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林涛[1]（2016）在《中日两国围绕广田三原则的谈判与国民政府的抉择》文中提出现有的研究在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关系史时,往往重点对“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发生的起因、经过等展开浓重笔墨的叙述,给人以一种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立即策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错觉,而忽视了探讨从1931年到1937年这六年时间里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不管是从国际关系上进行考量,还是从军事战备上来看,中日之间并不具备进行全面战争的条件。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广田三原则”谈判为主线,探究两次事件之间中日关系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双方最终放弃谈判选择战争的原因。“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关系结束了相对的平稳时期,逐步进入到了一个十分紧张又迫切希望调整的时期,两国政府都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与矛盾。尤其在广田弘毅出任外相后,他开始向中国释放出“亲善”信号,提出了“协和外交”,旨在改善对华关系。蒋介石也从中看到了和谈的希望,并作出了积极回应,他在《外交评论》上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检讨》一文,该文在论述中日关系之历史的基础上,呼吁两国改变现状、打破僵局、调整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他授意驻日大使蒋作宾向日本提出调整邦交的“中日关系三原则”。然而,当日本面对中方提出的具体的问题和要求时,不仅没有“中日关系三原则”进行多少讨论,反而向中国提出“广田三原则”,并要求中方全盘接受。广田提出三原则是经过了陆相、海相、外相的三相协商的结果,而且得到了首相冈田启介、藏相高桥是清的认可。广田三原则基本敲定了中日外交的大框架,他希望通过这种高调的确定外交框架,能够以此对军部的行为有所限制。这为解决日本统治内部问题而发出的外交,自然很难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中国认为广田三原则不符合外交相互主义,而是日本单方面的施压与要求。三原则的具体内容简单概括来说,就是经济提携、共同防共、承认伪满洲国。日本设定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只有接受“广田三原则”,才会与中国进行和谈。此时,华北局势也不容乐观,日本先后策动“华北事变”和“华北自治”运动,所以,“广田三原则”谈判伊始,中国便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中国方面没有放弃通过和谈取得成果的希望,由王宠惠、蒋作宾、张群先后与日本展开交涉,交涉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广田三原则”,虽然中间很多次交涉没有直接提及“广田三原则”,但是讨论的具体问题,诸如“共同防共”、“取缔排日”、“经济提携”、“华北问题”等都是“广田三原则”中直接或者间接涉及的问题,所以都可以归为“广田三原则”谈判的部分。“广田三原则”谈判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阶段为1935年10月7日广田弘毅正式向蒋作宾提出“广田三原则”到10月21日蒋作宾向日本政府作出回应；第二阶段为1935年12月张群出任外交部长开始调整中日关系到次年2月与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八郎的会谈；第三个阶段为1936年9月到11月张群与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的多次会谈。整个“广田三原则”谈判历时一年零一个月,谈判以破裂而告终。在第一阶段,中方要求日本首先接受中方提出的“中日关系三原则”,才会考虑与日本就“广田三原则”进行谈判,而日本方面则要求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邦交的基础,虽然双方互不相让,但是两国政府都希望能够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第二阶段,外交部长张群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外交方针指导下,坚持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与日方展开周旋,这一时期日本在华北地区策划了一系列侵略运动,中方认识到日本巨大的侵略野心,开始有意识通过谈判拖住日本,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第三阶段,双方就“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内容进行讨论,但由于之前中方已经确定了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而“广田三原则”每一条都或多或少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所以当谈及具体问题时,双方还是争执不下,最后谈判破裂也在意料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为抵抗日本全面侵略做准备之时,日本军部也开始逐渐掌权,“二二六”事件后,军部在日本政治和外交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加上广田弘毅一步步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化,中日之间达成和解的希望越来越小,而离战争越来越近。可见,中日并非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决意开战,而是在谈判桌上进行了多回合的较量,也曾寄希望于和谈解决矛盾。日本侵略中国的总方针并没有改变,只是形式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是通过武力,“广田三原则”则是以谈判的方式,而中国方面发生最大变化的就是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和对日方针,“九一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在“广田三原则”谈判开始之后,国民政府在谈判桌上逐步认清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开始采取强硬的立场,加上“华北事变”和“华北自治”运动作为催化剂,中方的态度愈加强硬,丝毫不肯让步,最终不惜与日本开战。
