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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1]（2019）在《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改革思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承袭上述提法,只是将“完善”两字改为“健全”两字。在字字珠玑的两届党的全会公报中均提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两法衔接”）机制问题,可见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也反映出“两法衔接”中存在诸多问题。“两法衔接”包括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行政调查与刑事侦查的衔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是关键性环节,长期以来“两法衔接”不畅的原因也大多出自这个环节。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以下简称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对于推进我国“两法衔接”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文章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产生与发展。一是移送机制产生的原因。该机制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将行政执法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侦查机关审查并及时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的联动工作机制,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是出于社会治理、规范执法、实现公正的需要。二是规范性文件出台的脉络。有关该机制最早的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移送规定》）,随后公、检、法、行等多家机关都根据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了规范。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从最初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渐覆盖到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保护环境,督促公、检、法、行等机关依法履责,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等多个方面,发挥了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作用。三是实务机关探索的成果。行政执法机关从选择合适的移送时机、划分清晰的移送步骤、确定明确的执法状态对优化移送程序进行了探索。侦查机关从审慎开启侦查程序,适度进行“借壳侦查”进行了探索。检察机关从拓展多样的外部监督方式对加强移送监督进行了探索。上述做法中,有的合理、合法,适合大范围的推广;有的虽然行之有效,但是潜在的隐患较多,需要加以改造;有的思路超前,需要上位法的支持。第二部分,域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比较与借鉴。行政犯罪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增多的,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早于我国,其拥有一些管制市场经济的成熟机制,其中就包括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考虑到域外的此类机制根植于其本国的政治土壤中,与其基础性制度息息相关,所以本文不可能对域外的此类机制进行全景式的论述,只能选取我国移送机制中三个亟待解决且与域外情况有可比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三个问题是: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作用、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限制、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规制。一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英国的警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案情较轻且当事人已认罪等情况下也可以向法庭提起公诉,这种公诉权的分散,削弱了检察机关在移送中的决定权;美国的检察机关主要起到了回应公众的关切,对某些事关公众利益的涉嫌犯罪案件进行侦查并综合衡量各种利益,再决定是否起诉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方面,英国的行政程序中收集的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可以作为反驳证据在法庭质证中使用;美国并不刻意区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的界限,其将证据审核的重心放在了非法证据的排除上。第三个问题方面,在令状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警察投诉制度的综合作用下,英国形成了侦查人员“不能、不愿、不敢”交叉适用两种权力的格局;美国最高法院在伯格一案的判决中将警察以行政调查为借口收集刑事证据的行为认定为“规避性搜查”的两种情形之一,并提出了以行为目的来辨别行为性质的判断方法。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法国、德国的检察官在决定是否对涉嫌犯罪案件起诉前,会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政治考量、国家形象等因素,再做出最优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方面,法国的检察官可以提取行政执法机关获得的任何材料,按照刑事证据规则进行甄别后,合格的可以进入刑事程序;受追求实体正义理论和严格证明理论的影响,德国的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证言在证人已经死亡或下落不明的情况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行政执法机关的鉴定报告等可以在制作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在法庭上朗读。第三个问题方面,法国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警察机关在行政法院、检察机关、预审法官的多重制约下,自由裁量权较小,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空间不大;德国的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在职权和身份上的界限比较明显,前者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后者负责刑事侦查,侦查人员很难动用行政调查权调查刑事案件。三是混合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既可以被动的接受报案,也可以主动发现犯罪线索,还可以指挥司法警察开展初步侦查;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比较重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一般监督,通过对行政处罚案件条款的适用、案件性质的判断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来保障移送工作的正常运转;日本的检察机关虽然可以指挥警察进行侦查,但其决定是否移送和起诉的裁量权受到反则金制度和检查审查会的多方掣肘。第二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证据保全程序为行政言词证据发挥作用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如果证人在行政程序中所出具的证言对证明案件事实至关重要且证人有可能在庭审前遭遇不测,那么检察机关可以申请法官开启证据保全程序,要求证人重新做供并记录在案。日本注重发挥行政言词证据的反驳作用,即当事人、证人在行政、刑事两种程序中所做的陈述不一致时,以前程序中的陈述反驳其后程序中的陈述,以达到去伪存真的作用。第三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司法警察在侦查中受到了检察官和预先侦查法官的双重监督,利用行政执法的名义收集刑事证据已经十分困难,再加上意大利普遍设立的行政法院促使行政执法机关养成了循规蹈矩的执法习惯,客观上也排斥了两种权力交叉适用的做法。俄罗斯在初步调查权力的授予、程序的细化等规定为侦查员初步掌握案情、获取启动证据、权衡利弊关系提供了合法的途径,也就替代了两种权力交叉适用的作用。日本的行政令状制度所确定的如果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有实质性关联,那么此类程序应先取得司法令状方可进行的标准,也使侦查机关假借行政执法的名义逃避司法控制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归于无效。四是域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比较中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法国、德国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监督、引导作用的发挥,英国、美国等国家对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开放性态度,美国、日本对“借壳侦查”的判断方法和规制方式都对完善我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机制有借鉴意义。我国可以从丰富查阅权的种类、扩展询问权的对象、提升建议权的实效、加大督促权的力度入手,强化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权力;从增加可以进入刑事程序的行政证据种类入手,将“证据三性”作为判断行政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刑事程序的标准;从客观看待“借壳侦查”在追求实体正义方面的特殊功用入手,既学习日本对“借壳侦查”的规制之策,又不像美国一样对“借壳侦查”全盘否定,而应对“借壳侦查”的启动主体、启动标准、适用程序、责任承担、救济途径作出统一规定,使侦查机关有章可循。第三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与保障。涉案当事人、涉案财物、涉案证据的移送共同构成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有机整体。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对案件移送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一是涉案当事人的移送。涉案当事人是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向侦查机关移送涉案当事人有助于其完成强制嫌疑人到案的任务。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将延长移送期间作为惩罚当事人的手段,扭送式移送负面效应比较明显等问题,建议通过对涉案当事人实施随案移送机制,严禁先行移送案件的有关材料,待到满48小时后再移送涉案当事人的行为;在行政执法人员遭遇辱骂、威胁、殴打等非常事件时,对其进行心理辅导,以防其带着情绪执法等方式加以解决。二是涉案物品的移送。涉案财物包括受害人财产、违法所得、不合格产品等,移送涉案财物有助于审判机关利用其价值来修复被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公安机关有选择性的接受涉案财物,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就费用支付产生争议等问题,建议通过公安机关承担涉案财物保管和处置的主要责任,行政执法机关协助公安机关进行保管和处置,地方政府发挥兜底作用进行综合处理等方式予以规范。三是涉案证据的移送。涉案证据是形成证据链条的基本素材,移送涉案证据有助于审判机关确定刑事责任的归属。针对符合“证据三性”的行政言词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刑事程序,采用何种补救性的措施淡化行政言词证据的主观色彩,特殊的实物证据以何种形式进入刑事程序才能发挥其证明作用等问题,建议从合理界定行政言词证据直接移送的适用范围,参照刑事标准规范行政言词证据的收集程序,明确特殊实物证据的收集方式和移送载体等方面加以解决。四是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应移尽移的落实与否关系到案件移送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应移尽移的落实的因素有很多,既包括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等传统因素,也包括权力授予不足、经费保障不足等新因素。建议从在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遭受较大破坏的领域,为行政执法机关增设侦查部门;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经费予以全额保障,严禁将罚没返还作为筹资渠道和奖励手段等方面保障应移尽移的落实。