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7—18世纪汉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沈思芹[1]（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认为《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季南[2]（2015）在《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书籍交流在文化交流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承载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深入细致地了解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具体情形,分析朝鲜汉籍与中国汉籍之间的关系,阐明书籍辩诬的政治意义,对深刻理解朝鲜文化建设、朝鲜与中国的文化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朝鲜王朝与明、清的书籍交流为研究对象,依据《明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燕行录》《韩国文集丛刊》《增补文献备考》等中韩文献资料,论述了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背景、书籍交流的途径、类型及特征,分析了朝鲜汉籍与中国书籍的文化关系以及朝鲜通过书籍辩诬表现出的对宗藩关系的诉求,阐释了书籍交流给两国带来的影响。全文由绪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目的、意义,介绍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对相关概念以及时间断限进行界定,说明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至第五章为本论部分。第一章“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背景”。简要描述了朝鲜半岛三国时代以及高丽时代中朝书籍交流的历史；阐释朝鲜王朝与明、清进行书籍交流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明朝的睦邻友好政策、清朝入关后的儒化努力以及对朝鲜的德化政策是两国书籍交流展开的政治基础,明清图书编撰刊印事业的繁荣为两国的书籍交流创造了条件；朝鲜好学君主的文化政策以及对明清的不同文化心态对朝鲜与明、清书籍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章“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具体情形”。在朝鲜王朝对华外交原则下,中朝之间的书籍交流通过明、清赴朝敕使和朝鲜朝天使、燕行使来实现。在明代,以明朝赐书和朝鲜官方求赐为主,兼有使行购贸以及使臣之间互赠书籍。到了清代,清代皇帝赐书的情形并不多见,而以燕行使购书为主。清代,燕行使臣和清代学人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中朝之间书籍的交流。尤其是在晚清时期,朝鲜人积极主动将朝鲜国内的汉文着作带到中国,使“小中华意识”得到感知。朝鲜王朝与明、清的书籍交流是双向的,只是流入中国的朝鲜汉籍在数量和种类上远不及中国汉籍的输出。第三章“书籍辩诬——朝鲜王朝对宗藩关系的诉求”。朝鲜王朝围绕《大明会典》、《吾学编》《弁山别集》等明代野史、《两朝从信录》、《明纪辑略》、《廿一史约编》、《清文献统考》等清代史书对明、清展开的辩诬交涉已经突破了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升为两国政治交涉的重要内容之一。书籍辩诬是朝鲜王朝在朝贡册封体制下维护现实利益的必然选择；明清朝廷作为宗主国控制着辩诬的节奏和进程,也从维护自身正统和维持宗藩秩序的实际需要出发有张有弛地处理朝鲜的书籍辩诬。第四章“从朝鲜汉籍的形式看中朝书籍间的文化关系”。以个案分析的形式阐释朝鲜对中国书籍的接受方式,即对中国着述体式的模仿和沿袭,对中国着述的评选和改编以及对中国着述的翻译和注解,以考察中朝汉籍关系作为切入角度,透视古代汉文化和朝鲜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五章“书籍交流对中朝两国的影响”。如同书籍交流是双向的一样,书籍交流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是双方面的,只不过有影响大小的差别。明清时期,中国书籍源源不断地流入朝鲜,对推动朝鲜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朝鲜人通过诸多努力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还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朝鲜“华夷观”作出内部调整,中国书籍的流入,促进了朝鲜文献学的发展,更带动了朝鲜汉文创作的繁荣；同样,朝鲜文化的价值也逐渐被中国文人所认识和接受,朝鲜汉籍的流入,不仅增加了中国的藏书量,更丰富了中国文学、学术研究的内容。结论部分,从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动机、书籍交流背后的政治意义、书籍交流与华夷观的关系、书籍交流的媒介等方面总结了全文要点,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邹振环[3]（1998）在《17—18世纪汉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 朝鲜接触天主教的时间较中国与日本为晚。早在1549年8月15日,西班牙耶稣会士方济名·沙勿略（Francisco de Xaxier）与托尔勒斯（Cosme de Torres）、费尔南迪斯（Joao Femandes）、日本萨摩武士弥次郎及其弟约翰、仆人安东尼奥一行六人,乘中国帆船抵达了鹿儿岛,并会见了领主岛津贵久,准许传教。这是天主教传入
