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努力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论文文献综述）
张瑜[1]（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认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加芬芬[2]（2019）在《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我国对农村治理的探索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环境和国内环境,村庄的治理面临挑战,唯有探索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才能解治理之危。村庄治理的优化,不能抛开我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更不能抛开我国独特的历史,由此,从历史中探寻村庄治理的优化是一种较为适当的方法。纵观我国乡村历史的发展,其内部治理的变迁受制于三个层面。其一为国家层面。无论是国家的行政力量还是国内的社会环境,都是村庄发展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国家力量对村庄治理起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其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推动农村社会的变迁。其二为村级结构。村级结构是村庄治理的制度框架,在国家和农村社会中间起中介作用。一方面,村级结构的良性运转可以支撑国家治理,按照国家的意图管理农村社会,另一方面,村级结构通过村庄治理来改造农村社会,使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国家治理、国家宏观环境契合。其三是农村社会。农村社会不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更是村庄治理的土壤。农村社会的变迁支持国家治理、支持村级结构,才能完成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支撑。三重结构相互支持决定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治理样貌。村庄治理需要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支撑才能得到稳定,国家是三重结构成立的主导力量,不同的支撑格局决定了治理质量的好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历了集体化、改革开放的历程。三重结构相互按照国家的历史脉络经历了从刚性到开放包容的过程。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的刚性渗透为三重结构奠定了运转的基础。刚性的国家权力造成村级结构的刚性和农村社会的板块状。此时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支撑是刚性和僵化的,这种状态决定了其运转的脆性,导致村庄变迁的内卷化。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的收缩给予农村社会很大的自主空间。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之间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这种自主空间既可以容纳多元发展的国家治理环境,更激发了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活力。三重结构的循环更加开放和包容,导致村庄的治理不断发展变化。甲山村自1945年解放后,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期间经历了集体化和改革开放两个完整的时期。形成了两类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三重循环,甲山村以其优异的发展为三重结构的构建、三重结构的相互作用、三重结构的优化提供了较好的经验。由此,笔者以历史变迁为线索,将甲山村分为两个变革时期、四大历史阶段进行介绍,分别将每个时期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互动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总结出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甲山村在集体化时期为地方典型,成功形成了集体化时期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结构的相互支撑。集体化时期的三重结构由刚性的国家权力为主导,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渗透导致三重结构的僵化与内卷化。集体化时期的成功导致其对改革开放新环境的抵制,并造成了村庄发展的封闭。改革开放后,村庄的制度变革由国家推动,行政权力的推动和外部环境的变革从外向内逐步对村庄治理产生影响。第一阶段为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村级结构进行重塑。尽管从形式上完成了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支撑格局,但没有形成改革开放移植制度运行的土壤。无论村干部还是村民,都对改革开放表示困惑。因为对改革开放的抵制,村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第二阶段,国家环境开始在村级结构破冰,村级结构开始主动向外部学习。村级结构在贾凤杉的引导下开始了向外学习的历程,引导农村社会发生了变革,村庄治理出现了转型。村庄发展开始与外部环境融合。然而此时的村庄治理具有很强的单向性,农村社会在村级结构引导下被动变迁。第三阶段,外部环境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直接影响。随着时代的推移,外部环境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农村社会自身接纳了外部的环境,开始了对外部环境和村庄环境自主思考的过程。村庄整体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点。经过外部环境对甲山村一系列的冲击,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结构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循环,推动着村庄治理不断发展。村庄治理的稳定需要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作用,村级治理的发展需要它们的共同推动。当包容开放的循环成立时,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所以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不但在于寻求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者的稳定支撑,更应该寻求它们相互作用的包容、融合与活力。
邹华斌[3]（2013）在《毛泽东与新中国粮食工作的大政方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过程中，始终重视解决粮食问题，领导制定了许多与粮食工作有关的大政方针，本文选取了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农村人民公社的粮食分配制度、“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等五个与粮食工作紧密相关的问题，分析它们提出的背景、毛泽东与它们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粮食工作产生的实际影响，进而从总体上对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粮食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作一历史评价，以期为今天的人们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一、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值得人们关注、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经济政策之一，它主要是由陈云提出来的，但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同和支持。毛泽东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与毛泽东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符合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径选择，符合毛泽东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要求，体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思考。二、“以粮为纲”方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它既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粮食问题的担扰和重视，也说明了党和政府为解决粮食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倾向。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方针，首先是他历来重视粮食问题的真实反映和自然延续。此外，它还包含两方面的深层次因素：其一，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工作要为国家工业化作出更多的贡献。因为中国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依靠内部积累，而内部积累的重要来源是农业，农业的中心是粮食生产，抓住了粮食这个纲，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市场、原料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其二，毛泽东1958年提出“以粮为纲”，包含着以农业大跃进促进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大跃进的现实考虑。