五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为了整合信息资源,提高移送效率,各地纷纷建立了具有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功能的网络平台,此类平台在畅通沟通渠道、形成执法合力、促进信息共享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针对此类平台只能在某一地域内发挥作用,阻碍了案件移送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协同推进的问题。建议从统一技术标准、完善移送功能、确定录入信息三个方面入手构建全国统一的移送平台,从而将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侦查机关、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将所有的行政犯罪罪名纳入到移送平台当中。第四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的接受与处置。相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移送领域中的“以法代刑”“有案不移”等现象的受关注程度,学术界、实务界都对侦查机关在上述领域中的“借壳侦查”、“案情反馈不规范”、“交叉使用强制措施”等现象关注甚少,但是上述现象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对正常移送秩序的破坏隐秘而又巨大,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一是接受案件后特殊合作方式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出于逐利违法、规避风险、完成考核等原因超过必要限度进行“借壳侦查”,对人权和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鉴于“借壳侦查”的潜在危害,需要设定不得在刑事立案后进行“借壳侦查”,不得干预适用的正常执法,不得侵害当事人的财产性权益三条限度。同时从强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强制性制裁权力,保持行政执法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强化行政执法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适当授予侦查机关初步调查权力等方面对其加以规制。二是接受案件后强制措施变更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交叉使用行政强制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以便达到“方便执法”或规避司法审查的目的。针对上述问题,可以考虑采取将被留置盘问和行政扣留的时间计入刑事拘留的时间,以行为的目的作为判断强制措施性质的依据,改革现行考核机制等措施进行破解。三是接受案件后案情进展反馈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不向行政执法机关反馈案情进展,既挫伤了后者移送案件的积极性又容易使行政执法陷入被动。建议通过侦查机关建立案情定期反馈责任清单、检察机关对案情反馈进行监督、行政执法机关通过函询了解案情三个方面对案情反馈进行规范。第五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制约与监督。“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而保障“法之必行”则要内靠坚定的法治信仰,外靠严密的多重监督,这个道理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领域中同样适用。当然加强监督也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规范的权力制约和适度的信息公开对其提供有力的支撑,前者可以区分各个公权力机关的职责边界,减少互相推诿的空间;后者可以将权力的运行过程晒在阳光之下,让潜规则无所遁形。一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权力制约。针对权力制约中存在的案件移送工作的牵头部门缺位、各部门难以发挥各自优势、部门本位主义占据上风等问题。建议通过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担任案件移送的牵头组织者;监察委员负责责任追究,统一行使党纪、政纪、国法;检察机关负责法律监督,对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作为移送机制的两端负责具体实施等方式加以解决。二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多重监督。针对移送监督中存在的监督机关无法掌握行政执法实际状况、对事不对人的惯性导致监督效力孱弱、未充分发挥各种监督力量的整体优势等问题,建议从扩展监督机关的信息来源渠道,以从案到人为抓手提升监督针对性,丰富移送监督形式等方式加以解决。三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信息公开。针对移送信息公开中存在的公开的主体不明确、公开的界限不易掌握,公开的媒介不明确等问题,建议从确定信息公开要件、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及时公开移送信息等方面入手,让公民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过程能看到、能听懂、能监督。第六部分,立法的建议（代结语）。与实践的期待所不同,目前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操作,从责任主体到权力边界,从证据采纳到涉案财物管理,从实施监督到责任追究等方面,至今只有一些行政规章或司法解释可以遵循,存在立法层级较低、立法主体较多、立法内容笼统、立法刚性不足等弊端。建议从吸收地方立法的经验,提升立法的层级,确定立法的重点内容,细化责任的追究等方面入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法律来对案件移送工作进行规范。
汪潇晨[2]（2018）在《宋代殿阁与殿阁职名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讨论了宋代殿阁的双重职能。双重职能体现在:一方面,殿阁作为政治空间实体,具有观书、游宴等文化功能,其后发展召对问政等政治功能以及御容奉祀、进奉国书等宗庙功能,是其作为空间实体的实际功能。另一方面,以殿阁之名设立职名,授予卸任后的宰执以及文学高选之士等侍从文臣,以示恩宠,兼备咨访,是为职名功能。殿阁的实用功能是宋代宫廷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殿阁职名则构成了文官职名体系的主体。在二者之间,殿阁作为空间实体所具有的文化、政治职能,与设立殿阁职名以备于殿阁召对、编纂等职事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本文集中研究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宋代殿阁建制、管理与职能。诸殿位处禁中,原为君主收藏图籍的燕闲场所。真宗时期最初在诸殿阁殿举行宴享赋诗等文化活动,其后开始在诸殿召见高级官员或学士群体谋议。仁宗时期,观文、资政等殿内与宰执侍从等高层管理一起举行的文化活动基础上增入了问政职能。神宗时期更是将此前资政殿的文化活动环节剔除,更为纯粹地把资政殿诏对作为日常听政程序外,与宰执等高级臣僚进行重大政务处理的场所。遇有临时有紧急政务或时逢假日,无法通过日常的前后殿听政程序,需要皇帝与二府大臣快速交流处理也会选择在资政等内殿举行。南宋以来,由于建制消失,不复在以上诸殿举行听政。但内殿召对制度仍延续,发展为专门的内殿“内引”听政召对制度。宋代诸阁创设之初以奉藏御集、御制为主,辅以四部图籍、书画与瑞宝,为皇帝私人藏书中央机构。由于仁宗朝着意经营与制度化建设,使得其职能逐渐丰富。诸阁身兼内阁召对、馆阁储书编书、经筵侍讲、侍从职宿待诏、神御奉藏等其他中央官署机构承担的听政、编纂、典仪等部分职能,成为以御制文字、图籍收藏为主,兼以进行集议、奏对等政治活动综合性机构。南宋重建诸阁后整合其他祖宗奉祀宗庙的职能,为保存历代君主、宗室个人信息最为集中的宗庙场所。并制度奉安“国书”进书仪制。二、宋代殿阁职名是宋代职名体系最为重要的部分。北宋前期殿阁职名又带有身份性、差遣性两种特性。真宗时期初建殿阁职名。诸殿职名用于安置卸任后宰执等高层官僚,该制自仁宗时期完善后一直持续到宋末,身份特性较强。诸阁职名最初主要选拔善于经学之士服务于皇帝,文学差遣性质较强。仁宗初期以来,诸阁职名逐渐酬功化,由三司、转运系统中层实务官僚升任。仁宗以来升兼职名后任内外固定差遣成为惯例,逐渐偏向一种身份职衔而非实任内廷差遣。治平、熙宁间职名酬功化倾向更趋加强。元丰改制后,职名的扩大化最主要的因素是职官体系内部结构调整,导致职名除授方式改变,由本官带职转为职事官换职。使得职名文学差遣的性质彻底消失,随之其内职性质消失,彻底转为身份性质以及名衔化。元丰以后经过数次调整,在徽宗政和时期形成以殿阁职名为主的、与职事序列脱钩的虚衔职名体系。职名性质改变后,因其更偏重虚衔化特点,除授范围也随之改变。徽宗中晚期以来至南宋初,因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因职事需要授予基层职名的地方差遣层级下降,授予趋于基层化。同时,由于其他虚衔体系的废止,殿阁职名系统承担了大部分酬赏加恩的任务,使得北宋晚期以来职名得职、迁转的普泛化程度仍高于前一时期。三、殿阁职名设立初期本质上是一种参谋或秘书性质的差遣,编制上不隶外朝而归属内廷,体现近臣特性;而待制以上大部分职名职位清要、班序较高,属于中高级文官阶层。殿阁职名以上两大特性使得带职者在杂压合班、恩荫、奏荐以及经济待遇等方面都有特殊的对待与安排。元丰改制后近臣属性逐渐消失,但在职官体系中仍与职事官并行,根据相应职名级别享受相关待遇。
周炜[3]（2018）在《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文中提出国货陈列馆是近代国货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陈列馆的兴盛也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国货陈列馆的兴衰与国货运动的发展相辅相成。首都国货陈列馆成立和发展与饱受列强经济侵略的国际形势以及首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不无关系。帝国主义列强的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侵略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伴随而来的经济侵略也与日俱增。随着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爱国的仁人志士意识到中国难以在军事和政治外交上与帝国主义列强抗衡,唯有抵御其经济侵略才能争取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亡,“商战”思想成为社会共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迫在眉睫。商品被打上了国家的标签,而消费国货也被视为爱国的表现,提倡国货,号召民众消费国货成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要途径。国民政府定南京为首都后,策进工商,发展实业,积极提倡国货运动。虽然面临经济侵略、全球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军阀混战等困境,但在国民政府努力应对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较为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货运动也如火如荼。举办国货年和国货展览会成为了政府提倡国货的主要手段,虽然能引起短暂的轰动效应,时人皆呼号提倡国货和服用国货,但终究昙花一现,为延长提倡国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筹设商品陈列所的便提上议程,商品陈列所源于资本主义世界强国扩张海外贸易而设,只不过近代中国仿效国外设置的商品陈列所多陈列国货,极具陈列国货商品的意味。随着洋货的汹涌而至,民族工商业难以为继,为号召全国一致提倡国货,统一步伐,政府通令大部分商品陈列所直接改组为国货陈列馆。实业部率先筹办北平国货陈列馆和首都国货陈列馆以作为全国各省市国货陈列馆效仿的榜样,两所国货陈列馆直属于实业部。首都国货陈列馆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成为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国货机构。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发展可以分为兴盛和衰亡两个主要阶段。1929年9月至1936年3月是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兴盛时期,也是该馆最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陈列馆直属于实业部,经费充足,陈列馆尝试设立了各种便于开展提倡国货活动的部门,积极征集国货出品以准备日常陈列,举办了十几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很好地宣传国货,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国货,号召国人服用国货,为改良国货和发展实业作出巨大贡献;积极开设国货商场,销售有质量保证的国货,为民众提供值得信赖的购物平台,也为国货厂商开拓销路,为实业家与消费者提供媒介,将提倡国货落到实处;陈列馆还代为国内外国货团体或国货机构征集国货展品,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赛会,政府层面的经济外交在一定程度提升了近代中国的国际形象,拓展了国货的海外贸易;认真履行函复咨询、参与部分国货调查、办理国货证明、发行报刊、编制货品目录等职责;通过组织国货运动基本区、首都提倡国货运动周、国货旅行团等活动以提倡国货,通过举办周年纪念会、菊花大会、赠品周等引起国人提倡国货的兴趣,甚至兴修马路以更好地开拓馆务。