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吸虫病威胁南方一些地区的职工健康（论文文献综述）
何孟飞[1]（2021）在《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赶考”的新时代答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致力于让民族摆脱压迫、使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党要兑现对民族和人民的承诺,必须在马列主义指引下,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站起来,建立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逐步摆脱贫困。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扫除了致贫的制度障碍;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摆脱贫困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进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艰难曲折不懈探索摆脱贫困的道路,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向人民交上"赶考"的优异新答卷。
闪淳昌[2]（2021）在《我国应急管理的实践与发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2021）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文中指出目 录导 言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基本生活水准权利（二）工作权利（三）社会保障权利（四）财产权益（五）健康权利（六）受教育权（七）文化权利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生命权（二）人身权利（三）个人?
窦国纬[4]（2021）在《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血吸虫病的社会动员能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单翔翔[5]（2021）在《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应用卫生策略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为促进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控合作提出合理的建议。方法:①文献研究。查询文献资料了解中国和老挝两国血吸虫病消除策略、防治措施、资金投入、政治经济、技术环境、社会人口、自然环境等现状。②系统分析法。将中国和老挝的血吸虫病消除策略都看作是一个系统,对涉及到的各个要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发现中国和老挝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③比较研究法。比较中老两国消除血吸虫策略、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宏观环境等,明确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④STEEPLE分析法。分析中老两国社会/人口、技术、经济、环境/自然、政治、法律、道德等宏观环境对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有效实施的影响。⑤关键人物访谈法。通过访谈官员和专家,了解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相关政策、措施及实施效果等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结果:中老两国宏观环境的差异。在与血吸虫病传播相关的生活行为上,中国和老挝有不同的地方,中国湖区血吸虫病流行区居民在水田劳作也是感染血吸虫的主要途径之一,而老挝不存在这种现象,这是由于湄公血吸虫中间螺宿主的分布特点所决定;中国卫生信息化建设飞速发展,已成为支撑医疗卫生业务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是深化医改的新引擎;老挝经济总量远低于中国,产业结构也不如中国完善,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也低于中国。中国建立了近乎全人群覆盖的庞大医疗保障体系,老挝医疗保险覆盖率相对较低;老挝血吸虫病流行于湄公河流域的局部地区,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相对单一,消除策略上具有统一性。中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地理生态环境差异较大,消除策略上具有多样性和针对性;中老两国在卫生立法方面都作出了努力,中国在有关血吸虫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相对更加完善,法律环境为消除血吸虫病策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宗教信仰对于老挝人民的精神、思想和道德观念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老挝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分析。湄公血吸虫病的传播是季节性的,流行时间为3-5月,我国湖区血吸虫感染在4-6月和10-11月出现两个高峰;湄公血吸虫中间宿主开放拟钉螺只有在湄公河及其部分支流的浅水地区才有发现,在湖泊、水库、沟渠、灌溉渠、鱼塘和稻田中都没有发现过。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是两栖动物,与开放拟钉螺有着不同的栖息地,如沟渠、排水沟、稻田、湿地、湖岸和人工池塘的边缘;在老挝,儿童青少年有更大的暴露和感染风险。在典型的中国湖区,大多数感染发生在18至49岁的男性中,大多数人感染血吸虫是由职业驱动的。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比较分析。老挝的消除策略中没有提到针对螺的控制,我国实施的农业、林业和环境改造工程等尚不适用于老挝。湄公血吸虫的动物宿主目前确认的仅有犬和猪,而猪因进入湄公河水域可能性低,感染并不常见。鉴于中老两国血吸虫动物宿主的差异,我国实施的人畜化疗、封洲禁牧、家畜圈养、以机代牛等措施不适用于老挝的实际情况。因此,在针对动物宿主的控制策略上,中老两国有很大差异。老挝血吸虫病防治措施主要是群体化疗（mass drug administration,MDA）、水-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干预（Community-Led water,sanitation and hygiene interventions,CL-SWASH）、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在这些领域,中老两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老挝经过多轮MDA的实施,血吸虫病患病率迅速降低,单独应用Kato-Katz法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血吸虫病监测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老挝血吸虫病防治经费主要来源于WHO及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本国政府财政投入非常有限。整体上,经费来源结构相对固定和单一。我国经费来源结构上相对多样化。结论: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包括:社区防病意识薄弱和不良生活行为方式的影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实用型新技术的研发及现场应用有待推广;政府资金投入有限;水利工程和气候变暖的影响;病媒控制困难等。中国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包括:钉螺控制困难;动物传染源控制困难;生产和生活行为难以控制等。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的建议包括:优化政府战略和政策的执行环境;完善卫生筹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保障相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投入;应用实用型新技术提升疾病防治水平和监测能力;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升社区人群防病意识。深化国际合作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进程。一是深化与WHO等机构及其他国家的合作。二是加强中老血吸虫病防治与研究机构间合作。基于两国的实际情况,中老两国在血吸虫病防治领域的深入合作和交流主要应着眼于MDA、健康教育和CL-SWASH等,具体包括绘制风险地图、提高化疗覆盖率、优化诊断工具、强化监测和应对等。同时实用型新技术（包括检测技术、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等）的现场应用与推广也将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
