。
苏轩[9](2015)在《中国近代纺织学科建制化研究》文中指出纺织学科是纺织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设备引进加速,技术精密专门,行业关系紧密复杂,各级各类人才需求旺盛,行业管理协调力度加大,知识普及、社会交流增长??于是,催生了中国近代从纺织教育到纺织共同体再到纺织科研开展、纺织期刊出版等纺织学科建制化的曲折但恢弘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的纺织工业,是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外国列强的外力刺激推动下发端的,较英国更晚了近一个世纪。由纺织工业催生而来的中国近代纺织学科的建制化,也是受到英国等列强的刺激、启发下展开的,同样遵循着英国等国纺织工业推动纺织学科建制的发展顺序,较英国晚了半个多世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向中国传入先进的动力纺织机器和纺织技术,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生产方式。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及外商资本纷纷在中国兴建近代纺织企业,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对专业人才的需求。1897年我国兴办了近代最早的纺织教育机构——蚕学馆,中国近代纺织学科建制由此发端。我国早期开办的纺织教育参照西方的课程、实习安排,聘请国外教师及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归国学生任教。随后我国近代兴建了多所纺织教育机构,培养出大批纺织专门人才,这些人才为共同交流纺织学术而建立了多个纺织共同体,并通过出版纺织期刊的方式在纺织业界和学术界进行更广泛的交流。中国近代的纺织科研在纺织教育机构、纺织科研机构和纺织工厂内开展,沿着对西方先进纺织机械和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不断发展、深入着。有别于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建制,纺织学科建制除推动本学科发展外,也是促进纺织工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实现着理论驱动和生产促进的“双核效应”。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近代的纺织业,在西方列强的外部推动力和国人自发兴起的纺织学科建制的内部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生产方式从手工机器纺织生产向动力机器纺织生产的彻底变革。由此可见,纺织学科建制化不仅是中国近代纺织业的重要组成和核心推动力,而且是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纺织业从传统到近现代、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创新这一历史转型的重要课题。对中国近代纺织建制化进行系统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厘清其产生、发展和成型的历史脉络,总结其深厚内涵和主要特征,找出其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发现其演进的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社会原因,将科学史的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对今天我国从纺织大国迈向纺织强国的战略转型也能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历史的借鉴。但总体而言,前人对该课题尚未做过系统的研究,仅就纺织建制的部分标志进行了零星的介绍。因此,本论文的选题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查阅大量第一手中国近代文献资料特别是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等馆藏的图书期刊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主要就纺织教育、纺织共同体、纺织科研和纺织期刊等四大方面集中对中国近代纺织建制化进行了发掘、梳理和研究,以期把握我国近代纺织学科建制化的背景、内涵、特征、脉络、规律、内外动力及其对中国近现代纺织业发展的重要贡献和今天的启示。具体来说,本论文共分九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首先阐述了本选题的目的及意义,据此提出一些本课题所应解决的问题。其次,对已有研究进行了一定的回顾,分析研究现状。最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至第四章对我国近代纺织工业及教育背景、不同时期的纺织教育建制化发展情况进行研究。我国近代的纺织学科建制在近代社会背景、纺织工业背景及教育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发端于纺织教育。我国近代纺织教育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及上海等地,作为蚕丝及原棉等纺织原料的重要生产地、纺织品贸易的主要通商口岸,这些地区的纺织教育具有开办时间早、学校数量多、发展时间长、可塑性强等特点。近代其他地区(如北方地区、湖北地区、抗战期间的后方等)有少数纺织教育,多为工科院校中设置的纺织科系,规模小,发展时间短。近代纺织教育机构既有私立,也有公立,且教育类型丰富,并逐渐向高层次教育发展,至新中国成立大多纺织教育均为专科或高等教育。纺织教学及实习内容、纺织教师等由最初从西方引进逐渐发展为国人自行担任教师、自行编订纺织教材等。近代大多纺织教育机构均配有纺织实习及试验工场,并配置了相应的设备。纺织教育机构为近代纺织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一些师生在校内组建纺织共同体,并出版纺织期刊,构建了一个纺织建制的雏形。纺织人才毕业后,服务于纺织教育、纺织企事业单位等,推动了近代纺织业及纺织建制的发展。第五章对我国近代主要的纺织学术共同体及纺织行业共同体进行研究。作为我国近代纺织学科建制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近代纺织共同体据创办者的不同可分为校内纺织共同体及社会人士组建的纺织共同体,依据研讨内容可分为纺织学术共同体及纺织行业共同体等。校内共同体主要由学校的教师、学生及校友等组成,社会纺织共同体由社会各界的纺织人士共同组成。纺织学术共同体旨在共同交流及研讨纺织学术等以推动纺织学术发展,纺织行业共同体为纺织行业界人士聚集起来沟通及交流纺织行业内各类消息等以促进纺织工业的发展。