1936年3月至1937年12月是首都国货陈列馆的衰亡阶段,由于战事频繁以及财政问题,政府无暇他顾,加之列强的胁迫,政府不再将提倡国货作为工作重点,原本由实业部直辖的北平国货陈列馆和首都国货陈列馆分别交由南京和北平两市政府接管。南京市社会局于1936年3月接收了首都国货陈列馆,改名为南京市国货陈列馆,陈列馆不再享有实业部的津贴补助,经费骤减和频繁的人事变动直接影响到陈列馆提倡国货活动的开展,陈列馆的职员和致力于国货运动的仁人志士仍然坚守岗位,为更好地经营国货陈列馆呕心沥血,努力征集展品、整理展品、准备日常陈列、举办国货展览会、整顿国货商场、积极参加提倡国货宣传周。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事频繁,国货运动受挫,国货陈列馆也受到沉重打击,勉强支撑,直到南京被占领后,陈列馆惨遭日军洗劫,其建筑和展品也被震毁,首都国货陈列馆从此湮没无存,但遗址仍在。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兴衰历程直接展现了其为促进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的发展脉络,也从侧面展现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南京国民政府在国货运动中的尴尬处境和官商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研究首都国货陈列馆举办的历届展览会可以了解近代中国国货展览会的举办模式和过程;其附设国货商场的研究也可以加深对国货营销的认知;通过分析首都国货陈列馆陈列品和展览会展品信息,可以窥察民国重视教育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众以衣物和饮食消费为主、没有条件提高审美品味的概况;对比首都国货陈列馆和同属于实业部直辖的北平国货陈列馆以及民办国货机构——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可以显现首都所在地的国货机构在提倡国货运动中深远的影响力和容易受政府利益所左右的弊端。
张天宇[4]（2018）在《上市公司澄清公告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澄清公告是上市公司为防止误导性信息对股票交易价格的影响,对公共媒介中有关从未发生或拟议和正在拟议但未披露事项的传闻,以董事会名义报交易所审核后公开发布作出书面说明的文件。现有研究成果局限于从金融、管理角度考察澄清公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尚未从注册会计师审计视角考察澄清公告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而澄清公告的发布主体是上市公司董事会,注册会计师在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时应将其纳入观察和检查的范围,那么澄清公告是否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对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就成为有研究价值的命题。在回顾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公共压力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深口袋理论分析上市公司澄清公告制度和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将审计质量区分为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以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作替代,以2014-2016年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发布澄清公告的上市公司比未发布的审计收费更高、审计意见更严格;在多个年度发布澄清公告的上市公司比仅在一年发布的审计收费更高,但审计意见无显着差异;澄清及时性对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的影响均不显着,但措辞模糊程度显着正向影响审计收费,且事务所声誉的调节作用会强化这种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为澄清公告制度对审计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均有保障作用,而澄清公告特征仅有助于保障审计过程质量,对结果质量影响有限;最后从引导注册会计师更有效地关注上市公司澄清公告、事务所强化品牌声誉意识、上市公司规范信息披露、监管机构加强审查澄清公告质量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张丹阳[5]（2017）在《唐代教坊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体部分包括绪论和七章内容,其中第一、二、三章为唐代教坊制度文化方面的综合研究,第四、五章为教坊乐的研究,第六、七章为教坊与文学的关联研究。各章节的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唐代教坊及相关音乐机构研究》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主要辨析了文献中所载唐代教坊各种名号的歧义。基本观点是:俗乐教坊是仗内教坊和左右教坊三位一体格局,开元以后由于武德内教坊的衰微,仗内教坊也称为内教坊。俗乐教坊三位一体的格局,是各种原因综合的结果。第二节主要辨析了唐代梨园位置、乐艺组织及与教坊关系等问题。我们认为开天之际法曲梨园与俗乐内教坊一样,同置于大明宫东内苑中。俗乐教坊与法曲梨园在乐艺上存在融合、渗透,在职官上存在互动、合作。中晚唐时期,宦官势力逐渐膨胀,宣徽院成为宫廷乐艺的重要主持者,影响到教坊及梨园的音乐活动,本章第三节是对这些机构之间关系的考察。第二章《唐代教坊职官问题研究》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主要对传世文献中有关教坊职官设置层次、职能以及教坊职官特点的概述。第二节内容对前人在教坊职官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辨析,并利用新出墓志补充了唐代教坊职官人物、家族的事迹,进一步完善了唐代教坊职官的规律。另外,结合新出墓志中所示教坊职官及其相关乐工的居住里坊,以及内教坊、左右教坊的空间设置,我们总结了唐代教坊职官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规律。第三节是对梨园职官作的补充研究。根据新出梨园弟子《曹乾琳墓志》,论证了梨园职官早期“帝妃教习模式”的特征;根据天宝六年窦元礼担任“梨园教坊使”,梳理了过渡时期梨园教坊职官合流的特殊形态。安史之乱以后,梨园职官参照教坊得以完备。第三章《唐代地方教坊考——以眉县教坊为个案》主要是从眉县教坊个案来透视唐代地方教坊相关问题。唐代形成了“中央—地方”完整的教坊制度,但地方教坊的研究受制于材料一直没有突破。通过梳理地方志资料,我们发现眉县教坊村这一地名,其形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宋代以前。结合文献中关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幸眉县凤泉汤、骊山华清宫温泉的相关记录,对比骊山华清宫的随驾教坊机构,我们推演出眉县凤泉汤有随驾教坊设置的可能,而眉县教坊村正是这种音乐历史记忆的遗存。同时,通过对“府县教坊”这一专有名词的辨析,我们认为唐代地方教坊至少下设至府属之县。除眉县教坊外,唐代京兆府教坊位于宣平坊,河中府闻喜县有教坊,河南府河阳县有教坊。这些府县教坊的遗迹不仅为我们呈现出唐代地方教坊体系的形态,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唐代地方乐户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机制上的线索。第四章《唐教坊四部乐考》,是对唐代教坊内部乐艺形态的探讨。第一节辨析了教坊四部的所指问题。前人在此问题上争议颇多,我们赞成教坊四部为胡部、云韶部、龟兹部、鼓架部的说法。云韶部进入教坊四部的历程较为复杂,是唐代雅乐与俗乐升沉的结果,这是我们重点推进的地方。第二节对教坊四部乐的渊源作了考论。部乐是一整套的乐器、工衣组合,教坊四部乐来源于太常四部乐。安史之乱后,盛唐时期的太常四部乐多已散失,因为南诏、骠国献乐的契机,新的太常四部乐得以重建,但其式徽局面已不可避免。而受益于社会思潮、帝王好恶,教坊在中晚唐大盛,雅、俗乐部等都渐渐向教坊集中,至唐末出现了“贴部教坊”现象是其极端。第三节对于唐代教坊四部乐的具体运用情况作了勾勒。根据宋代的情形可以推测唐代教坊四部的具体编排和演奏情况。唐代教坊四部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胡部一枝独大的现象,造成其他三部成为陪衬。这是唐代音乐文化发展的缩影。第五章《唐代教坊音乐与藩邸文学》,以唐代王府中的教坊音乐活动为主要线索,探讨了唐代教坊音乐文化如何自上而下、由内而外传播,以及王府空间场域对教坊音乐文艺的影响等问题。唐代王府是雅俗音乐活动的另一个中心,俗乐教坊的成立实际上就是玄宗藩邸旧乐演变而来。教坊成立后,玄宗对诸王所实行的怀柔政策直接加剧了教坊音乐进入王府的脚步,诸王们不仅能够在出入内廷时受到教坊音乐的熏习,在外廷王宅之中亦可通过帝王赐教坊乐等形式领略到教坊乐艺的魅力,整个过程可以看成是教坊文化由宫廷走向民间的一种过渡。王宅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场域,也是教坊音乐生成的重要环境,《簇拍相府莲》曲辞的生成是一经典例子,本文从曲调发生学的角度对此作了初步探索。第六章《教坊商业化与唐代两京饮妓文学》,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探讨了空间视野下的两京教坊音乐活动与饮妓文学的相关问题。中晚唐时期教坊开启了商业化的进程,《北里志》载西京平康坊饮妓“籍属教坊”是这一现象的直接说明。“北里饮妓”的形成,与平康坊的特殊区位有关。依托于这一空间,形成俗讲、曲子词、诗文创作、唐传奇等雅、俗文学蔚兴的局面,是长安文学最活跃的区域。相对而言,洛阳的饮妓文化则比较分散,其主要娱乐中心大致有三,其一是以洛水以北,以北市为中心;其二是洛水以南,以“明义坊教坊——西市”为轴心;其三是洛水以南,以南市为中心。洛阳并没有发育出类似长安“北里”的娱乐空间,但仅有的一些饮妓活动和文人家妓分布特点,还是可以看出其与商业市场的密切空间关系,这也可以看成是中晚唐时期教坊商业化的一种补充。第七章《唐代教坊曲的生成模式研究——以<文溆子>为例》分为两节。第一节对唐代教坊曲曲调来源、创作规律、用乐形式作了概述。结合具体案例,我们总结出了教坊曲调生成的一些规律:其一,教坊曲本事与选诗主题相呼应;其二,教坊曲本事与选诗内容的契合;其三,教坊曲调与曲辞格律和体式的配合。第二节以教坊曲《文溆子》为例,将第一节中所讨论的曲调生成规律落实到具体个案中。《文溆子》曲源于唐代着名俗讲僧文溆,其人的生平富于传奇。我们结合传世文献和新出墓志,对其生平事迹作了详细的钩沉,铺垫了《文溆子》曲调创作的文化背景。结合传世文献和敦煌俗讲资料,我们进一步补充了《文溆子》曲由民间俗讲到宫廷教坊曲调的生成过程,曲调、曲辞的特征,在后世的流变等情况,大体上还原了该曲调的历史形态。《文溆子》的创作和流传过程,是教坊曲调生成模式的样板。
张莉[6]（2017）在《《新青年》（1915-1926）中的日语借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语借词大量进入汉语是在1896年到1919年期间,因此日语借词研究主要利用的研究资料则是该时期内出版的书籍、报刊杂志等。总结现有日语借词研究成果,发现对1910年后发行的文献资料的调查还相对薄弱,因此本研究以《新青年》为研究资料,考察此阶段日语借词在汉语中的使用情况以及日语词汇对汉语带来的影响。本研究以《新青年》为研究资料的理由主要有:（1）《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舞台,是该时期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杂志;（2）《新青年》是综合性杂志,因此其中使用的词汇也会更加丰富;（3）《新青年》拥有强大而耀眼的作者群,而且主要作者有一半以上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4）《新青年》和同时期的报刊相比,信息含量适中,研究更有可实施性;综合各方面因素,可以说明《新青年》在日语借词研究中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在确定了《新青年》的研究价值后,本文主要对《新青年》中的日语借词进行系统性调查。具体研究方法如下:首先从确定的研究文本抽出汉日同形词,按字数分为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分别对这些词进行词源调查和词源的初步判定,然后结合《新青年》文本,对其特点进行详细分析。其次选取《新青年》中的代表性作者,分析有留日经历和无留日经历作者的用词特点。最后借用翻译文,分析日语借词进入汉语和在汉语中普及的具体过程,探讨日语对汉语的词汇更深层次的影响。本文共有八章,内容分别如下:第一章,首先明确了《新青年》在日语借词研究中的价值以及以其为研究资料的必要性。主要从《新青年》的刊行时间、作者、内容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其次从《新青年》研究、日语借词研究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找出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明确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最后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要利用的词典及语料库等进行了介绍。第二章,对从《新青年》文本中抽出的2912个汉日同形二字词,通过查阅辞书等文献资料,按来源进行了分类,本文主要对"新义"、"无典"、"未收"三类词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考察。"