邹振环[4]（1998）在《17—18世纪汉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 朝鲜接触天主教的时间较中国与日本为晚。早在1549年8月15日,西班牙耶稣会士方济名·沙勿略（Francisco de Xaxier）与托尔勒斯（Cosme de Torres）、费尔南迪斯（Joao Femandes）、日本萨摩武士弥次郎及其弟约翰、仆人安东尼奥一行六人,乘中国帆船抵达了鹿儿岛,并会见了领主岛津贵久,准许传教。这是天主教传入
柳岳武[5]（2020）在《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及对中国“天下体系”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康熙至嘉庆间,在京传教士和朝鲜人士以教堂为基地、以一届届来华燕行使为媒介,分阶段、多途径地经由中方,将天主教传入了朝鲜。与之对应,朝鲜方也经历了一个由初期抵制,到逐渐崇信,乃至皈依的过程。虽同属"夷教",然清代朝鲜人自始至终均抵制藏传佛教,却又最终接纳了天主教,这实质上反映了朝鲜人对新的"天下秩序"的思考与选择。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不只是将天文历法、科学知识、西洋宗教等输入了朝鲜,更使朝鲜人由此前的"罢黜诸教"、"独尊儒学",拐向皈依基督教和诸教"回归"之路;某种程度上对中朝双方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瓦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
韩二帅[6]（2014）在《回顾与展望:中韩建交以来国内的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国内关于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的研究取到了丰硕成果。主要体现在:基督教正式传入朝鲜半岛前的研究、在朝鲜半岛传播历史的研究、教案研究、基督教与朝鲜半岛近代化的研究、基督教与朝鲜半岛政治的研究以及基督教史的比较研究等。中韩建交以来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的兴盛,得益于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经济合作的增强和两国文化自古以来的密切联系。
王申[7]（2018）在《西学东渐视野下的明末清初汉语天主教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针对汉语天主教文献传递的新知识,学界或以单一文本,或以某一专科,或以个体传教士的贡献,或以中西思想互动的视角展开讨论。对于汉语天主教文献的编辑刊刻流传过程,学界主要从整体上介绍,注重北京、广州等主要出版地的刊刻情况,多关注单本书的流传状况以及这些书在东亚地区的流传。基于此,学界针对汉语天主教文献的研究存在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深度不够、游离于主流学界等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翟金明[8]（2017）在《文本的力量 ——以朝鲜汉籍所涉《史记》《汉书》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借助“汉文化整体研究”以及传播学、文本学理论,利用朝鲜李朝实录与朝鲜文集等史料,叙述了《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传播与接受的相关史实,并探讨两书作为历史文本在“事、文、义”方面表现出来的力量。魏晋时期,《史记》《汉书》开始向朝鲜半岛传播,以官方赐予为主,民间书籍交流也是一种补充方式。不过,中国历代王朝存在的史书“不宜在诸侯王”的观念,限制了《史记》《汉书》在域外的传播。尽管如此,在高丽、朝鲜时代,《史记》《汉书》还是得到了官方的提倡与印行,为经筵读史和以史为鉴提供了文本。早在高丽时期,就出现了以宋本为底本的雕版印刷的《史记》《汉书》。朝鲜时代则存在庚子字本、甲寅字本、显宗实录字本等金属活字印本。其中庚子字本和甲寅字本分别以元代彭寅翁本《史记》、大德九年（1305年）本《汉书》为底本,显宗实录字本则以明代《史记评林》《汉书评林》为底本。但是,朝鲜君臣出于“不过文章家类”的论断,删掉了朝鲜本史汉《评林》的上栏评语。可见,《史记》《汉书》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在被接受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化”色彩的历史文本。