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偶然性与科学》(论文文献综述)
刘文瑞,李尧远[1](2021)在《思想史研究应该恢复《论衡》的人力资源本位——兼与徐复观先生商榷》文中提出王充与其着作《论衡》在古代思想史上影响很大。但现代学界的相关研究,多从哲学史和科学史角度入手考察,致使认知和辨析产生错位。徐复观感受到这种错位而做出不同于他人的结论,却没有把握住《论衡》的真正价值而产生错判,在对王充的评价上有所偏失。本文紧扣王充一生从事官吏管理这一基本史实,发掘《论衡》在人事管理方面的思想贡献,力图回归其人力资源本位;进而指出《论衡》的主题是君臣关系与人事问题,其内容集中于人之才能与事之功效的相关性、外显才能与内在品质的检测验证、儒与吏之间的群体匹配、人性与行为的关联程度、贤与佞的区别等方面。由此得出结论:王充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上的贡献并不突出,他是东汉时期人力资源理论的开创者,其思想贡献在于从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角度讨论人力资源的作用机制,在宿命与偶合之间寻求用人之道。辨析徐复观在王充研究上的失误并与之商榷,有助于校正古代思想史研究中的某些常见偏向。
季婧[2](2021)在《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理查德·罗蒂作为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已经广为人熟知,但是对其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的观点,在学界未形成一致共识。罗蒂文学文化观与他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同时也蕴含着实用主义的实践精神与探索,因此它也是罗蒂思想谱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解罗蒂思想新的维度和视角,对于中国学界对文学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以罗蒂文学文化观概念的释义为起点描摹出文学文化观的整体面貌,进而将文学文化观置于后哲学文化思想和新实用主义的维度进行探究。罗蒂的文学文化观主张摒弃哲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转向感性叙事,在历史主义的语境中,在隐喻和反讽的作用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让所有被看作一成不变的事物都具有呈现出新面目的可能性。罗蒂的文学文化观是对文学意义升华的产物,是一种审美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乌托邦,也是罗蒂对在哲学之后的世界只能由文学来拯救的希望的寄托。罗蒂看重文学的人文主义功能,将其提升到文化层面的高度,主张人们能够通过想象力提升个体的敏感性以增进对他人的同情,进而促进社会的团结与公平正义。绪论部分概述了罗蒂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流变情况,对罗蒂思想整体研究及对文学文化观思想的现状做出了梳理,重点分析了以罗蒂文学文化观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罗蒂秉持后现代的立场,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不妥协,时刻保持反思、批判和颠覆的态度让他的思想繁杂而深厚。从这些复杂的思想中抽丝剥茧,笔者分析了罗蒂的学术立场、学术方法以及学术目的,将文学文化观作为罗蒂思想的杠杆,同时指出近来文学作为一门兼具审美功能与社会意义的学科学术地位一直处于跌宕起伏之中,罗蒂能够回归传统,将救赎的道路指向文学的方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二章开宗明义,对“文学文化”概念的出现进行了追溯,首先概括了文学文化建立的三个阶段,进而分析了罗蒂“文学文化”的内涵,提出在罗蒂营造的“人文主义乌托邦”当中,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文学文化”,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种类,而相对于宗教、哲学和科学,它并不更加高级,这就明确了罗蒂对于文学的看法:既将哲学之后的希望寄托在文学身上,又并不赋予文学以超乎其他学科的特权。罗蒂所试图构建的是一个以政治代替科学,以文学代替哲学,以心理代替伦理,以生活代替理论的人文主义乌托邦。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系统阐释了罗蒂后哲学文化思想下的文学文化观。罗蒂用彻底的偶然性立论,解构了传统哲学当中人心、自我、本质、普遍和必然等概念,并将其作为现代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依据。进而揭示了罗蒂眼中文学的价值,文学通过展现人生当中偶然的事件来描述一个偶然的世界,从而发现生活的多种可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在抛弃了确定的世界本质和永恒的人性基础之后,人生仍然是有趣、可爱、值得过的,因此文学文化的重要性就体现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对人生的激励。罗蒂提倡的文学文化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文化,他对“想象力”做出的理解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道德想象力”。小说作为重要的叙事形式,比哲学和理论更能够直接展现出个体和种族所遭受的“残酷”,因此奥威尔和狄更斯在罗蒂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学家擅长运用反讽的手段,不断对自己的“终极语汇”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从而不断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经过反讽主义者的改造,文学文化的功能得以体现,通过文学特别是小说的阅读使人们获得“自律的自我”,实现自我救赎和私人完美。第四章着重梳理了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的思想渊源。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并非直接脱胎于古典实用主义,而是在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和詹姆斯“关注现实”的基础上,注入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基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尼采和海德格尔反本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等等,都对罗蒂产生了深刻影响。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放弃了对“经验”的强调,转而投向“语言”,主张在“后哲学”的语境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最后点明了后哲学文化观的实质,它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偶然的自我认知观以及“真理即隐喻”的语言观。第五章主要对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对中国学界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与局限进行了总结。罗蒂的思想对于中国当代学界“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有效消解,但他并不提倡“亦此亦彼”彼此兼容,而是主张将对立项的区分进行消解,让二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融合为一。罗蒂在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关注有余,而对文学文本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则研究不足,尽管罗蒂在自己的世界里将文学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极大丰富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但是从文学自身的领域来讲,作为与哲学、科学和宗教相平行的学科,它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运作规律,罗蒂不应当对这些原有的在他看来是所谓“本质”的规律视而不见,而只是单单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抹煞了文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价值。
张起梁[3](2021)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撰写的“主要着作”,亦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理论研究,不仅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还开拓出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的研究视角。但《资本论》的学科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批判的着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批判的着作。从经济学批判看,《资本论》是资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三位一体”;从哲学批判看,《资本论》则是作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达机体”而对一切旧哲学的彻底扬弃。因而,《资本论》就是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二位一体和辩证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引发这一事件的重要前提。因而,这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件。从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转向了生产劳动批判,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草创”到“再创”再到“成熟”为节点判断和理论标识的哲学革命。循此革命逻辑,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应被确立为“生成论”的生产劳动本体论。无论在认识论层面将马克思哲学从历史观维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从世界观维度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亦或在方法论层面表述为“唯物辩证法”,但在本体论层面,这些表述方式都有着共同的“本体承诺”。其所唯之“物”,既不是传统哲学所固守的“自在之物”或“直观之物”,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膜拜的“抽象之物”或“单纯之物”,而是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统统上升为表征社会人的存在之基和生活之本的哲学范畴,即“人格化”了的物。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关键在于方法。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正确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把钥匙,也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不论我的着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提示,《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更确切地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俨然已不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更不是古希腊时期的直观辩证法,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的批判性开展中,对以往辩证法进行革命批判或革命“颠倒”之后而确立的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即唯物辩证法。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篇”,那么,《资本论》则是“续篇”。“初篇”是在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续篇”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表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初篇”与“续篇”在理论上又构成了一种正向指导与反向建构的创生关系。而且,伴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开展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一些表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形态,如“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从后思索法”等。