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完善承包制的最优选择——税利分流、资产(经营)承包(论文文献综述)
李东杨[1](2019)在《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文中提出实践发展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也需要以实践作为客观基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正是顺应时代发展、为满足实践需要而产生的科学理论。在新时代,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改革依然存在的分配不正义问题亟需解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由于其自身理论缺陷、时代背景限制没有解决好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分配不正义问题。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基础上正在努力解决此问题,并呈现出其科学性。目前,有的学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和西方分配正义思想进行研究,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但是,学术界缺乏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提炼和研究。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文本资料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提炼和研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正在形成的新的分配正义理论,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概括和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之后,亟需深入研究的—项重要课题。以“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为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本论文在回顾相关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遵循“实践基础——主要内容——现实运用——理论地位——现实意义”的研究思路,进而研究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主要内容、现实运用、理论地位、现实意义等基本问题。从基本理论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和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同时又充分汲取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精华和借鉴吸收西方分配正义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实践基础上看,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分配正义的探索实践成果,以及习近平在知青时期、从政时期对分配正义的探索实践成果,为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主要内容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主要表现”等。本论文在对“基本立场”的阐释中,分别从国际和国内角度深入阐释“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分配正义的含义。在对“基本原则”的分析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贡献原则、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统一。“三个原则”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在对“主要表现”的论述中,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宏观框架,将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概括为经济领域分配正义观、政治领域分配正义观、文化领域分配正义观、社会领域分配正义观和生态领域分配正义观,以及各个领域分配正义观应用的具体政策。在论述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以精准扶贫政策为例展示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现实运用。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是以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为理论基础,它是随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基本立场”的现实遵循;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基本原则”的现实坚持;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主要表现”的现实运用。从理论地位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和西方分配正义思想。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和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是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借鉴。同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的发展,是对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的丰富,是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弘扬,是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批判。从现实意义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现实分配不正义问题,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成新时代使命等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它对解决全球发展失衡问题,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也具有指导作用。经过较为全面系统研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之后,本论文得出了三个创新性的观点。第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基本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贡献原则、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统一。第二,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创造性运用。
李颖超[2](2019)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提高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和有力防范“市场失灵”以及及时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各国政府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调控。然而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传导路径和政策效果不同,因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不仅有利于有效实现政策目标,而且有助于减少政策风险和实施成本。同时,政策协调机制的理论研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学术问题之一。为了探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既定政策目标下政策协调机制的最优均衡策略,首先,本文在综合借鉴其他学者的模型函数基础上,得到了实际利率与财政赤字率协调决定的扩展IS-LM模型。在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中考虑了利率对系数的影响,建立了系数随利率变化的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其次,将政府支出内生化,借鉴Wang Xin(2013)建立了内生化的政府支出函数。最终,得到了产品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实际利率与财政赤字率决定的产出函数,即IS模型;另外,利用货币数量方程的变形,将通货膨胀率表示为关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的函数。同时,引入由实际利率及财政赤字率决定的非线性货币供应量方程,得到了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实际利率与财政赤字率决定的通货膨胀率函数,即LM模型。然后,经平稳化处理得出了包含内生政策变量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其中,产出函数代表财政政策的目标函数,通货膨胀率函数代表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进一步,对模型进行识别与估计,可以得出实际利率和财政赤字率协调决定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目标函数。进而,用静态求解法对模型的拟合效果进行了评价,发现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最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际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特别对经济波动较大的1988年、1998年、2008年及经济新常态下的2016年进行了政策均衡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当经济波动较大时,采用本文模型可以得到实现政策目标的实际利率和财政赤字率的最优政策组合,相比我国实际采取的经济政策,该政策组合能够更高效地促进经济实现政策目标。然而当经济平稳运行时,本文得出的满足均衡情况的最优政策组合相比实际采取的政策对经济影响较弱,但是此时最优政策组合仍然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方向与思路。因此,基于实际利率和财政赤字率的政策协调研究对我国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的制定可以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及量化参考。
楼继伟[3](2019)在《40年重大财税改革的回顾》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财税改革成效显着,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财税体制框架,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支柱作用逐步显现。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在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回顾和梳理40年重大财税改革的出台,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澄清社会上存在的典型片面认识和错误观点,以更好地推动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郭英策[4](2016)在《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所在。国有企业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湖北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本文意在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历程进行回顾,梳理成绩和不足,揭示湖北在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自身特有规律。结合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总体状况和趋势,运用改革取得的历史经验,对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当前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有所帮助。第一部分是对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回顾。首先是描述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这个背景包括国内背景和省情状况。其次就是按照特定的历史事件,划分国有企业改革阶段,具体包括从承包责任制后期湖北国企发展,初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湖北国企,脱困建制下的湖北国企,分别对其进行详细梳理,摸清湖北国有企业在90年代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对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评析。包括取得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通过在分析第一部分的基础上,查阅资料,总结出湖北国有企业取得的成绩:第一是摸索出了适合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形式,基本实现国有企业功能转变。第二是摸清了国有资产家底,注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继续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打下了基础。第三坚持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企业员工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图表分析,揭示湖北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的不足:首先是湖北国有企业竞争力相对不足,企业营运效率较低;其次是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上脚步缓慢,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第三是国有企业综合配套改革相对滞后。第三部分是对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思考。包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反思和以后改进方向的展望。对于改革的思路反思,首先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走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道路,并适时将改革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在实践中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次是注重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利用好市场作用,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再次,坚持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走持续改革的道路。针对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结合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点,对湖北国有企业发展提出三点展望:一是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二是继续促进政企分开,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三是做好国有企业配套改革工作,促进公平正义。