从朝鲜时代书目着录的《史记》《汉书》版本来看,以朝鲜本为主,中国本只占少数。朝鲜时代接受《史记》《汉书》的各种表现,与当时的程朱理学和古文风气有着密切关系。《史记》《汉书》与儒家经典、程朱理学、《通鉴》、《纲目》等均作为经筵召对时和讲读书籍,不仅为了以史为鉴,还在于阐明义理,使经史互相发明。高丽时代的《三国史记》和朝鲜时代的《高丽史》受《史记》等纪传体正史的影响,表现在确立本国正史,显示正统,体现民族与国家意识等方面。朝鲜文人认为史汉文章“记事有法”,所以选择部分篇目,编为选本,作为常备书籍,读至千遍,并主张“文理兼通”。儿童学习文章写作时,也以史汉选本作为教材。而且,《史记》《汉书》在作为“美丽文章”的同时,还是记载史实的历史文本,因而在朝鲜时代科举考试和政治生活中,其史实也往往被作为经典事例引用,以此来借鉴两汉的文风与治道。朝鲜时代书目中着录的大量史汉选本,其产生的原因与朝鲜时代书籍的缺乏、抄书现象的普遍有关,更直接受到当时的古文风气,推崇两汉治道,以及《史记》《汉书》所载“历史故事”等方面的影响。《古文真宝》《文章正宗》等中国古文选本,以及明代古文秦汉派及其着作成为朝鲜时代史汉选本的思想与文本来源。这些史汉选本为朝鲜时代人士的读史、求治、古文写作提供了范本,并成为日常必备书籍。朝鲜文人通过对史汉选本风格和水平的评论,提出“文主于理”的观点。可见,这些书籍并不能作为《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存在方式,而仅是朝鲜时代接受《史记》《汉书》的重要表现之一。朝鲜文人在接受《史记》《汉书》文章与史实的同时,也对其进行评论,主要表现在史汉文章论与史论散文两方面,而涉及史学研究及考订的情况较少。一方面,朝鲜文人肯定《史记》《汉书》文章在叙事方面的成就,并认为《汉书》逊于《史记》;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史汉体例与书法不符合义理的方面提出了批评。朝鲜文人对于《史记》《汉书》中史实的评论（史论、史论散文）,受程朱理学及宋儒史论散文的影响,呈现出“理学化”的特点,成为表达儒者历史观与进行哲学思考的一种方式,将义理的“普遍性”通过史实的“特殊性”进行表达和强化,因而与史学的关系比较疏远。不过,出于文理兼通与格物致知的需求,朝鲜文人对《史记》《汉书》仍有一些考证与注解,校订了一些文本的错误,但相关成果比较分散,且多以事理进行推断,较少利用考据方法的进行研究。从朝鲜时代将史汉《评林》的上栏评语删去以及史汉选本多抄录原文来看,朝鲜文人更加重视“原典”。他们对史汉文本句读、字音、字义、注解的相关成果,更多为了学习文章写作的需要。至于黄胤锡的《前汉书律历志解》与丁若镛的《班固艺文志论》,则是为了研究“三统历”和易学,虽然涉及对相关文本的校订,但不属于史学研究。不过,这些成果对于我们阅读《史记》《汉书》,研究先秦、秦汉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并未得到充分重视。所以,我们对于两书在朝鲜时代传播与接受的评价,仍需要更为具体地分析。《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传播与接受与当时历史、文化、思想、文学等领域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史记》《汉书》文本在正统文学与义理史学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力量,并不具有惟一性,而是与其他典籍共同作用,从而显示了两书作为历史文本的共性与个性。这些属性有时摆脱了《史记》《汉书》作为中国纪传体史书的标签,而更多被视为具有文章和叙事两方面价值的历史文本,展示出独特的力量。这一点或许是现代学者对《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表现关注不够的重要原因。同时,从汉文化圈范围来说,日本有关《史记》《汉书》的版本以及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也显示出同一种文本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存在的不同表现。这或许可以为东亚诸国近代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视角。
杨雨蕾[9]（2015）在《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赵长江[10]（2014）在《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是中西互识的一个世纪,也是中西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与交流的一个世纪。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中,中国农业文明做出了积极回应。在这一中西互识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了中国文化典籍,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至19世纪末,国情介绍性的着作越来越少,翻译作品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史。本研究属于翻译史的研究范畴,但不是西方文化典籍译入史,而是中国文化典籍译出史。本文以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兼及19世纪之前和20世纪。