肖雄[6]（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米善军[7]（2019）在《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云县自古多瘴岚,清代云县疟疾流行只能勾勒大致面貌。民国时期该地疟疾肆虐,尤以1933～1940年为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时期。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出现过两次反复,随着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于1986年基本扑灭,并最终融入全球性消除疟疾战略计划。清代云县防治疟疾主要采取看医、寻药及诉诸鬼神来解决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民国时期,政府的卫生防疫机制虽已建立,虽然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总归是收效甚微。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真正地实现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强力互动。这种强力关系的建立是通过波浪状的卫生运动、精密化的制度设计逐步达到的。清代云县有无卫生机构,已经无从考证。当时遇到疫情发生,根本无法实现疫情的及时控制与扑灭,更谈不上疾疫预防。民国政府治下的云县,已经出现较为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无奈由于机制体制不甚健全,只在县城为中心地方设立了相关机构,根本无法辐射全县各地,尤其是偏远山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政局的稳定,在民国政府留下的卫生遗产的基础上,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部署中,云县地区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形成点面结合,层级分明,高度密集医疗卫生网络。云县的疟疾流行是地缘区位、国家政权、民风习俗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疟疾的快速蔓延之势,倒逼民国政府不得不重视起基层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与建设,但这些机构难以为继,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通过国家地计划与控制,走出一条以国家为主导,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特色防治道路,逐步确立起大众心中新政权焕然一新的形象与面貌。
曾文[8]（2018）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文中提出数千年来,洞庭湖区以其“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优越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物阜民丰,赢得“鱼米之乡”美誉。目前,洞庭湖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渔业生产基地,在湖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洞庭湖区的长期开发活动,在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近代以来洞庭湖湖泊面积迅速萎缩,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泥沙大量淤积,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垸老田低,洪涝灾害频发;钉螺滋生,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工业废水、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比较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上述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洞庭湖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还原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复杂历史过程,对了解现代中国社会如何逐步实现从过度开发到建设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对政府、民间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纵向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建设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和绿色湖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湖区气候、江湖关系等自然因素和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因素均对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发生着深刻影响。气候变化使得农业自然灾害加重、鱼类资源减少、候鸟的栖息环境恶化、鼠害加重、血吸虫病传播加剧,江湖关系变化导致洞庭湖调蓄能力减弱和洪涝威胁加重。社会因素使得人类一直在能动地改变周遭环境,使自然环境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同时也造成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环境治理与保护过程。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阶段,洞庭湖区的社会经济尚处于以农垦为主的农业经济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围绕水患、疫病、围湖造田而展开。建国之初,面对洞庭湖区年久失修的堤垸、水患威胁以及疫病危害等主要环境问题,党中央把对荆江和洞庭湖的治理作为头等要事来办。自1952年开始,湖南省委集中力量整修洞庭湖。根据江湖关系的现状和实际,采取了荆江分洪工程、湖区堤垸的修复工程和南洞庭湖整修等工程。这一历史时期里,政府主要是向洞庭湖要地要粮,人与湖争地,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洞庭湖面积急剧减少,“以粮为纲”“向湖中要粮”“几年再造一个县”“农业学大寨”“灭螺与生产并举”等口号盛行,围湖造田、乱围滥垦现象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洞庭湖区堤垸化使得湖面不断被堤垸分割包围,增加了修防负担及抗洪难度,并导致枯水季节水资源局部短缺。洞庭湖区的围垦与抗洪,体现着洞庭湖区农业经济时代的历史特征。