新义"词主要分为"仅词义变"和"词性变"两大类,其中"仅词义变"的词占多数,"词性变"的词又可以细分为"动词变名词"、"动词变形容词""名词变动词"、"名词变形容词"四种变化类型。"无典"词是日语借词的主要来源,大部分都是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新的专业术语,通过个案研究明确了《新青年》在这些词的普及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未收"词是指《汉语大词典》中没有收录的词,主要也可以分为三大类,无论那一类词中都可以发现日语对汉语词汇带来影响的证据。第三章,主要对《新青年》中抽出的1345个三字词进行了调查分析,首先对抽出的词进行初步的词源判定,其中990个词的日语用例早于汉语,借自日语的可能性较大。然后从构成三字词的二字语素和一字语素两方面,对三字词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新青年》中三字词的二字语素和一字语素的种类比之前更多,构词能力也更强,同时研究还明确了日语三字词的"1+2"和"2+1"构词方式对汉语带来的影响。第四章,主要对《新青年》中抽出的1742个四字词进行了调查分析,《新青年》时期是汉语四字词发展的最高峰,经过初步的词源判定,其中1102个词的日语用例早于汉语,借自日语的可能性较大。然后对四字词的二字语素从词源和词性等角度进行了分类、分析,调查表明,在日语四字词的影响下,《新青年》时期的四字词较之前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第五章,本章根据主要作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数,对发表文章最多的前三位留日作者（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和非留日作者（胡适、瞿秋白）的用词进行了统计和分析。首先,从两类作者共用和单独使用的视角,考察了日语借词的普及及发展状况。其次,把个人涉及的领域特点和其使用的日语借词结合起来,更加明确、细化《新青年》在日语借词引进和普及上发挥的作用。第六章,本章聚焦于《新青年》中的20篇找到日语原文的翻译文,从译文和原文中的"一致"和"不一致"两个视角对日语借词的引进过程进行了考察。通过译文和原文对照,抽出了汉日同形词2635个,其中近一半为日语借词,一定程度地反应了日译汉是引进日语借词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译者对日语原词进行的修改和调整,体现了日语构词法对汉语的逐渐渗透。第七章,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除了词语层面,还涉及到语法层面。本研究利用《新青年》中的日译汉语料,考察了 "N的V"结构、"NV"结构以及新兴介词"对于"、人称代词带定语四种语法现象的日汉对译情况,从日语影响的角度进行了思考。为今后考察汉语语法中的外来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参考价值的语料。第八章,首先根据第二章至第七章的考察结果,概括了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为《新青年》在日语借词研究中做出了客观的定位,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课题和努力方向。
范宝俊[7]（2016）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民俗旅游开发研究 ——以黑龙江省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民俗旅游作为众多旅游产品中文化气息最浓厚的一种旅游形式,先后在我国各地掀起“民俗游”热潮,民俗旅游景点和体验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热闹景象。但新城区开辟大型民俗旅游综合体项目还处在探索阶段。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依托黑龙江省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独辟蹊径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顺应政策潮流大力发展民俗文化产业,对于黑龙江乃至全国的城市民俗旅游开发和城镇化建设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本文通过深入研究民俗旅游开发相关学术动态,调研示范区开发现状,梳理城市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类型,并积极分析寻找顺应城市民俗旅游项目发展的合理开发思路。
潘明福[8]（2015）在《北宋时期的文集编纂与传播研究》文中提出北宋时期文集的编纂与传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探讨文集的编纂,必须要涉及到编纂者、编纂方法、编纂理念、编纂原则、编纂效果等方面的问题；而探讨文集的传播,则要关注传播的方法、途径、类型、特色等问题。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本文采用上、下两编的设置,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寻绎和探究。上编着眼于北宋时期文集的编纂,下编则关注文集的传播。除去绪论,共有十章,具体安排如下：上编为一至四章,共四章。第一章对北宋时期文集编纂与传播的背景进行了考察。指出宋代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宋代文人创作的兴盛、文集编纂的繁荣和文学传播的多样与广泛。而推动北宋时期文集的编纂与传播走向繁荣的则有诸多因素,这其中包括了统治者的提倡和大型文集的编纂对北宋时期文集的编纂与传播走向繁荣的推动,文人聚书、藏书对文集编纂的影响,科举、荐举制度与北宋前期的刻书活动对文集传播的推动,等等。第二章对北宋时期文集的类型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梳理,指出北宋时期的文集,若着眼于文集性质,则有别集和总集之分,若着眼于文集特点,则有“松散型”文集和“稳固型”文集、“临时性”文集和“成熟性”文集等不同类别。就文人别集而言,则有时间维度的“前人别集与北宋别集”和作品数量维度的“全部作品类别集与部分作品类别集”不同类型；就总集而言,则有“前代总集”和“北宋总集”之分,而“北宋总集”又可以分为“酬唱集”（包括“君臣酬唱集”、“朋辈酬唱集”、“同门酬唱集”、“士子酬唱集”等）、“赠行集”、“赋物集”、“追奠集”等不同类型。第三章从文集的“编纂者”、“编纂理念”和“编纂原则”三个方面对北宋时期编纂本朝文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在北宋本朝文集的编纂版图中,编纂者有“作者自己”和“他人”之别,其中“他人编集”又可以分为“臣子编集”、“子嗣编集”（包括“直接子嗣编集”与“间接子嗣编集”）、“兄弟编集”、“亲戚编集”、“门生编集”、“友人编集”、“追慕者编集”、“逐利者或商人编集”和“地方官员编集”等不同类型。北宋文人对本朝文集的编纂,针对不同情况,分别采用“求精编”和“求全编”的不同理念来加以编纂,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严格遵循“作品以类相从”和“奏议不入文集”的编纂原则。第四章着重探讨唐人文集在北宋的具体编纂情况。指出北宋时期对唐人文集的编纂,主要有“辑编”、“重编”和“选编”三种编纂模式,其中,“辑编”又可分为“有旧集基础的辑编”和“无旧集基础的辑编”两类；而“重编”则又可以分为“在多个底本基础上详加校勘后重新编纂”、“在一个文本内重新编排作品后再编纂”和“融作品与注释为一体重新编纂”三种不同的模式。此外,本章还以杜甫诗集为个案,着重梳理和探讨了其在北宋不同时期受到编纂的具体情况,通过深入研究,指出杜集是北宋所编纂的唐人文集中,编纂频次最高、影响最大的文集。从仁宗朝开始,杜甫诗集经历了数次编纂的高潮,究其缘由,乃有“杜诗精神契合了北宋时代精神”和“北宋文人对杜诗‘广博’的认可及其‘标杆’地位的确立”两个方面的原因。杜集在北宋的广泛编纂,不仅推动了杜甫诗歌在北宋的持续传播,加强了北宋文人对杜甫的认可和接受,而且对杜诗在中国诗史上地位的最终确立,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下编为五至十一章,共七章。第五章从“抄写”和“版刻”两个维度来具体探讨北宋时期文集传播的情况。从“北宋时期文集抄写传播的背景”、“文集抄写传播的类型”、“北宋时期的书籍版刻生态”、“北宋时期文集版印的源头”、“版印中心”、“版印的文集类型”等多个方面对北宋时期文集抄写和版刻传播的表现、特点、地位、影响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探讨,指出北宋时期文集的传播存在着抄写和版刻两种模式并行不废的局面,但版刻传播凭借其高效率、多向度、大覆盖的优点逐渐受到大众的青睐,形成“后来居上”的态势。第六章站在科举“行卷”的角度,提出北宋时期文集“行卷式”传播的理念,并着重探讨了“行卷式”传播的特点、模式、阻力、动力等方面的问题。指出北宋时期文集的“行卷式”传播具有“传播目的的功利性与传播路径的单一性”、“传播内容的精品化和传播文本的临时性”和“传播对象的明确性和传播时间的固定性”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传播模式体现出“‘射线群’传播”和“代表作品‘领衔’传播”两种态势。北宋时期文集的“行卷式”传播面临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的双重阻力,然而,其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在北宋时期、甚至整个两宋时期都始终存在,这主要得益于“前代举子‘行卷’惯例的影响”和“行卷成功者所带来的鼓舞”所形成传播动力。第七章主要关注北宋荐举制度下文集的传播情况。着重考察了“北宋荐举制度对文人文学素养的要求”、“荐举制度对文集传播的影响”和“荐举背景下文集传播的特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指出北宋知识分子文学创作水平的高下是其能否被成功举荐的重要因素,而举荐者对被举荐者文学素养的考察,主要依据被举荐者所投献的文集。同时指出,北宋荐举背景下的文集投献传播与科举制度下“行卷式”传播相比,其传播范围更宽泛、辐射面更大,而且还经常形成以举主为“二传手”的文集二次传播,与“行卷式”传播“离心”模式不同,荐举背景下的文集传播,是一种“离心传播”和“向心传播”兼而有之、“放”和“收”合一的传播过程。第八章以释契嵩《辅教编》的传播为个案,着重探讨了北宋文人为宣扬某种思想而作的文集传播努力。文章从“《辅教编》的创作缘起与初次投献”与“《辅教编》的再次投献与传播目的的实现”两个方面梳理了释契嵩《辅教编》的传播路径及其传播目的实现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关注到了北宋文集传播的美好理想与辛酸现实。第九章立足于“售书”与“购书”两个维度,具体探讨了“北宋时期文集的商业模式传播”这一问题。从“北宋时期官、私刊印与书籍售卖”、“北宋时期文集售卖的渊源与表现”和“北宋时期文集的盗版销售”三个方面对北宋时期文集商业模式传播的现状、特征、影响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北宋时期文集的刊印和售卖由于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售卖者往往会尽一切力量来提高文集的销售量,在客观上带来了文集传播面的扩大和传播影响的增加,形成商业手段对文集传播的直接推动。第十章主要关注北宋时期文集的“进献”传播和“恩赐”传播,从“上行”和“下行”两个维度来关注文集在不同方向和不同层面上的传播路径、传播特点、传播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指出文集“上行”传播的目的,是为了给文集的作者或传播者带来功名、仕途的认可或切实的物质、经济利益,这些现实的利益或诱惑会大大激发和促进文集“上行”传播的动力；而文集的“下行”传播,其目的除了宣扬文集作者的文德武功以外,主要是为了给天下臣民作示范,注重的是文集所带有的“教化”功能,因此,用于“下行”传播的文集是经过严格遴选的,只有少数的文集能够获得“下赐垂范”的殊荣而得到“下行传播”。第十一章主要探讨北宋时期文集的“境外”传播情况。通过对北宋时期文集“境外”传播途径和传播效应的考察,指出北宋时期的文集主要通过“民间私传”、“使节传播”和“商人传输”三种方式传播到境外。文集的“境外”传播,不仅促进了北宋和周边各国的文化交流,彰显了北宋的文化繁荣。而且在延伸文集本身的文化影响面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那些文集传播到“境外”的文人的“国际影响力”。北宋时期文集的“境外”传播也是北宋文化输出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化输出,在促进周边国家和政权对北宋社会进行深入了解的同时,也切实推动了以北宋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巩固和繁荣。
罗亚琳[9]（2015）在《郭畀和他的《云山日记》 ——元初江南士人书画世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郭畀,元代书画史上的一个“小人物”,他有一本手书日记——《云山日记》留存于世,本文即以郭畀和他的《云山日记》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云山日记》的梳理和解读,展现郭畀日常的书画生活。当然对郭畀书画生活的展现并不仅仅限于《云山日记》,《云山日记》只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契入点。本文亦从《云山日记》中郭畀的书画交往开始谈起,由内围往外围延伸,由郭畀的书画交往及延伸,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庞大的、被隐没在历史中的元初江南士人书画群体。这个群体当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即是郭畀“学官”身份背后牵引出的元代江南儒学学官群现象；由郭畀的书画交往及延伸,我们还可以看到江南儒学学官和江南道官的交往异常密切。学官和道官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他们来往密切背后的本质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些是本文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所要阐释的是郭畀的主体身份,即他的社会属性,也是他社会生活的根基,书画生活亦包括在内。《云山日记》在对郭畀书画生活的记叙中,亦记录了郭畀的书画应酬和他所完成的作品。由郭畀现存书画作品真迹、再由《云山日记》中的记录,以及时人和明清人对其书画的评述,我们可以发现并看到郭畀书画面貌的特点。亦此,对郭畀书画面貌成因的分析是本文研究的第三个问题。由郭畀的书画交往及延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圈中的人们；由郭畀的主体身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圈中人们的社会属性；由郭畀的书画作品,我们亦可以看到这个圈中人们的审美倾向和这个时代、这个地域书画流行的元素。把这些综合在一起,即是本文所说的“元初江南士人书画世界”,而本文所做的即是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和呈现。