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粮为纲”发挥了两个方面的独特作用：第一、“以粮为纲”是毛泽东提出并充分肯定的基本方针，这成为上至国务院，下至各省、市、县的一些干部坚持抓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工作的最好理由。第二、“以粮为纲”的方针对“文革”时期的农业科技工作和农业科技工作者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农业生产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在很多地方变成了“以粮为纲，其余扫光”，根本谈不上“全面发展”。特别是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又对粮食生产的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共中央放弃了“以粮为纲”方针。三、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的粮食分配制度之间的关系。文章阐述了公共食堂的兴起，分析了公共食堂的平均主义制度特征，并指出毛泽东不是农村公共食堂的发明者，但他是公共食堂的赞美者、支持者和鼓励者。在公共食堂逐步暴露其缺点和弊端后，毛泽东仍是公共食堂的维护者。但毛泽东最终还是从实际出发，接受了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的主张。文章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它的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从人民公社大集体所有制，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最后到以生产小队（后来改称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演变过程。其最终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与毛泽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后，文章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毛泽东思考与决策农村粮食分配制度的基本因素：其一、青年时代对“新村”理想的向往；其二、对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生活的迷恋；其三、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其四、毛泽东的实践特性，使他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其五、对人民群众生活及其利益的关怀。四、毛泽东在指导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有众多因素，特别是与毛泽东对中国粮食问题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深刻反映了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后中国在粮食问题上所存在的严重困难的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和对解决粮食问题的战略思考，从而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粮食工作及其它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五、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之间的关系。文章在简要介绍了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的经过后，重点分析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原因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文章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遇严重挫折，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了严重困难境地，党内外和国内外种种责难、非难和质疑之声泛起，其中就包括对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的非议，毛泽东在党内外感受到了沉重的政治压力。为此，毛泽东努力寻找各种补救措施，以排除这种政治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大寨典型被作为一种回击非集体化的有力武器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也就是说，在影响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号召的各种因素当中，回击对农业集体化的非议和质疑是对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决策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主要因素。而“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主要从两方面分析：其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从多方面改变和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这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期间中国的粮食生产稳中有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所提倡的“左”倾思想观念、所推行的“左”倾政策，严重地束缚、压抑乃至摧残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重要因素。六、文章最后从整体上用三句话对毛泽东为解决新中国粮食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作出一个历史评价：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粮食问题；毛泽东一直在努力解决粮食问题；毛泽东一直没有解决好粮食问题。
邓新功[4]（2012）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文中研究表明“农业学大寨”运动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运动或生产运动,它实质上是毛泽东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发起的一场“农民运动”。①改革开放前的29年，我国农村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进行“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已过去多年，但是学术界对它的讨论、研究却从未止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至今，学术界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不断深入，涉及到许多方面，对这一运动的认识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大寨运动对于推动全国农村依靠自己力量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起过积极作用。大寨人勇于向大自然开战的英雄形象也激励和鼓舞过全国农民。遗憾的是，后来学大寨运动被纳入“文化大革命”轨道，“农业学大寨”作为毛泽东“重大决策”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大寨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提出“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干”，搞“穷过渡”，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批判了两个“凡是”和极“左”错误，席卷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最终落幕。为了具体而全面的理解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状况，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还历史一个更加真实的面貌，笔者以能搜集到的档案资料为依据，力求客观真实的反映这段历史。所以笔者在甘肃省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以档案资料为主干资料，同时在此基础上再以当时的报刊资料、《甘肃省志》中与“农业学大寨”相关的资料、有典型意义的地方志农业史料和文史资料作为补充。本文首先从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背景谈起，具体讲述了“大寨”作为农业战线上发展生产的典型得以崛起的原因和具体过程。第二，考察了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具体过程。根据甘肃省的实际情况，将甘肃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分为“文革”前、“文革”期间、“文革”后至1980年结束三个阶段进行了考察论述。第三，通过对运动本身发展阶段的考察，进一步概括总结出甘肃省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成就和问题。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等几个方面。而存在的问题却比较多，用一句话说，那就是由于“大寨模式”并非发展我国农业的灵丹妙药，甘肃省农民辛辛苦苦十几年学大寨，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让农民吃饱饭仍然是甘肃“三农”工作中的第一大难题。第四，通过对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并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历史现象作了较为深刻的反思，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在发展模式上，应该尊重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实际需求，走科学发展的现代农业路子。