但问题在于,如何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作出科学的、不偏不倚的读解。遵循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理论进路,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争论和意见冲突,有必要寻求新的理论视角并把这个问题的探讨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哲学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出场逻辑,而且是其言说方式和言说语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从而在这一原初的、生成的言说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不偏不倚的解读,应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言说语境,借鉴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视域融合”,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贯穿、运用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抽绎、去蔽和解读,深入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领悟和理解。从而赋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新的解释力,使其具有更加普遍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基础理论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上具有重要意义。
赵紫文[4](2020)在《晚明草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探究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书体发展的研究型论文,即以“晚明”为时间限定,以“草书”为研究对象。其中,“晚明”是社会发展及审美意识的重要转型期,“草书”是极具个性及表现力的书体。两者的交融,无论是形体还是审美,都形成了诸多极具特殊性的艺术现象。本文试以形体发展、审美风格、理论批评等问题为探究视角,根据史料文献及图版资料,在前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晚明社会变迁的迹象与草书发展的特性之间的关联性为切入点,深入晚明草书的表现形态及细节变化,阐释其嬗变与流变的规律。并试图深化对其发展特徵的认识,揭示影响这一时期草书发展的成因、变化及旨趣。文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对晚明草书发展的背景,及基于本体的诸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所涉内容为:绪论部分是对晚明草书领域的学术研究情况所进行的梳理。同时,对相关概念、范围、方法等进行简要的阐释;第一章总体论述晚明草书继承与发展的背景及基本形态,从社会生态、书体生态、承袭的观念及途径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主要讨论晚明草书笔法形态的正统探索与个性延展的相关问题,从历代笔法流变中审视晚明草书家对笔法谱系的吸取情况,并探究晚明草书“正统笔法”观念的细微构成,以及各位书家之间笔法理念的差异化。同时对笔法的实践条件、类型、特徵等进行阐释,并对“个性化线变”的利弊进行辩证分析;第三章是针对晚明草书墨法形态的维度开拓与创造的研究,从晚明之前的墨法运用及理论中,总结墨法流变的规律与规约,并阐释晚明至清代对墨法突破与总结的特徵。以此考察墨法在晚明“泛化”的成因,并对晚明草书“创造性墨变”的维度及特徵进行探索;第四章主要涉及晚明草书字法形态的择用与形体再草化的问题。在深入草书字法的发展内涵,及晚明草书字法的发展状态中,对符号草法和形体字法的改造予以细致探究,总结了晚明草书草法中的一些形变规律和特点;第五章以晚明草书结体形态的奇异形变及空间特徵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梳理从晋唐到晚明草书结体空间的流变,从单字、字组、长字组、纵向行形等角度,探讨草书结体空间的异变及奇异性;第六章主要讨论晚明草书章法与势的表现提升,及审美视域的拓展,通过设定参照系与测算参数的方式,对晚明草书章法的字间距问题进行寻绎。同时,对章法的欹正关系进行考察,通过“横中心倾角线”和“横行线律动”的方式进行尝试性阐释,得出数据和相关结论以辅助论述。另,对草书章法的区域对比与表现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笔势、体势等进行探究;第七章是从明代文艺思想与书学理论的同步关系出发,结合明代前期、中後期,书学理论的变化与特徵,对晚明草书相关的理论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晚明草书的历史地位进行重新分析。下编是为配合正文研究所编《晚明草书字形汇编》,收集了晚明董其昌、邢侗、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以及傅山等书家的草书作品共420件,分为4100余个字头,共32220个草书字形。
王佳靖[5](2019)在《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创性思想的研究,除了直接阅读马恩经典文献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外,需要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研究借鉴国外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全面系统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新的视域和思想理论资源。萨特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相结合,创立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评价,萨特从人学与人道主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相关理论的自我建构,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人的本质问题的理解、评价,以及萨特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思考与理论建构,是萨特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建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成果,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辩证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人的本质论四个方面来研究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论文分析了萨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基本价值态度,研究了萨特试图填补马克思主义“人学空场”的至思取向。萨特肯定了马克思哲学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马克思哲学所表达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存在异化的历史条件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就不会被超越。萨特的立场有利地批驳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同时,萨特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得了“贫血症”,甚至已经“僵化了”。马克思主义把人“吞没”在观念中,只见抽象的逻辑范畴、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趋势,见不到人。萨特坚持认为,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可以使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获得新生。萨特以“个人的实践到群聚再到社会集团”的模式和层次来描述和展开他的“历史人学”研究。他认为,哲学就是“人学”,认为“人”即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他从“人的存在状态”和“人生体验”对人进行分析和研究,阐述了人的存在的体验是“恶心”,显示了萨特的“人学”立场和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悲观主义情绪。萨特倡导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值得重视的。但哲学不能孤立地抽象地研究人,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关系结构、历史发展规律中去理解人、理解人的历史发展、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这恰恰是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和优势所在。萨特所说的“人学空场”不存在于原创性的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中,而是存在于片面理解、阐释和宣传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第二:萨特对马恩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态度及其对辩证法理论的自我建构。论文分析了萨特对康德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论述了萨特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苏联把辩证法理论教条化倾向的批判,论文分析了萨特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理解,阐述了萨特自我构建起来的整体化辩证法。萨特首先否定恩格斯所阐发的自然界辩证法的存在,认为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他对马克思对辩证法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之后他从存在主义的视角,阐述他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理解。萨特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揭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面纱获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萨特从作为整体化的个体“实践”、匮乏与生产方式、作为物的社会存在(特别是阶级的存在)三方面,论述了马克思的以矛盾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加入他自己的理解。萨特自己所构建的辩证法的总特征就是整体化,萨特的辩证法的核心概念是“整体化”。萨特认为,在马克思之前的所有历史学家们将历史看作成无数个偶然事件的集合,忽略历史的整体性质。在萨特的历史辩证法中,匮乏与需求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是人与物、人与人辩证关系的根源。萨特认为整体化辩证法的新结构在于,每一种结构都是物的统一化和揭示性的超越,一切物都通过预先构筑的意义的消极统一而制约人类实践。显然这是以个体实践为基础的超越论。萨特认为,辩证理性在研究具体的社会历史时必须具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他把自己的“渐进—逆退”方法看作是真正的辩证思维方法,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实现对个人和社会历史之间相互关系的“统摄理解”和真正把握。研究一个人,需要对他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因素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这就需要引入“辅助学科”和“中介因素”——精神分析法和社会学分析法。萨特把辩证法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推进了辩证法的发展。萨特探究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辩证的思想模式所应当具有的界限,试图为辩证法找到正确的理论基础。萨特提出的以个体为核心的辩证法提供了一个角度,重新给工业社会麻木的人注入灵魂,增添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期盼远景,让人可以通过自我实践的努力改变世界,但是萨特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性质,他对实践的解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萨特的辩证法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三:萨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及相关理论的自我构建。萨特出于充分实现个人自由的迫切愿望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批判。