高誉维[5](2015)在《法人所得税制下企业所得税与税源背离研究 ——以昆明市国家税务局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税收是政府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统一一直是各国政府财税改革亘古不变的主题。然而,由于税制设计、总部经济、跨区经营、税收竞争等因素的作用,现实中往往会出现税收收入与税源的背离现象,即税收转移。在现行财税体制下,以法人为纳税主体实行汇总纳税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与税源背离现象显得尤为突出。本文从公共产品、财政分权、税收纵向和横向分配、税收竞争等理论出发,结合我国企业所得税分配制度的变迁特别是当前法人所得税制和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的背景,为我国当前企业所得税收入与税源的背离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昆明国税的视角,宏观总量分析和典型个案分析相结合,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分别从预算分配级次、中央固定收入企业、组织结构形式不同的所得税贡献率对比、分支机构所得税、增值税与同业对比、分支机构汇算清缴税款分配、建筑、水电等行业的特殊分配办法等不同角度实证分析了我国当前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与税源背离问题。在上述基础上,综合运用公共管理理论与税收原理从区域间资源禀赋差异、分税制内在缺陷、跨地区分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税收收入归属权与税收征收管辖权的高度重合、地区税收竞争以及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的不完善等方面论分析了造成税收转移的深层次原因,并从制约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延缓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区域间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加剧地方政府间不正当税收竞争、违背税收中性、扭曲企业经营行为和增加税收征管与遵从成本对其效应进行了剖析,并对美、英、德等国的财政收支划分、美、加、欧盟对公式分配法的应用、德国的财政支付平衡制度等当今各国采取的缩小税收收入与税源背离的主要做法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得出对我国的几点重要启示。在此基础上从合理划分地方政府的事权及财权、征收管理权与收入归属权分离、构建跨地区税收分配对话和协调机制、完善配套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当前完善财税体制的对策与建议。
李子伦[6](2015)在《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文中指出总结人类千年发展史和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成败教训,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以工业革命为发端的产业结构升级历程既是启动经济增长的变革性动力,也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力量。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性时期,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挡,前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严峻挑战,唯有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突破口,从供给端发力,在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以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内涵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因此,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应运而生,即应当如何定位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以现代化的经济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助推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本文以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国家理论为研究基础,以知识分立和政府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在探明产业结构升级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市场效率、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失灵问题,勾勒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定位的新蓝图。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是人的劳动行为不断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类似信息群以及不同种类信息群,通过实现信息群结构关系的不断变迁而满足或更好满足人的需要及其组合的过程。信息分散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以探索并发现默会知识的自发性市场秩序较面对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约束的政府的比较优势。加之政府行为的自身利益偏好属性,在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介入的限制框架基础上,实现从强制干预型政府向增进扩展市场型政府的让渡必然成为构建现代经济治理格局的主体逻辑。第1章论证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价值,在回顾评价了目前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干预思想的两大主要理论基础即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之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出发,研究了政府从强制干预型向增进扩展市场型的转变在由单极独揽到多极共治的权力解构和各级公共权力相对化已成定局的当今中国基本国情下的重要意义。本章还系统回顾了涉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学派在内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第2章从哲学、心理学和行为学入手,通过劳动价值论和主观价值论对立与统一的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即是以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信息组合为本质的劳动过程在总量和结构层面的扩张。从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脉络的总结可以提炼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两种方式即产业内升级和产业间升级,前者包括既存有效信息复制速率提高和不完全一致信息组合的复制,后者指新信息组合的复制。从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本章还构建了包括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和节能环保能力在内的具有公共品属性和外部性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概念,它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基础。第3章从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分析得出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确立应当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原则,具体表现在保护产权、管理并协调市场信息传递和维护市场组织效率三点旨在维护市场机制的职能和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一点旨在弥补市场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职能。第4章以建国以来的美国、 “二战”后的日本和结构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时期的拉美地区为比较对象,通过对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的借鉴性回顾,对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和对拉美地区不同国家政府职能分化所展现的不同产业结构升级绩效诠释了以维护市场为首要责任,以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为重要职能的政府职能选择原则,并系统探讨了产业政策的效率问题。第5章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职能变迁历程进行了总结性回顾。第6章建立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标考核体系,并实证检验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效率。第7章为我国准确界定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主要贡献有:(1)完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体系,探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2)构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理论框架。(3)比较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国际实践经验与教训。(4)尝试构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和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绩效。(5)给出了完善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政策建议。
李宏志[7](2014)在《转型经济环境下我国经理管理防御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企业融资决策及其行为是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长期以来试图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众所周知,资金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血液,而融资是企业取得资金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企业采取何种融资方式,既会影响到企业的资本成本,也会影响到企业治理结构与效率。经理管理防御是指在公司内、外部控制机制下,作为经理人选择有利于维护自身职位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这使之成为影响企业融资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经常是远离均衡点的,这导致社会经济背景与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国家多有不同,对特殊背景下的我国企业的融资行为的研究来讲不能照搬西方的企业融资理论。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来探讨我国转型经济环境下企业融资偏好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随着行为金融学和行为经济学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人的心理动机与行为结果的因果关系,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的被吸收到现代企业理论之中,学者们密切关注作为企业重要决策者经理人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偏好对于公司财务决策与行为的影响。基于经理人在公司内、外控制机制下其职业生涯会面临被解雇、企业破产、接管所面临的威胁与压力,经理人在面对这些压力下所选择有利于维护自身职位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产生管理防御(Managemerial Entrenchment)行为。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管理防御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型经济社会环境的特征,准确认识我国企业经理管理防御的现状及其特征,揭示我国企业经理管理防御的动机和影响因素,探索经理管理防御与企业融资决策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及对我国企业融资行为影响的特殊性规律;从经理管理防御的角度分析我国企业融资行为的深层次原因。然后选取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中2010-2012年度有股权融资的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经理管理防御对公司融资决策与行为选择产生的影响,采用实验研究方法验证了经理管理防御对股权融资偏好以及股权再融资中非公开发行方式选择次序影响的作用。在理论上丰富了对我国企业股权融资偏好行为解释的又一个全新视角,是对委托代理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在实践上将有助于从内外部机制来协调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积极的经理人激励机制、科学的融资决策程序、规范融资行为,达到提高经营效益的目标。具体来讲,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所作的主要工作和创新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综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理论对我国转型经济环境下的经理管理防御的内涵进行了多角度的系统分析,指出了我国转型经济环境的主要特征,全面系统的界定了转型经济环境下我国企业经理管理防御概念的内涵。本文认为Berger et al对管理防御概念的界定显然过于含糊,状态的涵义太过广泛;而Weir和Jones又过于狭隘,仅适合针对职位变更而言。我们认为,经理的管理防御行为实质上除了要确保职位稳固,还包括采取有利于自己的管理决策来追求权力积累、提高声誉等,从而最终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第二,突破已有文献分析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影响经理管理防御行为与动机的主要因素包括三个层面:外部宏观环境、公司治理结构和经理人自身因素,并对这三个方面因素引致经理管理防御动机和行为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探讨。然后通过建模对经理管理防御动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理获得的正常收入、采取管理防御行为被发现的概率、经理获得正常收入的现值系数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呈反向变动关系;经理人采取管理防御行为而获得的额外收入、采取管理防御行为被发现解聘后得到的报酬、经理管理防御行为而获得额外收入的现值系数与经理的管理防御成正向变动关系;而经理任期与管理防御的关系较为复杂。第三,运用舞弊理论中的GONE理论,结合经理人特征、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外部宏观环境三个层面特点,对于我国企业经理管理防御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归类到GONE理论中贪婪、需要、机会和暴露四个因子之中,实现了管理防御理论与GONE理论的有机融合,增强了管理防御理论的解释力,是对管理防御视角下融资行为产生机理新的扩展和应用。第四,在企业筹资实践中,经理人选择采取某种财务决策与行为的真实动机是不可直接观察的,经理人会以诸多理由隐瞒自己真实的心理想法,甚至于经理人可能自为而不自知的动机与行为,因此我们很难从历史的财务数据和资料中确认经理人的防御动机与融资行为选择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实证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本文运用实验研究方法检验了管理防御动机对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经理人能力的降低和预期转换工作成本的增大,其管理防御程度呈上升趋势,选择股权融资以及在再融资过程中非公开发行的行为也显着增强,从而更有力的支持了“管理防御假说”的现实存在。