近代各类纺织共同体建立之初设置了明确的章程、宗旨及发展目标等,定期组织会员召开会议,商讨共同体内各项事宜。纺织共同体还组织筹建纺织教育机构、创办纺织刊物、研讨纺织科研等,极大推动了近代纺织建制化发展历程。第六章通过对我国近代纺织科研机构和纺织科技创新发明进行研究,以此把握我国近代纺织科研发展情况及特点。我国近代的纺织科研发展是对西方先进纺织机械及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萌芽于纺织教育机构的实习及试验中,随后由政府及私人企业出资兴建了一些纺织科研机构,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由于纺织业的特殊性,进行科研需具备大量的机械设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资金及科研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近代一些主要的纺织科研成果由纺织工程师在纺织企业内发明而来,通过登载于纺织期刊等进行宣传及交流。近代的纺织科研在政府的扶植及奖励政策下积极发展,为现代纺织科研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第七章及第八章依据出版机构的不同对我国近代纺织期刊的建制化发展分两部分进行研究,一为近代纺织教育机构出版的期刊,一为其他机构出版,如纺织团体、出版社及纺织企业等。我国的纺织期刊自近代开始出现,作为重要的交流平台,不同的机构所出期刊具有不同特点。纺织教育机构的期刊通常为校内学术共同体所出,以纺织学术内容为主,登载师生撰写的论文、研究成果、心得及对国外学术文章的翻译等,亦有业内专家撰写的文章,还包含对纺织院校、相关团体、师生等信息的报道,是沟通纺织教育机构和纺织工业界的重要桥梁。社会其他机构出版的纺织刊物既包含纺织学术内容,也含有大量的纺织行业内容,同时登载一些创办机构的相关信息等,内容丰富,是沟通纺织工业界、纺织学术界、各类纺织团体等的重要桥梁。纺织各界人士可通过近代纺织期刊寻找自己所需的相关内容、了解行业内最新信息等,至解放前我国已出版了数十种纺织刊物。第九章为结论,依据上述各章对我国近代纺织教育、纺织共同体、纺织科研及纺织期刊等的研究,藉此对中国近代纺织建制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及总结。近代自1840年至1949年,是我国纺织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历史阶段,而这段时期纺织建制化的兴起及发展正是推动这一变革发生的内在驱动力。近代前半段自1840年至1896年,我国纺织工业在西方列强这一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向前发展,而自1897年至1949年进入近代后半段,我国纺织工业的不断发展催生了近代纺织建制,随后纺织建制与纺织工业相互促进、共同进步。至解放前,我国已建立了多所纺织高等教育机构,组建了一些纺织学术共同体、纺织行业共同体,并建立了几个纺织科研机构且发明出重要的纺织科研成果,创办了数十种纺织期刊,近代纺织学科建制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历史使命,促使我国近代纺织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动力机器纺织生产基本取代了手工机器纺织生产而成为我国解放后主要的纺织生产方式,因此研究近代纺织建制化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为现代纺织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提供一些宝贵的经验。首先,政府对纺织学科建制化发展应给予政策上的扶植和经济上的鼓励,近代一些个人或企业为纺织建制做出很大贡献,但力量有限,唯有在政府的支持下,才能更好的推动纺织建制的发展。其次,无论是纺织工业发展,还是纺织学科建制化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纺织人才展开,因此应明确纺织工业的发展状况及对纺织人才的需求情况,做到纺织学科建制的有的放矢。最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及纺织建制明确的发展方向下,纺织各界人士应齐心协力,献计献策,共谋纺织学科建制的大力发展,以此促进纺织工业的蒸蒸日上。
木艳娟[10](2019)在《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文中认为鸦片战争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主要在中国西南秘密传教。为了方便在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开展传教活动,传教士们从学习各民族的日常语言入手,逐渐扩大到记录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1867年,德斯高丹神父将11页东巴经《抠古鬼的来历2请多格神》寄回法国家中。这种罕见而又奇特的文字随即引起东方学家们的好奇和关注,并自此掀开了法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纳西文字、语言、社会风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序幕。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站稳脚跟后,妄图进一步对华渗透,陆续派出各种类型的考察团,沿湄公河-红河进入云南各地考察。沿途的自然景观、包括纳西在内的各民族风俗文化也进入探险家们的视野和记录中。与此同时,在压力之下,中法间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此后法国加紧对云南各方面的控制和掠夺,不平等条约也为探险家、传教士和东方学家们深入云南考察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有力保障。用“知识”认识和处理东方事务,是法国东方学开创的先河。东方学家们认为,一些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艺术和宗教传统,而他们则通过在知识层面做出“同情而明智”的努力,承担起干预这些民族发展的职责。这种优越感和所谓的使命感也被应用到对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中。而巴克和沙畹合着的《么些研究》,成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法国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巅峰之作,也成为西方关于纳西研究的第一本专着。这样的成果,无疑确立了法国在西方纳西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地位。