吴家虎[5]（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中共英山县委宣传部,《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哲学组[6]（1978）在《照唯物辩证法办事 坚持高标准学大寨》文中研究表明 前言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有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奔腾澎湃,一往无前。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自觉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意义极其重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362页）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指示我们:
邓群刚[7]（2010）在《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互助组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终结的特殊历史时期——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山区变动最为剧烈和深刻的时期。在此期间,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新山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一直是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孜孜追求的目标。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一系列山区建设工程,前后相继,一路走来,促使中国山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加强对集体化时代山区建设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当前学界方兴未l艾的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添砖加瓦,而且能够为当前山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本文以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以山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利用新近发现的《乔钦起工作笔记》,结合基层档案材料和田野调查所得的口述资料,着重考察集体化时代邢台县西部山区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山区、建设山区的总体历程,探讨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影响山区的命运的,进而对集体化时代山区建设的历史地位和当前山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反思。邢台县西部山区人多地少,长期存在一个粮食问题。由于耕地不足和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传统社会时期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一方面向山要地、大修梯田,向河要粮、大造滩地,使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采取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修整土地、增施肥料、合理密植、推广新的耕作技术和优良品种、推广农业机械等措施,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两者相结合,为邢西山区粮食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通过规模宏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促使邢台县西部山区实现了从“糠菜半年粮”到“粮食自给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邢台县西部山区资源丰富,有着发展多种经营的良好基础,其中尤以经济林特产资源品种居多,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但是受开发条件的限制,在传统时期山区资源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还比较重视多种经营的发展。其间虽也曾受到“以粮为纲”等政策的影响,但是“文革”后期,山区群众的温饱问题解决后,山区建设没有了后顾之忧,山区建设方针实现了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的转变,以林果业为主的多种经营获得了发展空间,邢台县西部山区从此踏上了富裕之路。水土保持工作是山区生产的生命线。由于乱伐滥砍、毁林毁草、开荒种粮、放牧过度等历史原因,传统时期的邢台县西部山区,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山区群众深受其害。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对水土保持工作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合作化时期以工程措施为主的沟谷治理、大跃进时期以生物措施为主的大造林、调整时期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生态经济沟建设等阶段,最终实现了从“光山秃岭”到“山青水秀”的转变,最终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蓄水保土之路,影响全国。靠山吃山,靠山用山,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关键是会吃和会用。集体化时代的邢台县西部山区建设,既经历了各种自然灾害袭击的考验,又遭受过多年“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但出于国家不断的调整政策,广大基层干部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索,山区群众的艰苦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奋斗,实现了从“糠菜半年粮”到“粮食自给有余”、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从“光山秃岭”到“山青水秀”三大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邢西山区传统时期“穷山恶水”的面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影响全国的“太行山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集体化时代邢台县西部山区三大历史性转变的实现,与集体化时代实行的集体化体制、基层干部的素质、乡村政治结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时代精神具有密切的关系。当前的山区建设应该在山区建设的规划、多种经营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基层干部的培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时代精神的发扬等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
陶艳梅[8]（2011）在《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往对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一时段农业发展中的特定问题上,并多以截面分析为主。但农业发展是连续系统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无法展示整个发展过程,也不利于挖掘主要发展线索和客观规律。故本文尝试将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进行打通研究,在宏观分析体系中整理、归纳和审视农业发展状况,从中提炼出主要发展线索和规律,并做出学术史总结。这样还可实现三方面的实践意义:一是有利于改变目前“重改革后三十年,而轻前三十年”历史经验总结现状,为正确理解改革前后两个三十年关系提供相应历史经验和支撑;二是可通过对相关重大历史事件考察,为目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涉农政策提供相应历史依据。三是可为中国目前刚启动的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提供相应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将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历史阶段进行了划分,确立了基本分析框架。然后,围绕各个历史阶段农业发展主题,提炼出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而做出的各种政策选择和安排,并分析了由此而产生的实际效果和历史影响。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本文注重三方面内容的考察:一是注重对各历史阶段具体政策制度选择原因、实施过程、存在问题、绩效与历史影响等内容的阐述和分析。二是注重对各种已选政策间关联性问题,包括逻辑问题、因果问题等的具体分析和阐述,目的在于能挖掘出各种政策安排的共同动因和作用机制。三是注重对不同历史阶段农业发展基本规律、特点和整体状况的系统分析。