本文分为4个板块：一、追溯19世纪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转译文本,目的是理清天主教传教士拉丁语、法语等译本及其与英语转译文本的关系,为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寻找源头；二、弄清了19世纪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动机与目的、译本面貌、翻译策略、翻译思想,耶儒道之间的比较与交流、翻译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在“中学西渐”中所起的作用,等等；三、提出并厘定了“侨居地翻译”概念,对侨居地翻译的主体身份、文化心态、主客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与定位,以及与殖民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四、理出了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走势：从世俗化翻译到学术化翻译。特点有：译者身份多样化、译本趋向电子化、翻译理论繁荣发展等。在这4个板块中,重点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通过研究,梳理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两条主线：传教士英译中国儒道典籍和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典籍,以及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新教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主线。由于19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渠道不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三字经》、“四书”等,在西方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价值和成就不大。下半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出现高潮,儒释道三家的主要典籍都被成了英语,有些典籍还不止一种译本。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传教服务,译本有耶儒道融合的痕迹,学术研究价值巨大。同时也出现了汉学研究的苗头。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思想,译者多采用汉英对照和厚重翻译。外交官出于认识中国的目的,在19世纪上半期比较关注中国的流行作品,从中把握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道德品质、精神气质等,为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服务。译文注重信息传递,文学性和可读性稍差。下半期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中国一流的作品,目的是让西方人明白,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其文明程度处在欧洲中等水平（翟理斯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翻译的立意和文学性都高于上半期。外交官和传教士退休后都成了汉学家,其翻译与汉学研究并重,为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奠定了基础。期刊上的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翻译以蒙学典籍和文学典籍为主,目的是想通过这两类译着介绍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状,进而为传教和汉学研究服务。期刊分国内和国外两种,译者是侨居在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等,他们的翻译和观点影响了英美读者对中国的看法,以及英美对华政策,在中西交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汉英词典主要译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其他学者编写的字典,其中夹带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译例,无形中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学习汉语和英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必须借助这些汉英词典,对其翻译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本文提出“侨居地翻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研究了侨居地译者的文化心态、合作翻译、赞助出版、文化传播等。