因为历史决定论否认了偶然性,否认个人自由选择和自由充分实现的可能性。萨特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和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趋势两个方面探究了历史辩证法的主体与进路,在此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形态演变发展。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纯粹偶然事件的堆积,是遵循着一定客观规律而发展的。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萨特要求在个人的自由中,并且从个人的自由中去寻找社会历史现象的最终根源。萨特提出了“辩证的必然性”和“机械的必然性”两种必然性来为他的理论做铺垫。萨特认为,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历史发展动力是匮乏。匮乏与需求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是人与物、人与人辩证关系的根源。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在匮乏所在的框架范围内产生并发展的。萨特的历史辩证法首先即是以“匮乏”为基础的人和物的对立。因为有了“物”的匮乏,就有了人和人之间的否定性关系,有人和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是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的动力。由于匮乏是既定的,而且永远不能被克服的,因此历史的动力也是既定的,这个消极的历史动力也是永存的。人的“实践”正是对“匮乏”的反对和否定。萨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为“异化-革命-再异化-再革命”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萨特历史理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匮乏的根源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匮乏或者说贫富两极分化不是产生于人类生产财富的能力弱,而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造成的,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对立的结果,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消除贫困、匮乏、对立的出路。萨特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对理论的根据和界限没有进行反思,所以陷入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悖论当中。萨特以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可理解的基础。萨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萨特重建立唯物主义是无法实现的。第四:萨特对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的解读及其自我建构。在马克思看来,必须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从生产劳动实践出发,从生活条件和社会联系出发来认识人的本质,恢复人的具体性。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类和社会,“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萨特认为,人是一种“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物。要通过行动不断的超越自身,进行自我超越,人是永远未完成的,有待于成为是其所是的东西。人的自由选择和自我超越塑造人的本质。萨特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质,而这种独特的个性必须要与他人和社会隔离开来的时候才得以体现。萨特不否认人的社会存在,但萨特却又强调,当个人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时候,就要成为客体,受他人的摆布和受社会条件的制约,人因此丧失了自己的独特个性,人就降到了和物一样的位置,那么人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了。萨特认为,个人和社会是对立的,而人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质,就要把自己与他人和社会隔离起来,这样才不会被他人、他物和社会同化。这种观点显然是唯心的,也是片面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必须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从生产、劳动实践出发,从生活条件和社会联系出发来认识人的本质,恢复人的具体性。人的个性也必然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并继续发展,把人和社会隔离起来,不但不能保持人的个性和独特性,反而犯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错误。其次,脱离了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孤立的个人和抽象的人不可能代表整个世界,萨特却撇开自然和社会,只把个人作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这是片面的,必然走向历史唯心主义。萨特从人的主观性出发,强调人的自由;马克思的自由观强调了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强调个人选择和客观必然性的统一。在人的本质异化问题上,萨特认为人的本质异化起源于人的匮乏和需求,而马克思认为,产生异化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分工,是私有制。萨特的人的本质理论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但是,其理论彰显人的主体地位,强调自由的意义,否定宿命论,还人以尊严和意义。
郭友兵[6](2019)在《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由是人类的永恒理想与普遍追求,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思考构成人类自由理论的重要一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性质与文本特征,国内外学界关于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大量研究一方面具有多领域、多进路等优点,另一方面存在离散性、片面性等缺点,对黑格尔自由思想进行一种系统全面又准确彻底地理解诠释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本研究旨在基于黑格尔之哲学观以及文本诠释、形上分析、“经验”还原等方法,对黑格尔自由思想本身做出一种有据可循的系统性诠释。首先,直面“自由是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黑格尔的自由具有如下形上规定。其一,“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的思辨定义构成黑格尔自由的基本公式。它表明自由本质上是一种“他我关系”,“他物”“自身”构成自由的两大前提,“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构成自由的关键要义,其反面则是无自由或不自由。其二,“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具有自我实现、相互承认、主客统一、“主体-实体”等四种主要实现模型。这四种模型相应地构成黑格尔自由思想之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存在论四种主要诠释进路。其三,自由具有具体性、必然性、无限性以及统一、和解等特性,且作为他我关系的合理解决构成价值本身及最高价值。然而,黑格尔所言自由的主体是精神,其自由主要指精神自由,因此,如何理解精神构成理解黑格尔自由的枢纽,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具体诠释必须深入考察其精神理论。考察发现,黑格尔具有一种成熟而复杂的精神理论,精神构成黑格尔哲学的标识并存在多种解读面向,精神自由的核心要义则在于人类自由。文本显示,精神具有“知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之一大定义、“观念性”与“显示”之两大规定性、“运动”“统一”“自由”以及“非自然”“理性”等多种特性,本身代指“思维-概念-理念-精神”之内在逻辑经验与“存在-定在-理念-精神”之外在历史现象相统一的“事情本身”的存在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在形式上展现为“圆圈”之往复进展的结构,在内容上体现为“观念性-显示”或“思维-意志”之一体两面的结构,在本质上呈现为“观念性-显示-事情本身”或“思维-意志-理性”之“知-行-在”的三位一体结构。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精神具有认识论内涵与本体论内涵相统一、一般精神与作为人的精神相统一的基本内涵,而且,精神的本体论内涵以认识论内涵为基础、一般精神以作为人的精神为模型,因此,黑格尔的精神主要指人类,其精神自由义在人类自由。根据精神“知-行-在”的本质结构,黑格尔精神理论包含一个以“思维自由”“意志自由”“理性自由”为基本主题、以《小逻辑》《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为主要文本、以“理论理念”“实践理念”“历史实存”为重要形态的自由理论体系。根据黑格尔的哲学观,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一个思维与对象、内在与外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关于事情本身的“解释-规范”体系,“精神自由”一方面构成黑格尔解释世界的根本性概念,另一方面同时具有旨在人类自由的规范性内涵。本研究在此两大前提下详细诠释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具体内容。第一,“思维”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知”“普遍性”“辩证性”“真理性”“自由”等特性。“思维自由”是逻辑学的重要主题,《小逻辑》思辨地揭示了思维自由的具体道路,本身包含“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大环节。思维象征着“思维着的人”,思维自由具有相应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思考”的思维方法的规定,具体为“‘概念’地思考”,亦即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重要来源的黑格尔之“概念思辨法”,包含五大原则:矛盾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历史的原则、总体的原则。另一方面,它蕴含着“成为一个人”的“主体性自由”的规定,主要为“超越自然性”“扬弃分裂性”“遵循总体性”。第二,“意志”是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行”“能动性”“层次性”“客观性”“自由”等特性。“意志自由”是法哲学的根本主题,《法哲学原理》理性地构筑了意志自由的具体道路,本身包含“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环节。意志代指着“行动着的人”,意志自由包含重要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行动”的行为原则的规定,具体为“‘伦理’地行动”,人与物、人与自身、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构成黑格尔的“五伦”,法哲学系统理性地阐述了五伦的具体规定。另一方面,它蕴含着“与他物共存”的“实体性自由”的规定,主要为“追求‘实体性’事业”“超越原子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理性”是历史哲学的灵魂,本身具有“在”“实存性”“阶段性”“具体性”“自由”等本性。“理性自由”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命题,《历史哲学》大致地描绘了理性自由的实现历程,本身包含“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尔曼世界”等阶段。理性意味着“存在着的人”,理性自由包含着对应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存在”的存在方式的规定,具体为“‘精神’地存在”,其以“自由”为根本目的、以“知”“行”为内外道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以“调和”为重要方法。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具有质、量、度之具体规定的“实存的自由”,并具有如下启示:“自由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理想”,“实存的自由永远是具体特殊的”,“‘思辨逻辑’构成自由实现的实践智慧”。总之,以“知-行-在”为本质结构的精神表明人是“有思维”“有意志”的“历史性”的存在者,黑格尔的精神自由理论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系统而独特的人类自由理论,而黑格尔自由思想本身则构成一种重要的自由理论范式。