吴恺[10]（2015）在《基于中文微博用户行为的知识发现研究 ——以新浪微博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我国Web2.0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大众信息素养的显着提升,微博等社交网络服务由于其使用简便、传播迅速、随时可接入等优势,已经成为人们创作、传播和获取信息的一类重要平台,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我们可掌握的微博用户行为数据越来越多,深入分析和挖掘隐藏在用户日常行为中的知识和联系,分析用户需求,寻找权威用户,发现微博主题,对提高微博利用效率,提供知识服务,加强危机沟通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微博用户行为的知识发现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命题,微博用户行为数据的来源和格式多种多样,知识发现的模型和算法不断创新,国内外微博的用户使用习惯和语法结构存在差异,中文微博自身也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在相关基础理论和微博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将基于微博用户行为的知识发现模式分为三类。第一类知识发现模式利用用户行为统计特征数据,统计特征包括统计指标和数据分布特征,能够反映微博用户以及微博文本的若干特点,揭示人类社交网络行为客观规律,实现用户分类,预测微博传播效果。第二类知识发现模式侧重于分析用户之间的行为关系,微博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网络媒体,用户行为信息中提供了大量的用户之间的关系数据,反映了用户的兴趣、偏好、意向等隐性知识。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了解微博社群和子社群的社会结构,找出具有强社会影响力的用户,发现社区结构和小团体,实现基于用户关系的个性化推荐。第三类的知识发现模式基于用户行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即分析用户转发、评论和提及的文本内容,进而发现主题、用户特征词等知识联系。本文主要以提及关系为例,根据用户被提及的文本关键词,对微博用户进行分类和特征词抽取。针对三类知识发现模式,本文分别以新浪微博的数据为例,提出了相应的知识发现模型和算法,并通过实验验证了相关结论。最后,本文构建了微博用户行为知识发现从数据预处理、模式发现和知识库生成的一般模型,并介绍了几类基于用户行为知识发现的知识服务方式,这一模型对于新出现的知识需求的分析和解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收藏界关注高公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收藏界关注高公博（论文提纲范文）
（1）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产生 |
| 一、社会治理的需要 |
| 二、规范执法的需要 |
| 三、实现公正的需要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出台的脉络 |
| 一、中央层级的规范性文件 |
| 二、部门层级的规范性文件 |
| 三、地方层级的规范性文件 |
| 第三节 实务机关探索的成果 |
| 一、行政执法机关优化移送程序的探索 |
| 二、侦查机关审慎开启侦查程序的探索 |
| 三、检察机关加强移送外部监督的探索 |
| 第二章 域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比较与借鉴 |
| 第一节 英美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 |
| 一、英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二、美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第二节 大陆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 |
| 一、法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二、德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第三节 混合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 |
| 一、意大利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二、俄罗斯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三、日本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第四节 域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外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作用之比较与借鉴 |
| 二、中外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限制之比较与借鉴 |
| 三、中外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规制之比较与借鉴 |
| 第三章 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与保障 |
| 第一节 涉案当事人的移送 |
| 一、涉案当事人移送的基本方式 |
| 二、涉案当事人移送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涉案当事人移送的建议 |
| 第二节 涉案财物的移送 |
| 一、涉案财物移送的基本规定 |
| 二、涉案财物移送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涉案财物移送的建议 |
| 第三节 涉案证据的移送 |
| 一、涉案证据移送的基本规定 |
| 二、涉案言词证据的移送 |
| 三、涉案实物证据的移送 |
| 第四节 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 |
| 一、应移尽移落实的基本情况 |
| 二、阻碍应移尽移落实的因素 |
| 三、保障应移尽移落实的措施 |
| 第五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 |
|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基本情况 |
| 二、已投入实际运行的移送平台的概况 |
| 三、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存在的问题 |
| 四、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建议 |
| 第四章 涉嫌犯罪案件的接受与处置 |
| 第一节 接受案件后特殊合作方式的规范 |
| 一、特殊合作方式的积极意义 |
| 二、特殊合作方式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特殊合作方式的建议 |
| 第二节 强制措施变更的规范 |
| 一、两类强制措施的基本情况 |
| 二、强制措施变更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强制措施变更的建议 |
| 第三节 案情进展反馈的规范 |
| 一、案情进展反馈的积极意义 |
| 二、案情进展反馈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案情进展反馈的建议 |
| 第五章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制约与监督 |
| 第一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权力制约 |
|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权力制约的基本情况 |
| 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权力制约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权力制约的建议 |
| 第二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多重监督 |
|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多重监督的基本规定 |
| 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多重监督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多重监督的建议 |
| 第三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的公开 |
|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公开的基本情况 |
| 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公开的建议 |
| 立法的建议(代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宋代殿阁与殿阁职名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思路与方法 |
| 四 创新点与重难点 |
| 第一章 宋代殿阁沿革与建制 |
| 第一节 宋代三殿建制 |
| 一 端明殿 |
| 二 观文殿 |
| 三 资政殿 |
| 第二节 宋代诸阁建制 |
| 一 龙图与天章阁初建 |
| 二 诸阁增建 |
| 三 南宋时期诸阁重建 |
| 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殿阁的实用功能 |
| 第一节 收藏 |
| 一 礼器与瑞宝 |
| 二 藩府旌节与印信 |
| 三 皇帝玉牒与宗室属籍 |
| 四 功臣绘像 |
| 第二节 文化与政治活动 |
| 一 观书与宴会 |
| 二 经筵与召对问政 |
| 第三节 奉祀空间 |
| 一 奉祀御容与举行道场 |
| 二 进书活动与进书仪 |
| 第四节 日常管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元丰改制前殿阁职名系统的确立 |
| 第一节 北宋初期的职名 |
| 一 三馆秘阁职名 |
| 二 枢密直学士与端明殿学士 |
| 第二节 诸阁职名的设立 |
| 第三节 诸阁职名的除授 |
| 一 除授途径 |
| 二 职事职任 |
| 三 诸阁职名与馆阁职名的融合 |
| 第四节 诸殿职名设立与除授 |
| 一 资政殿学士与大学士 |
| 二 观文殿学士与大学士 |
| 三 端明殿学士 |
| 第五节 殿阁职名加衔性质 |
| 小结 |
| 第四章 元丰改制后殿阁职名系统的调整与运作 |
| 第一节 殿阁职名体系的调整 |
| 一 殿阁职名性质的转型 |
| 二 殿阁职名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殿阁职名运作的变化 |
| 一 职名除授范围的扩大 |
| 二 职名除授途径的增加 |
| 第三节 殿阁职名换授与迁转 |
| 一 职名与职事官的换授 |
| 二 职名系统内部的迁转 |
| 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殿阁职名的管理制度 |
| 第一节 殿阁职名的员额与品级 |
| 一 员额 |
| 二 品级 |
| 第二节 殿阁职名的结衔与杂压合班 |
| 一 结衔 |
| 二 杂压合班 |
| 第三节 殿阁职名的落罢与叙复 |
| 一 降等与落职 |
| 二 叙复 |
| 第四节 殿阁职名的职钱与支赐 |
| 一 职钱 |
| 二 添支粮米与衣赐 |
| 三 其他支赐 |
| 小结 |
| 结语 关于宋代殿阁双重职能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3）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及内容 |
| 第一章 首都国货陈列馆成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国货运动的兴起 |
| 一、国货运动兴起的背景 |
| 二、国货运动的发展过程 |
| 三、国货运动的深远影响 |
| 第二节 商品陈列所(馆)的兴起 |
| 一、国外商品陈列所(馆) |
| 二、国内商品陈列所(馆) |
| 第三节 国货运动与国货陈列 |
| 一、国货运动催生国货陈列馆 |
| 二、国货陈列馆促进国货运动 |
| 第二章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组织沿革及演变 |
| 第一节 各地国货陈列馆(所)的设立 |
| 一、实业部国货陈列馆 |
| 二、各省市国货陈列馆 |
| 三、海外中华国货陈列馆 |