本文所做的学术史总结如下:新中国初期,土地改革以解放农村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平稳有序地开展并最终顺利完成。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共产党对“和平土改”主张的摒弃和减少变革成本政策的采用,从而为农业经济恢复发展创造了首要条件;与新中国初期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密切相关的互助合作,在中国共产党逐步集体化思想道路确立下,被有效引导并不断推进,农业经济恢复发展得以加快;修养生息和城乡物资交流等措施也为农业经济恢复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过渡时期,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基本纲领和路线的确立,使中国“三农”承担起高积累的重任重负。于是,在工业化战略迫切需求下,国家通过对富农、中农、贫农三者间博弈,采取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方式,使农业生产合作化快速推进。与农业合作化相配套,统购统销政策在严峻粮食供求矛盾下无奈实施,却在短期效果和长期历史影响上产生不同后果。工农城乡关系也由“比较协调”向“开始恶化”转变。尽管国家通过宏观行政手段不断加强城乡联系,使城乡关系继续保持了向前发展势头,但它依旧确定了以后城乡关系的走向和大体情况,对目前城乡二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在服务于“逐步集体化”思想的各种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作用下,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和农村制度建设的公社化随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兴起。正如粮食统购统销需由合作化配套一样,大跃进也需由人民公社配套。事实上,人民公社的兴起正与中央领导人“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太小不适应水利化和机械化发展要求”的共识有关。不仅如此,它还有利于地方工业和社区福利事业从无到有的建设。尽管从理论上讲人民公社似乎会更有利于降低政府与农民的交易费用,增加规模效益。但实际上它本身无法避免和解决农民内部相互剥夺问题,即对富社富队财富的剥夺,对勤劳农民收入的剥夺和因干部贪污腐败而造成的对普通农民群众劳动成果的剥夺。这种农村内部剥夺极大破坏农村生产力,对工业化极为不利,最终致使农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鉴于此,中央开始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错误,但在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相关制度的路径依赖下,纠错过程显得极其曲折和反复,最终导致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农业经济政策调整时期,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农业基础地位认识。当时,毛泽东敏锐认识到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核心问题实质上是解决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于是明确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原来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有效解决了人民公社农民内部剥夺问题。农业学大寨在苏联外援断裂的重要历史背景下,也应国家工业化战略所需而兴起。它为促进当时农业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突出表现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整过程中,党内就两大基本矛盾和包产到户问题产生严重分歧,由此引发农村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整顿——阶级斗争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贫下中农协会的成立。事实上,这两种做法从根本上讲对防止农民内部剥削比较有利,但“阶级斗争”下的社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干扰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进而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文革中的农业问题并非没有争议性,同样在高层领导人内部有所谓路线分歧,甚至在农村还有许多与农业学大寨并非一致的务实做法,农村中所谓自发资本主义以逆流方式一直零星出现和顽强表现。这些争议性内容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左”倾错误对农业的危害,使农业在不断调整中缓慢增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不小成绩,农村工业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这一时期,以降低城市消耗成本,服务工业化发展战略为根本目的的城镇人口反向流动措施,因国家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过大而被临时采取。农村小学教育由公社下放到生产队办,经费、校舍、师资等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农村教育质量难以保证。文革时期,存在一定缺陷弊端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普遍建立,并急遽改变了当时农民群众看病难的状况,在二元社会框架下最大限度实现了卫生公平。农村文化生活则完全是政治性的单调活动。通过对新中国初期三十年不同历史时期农业发展状况的具体分析,我们发现: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有着内部和外部两个主要发展线索。一是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逐步转变为核心内容的内部发展线索;二是以满足国家工业化战略原始资本需求为核心内容的外部发展线索。围绕这两个主要发展线索,可对新中国初期三十年的“三农”发展历程进行基本评述。总体上看,新中国初期三十年“三农”作为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剥夺对象,并不是自身没有发展或“停滞”,而是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某种必然。因此,对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的历史成就与历史地位,应给予充分的估计,并要深刻认识到历史遗留下的“三农”问题是一个全局性问题,解决之法必定要在三农之外,而整个过程也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充满曲折和坎坷。这些认识也是判断目前政府所采取的各项“三农”政策是否科学有效的一个基本理论认识。
阴娜[9]（2014）在《典型塑造与政治动员：“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政治学分析》文中提出树典型即典型塑造,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奉行的一种工作方法与国家治理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领域树立了各种各样的典型。这些典型也发挥了其导向与示范功能,达到了对整个社会的动员、控制和整合的目的,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目标。然而这样一种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治理方式,却没能够得到中国政治学者的广泛关注和专门研究。本文选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业领域里树立的一个生产典型——大寨作为研究对象,以典型塑造和政治动员为理论基础,采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并结合大量史实资料,对大寨典型的发现、培育、树立、宣传以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政治动员过程分别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进行了学理性的分析,力求从政治典型塑造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农业学大寨”运动,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典型塑造行为进行总结与反思,发现其优点和缺陷,最终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一点历史启示。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起源,并对典型塑造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概括,随后指出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中的重点与不足,为全文的写作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介绍大寨政治典型的发现、培育和树立过程。首先分析了大寨典型是如何从地方到中央一步步进入政治视野,被树立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并指出大寨典型的塑造暗含着国家政治动员的需要,国家希望塑造大寨典型,通过发挥这一农业生产典型和集体化典型的功能,进而调动人民群众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积极发展生产,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其次阐述了大寨典型的树立过程,考察了国家树立大寨典型的三种方式。