赵惠萍[8](2013)在《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国家与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关系总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而出现相应调整与变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国有企业未向国家上缴过任何收益。2005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意义重大的研究报告——《国企分红:分不分?分多少?》,激起了各界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热烈讨论和持续研究。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方面看,收益分配有利于改善公共财政资源的整体配置,有利于缓解长期储蓄、消费失衡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有利于真正启动国内消费需求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微观方面看,收益分配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有助于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减少代理成本。此外,国有资本收益分配还能够推动民生不断改善,增强社会稳定。鉴于此,2007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2010年12月财政部又颁发了《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使得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在机制建设和具体实践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各界普遍认为,现阶段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比例不合理、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本文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特征,结合国有所有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和收益分配的代理理论,围绕“文献综述和基础理论一历史沿革和现状分析——实效检验——他国经验——机制构建”分析路径逐层推进,重点探讨完善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及构架的有关思路。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和评析,试图找出研究的切入点。其次,整理了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基础理论。然后,分别回顾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改革历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沿革,梳理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与企业之间利润分配的历史规律,并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再次,通过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考察了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新政对国有企业投资绩效和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总体上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并且对企业业绩有相当正面的推动作用。然后,分析比较了其他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以便给我国提供最直接的借鉴与参考。最后,基于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链条视角,构建了完善的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框架,具体包括:收益分配比例决定机制和收益分配配套机制的构建。其中,分配比例决定机制的构建应该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类型差异和不同类型企业利润性质、利润构成的差异,并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特点和改革发展阶段选择适宜的分配模式,使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尽快实现与公共预算的对接。与此同时,还需要考虑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链条中各个层次的委托代理问题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效果的内生性影响。
李相敏[9](2013)在《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与管理依据研究 ——基于国家权力的视角》文中指出在加强政府收支管理、推进政府预算体系的建设过程中,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及其涉及的资金成为万众瞩目的问题之一,尽管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但直到2010年1月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国发(2010)2号),才将部分社会保险基金试行预算管理;前财政部长谢旭人、现财政部长楼继伟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的中央预决算报告中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存而不论,着力报告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一方面在反复强调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在中央预决算报告中却得不到相应的体现。预算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推动着改革,改革呼唤着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也启发我们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理论思索。我们认为,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理论与实践面临若干问题需要研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涉及的资金性质是什么?是财政资金抑或其他?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与马克思的“社会扣除”理论有没有关系?既然狭义的公共财政预算的管理依据是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主要凭借的是政治权力,那么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依据又该如何理解和概括呢?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的关系又该如何界定?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不仅是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理论需要,而且关乎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实践的改革取向。准此以观,本论文在论证马克思的“社会扣除”理论与社会保障基金关系基础上,分析了国家作为分配主体并依据其所掌握的国家权力种类这一管理依据,界定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及其涉及资金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分析透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变迁与现状,并据此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分类管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全口径”管理、强化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财政责任及通过立法规范、约束、监督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实践取向作了探索性研究。文章第一部分是导论,这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背景、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文献综述及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本部分重点提出要研究的问题,即在推动政府预算管理改革背景下,研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次是介绍了本文涉及的国家权力、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概念和关于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性质及管理依据的文献综述;最后介绍论文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结构,列举了论文的创新点和研究不足。文章第二部分是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依据。本部分首先对马克思的“社会扣除”理论进行了分析,指出应全面、准确理解“社会扣除”的基本内容,正确对待因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扣除的束缚导致的理论的误读和误用,坚持其基本原理,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扣除,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与“社会扣除”的关系;其次分析了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扣除的依据及形式,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扣除主体多元化,其中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扣除,就是财政,而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扣除依据就是财政预算凭借的“四元权力”,在对“四元权力”的内涵进行了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四元权力”及其在财政领域的拓展;最后分析论证了财政预算凭借的国家权力就是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依据。文章第三部分是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质。本部分首先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内涵进行了阐释,而后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性质重新认识,解决了理论界对其性质认识上存在的争议,指出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不同于财政资金这一社会性公共资金的其他社会性公共资金。其次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结构,认为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是复式预算,并分析了其预算体系构成;再次是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与政府预算的关系及其与经常性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及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关系;并从社会保障基金的公共性与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主体身份及凭借的国家权力角度分析论证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是政府预算的组成部分;最后,在辨析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关系的基础上,界定经常性预算是狭义的公共预算,论证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属广义的公共预算。文章第四部分是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变迁与现状分析。本部分首先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政策演变做了简要回顾,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变迁做了详细考察并依据国家权力理论对变迁作了分析;其次是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现状进行分析,最后是依据财政预算凭借的国家权力透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中的问题,指出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中存在对预算征管权力监控不全面、预算征管权力配置错位、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财政责任界定不清及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法规不健全等问题。文章第五部分是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改革取向。这部分内容以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征管依据的国家权力进行有效规范、约束和监督为目的,以完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实践为取向,提出完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改革的相关对策措施。