| 第二节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成立 |
| 一、拟订规程 |
| 二、场馆选址 |
| 三、征集出品 |
| 四、扩大宣传 |
| 五、经费问题(筹设期) |
| 六、开幕日期 |
| 第三节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内部建制组织 |
| 一、人事管理 |
| 二、机构设置 |
| 三、经费问题 |
| 四、规则章程 |
| 第四节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终结 |
| 一、首都国货陈列馆的接收与南京市国货陈列馆的成立 |
| 二、南京市国货陈列馆的主要活动 |
| 三、南京市国货陈列馆的终结与延续 |
| 第三章 首都国货陈列所馆的活动 |
| 第一节 举办国货展览会 |
| 一、周年纪念展览会 |
| 二、棉织丝绸展览会 |
| 三、江苏省特产展览会 |
| 四、上半年或春季国货展览会 |
| 五、其他主题展览会 |
| 第二节 代国内外征集国货 |
| 一、代国内各团体征集国货 |
| 二、代国外各团体征集国货 |
| 第三节 经营国货商场 |
| 一、我国早期的国货商场 |
| 二、首都国货陈列馆国货商场 |
| 第四节 开展国货调查与规范国货市场 |
| 一、国货调查与函复咨询 |
| 二、办理国货证明 |
| 第五节 开展国货运动 |
| 一、组织首都国货运动基本区 |
| 二、首都提倡国货运动周 |
| 第六节 发展馆务与参加社会活动 |
| 一、发展馆务 |
| 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
| 第四章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展品和陈列品分析 |
| 第一节 陈列品的地域与类别分布 |
| 第二节 展览会的给奖展品 |
| 第五章 首都国货陈列馆与其他国货陈列馆的比较 |
| 第一节 与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的比较 |
| 一、北平国货陈列馆的起源 |
| 二、北平国货陈列馆 |
| 三、北平国货陈列馆与首都国货陈列馆的比较 |
| 第二节 与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的比较 |
| 一、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的成立 |
| 二、商品陈列所的特设部门 |
| 三、经费问题 |
| 四、主要活动 |
| 五、结局及影响 |
| 六、上海特别市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与首都国货陈列馆的比较 |
| 第三节 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地位及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上市公司澄清公告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澄清公告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3.2 关于澄清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3.3 关于澄清公告对投资者影响的研究 |
| 1.3.4 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2 澄清公告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1 澄清公告制度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2 澄清公告特征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2.1 多年度发布澄清公告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2.2 澄清及时性和措辞模糊程度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3 事务所声誉调节作用的理论分析 |
| 2.4 对审计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的区分 |
| 3 澄清公告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研究设计 |
| 3.1 假设的提出 |
| 3.1.1 澄清公告制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
| 3.1.2 澄清公告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
| 3.1.3 事务所声誉的调节作用 |
| 3.2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3.2.1 样本选择 |
| 3.2.2 数据来源 |
| 3.3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3.3.1 解释变量 |
| 3.3.2 被解释变量 |
| 3.3.3 控制变量 |
| 3.3.4 模型构建 |
| 4 上市公司澄清公告对审计过程质量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相关性分析 |
| 4.2.1 模型一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
| 4.2.2 模型二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
| 4.2.3 模型三和模型四各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
| 4.3 独立样本T检验 |
| 4.3.1 是否发布澄清公告的独立样本T检验 |
| 4.3.2 是否多年度发布澄清公告的独立样本T检验 |
| 4.3.3 澄清及时性的独立样本T检验 |
| 4.3.4 澄清措辞模糊程度的独立样本T检验 |
| 4.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4.4.1 是否发布澄清公告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
| 4.4.2 是否多年度发布澄清公告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
| 4.4.3 澄清及时性和措辞模糊程度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
| 4.4.4 事务所声誉对措辞模糊程度与审计收费关系的调节作用 |
| 4.5 小结 |
| 5 上市公司澄清公告对审计结果质量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独立样本T检验 |
| 5.2 澄清公告制度对审计意见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 |
| 5.3 澄清公告特征对审计意见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 |
| 5.4 小结 |
| 6 澄清公告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
| 6.1 独立样本T检验 |
| 6.2 澄清公告对上市公司选择事务所规模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 |
| 7 研究结论及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引导注册会计师更有效地关注澄清公告 |
| 7.2.2 强化事务所声誉品牌意识 |
| 7.2.3 规范澄清公告的信息披露 |
| 7.2.4 加强审查澄清公告质量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5）唐代教坊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教坊文学研究 |
| 二、教坊制度与文化研究 |
| 三、教坊音乐研究 |
| 第二节 总体思路 |
| 第三节 主要论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教坊及相关音乐机构研究 |
| 第一节 唐代教坊辨异 |
| 一、唐代教坊名号歧义之由来 |
| 二、左右教坊与内教坊 |
| 三、仗内教坊 |
| 第二节 唐代梨园新考 |
| 一、禁苑梨园与法曲梨园 |
| 二、洛阳梨园考 |
| 三、梨园的内部建制及所掌音乐 |
| 第三节 宣徽院与教坊、梨园新证 |
| 一、宣徽院建制与梨园、教坊之关系 |
| 二、宣徽院乐工与教坊、梨园之关系 |
| 第二章 唐代教坊职官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唐代教坊职官述论 |
| 一、教坊使 |
| 二、教坊副使 |
| 三、教坊判官 |
| 四、其他职官 |
| 第二节 唐代教坊职官考论 |
| 一、唐代教坊职官人物考辨 |
| 二、唐代教坊职官家族考 |
| 第三节 唐代梨园职官与教坊职官的互动 |
| 一、早期“帝妃教习”模式 |
| 二、梨园职官过渡:“梨园教坊使” |
| 三、安史乱后梨园职官的正式设置 |
| 第四节 教坊、梨园职官的活动空间及其性质 |
| 一、教坊、梨园职官活动的区位特点 |
| 二、教坊、梨园音乐活动里坊分布特征 |
| 第三章 唐代地方教坊考——以眉县教坊为个案 |
| 第一节 眉县教坊材溯源 |
| 第二节 眉县教坊村与随驾教坊 |
| 第三节 眉县教坊村与唐代地方教坊机构之关联 |
| 一、“府县教坊”与“诸州散乐”辨析 |
| 二、地方音乐机构与乐户 |
| 第四章 唐代教坊四部乐考 |
| 第一节 清乐部、云韶部与教坊乐 |
| 一、清乐部与教坊 |
| 二、云韶部与教坊 |
| 第二节 太常四部与教坊四部 |
| 一、太常四部乐的渊源 |
| 二、教坊四部乐的起源 |
| 三、太常四部乐与教坊四部乐的关系 |
| 第三节 唐代教坊四部乐的运用 |
| 一、唐代教坊四部乐的演出形态 |
| 二、唐代教坊四部乐向胡部的倾斜 |
| 第五章 唐代教坊音乐与藩邸文学 |
| 第一节 唐代藩邸中的音乐活动 |
| 一、唐代王府的建制 |
| 二、唐代王府中的音乐活动 |
| 第二节 藩邸之乐与教坊 |
| 一、俗乐教坊与王府音乐之渊源 |
| 二、唐代王宅中的教坊乐舞活动 |
| 第三节 唐代藩邸文学与教坊 |
| 一、诸王与教坊乐工的交游 |
| 二、宁王宅中的文学活动与教坊曲《簇拍相府莲》 |
| 第六章 教坊商业化与唐两京饮妓文学 |
| 第一节 “北里诸妓,籍属教坊” |
| 一、“籍属教坊”之背景 |
| 二、教坊商业化的转型 |
| 第二节 长安北里文化内涵及区位选择 |
| 一、北里饮妓文化之定型 |
| 二、平康坊北里的区位 |
| 第三节 长安平康坊饮妓与文学 |
| 一、诗文活动 |
| 二、唐传奇 |
| 第四节 洛阳饮妓空间的分化 |
| 一、洛河以北,以北市为中心的乐人活动区域 |
| 二、洛水以南,“明义坊教坊一西市”为轴心的乐人活动区域 |
| 三、洛水以南,以南市为中心的乐人活动区域 |
| 第七章 唐代教坊曲生成模式研究——以《文溆子》为例 |
| 第一节 唐代教坊曲的生成模式 |
| 一、唐教坊曲的创作规律 |
| 二、教坊曲的用乐理念 |
| 三、教坊曲辞的生成机制 |
| 第二节 文溆与《文溆子》 |
| 一、文溆生平考略 |
| 二、文溆俗讲在当时之反响 |
| 三、文溆俗讲及《文溆子》生成 |
| 附录 |
| 附录一: 崔令钦生平与家世补考 |
| 附录二: 高丽伎与胡旋舞新说——从《新唐书·礼乐志》中一则“错简”说起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筒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新青年》（1915-1926）中的日语借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谢辞 |
| 摘要 |
| 要旨 |
| 第一章 《新青年》的介绍及先行研究 |
| 1.1 《新青年》在日语借词研究中的价值 |
| 1.1.1 日语借词发展的时期划分 |
| 1.1.2 《新青年》作为词语研究文本的定位 |
| 1.2 《新青年》的概况 |
| 1.2.1 作者的教育背景 |
| 1.2.2 《新青年》的主要内容 |
| 1.3 关于《新青年》的先行研究 |
| 1.3.1 《新青年》研究的发展历程 |
| 1.3.2 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 |
| 1.3.3 《新青年》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1.4 关于日语借词的先行研究 |
| 1.4.1 对日语借词整体性的统计和分类 |
| 1.4.2 按专业领域的日语借词研究 |
| 1.4.3 以人物及其着作为线索的日语借词考察 |
| 1.4.4 对近代报刊杂志中日语借词的考察 |
| 1.4.5 日语借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1.5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 |
| 1.5.1 研究目的 |
| 1.5.2 研究文本范围的确定 |
| 1.5.3 词语的抽取方法 |
| 1.5.4 词源的判别及分类 |
| 1.5.5 词语调查的结果与分类 |
| 1.6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工具书及数据库 |
| 第二章 《新青年》中的二字词 |
| 2.1 二字词的抽出和分类 |
| 2.2 有古汉语出典的词 |
| 2.3 有古汉语出典而产生新义的词 |
| 2.3.1 词义变词性不变的"新义"词 |
| 2.3.1.1 名词"讲师"的词义变化 |
| 2.3.1.2 动词"辩护"的词义变化 |
| 2.3.2 词义词性都变的"新义"词 |
| 2.3.2.1 动词→名词 |
| 2.3.2.2 动词→形容词 |
| 2.3.2.3 名词→动词 |
| 2.3.2.4 名词→形容词 |
| 2.4 无古汉语出典的词语 |
| 2.4.1 《新青年》中"无典"词的概况 |
| 2.4.2 《新青年》和"无典"词的普及和发展 |
| 2.4.2.1 "无典"词引申义的发展 |
| 2.4.2.2 "无典"词的普及 |