陈英红[7](2019)在《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文中研究说明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是加拿大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荣获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高度评价她的小说对人性的精彩描绘,这是对她小说中深厚而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赞誉。她的小说以人性、理性、自由和伦理道德等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为主题,同时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了另一个罕为人知的惊人世界,实践着消解绝对价值的创作主旨,并以断裂的、含混的,甚至矛盾的艺术方式予以呈现,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文学创作存在巨大差异。研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关系、探索她创作思想的形成原因,可为研究人文主义思想、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学创作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参考个案。西方人文主义于文艺复兴时期形成思潮,以对人的生存和价值的关怀为核心内容,以批判和重塑为其不断发展的动力。19世纪达到发展巅峰的西方传统人文主义逐渐表现出其忽略人自身局限和科学有限性的人类中心论、唯理性和科学论及世俗至上论的潜在隐患,这也成为其现代发展的瓶颈,并从19世纪末开始受到西方思想界的批判。随着20世纪反思传统观念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持续影响,思想界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也不断深入。艾丽丝·门罗深受尼采、海德格尔及其启示的反思传统观念的思想影响,其十四部短篇小说集就是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进行的反思,或者说是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继承、批判与超越。艾丽丝·门罗的小说继承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中合理的一面:以摆脱宗教桎梏为出发点,关怀人自我保存的生存需求、尊重理性和科学对于消除愚昧和促进人自身发展的价值,也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们对现世的幸福追求。同时,她的小说更多地表现出以存在主义、视角主义、解构主义等为指导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主义、绝对主义等不合理认知的反思。她的小说通过强调与人的主动性并存的人的被动性、展示自然的力量,证明了忽视人的局限性的人类中心论的狂妄;通过揭示绝对理性的虚幻和客观知识的主观因素,批判了漠视理性和科学有限性、确信理性和科学是解决人一切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唯理性和科学论;通过呈现自由至上和利益为先的观念造成的社会道德困境,质疑了忽略自由限度和人与生俱来的责任的世俗至上论。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并没有停留在批判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了重塑:抛弃人类中心论的妄想,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构建着眼于未来的人与自然融合一体的关系,并积极面对世界的偶然性;以具有亲和力的理性和科学观对待理性和知识问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中找到理性的最佳状态,在辩证法引导下正确看待知识体系,以实现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追求脱俗的世俗理想,寻求超越自我的自由,并建立关怀他者的伦理道德,以走出传统人文主义的世俗至上论造成的伦理道德困境。艾丽丝·门罗小说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充分体现了其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小说以非线性叙述、元叙述等表现离散性的叙事,解构文本的中心,也揭示人的被动性和世界的自在性,消解了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论;以复调、历史与小说相交融等表现不确定性的表述,质疑文本内容的确定性和真实性,瓦解传统人文主义的唯理性和科学论;以悖论和反讽、开放性的结尾等引起反思的方式,强调世俗至上论放任自由和利益追逐的危害,表明了自我超越的必要。艾丽丝·门罗小说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源于作者的个人经历、加拿大社会文化环境及尼采、海德格尔等奠基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家族迁徙和个人成长中的磨难、女性生存的艰辛导致艾丽丝·门罗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绝对理性、永恒价值等观念表示怀疑;而她矛盾丛生的家庭背景、文学熏陶、加拿大从落后的英属殖民地发展为超越宗主国的发达国家的历程让她确信事物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使她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进一步深入;存在主义哲学、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及其所激发的哲学思想给她以启示并为她提供了反思传统人文主义的理据。艾丽丝·门罗小说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使其能批判地继承建立在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之上的传统小说的精髓,并实现主题的拓展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反思表达了小说主体间性审美立场和多向度的审美取向,表现了后现代的审美探索。同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传统人文主义反思是对建设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呼唤,也可作为新时期中国人文思想建构的借鉴,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现实意义。
林懿[8](2019)在《“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文中指出无论在哲学、艺术、科技抑或政治领域,人文主义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中流纸柱。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围绕人作为出发点和终极关照的元伦理视角,并以具有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性概念为基础,在抽象普世与微观个体两个层面设计并追求理想的人类生活和人性发展。人文主义为西方现代文明以至整个人类文明贡献了极为辉煌的成就。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思想界,人文主义却变成最具争议与分裂性的概念之一。它引发了一系列愤怒的争吵,人文主义的声誉也一落千丈。战后西方人文主义受到的冲击可用三个标志性节点进行划分。首先,是二战结束的岁月对大屠杀暴行·所进行的关于人性与西方文明的伦理反省。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发起攻击,但在另一方面,萨特哲学又将人文主义中的个体自由、理性、自主意志和个人责任推向最高点。接下来的一轮人文主义冲击是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以法国(/欧陆)理论界为大本营的层出不穷的“反人文主义”思潮对人文主义立场进行清算。最后是从上世纪末起、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的世界政治格局变迁和科技发展。它们激发的对全球人类生存状况的重新想象给人文主义带来新的挑战。人文主义遭遇的猛烈攻击带来的影响波及西方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而文学和艺术研究领域由于其在人文主义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其中,自由人文主义诗学原则下的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由于其人文主义的深层立场以及它与人文主义人性观相适应的现实主义形式风格,在战后西方文坛中逐渐陷入困境。面对层出不穷的反人文主义挑战和针对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的批评,本论文中的三位女性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扎迪·史密斯——依然通过严肃深沉的思考,有意识地坚持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在创作中维护和继承了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学观。她们还在人文主义受剧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坚持以人文主义立场为出发点来探查战后西方社会和人类生存状况的症结和出路,体现出人文主义者的社会担当和人性关怀。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是战后崭露头角的第一代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她首先通过与萨特的人性观、文学观和自由主义观对话,恢复了与人文主义关系紧密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思想与道德哲学方面的重要性。接着,默多克借助她的内向性道德哲学,努力恢复古典人文主义对整全人性的培养和教化作用。她的关注人物内在意识生活的小说有力地维护了与激进自由主义相对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社会文化观和人性观念。她的道德人文主义为战争暴行之后西方世界的道德反思提供了与存在主义的激越态度完全不同的古典化理解思路。在后期的神秘主义转向中,默多克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又进入最深层,指向一种“超人文主义”的中间立场。不过,即便在人文主义批判的最深层和最激进处,默多克也没有偏向传统宗教神学和当代学者所称的反人文主义立场。她的晚期神秘主义立场可被视为一种被大幅度修改的人文主义:它携带着默多克在漫长的中前期发展而来的人文主义关怀,又同时指向超人类世界的开阔而神秘的“善”之真理。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曾师从利维斯,她成长于一个更为平稳的社会氛围里,可被视为战后英国第二代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德拉布尔始终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传统中展开她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的当代思索。她的早期小说聚焦女性特有的身心体验(特别是母性体验),在客观上推动了女性主义事业的发声与传播,同时也帮助过往被忽略的女性生活作为具有独特价值的一种人性经验进入到人文主义的关照之下,并给后者带来新的启发。中后期德拉布尔小说在人文主题上的拓疆则与利维斯按从窄到宽的路径发展起来的关注“个体、文化、(异)文明”的英国小说人文传统正相契合。德拉布尔笔下的人物从人文主义人性化(个性化)、反人文主义分裂状态到人文主义主体重构的变化路径勾勒了作家对现实主义人文传统遭受的攻击所经历的逐步了解、积极应对并最终超越的过程。默多克早早就认识到、自己却没走上的那种“包含一切人与一切事”的光辉丰盈的小说道路,德拉布尔一直在尝试着走下去。她的作品在反人文主义思潮最盛的时期为英国自由主义文学传统赢得了一例宝贵的实践延续,其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启示尽管没有被付诸于体系化的理论建树,却与默多克、列维纳斯等人在战后开展的人文主义哲学思辨形成了较强的可通约性。史密斯(Zadie Smith 1975-)在“9·11”爆发之前的写作或许还不介意接近后现代反讽精神和反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甚至乐意去触碰尼采这一自由世界的异质话语。然而到了后“9·11”时期,史密斯在小说和评论文章里体现出来的严肃性和自由人文主义色彩则没有人能够怀疑了。随着史密斯近二十的创作生涯发展和学界对她认识的加深,史密斯与德拉布尔和默多克等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前辈作家的承袭关系也越发清晰。在“9·11”之后全球政治格局变迁和社会心态的变化中,史密斯的创作实践不仅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包容性和自我修进潜力,也表明了具有“超政治”惰性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同样能够在关键时期以积极姿态维护其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念。