首先是通过实施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分类管理,从而提高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水平与质量;其次对“全口径”预算进行了理解和认识,认为应从三个层次理解“全口径”预算,就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全口径”管理实行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措施,并就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全口径”管理提出了对策建议;再次,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财政责任进行了细致分析,在厘清社会保障基金预算财政责任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财政责任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最后,为通过法律约束和规范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征管依据的国家权力,促进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修订、完善现行《预算法》,加快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有关立法的对策建议。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立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扣除”理论的规范,始终围绕财政预算依据的国家权力,遵从社会保障基金的征管规律,结合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变迁与管理现状,采取文献研究、实证与规范、历史与对比等研究方法,在总结现实与历史经验基础上,以新的理论视角探究政府公共预算框架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几个可能的创新性观点与主张。一、本文赞同和拓展“四元权力说”,即财政预算活动的依据是凭借国家权力,具体包括国家的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并运用其贯穿于财政预算诸领域作了新的探索性研究。论文在厘清马克思“社会扣除”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梳理和辨析了财政预算活动的“零权力说”、“单元权力说”和“双元权力说”的利弊,以国家治理为思路,坚持和拓展了财政活动的国家主体身份及其四种国家权力类别,“四元权力说”不仅体现于财政定义、特征、职能与作用之中,而且贯穿于税、利、费、债形式,政府预算诸形式及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研究之内。二、本文重新定义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和“四元权力”为核心的管理依据。论文在梳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依据的“财政资金性质论”、“财政分配关系论”、、“公共产品论”和原“国家主体及权力论”的不足基础上,深入研究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依据的“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权力和信用权力”的表现形式。明确指出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质,其可涵盖的资金不仅包括财政资金这一社会性公共资金,而且包括财政资金之外的其他社会性公共资金;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不仅属政府预算,同时也属于(广义的)公共财政预算。三、本文以新的视角透析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问题及改革取向。基于国家权力种类的视角,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中存在对征管权力监控不全面、征管权力配置错位、预算的财政责任界定不清及预算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提出通过实施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分类管理、推进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全口径”管理、厘清并界定清楚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征管中的国家责任、完善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来规范、约束和监督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征管依据的国家权力,提高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水平和质量的改革取向。
王永[10](2013)在《我国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改革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收入分配不仅关乎公众的个人生活,同时与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在目前存在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诸多问题中,国有垄断行业因其垄断性质所获得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高收入,成为人们对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关注的焦点。部分国有垄断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通过无偿或低价使用国家资源、独家垄断经营等方式,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垄断行业的企业并没有将这部分巨额垄断利润惠及全民,用以改善全体人民的社会福利,而是“内部人所得而私”,将本应属于全民的财富内化为企业内部的私利,引发了社会对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的强烈不满。这一现象的存在所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是我国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的机制问题。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对部分国有垄断行业收入畸高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实证分析为主,研究停留在表层,没有融入系统的理论框架。“所有者缺位”、“缺乏政府监管”等因素虽然可以部分地解释垄断行业高收入的现象,但这样的分析没有真正触及这一问题的内部根源和内部形成机制,由于缺乏规范的分析框架和深入的理论基础,因而研究中存在着缺乏理论性、系统性的不足。本文以我国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机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我们首先考虑到将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形成过程称之为一种“机制”,这就表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由众多相互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而同时,这种“机制”并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断动态变化和发展的趋势。这种“机制”涉及到相互联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复杂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着力于对于这种“机制”的全面剖析和把握,因而与以往重“实证”的研究方法相比,具有方法论上的创新意义。作为一个“机制”研究,我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国有垄断行业(企业)”这种经济运行方式深层关系中的方方面面。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区分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以及垄断-非垄断的理论框架模型;在上述框架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分配机制。在我们的模型中,包含了影响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及其对垄断收入所起作用的比重,这些因素在所有制分割和市场结构分割的大背景下,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最后的分配结果产生影响。在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因素中,我们重点研究了行业垄断因索和所有制因素对行业收入的决定作用,特别是二者的交互作用,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被忽视的。为了证明我们的结论,论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劳动力特征、企业特征、市场特征等控制变量的工资方程,利用个体微观数据考察各种因素对于企业职工收入的综合影响作用和它们对收入的交互作用。为了更加深刻和透彻地展现这一问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采用了多种数理模型和讨量实证方法。为了区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不同的分配机制,论文分别对其建立了“利润共享模型”和“劳资谈判模型”,利用前者,可以揭示国有垄断企业劳动者、经理人以及政府共同分享企业利润的过程,三者均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实现对于企业利润的分享;利用后者,可以全面地模拟在非国有企业中劳资之问相互博弈过程,博弈过程将会形成市场均衡工资。另外,论文通过分位数回归和Blinder-Oaxaca分解测算了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收入差距中不合理因素的比例,按照我们的计算,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有55%是是不合理的。最后,论文利用目前较为前沿的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模型和Profile半参数估计方法建立了一个测算企业分红比例的模型,并通过模型对部分垄断企业应缴的红利进行测算,测算出不同企业在不同盈利状况下的应缴红利的比例和数额。通过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实现在系统的理论框架内,全面研究和清晰揭示影响垄断行业内部分配的系统“机制”,不仅具有对问题展示的直观性,而且具有科学性。同样作为一个“机制”研究,我们宏观地注意到,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问题,还是一个历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从多个学科角度、多个维度上可以把握,并将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本文尽力在多种因素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复杂联系中,细致地、有分寸地探析和把握多种因索的作用及具体比重,以期从该经济现象的发展和运行机理上,对其做出准确的、符合实际的展现和论析。首先,本文回顾了国有垄断行业的历史演变和分配制度变迁历程,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了国有垄断与当今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控制的资源配置权力逐渐转化为垄断权力的过程;详细阐述了目前国有垄断企业“数量越来越少,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垄断势力越来越大”的形成路径。同时,我们还探讨了在分配制度上,现有国有垄断行业的企业对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的平均主义的“共享式”分配方式的继承。其次,探讨了国有垄断行业收入问题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因素,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的背景、现状和解决的困难性,认识到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企业集团依赖其与政府的“共容性”关系和强大的政治活动能力,阻挠改革的进行,这也使得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迟迟难以推进。总之,本文力图在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联系中,在国有垄断行业的企业发展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上,尽可能详细深入地揭示造成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分配现象的带有“机理”性质原因,以期为这个方面的改革提供理论上特别是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借鉴依据。对于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的解决,本文提出了完善垄断国企分红制度的政策建议。分红制度可以减少垄断企业集团内部大量的留存资金,对垄断企业的盲目投资和内部分利起到约束作用。虽然国家于2007年开始对国有企业收缴红利,但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目前的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的原因是绝大部分红利又通过财政支出的形式返回到了企业,而用于民生建设、公共需求和社会保障的比例极低;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国有垄断行业的企业收缴分红的比例偏低,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论文的主要结论是:作为一种“机制”研究,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是一个由众多相互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从历史演进角度上看,脱胎于国营企业的国有垄断企业“继承”了传统国有企业的“分享式”的利润共享模式,在巨额垄断利润的保障下,垄断行业内部“平均水平”的高收入成为可能。从分配形式上看,国有垄断行业的分配具有更强的向内部人倾斜的倾向,由于国有垄断行业的企业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式,劳动者是以主人的身份而不是仅仅作为劳动要素提供者的身份参与公有制经济中的生产与分配的,国有垄断企业的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具有内生的一致性和非对抗性。企业职工与企业所有者共同分享了企业的利润,获得了部分垄断租金。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是包括少数垄断国企高管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强势阻挠的结果,垄断企业集团由于存在与政府规制集团利益的“共容性”关系,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话语权,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占据优势。最后我们指出,国有企业的分红制度的完善是目前解决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的有效途径。但由于目前垄断国企分红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分红的成效没有显现出来,这是国企分红政策急需完善的地方。