第三章主要从权威、媒体、组织、文艺四个方面论述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政治动员,并指出大寨政治典型学习运动的全面展开,体现了国家全方位政治动员策略的运用。权威动员拉开了大寨政治典型学习运动的序幕；政治化的媒体动员,使得大寨政治典型得到大规模宣传；组织化的动员,保证了大寨政治典型学习运动的开展；文艺作品即文艺动员使得大寨政治典型得到艺术升华。并肯定了这四种动员策略在大寨典型塑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第四章介绍大寨政治典型的形象塑造与国家政治动员的内涵变迁过程,指出大寨政治典型的形象塑造变化反映了国家政治动员的内涵转变。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国家政治动员的内容和目标发生了变化,因而对塑造典型的政治意图也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从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典型的大寨经验,到学习阶级斗争典型的大寨经验,学大寨运动也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变成了一场强制性的政治运动。结论部分对典型塑造行为进行理论概括与归纳,指出典型塑造作为国家实施政治动员的重要方式,构成了动员式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并对这种以树典型为主要方式、通过政治动员最终完成国家治理目标的运动式治理方式做出了客观的评价。最后本文指出,典型塑造并不具有普适性和不变性,面对新时期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作为一种传统治理方式,这种以树典型为主要策略的运动式治理,必须适时做出调整,才能够重新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成为有效的治理工具。总之,本论文运用典型塑造和政治动员的基本理论来重新审视“农业学大寨”运动,通过对大寨典型的发现、培育、树立、宣传以及“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过程的分析,展现了一个全国性政治典型塑造过程中所隐藏的国家政治动员的运作逻辑,最后得出典型塑造构成了动员式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的结论。并对以典型塑造为主要策略、通过政治动员达到国家治理目标的运动式治理方式提出了四点调整建议。由此,我们不仅更加直观地洞悉了典型的生成运作机制及其政治价值,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典型塑造行为的实质,而且还深化了对这种以树典型为主要策略、并通过政治动员进而达到国家治理目标的运动式治理方式的认识。最终实现了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历史启示的研究目的。
邢宇宙[10]（2012）在《典型制造与社会动员 ——毛泽东时代大寨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树典型”是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它包括了典型的培养与塑造、宣传与学习等过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建设过程中,从上个世纪直到今天横跨两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诞生了不同时期的“新农村”典型。本研究以国家对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动员为切入点,结合1950-60年代我国农村社会变革的背景,以影响最为深远的新农村样板“大寨”为个案,通过对此一典型的塑造过程进行讨论,来展示典型是如何被“发现”、“培养”和“建构”出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社会中的村庄、农民如何与国家权力进行互动。首先,在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各级政府以分类排队为基础的乡村治理,选择村庄进行试点和蹲点,培养先进和改造落后。在这个过程中训练农村基层干部、培养村庄内部的模范和积极分子等,并利用“先进和模范”进行农民动员,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正是在以分类试点为基础的政策推进过程中,大寨作为地方典型得到“培养”。其次,在毛泽东时代持续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动员民众进行农业生产和政治参与。大寨正是在人民公社化与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其作为昔阳县“地方典型”的地位。在后来的“比学赶帮”运动中,大寨和陈永贵作为地方“先进”,逐步升级成为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重要农村典型,一场“学赶大寨”的运动已经在地方拉开帷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在如此众多的地方典型之中,大寨典型最终“跃升”为国家样板,也有偶然性“事件”起着重要作用。第三,在树立典型的过程中,典型的建构依靠广播和报纸等高度组织化的宣传网络。在对于样板的典型报道中,典型村庄和模范人物都抽离成为一种“符号”,并根据运动或政策宣传的需要,不断地再生产各种“典型经验”,来制造舆论动员民众。同时,大寨作为新农村样板,村庄本身成为参观学习的对象。原本的村庄建设,实质上已经演变成打造村庄景观和组织民众参观的国家工程,各级干部、模范和积极分子以及农民,都在这种仪式化的参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四,国家在典型塑造中构建“先进”和“模范”为主体的宣传话语,呈现出“英雄化”的特点,有关村庄的叙事也逐步背离村庄现实。尽管国家的话语体系在典型叙事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那些村庄中“消失”的模范人物、无名化甚至被污名化的村民等,与崇高的典型叙事共同构成了村庄叙事的多重变奏。最后,树典型作为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一种路径,不仅是源自革命战争年代的传统,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产物。在“新农村建设”的话语动员体系下,大寨作为国家样板和学习对象,按照国家大共同体的目标构建了样板,通过参观学习的动员模式,来尝试改造一个个村庄共同体。由此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会和动员民众的过程与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二、努力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努力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论文提纲范文）
（1）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一)近代乡村建设概况 |
| (二)建国后村庄治理的演变 |
| (三)村庄治理对当下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对集体化时期村庄管理的研究 |
| (二)改革开放后的村庄治理研究 |
| (三)国外村庄治理研究 |
| 三、村庄治理的限定及三重视角的阐释 |
| (一)村庄治理的限定与使用 |
| (二)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视角与村庄治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理论基础和思路 |
| (二)资料的收集 |
| (三)论文的研究框架 |
| (四)核心概念 |
| 五、甲山村简介 |
| 第一章 集体化时期甲山村的村庄治理 |
| 一、甲山村集体化时期的社会背景 |
| (一)从解放到合作化的社会环境 |
| (二)人民公社的成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 |
| 二、集体化时期的甲山村变革 |
| (一)甲山村的成长历程 |
| (二)典型树立后的甲山村 |
| 三、集体化时期甲山村的治理样貌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结构:甲山村党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运行 |
| (二)治理机制:甲山村劳动管理制度的形成 |
| (三)治理的思想基础:爱国家、爱集体统一思想的形成与提升 |
| (四)治理成效:甲山村村民的集体化生活状态 |
| 四、甲山村治理演变逻辑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农业”的国家目标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撑和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演化形成了对国家和村级结构的支撑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集体化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村庄治理转型冲突导致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
|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环境和农村社会变革 |
| (一)全国村庄变革的社会环境 |
| (二)甲山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徘徊” |
| 二、改革开放初期甲山村的治理样貌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结构:甲山村党组织的缓慢转变与群团组织职能的衰退 |
| (二)村庄治理的思想基础:集体化时期思维与改革开放治理思想的分歧 |
| (三)治理要素:经济发展的起步与失败 |
| (四)治理机制:自治体系的运转与集体化制度的纠葛 |
| (五)治理成效:村民生活的转变与排斥 |