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当地的工业进步和发展程度,工业化、城镇化成为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世纪结束的这一历史阶段,是洞庭湖区开始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主要围绕新型的工业和城镇污染而展开。1978年改革开放后,洞庭湖区工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轻型工业为主、轻重结合的的工业发展格局。在众多工业类别中,石化、能源、电力、冶金机械和电子信息等新兴现代工业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湖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工业文明在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也同步产生,其中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洞庭湖区的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到20世纪末演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并逐渐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环保意识开始兴起,环保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环保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一时期,《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日趋完善,省人大开始部署全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主动监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依然停留在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层面,而且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态文明意识尚未觉醒。进入21世纪后,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生了历史性转折。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后,国务院提出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引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作为灾后重建指导原则。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朱镕基2002年6月检查和考察湖南防汛工作时有关恢复洞庭湖往日“浩浩汤汤”景色的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整洞庭湖的计划,编制规划了“4350工程”,期望通过工程实施使得洞庭湖的湖面面积恢复到1949年前的4350平方公里。这一时期,政府和民间均对洞庭湖区生态日趋恶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达成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在贯彻国家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上,湖南省确立了建设绿色湖南战略,开始严格实行洞庭湖区环境保护与修复政策,实施了综合治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渔民上岸、关闭湖区造纸企业等措施。以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并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列入国家级发展战略重点示范区为标志,洞庭湖区开始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从鱼米之乡到生态经济区,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构成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主线。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以整合社会力量、创新管理模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依法治湖为重点,构建洞庭湖生态安全管理模式,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
蔡家欣[9]（2018）在《疾病的建构 ——建国以来《人民日报》肺结核报道的演变（1949-2016）》文中指出人类发展进程中,传染病既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也与日常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相关联。当传染病被赋予多样的文化蕴涵,并在政治制度上得到回应时,疾病便可以成为研究国家治理技术、进而探讨社会核心价值的一个切入点。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研究建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日报》227篇肺结核报道,具体探讨媒介是如何对疾病进行想象、解释和建构,以此观察重要历史转折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特色。研究发现,建国以来《人民日报》对肺结核报道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首先,不同历史时期对报道议题有所侧重。依据主导议题的分布,建国以来《人民日报》肺结核报道议题框架主要由以下四类主导:政治框架、人物框架、科技框架和信息框架。其次,报道体裁总体以消息为主,重“叙”轻“议”,其它体裁会集中在某一阶段,比如评论主要分布在建国初期;第三,报道对消息来源的采用以政府系统和记者自采两类权威为主导,世界卫生组织比例随年份增加而趋重;第四,报道区域随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变化而从封闭走向开放,即从国内走向全球;最后,报道基调总体以正面为主,但是中立报道逐渐成为主导。在如上的框架装置下,肺结核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意涵,包括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为阶级斗争服务,现代化国家形象的建构,经济发展至上理念的主导,后非典时期政府服务职能的重建。《人民日报》对疾病一系列的建构映射了各个阶段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变迁,从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呐喊,到文革时期推荐阶级斗争路线,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然后是对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崇拜,最后新千禧年的来临则是对人本思想的呼唤。