尽管国内外学者公认法国是西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奠基者,甚至在着述中也基本都会提及这一观点,但通常只是简要提及巴克和其着作。近几年来,逐渐出现少数关于法国纳西研究的成果,主要也针对巴克和《么些研究》,而对比巴克更早的法国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则几乎无人问津了。这种研究现状与法国在西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说明学界在这一领域还存在一些研究空白,有待补充和完善。首先,本文将立足于全面收集1867-1965年间,法国纳西研究的专着、文章及收藏的文献、文物,包括传教士、探险家、东方学家们的游记、书信和与教会有关传教士的档案等法语原始资料。这些原始资料中,有不少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新材料。新材料的发掘,有利于弥补国内现有相关资料的不足,拓展民族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其次,本文将结合法国这一时期国内外历史、政治、宗教及学术背景,尤其是其殖民扩张政策与中法关系的变化,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滇藏交界区域的活动,东方学的发展脉络,全面系统地重新梳理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并依据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萌芽(1867-1899)、发展(1900-1911)和兴盛(1912-1965)三个阶段。此外,本文亦将在充分收集和正确解读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对相关材料辩伪、深度阐释及活态利用,力求客观深入地展示和分析法国研究者每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特点和意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借助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以比较法和归纳法为主,努力将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融为一体,重现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探讨其价值及对西方各国和我国同类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力求从中发现新的研究热点,推动我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台湾现代书评史述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台湾现代书评史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1)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一 宋杂剧说 |
二 诸宫调说 |
三 傀儡戏说 |
四 民间剧曲说 |
五 宗教仪式说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后记 |
(2)明人笔记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上编 明人笔记概论 |
绪论 |
第一节 “笔记”与“笔记小说”研究综述 |
第二节 “笔记”与“笔记小说”概念混淆现象的原因分析 |
第三节 “笔记小说”作品的重新分类与“笔记”的概念定义 |
第四节 “笔记”作品选定的范围与分类 |
第一章 史料类笔记 |
第一节 史料类笔记概论 |
第二节 史料类笔记的“补史”价值 |
第三节 史料类笔记的“证史”价值 |
第四节 史料类笔记的“纠史”价值 |
第二章 叙事类笔记 |
第一节 叙事类笔记概论 |
第二节 史传文学传统 |
第三节 搜奇志怪题材 |
第四节 诗化境界与文人情怀 |
第五节 叙事张力与思想来源分析 |
第三章 考辨类笔记 |
第一节 考辨类笔记概论 |
第二节 考辨类笔记的广博与错讹 |
第三节 考辨类笔记的学术继承与怀疑辩难 |
第四章 论说类笔记 |
第一节 论说类笔记概论 |
第二节 论说类笔记的内容分类 |
第三节 论说类笔记的语言特色 |
第四节 论说类笔记中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 |
第五章 杂俎类笔记 |
第一节 杂俎类笔记概述 |
第二节 博物类笔记的内容特点与原因分析 |
第三节 生产类笔记 |
第四节 医学类笔记 |
第五节 文人雅趣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一 结论 |
二 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下编 明人笔记考述 |
明人笔记考述体例说明 |
一 史料类笔记考述 |
《闲中今古录》黄溥 |
《立斋闲录》宋端仪 |
《遵闻录》梁亿 |
《彭文宪公笔记》彭时 |
《可斋杂记》彭时 |
《水东日记》叶盛 |
《复斋日记》许浩 |
《方洲杂言》张宁 |
《謇斋琐缀录》尹直 |
《寓圃杂记》王锜 |
《菽园杂记》陆容 |
《病逸漫记》陆釴 |
《贤识录》陆釴 |
《皇明纪略》皇甫录 |
《下陴纪谈》皇甫录 |
《琅琊漫钞》文林 |
《百可漫志》陈鼐 |
《震泽长语》王鏊 |
《震泽纪闻》王鏊 |
《守溪长语》王鏊 |
《都公谈纂》都穆 |
《前闻记》(《枝山前闻》)祝允明 |
《西吴里语》宋雷 |
《连抑武杂记》(《笔记》)连镶 |
《双槐岁钞》黄瑜 |
《见闻纪训》陈良谟 |
《双溪杂记》王琼 |
《对客燕谈》邵宝 |
《畜德录》陈沂 |
《见闻杂记》李乐 |
《余冬序录摘抄》何孟春 |
《金台纪闻》陆深 |
《停骖录摘抄》《续停骖录摘抄》陆深 |
《豫章漫录摘抄》陆深 |
《玉堂漫笔》陆深 |
《愿丰堂漫书》陆深 |
《知罪录》黄绾 |
《青溪暇笔》姚福 |
《孤树裒谈》李默 |
《今言》郑晓 |
《病榻遗言》高拱 |
《丘隅意见》乔世宁 |
《先进遗风》耿定向 |
《凤洲杂编》王世贞 |
《觚不觚录》王世贞 |
《订正吴社编》王穉登 |
《佑山杂说》冯汝弼 |
《汤廷尉公余日录》汤沐 |
《汝南遗事》李本固 |
《泾林续记》周元暐 |
《眉公见闻录》陈继儒 |
《香案牍》陈继儒 |
沈榜《宛署杂记》 |
《客座赘语》顾起元 |
《涌幢小品》朱国祯 |
《酌中志》刘若愚 |
《甲行日注》(《叶天寥年谱》)释木拂 |
《先拨志始》文秉 |
《惕斋见闻录》苏瀜 |
《留都见闻录》吴应箕 |
《霜猿集校订补注》华阳道隐撰孟森注 |
《黄忠节公甲申日记》黄淳耀 |
《永历纪事》丁大任 |
《祁忠敏公日记》祁彪佳 |
《烬宫遗录》祝渊 |
《朱茂时琐记》(又名《秀水朱氏日记》)朱茂时 |