结果发现,译者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越能理解中国文化,殖民心态也越弱。在翻译上,强调两种文化的共性,有融合中西文化的倾向。从效果上看,融合翻译的混杂性易产生“第三空间”,并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此外,还提出了典籍翻译理论研究要以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为基础,以经文辩读作为方法论,借鉴西方现代译论中宽阔的视野和思辨精神,融合现有典籍翻译理论,形成有理论体系的典籍翻译理论。本研究将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放到中西文明史的框架中去考察,发现翻译实际上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对它进行研究不仅可为中英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等提供借鉴,甚至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促进意义。此外,希望本研究对翻译学科建设、典籍复译,以及整个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17—18世纪汉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7—18世纪汉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背景 |
| 1.1 早期中朝书籍交流 |
| 1.1.1 朝鲜半岛三国与中国诸政权的书籍交流 |
| 1.1.2 高丽与宋、辽、金、元的书籍交流 |
| 1.2 明、清书籍事业的繁荣及其对朝政策 |
| 1.2.1 明清书籍编纂、刊印事业的繁荣 |
| 1.2.2 明朝的睦邻友好政策 |
| 1.2.3 清朝的儒化努力及入关后对朝鲜的德化政策 |
| 1.3 朝鲜两班文化及其对明、清的文化心态 |
| 1.3.1 朝鲜君臣的儒学追求 |
| 1.3.2 朝鲜王朝对明、清的文化心态 |
| 第二章 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具体情形 |
| 2.1 朝鲜王朝与明朝的书籍交流 |
| 2.1.1 朝鲜王朝与明朝书籍交流的形式 |
| 2.1.2 朝鲜王朝与明书籍交流的内容 |
| 2.1.3 朝鲜王朝与明书籍交流的特点 |
| 2.2 朝鲜王朝与清朝的书籍交流 |
| 2.2.1 朝鲜王朝与清朝书籍交流的途径 |
| 2.2.2 朝鲜王朝与清朝书籍交流的内容及特点 |
| 第三章 书籍辩诬——朝鲜王朝对宗藩关系的诉求 |
| 3.1 朝鲜对明朝的书籍辩诬 |
| 3. 1.1基于《皇明祖训》的辩诬 |
| 3.1.2 基于《大明会典》的辩诬 |
| 3.1.3 基于明季私撰史书的辩诬 |
| 3.2 朝鲜对清朝的书籍辩诬 |
| 3.2.1 基于“仁祖反正”的野史辩诬 |
| 3.2.2 基于《明纪辑略》的辩诬 |
| 3.2.3 基于《清文献通考》、《廿一史约编》的辩诬 |
| 第四章 从朝鲜汉籍的形式看中朝书籍间的文化关系 |
| 4.1 对中国着述体式的模仿和沿袭 |
| 4.1.1 《高丽史》对中国正史纪传体式的沿袭 |
| 4.1.2 《东国舆地胜览》对中国地理志的全面模仿 |
| 4.1.3 《东文选》对中国选本体例的沿袭 |
| 4.2 对中国着述的评选(节要)和改编 |
| 4.2.1 对中国着述的评选(节要) |
| 4.2.2 对中国着述的改编 |
| 4.3 对中国着述的翻译(谚解)、注解 |
| 4.3.1 对中国着述的翻译(谚解) |
| 4.3.2 对中国着述的注解 |
| 第五章 书籍交流对中朝两国产生的影响 |
| 5.1 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对中国的影响 |
| 5.1.1 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 |
| 5.1.2 保存了大量中国汉籍 |
| 5.2 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对朝鲜的影响 |
| 5.2.1 推动了《训民正音》的创制 |
| 5.2.2 促使朝鲜华夷观的变化和调整 |
| 5.2.3 促进了朝鲜文献学的发展 |
| 5.2.4 带动了朝鲜汉文创作的繁荣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表1：正祖朝燕行使臣购买书籍目录 |
| 附表2：朝鲜王朝编纂的中国诗文选集 |
（3）17—18世纪汉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东传朝鲜的汉文天主教典籍 |
| 二《天主实义》与一般教理的批判 |
| 三《七克》与天主教补儒论 |
| 四《灵言蠡勺》的灵魂论批判 |
| 五《真道自证》等的伦理思想批判 |
| 六汉文天主教典籍东传朝鲜的特点 |
（6）回顾与展望:中韩建交以来国内的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基督宗教正式传入朝鲜半岛前的研究 |
| 1.燕行使与传教士的交往研究 |
| 2.天主教典籍在朝鲜半岛传播的研究 |
| 二基督宗教在朝鲜半岛传播历史的研究 |
| 1. 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 |