她通过《白牙》《论美》等主要小说作品传达出的社会文化立场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进行了再想象,并且把这种关注人性情感联结、微观个人自由空间和真实生活体验的传统“升级”到了新的世界背景中。她的立场可被视为一种“新自由人文主义”。在小说形式技法上,利维斯、瓦特等人所阐发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在史密斯身上得到了重新“问题化”的机会并获得了新的内涵、拓展了形式技法的疆域。史密斯的小说创作还帮助发展了“后现代现实主义”这一新型小说形式风格。对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对人文主义基本观念的攻击主要出于对它的失望幻灭之情,认为它没有能够守卫它所强调的人性理想和它所展望的自由、平等、合乎人性的人类社会理想,但他们却并不是在根本上反对人文主义的这些人文理想。本论文所论述的三位女作家面对反人文主义者们各种激烈的批评观点时,均表现出开明理解的态度。她们积极回应借鉴反人文主义风潮的可取部分,并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改造。但与此同时,她们更是发挥才智与反人文主义风潮针锋相对,或是指出其弱点和误区,或是巧妙地将其纳入更广义的人文传统之下,最终三人都清晰地表明她们的人文主义立场。她们对人文主义立场的坚持从来不是不容异见的、或是完全没有自我怀疑的,但她们终究将这些迟疑、动摇、虚心接纳、再思索、重新肯定人文主义立场的过程融入了她们更为地道的人文主义处世态度之中。但是,对于根本上意在摧毁人文主义人性价值的观念体系,如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非人性的意识形态划分等,三位作家都表现出毫不犹豫的、无条件的抗争态度。“伟大传统”为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贡献了小说领域里最具典范性的艺术准则和一批最成功的实践成就。在英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伟大传统”所表现的这种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又与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英式自由人文主义立场密切关联、甚至合而为一,这又使得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们的写作具有十分特殊的“英国脾性”。相对于追求纯粹的美学效果,“伟大传统”下的小说创作更注重对个体意识的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担当,并在文本中努力促成微观的自主个体与宏观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互动。此外,“伟大传统”本身对小说形式技法的多样性就持一种较为开明的态度。对本论文探讨的三位作家而言,“伟大传统”是变化、发展和延续的,它并不是处在奄奄一息的末尾,而是从利维斯为其命名时才刚刚开始获得完全自觉的艺术意识。
崔亚蕾[9](2019)在《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日两国语言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即存在大量中日同形词。一般认为,由于中日同形词的存在为中日互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中日同形词虽然字形相同,在词义、搭配习惯、文体、褒贬色彩等诸多方面却往往存在差异,因此经常发生误译或翻译不当等情况。本研究从翻译目的、预期受众、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受众接受效果上的差异及其产生原因等多维度探讨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卷的两个日译本中的中日同形词翻译问题。考察了翻译目的的差异对同形词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具体译文,深入分析了影响同形词翻译的受众接受效果的诸多因素,提出了基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新的同形词翻译方法分类。本研究对今后的中央文献同形词翻译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提出了应根据事先制定的翻译目的选择多样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原则。同时,本研究对于除政治文献以外的同形词翻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因此,《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中同形词的翻译研究不仅进一步深化了政治文献的翻译研究,同时也丰富了同形词本身的翻译研究,无论是从政治文献翻译的特殊意义还是一般性翻译的普遍意义来看,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首先,通过对《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主要译者和相关人员的访谈以及对相关历史资料的考证,回溯了两个日译本翻译的时代背景、翻译目的、预期读者、翻译过程等,探究了这些要素对译者在翻译同形词时思考与选择的影响。在中央文献特别是领袖着作日译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性,并具有较为珍贵的史料价值。不仅如此,通过译者访谈等研究方法,明确了外文社译本和风媒社译本由于翻译目的及预期读者的不同而产生了对同形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选择上的差异,探讨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今后中央文献以及其他文献中同形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所具有的科学指导意义。其次,通过受众问卷调查,对两个日译本的同形词翻译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接受本次调查的日本受众人数高达234名,且分布较为均衡,保证了问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同形词翻译研究中如此大规模的受众问卷调查尚属首次。具体调查方法是将两个译本中一方翻译成同形词,而另一方翻译成其他表达的部分进行抽取,进而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同形词展开对比分析。基于对比分析的结果,设计并实施了受众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全面考察分析了两个日译本中同形词的翻译在受众接受效果上的差异,并从词义、搭配、文体、褒贬色彩等多方面深入探讨了受众接受效果产生差异的原因。最后,通过译本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推进了同形词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首次依据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同形词的翻译方法进行了6种新的划分:(1)移植;(2)解说;(3)加译;(4)译为其他汉语词;(5)译为非汉语词;(6)不译。其中(1)到(3)的翻译方法采用了保留“同形词”形式的“异化”翻译策略,而(4)到(6)的翻译方法则采用了不保留“同形词”形式而侧重传递原文内容的“归化”翻译策略。在此基础上考察两个译本中的同形词在翻译方法上体现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结合译文进行了具体分析。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揭示出同形词翻译方法的多样性,也为今后中央文献及其他文献中同形词的日译提供了具体的策略和方法。本研究发现,风媒社译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感兴趣、并有汉文训读(「汉文训読」)基础的一部分知识层次较高的受众的需求。正是基于对受众的这种预期,该译本在中日同形词的翻译上较多地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则更多地使用了直接“移植”的方法。而对现代受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被调查的同形词在采用“移植”的方法直接用于日语译文的时候,产生了词义不明、与前后词语之间搭配不当、文体过于生硬、汉语和日语中的褒贬色彩不一致等问题,从而影响到了受众的理解和接受。而外文社译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使日本民众更好地“理解这些年中国历史变化和今后局势发展”,并未将预期的受众只限定于有较好的「汉文训読」(汉文训读)基础的知识层,因此在中日同形词的翻译策略上既有“异化”又有“归化”,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也没有局限在直接“移植”上,而是选择了更为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对现代受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外文社译本采用的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更为自然易懂,更易被日本受众所理解和接受。
李飞翔[10](2019)在《康德先验自由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是康德考虑一切哲学问题所围绕的核心。依据康德哲学的逻辑发展轨迹,可以给康德所使用的自由概念作一个逻辑层次上的基本划分,以便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准确地把握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之所在。概要言之,康德的自由概念主要分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自由感和至善自由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呈现为一个系统的、逻辑上合乎一贯的东西。具体说来,这个系统恰恰与思辨理性的模态范畴表中的三类范畴相对应,即依次对应于自由之可能性、自由之现实性和自由之必然性。至善自由是关于自由的至高境界,是在上帝护佑下实现尘世间德福一致的极致状态,也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以模态范畴表中的三大类范畴为引线,自由之精神基本上涵摄了理性认知的领域、道德实践的领域以及审美和目的论的领域,也即知、意、情三者的有机统一。基于此,关于康德自由思想的历史谱系也就初步被确立起来了。具体到康德本身,他在批判、继承前人(主要是经验论、唯理论以及法国启蒙思想等)的基础上逐渐构建起来了他的自由思想体系,即从先验自由出发经由意志自由、审美自由最终达至至善之境。在理论理性中,主体认知活动的顶点也就是以理性之最高原则对经验质料进行统摄,它在理论上诠释了设定先验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意味着自行开始一个因果系列的自主性,为一般实践的自由在理论上预留了空间,虽然本身由于缺乏经验质料是空的,却对于实践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此种意义上的自由之可能性一旦进一步转化为实践的(它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可能性的层面不动),就渴求冲破它的单纯思想规定进而能够在现实之物中表征出来,这是它的必然要求。据此,先验自由必然需要过渡到实践自由阶段,实践活动就在于主体在客体中逐渐建立起自身的实在性,这样,它就会与经验质料相关联并以具体现实性的方式实现出来,经过这样的一个漫长历程,自由之可能性才能够得到落实。但是,自由之旅到此并未结束,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之间如何自然过渡,二者之间的鸿沟何以联结又成为了新的难题。据此,康德又提出了“审美判断力批判”来解决这一难题。在康德这里,他并没有把自由之必然性以客观的方式委托给形而上学,还是把它归结为人的审美活动本身,自由之旅从而暂时性地告一段落。在把握了康德自由思想的内部发展逻辑后,可以认为先验自由是其中十分关键的一个部分,它也是实践自由得以可能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康德哲学中最为晦涩难懂的一个部分。简而言之,自由在理论理性中的体现就是先验自由。先验自由是在宇宙论理念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在混淆了理性的主观运用和客观运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悖论,即把单纯观念性的东西误认在经验中也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东西,这就是理性的误用所导致的结果,其解决之道就在于认清理性起作用的范围,保持住理性概念的先验观念性,使其对现实经验仅仅只具有一种主观上的范导性就足够了。某种程度上,先验自由悖论的产生也是理性自身误用的结果。为了妥善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康德有意识地选择了二分式的思维范式去进行阐发。