二 叙事类笔记考述 |
《剪灯新话》瞿佑 |
《效颦集》赵弼 |
《剪灯余话》李昌祺 |
《石田翁客座新闻》(《客座新闻》)沈周 |
《花影集》陶辅 |
《猥谈》祝允明 |
《志怪录》(《祝子志怪录》)祝允明 |
《野记》祝允明 |
《巳疟编》刘玉 |
《吴中故语》杨循吉 |
《苏谈》杨循吉 |
《翦胜野闻》徐祯卿 |
《异林》徐祯卿 |
《庚巳编》陆粲 |
《冶城客论》陆采 |
《世说新语补》何良俊撰、王世贞删定 |
《校镌鸳渚志余雪窗谈异》(《鸳渚志余雪窗谈异》)周绍濂 |
《杂存》(《碧里杂存》)董谷 |
《琅嬛史唾》徐象梅 |
《北窗琐语》余永麟 |
《黯然堂类纂》潘士藻 |
《玉堂丛语》焦竑 |
《迩训》方学渐 |
《甲乙剩言》胡应麟 |
《涉异志》闵文振 |
《西山日记》丁元荐 |
《苹野纂闻》伍余福 |
《觅灯因话》邵景詹 |
《剪桐载笔》王象晋 |
《尘余》谢肇淛 |
《金华杂识》杨德周 |
《二酉委谭》王世茂 |
《宦游纪闻》张谊 |
《耳鸣录》许元毅 |
《纪周文襄公见鬼事》佚名 |
《西轩客谈》佚名 |
《皇明世说新语》李绍文 |
《清言》(《兰畹居清言》)郑仲夔 |
《癸未夏抄》释静福 |
三 考辨类笔记考述 |
《拾遗录》胡广 |
《传疑录》陆深 |
《丹铅余录续录摘录总录》杨慎 |
《艺林伐山》杨慎 |
《谭苑醍醐》杨慎 |
《琐语编》杨慎 |
《焦氏笔乘》《焦氏笔乘续集》焦竑 |
《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 |
《枕谭》陈继儒 |
《正杨》陈耀文 |
《疑耀》张萱 |
《艺彀》邓伯羔 |
《名义考》周祈 |
《徐氏笔精》徐渤 |
《延休堂漫录》罗凤 |
《通雅》方以智 |
《物理小识》方以智 |
《玄亭涉笔》王志远 |
《卮林》周婴 |
四 论说类笔记考述 |
《龙门子凝道记》宋濂 |
《萝山杂言》宋濂 |
《演连珠编》王子充 |
《拟连珠编》刘基 |
《郁离子》刘基 |
《霏雪录》镏绩 |
《笔畴》王达 |
《于氏中说》于镒 |
《胡文穆杂着》胡广 |
《读书录》薛瑄 |
《豢龙子》董谷 |
《井观琐言》郑瑗 |
《蜩笑偶言》郑瑗 |
《桑榆漫志》陶辅 |
《玉壶冰》都穆 |
《读书札记》徐问志 |
《读书笔记》祝允明 |
《祝子罪知录》祝允明 |
《拘墟晤言》陈沂 |
《传习录》王守仁 |
《空同子》李梦阳 |
《河汾燕闲录》陆深 |
《海沂子》王文禄 |
《竹下寤言》王文禄 |
《汲古丛语》陆树声 |
《病榻寤言》陆树声 |
《西堂日记》杨豫孙 |
《归有园尘谈》徐学谟 |
《玉笑零音》田艺蘅 |
《蟫精隽》徐伯龄 |
《了凡四训》袁了凡 |
《自知录》释袾宏 |
《娑萝馆清语》屠隆 |
《松霞馆赘言》李长卿 |
《醒心药石》杨继益 |
《雨航杂录》冯时可 |
《林居漫录前集别集畸集多集》伍袁萃 |
《审是帙》张靖之 |
《蒲团上语》鲍在齐 |
《丹甑》袁宗道 |
《菜根谭》洪应明 |
《木几冗谈》彭汝让 |
《偶谭》李鼎 |
《小柴桑喃喃录》陶奭龄 |
《暖姝由笔》徐充 |
《闲情小品》华淑 |
《叔苴子》庄元臣 |
《西峰淡话》茅元仪 |
《弋说》沈长卿 |
《艺圃撷余》王世茂 |
《批点何高二论》钱普 |
《琐言》于谷山 |
《抽史》邓予垣 |
《世纬》袁衷 |
《采芹录》徐三重 |
《复初录》黄道周 |
《林泉随笔》张纶 |
《谰言长语》曹安 |
《六砚斋笔记二笔三笔》李日华 |
《心病慈航》王舜鼎 |
五 杂俎类笔记考述 |
《草木子》叶子奇 |
《多能鄙事》刘基 |
《黎子杂释》黎久之 |
《谰言编》曹安 |
《蒙泉杂言》岳正 |
《石田杂记》沈周 |
《南园漫录》张志淳 |
《雩史》钱琦 |
《何恭简公笔记》何孟春 |
《物异考》方凤 |
《溪山余话》陆深 |
《春雨堂随笔》陆深 |
《四友斋丛说》何良俊 |
《水南翰记》张衮 |
《清暑笔谈》陆树声 |
《耄余杂识》陆树声 |
《长水日抄》陆树声 |
《损斋备忘录》梅纯 |
《留青日札》田艺蘅 |
《雨船记》王穉登 |
《遵生八笺》高濂 |
《窥天外乘》王世茂 |
《累瓦二编》吴安国 |
《郁冈斋笔尘》王肯堂 |
《画禅室随笔》董其昌 |
《西台漫记》蒋以化 |
《筠轩清秘录》董其昌 |
《考古秘诀鉴定新书》(《考古新编》)张谦德 |
《群碎录》陈继儒 |
《太平清话》陈继儒 |
《五杂俎》谢肇淛 |
《燕寓偶谈》杨继益 |
《杂记》于谷山 |
《万历野获编》沈德符 |
《墨娥小录》佚名 |
《县笥琐探摘抄》刘昌 |
《新知录摘抄》刘仕义 |
《询蒭录》陈沂 |
《脉望》赵台鼎 |
《近峰闻略》皇甫录 |
《峤南琐记》魏浚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
三、本文思路、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第一章 近代公债知识的引介、传播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一、“公债”新知的引介与传播 |
(一) 近代以前“公债”涵义及其存在形态 |
(二) 清末西学中“公债”概念的输入与对接 |
二、清末民国政商界对公债与金融关系的认知与实践 |
(一) 早期洋务派倡导“国际金融市场举债观” |
(二) 盛宣怀等谋划建立国内公债经理机构 |
(三) 民国时期新式银行家公债经营理念 |
三、晚清国内公债的肇始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一) 晚清政府外债与外资银行业在华的发展 |
(二) 清末民初华资银行的建立与公债经营的初步展开 |
第二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政府公债的实践 |
一、近代银行经营政府公债的环境 |
(一) 国家公债制度安排以及政策环境 |
(二) 近代公债市场的发展及交易网络的构建 |
二、民国前期政府公债发行及银行业承购(1912-1937) |
(一) 北京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三、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对国家财政、金融的影响 |
(一) 扩大了国家财政募债方式及其募债范围 |
(二) 促进近代国家财政信用的构建与演进 |
(三) 推进华商证券市场发展及其制度演进 |
第三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与业务制度的扩展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发展效应的计量实证分析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数量与资力概况 |
(二) 基于公债与银行关系的回归分析及历史解释 |
二、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复合型博弈: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分析 |
(一) 丰富银行业务范围与扩大获利渠道 |
(二) 行业利益与政治的互动与博弈: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公债运行为中心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银行业务制度的扩展 |