| 2.5 《汉语大词典》未收录的词语 |
| 2.5.1 《汉大》未收但《现汉》收有的词 |
| 2.5.2 《现汉》未收但语料库中有的词 |
| 2.5.3 《现汉》和语料库中都没有的词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青年》中的三字词 |
| 3.1 三字词的抽出 |
| 3.2 三字词来源的判定 |
| 3.3 《新青年》时期三字词所处的发展阶段 |
| 3.4 三字词的二字语素 |
| 3.4.1 2+1型中的前部二字语素 |
| 3.4.2 1+2型中的后部二字语素 |
| 3.4.3 前部二字语素与后部二字语素的比较 |
| 3.4.4 日语对三字词中的二字语素的影响 |
| 3.5 三字词的一字语素 |
| 3.5.1 1+2型中的前部一字语素 |
| 3.5.1.1 前部一字语素的种类及构词数 |
| 3.5.1.2 日语对"无～、不～、非～、未～"的影响 |
| 3.5.1.3 日语1+2型三字词对汉语的影响 |
| 3.5.2 2+1型中的后部一字语素 |
| 3.5.2.1 后部一字语素的种类及构词 |
| 3.5.2.2 《新青年》时期发展起来的"～化" |
| 3.5.2.3 日语2+1型三字词对汉语的影响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青年》中的四字词 |
| 4.1 四字词的概况 |
| 4.1.1 四字词的抽出 |
| 4.1.2 四字词来源的判定 |
| 4.1.3 《新青年》时期四字词所处的发展阶段 |
| 4.2 2+2型四字词的前部二字语素 |
| 4.2.1 前部二字语素的构词能力 |
| 4.2.2 前部二字语素的来源分布 |
| 4.3 2+2型四字词的后部二字语素 |
| 4.3.1 后部二字语素的构词能力 |
| 4.3.2 后部二字语素的来源分布 |
| 4.4 2+2型四字词的语素搭配 |
| 4.4.1 从来源看二字语素的搭配 |
| 4.4.2 从词性看二字语素的搭配 |
| 4.5 2+2型宾述结构的四字词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青年》的作者们及其使用的日语借词 |
| 5.1 选定的作为研究对象的作者及其用词整理 |
| 5.2 五位作者的文章概况 |
| 5.2.1 陈独秀在《新青年》中的文章 |
| 5.2.2 高一涵在《新青年》中的文章 |
| 5.2.3 李大钊在《新青年》中的文章 |
| 5.2.4 胡适在《新青年》中的文章 |
| 5.2.5 瞿秋白在《新青年》中的文章 |
| 5.2.6 留日作者和非留日作者的用词统计 |
| 5.3 留日和非留日作者的二字词比较 |
| 5.3.1 有古汉语出典而产生新义的词 |
| 5.3.2 无古汉语出典的词 |
| 5.3.3 《汉大》未收的词 |
| 5.4 留日和非留日作者的三字词比较 |
| 5.4.1 三字日语借词 |
| 5.4.2 三字汉语自造词 |
| 5.5 留日与非留日作者的四字词比较 |
| 5.5.1 四字日语借词 |
| 5.5.2 四字汉语自造词 |
| 5.6 留日与非留日作者的用词特点 |
| 5.6.1 五位作者单独用词的甄别方法 |
| 5.6.2 留日作者的用词特点 |
| 5.6.3 非留日作者的用词特点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新青年》看日译汉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
| 6.1 有关《新青年》中翻译文章的研究综述 |
| 6.1.1 《新青年》翻译文章的整理与分类 |
| 6.1.2 关于《新青年》中文学翻译的研究 |
| 6.2 译文和原文对照的研究方法 |
| 6.3 从前人研究中得到的启示 |
| 6.4 日译汉对照文本的确定 |
| 6.4.1 《新青年》翻译文章的统计 |
| 6.4.2 日译汉文本的选定 |
| 6.5 日译汉对二字词的影响 |
| 6.5.1 译文与原文一致的二字词 |
| 6.5.2 译文与原文不一致的二字词 |
| 6.5.2.1 译词变化的类型 |
| 6.5.2.2 以"突起"为例看日语借词的普及过程 |
| 6.6 日译汉对三字词的影响 |
| 6.6.1 译文与原文一致的三字词 |
| 6.6.2 译文与原文不一致的三字词 |
| 6.6.2.1 译词变化的类型 |
| 6.6.2.2 以"～力"为例看三字词的发展 |
| 6.7 日译汉对四字词的影响 |
| 6.7.1 译文与原文一致的四字词 |
| 6.7.2 译文与原文不一致的四字词 |
| 6.7.2.1 译词变化的类型 |
| 6.7.2.2 省略日语「の」的译法 |
| 6.7.2.3 日语短句变汉语四字词的译法 |
| 6.7.2.4 日语宾述结构的译法 |
| 6.8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从《新青年》看日译汉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
| 7.1 关于汉语语法中外来因素的研究综述 |
| 7.1.1 欧化语法现象的定义及具体表现 |
| 7.1.2 支持"欧化语法现象"的研究 |
| 7.1.3 反对"欧化语法现象"的研究 |
| 7.1.4 关于"日化语法现象"的研究 |
| 7.1.5 本研究考察的对象和使用的方法 |
| 7.2 现代汉语"NV"结构的形成 |
| 7.2.1 "欧化"派学者对于"NV"结构兴起的论述 |
| 7.2.2 日语「NV」结构对汉语的影响 |
| 7.2.3 《新青年》中「NV」结构的日译汉用例 |
| 7.3 现代汉语"N的V"结构的形成 |
| 7.3.1 "欧化"派学者关于"N的V"结构兴起的论述 |
| 7.3.2 日语「NのV」结构对汉语的影响 |
| 7.3.3 《新青年》中「NのV」结构的日译汉用例 |
| 7.4 现代汉语介词"对于"的形成 |
| 7.4.1 "欧化"派学者关于"对于"来源的论述 |
| 7.4.2 日语「に対する」对汉语的影响 |
| 7.4.3 《新青年》中「に対する」的日译汉用例 |
| 7.5 现代汉语"定语+人称代词"的形成 |
| 7.5.1 "欧化"派学者的论述 |
| 7.5.2 "日化"派学者的论述 |
| 7.5.3 "综合"派学者的论述 |
| 7.5.4 《新青年》中"定语+我"的日译汉用例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终章:《新青年》在日语借词研究中的定位 |
| 8.1 从日语借词研究的发展史来看 |
| 8.2 从词汇的形态发展看 |
| 8.3 从作者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看 |
| 8.4 从日译汉对日语借词的引进看 |
| 8.5 从日语借词对汉语语法的影响看 |
| 附录一 清末民初创刊的报刊杂志(1910-1915) |
| 附录二 《新青年》中日语用例早于汉语的词 |
| 参考文献 |
（7）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民俗旅游开发研究 ——以黑龙江省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黑龙江省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概况 |
| 第一节 黑龙江地区社会历史背景 |
| 一、黑龙江地区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
| 二、黑龙江地区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
| 第二节 黑龙江省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地理概况 |
| 一、哈尔滨地区地理概况 |
| 二、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地理概况 |
| 第三节 黑龙江民俗旅游资源分析 |
| 一、民俗旅游资源相关概念 |
| 二、黑龙江省可供开发民俗旅游资源 |
| 第四节 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建设背景及开发现状 |
| 一、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开发建设背景 |
| 二、示范区项目开发建设现状 |
| 第二章 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民俗旅游核心竞争力及游客需求分析 |
| 第一节 示范区民俗旅游项目特色及核心竞争优势分析 |
| 一、民俗旅游项目核心特色 |
| 二、示范区开展民俗旅游项目的核心竞争优势 |
| 第二节 示范区目标游客群体及需求分析 |
| 一、不同地域目标游客群体分析 |
| 二、各年龄段目标游客群体分析 |
| 第三章 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民俗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及成功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民俗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
| 一、民俗文化生存土壤逐渐流失 |
| 二、民俗文化开发底线受到冲击 |
| 三、缺乏整体战略布局和持续性资金支持 |
| 四、宣传推广缺乏持续性 |
| 第二节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民俗旅游开发案例及经验分析 |
| 一、冰雪大世界民俗旅游资源概况 |
| 二、冰雪大世界民俗旅游开发现状 |
| 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成功经验分析 |
| 第四章 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发展战略设想 |
| 第一节 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原则 |
| 一、民俗旅游资源保护原则 |
| 二、民俗旅游资源主体协同开发原则 |
| 三、民俗旅游文化开发与商业运作相结合原则 |
| 第二节 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民俗旅游资源开发思路 |
| 一、不断发掘城市特色民俗旅游资源保持项目活力 |
| 二、增强民俗旅游文化内涵避免旅游开发乱象 |
| 三、引进民俗参与性项目改变以往观光旅游模式 |
| 四、推进新媒体营销跟进“互联网+”潮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北宋时期的文集编纂与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学术界在宋人文集生成方面的研究现状 |
| (一) 中国古代书籍生成情况研究 |
| (二) 断代(主要是宋代)书籍刊印研究 |
| (三) 特定区域或特定模式的书籍刊刻研究 |
| 二、学术界在宋人文集传播方面的研究现状 |
| (一) 综合研究 |
| (二) 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一、对北宋时期文集编纂与传播的背景考察 |
| 二、对北宋时期文集类型与特征的辨析与界定 |
| 三、对北宋时期文集编纂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
| 四、对北宋时期文集传播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实证和诠释相结合 |
| 二、剖析和比较相配合 |
| 三、演绎与归纳相融合 |
| 上编 北宋时期文集的编纂研究 |
| 第一章 北宋时期文集编纂与传播的背景考察 |
| 第一节 统治者的提倡与文集编纂、传播的繁荣 |
| 一、君主“作品结集”的带动 |
| 二、君主的提倡和“御集”的影响 |
| 第二节 大型编书活动对文集编纂和传播的推动 |
| 一、“四大类书”的编纂 |
| 二、编书活动的影响与《西昆酬唱集》的生成 |
| 第三节 科举与荐举对文集传播的影响 |
| 一、北宋科举与荐举背景下的文集传播概况 |
| 二、北宋荐举背景下的文集投献 |
| (一) 文集的抄本投献 |
| (二) 文集的印本投献 |
| 三、北宋荐举约束制度对文集传播的影响 |
| 第四节 文人聚书、藏书对文集编纂的影响 |
| 第五节 北宋前期的刻书活动对文集传播的推动 |
| 第二章 北宋时期文集的类型 |
| 第一节 别集的类型 |
| 一、时间维度：前人别集与北宋别集 |
| 二、作品数量维度：全部作品类别集与部分作品类别集 |
| (一) 作品选集 |
| (二) 阶段性作品集 |
| 第二节 总集的类型 |
| 一、前代总集 |
| 二、北宋总集 |
| (一) 酬唱集 |
| 1. 君臣酬唱集 |
| 2. 朋辈酬唱集 |
| (1) 即时酬唱集 |
| ①“推颂酬唱集” |
| ②“饯别酬唱集” |
| ③“游览酬唱集” |
| (2) 历时酬唱集 |
| ①《二李唱和集》 |
| ②《西昆酬唱集》 |
| ③《礼部唱和诗》与《同文馆唱和诗》 |
| ④《永嘉唱和集》、《睦州唱和诗》与《花溪唱和集》 |
| ⑤《山游唱和诗集》 |
| 3. 同门酬唱集 |
| 4. 士子酬唱集 |
| (二) 赠行集 |
| (三) 赋物集 |
| (四) 追奠集 |
| 第三章 北宋时期对本朝文集的编纂 |
| 第一节 文集的编纂者 |
| 一、作者自编 |
| 二、他人编集 |
| (一) 臣子编集 |
| (二) 子嗣编集 |
| 1. 直接子嗣编集 |
| (1) 一子独立编纂 |
| (2) 多子合力编纂 |
| 2. 间接子嗣编集 |
| (三) 兄弟编集 |
| (四) 亲戚编集 |
| 1. 叔为侄编集 |
| 2. 侄为叔编集 |
| 3. 其他亲戚编集 |
| (五) 门生编集 |
| (六) 友人编集 |
| (七) 追慕者编集 |
| (八) 逐利者或商人编集 |
| (九) 地方官员编集 |
| 第二节 文集的编纂理念 |
| 一、求精编 |
| (一) 求精集 |
| (二) 求精选 |
| 二、求全编 |
| (一) 别集“求全编” |
| (二) 总集“求全编” |
| 1. 唱和集“求全编” |
| 2. 送行集“求全编” |
| 3. 追奠集“求全编” |
| 4. 家集“求全编” |
| 第三节 文集的编纂原则 |
| 一、作品“以类相从”的编纂原则 |
| 二、“奏议不入文集”的编纂原则 |
| (一) “奏议不入文集”的现象考察 |
| (二) “奏议不入文集”的原因探究 |
| 1. 奏议的实时性和机密性 |
| 2. 保护奏议当事人及其后人的需要 |
| 第四章 北宋时期对唐人文集的编纂 |
| 第一节 北宋时期唐集的编纂方式 |