具体说来,康德通过区分对立命题的两种情况,指出自由和必然、自然因果性与自由性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二者并不必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冲突状态;康德通过对“世界”这个主词概念的二重划分——物自体与现象之分,指出先验自由与自然因果性各自居于不同的位置、分别管辖不同的领域;接下来康德又通过“调节性原则”与“构成性原则”的区分,主要在于说明关于宇宙论的理念主要不是一种构造性的理念,而是一种调节性的理念,引导着知性原理不断地趋近于理性为自己设定的无限圆满的形而上目标;通过主体“经验性品格”与“智性品格”的二重区分,指出人具有现象和本体这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而这其实和对世界的二重区分依次相对应的;最后,康德通过对“数学性”的二律背反和“力学性”的二律背反之区分,分别把四组二律背反划分为不同的阵营,从而为妥善解决二律背反难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由此,自由和必然就都拥有了各自存在的合法理由和充分的根据。然而,由于康德主要还是在理性思辨的领域论证先验自由的可能性,其二分式思维范式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性。基于此,康德之后的学者们依旧在他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着,黑格尔、马克思则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完成了康德未竟的事业。一旦掌握了康德先验自由思想的核心精髓及其论证方式,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用先验思辨的致思方式去关照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观及其思想品格,从而用一种相对异质性的思维样态去促进我们自身思维层次的进化和提升,从而更好地实现中、西融会贯通基础上的文化复兴与繁荣。须知,一味地沉浸在自己固有的思维范式中很容易导致精神上的晦暗与蜕化,这对于整个民族而言也是危险的事情。有意识地进行纯粹理性训练、持续不断地接受专业化的教育熏陶和滋养、并愿意主动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先验自由及其背后的先验思辨的思考方式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所起到的价值则是无可估量的,理论研究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一开始所设定的崇高目标。尽管,这还不是它的全部意义。
二、读《偶然性与科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读《偶然性与科学》(论文提纲范文)
(2)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生平经历 |
二、思想流变 |
三、研究综述 |
(一)罗蒂思想研究现状 |
(二)罗蒂文学文化观研究现状 |
四、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点 |
五、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罗蒂的文学文化观释义 |
一、文学文化的演进——从启蒙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
二、罗蒂提倡的文学文化——与救赎真理相呼应 |
三、文学文化的双重含义——以人文主义乌托邦为视角 |
四、文学文化中的文学批评——从黑格尔到反讽主义者 |
五、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罗蒂后哲学文化思想下的文学文化观 |
一、以偶然性为基础 |
(一)语言的偶然性 |
(二)自我的偶然性 |
(三)自由社会的偶然性 |
二、以想象力为立足点 |
(一)何谓想象力 |
(二)想象力的三维界定 |
三、以反讽为重要手段 |
(一)反讽主义者与形而上学家 |
(二)反讽主义的两种典型 |
四、在自我中心中获得救赎 |
(一)以文学阅读巩固自律的自我 |
(二)以小说阅读代替宗教崇拜 |
(三)从以自我为中心到平等对话 |
五、在道德伦理中实现社会团结 |
(一)特里林的道德现实主义 |
(二)罗蒂与玛莎·努斯鲍姆 |
(三)文学的自主性与公共性 |
六、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罗蒂文学文化的时代之维——新实用主义 |
一、对古典实用主义承续与“反叛” |
(一)古典实用主义的来源 |
(二)杜威和詹姆斯的启示 |
(三)古典实用主义的式微与蜕变 |
二、后现代转向与欧陆思想的影响 |
(一)与尼采权力意志的勾连 |
(二)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强误读 |
(三)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寻找灵感 |
三、语言学转向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冲击 |
(一)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契合 |
(二)继承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 |
(三)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的同构 |
四、新实用主义中的文化立场 |
(一)在种族中心主义者与“文化左派”之间 |
(二)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 |
五、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罗蒂后哲学文化的文学文化观的价值 |
一、化解“非此即彼”的定势思维 |
二、承袭人文主义的批判智慧 |
三、区分公共和私人领域 |
四、罗蒂文学文化观的问题与局限 |
五、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3)《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四、研究重点与创新 |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
第一章 从希腊到德国的演变: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渊源 |
第一节 古代希腊哲学:辩证法的精神家园 |
一、探寻本源: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素朴直观的辩证法思想 |
二、化一为多:古希腊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中的辩证法思想 |
三、伦理转向:古希腊走向衰退期的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第二节 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思辩王国 |
一、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知识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三、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同一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四、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从规律到范畴的进展:唯物辩证法的深刻体现 |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联系与发展总特征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历史的联系与发展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阶级的联系与发展 |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逻辑的联系与发展 |
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规律的运动与发展 |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的精髓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肯定否定规律 |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范畴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范畴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原因与结果的辩证法范畴 |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范畴 |
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现实与可能的辩证法范畴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变:唯物辩证法的深化发展 |
第一节 科学抽象法: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实施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抽象法的内涵澄明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抽象法的具体实施 |
第二节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的真实内涵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的运用发展 |
第三节 从后思索法: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视角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后思索法的内涵界定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后思索法的具体运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宏观到微观的推进:作为辩证法的唯物史观 |
第一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内在关系 |
一、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 |
二、关于这一问题的重新理解 |
三、理解中解释学方法的引入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微观基础的奠定 |
一、经济范畴人格化:破解人的存在之谜的钥匙 |
二、科学劳动范畴: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理论 |
三、经济的社会形态:走向历史深处的科学范畴 |
四、三形态学说:划分社会历史演进的科学形态 |
五、社会有机体:把握社会历史运动的总体范畴 |
六、资本逻辑:主宰现代社会运行的总体性原则 |
第三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微观表达的开创 |
一、实践观:人类社会在实践活动中辩证发展 |
二、自然观: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 |
三、动力观: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
四、结构观:人类社会三个维度形成三种结构 |
五、演化观: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前进 |
六、主体观:人民群众位居社会历史主体地位 |
七、价值观:人类文明不断在更高层次上复归 |
第四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辩证原理的贯穿 |
一、唯物史观关于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辩证关系原理 |
二、唯物史观关于真理与价值对立统一辩证关系原理 |
三、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创造者原理即人民主体性原理 |
四、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推动力原理 |
五、唯物史观关于手段与目的内在结合辩证关系原理 |
六、唯物史观关于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辩证统一原理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从文本到当代的开显: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贡献 |
第一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品格 |
一、唯物辩证法是宏观的但也是微观的理论体系 |
二、唯物辩证法是历史的但也是开放的理论体系 |
三、唯物辩证法是具体的但也是发展的理论体系 |
四、唯物辩证法是当代的但也是民族的理论体系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启迪 |
一、辩证看待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
二、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理念 |
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关键举措 |
四、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战略性抉择 |
五、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趋利避害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晚明草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上编:专题研究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一) 晚明草书的特质需要多维探索与系统研究 |
