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口服装在日本市场所占比重增大（论文文献综述）
王国秀,陈家骥,李垚,王琳,凌微子,林佳珣,高圣淦,粟端[1]（2021）在《中国制造年度实力榜——2020—2021年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复工复产"既是当年我国媒体十大新词之首,更是外贸回归正轨甚至实现自我超越的一大动力。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在2020年迎来了难得的发展空间,在工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装备制造业竞争力也稳步提升。在压力挑战中发掘深层动力,在多重目标间寻求最佳平衡,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发力。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2]（2021）在《2021年上半年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预计全年出口实现小幅增长》文中认为总体形势2021年上半年,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呈现良好增长态势,但企业利润普遍受到挤压从数据上看,2021年上半年,我国纺织服装出口整体呈现良好、健康的增长态势,在高基数的影响下仍增长12.8%,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全部实现双增长（与2020年和2019年同期比）。在实地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在手订单充足,工厂开工率饱满。
韩美琳[3]（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卢思蓓[4]（2021）在《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农氏垂[5]（2021）在《越南服装出口美国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李晓鹏[6]（2021）在《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提出城镇化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载体,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必由之路。日本城市化发展已在上世纪末基本完成,且经验良多,能够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60.6%,成绩斐然。但相比于成熟工业化国家近80%的城镇化水平,中国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速放缓及前期积累的城镇化问题集中释放的背景下,中国当前及未来城镇化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无论从前期理论研究还是从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实践来看,财政支出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财政支出的推动作用,但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某些问题,部分也由财政支出问题所致,并且多数城镇化问题也必须通过财政支出手段予以解决。面对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与中国部分制度问题的阻滞,迫切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与革新财政支出机制来解决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城镇化问题,以推动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文章核心点是研究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在论文思路与结构安排上,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多维度分解,将财政支出分解为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四个维度,将城镇化分解为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与城乡关系四个维度,进而确定两个核心概念相应维度之间的多个重要关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文章将对日本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城市化发展中财政支出作用的多维度分析作为研究起点,并在日本经验启示的基础上确定研究方向与研究框架。在中国实践部分的行文安排上,论文采用发展实践概述、理论与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的研究脉络。文章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日本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主要是战后）,城市空间布局经历由失衡到均衡的序贯增长过程,城乡关系状况良好（主要是战后）。战前与战后实践总体表明,日本城市化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但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规模的过大或过小都将对城市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日本战前生产性财政支出水平极高,战后城市化高速增长期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缓慢下降,在城市化后期消费性或民生性财政支出显着增加。战前财政集权致使城市空间发展极化;战后日本市町村的财政分权态势较为均衡,城市化空间形态也呈现先“聚”后“散”的序贯特征,大中小城市发展整体较为均衡。日本财政支出对农业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农业兼业经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经验对理论分析框架的建立及对中国从财政支出方面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启示。第二,在公共产品非过度拥挤状态下,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经济集聚水平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提升也会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在实际中表现为在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收入分配与福利公平需求方面,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的空间经济数理模型分析发现,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集聚或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基于198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分别进行静态面板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计量分析,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第三,财政支出结构的适时调整能够从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更好满足居民公共产品偏好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与福利不公平状况、提升城镇空间综合承载力四个方面推动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提升。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模型分析发现,由公共资本效率与公私产品偏好结构变化所推动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及流动均衡具有重要影响。基于1982-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协整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中服务性支出比重与城镇化质量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省级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得出了财政支出结构中各类服务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具体影响。第四,财政分权能够通过财政激励、财政竞争与提升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三个方面提升城镇化效率,但也会因财政资源分配差距产生的“马太效应”而导致城市发展出现两级分化。财政分权、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在公共产品拥挤条件下,财政分权程度会对城镇化水平产生倒“U”型影响,并在土地拥挤假设下得出城市群形态是城镇空间布局的最优形态。