臧运祜[2]（2010）在《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文中研究说明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臧运祜[3]（2011）在《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文中指出1935年初,蒋介石以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为契机,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并首先由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关系的"三原则"。早已确定对华政策的日本,专注于发动"华北事变"而对此冷淡,待中国政府由驻日大使明确提出"三原则"之后,才于10月4日阁议决定了"广田三原则",并要求中方首先予以接受。此后中日双方在1935、1936年的下半年,围绕"三原则"和调整国交问题,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但均以无果而终。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初期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事变"的外交政策,在攻占广州、武汉,且汪精卫集团投降之后,1938年12月22日近卫首相根据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而发表的第三次声明,明确提出了取代"广田三原则"的"近卫三原则"。此后,通过1939年12月30日的日汪密约、1940年11月30日的日"华"条约,日本将"近卫三原则"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进行了细化并最终固定下来。对于"广田三原则"与"近卫三原则",我们在看到其"表"、"里"不一的暂时矛盾现象的同时,更要认清其"表"、"里"的如一。
于玉霞[4]（2011）在《“广田三原则”评析》文中研究说明“广田三原则”在日本侵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明治以来日本历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分析的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解析“广田三原则”。内容涉及“三原则”提出的过程、中日双方的交涉以及“三原则”的实质等问题。此外,本文还将对中国共产党对“三原则”的反应作出独到的梳理和分析。本论文共三部分来评析“广田三原则”。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对日本明治年间的大陆政策、1934年发表的“天羽声明”及作为口号的“和协外交”之间的延续性的分析,指出“三原则”的提出并非偶然。它是日本政客顺应日本国内各界对华诉求的结果。无论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提出何种“友善”的口号,其实质和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第二部分对中国国民政府当局与日本围绕“广田三原则”展开的交涉进行论述,同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原则”的反应。国民政府的对日交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交涉的问题分别是:“王崇惠三原则”与“广田三原则”的关系（主要在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之间进行）、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与“广田三原则”的关系、国民政府压制反日情绪与“广田三原则”的关系（主要在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之间进行）。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的过程中态度出现了变化,由最初的妥协退让到逐渐强硬、准备抗日。同时,在这一部分中也增加了前人在研究“广田三原则”过程中没有提及的中共的反应,分析了中共的处境决定了对“三原则”反应的局限性。第三部分分析了“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内容,梳理了中日双方在“三原则”交涉过程中的态度和立场,指出:“三原则”是日本独霸中国的构想的外在表现。最后,本论文得出结论:“广田三原则”是明治以来日本历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是日本侵占东北后对华政策的新调整,内容有一定的欺骗性,形式的转换掩盖不了实质。
熊沛彪[5]（1998）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及战略意图——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文中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及战略意图——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熊沛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和军部制定了“实现日本指导下的日满华三国提携互助”即在东亚确立以日本为霸主的国际秩序的战略目标①，日本外交的任务因此已不仅是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及控制局部地区，其...
陈群元[6]（2019）在《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从1935年蒋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36年成都事件前夕》文中认为1935年12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职之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一般被视为趋于强硬,但若细究1936年成都事件发生之前的中日关系,当可发现有许多隐晦不明之处。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当中,蒋虽然替日本对华交涉制造了障碍,却一贯地向日方宣称中日必须亲善。尽管外务省认为蒋有制约日本的打算,却也认知到其公开的抗日动作,不如说是出于对内的因素。并且,外务省也认为蒋并非无法沟通,特别是在蒋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甚至有主动与日方洽谈合作的可能性。不过,此时期的蒋始终都采取了幕后指导的方式,给予日方其深信中日亲善的形象,甚至在必要之际,以转嫁责任的方式,来让中日关系有所转圜。这样的情况让外务省难以掌握蒋的真意,使得外务省持续认定有与其沟通的可能性。中日开战之后,日方之所以展开对蒋的诱和工作,其背景当与此种经验有关。
彭敦文[7]（2001）在《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齐福霖[8]（1994）在《“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文中指出“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齐福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政局动荡多变，而以“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的六年期间，日本政局更加动荡剧变。在这短短六年时间内，换过七位总理大臣，更迭过八位外务大臣。在八位外务大臣中，以广田弘毅的资格最老、地位最高、任期...