(二) 晚明草书的深入研究需要“书体”与“字体”理论相结合 |
(三) 研究中的“过誉”与“误读”需要以批评的视域重新思考 |
二、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一) 书法史论中涉及晚明草书研究的成果 |
(二) 草书体研究中涉及晚明草书研究的成果 |
(三) 以晚明草书家为研究对象的成果 |
三、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 |
(一) “晚明”的界定及研究书家的范围 |
(二) “草书”的界定及研究材料的范围 |
四、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框架 |
(二) 本文的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晚明草书继承与发展的背景及基本形态 |
第一节 晚明草书继承与发展的社会生态 |
一、繁荣与衰飒——经济结构变化下的社会转型 |
二、僭越与世俗——政治力量失衡下的士人行为转变 |
三、彰异与抒发——文艺思想与美学观念下的草书“抒情化”倾向 |
四、递传与趣尚——文人圈层对刻帖及草书鉴藏的关注 |
第二节 晚明草书继承与发展的书体发展背景 |
一、草书形体潦草化的滥觞阶段 |
二、草书的发生与形成阶段 |
三、草书的形定与调整阶段 |
四、草书的标准确立与突破阶段 |
五、草书风格的延展与探索阶段 |
第三节 晚明草书继承的观念及途径 |
一、法崇魏晋独宗羲献——晚明草书继承的理想观念 |
二、融合汉唐延扩宋元——晚明草书继承的实践途径 |
三、汲取同代承延为继——晚明草书对明前中期草书特徵的汲取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晚明草书笔法形态的正统探索与个性延展 |
第一节 古法再造:草书笔法的流传及明代对笔法谱系的接受 |
一、草书笔法的流变述略 |
二、明代对草书笔法谱系的接受 |
第二节 晚明草书“正统笔法”观念及其构成 |
一、董其昌、邢侗草书笔法正统意识的构建及坚守 |
二、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草书笔法正统观念的构建 |
三、王铎、傅山的草书笔法正统观念的多维构成 |
第三节 晚明草书家个体笔法理念的差异化 |
一、“平淡”与“雄强”——董其昌与王铎草书笔法理念的比较 |
二、董其昌的“疑问”——董其昌对张瑞图新型笔法的态度 |
三、“遒”“媚”之间——倪元璐与黄道周笔法理念的侧重 |
四、“用笔”与“信笔”——关于王铎与傅山草书笔法理念中“随意性”的探讨 |
第四节 晚明草书笔法的实践延展 |
一、晚明草书实践条件与笔法的关联性 |
二、晚明草书笔法实践的类型及特徵 |
三、晚明草书笔法“个性化线变”的价值与缺失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晚明草书墨法形态的维度开拓与创造 |
第一节 聚墨成形:魏晋至晚明时期墨法理念流变的阶段性 |
一、魏晋至唐对墨法观念的基础构建 |
二、唐代墨法的整体渐变 |
三、元至明前中期的自觉反思与调试 |
四、晚明至清代对墨法的突变及总结 |
第二节 晚明草书墨法在实践中“泛化”的成因 |
一、物体条件方面的因素 |
二、草书家主观能动方面的作用 |
第三节 晚明草书“创造性墨变”的维度及特徵 |
一、“淡墨”非“淡” |
二、“浓重焦渴”施以“力感” |
三、“涨墨”与“破墨”的利弊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晚明草书字法形态的择用与再草化 |
第一节 美草法之最奇:草书字法的内涵及晚明字法的特徵 |
一、晚明之前草书字法的发展状态 |
二、晚明草书字法意识及特徵 |
第二节 晚明草书符号草法的择用与改造 |
一、主要符号 |
二、其他符号 |
第三节 晚明草书形体字法再草化的类型 |
一、极简草化 |
二、极繁草化及楷行化 |
三、异写形变及奇异草化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晚明草书结体形态的奇异形变及空间特徵 |
第一节 因时相传:晋唐到晚明草书结体空间演化规律述略 |
一、从“简炼组合”到“缭绕连绵” |
二、从“衡匀合度”到“矛盾对冲” |
三、从“点线结合”到“点线成面” |
第二节 晚明草书单字结体的形变与奇异性 |
一、字形:展大与形扩 |
二、部件:位移与逾越 |
三、结体:缭绕与支离 |
四、空间:疏密与缩放 |
第三节 晚明草书字组结体的构成类型及特徵 |
一、均称平衡类 |
二、动态变化类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晚明草书章法与势的表现提升及审美视域的拓展 |
第一节 晚明草书章法的字间距构成问题寻绎 |
一、设定参照系与参数的测算方法 |
二、以参数视角考察晚明草书章法的字间距情况 |
第二节 晚明草书章法的欹正关系探微 |
一、“横中心倾角线”和“横行线律动” |
二、从横向律动角度看晚明草书的欹正对立 |
第三节 晚明草书章法的区域对比与表现力 |
一、区域平衡的逐步突破 |
二、微观与宏观空白的营造 |
第四节 晚明草书势的嬗变与审美视域的拓宽 |
一、晚明草书势的类型及特徵 |
二、晚明草书审美视域拓宽的成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晚明草书理论形态的构建及其历史地位 |
第一节 明代文艺思想与书学理论的关系 |
一、文艺思想对明代书学理论的影响 |
二、明代前期及中後期书学理论的特徵 |
第二节 承袭与转化:晚明草书相关理论述评 |
一、新古两极:徐渭、项穆 |
二、遵古纳新:董其昌、邢侗、赵宦光、李日华 |
三、依古反思:王铎、黄道周、傅山 |
第三节 推崇与思索:晚明草书的历史地位 |
本章小结 |
附表:《本文研究所见晚明草书作品表》 |
参考文献 |
一、图版资料 |
二、古代文献 |
三、现代着作 |
四、学位论文 |
五、期刊文章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後记 |
下编:《晚明草书字形汇编》 |
一、介绍 |
二、凡例 |
三、索引 |
四、正文 |
(5)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论文结构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超越性及其“人学空场” |
2.1 近代哲学的三个时代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 |
2.1.1 笛卡尔、洛克的时代和康德、黑格尔的时代 |
2.1.2 马克思的时代及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 |
2.2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 |
2.2.1 马克思主义把人“吞没”在观念中 |
2.2.2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 |
2.2.3 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 |
2.2.4 萨特的“个人实践到群聚再到集团”模式 |
2.3 萨特关于哲学的“人学”立场 |
2.3.1 人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
2.3.2 人的存在体验——“恶心” |
2.4 萨特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超越性观点及其“人学”立场的评价. |
2.4.1 对萨特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超越性观点的评价 |
2.4.2 如何看待萨特的哲学的“人学”立场论 |
第三章 萨特对马恩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态度及萨特的辩证法理论的自我建构. |
3.1 萨特辩证法理论的直接思想渊源 |
3.1.1 萨特论康德对辩证法的重新发现 |
3.1.2 萨特视域中的黑格尔“辩证法”及其伟大功绩 |
3.2 萨特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苏联“辩证法”理论的批判 |
3.2.1 萨特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否定与批判 |
3.2.2 萨特对苏联辩证法教条化的理论批判 |
3.3 萨特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 |
3.3.1 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发展历程 |
3.3.2 唯物辩证法的两种形态和一般规律 |
3.3.3 萨特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自我理解 |
3.4 萨特对辩证法理论的整体化建构 |
3.4.1 萨特辩证法总特征:整体化 |
3.4.2 整体化中的历史矛盾论和辩证否定论 |
3.5 萨特的辩证法观评析 |
3.5.1 萨特辩证法观的影响及意义 |
3.5.2 萨特辩证法观的局限性 |
第四章 萨特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及理论的自我建构 |
4.1 萨特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理解 |
4.1.1 “历史决定论”与充分实现个人自由的迫切愿望 |
4.1.2 萨特不同于波普尔的拒斥“历史决定论”的批判视域. |
4.2 萨特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和发展基本趋势问题的认知. |
4.2.1 社会历史发展动力 |
4.2.2 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趋势 |
4.3 萨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建 |
4.3.1 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悖论” |
4.3.2 重建历史的可理解性基础 |
4.3.3 萨特的历史辩证法理论 |
4.4 萨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评析 |
4.4.1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积极与消极理解 |
4.4.2 萨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困境 |
第五章 萨特对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的解读及其自我建构 |
5.1 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人的本质论 |
5.1.1 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的区分 |
5.1.2 人的本质即自由 |
5.2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论 |
5.2.1 劳动创造人 |
5.2.2 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 |
5.2.3 萨特与马克思人的本质论比较 |
5.3 萨特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问题上的观点差异 |
5.3.1 关于异化的起源的认识差异 |
5.3.2 异化的本质和存在特性 |
5.4 萨特关于人的自由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比较 |
5.4.1 从主观意识出发的非历史制约性的自由观 |
5.4.2 人对必然性认识和对世界改造的历史过程性自由观.. |
5.5 萨特的人的本质理论的评价 |
5.5.1 萨特人的本质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影响 |
5.5.2 萨特人的本质理论的局限性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主题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概述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自由的形上分析 |
第一节 自由的定义 |
一、文本定义 |
二、定义的要件 |
三、定义的反面 |
第二节 自由的实现模型 |
一、自我实现模型 |
二、相互承认模型 |
三、主客统一模型 |
四、“主体-实体”模型 |
第三节 自由的特性 |
一、自由的一般特性 |
二、自由是被设定的 |
三、自由的主体是精神 |
第二章 精神的形上分析 |
第一节 精神的概念 |
一、定义 |
二、规定性 |
三、特性 |
第二节 精神的结构 |
一、“圆圈”结构 |
二、“思维-意志”结构 |
三、“知-行-在”结构 |
第三节 精神的自由体系 |
一、精神之“精神” |
二、精神的本性是自由 |
三、精神自由的形态及体系 |
第三章 自由的“思维”形态 |
第一节 思维的本性 |
一、“知” |
二、辩证性 |
三、自由 |
第二节 思维自由的三个环节 |
一、存在论 |
二、本质论 |
三、概念论 |
第三节 “思维”自由的规范性内涵 |
一、“概念”地思考 |
二、主体性自由及其规范 |
第四章 自由的“意志”形态 |
第一节 意志的本性 |
一、“行” |
二、层次性 |
三、自由 |
第二节 意志自由的三个环节 |
一、抽象法 |
二、道德 |
三、伦理 |
第三节 “意志”自由的规范性内涵 |
一、“伦理”地行动 |
二、实体性自由及其规范 |
第五章 自由的“理性”形态 |
第一节 理性的本性 |
一、“在” |
二、阶段性 |
三、自由 |
第二节 理性自由的实现历程 |
一、东方世界 |
二、希腊与罗马世界 |
三、日尔曼世界 |
第三节 “理性”自由的规范性内涵 |
一、“精神”地存在 |
二、实存的自由及其启示 |
结语 黑格尔自由观与人类自由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7)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0.1.1选题缘起 |