| 三、甲山村治理变革分析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塑造和“经济”目标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自我演化对村级结构和国家的支撑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改革开放之初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旧”制度结合下的村庄治理重塑 |
| 一、1991 年的全国环境和贾凤杉的回归 |
| (一)1991 年左右全国经济名村的大体情况和甲山村的发展现状 |
| (二)贾凤杉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威 |
| (三)贾凤杉回归过程 |
| 二、贾凤杉领导下党支部对甲山村村庄的治理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机制:党支部的组建、自治体系的生效 |
| (二)治理结构: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恢复、成立与发展 |
| (三)治理的思想状态:甲山村村民思想的统一 |
| (四)治理要素:经济的起步与成长 |
| (五)治理绩效:甲山村村民的生活转变 |
| 三、村庄治理转型分析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自我演化支撑村级结构和国家治理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转型后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期全国村庄变革背景下的治理调适 |
| 一、2006 年前后全国村庄的现状 |
| (一)全国普通村庄的现状 |
| (二)产权改革试点的推行 |
| 二、2006 年后甲山村治理的变化 |
| (一)治理要素和治理机制:经济发展及村民自治体系变化 |
| (二)民主治理的思想状态:多元治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三)治理结构:甲山村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新变化 |
| 三、甲山村治理的优化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演化支撑村级结构和国家治理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2006 年以后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成果 |
| 后记 |
（3）毛泽东与新中国粮食工作的大政方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引言 |
| 第1章 毛泽东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 |
| 1.1 统购统销政策与毛泽东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 |
| 1.2 统购统销政策符合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径选择 |
| 1.3 统购统销政策符合毛泽东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要求 |
| 1.4 统购统销政策体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思考 |
| 第2章 毛泽东与“以粮为纲”方针的提出及其作用 |
| 2.1 “以粮为纲”的提出和毛泽东的考虑 |
| 2.2 “以粮为纲”方针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独特作用 |
| 2.2.1 “以粮为纲”成为“文革”期间一些领导干部坚持抓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工作的最好理由 |
| 2.2.2 “以粮为纲”对“文革”时期的农业科技工作和农业科技工作者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
| 2.3 “以粮为纲”方针的评价 |
| 2.3.1 积极作用 |
| 2.3.2 消极作用 |
| 第3章 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的粮食分配制度 |
| 3.1 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兴起和取消 |
| 3.1.1 公共食堂的出现 |
| 3.1.2 公共食堂的制度特征 |
| 3.1.3 毛泽东与公共食堂的关系 |
| 3.2 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确立 |
| 3.2.1 毛泽东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农民瞒产私分的行为中发现了人民公社大集体所有制中存在的问题 |
| 3.2.2 随着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毛泽东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角度出发，又提出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 |
| 3.2.3 经过不断地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毛泽东下决心确立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
| 3.2.4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确定后生产队的粮食分配方法 |
| 3.3 影响毛泽东思考与决策农村粮食分配制度的基本因素 |
| 3.3.1 青年时代对“新村”理想的影响 |
| 3.3.2 迷恋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生活的影响 |
| 3.3.3 误解“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 |
| 3.3.4 毛泽东实践特性的影响 |
| 3.3.5 对人民群众生活及其利益的关怀 |
| 第4章 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中的粮食观及其影响 |
| 4.1 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的提出 |
| 4.2 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的原因和背景分析 |
| 4.2.1 国际因素 |
| 4.2.2 毛泽东对备战的强调和他认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有关 |
| 4.2.3 国内因素 |
| 4.2.4 “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和反思 |
| 4.3 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对当年粮食工作的影响 |
| 4.3.1 促使农村粮食征购政策调整，实行藏富于民、藏粮于民 |
| 4.3.2 促进了对节约粮食的进一步重视和加强 |
| 第5章 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 |
| 5.1 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的经过 |
| 5.2 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原因 |
| 5.2.1 六十年代初党内对农业遭遇挫折的反思 |
| 5.2.2 毛泽东对形势的认识和他的底线 |
| 5.2.3 大寨典型成为毛泽东说服党内不同意见的有力武器 |
| 5.3 农业学大寨运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
| 5.3.1 农业学大寨运动促进了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 |
| 5.3.2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左”倾思想观念和政策束缚和摧残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
| 第6章 对毛泽东解决新中国粮食问题的历史评价 |
| 6.1 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粮食问题 |
| 6.1.1 毛泽东把粮食看作是稳定社会、安定人心的物质保证 |
| 6.1.2 毛泽东对粮食重要性的认识与他的人生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
| 6.1.3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
| 6.2 毛泽东一直在努力解决粮食问题 |
| 6.2.1 领导开展全国土地改革运动，拉开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序幕 |
| 6.2.2 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力图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解决中国粮食问题 |
| 6.2.3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及其调整，保证了城乡粮食购销的基本稳定 |
| 6.2.4 纠正“左”倾错误，确立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 |
| 6.2.5 号召农业学大寨，探索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新道路 |
| 6.3 毛泽东一直没有解决好粮食问题 |
| 6.3.1 毛泽东总想以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
| 6.3.2 毛泽东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 |
| 6.3.3 毛泽东过分强调思想动员和精神鼓励的作用，忽视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着作和主持、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4）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背景 |