(一) 公债与近代银行发钞、领券制度 |
(二)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抵押放款制度 |
(三)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储蓄、公债贴现制度 |
第四章 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经营及其影响 |
一、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与政府公债的关系 |
二、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的经营 |
(一) 中央银行获得授权经理政府公债 |
(二) 中央银行参与买卖政府公债 |
(三) 中央银行参与公债的保管、调换以及还本付息 |
三、近代中央银行经营公债的影响分析 |
第五章 近代银行业对公债风险的规避与内控制度初步构建 |
一、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认识 |
(一)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风险的计量分析 |
(二) 对公债风险认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 |
二、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规避 |
(一) 调整投资方向,分散公债风险 |
(二) 反对借新债还旧债,协商公债承销 |
(三) 谋求政府信用承诺与保证,筹划公债基金的建立及稳固 |
三、多层组织网络的搭建与风险控制制度设计 |
(一) 银行同业协同经营公债,组织规避风险的联合 |
(二) 搭建银政共管公债基金管理制度 |
第六章 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公债整理及制度演进 |
一、近代政府三次公债整理与银行业的互动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与北京政府公债整理 |
(二) 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两次公债整理 |
二、近代银行业同业组织与政府公债整理: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中心 |
(一) 积极谋划、参与三次公债整理 |
(二) 多方谋求整理公债基金稳固 |
(三) 搭建各界与行业公债整理互信渠道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制度的演进 |
(一)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法制建设 |
(二)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基金管理制度的演进 |
(三) 近代国家与民间债权共同体的构建 |
结语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变迁的历史性审视 |
二、国家信用、债信秩序与制度变迁 |
附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4)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与学术史回顾 |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对象的选择 |
概念说明、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 |
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一、关于契丹王朝“汉化”方面的研究着作 |
二、关于汉语、汉字以及其他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使用方面的研究着作 |
三、关于儒家思想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着作 |
四、关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着作 |
五、关于中国中古丧葬制度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着作 |
六、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第一章 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一节 契丹王朝时期的民族、语言、文字大背景 |
(一) 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 |
(二) 契丹族与奚族的语言、文字 |
第二节 契丹王朝时期各种场合下语言、文字的使用 |
(一) 宫廷(宫账) 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二) 祭祀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三) 军事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四) 外交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五) 丧葬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六) 其他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第三节 契丹王朝时期的通事群体与双语者 |
(一) 五代、宋与契丹对峙时期的通事群体 |
(二) 契丹语与汉语的双语群体 |
第二章 中华儒家文化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上) ——儒家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一节 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典籍的传播 |
(一) 契丹王朝成立前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 |
(二) 契丹王朝时期儒家经典的传播 |