王彤[10]（2017）在《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滇西德宏地区由于独特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民族风俗等原因,加之医疗卫生水平低,技术落后,意识薄弱,瘴疠、疟疾等热带疾疫频繁爆发。又受频繁水灾、兵灾的破坏,对当地社会医疗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故一直都是中外闻名的“瘴疠之区”。传统社会中,滇西德宏地区疟疾长期肆虐,但主要只依靠宗教医疗和巫医抵御疾病。乾隆滇缅战争后,中医开始进入德宏,才打破了巫医治病的局面。晚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西医西药的传入,近代医疗萌芽、发展,但成效有限。20世纪30年代末,战乱频仍,疟疾流行加剧,医疗卫生事业也因战争医疗的进入得到了显着发展,但因受政治、经济和民族风俗等因素的影响,疟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1950年代后,疟疾的防治与国家对边疆的开发及经营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爱国医疗卫生运动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展,有效遏制了疟疾的流行和传播。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及边境口岸的开放,人员流动和贸易往来随之增多,输入型疟疾成为德宏疟疾流行的主要动因,但因疟疾防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德宏疟疾得到了及时控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和传播,基本处于可控状态。2000年后全球疟疾基金的推广,云南疟疾防控进入了全球化阶段,疟疾控制成为联合国卫生组织的重要目标,德宏疟疾控制也取得了极大进步。滇西德宏地区地处边疆国境线地带,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易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当地少数民族观念等因素的多重影响,疟疾的流行和防治也呈现出其独有的特性。全球化、政治、技术、战争等因素是使滇西德宏地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步加强,医疗卫生的“国家化”和“现代化”成为主流,这些在疟疾的防治政策、措施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体现,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滇西德宏地区在政治、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努力与实践。
二、血吸虫病威胁南方一些地区的职工健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血吸虫病威胁南方一些地区的职工健康（论文提纲范文）
（1）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赶考”的新时代答卷（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扫除摆脱贫困的制度障碍 |
| （一）党致力于领导人民革命，建立先进社会制度改变贫穷落后的困境 |
| （二）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中探索摆脱贫困之策 |
| （三）新中国成立，开辟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宽广道路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奠定摆脱贫困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
| （一）进京“赶考”，顺利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
| （二）兴修水利防治疾病，组织互助组发展生产减少贫困 |
| （三）实施有计划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经济减少贫困 |
| （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
| 三、改革开放搞活农村经济，减贫事业取得重大成就 |
| （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减贫效果显着 |
|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起来，探索摆脱贫困实现小康之路 |
|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必答题 |
| （一）要真看、看真贫，了解贫困地区真实情况正确决策 |
| （二）加强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精准脱贫 |
| （三）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续写“赶考”新篇章 |
（2）我国应急管理的实践与发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 回顾与启示 |
| 实践与思考 |
（3）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论文提纲范文）
| 目 录 |
| 导 言 |
| 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
| 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
| 三、环境权利 |
| 四、特定群体权益保障 |
| 五、人权教育和研究 |
| 六、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
| 七、实施、监督和评估 |
（5）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研究背景 |
| 1 血吸虫病是全球范围亟待控制和消除的重要疾病 |
| 1.1 血吸虫病概述 |
| 1.2 血吸虫病在全球的流行现状 |
| 1.3 WHO《血吸虫病2012—2020行动计划》为全球提出血吸虫病防治目标 |
| 2 进一步优化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是当前我国与老挝同样面临的关键性技术问题 |
| 2.1 我国血吸虫病的流行现状与防治策略 |
| 2.2 老挝血吸虫病的流行现状和防治策略 |
| 2.3 中国与老挝卫生合作现状与展望 |
| 3 国内外消除血吸虫病策略研究现状与展望 |
| 4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5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第二部分 材料与方法 |
| 1 资料来源 |
| 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研究法 |
| 3.2 系统分析法 |
| 3.3 比较研究法 |
| 3.4 STEEPLE分析法 |
| 3.5 关键人物访谈法 |
| 4 指导思路 |
| 4.1 卫生政策与体系 |
| 4.2 全球卫生 |
| 5 技术路线 |
| 6 数据处理和分析 |
| 第三部分 研究结果 |
| 1 中国与老挝STEEPLE比较分析 |
| 1.1 社会人口环境 |
| 1.2 技术环境 |
| 1.3 经济环境 |
| 1.4 环境和自然 |
| 1.5 政治环境 |
| 1.6 法律环境 |
| 1.7 道德环境 |
| 1.8 宏观环境对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影响总结 |
| 2 中国、老挝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分析 |
| 2.1 时间分布差异 |
| 2.2 地区分布差异 |
| 2.3 人群分布差异 |
| 3 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比较分析 |
| 3.1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战略规划 |
| 3.2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措施 |
| 3.3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监测体系 |
| 3.4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经费投入 |
| 第四部分 研究结论 |
| 1 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 |
| 1.1 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 |
| 1.2 中国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 |
| 2 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的建议 |