论文的框架安排如下:第1章,首先根据我国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的现象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命题,然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主要内容、技术路线以及主要创新点和不足进行了简要说明。同时,对本文中出现的重要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2章,相关理论介绍和文献评述。首先对本文所使用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然后系统描述了目前国内外对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对重要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目前对该领域的文献的系统整理和深入挖掘的工作还比较欠缺,因而本章依据研究的定位,从两个维度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和评述,既包含了我国国有垄断行业现状描述、成因分析、改革建议等方面的文献的汇总,又包含对文献中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方法的使用的归纳和总结。第3章,对国有经济和国有垄断行业的历史沿革和分配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回顾和探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国有垄断行业所凸显的种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某些残留形式,同时,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垄断行业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并展现出新的特点。因此,我国国有垄断行业存在的很多问题,都能从历史的变革和演化中找到根源。本文注重对与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机制相关的基本制度及其变迁规律的研究,分析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现阶段,影响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机制的各种制度,并对各个时间段所呈现的不同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和原因探究。第4章,理论分析部分。目前能够解释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问题的经济学原理很多,但并不是每个理论都能够对现有问题进行完美的解释。因此,我们首先尝试利用不同理论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解释,然后建立了一个区分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及垄断—非垄断的理论框架模型,并以框架模型为基础比较研究了国有垄断行业和非国有行业的内部分配机制的差异,运用利润分享理论、要素分配理论和劳资谈判理论等,分析了不同所有制之间、不同市场结构之间的工资决定机制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利润共享模型”和“劳资谈判模型”,对我国垄断行业的收入机制进行数理推导。最后,运用实证分析对我们的理论模型进行了模拟和验证。第5章,对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探讨。国有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并非完全的不合理,而是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我们分别对它们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利用实证方法对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进行了分解。同时,探讨了国有垄断企业内部的隐性福利、高管薪酬激励过度、高额在职公务消费等问题。第6章,主要考察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背后的政治因素。我们利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利益集团理论,从利益集团博弈的视角阐述垄断行业改革的艰巨性。我们区分了垄断行业改革中可能涉及到的四个利益集团:政府规制集团、消费者利益集团、垄断企业集团以及潜在竞争厂商集团,并描述了它们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证明垄断企业集团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会通过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阻碍改革的进行。第7章,提出了当前改变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的现状的可行路径——完善垄断国企分红制度。主要阐述了垄断国企分红的理论基础、国内和海外分红的现状、分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实行分红制度的效果研究等。同时,本章通过一个数学模型估算了部分行业的合理的分红比例,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第8章,主要结论、和未来的研究展望。
二、坚持、完善承包制的最优选择——税利分流、资产(经营)承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完善承包制的最优选择——税利分流、资产(经营)承包(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提出问题及选题意义 |
1.1.1 提出问题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1.2.2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 |
2 相关概念界定和基本理论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分配 |
2.1.2 公平、公正、正义 |
2.1.3 分配正义 |
2.1.4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2.2.1 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理论 |
2.2.2 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理论 |
2.2.3 中国传统分配正义理论 |
2.2.4 西方分配正义理论 |
3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实践基础 |
3.1 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实践 |
3.1.1 毛泽东分配正义实践 |
3.1.2 邓小平分配正义实践 |
3.1.3 江泽民分配正义实践 |
3.1.4 胡锦涛分配正义实践 |
3.2 习近平分配正义实践 |
3.2.1 萌芽阶段(1969年-1979年) |
3.2.2 生长阶段(1979年-2012年) |
3.2.3 形成阶段(2012年-至今) |
4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主要内容 |
4.1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基本立场” |
4.1.1 分配正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重要体现 |
4.1.2 “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分配正义概念阐释 |
4.2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基本原则” |
4.2.1 贡献原则 |
4.2.2 平等原则 |
4.2.3 补偿原则 |
4.2.4 三个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 |
4.3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主要表现” |
4.3.1 经济领域分配正义观 |
4.3.2 政治领域分配正义观 |
4.3.3 文化领域分配正义观 |
4.3.4 社会领域分配正义观 |
4.3.5 生态领域分配正义观 |
5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现实运用——以精准扶贫政策为例 |
5.1 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概述 |
5.1.1 精准扶贫政策提出过程 |
5.1.2 精准扶贫政策主要内容 |
5.1.3 国内外扶贫政策之比较 |
5.2 精准扶贫政策现实考察 |
5.2.1 总体减贫绩效 |
5.2.2 地区减贫绩效 |
5.2.3 存在问题分析 |
5.2.4 未来政策设计 |
5.3 精准扶贫政策现实意义 |
5.3.1 精准扶贫政策是“基本立场”的现实遵循 |
5.3.2 精准扶贫政策是“基本原则”的现实坚持 |
5.3.3 精准扶贫政策是“主要表现”的现实运用 |
6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理论地位和现实意义 |
6.1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理论地位 |
6.1.1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发展 |
6.1.2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丰富 |
6.1.3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弘扬 |
6.1.4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借鉴批判 |
6.2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现实意义 |
6.2.1 “基本立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动力源泉 |
6.2.2 “基本原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指南 |
6.2.3 “主要表现”是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的行动纲领 |
7 结语及未来研究展望 |
7.1 结语 |
7.2 未来研究展望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经济政策协调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1.3 本文研究结构框架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IS-LM模型分析框架 |
2.1 传统的IS-LM模型及政策分析 |
2.1.1 传统IS-LM模型 |
2.1.2 基于IS-LM模型的政策分析 |
2.2 扩展的IS-LM模型 |
2.2.1 产品市场的均衡分析 |
2.2.2 货币市场的均衡分析 |
2.2.3 扩展的IS-LM模型 |
第3章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分析 |
3.1 政府财政政策选择行为分析 |
3.1.1 政政策目标 |
3.1.2 财政政策工具 |
3.1.3 财政政策效应 |
3.2 央行货币政策选择行为分析 |
3.2.1 货币政策目标 |
3.2.2 货币政策工具 |
3.2.3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3.3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均衡分析 |
3.3.1 均衡框架 |
3.3.2 政策协调均衡过程分析 |
3.3.3 政策协调均衡过程的最优化 |
第4章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实证分析 |
4.1 扩展IS-LM模型的平稳化处理 |
4.1.1 产出函数的平稳化处理 |
4.1.2 消费函数的平稳化处理 |
4.1.3 投资函数的平稳化处理 |
4.1.4 政府支出函数的平稳化处理 |
4.1.5 联立方程组模型的建立 |
4.2 联立方程组模型识别及其估计 |
4.2.1 联立方程组模型的识别 |
4.2.2 联立方程组模型的估计 |
4.3 扩展IS-LM模型估计 |
4.3.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4.3.2 模型估计 |
4.3.3 模型检验与模型评价 |
4.4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均衡的模拟分析 |
4.4.1 1982到1990年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分析 |
4.4.2 1991到2001年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分析 |
4.4.3 2002到2013年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分析 |
4.4.4 2014至今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分析 |
第5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5.1 主要结论 |
5.1.1 模型的理论创新结果 |
5.1.2 模型的实证应用研究结果 |
5.2 政策建议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参考文献 |
后记 |
(3)40年重大财税改革的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一、财税改革作为突破口为经济体制改革“杀出一条血路” |
(一) 打破“统收统支”, 在摸索中寻找改革方向 |
1.“统收统支”“必须坚决加以改变” |
2. 财税改革先行一步 |
(二) “放权让利”, 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
1.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探索:试行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 |
2. 两步“利改税”势在必行 |
3.“利改税”是改革的方向 |
4. 从企业承包制到“税利分流” |
(三) “分灶吃饭”, 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
1. 从“分灶吃饭”到“财政大包干” |
2. 预算外资金膨胀 |
3. 土地财政起源 |
4. 中央财政职能弱化 |
5. 分税制的早期探索 |
(四) 矫正包干制, 酝酿价税财联动改革 |
1. 从价格“双轨制”到“价格闯关” |
2. 价税财联动改革的设想 |
3. 市场化改革取向的艰难探索 |
二、税制和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基础 |
(一) 工商税制改革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
1. 税制替代承包制 |
2. 税制改革“一石三鸟” |
3. 为控制投资过热实行生产型增值税 |
(二) 分税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
1. 分税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整体性改革的中心环节 |
2. 原有的财税体制不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
3. 中央财政“站在悬崖边上”, 危及国家长治久安 |
(三) 分税制财税体制建立了中央与地方稳定规范的财政分配关系 |
1. 收入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改为按税种划分 |
2. 把地方政府藏于预算外的财政资金引入“分税制基数” |
3. 建立转移支付制度调节地区财力差距 |
(四) 分税制改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
1. 分税制改革是制度建设的里程碑, 奠定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
2. 分税制改革:在历史约束条件下做出了最大努力 |
三、公共财政:基于市场化的财政改革目标模式 |
(一) 建立公共财政解决政府越位和缺位问题 |