马志远[9]（2018）在《1931-1936日本二元外交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华北事变一直是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热点内容,其作为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承接点有着重要的意义。日本二元外交由来已久,于九一八事变中表现明显,在华北事变中发展到顶峰,而在华北事变中日本二元外交的破产也宣告着中日关系逐渐由较为缓和发展到日益紧张,并最终以七七事变为分界点爆发了战争。本文以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中的日本二元外交为研究对象,对其由来、发展、具体表现以及原因作出梳理并加以研究。本文绪论部分阐明了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中日本二元外交的研究意义、国内及日本关于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中日本二元外交研究的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本文运用的主要史料。正文共有四个主体部分。第一部分简述了日本二元外交的由来,分析认为日本二元外交起源于日本军人的干政传统,而在大陆政策成为日本的国策后,军人势力的影响日益加深,军人借助统帅权独立、帷幄上奏权以及陆海军现役武官制这三个特权开始左右国策,并与政府产生分歧,由此产生了二元外交。第二部分重点叙述了九一八事变中日本二元外交的运用,以“田中外交”、“第二次币原外交”的相继失败引出九一八事变中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分歧并加以分析,且以关东军轰炸锦州,进入华北为转折,阐述了华北事变与九一八事变之间的联系。第三部分为本文重点叙述部分,研究了在华北事变中,日本外务省“协和外交”与日本军部“武力外交”的二元外交现象并分析其出现的原因,而后以国民政府的对策角度来加以分析,进一步阐释华北事变中日本二元外交这一现象。第四部分对华北事变中日本二元外交这一现象进行了评析,认为日本的二元外交在形式上是二元外交,而本质是一元外交。最后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二元外交之所以最终失败的原因还有对国民政府的错误估计。
沙治平[10]（2014）在《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文中研究指明双层博弈理论自1988年问世以来，经过二十多年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已经相当的完善了，研究领域从主要分析跨国贸易问题等低级政治议程发展到军备控制、地区一体化等高级政治议程，不仅在国际关系领域受到高度关注，还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为数不多的原创理论，被谈判学等其他学科所借鉴。过去的二十多年，学者们对双层博弈的研究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研究都更加细化了，如分析中央政府权力分配制度、选举制度、政治传统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双层博弈的影响，分析行政、立法以外的利益团体对双层博弈的影响。笔者认为，以上研究对跨国直接互动这个重要环节缺乏足够重视，具体来说，原模型只有两国中央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中的行政机关参与了直接博弈，其他行为体只能通过影响中央政府来改变或者推动谈判进程。笔者认为，原理论体系在解释一元权力中心体制的国家间博弈时有较高的说服力，但并不能够很好的解释多元权力中心体制下国家的博弈方式。在多元权力中心机制下，对国家间双层博弈影响最大的因素当属跨国联盟的成立和维持，其中，跨国联盟由跨越传统国家边界且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通过直接而不仅仅是间接的方式影响国际、国内互动。文章总结了影响跨国联盟关系的五个要素，跨国联盟形成所需要的五个步骤，及跨国联盟在四个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文章的研究假设：在国内权力分配机制呈现多元化状态的情况下，增强国际、国内双层博弈能力的主要因素在于能否成立跨国联盟，跨国联盟的形成将极大增强联盟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且国内权力配置越分散，跨国联盟的效果越明显；中央政府间或者地方政府间结成的跨国联盟对于改善两国双边关系是有利的，而一国中央政府与另外一国地方政府结成的跨国联盟对于改善两国双边关系是不利的。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自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央政府至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期间的国家间、国家双层博弈，找出了期间组成的跨越中日两国政治边界的政治、军事联盟，考察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通过案例分析，文章总结归纳出十组跨国联盟，其中有八组显着增强了其博弈能力，另有一组部分增强了其博弈能力，还有一组没有增强其博弈能力，因此总的来看，案例分析还是对研究假设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中日两国围绕广田三原则的谈判与国民政府的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广田三原则”的形成 |
| 第一节 广田弘毅出任日本外相 |
| 一、广田弘毅上台的背景 |
| 二、广田弘毅推出“协和外交” |
| 三、外务省发布“天羽声明” |
| 第二节 “广田三原则”的出台 |
| 一、蒋介石提出“中日关系三原则” |
| 二、日本出台“广田三原则” |
| 第二章 中日双方围绕“广田三原则”的谈判 |
| 第一节 初次交涉以及谈判形势的变化 |
| 一、初次交涉与国民政府的初步对策 |
| 二、“华北自治”运动对谈判的影响 |
| 第二节 谈判的深入与张群调整中日关系 |
| 一、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
| 二、张群与有吉明等人的交涉 |
| 三、张群与有田八郎的交涉 |
| 第三节 “广田三原则”谈判的最后阶段 |
| 一、谈判桌外的事件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二、张群—川越会谈 |
| 三、调整中日关系失败与谈判破裂 |
| 第三章 谈判的评价与影响以及抗战前国民政府的抉择 |
| 第一节 “广田三原则”谈判的评价及国民政府的谈判成果 |
| 第二节 抗战前国民政府的抉择 |
| 一、昙花一现的佐藤外交 |
| 二、国民政府的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2）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一、蒋氏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 中方首先主动提出“三原则” |
| 二、中国再次提出“三原则”, 日本的回应 |
| 三、无果而终的东京谈判 |
| 四、姗姗来迟的南京谈判及其破裂 |
| 五、尾声与余论 |
（3）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 |
| 二、日本在外交谈判中坚持“广田三原则” |
| 三、“近卫三原则”的出笼 |
| 四、日“华”条约与“近卫三原则”的固定 |
| 五、结论 |
（4）“广田三原则”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一、“广田三原则”的形成 |
| （一）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 |
| （二） “广田三原则”的内容 |
| 二、中日关于“广田三原则”的交涉 |
| （一） 国民政府的与日交涉 |
| （二） 中国共产党的反应与对策 |