| 2. 基督新教在朝鲜半岛迅速盛行的原因 |
| 3. 传教策略与朝鲜半岛教会本土化 |
| 三朝鲜半岛基督教教案研究 |
| 1. 教案发生的原因及影响 |
| 2.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冲突 |
| 3. 中韩教案的比较研究 |
| 四基督教与朝鲜半岛近代化的研究 |
| 1. 基督教与朝鲜半岛社会发展 |
| 2. 基督教与中韩妇女运动的比较研究 |
| 3. 基督教与朝鲜半岛近代教育、医疗事业 |
| 五基督教与朝鲜半岛政治的研究 |
| 1. 基督教与朝鲜半岛宗教政策 |
| 2. 朝鲜半岛传教士与基督徒的个案研究 |
| 3. 韩国教会海外传教运动研究 |
| 小结 |
（7）西学东渐视野下的明末清初汉语天主教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汉语天主教文献传递的新知识 |
| 二汉语天主教文献的编辑刊刻和流传过程 |
| 余论 |
（8）文本的力量 ——以朝鲜汉籍所涉《史记》《汉书》资料为基础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文本是一种力量 |
| 一、从“文本”到“历史文本” |
| 二、“事、文、义”——《史记》《汉书》文本的力量 |
| 三、汉唐以来《史记》《汉书》传播的特点 |
| 四、朝鲜汉籍所涉《史记》《汉书》资料 |
| 五、“汉文化整体研究”与“多元一体”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 |
| 一、《史记》《汉书》向朝鲜半岛的传播 |
| 二、《史记》《汉书》在朝鲜的刊刻、抄选 |
| 三、《史记》《汉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
| 四、朝鲜文人的《史记》《汉书》评论 |
| 五、朝鲜文人的《史记》《汉书》注解 |
| 第三节 基本思路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史记》《汉书》向朝鲜半岛的初传 |
| 第一节《史记》《汉书》传播条件的形成 |
| 一、《史记》《汉书》的空间传播 |
| 二、《史记》《汉书》文本的发展 |
| 第二节《史记》《汉书》向朝鲜半岛的初步传播 |
| 一、汉字、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发展 |
| 二、《史记》《汉书》初传朝鲜半岛的时间探析 |
| 第三节《史记》《汉书》向域外传播的特点及方式 |
| 一、《史记》“不宜在诸侯王” |
| 二、唐代以后《史记》《汉书》向朝鲜半岛传播的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史记》《汉书》在朝鲜半岛的刊印 |
| 第一节 从写本到刊本——高丽时代的《史记》《汉书》文本 |
| 第二节《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刊刻 |
| 一、朝鲜时代早期对《史记》《汉书》的重视 |
| 二、庚子字本《史记》与彭寅翁本的关系 |
| 三、庚子字本《汉书》与元大德九年本的关系 |
| 四、甲寅字本《史记》《汉书》 |
| 第三节《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在朝鲜的流传 |
| 小结 |
| 第三章《史记》《汉书》在朝鲜时代的存在方式 |
| 第一节 朝鲜时代书目概况 |
| 一、朝鲜时代书目的特色 |
| 二、对朝鲜时代书目的评价 |
| 第二节 书目着录《史记》《汉书》的特点 |
| 小结 |
| 第四章 朝鲜时代对《史记》《汉书》的接受 |
| 第一节 朝鲜时代之前《史记》《汉书》的受容情况 |
| 一、史汉典故与儒家思想 |
| 二、经史并重，古为今用 |
| 三、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
| 四、文章当须慕班马 |
| 五、成一家之史 |
| 六、理学影响下的高丽文人史论 |
| 第二节 朝鲜时代接受《史记》《汉书》的表现 |
| 一、与性理之书相为体用 |
| 二、纪传体史书与正史观念 |
| 三、文当期于班马 |
| 四、重视两汉历史 |
| 第三节 史汉选本及其特点 |
| 一、产生原因探析 |
| 二、内容来源及特点 |
| 三、史汉选本之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朝鲜文人的《史记》《汉书》评论及研究 |
| 第一节 朝鲜文人的《史记》《汉书》文章评论 |
| 一、取其文，不取其意 |
| 二、以义理批评《史记》《汉书》 |
| 第二节 朝鲜文人的史论散文与史论 |
| 一、史论散文的“理学化” |
| 二、文章与义理——阅读《史记》《汉书》的方式 |
| 三、李敏求的《读史随笔》 |
| 第三节 考证与注解 |
| 一、文理兼通与格物致知 |
| 二、阅读与注解 |
| 三、黄胤锡的《前汉书律历志解》 |
| 四、丁若镛的《班固艺文志论》 |
| 小结 |
| 余论朝鲜、日本、越南接受《史记》《汉书》的初步比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表1 朝鲜时代书目着录《史记》《汉书》情况一览表 |
| 表2 奎章阁曝书目录 |
| 表3 朝鲜时代史汉选本书目 |
| 表4 韩国（朝鲜）历史年代表（三国至朝鲜时代）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外贸易方面的研究 |