第二节 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一) 儒家政治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二) 儒家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三节 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一) 儒家社会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二) 儒家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三章 中华儒家文化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下) ——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一节 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 |
(一) 契丹王朝的“中国观” |
(二) 契丹王朝的“正统观” |
第二节 “复数”天下——宋王朝与契丹王朝间的外交博弈 |
(一) 从“澶渊之盟”到“划地交涉” |
(二) 宋、契丹王朝双方基于“盟誓”内容的博弈 |
(三) 宋、契丹王朝双方基于“盟誓”礼仪的博弈 |
第三节 契丹王朝朝贡体系的构建 |
(一) 属国、属部的朝贡义务 |
(二) 属国、属部的助军义务与其它义务 |
(三) 契丹王朝对于属国、属部的册封 |
第四章 中华中古丧葬制度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一节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一) 契丹族丧葬形式的转变 |
(二)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帝后的影响 |
(三)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贵族的影响 |
第二节 中国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一) 契丹王朝时期墓志铭“十三事”分析 |
(二) 契丹王朝时期墓志铭写人进程分析 |
第五章 总结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资料 |
二、考古资料(包含考释文献) |
(一) 着作 |
(二) 论文 |
三、今人着作 |
(一) 着作 |
(二) 硕士、博士论文 |
四、今人论文 |
后记 |
(5)学术转型视野下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民国学术期刊研究 |
(二) 关于学术转型的研究 |
三、研究方法 |
(一) 历史文献法与归纳对比法相结合 |
(二) 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相结合 |
四、本文创新点 |
(一) 选题的创新 |
(二) 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
第一章 四刊创刊始末 |
一、北京大学国学门与《国学季刊》 |
二、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学报》 |
三、《清华学报》的创刊及复刊 |
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史语所集刊》 |
小结 |
第二章 学术转型视野下四刊编着群体之比较 |
一、主编学术理路与期刊宗旨的契合 |
(一)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传统学术体系的解构和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 |
(二) 《燕京学报》主编及刊物“辨伪”、“疑古”、“比较”的编辑旨趣 |
(三) 《清华学报》主编及刊物基于实地调查的社会科学编辑趋向 |
(四)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与《史语所集刊》对新材料、新工具的重视 |
二、编着群体的分布情况及建构方式 |
(一) 《国学季刊》以编者为主、以海内外顶尖学者为辅的组建方式 |
(二) 《燕京学报》注重培育新人作者群体的构建方式 |
(三) 《清华学报》内向性的作者群体构建方式 |
(四)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分阶段的作者群体构建方式 |
小结 |
第三章 学术转型视野下四刊文本特征的异同 |
一、四刊栏目设置的比较及其与学术转型的关系 |
(一) 有明显栏目区分的《燕京学报》与《清华学报》 |
(二) 无明显栏目设置的《国学季刊》与《史语所集刊》 |
二、四刊学科领域的侧重及其与学术转型的关系 |
(一) 《国学季刊》学科领域的分布及学术内容的特色 |
(二) 《燕京学报》学科领域的分布及学术内容的特色 |
(三) 《清华学报》学科领域的分布及学术内容的特色 |
(四) 《史语所集刊》学科领域的分布及学术内容的特色 |
小结 |
第四章 四刊编排版式与运营模式的异同 |
一、版式设计 |
(一) 外封设计 |
(二) 版芯设计 |
二、运营模式 |
(一) 经费管理 |
(二) 印刷与发行 |
小结 |
结语与启示 |
(一) 学术期刊出版应该重视并发挥主编的实质作用 |
(二) 学术期刊应该审慎设立符合实际的评价标准 |
(三) 学术期刊应该积极探索“编营分离”的出版模式 |
附表:《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作者、文章总索引 (1923-1949)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经历 |
致谢 |
(7)宫宏宇中国音乐史学成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三)创新之处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叙事 |
一、宫宏宇的学术历程 |
(一)国内求学与工作历程 |
(二)宫宏宇与杰克·鲍地 |
(三)海外求学与工作经历 |
二、宫宏宇的中国音乐史研究成果分析 |
(一)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
(二)来华西人与中国音乐研究 |
(三)中国音乐研究在海外 |
三、宫宏宇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创新之处 |
(一)史料挖掘的新角度——中西互证辨误补缺 |
(二)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多重证据主客结合 |
(三)史学研究的新思想——打破时空纵横兼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宫宏宇历年发表论文、译文、书评目录一览表(截至2018 年) |