| 一、辑编 |
| (一) 有“旧集”基础的辑编 |
| (二) 无“旧集”基础的辑编 |
| 二、重编 |
| (一) 在多个底本基础上详加校勘后重新编纂 |
| (二) 在一个文本内重新编排作品后再编纂 |
| (三) 融作品与注释为一体重新编纂 |
| 三、选编 |
| 第二节 北宋唐集编纂的个案考察——杜甫诗集的编纂 |
| 一、北宋时期杜甫诗集编纂的概况 |
| (一) 仁宗时期杜甫诗集的编纂 |
| 1. 苏舜钦编纂杜集 |
| 2. 王洙编纂杜集 |
| 3. 王安石编纂杜集 |
| 4. 王琪编纂、刊印杜集 |
| (二) 神宗至徽宗时期杜集的编纂 |
| 1. 神宗时期的杜集编纂 |
| 2. 哲宗时期的杜集编纂 |
| 3. 徽宗时期的杜集编纂 |
| 二、北宋时期杜集编纂兴盛的原因 |
| (一) 杜诗精神与北宋时代精神的契合 |
| (二) 北宋文人对杜诗“广博”的认可及其“标杆”地位的确立 |
| 下编 北宋时期文集的传播研究 |
| 第五章 北宋时期文集的抄写与版刻传播 |
| 第一节 文集的抄写传播 |
| 一、文集抄写传播的背景 |
| 二、文集抄写传播的类型 |
| (一) 抄写“进献集” |
| (二) 抄写“干谒集” |
| (三) 抄写“赏读集” |
| (四) 抄写“求序集” |
| (五) 抄写传播的其他类型 |
| 第二节 文集的版刻传播 |
| 一、北宋时期的书籍版刻生态 |
| 二、北宋时期的文集版印 |
| (一) 文集版印的源头 |
| (二) 文集版印的中心 |
| 1. 开封 |
| 2. 杭州 |
| 3. 成都 |
| (三) 文集版印的类型 |
| 1. 君主文集的版印 |
| 2. 文人文集的版印 |
| 3. 僧人文集的版印 |
| 第六章 北宋时期文集的“行卷式”传播 |
| 第一节 北宋时期文集“行卷式”传播的概况 |
| 第二节 北宋时期文集“行卷式”传播的特点 |
| 一、传播目的的功利性与传播路径的单一性 |
| 二、传播内容的精品化和传播文本的临时性 |
| 三、传播对象的明确性和传播时间的固定性 |
| 第三节 北宋时期文集“行卷式”传播的模式 |
| 一、“射线群”传播 |
| 二、代表作品“领衔”传播 |
| 第四节 北宋时期文集“行卷式”传播的阻力和动力 |
| 一、“行卷式”传播的阻力 |
| (一) 制度层面的阻力 |
| (二) 非制度层面的阻力 |
| 二、“行卷式”传播的动力 |
| (一) 前代举子“行卷”惯例的影响 |
| (二) 行卷成功者所带来的鼓舞 |
| 第七章 荐举与北宋时期文集的传播 |
| 第一节 北宋时期荐举制度概况 |
| 第二节 北宋“荐举”对文学素养的要求 |
| 第三节 “荐举”制度对文集传播的影响 |
| 一、“荐举”制度下文集的特定渠道传播 |
| 二、“荐举”制度下文集的“二次传播” |
| 三、“荐举”制度下文集的广辐射面传播 |
| 第四节 “荐举”背景下文集传播的特点 |
| 一、传播过程的“放”、“收”合一 |
| 二、传播文集的“成熟”、“非成熟”兼有 |
| 第八章 思想宣扬与文集投献——以释契嵩《辅教编》的传播为例 |
| 第一节 《辅教编》的创作缘起与初次投献 |
| 第二节 《辅教编》的再次投献与传播目的的实现 |
| 一、《辅教编》的再次投献及其传播特点 |
| 二、《辅教编》向君主的投献 |
| 三、《辅教编》传播目的的实现 |
| 四、《辅教编》投献传播的特点 |
| 第九章 售书与购书：宋人文集传播的商业模式 |
| 第一节 北宋时期官、私刊印与书籍售卖 |
| 第二节 北宋时期文集售卖的渊源与表现 |
| 一、北宋时期文集售卖的渊源 |
| 二、北宋时期文集售卖的表现 |
| 第三节 北宋时期文集的盗版销售 |
| 第十章 进献与恩赐：宋人文集传播的上行与下行 |
| 第一节 进献：宋人文集的上行传播 |
| 一、北宋时期书籍(包括文集)进献的背景 |
| 二、书籍进献对文集传播的推动 |
| 三、北宋时期文集的进献要求与传播效应 |
| 四、北宋时期文集进献的不同类型 |
| 五、北宋时期文集进献的弊端 |
| 第二节 恩赐：宋人文集的下行传播 |
| 一、北宋时期文集“恩赐”传播的基础 |
| 二、北宋时期“恩赐”文集的类型 |
| (一) 皇帝文集的“恩赐” |
| (二) 功勋大臣文集的“恩赐” |
| 三、北宋时期文集“恩赐”传播的特点及成因 |
| 第十一章 北宋时期文集的“境外”传播 |
| 第一节 北宋时期文集“境外”传播的概况 |
| 第二节 北宋时期文集“境外”传播的途径与效应 |
| 一、北宋时期文集“境外”传播的途径 |
| (一) 民间私传 |
| (二) 使节传播 |
| 1. 使节购买文集 |
| 2. 使节抄录文集 |
| 3. 使节受赐文集 |
| (三) 商人传输 |
| 1. 商人传输文集的方式 |
| 2. 北宋对商人传输文集的限制 |
| 二、北宋时期文集“境外”传播的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9）郭畀和他的《云山日记》 ——元初江南士人书画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启示与问题 |
| (一) 历史中的“小人物” |
| (二) 郭畀的主体身份 |
| (三) 郭畀的书画活动 |
| (四) 郭畀与“士人画” |
| 二 前人的研究 |
| (一) 郭畀和郭佑之二人的考略 |
| (二) 《云山日记》的流传和版本 |
| (三) 郭畀的交往、生活、作品 |
| (四)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三 比较、主旨、方向 |
| 第一章 郭畀的书画交往—从《云山日记》说起 |
| 一 缘起 镇江 |
| (一) |
| 儿时的伙伴俞用中 |
| 镇江的收藏家盛季高 |
| 父亲郭景星与他的朋友仇远 |
| (二) |
| 朋友袁桷 |
| (三) |
| 镇江的收藏家塔海 |
| 甘露寺本无传长老、朋友萨都刺 |
| 好友李士行 |
| 镇江的好友龚子中 |
| 二 第一站 杭州 |
| (一) |
| 父亲的朋友白堪渊 |
| 龚子中的兄长龚子敬 |
| (二) |
| 朋友张菊存 |
| 张菊存的舅官牟景阳 |
| (三) |
| 父亲的好友汤北村 |
| 江浙行省儒学提举赵孟頫 |
| 玄同观吴若遗 |
| (四) |
| 赵孟頫的姻亲崔进之 |
| 朋友吾子行 |
| 父亲的朋友胡石塘 |
| 朋友吴菊泉 |
| 朋友陈无逸 |
| 笔工范君用 |
| 开元宫王眉叟、朋友张雨 |
| 赵孟頫的外甥张景亮、侄儿赵仲美 |
| 三 第二站 长兴 |
| (一) |
| 长兴的收藏家钦察宣差 |
| 好友琦伯玉讲主 |
| 朋友刘巨川、陆草窗、刘九舍 |
| (二) |
| 长兴的鉴赏活动和“古木”画作 |
| (三) |
| 长兴的书画应酬 |
| 四 第三站 金坛 |
| (一) |
| 镇江的收藏家石民瞻 |
| 镇江的好友顾子静 |
| 父亲的好友梁隆吉 |
| (二) |
| 金坛好友赵景明、赵东湖 |
| 金坛的收藏家刘仲明 |
| 金坛好友曹舜咨、曹本斋 |
| (三〉 |
| (三-1) |
| 春节期间的书画应酬 |
| (三-2) |
| 焦山之行 |
| 甘露寺伏首座 |
| (三-3) |
| 父亲的朋友方韶卿 |
| (四) |
| 金坛第二次短暂之行 |
| (五) |
| 朋友段吉甫 |
| 朋友郭祥卿 |
| 五 第四站 兴化 |
| 詹云卿廉访 |
| 龚子中的侄儿龚子芳 |
| 六 第五站 常州 |
| 父亲的好友盛元仁 |
| 鲜于枢的外孙李叔敬 |
| 七 尾声 镇江 |
| 朋友元复初 |
| 第二章 郭畀的主体身份——《云山日记》的启示 |
| 一 元代江南书画人的入仕—以郭畀为中心的考察 |
| 二 元代江南书画人的官职—以郭畀、赵孟燎为中心的探讨 |
| (一) 儒学学官和翰林、集贤之职 |
| (二) 集贤院的掌门——玄教大宗师 |
| 附录一 郭畀为什么会成为儒学学官 |
| 附录二 表二 玄教、玄教大宗师简介 |
| 第三章 郭畀的书画作品 |
| 一 书画面貌的呈现—现存作品与《云山日记》中的记录 |
| 二 书画面貌的分析 |
| (一) 郭畀的书法 |
| (二) 郭畀的绘画 |
| 三 书画面貌的成因 |
| (一) 对书画的学习 |
| 父亲的启蒙 |
| 赵孟頫书法的影响力 |
| 士人绘画体系在元代的延续和发展 |
| (1) “士人画”的审美观 |
| (2)北宋的墨戏画 |
| (3) 墨戏画在元初江南士人书画圈的传播 |
| (二) 学习书画的外部环境 |
| 以书画求仕 |
| 墨戏画与社交 |
| (三)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征引文献和参考着述 |
| 插图目录 |
| 附《云山日记》 |
（10）基于中文微博用户行为的知识发现研究 ——以新浪微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微博概述 |
| 1.1.2 微博发展历史及功能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微博用户及其行为 |
| 1.2.2 微博行为之间的关系 |
| 1.3 研究意义与应用价值 |
| 1.4 论文内容结构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微博用户行为分析理论基础和研究综述 |
| 2.1 微博用户行为分析的基础理论 |
| 2.1.1 行为动力学理论 |
| 2.1.2 复杂网络理论 |
| 2.1.3 社会网络分析理论 |
| 2.1.4 网络计量学理论 |
| 2.1.5 传播学相关理论 |
| 2.2 微博用户行为分析研究综述 |
| 2.2.1 微博用户行为特征分析 |
| 2.2.2 微博用户群聚分析 |
| 2.2.3 微博传播分析 |
| 2.2.4 微博用户影响力研究 |
| 2.2.5 微博个性化推荐 |
| 2.2.6 其他研究 |
| 第3章 用户行为知识发现的方法、工具和数据 |
| 3.1 知识发现方法 |
| 3.1.1 知识发现综述 |
| 3.1.2 关联分析方法 |
| 3.1.3 聚类分析方法 |
| 3.1.4 分类分析方法 |
| 3.1.5 信息计量方法 |
| 3.2 用户行为分析工具 |
| 3.2.1 R语言介绍 |
| 3.2.2 R语言包 |
| 3.3 用户行为数据 |
| 3.3.1 微博数据采集 |
| 3.3.2 实验数据集概述 |
| 第4章 基于微博行为特征分析的知识发现 |
| 4.1 基于账户数据的用户行为分析 |
| 4.1.1 用户基本信息统计 |
| 4.1.2 用户地域分布分析 |
| 4.1.3 用户微博发布行为分析 |
| 4.1.4 用户关注数/粉丝数分析 |
| 4.2 基于微博数据的用户行为分析 |
| 4.2.1 微博转发、评论、点赞分析 |
| 4.2.2 微博发布时间分布 |
| 4.2.3 用户微博发布方式 |
| 4.2.4 微博文本特征统计 |
| 4.3 基于微博用户行为特征的分类模型 |
| 4.3.1 微博用户分类问题描述 |
| 4.3.2 朴素贝叶斯分类法的原理和流程 |
| 4.3.3 微博用户分类模型构建与实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微博用户行为联系的知识发现 |
| 5.1 用户社群关系概述 |
| 5.2 用户社会网络结构分析 |
| 5.2.1 度与度分布 |
| 5.2.2 图的密度 |
| 5.2.3 平均距离与直径 |
| 5.2.4 中心性分析 |
| 5.3 用户影响力分析 |
| 5.4 凝聚子群分析 |
| 5.4.1 社群中凝聚子群的类别 |
| 5.4.2 小团体分析实验 |
| 5.5 共现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微博用户文本联系的知识发现 |
| 6.1 提及关系分析与数据准备 |
| 6.1.1 微博提及行为的类别 |
| 6.1.2 提及关系数据的预处理 |
| 6.1.3 提及行为数据集初步分析 |
| 6.2 基于提及文本的微博用户聚类 |
| 6.2.1 聚类算法介绍 |
| 6.2.2 聚类实验及性能评价 |
| 6.3 微博用户和关联文本的双聚类算法 |
| 6.4 微博用户特征词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微博用户行为知识的组织与服务 |
| 7.1 微博用户行为知识组织模型 |
| 7.1.1 用户行为知识组织过程 |
| 7.1.2 用户行为数据及知识的存储 |
| 7.2 微博用户行为知识服务类型 |
| 7.2.1 知识地图 |
| 7.2.2 个性化推荐 |
| 7.2.3 传播分析 |
| 7.2.4 舆情监测 |
| 7.2.5 账户检测与报告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本文工作总结 |
| 8.2 微博用户行为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情报学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课题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编的图书 |
四、收藏界关注高公博（论文参考文献）
- [1]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D]. 王刚.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2]宋代殿阁与殿阁职名制度研究[D]. 汪潇晨. 浙江大学, 2018(05)
- [3]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D]. 周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4]上市公司澄清公告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D]. 张天宇. 河北经贸大学, 2018(07)
- [5]唐代教坊与文学研究[D]. 张丹阳. 浙江大学, 2017(12)
- [6]《新青年》（1915-1926）中的日语借词研究[D]. 张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7)
- [7]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民俗旅游开发研究 ——以黑龙江省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为例[D]. 范宝俊. 黑龙江大学, 2016(02)
- [8]北宋时期的文集编纂与传播研究[D]. 潘明福. 武汉大学, 2015(01)
- [9]郭畀和他的《云山日记》 ——元初江南士人书画世界[D]. 罗亚琳. 中央美术学院, 2015(12)
- [10]基于中文微博用户行为的知识发现研究 ——以新浪微博为例[D]. 吴恺. 南京大学, 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