| （一）宋元时期 |
| 1．市舶制度 |
| 2．贸易港口 |
| 3．贸易往来的地区和货物 |
| （二）明清时期 |
| 1．明代的海外贸易 |
| 2．清前期的海外贸易 |
| 3．鸦片战争之后的海外贸易 |
| 二、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 |
| （一）稻米之路：史前文化 |
| （二）佛教文化交流 |
| （三）书籍的传播 |
| （四）西学东渐 |
| 三、若干思考 |
（10）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典籍概念及所含内容 |
| 1.1.1 中国文化典籍概念界定 |
| 1.1.2 中国文化典籍所含内容 |
| 第二节 选题范围和研究问题 |
| 1.2.1 选题范围 |
| 1.2.2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1.3.1 选题的缘由 |
| 1.3.2 选题的意义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1.4.1 翻译学着作 |
| 1.4.2 中西文明史、文化交流史和史学着作 |
| 1.4.3 传教士和汉学着作 |
| 1.4.4 博士论文 |
| 1.4.5 资料性和启发性着作 |
| 1.4.6 国外和海外华人的着作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创新点 |
| 第六节 论文的结构安排和各章内容 |
| 1.6.1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6.2 各章内容 |
| 第二章 序幕：19世纪之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西译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翻译背景 |
| 2.1.1 新航路的发现促进了东西方的接触 |
| 2.1.2 西方的宗教改革和扩张引发了海外传教浪潮 |
| 2.1.3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思想基础 |
| 第二节 从拉丁语、法语到英语转译 |
| 2.2.1 中国文化典籍西译起因与目的 |
| 2.2.2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翻译与影响 |
| 2.2.3 英语转译文本的缘起及其作用 |
| 第三节 《赵氏孤儿》的翻译及影响 |
| 2.3.1 《赵氏孤儿》的翻译与流传 |
| 2.3.2 伏尔泰与《中国孤儿》 |
| 2.3.3 中国形象的走向：从赞美到贬低 |
| 第三章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之发轫 |
| 第一节 马士曼英译《论语》和《大学》 |
| 3.1.1 《论语》英译动机：汉语学习及传播中国礼仪 |
| 3.1.2 逐字对译：扭转耶稣会士的美化翻译 |
| 第二节 小斯当东的英译原则：实用第一 |
| 3.2.1 小斯当东英译《大清律例》：开启中国法律英译的先河 |
| 3.2.2 小斯当东英译《异域录》：关注边疆题材和民族典籍 |
| 3.2.3 小斯当东对翻译的贡献与影响 |
| 第三节 马礼逊：传播中国文化的奠基人 |
| 3.3.1 马礼逊的英译作品：开启英译中国文化的大幕 |
| 3.3.2 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传播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 |
| 3.3.3 马礼逊：传教士和文化使者 |
| 第四章 传教士英译中国儒道经典 |
| 第一节 柯大卫“四书”英译：尊耶贬儒的典型代表 |
| 4.1.1 “四书”的第一个英语译本 |
| 4.1.2 柯大卫的翻译思想：译儒攻儒,传播福音 |
| 第二节 承前启后的翻译家麦都思 |
| 4.2.1 编译对话：通过翻译学习汉语并传播中国文化 |
| 4.2.2 《书经》英译：从历史经典中寻求资源 |
| 第三节 理雅各：打开中国思想的大门 |
| 4.3.1 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将中国的学问与知识传到西方 |
| 4.3.2 理雅各英译《东方圣书》：耶儒道比较、融合与补充 |
| 4.3.3 儒道经典术语英译：永远的难题 |
| 4.3.4 “以意逆志”的翻译思想 |
| 第四节 《道德经》最初的三个英语译本 |
| 4.4.1 湛约翰译本：哲学、政治诠释 |
| 4.4.2 巴尔富译本：道是自然 |
| 4.4.3 保尔·卡鲁斯译本：报怨以德 |
| 第五章 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典籍 |
| 第一节 德庇时英译中国文学典籍：通过翻译认识中国 |
| 5.1.1 小说英译：信息——美学原则 |
| 5.1.2 戏剧英译：用西方戏剧理论解读中国戏剧 |
| 5.1.3 《汉文诗解》：西方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诗歌的专着 |
| 第二节 翟理斯的英译轨迹：从文学翻译到汉学研究 |
| 5.2.1 《聊斋志异》英译：让中国人自己说话 |
| 5.2.2 《古文选珍》：传递中国思想 |
| 5.2.3 《古今诗选》：韵译中国古诗 |
| 5.2.4 《庄子英译》：以庄解庄 |