1. 市场化改革要求转变财政大包大揽的模式 |
2. 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要要求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 |
(二) 预算制度成为财政改革的重点 |
1. 首部《预算法》的出台 |
2. 从一本预算到四本预算 |
3. 从预算角度看宏观税负和土地收入 |
4. 预算外资金的终结 |
(三) 扩大社会性支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1. 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农村 |
2.“非典”后大幅增加公共卫生支出 |
3. 社会保障制度逐步覆盖城市和乡村 |
(四) 公共财政参与和支撑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 |
1. 支撑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脱困, 塑造成熟市场经济主体 |
2. 财政支撑金融改革破局 |
3. 推动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
(五) 首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
1.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 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 |
2. 从积极到稳健、再到积极, 积极财政政策退出受阻 |
四、新时代财税改革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
(一) 财税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
1.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求财政发挥基础性和支柱性作用 |
2.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财政主动改革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
3.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财政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二)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
1. 以“营改增”为重点完善税收制度 |
2. 修订《预算法》现代预算制度起步 |
3. 启动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
(三) 保障和改善民生,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
1. 初步实现全民医保 |
2. 完善社会保障和就业 |
3. 推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
4. 加强基本住房保障 |
5. 支持生态环境建设 |
(四)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任重道远 |
1. 防控重大财政风险 |
2. 夯实国家治理的基础 |
3. 推动实现“四个全面” |
4. 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
(4)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1. 研究背景 |
2. 研究意义 |
(二) 文献综述 |
1. 国内研究现状 |
2.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方法 |
一、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
(一) 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的基本情况 |
(二) 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企改革进程 |
1. 承包责任制后期的湖北国企改革 |
2.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湖北国企改革 |
3. 脱困建制下的湖北国企改革 |
二、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企改革评析 |
(一) 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经验 |
1. 摸索出了适合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形式 |
2. 摸清国有资产家底,注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
3. 坚持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员工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二) 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1. 国有企业竞争力相对不足,企业营运效率低 |
2. 国企改革内在动力不足,政企分开进程缓慢 |
3. 国有企业综合配套改革相对滞后 |
三、对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思考 |
(一) 对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反思 |
1. 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实践中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2. 注重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正确认识市场的作用 |
3. 坚持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保持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性 |
(二) 对当今经济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展望 |
1. 完善国企治理结构,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 |
2. 继续促进政企分开,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 |
3. 做好国有企业配套改革工作,促进公平正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法人所得税制下企业所得税与税源背离研究 ——以昆明市国家税务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 |
(一)国外研究述评 |
(二)国内研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可能的创新点 |
第一章 税收与税源背离研究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税收、税源、税收与税源的背离 |
二、税收征管权、收入归属权与税基归属权 |
三、“法人制”与“机构制” |
四、跨地区经营企业与汇总纳税 |
第二节 财政分权、税收分配、税收竞争理论 |
一、公共产品理论与财政分权 |
二、财税收入纵向分配理论 |
三、财税收入横向分配理论 |
四、税收竞争理论 |
第三节 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沿革 |
一、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所得税的前身(1949-1978) |
二、企业所得税初具雏形(1978-1993) |
三、企业所得税分税制正式确立(1998-2008) |
四、内外资所得税统一和跨地区经营企业税收分配制度正式确立(2008至今) |
五、小结 |
第二章 昆明市企业所得税与税源背离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昆明市企业所得税与税源的纵向背离 |
一、预算级次安排实现的税收集中 |
二、点名中央固定收入企业的税收集中 |
第二节 昆明市企业所得税与税源的横向背离 |
一、不同组织结构企业所得税贡献率对比 |
二、企业所得税法人制与增值税机构制下的就地税收贡献(税负)对比 |
三、新老办法下分支机构年度汇算税款分配情况对比 |
四、特殊行业的企业所得税与税源背离 |
五、省内跨州市分配办法与跨省分配办法对比 |
第三章 企业所得税与税源背离的成因及影响 |
第一节 法人所得税制下企业所得税与税源背离的成因 |
一、区域间资源禀赋差异导致的税收与税源背离 |
二、分税制内在缺陷导致的税收与税源背离 |
三、现行跨地区分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
四、税收收入归属权与税收征收管辖权的高度重合 |
五、地区税收竞争所导致的税收转移 |
六、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不能替代一致性原则 |
第二节 企业所得税与税源背离的影响 |
一、制约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 |
二、延缓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
三、加大区域间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 |
四、加剧地方政府间不正当税收竞争 |
五、违背税收中性,扭曲企业经营行为 |
六、增加税收征管与遵从成本 |
第四章 缩小企业所得税收入与税源背离的国际经验 |
第一节 国外缩小企业所得税收入与税源背离的主要做法 |
一、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划分 |
二、跨地区税收分配的主要做法 |
三、公式分配法的具体适用 |
四、地区间税收合作与协调机制 |
五、财政支付平衡制度 |
第二节 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一、税收分配制度并不是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 |
二、有必要以法律形式明确划分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 |
三、税收分配应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四、有必要构建区域间税收协调机制 |
五、税收征收管辖权与收入归属权相分离 |
六、完善的财政支付与平衡制度不可或缺 |
第五章 缩小我国企业所得税收入与税源背离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完善跨地区汇总纳税办法 |
一、特殊分配办法与一般分配办法相结合 |
二、扩大公式分配法的适用范围 |
三、分配因素.径、计价的进一步细化和规范 |
四、职工薪酬与人数共同进入分配因素 |
五、控制和缩小中央固定收入企业的范围 |
第二节 完善相关财税配套机制 |
一、合理划分地方政府的事权及财权 |
二、征收管理权与收入归属权分离 |
三、构建跨地区税收分配对话和协调机制 |
四、完善配套财政转移支付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理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逻辑 |
1.1.2 市场决定:经济治理思维的根本性变革 |
1.2 相关理论综述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开放经济体下的产业结构自发升级——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1.2.2 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追赶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
1.2.3 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产业结构转移升级——产业结构转移理论 |
1.2.4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角色——从强制干预型到强化市场型 |
1.3 研究方法及论文结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论文结构 |
1.4 论文重要概念界定与区分 |
1.4.1 政府与国家 |
1.4.2 产业与产业结构 |
1.4.3 产业政策与政府职能 |
1.5 论文可能创新与不足 |
1.5.1 论文可能创新 |
1.5.2 论文不足 |
2 产业结构升级的科学内涵 |
2.1 经济增长 |
2.1.1 需要与人类行为 |
2.1.2 劳动行为与经济增长的本质 |
2.1.3 从经济增长思想史看经济增长的三种方式 |
2.2 产业结构升级的科学内涵 |
2.2.1 从劳动行为的本质看产业结构升级的科学内涵 |
2.2.2 从经济增长看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形式 |
2.2.3 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 |
2.3 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条件——产业结构升级能力 |
2.3.1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概念的提出 |
2.3.2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的外延 |
2.3.3 以公共品为基本属性和外部性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 |
3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资源配置机制——政府与市场的权衡 |
3.1 从市场过程理论看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性作用 |
3.1.1 市场过程理论简介 |
3.1.2 市场主体决策自由的作用 |
3.1.3 市场价格机制的特性 |
3.1.4 市场竞争机制的本质 |
3.1.5 市场供需机制的作用 |
3.1.6 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决定性作用 |
3.2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原因 |
3.2.1 外部性与市场供给失灵 |
3.2.2 不完全信息与市场失效 |
3.2.3 规模递增与垄断组织结构 |
3.3 国家理论中的政府职能演替 |
3.3.1 制度契约论视角下的政府——合作之手 |
3.3.2 古典经济学中的政府——扞卫之手 |
3.3.3 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掠夺之手 |
3.3.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政府——阶级间暴力压迫的工具 |
3.3.5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政府——诺斯悖论 |
3.3.6 小结 |
3.4 结论: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 |
3.4.1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塑造合格市场主体 |
3.4.2 加强市场监管构建透明健全市场体系 |
3.4.3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确保市场组织效率 |
3.4.4 合理运用经济政策有效弥补公共品市场供给失灵 |
4 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 |
4.1 自由市场经济体的经验:以美国为例 |
4.1.1 一般性制度构建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 |
4.1.2 支持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 |
4.1.3 从美国信息产业崛起看政府的优选产业政策 |
4.2 从“通产省奇迹”到“失去的十年”: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反思 |
4.2.1 以通产省为核心的日本产业政策奇迹(1945-1973) |
4.2.2 九十年代“失去十年”的深层原因 |
4.2.3 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反思 |