附录2 宫宏宇发表中英文着作、文章部分图片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唐以前历代帝王葬礼述略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第二节 秦汉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第三节 魏晋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小结 |
第二章 考析《大唐元陵仪注》及相关问题 |
第一节 唐代礼典的流变 |
第二节 《大唐元陵仪注》的文本与流变 |
第三节 《大唐元陵仪注》的价值与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唐代帝王治丧之礼 |
第一节 治丧礼仪 |
一、初丧之礼 |
二、既丧之礼 |
第二节 告哀使与赴丧人员 |
一、告哀与告哀使 |
二、赴丧人员与酬劳 |
第三节 服丧之制 |
一、宗亲服丧 |
二、诸卿服丧 |
第四节 小、大敛与皇道尊严 |
一、小敛与小敛奠 |
二、大敛与大敛奠 |
三、敛礼与皇道尊严 |
小结 |
第四章 唐代帝王治葬之礼 |
第一节 葬前墓地之选择 |
一、堪舆学与葬地选择 |
二、皇陵形制与特点 |
第二节 治葬礼仪 |
一、将葬筮宅 |
二、启殡朝庙 |
三、荐车马明器及饰棺 |
四、祖奠、遣奠 |
五、挽歌 |
六、葬仪 |
第三节 挽歌与政治隐喻 |
小结 |
第五章 唐代帝王祭祀之礼 |
第一节 葬后丧祭 |
一、虞祭 |
二、祔祭 |
三、小祥、大祥、禫 |
第二节 皇陵祭祀 |
一、皇帝拜陵 |
二、公卿巡陵 |
第三节 庙祭荐享 |
一、庙数与祔庙之争 |
二、享祀与告庙之礼 |
小结 |
结语 |
附录一 图表目录 |
附录二 代宗葬礼事例年表 |
附录三 唐代帝王葬期一览表 |
附录四 唐代帝陵位置分布一览表 |
附录五 唐代皇帝陵庙损坏史料钩沉表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9)中国近代纺织学科建制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1.2 对已有研究的回顾 |
1.2.1 近代纺织史研究资料中的纺织学科建制 |
1.2.2 对近代纺织教育、期刊等专门研究 |
1.3 研究思路与创新 |
参考文献 |
2 近代纺织工业背景及实业教育背景研究 |
2.1 近代纺织工业背景 |
2.1.1 近代纺织业的准备阶段(1840-1871年) |
2.1.2 近代纺织业的孕育阶段(1872-1877年) |
2.1.3 近代纺织业的萌芽阶段(1878-1913年) |
2.1.4 近代纺织业的成长阶段(1914-1936年) |
2.1.5 近代纺织业曲折发展阶段(1937-1945年) |
2.1.6 近代纺织业恢复阶段(1946-1949年) |
2.2 近代实业教育背景 |
2.2.1 近代实业教育的前身——工艺技术教育 |
2.2.2 实业教育在“壬寅学制”中属旁枝 |
2.2.3 “癸卯学制”设置专门实业学堂 |
2.2.4 实业教育在“壬子癸丑学制”中的变革 |
2.2.5 “壬戌学制”促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变 |
2.2.6 “戊辰学制”中的职业教育与职业教育法规 |
小结 |
参考文献 |
3 近代纺织教育建制开端(1897-1936年) |
3.1 近代纺织教育建制的重要性 |
3.2 近代江浙地区纺织教育建制 |
3.2.1 近代纺织教育开端——蚕学馆 |
3.2.2 近代纺织高等教育开端——南通纺织专门学校 |
3.2.3 近代江浙地区其他纺织教育 |
3.3 近代北方地区纺织教育建制 |
3.3.1 东北大学工学院纺织系 |
3.3.2 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北洋大学、河北省立工学院 |
3.4 近代早期上海纺织教育(沪西、沪东纺织夜校) |
小结 |
参考文献 |
4 近代纺织教育曲折发展(1937-1949年) |
4.1 抗战时期的上海纺织教育 |
4.1.1 中国纺织染工业补习学校 |
4.1.2 私立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 |
4.1.3 诚孚纺织专科学校 |
4.2 抗战时期大后方纺织教育 |
4.2.1 国立西北工学院纺织系 |
4.2.2 私立铭贤学院 |
4.2.3 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 |
4.2.4 中山高级工校纺织科 |
4.3 抗战胜利后上海纺织教育 |
4.3.1 文绮染织专科学校 |
4.3.2 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纺织科 |
4.3.3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技术教育 |
4.3.4 交通大学纺织科 |
4.4 抗战胜利后湖北纺织教育 |
小结 |
参考文献 |
5 近代纺织共同体建制化 |
5.1 近代纺织共同体建制的重要性 |
5.2 近代纺织学术共同体 |
5.2.1 中国纺织学会 |
5.2.2 中国染化工程学会 |
5.2.3 中国原棉研究学会 |
5.3 近代纺织行业共同体(华商纱厂联合会) |
小结 |
参考文献 |
6 近代纺织科研建制化 |
6.1 近代纺织科研建制的重要性 |
6.2 近代纺织科研机构 |
6.2.1 棉纺织染实验馆 |
6.2.2 公益工商研究所 |
6.3 以雷炳林及其发明为例看我国近代纺织科研发展 |
6.3.1 雷炳林对纺织科研的贡献 |
6.3.2 雷炳林发明对近代纺织科研的带动 |
小结 |
参考文献 |
7 近代纺织期刊Ⅰ(院校出版)建制化 |
7.1 近代纺织期刊建制的重要性 |
7.2 近代纺织期刊概述 |
7.3 南通学院纺织科的几种纺织期刊 |
7.3.1 《纺织之友》及其历史意义 |
7.3.2 《杼声》 |
7.3.3 《染化月刊》 |
7.3.4 《纺工》 |
7.4 其他院校纺织期刊 |
7.4.1 《纺织染季刊》 |
7.4.2 《纺声》 |
7.4.3 《工学月刊》、《工学季刊》、《工业年刊》及《工业学生自治会会刊》 |
小结 |
参考文献 |
8 近代纺织期刊Ⅱ(出版社、团体发行)建制化 |
8.1 由出版社发行的近代纺织期刊 |
8.1.1 《人钟月刊》 |
8.1.2 《纺织周刊》 |
8.1.3 《染织纺周刊》 |
8.1.4 《纺织世界》 |
8.1.5 《棉业月报》 |
8.2 学术团体创办的近代纺织期刊 |
8.2.1 《公益工商通讯》 |
8.2.2 《纺织年刊》与《中国纺织学会会刊》 |
8.2.3 《纺织染工程》 |
8.3 行业团体、机构创办近代纺织期刊 |
8.3.1 《纺织建设月刊》和《纺建》 |
8.3.2 《棉纺会讯》 |
8.3.3 《棉业月刊》 |
8.3.4 《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和《纺织时报》 |
小结 |
参考文献 |
9 结论 |
9.1 近代纺织教育建制化 |
9.2 近代纺织共同体建制化 |
9.3 近代纺织科研建制化 |
9.4 近代纺织期刊建制化 |
9.5 近代纺织学科建制化小结、启示及展望 |
9.5.1 近代纺织学科建制小结 |
9.5.2 近代纺织学科建制对现在的启示 |