对中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与县级地区各层级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的核算结果发现,层级越高的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越高,人口的平均流入规模越大。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与分位数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并且城镇化水平越高,该边际影响越大。第五,财政支出能够扩大城乡市场规模,支撑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但实践中常常因城乡财政配置结构失衡而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当城镇存在公共投资而乡村没有时,农业产出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会拉大;而当公共资本存在并按适当比例向乡村农业转移时,不仅会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7-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分析发现,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产出增加具有正向影响。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于2007-2019年面板校正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增加、服务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与城乡收入比之间虽呈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着。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为:（1）将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财政支出维度）与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城乡关系（城镇化维度）相关联,并根据日本经验与中国城镇化发展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构建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多维度分析框架。（2）将财政支出引入传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空间经济模型,并根据理论分析需要,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模型,财政分权、城市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模型,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模型,并获得有价值的分析结果。（3）在实证研究方法上选用了适用且较为前沿的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时间序列协整分析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方法、多数据类型实证分析,以保障经验研究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赵永斌[7]（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张婷[8]（2021）在《印度与日本双边贸易潜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不断蔓延,这致使全球货物的生产、制造、供应以及物流运输等相关通道都大受限制,全球再次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全球贸易也持续陷入了低迷状态。而国际格局伴随着中美博弈、英国“脱欧”以及RCEP协议的签署等事件而发生变化,这使得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形势加剧以及区域和多边主义合作进一步加强。印度和日本作为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至关重要的两股力量,近年来签署了多项经济、政治、军事等协议,这让印度与日本的关系成为了紧密的“特殊的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印日关系的改善与不断加深的经贸合作,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以此为背景,重点研究印度与日本的经贸合作现状、影响因素以及贸易合作潜力,并提出相关建议。首先,本文分阶段梳理了印度与日本的经贸合作历程,对印日双边贸易的发展现状、进出口市场、贸易结构以及竞争性与互补性进行分析,并总结出印日双边贸易存在的特点以及问题。印度与日本的经贸合作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52-1973年的起步发展阶段、1974-1999年的曲折发展阶段、2000-2011年快速发展阶段以及2012年-至今的徘徊发展阶段。从贸易规模来看,2000-2019年间印日双边贸易规模总体上不断扩大,其年均增幅为6.83%,在2000年印日双边贸易总额为45.33亿美元,而在2019年达至169.96亿美元,其中,当2012年印日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正式生效后,印日双边贸易额达到186.24亿美元的峰值。同时,印度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逐步加大,2000年印度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为8.77亿美元,到了2019年已经翻了大约3翻,此外印度对日本的进、出口额分别占印度和日本进、出口额中的份额逐年下降、上升,但该比值依然较小以及变动幅度不大,这说明印日双边贸易的发展还有待提升的空间。从印日的进、出口市场排名情况得知,双方在各自的进、出口市场的排名都不是很高,但两国依旧保持着较稳定的贸易关系。从印日双方的贸易商品可知,印度主要依赖于进口日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而出口商品类型则从初级产品变为工业制成品。从印日贸易竞争性指数结果看出,印度的SITC-5、SITC-6和SITC-8类产品的世界市场竞争力较强,而日本在SITC-7和SITC-9的竞争力比较强,这表明双方的竞争优势产品有所不同,印度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实力强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对于日本来说,其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比较强。印度与日本在五大重合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并不激烈,这说明印、日之间的贸易竞争性较弱;从贸易互补性指数结果来看,在印度出口日本的十类产品中,SITC-0、SITC-2、SITC-3、SITC-5、SITC-6和SITC-8类商品的互补性较强,而日本出口印度的十类产品中,SITC-6、SITC-7和SITC-9类商品的互补性极强。此外,从印日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看到,两国商品贸易的形式中产业间贸易居多,而产业内贸易还比较少。在SITC-5、SITC-6类商品的印日的贸易往来较为活跃,这说明双方的贸易方式具有改变的可能性。总体来说,印日双边贸易状况呈现出贸易总量少、贸易结构稳中有变、贸易互补性较强的特点,并存在贸易关系不对称、贸易结构不平衡以及贸易摩擦加大的问题。其次,本文构造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得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贸易自由度以及金融自由度对双边贸易起着促进作用和交通运输成本高以及基础设施水平落后阻碍着双边贸易的发展的重要结论。从印日双边贸易潜力值来看,印度与日本的实际双边贸易额与贸易潜力值的差距保持在400-600亿美元之间,可见双方的贸易潜力并未完全发掘出并且存在着较大的潜力,但是双方的贸易潜力值随时间波动的幅度很小,这说明了双方之间的贸易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预计未来在短时间内印日双边贸易规模依然较小。最后,通过对本项的研究,得出一些有利于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启示:其一,加强政治交流,增进互信水平;其二,针对贸易竞争互补性,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其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外贸易效率;其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促进贸易往来便利。