4.3 从拉美国家产业结构矮化看政府的失败——结构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度时期 |
4.3.1 过度时期的产业结构矮化 |
4.3.2 结构主义时代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 |
4.3.3 对拉美国家政府失败的反思 |
5 建国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变迁历程 |
5.1 计划经济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 |
5.1.1 总路线指引下的产业政策 |
5.1.2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
5.1.3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下的产业结构失衡 |
5.2 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度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 |
5.2.1 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产业政策 |
5.2.2 转轨摩擦中的体制变革 |
5.2.3 产业结构的恢复性调整 |
5.3 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 |
5.3.1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产业政策 |
5.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
5.3.3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升级 |
5.4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
5.4.1 经济体制是决定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因 |
5.4.2 国家产业政策有效性值得商榷 |
5.4.3 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是政府职能的着力点 |
6 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的实证计量分析 |
6.1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6.1.1 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标准 |
6.1.2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6.1.3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数与产业结构升级度的相关性 |
6.2 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化改革红利 |
6.2.1 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构建 |
6.2.2 市场化指数与产业结构升级度的面板数据测算 |
6.2.3 市场化指数与产业结构升级度的面板模型 |
6.3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中的财税政策效应 |
6.3.1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的国际比较 |
6.3.2 财税政策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的历史统计分析 |
6.3.3 财税政策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的时间序列模型 |
7 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相关政策建议 |
7.1 加快完善市场体系,确保市场在产业结构升级中起决定性作用 |
7.1.1 建立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
7.1.2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
7.1.3 建立新型市场监管体制 |
7.2 深化国企改革,通过建立现代产权体系和企业制度重塑合格市场主体 |
7.2.1 以完善产权制度为保障,锻造市场决定的发展新逻辑 |
7.2.2 以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导向,走出国有资本管理模式改革新道路 |
7.2.3 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抓手,构建国有企业运营新形式 |
7.3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国家创新体系 |
7.3.1 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
7.3.2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培育高效技术市场 |
7.3.3 深化公共科技资源体制改革,加强科技基础制度和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
7.4 以财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为依托,构建市场决定的大国经济下现代产业结构升级能力 |
7.4.1 健全中央与地方间财政体制,重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中的政府间责任与权力配置 |
7.4.2 建立目标明确、科学合理的政府采购制度,铸就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的强大助推器 |
7.4.3 加强财税制度创新和政策优化,建立统一完整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激励机制 |
参考文献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7)转型经济环境下我国经理管理防御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的思路和内容安排 |
1.3 论文框架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范围 |
1.4.1 概念界定 |
1.4.2 研究范围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企业融资理论及其研究综述 |
2.1.1 资本结构理论综述 |
2.1.2 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2.1.3 融资方式选择研究综述 |
2.2 经理管理防御理论问题研究现状 |
2.2.1 经理管理防御的提出及验证 |
2.2.2 经理管理防御与企业融资决策的研究综述 |
2.2.3 对国内外管理防御研究的简要述评 |
第3章 转型经济环境下我国经理管理防御理论的拓展 |
3.1 转型经济环境下我国经理管理防御理论内涵扩展 |
3.1.1 我国转型经济的主要特征 |
3.1.2 转型经济环境下的我国企业经理管理防御内涵 |
3.2 转型经济环境下我国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因素分析 |
3.2.1 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 |
3.2.2 企业内部治理环境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 |
3.2.3 经理自身因素对管理防御的影响 |
3.3 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经理管理防御影响企业融资决策与行为的机理分析 |
4.1 GONE理论基本内容和基本模型 |
4.2 基于经理管理防御企业融资行为的GONE理论拓展模型 |
4.2.1 防御性融资行为的贪婪因子 |
4.2.2 防御性融资行为的需要因子 |
4.2.3 防御性融资行为的机会因子 |
4.2.4 防御性融资行为的暴露因子 |
4.3 模型分析 |
4.3.1 需要因子的作用路径 |
4.3.2 贪婪因子的作用路径 |
4.3.3 机会因子的作用路径 |
4.3.4 暴露因子的作用路径 |
4.3.5 四个因子的相互作用过程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经理管理防御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经理管理防御对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 |
5.1.1 实证研究设计 |
5.1.2 经理管理防御与融资方式选择的典型相关分析 |
5.1.3 实证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
5.2 经理管理防御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 |
5.2.1 实证研究设计 |
5.2.2 经理管理防御与融资方式选择的典型相关分析 |
5.2.3 实证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经理管理防御对企业融资决策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 |
6.1 实验研究的理论基础 |
6.1.1 实验研究在个人选择行为理论中的应用 |
6.1.2 实验研究基本准则 |
6.2 转型经济下管理防御对企业融资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 |
6.2.1 实验假说 |
6.2.2 实验的假设条件 |
6.2.3 实验设计与实验方法 |
6.3 基于管理防御的企业融资行为的实验数据统计 |
6.3.1 实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6.3.2 实验参与者基本信息数据统计 |
6.3.3 研究变量的信息数据统计 |
6.3.4 管理防御指数的数据统计、散点图及描述说明 |
6.3.5 项目融资方式决策实验数据统计与分析 |
6.3.6 实验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第8章 研究的局限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8)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内容 |
1.2.3 研究方法 |
1.3 可能的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 |
2.2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文献综述 |
2.2.1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动因 |
2.2.2 收益分配比例的决定 |
2.2.3 收益分配资金的处置和使用 |
2.2.4 收益分配的配套机制 |
2.3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文献述评及其研究展望 |
2.3.1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分析框架 |
2.3.2 研究展望 |
第3章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基本理论 |
3.1 收益分配代理理论 |
3.2 国家所有权理论 |
3.2.1 国有所有权基本理论:产权视角 |
3.2.2 政府行为理论 |
3.2.3 国资委监管下的国有企业 |
3.3 公司治理理论 |
3.3.1 公司治理的理论回顾 |
3.3.2 企业集团控制下的国有企业:基于“掏空”视角 |
3.3.3 内部人控制下的国有企业:基于机会主义行为视角 |
第4章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历史沿革及其现状分析 |
4.1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历史沿革 |
4.1.1 改革开放前的收益分配制度 |
4.1.2 让利放权阶段的收益分配制度 |
4.1.3 收益分配制度调整阶段 |
4.1.4 重启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制度 |
4.2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
4.2.1 政府经营式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式 |
4.2.2 出资人监管式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式 |
4.3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现状分析 |
4.3.1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比例决定机制的现状分析 |
4.3.2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配套机制的现状分析 |
第5章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新政实施影响的实证检验 |
5.1 引言 |
5.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
5.3 研究设计 |
5.3.1 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
5.3.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5.4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5.4.1 新增投资模型的估计与描述性统计 |
5.4.2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与过度投资的回归分析 |
5.4.3 新增投资、国有资收益分配比例与企业业绩的回归分析 |
5.5 本章研究结论 |
第6章 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制度:国际比较 |
6.1 国外国有企业发展历程及其收益分配政策 |
6.1.1 英国 |
6.1.2 法国 |
6.1.3 美国 |
6.1.4 瑞典 |
6.1.5 奥地利 |
6.1.6 意大利 |
6.1.7 挪威 |
6.1.8 芬兰 |
6.1.9 新加坡 |
6.1.10 新西兰 |
6.2 国外国有企业管理和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政策政策总结与借鉴 |
6.2.1 国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借鉴 |
6.2.2 国外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政策的借鉴 |
第7章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建设的改革建议 |
7.1 国有企业科学分类: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基础 |
7.1.1 国有企业发展悖论 |
7.1.2 国有企业的科学分类 |
7.1.3 垄断型国有企业的特征和利润性质 |
7.1.4 竞争型国有企业收益分配的影响因素 |
7.2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比例决定机制的构建 |
7.2.1 加快拓宽国有资本收益的征缴范围 |
7.2.2 科学制定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比例的决定模式 |
7.2.3 改进国有资本收益再分配,实现分配收益全民共享 |
7.3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配套机制的构建 |
7.3.1 有选择的“政资分开” |
7.3.2 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具体思路 |
7.3.3 对国有资本收益收缴与收益支出的改革设想 |
7.3.4 国有企业集团的改革去向 |
7.3.5 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激励和监督 |
7.4 全方位的监督机制 |
7.5 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展望 |
8.2.1 研究的局限 |
8.2.2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