9.5.3 对纺织学科建制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总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10)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资料来源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1867-1965年法国纳西学研究的背景 |
第一节 1867-1965年的法国与世界形势 |
第二节 殖民扩张和福音传播 |
一、法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 |
二、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西南 |
第三节 法国东方学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萌芽时期(1867-1899) |
第一节 纳西语料的收集与初步研究 |
一、安邺的语言记录 |
二、德斯高丹神父词表的研究与意义 |
三、拉古伯里的纳西语言系属关系探索 |
第二节 东巴经的收集与初步研究 |
一、德斯高丹神父的东巴经收集和德微理亚的展示 |
二、拉古伯里、德微理亚的纳西文字研究 |
三、鲍楠的东巴经收集及译注 |
四、亨利·奥尔良王子的东巴经收集与译注 |
第三节 族群和宗教的初步研究 |
一、族称和分布 |
二、族群关系 |
三、宗教及其它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发展时期(1900-1911) |
第一节 地方史料的法译及史地研究 |
一、宋嘉铭与《南诏野史》 |
二、苏利与《滇系》节选 |
三、夏之时与《法文中国坤舆详志》与《略志》 |
第二节 纳西语言文字研究 |
一、鲍楠词表的研究及意义 |
二、玛德罗尔与彭茂美神父词表的研究及意义 |
三、高尔蒂耶的词表及意义 |
四、高尔蒂耶的纳西文字研究 |
第三节 纳西社会风俗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史地研究(1912-1965) |
第一节 沙畹与《线路指南》和《丽江史地注释》 |
一、线路指南 |
二、丽江史地注释 |
第二节 沙畹与《木氏宦谱》 |
一、洛克对沙畹《木氏宦谱》评述的考辩 |
二、沙畹与杨慎的《木氏宦谱·序》 |
三、沙畹对《木氏宦谱》的考证、评述及其启示 |
第三节 沙畹与石鼓碑文 |
一、研究目的及方法 |
二、石鼓正面碑文考证 |
三、沙畹石鼓碑刻研究的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语言、文字研究(1912-1965) |
第一节 巴克的纳西语词表研究 |
一、巴克纳西语词表概况 |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采样 |
三、巴克的转写及对应的国际音标(IPA) |
四、巴克词表的意义 |
第二节 巴克的纳西语语法研究 |
一、词法 |
二、句法 |
第三节 巴克与劳费尔的纳西语语言系属关系研究 |
第四节 普鲁斯基的纳西语研究 |
第五节 巴克的文字研究 |
一、巴克的东巴经收藏及译注 |
二、巴克的纳西文字字典 |
三、巴克纳西文字研究的价值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社会及宗教研究(1912-1965) |
第一节 巴克对纳西族地区的实地考察 |
第二节 纳西族名称、分布与迁移 |
第三节 纳西其它社会风俗 |
一、外貌及服饰 |
二、其它风俗 |
第四节 纳西宗教研究 |
一、多种宗教并存及影响 |
二、纳西人“自己的”宗教及仪式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
第一节 对法国东方学、汉学研究的影响 |
第二节 对西方各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
第三节 对中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德斯高丹神父的东巴经手稿《抠古鬼的来历·请多格神》 |
附录二 :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部分东巴经馆藏 |
附录三 :亨利·奥尔良《从东京湾到印度》中的东巴经手稿及译注 |
附录四 :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藏巴克捐赠的纳西族文物 |
附录五 :德斯高丹神父词表-维西纳西语-丽江纳西语词汇对照表 |
附录六 :拉古伯里收录的吉尔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的么些手稿 |
附录七 :德微理亚《中国安南边境》中的东巴经手稿 |
附录八 :高尔蒂耶《麽些》中刊布的巴克东巴经书及纳西白描线稿 |
附录九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方国瑜先生石鼓碑文拓片 |
附录十 :巴克字典与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对应 |
附录十一:巴克“么些人居住的中国西部”地图 |
致谢 |
四、台湾现代书评史述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2]明人笔记考论[D]. 马兴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3]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4]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D]. 徐世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5]学术转型视野下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D]. 胡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6]台湾现代书评史述略[J]. 郑建明. 出版发行研究, 1998(01)
- [7]宫宏宇中国音乐史学成果研究[D]. 王艺青.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8]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D]. 吴凌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9]中国近代纺织学科建制化研究[D]. 苏轩. 东华大学, 2015(07)
- [10]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D]. 木艳娟.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