张雪飞[9]（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提出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殷静静[10]（2021）在《建立中国-挪威双边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研究》文中指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谋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提升本国的综合国力。WTO和FTA分别象征着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两者相辅相成。如今,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能够规避贸易壁垒,实现贸易便利化,推动各国参与经济全球一体化。自从WTO多边谈判受阻后,各国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建立自贸区的各项条件。一个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北欧发达的工业化强国,中国和挪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同时挪威也是较早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国和挪威在外交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两国长期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围绕经济、贸易和投资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截止到现在,对挪威而言,中国是其第九大贸易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来源地,对中国而言,挪威是中国在北欧地区的第四大经济与贸易合作伙伴,两国双边贸易量在不断增长。2020年10月份中挪举行经贸协定谈判视频会议,两国围绕自由贸易协定里的内容积极协商。中国与西方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不多,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挪威建立自贸区谈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中国与挪威涉及的合作领域较多,涵盖贸易、投资及能源等多领域,因此,研究中挪建立自贸区,不仅可以促进两国的经贸往来,也可以为中国以后与其他发达国家建立自贸区提供指引和经验借鉴。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中挪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有关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阐述自由贸易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和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研究中挪自贸区的贸易效应埋下伏笔。其次,计算中国和挪威不同贸易产品的RCA指数、产业贸易互补指数,分析中挪两国的贸易现状及建立FTA的现实基础,然后利用GTAP模型模拟关税削减对中挪双边经贸发展的影响。另外,本文通过引入不同的产品来具体分析中挪建立自贸区产生的静态贸易效应和动态贸易效应,针对目前中挪的谈判进程列出了建立自贸区之前的障碍。最后,文章根据自贸区建设的目标,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相关自贸区建设上提出政策建议,促进两国迈向高层次的合作。从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来看,中国与挪威产业间贸易空间较大,双边贸易潜力不容小觑。利用GTAP模型研究得出,建立自贸区会让两国的GDP、产业产出、双边贸易额及社会福利增加,双方互惠互利。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和局部均衡模型发现,建立自贸区会使中国获得正的贸易效应,且由于关税的不同,中国的贸易创造效应更大,同时也会产生相应的动态效应,极大提高两国的福利水平。文章最后给出了推动中国挪威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建议:加快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步伐,中挪在关税方面做出适当妥协,培育双方优势产品,加强能源合作,提升渔业贸易水平等。
二、进口服装在日本市场所占比重增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进口服装在日本市场所占比重增大（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制造年度实力榜——2020—2021年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中国制造：逆势而上谋突破 |
| 出口值创新高的同时，出口竞争力再上新台阶 |
| 遇良机，劳动密集型行业因势利导 |
| 修内功，装备制造业行稳致远 |
| 五大指标实力解析 |
| 纺织服装、服饰业—变中求机 |
| 竞争力指标涨跌互现行业自身发展承压 |
| 贸易保护层出不穷传统市场比重下降 |
| 区域合作破冰前行新兴市场焕发生机 |
| 综合成本水涨船高传统优势渐行渐远 |
| 行业加速转型升级业态创新彰显活力 |
|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战略调整 |
| 钢铁需求外弱内强，出口、进口此消彼长 |
| 分项指标全面下挫，竞争力排位下滑 |
| 传统贸易国出口普遍下降，新兴经济体份额快速提升 |
| 贸易摩擦形势日趋严峻，出口市场空间持续收缩 |
| 原料、燃料价格大幅上涨，盈利水平明显下降 |
| 顶层设计推动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
|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随“芯”而动 |
| 竞争力指标上升 |
| 行业出口位居榜首 |
| 传统强者风起云涌 |
| 新兴市场方兴未艾 |
| 汽车制造业—蹄疾步稳 |
| 竞争力指标稳中有进 |
| 全球汽车产业遭受疫情严重冲击 |
| 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 |
| 核心技术仍有待提升 |
| 盈利压力依然严峻 |
| 农业—稳中求进 |
| 农业贸易大而不强，外贸竞争力整体偏弱 |
| 国内粮食连年丰产，供应安全有保障 |
| 积极扩大进口渠道，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 |
| “一带一路”倡议助力对外合作，高水平开放成效显着 |
| 特色产品优势明显，出口力度加大 |
| 水果进出口贸易活跃，但竞争力有待提升 |
| 部分种子受制于人，种质资源保护面临新挑战 |
| 国际粮价高位运行，进口供应不确定性增加 |
（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与城市化问题 |
| 1.2.2 城镇化动力机制、发展规律与中国实践 |
| 1.2.3 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城镇化 |
| 1.2.4 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 |
| 1.2.5 财政分权、空间经济效率与城镇化 |
| 1.2.6 财政支出与城乡关系 |
| 1.2.7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城镇化 |
| 2.1.2 财政支出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2.2.2 财政支出理论 |
| 2.2.3 城镇化相关理论 |
| 2.3 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多维度分析 |
| 3.1 日本概况及工业化发展历程 |
| 3.2 日本城市化发展概况 |
| 3.3 日本人口城市化发展实践 |
| 3.4 日本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3.5 日本城乡关系发展特征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经验与启示 |
| 4.1 日本财政制度沿革概述 |
| 4.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分析 |
| 4.2.1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规模效应 |
| 4.2.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结构效应 |
| 4.2.3 日本财政分权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
| 4.2.4 日本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 |
| 4.3 日本经验与启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5.1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5.1.1 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 |
| 5.1.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规模变迁 |
| 5.2 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的互动逻辑 |
| 5.2.1 公共产品与经济集聚 |
| 5.2.2 财政支出规模的城镇化发展效应 |
| 5.2.3 财政支出、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5.3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说明与数据准备 |