0.1.2 选题意义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2.1 国外艾丽丝·门罗研究现状 |
0.2.2 国内艾丽丝·门罗研究现状 |
0.3 主要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0.3.2 主要研究方法 |
0.3.3 主要创新点 |
0.4 传统人文主义的相关问题 |
0.4.1 作为西方传统文化核心的传统人文主义 |
0.4.2 传统人文主义的合理内核 |
0.4.3 传统人文主义的现代发展瓶颈 |
第1章 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传承 |
1.1 对人生存需求的关怀 |
1.1.1 对小人物的关注 |
1.1.2 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照 |
1.2 对理性和科学价值的尊重 |
1.2.1 对理性的认可 |
1.2.2 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 |
1.3 对现世幸福追求的肯定 |
1.3.1 对宗教教义的疑问 |
1.3.2 对个人现世幸福追求的认同 |
第2章 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 |
2.1 对人类中心论的否定 |
2.1.1 主动性与被动性相统一的人 |
2.1.2 自在的世界 |
2.2 对唯理性和科学论的批评 |
2.2.1 绝对理性的虚幻 |
2.2.2 客观知识的主观因素 |
2.3 对世俗至上论的驳斥 |
2.3.1 自由至上的危害 |
2.3.2 利益为先的隐患 |
第3章 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重塑 |
3.1 和谐的人与世界 |
3.1.1 人与自然的融合 |
3.1.2 人与充满偶然性的世界的和解 |
3.2 具有亲和力的理性和科学观 |
3.2.1 平衡的理性观 |
3.2.2 辩证的知识观 |
3.3 脱俗的世俗追求 |
3.3.1 超越自我的自由 |
3.3.2 关怀他者的伦理道德 |
第4章 艾丽丝·门罗小说中传统人文主义反思的艺术表现 |
4.1 解构人类中心论的离散性叙事 |
4.1.1 意识流的涌动与非线性叙述 |
4.1.2 不可控的现实与元叙述 |
4.2 消解唯理性和科学论的不确定表述 |
4.2.1 视角的局限与复调 |
4.2.2 不可回避的主观性与历史和小说的交融 |
4.3 质疑世俗至上论的反思性手法 |
4.3.1 失望的贪念与悖论和反讽 |
4.3.2 无疾而终的过度欲求与开放性结尾 |
第5章 艾丽丝·门罗小说的传统人文主义反思探因 |
5.1 艰难的个人经历与传统人文主义反思的诱因 |
5.1.1 家族遭遇和成长的磨难 |
5.1.2 女性生存的艰辛 |
5.2 独特的文化环境与传统人文主义反思的深入 |
5.2.1 成长环境和文学作品的潜移默化 |
5.2.2 边缘中崛起的加拿大文化 |
5.3 20世纪的哲学思想与传统人文主义反思的思想基础 |
5.3.1 存在主义思想的熏陶 |
5.3.2 尼采和海德格尔哲学及其启示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 |
第6章 艾丽丝·门罗小说中传统人文主义反思的意义 |
6.1 文学史意义 |
6.1.1 传统文学人文主题与艺术手法的扬弃 |
6.1.2 后现代文学人文主题与艺术手法的创新 |
6.2 审美意义 |
6.2.1 主体间性的审美立场 |
6.2.2 多向度的审美取向 |
6.3 思想和现实意义 |
6.3.1 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新探索 |
6.3.2 中国新时代人文思想建构的借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缩略词 |
导论 |
一 人文主义:历史·内涵·成就 |
二 战后思想论争中人文主义遭遇的挑战与嬗变 |
三 英国人文主义,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及现实主义小说传统 |
四 三位英国女作家及其(自由)人文主义立场 |
第一章 默多克的道德人文主义 |
第一节 抗击“唯我论”:与萨特存在主义思想观念的交锋 |
第二节 爱若斯归来:作用于“视像”的内向性道德努力 |
第三节 走向神秘主义:对人文主义深层立场的改写 |
第二章 德拉布尔的文学人文主义 |
第一节 “女性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女性人物的主体塑造 |
第二节 光辉灿烂的生活之路:“后现代转向”与人文主题拓疆 |
第三节 主体重构与他者伦理:跨文化跨时空的人性联结 |
第三章 史密斯的新自由主义人文主义 |
第一节 预响的警钟:《白牙》与尼采反自由主义思想的对话 |
第二节 “唯有联结”:从“9·11”到《论美》的自由主义辩护 |
第三节 小说形式新辩:传统风格的回归与后现代现实主义 |
结论 |
引用文献 |
致谢 |
(9)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1.3 研究对象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1.6 论文框架 |
第二章 文献及《邓选》日译本相关情况综述 |
2.1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研究 |
2.1.1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内容 |
2.1.2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
2.1.3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在日本的研究现状 |
2.2 中央文献中译外研究 |
2.3 多译本对比研究 |
2.4 《邓选》的中译外研究 |
2.5 《邓选》日译本相关情况研究 |
2.5.1 《邓选》中文版出版情况 |
2.5.2 《邓选》日译本出版情况 |
2.5.3 《邓选》日译本译者研究 |
2.5.4 小结 |
2.6 同形词研究 |
2.6.1 同形词的界定与分类 |
2.6.2 同形词的先行研究 |
2.6.3 同形词翻译研究现状 |
第三章 《邓选》日译本同形词受众问卷调查 |
3.1 本文的同形词语料 |
3.2 日译本同形词受众问卷调查 |
3.2.1 问卷调查概要 |
3.2.2 问卷的选词标准 |
3.2.3 问卷的题目设定 |
3.2.4 问卷的调查结果 |
3.3 小结 |
第四章 基于受众问卷调查的同形词日译研究 |
4.1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意差 |
4.1.1 译为非同形词更易理解 |
4.1.2 译为同形词更易理解 |
4.2 问卷调查结果没有显示有意差 |
4.3 小结 |
第五章 《邓选》日译本同形词译法分析 |
5.1 同形词翻译方法的分类 |
5.2 具体译例分析 |
5.3 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6.1 研究的总结 |
6.2 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6.3 今后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日本语要旨 |
附录 I 风媒社译本译者访谈记录 |
附录 Ⅱ 《邓选(1975—1982 年)》卷日译本同形词译文对比 |
附录 Ⅲ 受众问卷调查表 |
附录 Ⅳ 受众问卷调查统计结果 |
附录 Ⅴ 受众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附录 Ⅵ“《邓小平文选》日本版出版纪念会”的相关照片资料 |
附录 Ⅶ 胡耀邦同志为祝贺《邓小平文选》在日本出版所作的题词 |
博士期间科研及获奖 |
(10)康德先验自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背景及理论依据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 研究思路 |
四 研究目的及意义 |
五 研究方法及可行性路径 |
(一)研究方法 |
(二)可行性路径之分析 |
六 创新点及难点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二)难点 |
第一章 自由的逻辑演绎路径及其谱系划分 |
第一节 自由的起源及其逻辑演绎进程 |
第二节 自由精神的两个面相:逻各斯与努斯精神 |
一 逻各斯精神:客观规律与逻辑必然性 |
二 努斯精神:主体能动性、创造性与开放性 |
第三节 自由精神发展之谱系划分 |
一 自在的自由 |
二 自为的自由 |
三 自在自为相统一的自由 |
第二章 康德先验自由的提出及其思想渊源 |
第一节 康德思想的主要发展历程 |
一 早期理论自然科学阶段(1746—1755) |
二 前批判时期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1755—1770) |
三 批判时期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1770—1800) |
第二节 康德哲学思想蕴含的四个维度 |
一 康德思想的形而上学维度 |
二 康德思想的道德哲学维度 |
三 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维度:审慎地怀疑与建构 |
四 康德思想的人类学维度 |
第三节 康德自由理论的思想渊源 |
一 理性派哲学的自由理论 |
二 经验论派哲学的自由理论 |
三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中的自由思想素材 |
第四节 康德自由思想演进的逻辑进程 |
第五节 康德先验自由的提出与设定 |
一 先验与先天、先验与经验、先验与超验 |
二 先验自由的提出及内涵 |
第三章 康德先验自由的证成逻辑 |
第一节 第三个二律背反与先验自由 |
一 正题论证过程探析 |
二 反题论证过程探析 |
三 对第三个二律背反的注释和阐发 |
第二节 康德的二分法以拯救自由:先验自由的确立和奠基 |
一 明确区分主词的两种含义:物自体与现象之分 |
二 从宾词入手区分两类冲突命题:对立命题与矛盾命题之分 |
三 两类原则的区分:调节性原则与构成性原则之分 |
四 主体两种品格的区分:经验性品格与智性品格之分 |
五 先验的图型与经验性的图型之分:认识何以可能之机制探究 |
六 两类二律背反的区分:先验自由得以初步确立下来 |
第四章 从先验自由到实践自由:自由之现实性与必然性 |
第一节 善良意志与责任 |
第二节 定言命令与意志自律 |
第三节 意志自律与自由 |
第四节 实践自由与至善 |
第五章 自由感:理论自由向实践自由过渡的中介 |
第一节 自由美 |
第二节 自由权利 |
第三节 康德美学的主题:自然与自由之统一与和谐 |
第四节 至善的自由:自由之终极追求 |
第六章 对康德先验自由的评价与批判性发展 |
第一节 对康德先验自由思想的评价 |
第二节 对康德先验自由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与超越 |
一 黑格尔对康德自由观的改造与超越 |
二 马克思对康德自由思想的批判与超越 |
三 牟宗三对康德哲学思想的批判与融合 |
第七章 康德先验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比较研究及启示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由观微探 |
一 孔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
二 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
三 禅宗: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
第二节 康德先验自由视域下的传统思想自由观之反思与启示 |
一 逻辑生发和演绎起点大不同 |
二 经验式自由与先验式自由之分 |
第八章 先验自由思想的训练和培育 |
第一节 纯粹理性的训练 |
一 纯粹理性独断运用的训练 |
二 纯粹理性争辩的运用的训练 |
三 纯粹理性在假设上的训练 |
四 纯粹理性在证明上的训练 |
第二节 纯粹理性的法规 |
一 理性之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 |
二 至善理想作为纯粹理性最后目的之规定根据 |
三 意见、知识和信念 |
第三节 纯粹理性的建筑术 |
第四节 自由教育与责任担当 |
一 何谓“自由教育” |
二 自由教育与责任担当 |
三 持续启蒙,敢于运用你的理性去追求自由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清单 |
致谢 |
四、读《偶然性与科学》(论文参考文献)
- [1]思想史研究应该恢复《论衡》的人力资源本位——兼与徐复观先生商榷[J]. 刘文瑞,李尧远. 秦汉研究, 2021(02)
- [2]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D]. 季婧.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D]. 张起梁. 兰州大学, 2021(09)
- [4]晚明草书研究[D]. 赵紫文. 吉林大学, 2020(04)
- [5]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D]. 王佳靖. 吉林大学, 2019(02)
- [6]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D]. 郭友兵. 东南大学, 2019(06)
- [7]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D]. 陈英红. 湘潭大学, 2019(12)
- [8]“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D]. 林懿. 南京大学, 2019(02)
- [9]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D]. 崔亚蕾.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
- [10]康德先验自由研究[D]. 李飞翔. 东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