| 5.2.5 《中国文学史》：让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融入世界 |
| 5.2.6 汉英词典编纂：从马礼逊到翟理斯 |
| 第六章 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 |
| 第一节 《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 |
| 6.1.1 中国英文期刊的历史轨迹：从《中国丛报》到《中国评论》 |
| 6.1.2 蒙学典籍英译：否定中国的基础教育 |
| 6.1.3 文学典籍英译：追寻中国的现实 |
| 6.1.4 《南京条约》中英文版：传教士与政治的密切联系 |
| 第二节 其他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 |
| 6.2.1 期刊典籍英译的广泛性：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 |
| 6.2.2 期刊英译长篇小说的轨迹：以《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为例 |
| 第七章 殖民视阈中的“侨居地翻译” |
| 第一节 殖民主义和“侨居地翻译” |
| 7.1.1 殖民与中国文化典籍英译 |
| 7.1.2 “侨居地翻译” |
| 第二节 “侨居地翻译”中的合作翻译与译作出版 |
| 7.2.1 “侨居地翻译”的优势：合作翻译 |
| 7.2.2 “侨居地翻译”中的出版商、赞助人和读者 |
| 第三节 “侨居地翻译”中的译者思想和中国文化 |
| 7.3.1 译者思想演变轨迹：从对立到宽容 |
| 7.3.2 主客文化或强弱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
| 7.3.3 中国文化的西传与接受 |
| 第八章 结语：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走势 |
| 第一节 译者身份变迁：海外汉学家与中国翻译家 |
| 8.1.1 海外译者：从世俗化翻译到学术化翻译 |
| 8.1.2 中国译者：关注中国文化传递 |
| 第二节 汉英词典编纂与刊登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期刊 |
| 8.2.1 从普通汉英词典到专业词典 |
| 8.2.2 中国人的翻译期刊：从《天下》到《中国文学》 |
| 第三节 典籍翻译研究逐渐繁荣 |
| 8.3.1 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8.3.2 西方现代译论和方法论给典籍翻译理论构建带来的启示 |
| 附录 |
| 附录1 17、18世纪主要中国文化典籍西译本 |
| 附录2 与第三章有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译本 |
| 附录3 与第四章有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译本 |
| 附录4 与第五章有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译本 |
| 附录5 与第六章有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译本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读博期间主要成果 |
四、17—18世纪汉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2]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D]. 季南. 延边大学, 2015(12)
- [3]17—18世纪汉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J]. 邹振环. 韩国研究论丛, 1998(S1)
- [4]17—18世纪汉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J]. 邹振环. 韩国研究论丛, 1998(S1)
- [5]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及对中国“天下体系”的影响[J]. 柳岳武. 社会科学, 2020(03)
- [6]回顾与展望:中韩建交以来国内的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J]. 韩二帅. 当代韩国, 2014(01)
- [7]西学东渐视野下的明末清初汉语天主教文献研究[J]. 王申. 宗教与历史, 2018(02)
- [8]文本的力量 ——以朝鲜汉籍所涉《史记》《汉书》资料为基础的研究[D]. 翟金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 [9]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J]. 杨雨蕾.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06)
- [10]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 赵长江. 南开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