(9)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与管理依据研究 ——基于国家权力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1.2 论文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 |
1.2.1 国家权力 |
1.2.2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 |
1.3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性质与管理依据的研究综述 |
1.3.1 关于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性质的研究综述 |
1.3.2 关于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依据的研究综述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综述法 |
1.4.2 实证与规范研究方法 |
1.4.3 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 |
1.4.4 比较研究方法 |
1.5 论文逻辑思路与内容安排 |
1.5.1 论文逻辑思路 |
1.5.2 论文内容安排 |
1.6 论文的主要创新与不足 |
1.6.1 主要创新 |
1.6.2 本研究的不足 |
2.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依据 |
2.1 马克思的“社会扣除”理论 |
2.1.1 “社会扣除”理论的基本内容与合理内核 |
2.1.2 “社会扣除”理论的再认识 |
2.1.3 “社会扣除”与社会保障基金的设立 |
2.2 国家或政府“社会扣除”的依据与形式 |
2.2.1 财政预算依据的国家权力 |
2.2.2 “四元权力说”的内涵与阐释 |
2.2.3 四元权力及其贯穿的财政预算领域 |
2.3 四元权力与社会保障基金预算 |
2.3.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依据 |
2.3.2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管理依据 |
2.3.3 住房公积金预算的管理依据 |
2.3.4 财政性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依据 |
3.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 |
3.1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公共性的内涵 |
3.1.1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依据的公共性 |
3.1.2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活动目标的公共性 |
3.1.3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收支的公共性 |
3.1.4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开透明体现出的公共性 |
3.2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对象的属性 |
3.2.1 社会保险基金的属性分析 |
3.2.2 住房公积金的属性分析 |
3.2.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属性 |
3.2.4 社会性公共资金的划分 |
3.3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结构分析 |
3.3.1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是复式预算 |
3.3.2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体系的构成 |
3.4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属政府预算 |
3.4.1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是政府预算的组成部分 |
3.4.2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与其他预算的关系 |
3.5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属公共预算 |
3.5.1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的辨析 |
3.5.2 经常性预算是狭义的公共预算 |
3.5.3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属广义的公共预算 |
4.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变迁与现状 |
4.1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变迁分析 |
4.1.1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政策回顾 |
4.1.2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变迁考察 |
4.1.3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变迁的特征 |
4.2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现状 |
4.2.1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分散式分项管理 |
4.2.2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机构不同 |
4.3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问题透视 |
4.3.1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征管权力的配置错位 |
4.3.2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财政责任界定不清 |
4.3.3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征管权力的监控不彻底 |
4.3.4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法规不健全 |
5.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改革取向 |
5.1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分类管理 |
5.1.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预算 |
5.1.2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
5.1.3 住房公积金预算 |
5.1.4 财政性社会保障基金预算 |
5.2 实行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全口径”管理 |
5.2.1 社会保障基金“全口径”预算的释义 |
5.2.2 社会保障基金“全口径“预算的实施 |
5.2.3 构建统分协调的社会保障基金复式预算体系 |
5.2.4 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基金“全口径”预算的对策 |
5.3 厘清并强化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财政责任 |
5.3.1 社会保障基金预算财政责任的体现 |
5.3.2 强化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财政责任 |
5.4 完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相关法律的对策建议 |
5.4.1 修订、完善预算法 |
5.4.2 加快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立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10)我国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的背景、意义及研究现状 |
1.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1.1.2 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现状 |
1.2 主要内容和研究框架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1.4.2 木文研究的不足 |
1.5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5.1 国有垄断 |
1.5.2 国有垄断行业与国有垄断企业 |
1.5.3 国有垄断行业的界定 |
1.5.4 收入 |
1.5.5 功能性收入和规模性收入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评述 |
2.1 基本理论 |
2.1.1 收入分配理论 |
2.1.2 市场垄断理论 |
2.1.3 利益集团理论 |
2.2 文献评述 |
2.2.1 对垄断行业收入问题某个特定视角的研究综述 |
2.2.2 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方法综述 |
2.2.3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第3章 我国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演进 |
3.1 我国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 |
3.1.1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 |
3.1.2 第二阶段(1978年—1992年) |
3.1.3 第三阶段(1993年—2002年) |
3.1.4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 |
3.2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演进 |
3.2.1 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供给制”和“原职原薪制” |
3.2.2 “工资分”、“等级工资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的形成 |
3.2.3 “部分先富”思想的确立与国有企业的“工效挂钩”政策 |
3.2.4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的阶段 |
3.3 国有垄断行业产生与发展的成因——基于历史的思考 |
第4章 我国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的形成机制研究—理论与实证分析 |
4.1 对影响收入差距的不同经济理论的分析探讨 |
4.1.1 市场化因素 |
4.1.2 补偿性工资差异原理 |
4.1.3 人力资本差异与劳动者个体禀赋差别 |
4.1.4 效率工资理论 |
4.1.5 制度因素 |
4.2 行业收入分配决定机制的理论研究 |
4.2.1 行业收入分配决定机制框架模型的建立 |
4.2.2 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机制研究 |
4.2.3 国有垄断行业利润分享模型 |
4.2.4 非国有经济的收入分配机制研究 |
4.2.5 非国有经济中的劳资谈判模型 |
4.3 行业收入分配决定机制的实证分析 |
4.3.1 实证分析假设 |
4.3.2 不同企业收入分配状况描述 |
4.3.3 所有制和垄断对行业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4.3.4 关于实证分析的讨论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分析 |
5.1 我国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现状描述 |
5.2 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合理性 |
5.2.1 国有垄断行业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 |
5.2.2 国有垄断行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
5.3 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的不合理性 |
5.3.1 国有垄断行业通过垄断地位和垄断特权获得超额利润 |
5.3.2 国有垄断行业中的企业高管的激励过度问题 |
5.3.3 国有垄断行业高额的在职消费和腐败问题 |
5.4 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分解 |
5.4.1 国有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收入差距的分解 |
5.4.2 国有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收入差异的分位数回归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6.1 垄断行业的利益集团分析 |
6.2 国有垄断行业改革中的利益集团 |
6.3 不同利益集团的目标分析和政治活动 |
6.3.1 政府规制者集团 |
6.3.2 垄断企业集团 |
6.3.3 消费者利益集团 |
6.3.4 潜在竞争厂商集团 |
6.4 垄断企业利益集团与其它集团的博弈分析 |
6.4.1 垄断企业集团与政府规制者集团的博弈 |
6.4.2 垄断企业集团与消费者利益集团的博弈 |
6.4.3 垄断企业集团与潜在竞争厂商集团的博弈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的现实路径—完善垄断国企分红制度 |
7.1 垄断国企“零分红”利润分配制度—公有制性质没有得到体现 |
7.2 我国垄断国企分红制度的实施 |
7.3 我国垄断国企分红的理论基础和现状分析 |
7.3.1 垄断国企分红的理论基础 |
7.3.2 我国国有垄断企业分红的现状分析 |
7.4 我国垄断国企分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7.5 我国垄断国企分红政策的成效分析 |
7.6 完善分红制度的关键问题:分红比例的确定 |
7.6.1 分红比例的测算模型 |
7.6.2 模型的估计与应用:以石油行业为例 |
7.7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和未来的研究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附件 |
四、坚持、完善承包制的最优选择——税利分流、资产(经营)承包(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D]. 李东杨.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实证分析[D]. 李颖超.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3]40年重大财税改革的回顾[J]. 楼继伟. 财政研究, 2019(02)
- [4]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思考[D]. 郭英策.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5]法人所得税制下企业所得税与税源背离研究 ——以昆明市国家税务局为例[D]. 高誉维. 云南财经大学, 2015(05)
- [6]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D]. 李子伦.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5(10)
- [7]转型经济环境下我国经理管理防御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D]. 李宏志. 山西财经大学, 2014(06)
- [8]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研究[D]. 赵惠萍. 天津财经大学, 2013(10)
- [9]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与管理依据研究 ——基于国家权力的视角[D]. 李相敏. 西南财经大学, 2013(12)
- [10]我国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机制研究[D]. 王永. 山东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