| 三、“广田三原则”的实质 |
| （一） 从“广田三原则”的内容看实质 |
| （二） 从双方的交涉态度看实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从1935年蒋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36年成都事件前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言 |
| 二、日本外务省与新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互动关系 |
| 三、日本外务省对新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观察与疑虑 |
| 四、蒋介石的危局对策与私底下的双方接触 |
| 五、蒋介石与双方关系的升温 |
| 六、结论 |
（9）1931-1936日本二元外交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运用的档案材料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日本二元外交的由来——日本军人的干政传统 |
| (一)大陆政策及其军人势力的崛起 |
| (二)军部的出现及其特殊性 |
| (三)军部与政府的分歧 |
| 二、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二元外交 |
| (一)田中内阁时期的外交政策 |
| (二)第二次币原外交 |
| (三)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政府的内部分歧 |
| (四)关东军出兵锦州为华北事变埋下伏笔 |
| 三、华北事变与日本的二元外交 |
| (一)华北谋略工作与天津事变 |
| (二)华北事变的开端 |
| (三)华北事变中日本军部与外务省的分歧 |
| (四)国民政府的应对策略 |
| 四、日本二元外交评析 |
| (一)日本二元外交实为一元？ |
| (二)对国民政府的错误估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二、双层博弈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
| 四、文章主要结构与框架 |
| 第二章 双层博弈理论的发展与演进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学对双层博弈理论的发展 |
| 一、双层博弈论在低级政治领域的发展 |
| 二、双层博弈论在高级政治领域的发展 |
| 第二节 谈判学对双层博弈的借鉴和发展 |
| 一、双层博弈与谈判学理论研究 |
| 二、双层博弈与谈判学应用研究 |
| 第三节 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一、多元权力体制下跨国联盟博弈模型 |
| 二、跨国联盟的相关特征 |
| 第三章 关于中国统一问题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第二次北伐与济案爆发 |
| 一、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 |
| 二、济南惨案爆发 |
| 三、围绕济案的军前交涉 |
| 四、关于济案的外交解决 |
| 第二节 东北易帜 |
| 一、皇姑屯事件 |
| 二、京津与热河易帜 |
| 三、东三省易帜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 一、日本军政关系 |
| 二、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与对日交涉 |
| 三、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第四章 关于东北问题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 |
| 一、事变爆发 |
| 二、中方避免冲突的“成功”与日方不扩大方针的“失败” |
| 三、国联交涉与锦州问题 |
| 第二节 淞沪抗战 |
| 一、会战始末 |
| 二、谈判过程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 一、事变前的中日国内政治 |
| 二、事变对双方国内政治的影响 |
| 三、淞沪会战的背景与影响 |
| 四、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第五章 关于华北问题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热河与长城抗战 |
| 一、热河沦陷 |
| 二、长城抗战 |
| 第二节 《塘沽协定》 |
| 一、谈判过程 |
| 二、协定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 |
| 第三节 “缓和”时期的中日关系 |
| 一、缓和的主要表现 |
| 二、华北事变 |
| 三、中日“三原则” |
| 四、从《天羽声明》到币制改革 |
| 第四节 理论分析 |
| 一、长城抗战时期的中日国内政治 |
| 二、缓和时期中国国内状况 |
| 三、缓和时期日本国内状况 |
| 四、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第六章 全面战争前夕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中日关系大转折的一年 |
| 一、两广事变 |
| 二、绥远抗战 |
| 三、西安事变 |
| 第二节 走向全面战争 |
| 一、佐藤外交与中日关系 |
| 二、七七事变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 一、中日两国国内政治 |
| 二、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结论 |
| 一、跨国联盟对于行为体谈判能力的影响分析 |
| 二、跨国联盟对于国家间冲突水平的影响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中日关系史大事记列表（1928-1937） |
四、“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日两国围绕广田三原则的谈判与国民政府的抉择[D]. 林涛. 安徽大学, 2016(10)
- [2]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J]. 臧运祜. 民国档案, 2010(04)
- [3]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J]. 臧运祜. 社会科学研究, 2011(05)
- [4]“广田三原则”评析[D]. 于玉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1(06)
- [5]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及战略意图——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J]. 熊沛彪. 历史研究, 1998(04)
- [6]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从1935年蒋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36年成都事件前夕[J]. 陈群元. 社会科学研究, 2019(01)
- [7]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J]. 彭敦文. 民国档案, 2001(03)
- [8]“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J]. 齐福霖. 近代史研究, 1994(03)
- [9]1931-1936日本二元外交述评[D]. 马志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8(01)
- [10]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D]. 沙治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