| 5.3.2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5.3.3 动态空间面板回归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研究 |
| 6.1 中国城镇化质量与财政支出结构实践 |
| 6.1.1 中国城镇化质量状况 |
| 6.1.2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演变 |
| 6.2 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6.2.1 财政支出结构的城镇化发展效应分析 |
| 6.2.2 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6.3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 |
| 6.3.1 时间序列协整分析 |
| 6.3.2 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7.1 中国财政分权与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1.1 中国财政分权概述 |
| 7.1.2 中国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2 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 |
| 7.2.1 机理分析 |
| 7.2.2 数理分析 |
| 7.3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7.3.1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
| 7.3.2 中国央地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省级面板数据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研究 |
| 8.1 中国城乡关系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8.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实践及成因分析 |
| 8.1.2 中国城乡关系健康发展对财政支出的现实需求 |
| 8.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8.2.1 财政支出的城乡关系发展效应 |
| 8.2.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数理分析 |
| 8.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 |
| 8.3.1 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LMDI分解分析 |
| 8.3.2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以社会保障为例 |
| 8.3.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印度与日本双边贸易潜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印日双边贸易合作研究 |
| 二、其他双边贸易合作实证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一、比较优势理论 |
| 二、要素禀赋理论 |
| 第二节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一、产业内贸易理论 |
| 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
| 第三章 印度与日本经贸关系发展状况分析 |
| 第一节 印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 |
| 一、起步发展阶段(1952-1973) |
| 二、曲折发展阶段(1974-1999) |
| 三、快速发展阶段(2000-2011) |
| 四、徘徊发展阶段(2012-至今) |
| 第二节 印日双边贸易发展的现状 |
| 一、贸易规模分析 |
| 二、进出口市场分析 |
| 三、商品结构分析 |
| 第三节 印日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
| 一、印度与日本贸易竞争性分析 |
| 二、印度与日本贸易互补性分析 |
| 第四节 印日双边贸易的特点与问题 |
| 一、印日双边贸易的特点 |
| 二、印日双边贸易的问题 |
| 第四章 印日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及潜力实证 |
| 第一节 模型的构建 |
| 一、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介绍 |
|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三、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模型适用性检验 |
| 二、模型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贸易潜力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9）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0.5 创新点 |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 2.2.1 家庭生产 |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余论 |
| 5.1 余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建立中国-挪威双边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第2章 中国-挪威自贸区研究的理论框架 |
| 2.1 自由贸易区理论 |
| 2.1.1 从一国角度分析自贸区的经济效应 |
| 2.1.2 从两国角度分析自贸区的经济效应 |
| 2.2 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 |
| 2.3 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挪威双边经贸关系研究 |
| 3.1 中挪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
| 3.1.1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
| 3.1.2 贸易互补性指数分析 |
| 3.2 中挪双边贸易发展分析 |
| 3.2.1 GTAP模型介绍 |
| 3.2.2 模型设定 |
| 3.2.3 模拟结果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挪威建立自贸区的贸易效应 |
| 4.1 中挪自贸区建立的静态经济效应 |
| 4.1.1 贸易创造效应 |
| 4.1.2 贸易转移效应 |
| 4.2 中挪自贸区建立的动态效应 |
| 4.2.1 投资效应 |
| 4.2.2 竞争效应 |
| 4.2.3 规模经济效应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挪建立自贸区面临的阻碍 |
| 5.1 挪威市场受限 |
| 5.2 中挪地理位置的限制 |
| 5.3 中挪贸易不平衡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推动中挪建立自贸区的对策 |
| 6.1 加快中挪自贸区建设谈判 |
| 6.2 中挪双方在关税方面做出适当妥协 |
| 6.3 培育优势产品 |
| 6.4 扩大双边对外直接投资 |
| 6.5 加强能源合作 |
| 6.6 提升渔业贸易水平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进口服装在日本市场所占比重增大（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制造年度实力榜——2020—2021年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J]. 王国秀,陈家骥,李垚,王琳,凌微子,林佳珣,高圣淦,粟端. 中国海关, 2021(12)
- [2]2021年上半年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预计全年出口实现小幅增长[J].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进出口经理人, 2021(09)
- [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评价研究[D]. 卢思蓓. 北京服装学院, 2021
- [5]越南服装出口美国竞争力研究[D]. 农氏垂. 广西大学, 2021
- [6]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D]. 李晓鹏. 河北大学, 2021(09)
- [7]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
- [8]印度与日本双边贸易潜力研究[D]. 张婷.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9]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10]建立中国-挪威双边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研究[D]. 殷静静.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