| 第一节 大寨和陈永贵的崛起 |
| 第二节 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起 |
| 第三章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过程 |
| 第一节 “文革”前的“学大寨，赶大寨”运动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
| 第三节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结束 |
| 第四章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成就与问题 |
| 第一节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成就 |
| 第二节 甘肃省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反思 |
| 结语 |
| 附录一（图） |
| 附录二（表）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学术科研成果 |
| 后记 |
（5）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阐释 |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 四、学术史综述 |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 小结 |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 第二节 学雷锋 |
| 第三节 学大寨 |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 小结 |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 附录 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资料介绍 |
| 五、概念说明 |
| 六、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传统时期的邢西山区状况 |
| 第一节 邢西山区的社会生态 |
| 第二节 邢西山区的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生态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争状态下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组织起来,生产度荒 |
| 第二节 战争状态下的山区农业 |
| 第三节 以副补农:战争状态下的山区副业 |
| 第四节 植树造林 |
| 小结 |
| 第三章:山区建设的起步:合作化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山区建设方针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必须解决粮食问题:农业 |
| 第三节 植树造林,绿化山区 |
| 第四节 多种经营 |
| 第五节 从沟谷治理到综合治理:合作化时期的水土保持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建设繁荣幸福的新山区":"大跃进"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大跃进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演变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在山区:邢西山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完善 |
| 第三节 山区农业大跃进 |
| 第四节 多种经营与社队企业 |
| 第五节 大造林:大跃进时期的水土保持工作 |
| 第六节 山区农村电气化的初步尝试 |
| 小结 |
| 第五章 "一手抓山,一手抓川":调整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一手抓山,一手抓川":山区建设方针的形成 |
| 第二节 一手抓川:修滩地 |
| 第三节 下楼出院:山区的半机械化工具改革 |
| 第四节 一手抓山: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战天斗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山区建设方针的确定 |
| 第二节 向山要地:综合治理英谈沟 |
| 第三节 向河要地:决战南河滩 |
| 第四节 建设高标准大寨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 第五节 一种、二养、三加工、四采掘:多种经营 |
| 小结 |
| 第七章 太行山道路的先行者: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邢西山区建设 |
| 第一节 从"以粮为纲"到"以林为主":改革开放新时期山区建设方针的转变 |
| 第二节 科技初进太行山 |
| 第三节 "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
| 第四节 办企业,跨小康 |
| 第五节 新世纪,再创业 |
| 第六节 集体化道路的坚守者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集体化时代邢西山区建设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
| 第二节 集体化时代邢西山区建设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集体化时代的邢西山区建设所留下的历史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国内外研究动态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理论依据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5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解放初农业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 |
| 2.1 土地改革：农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首要条件 |
| 2.1.1 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诉求：土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 2.1.2 政策保障：减少变革成本的《土地改革法》 |
| 2.1.3 实践支撑：平稳有序的土改过程 |
| 2.1.4 集中体现：成熟的思想理论与工作方法 |
| 2.1.5 基础地位、历史成就与总体评价 |
| 2.2 互助合作：加快农业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 |
| 2.2.1 新内涵：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切入点 |
| 2.2.2 由争论而引起的农业集体化问题 |
| 2.2.3 历史抉择：逐步集体化思想的最终确立 |
| 2.2.4 互助合作的主要成就和原因分析 |
| 2.2.5 “合作制”思想和“合作化”道路的深远意义 |
| 2.3 修养生息：恢复农业经济的有效保障 |
| 2.3.1 不断改进税制，减轻农民税费负担 |
| 2.3.2 贯彻“包禁筹”三字方针，防止乡村财政做大 |
| 2.3.3 合理控制“剪刀差”，减轻农民隐性负担 |
| 2.4 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 |
| 2.4.1 努力改善交通运输，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 |
| 2.4.2 召开城乡展览会，组织短距离物资交流 |
| 2.4.3 疏通城乡沟通渠道，积极开展农副土特产品购销业务 |
| 2.4.4 城乡市场趋于活跃，物资交流成效显着 |
| 第三章 过渡时期农业集体化的探索与实践 |
| 3.1 过渡时期总路线统领农村经济工作 |
| 3.1.1 “一化三改”：总路线的主体和两翼 |
| 3.1.2 以工业化为实质内容的总路线评价 |
| 3.2 农业集体化的具体实践：初级社与高级社 |
| 3.2.1 初级合作社的发展与整顿 |
| 3.2.2 高级合作社的迅猛发展、整顿与全面高潮 |
| 3.2.3 动力机制与深层原因：阶级斗争、农民心理与工业化战略需求 |
| 3.2.4 绩效评估与总体评价：初级社与高级社的比较分析 |
| 3.3 统购统销：集体化的配套措施 |
| 3.3.1 政策原因：粮食供求矛盾、三改与工业化战略需求 |
| 3.3.2 考量过程：八种方案、三种情况和四种关系 |
| 3.3.3 短期作用：显着的实际效果与客观存在的诸多弊端并存 |
| 3.3.4 历史评价：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制度安排 |
| 3.4 工农城乡关系矛盾凸现 |
| 3.4.1 “雅量之争”凸显工农城乡关系 |
| 3.4.2 “比较协调”向“开始恶化”的转变 |
| 3.4.3 继续向前的发展势头 |
| 3.4.4 历史影响：城乡关系基本走向和基本格局的确立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农业经济与农村制度建设 |
| 4.1 农业经济建设的大跃进 |
| 4.1.1 大跃进运动在党内分歧和矛盾中逐步兴起 |
| 4.1.2 农业经济建设盲目冒进 |
| 4.1.3 农村大炼钢得不偿失 |
| 4.2 农村制度建设的公社化 |
| 4.2.1 公社化：现实与理想的自然选择 |
| 4.2.2 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内部逻辑 |
| 4.2.3 社区福利事业试点工作展开 |
| 4.2.4 农村公共食堂应用而生 |
| 4.3 农业经济政策的小幅调整与反复 |
| 4.3.1 政策理论：六次纠左会议的调整努力 |
| 4.3.2 实践措施：各地区整顿和调整的基本内容 |
| 4.3.3 大跃进高潮再起：初步调整后的政策反复 |
| 4.3.4 调整工作曲折反复的原因透视 |
| 4.4 农村经济建设的某些成绩与严重挫折 |
| 4.4.1 农田水利建设成就空前 |
| 4.4.2 农村工业获得从无到有的建设 |
| 4.4.3 农业产量大幅下降，农民生活困难严重 |
| 4.4.4 工农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损失惨重 |
| 4.4.5 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灾难面前得不偿失 |
| 4.5 严重后果的最终体现：农村大饥荒的形成 |
| 4.5.1 各种自然灾害的交替出现 |
| 4.5.2 农业税负担和粮食的过度征购 |
| 4.5.3 雪上加霜的粮食出口贸易 |
| 4.5.4 保障城镇粮食供应的不合理政策 |
| 第五章 经济困难时期农业经济政策的全面调整 |
| 5.1 农业经济调整的过程与基本内容 |
| 5.1.1 起步阶段：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 |
| 5.1.2 发展阶段：减少粮食收购和增加农村生产劳动力 |
| 5.1.3 高潮阶段：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重视农业科技的发展 |
| 5.2 “三自一包”关键问题的曲折探索 |
| 5.2.1 自留地：保留、取消、放宽与批判 |
| 5.2.2 自由市场：限制开放、关闭、开展与批判 |
| 5.2.3 自负盈亏：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生产小队 |
| 5.2.4 农民的探索：包产到户的三起三落 |
| 5.3 农业学大寨运动应需而起 |
| 5.3.1 大寨村经验与运动历程 |
| 5.3.2 时代诉求：多重因素下的战略考量 |
| 5.3.3 历史评价：集体化体制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大努力 |
| 5.4 农村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整顿 |
| 5.4.1 农村阶级形势的分析 |
| 5.4.2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开展 |
| 5.4.3 贫下中农协会成立 |
| 5.5 六十年代农业经济调整的基本评价 |
| 5.5.1 总体绩效与基本经验 |
| 5.5.2 不足与启示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十年徘徊 |
| 6.1 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 |
| 6.1.1 农村文化大革命逐步深入和发展 |
| 6.1.2 争议性内容稳定农村发展局面 |
| 6.2 大寨运动主导下的农村经济与社会 |
| 6.2.1 文革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
| 6.2.2 大寨主导下的农村经济曲折增长 |
| 6.2.3 大寨主导下的农村社会相对稳定 |
| 6.3 政策主导下的城镇人口反向流动 |
| 6.3.1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 6.3.2 干部五七干校农业劳动 |
| 6.4 文革时期的农村教育医疗和文化事业 |
| 6.4.1 理想教育的具体实践：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和到农村办学校 |
| 6.4.2 “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实现卫生公平的最大努力 |
| 6.4.3 小靳庄典型：赋予政治色彩的农村文化活动 |
| 第七章 基本认识与结论 |
| 7.1 内部线索：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逐步转变 |
| 7.1.1 技术变革：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广泛应用 |
| 7.1.2 生产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逐步提高 |
| 7.1.3 经营制度：提升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有益探索 |
| 7.2 外部线索：服务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需求 |
| 7.2.1 “三农”为工业提供资本原始积累的无可逃遁性和特殊性 |
| 7.2.2 “工占农利”资本原始积累的实现形式与制度安排 |
| 7.2.3 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线索下的“三农”发展过程解读 |
| 7.3 总体评价：充分估计新中国初期三十年“三农”的历史成就与地位 |
| 7.3.1 历史成就：农业生产关系、生产力、工业化等多个视角的论证 |
| 7.3.2 历史地位：新中国60 年农业发展光辉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典型塑造与政治动员：“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政治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典型塑造”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关于“大寨”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 |
| 第2章 大寨的故事：一个政治典型的成长历程 |
| 2.1 关于政治典型的理论概述 |
| 2.1.1 政治典型 |
| 2.1.2 政治典型的塑造 |
| 2.2 大寨村的事迹 |
| 2.3 大寨政治典型的培育 |
| 2.3.1 农业生产典型的培育：山西省发现大寨 |
| 2.3.2 进入毛泽东视野的大寨村 |
| 2.4 全国性政治典型的树立 |
| 2.4.1 领导视察 |
| 2.4.2 发出学习号召 |
| 2.4.3 领导接见 |
| 第3章 “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学习运动中的政治动员 |
| 3.1 关于政治动员的理论概述 |
| 3.1.1 政治动员 |
| 3.1.2 政治动员的策略 |
| 3.2 权威动员：大寨政治典型学习运动的开启 |
| 3.3 媒体动员：大寨政治典型的大规模宣传 |
| 3.4 组织动员：大寨政治典型学习运动的展开 |
| 3.5 文艺动员：大寨政治典型的艺术升华 |
| 第4章 大寨政治典型的形象塑造与政治动员的内涵变迁 |
| 4.1 政治典型的形象塑造与国家政治动员的内涵 |
| 4.2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典型的大寨(1965—1966) |
| 4.3 作为阶级斗争典型的大寨(1966—1976) |
| 第5章 结论：典型塑造、政治动员与现代国家治理 |
| 5.1 典型塑造构成了动员式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
| 5.2 典型塑造与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创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典型制造与社会动员 ——毛泽东时代大寨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新农村”与典型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典型、社会动员与国家 |
| 三、当社会学遭遇历史,或方法的思考 |
| 四、“大寨”:个案介绍和资料说明 |
| 第二章 典型:萌生与催发 |
| 一、合作化运动:从试点开始 |
| 二、先进与落后:分类的治理 |
| 三、村庄代理人:发现与培养 |
| 四、从试点到典型 |
| 第三章 典型的升级或拔擢 |
| 一、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升级的氛围 |
| 二、地方学赶大寨运动:典型的推广 |
| 三、天时地利与人和:成为国家样板 |
| 四、运动中的典型 |
| 第四章 典型的建构 |
| 一、搭建宣传网络 |
| 二、从典型报道到展览 |
| 三、大寨:新农村的样板 |
| 四、作为符号与景观的村庄 |
| 第五章 典型的叙事 |
| 一、老陈的模范之路 |
| 二、大寨式“新农民” |
| 三、集体主义的劳动 |
| 四、村庄叙事的变奏 |
| 第六章 结语 |
| 一、“树典型”:一种社会动员的路径 |
| 二、“大寨”:从样板到名村 |
| 三、尾声:新农村何处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努力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论文参考文献）
- [1]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2]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D]. 加芬芬. 吉林大学, 2019(02)
- [3]毛泽东与新中国粮食工作的大政方针研究[D]. 邹华斌. 湘潭大学, 2013(06)
- [4]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D]. 邓新功. 西北师范大学, 2012(04)
- [5]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6]照唯物辩证法办事 坚持高标准学大寨[J]. 中共英山县委宣传部,《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哲学组.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02)
- [7]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 ——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D]. 邓群刚. 南开大学, 2010(10)
- [8]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研究[D]. 陶艳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1(03)
- [9]典型塑造与政治动员：“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政治学分析[D]. 阴娜.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3)
- [10]典型制造与社会动员 ——毛泽东时代大寨的个案研究[D]. 邢宇宙. 南京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