| 2.1 优化政府战略和政策的执行环境 |
| 2.2 完善卫生筹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
| 2.3 保障相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投入 |
| 2.4 应用实用型新技术提升疾病防治水平和监测能力 |
| 2.5 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升社区人群防病意识 |
| 3 深化国际合作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进程 |
| 3.1 深化与WHO等机构及其他国家的合作 |
| 3.2 加强中老血吸虫病防治与研究机构间合作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文章 |
| 附件 |
（6）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7）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学术价值 |
| 二、疟疾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总结 |
| (一) 中国疟疾学术研究六十年回顾 |
| (二) 云南省疟疾研究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及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中西医学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一节 传统中医体系下的疟疾认知 |
|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二、魏晋隋唐五代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疟疾认知 |
| 第二节 现代西医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二章 自然环境、区位、习俗与云县疟疾的关联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区位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云县疟疾 |
| 二、海拔、地形与云县疟疾 |
| 三、地理区位与云县疟疾 |
| 第二节 传统习俗与疟疾 |
| 第三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 |
| 第一节 清代疟疾的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四节 天降鞠凶:时代变革中的云县疟疾流行态势 |
| 第四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清代云县的疟疾防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 |
| 一、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阶段 |
| 二、1949年后云县疟疾的防治措施 |
| 第四节 艰难棘途:中央与地方的统合 |
| 第五章 云县抗疟机构的演变与转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二节 建国后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国家卫生体系转型中的抗疟机构 |
| 结语 |
| 附1 |
| 附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活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荣誉 |
（8）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五、本文中使用的几个概念的说明 |
| 第一章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1949年前洞庭湖区环境变迁的回顾 |
| 一、晚清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二、民国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第二节 自然条件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一、气候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二、长江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三、四水水系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第三节 人类经济活动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的环境变迁 |
| 一、发展战略与洞庭湖环境变迁 |
| 二、人口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三、农业生产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第二章 水患、围湖造田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1949-1978) |
| 第一节 政府对洞庭湖区的认识、规划和治理 |
| 第二节 水患危机与洞庭湖环境保护 |
| 一、洞庭湖区水患危机 |
| 二、洞庭湖区的水利建设 |
| 第三节 疫病危机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 |
| 一、洞庭湖区的疫病危害 |
| 二、疫病防治与环境保护 |
| 第四节 围湖造田工程与洞庭湖区环境恶化 |
| 一、持续不断的围湖造田运动 |
| 二、围湖造田对洞庭湖区环境的破坏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绩效 |
| 一、洞庭湖环境的局部改善 |
| 二、洞庭湖区环境存在严重隐患 |
| 第三章 工业化进程与洞庭湖区环境保护(1979-1999)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洞庭湖区经济的发展 |
| 一、洞庭湖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
| 二、生产责任制实施后农业的大发展 |
| 三、工农业发展导致的环境危机 |
| 第二节 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洞庭湖区环保机构的建立 |
| 一、政府环保意识的觉醒 |
| 二、洞庭湖区政府环保机构的建立 |
| 三、政府环保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
| 四、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
| 第三节 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治理 |
| 一、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源头 |
| 二、污水的治理 |
| 第四节 洞庭湖区面积继续缩小与环境保护 |
| 一、洞庭湖区面积急剧缩小导致的环境问题 |
| 二、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工程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绩效 |
| 一、洞庭湖区治理工程取得一定成效 |
| 二、环境危机比较严重 |
| 第四章 生态理念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与修复(2000-2016) |
| 第一节 新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危机日趋严峻 |
| 一、洞庭湖区水土流失严重 |
| 二、血防压力加大 |
| 三、水质污染加剧 |
| 四、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
| 第二节 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 一、洪水频发引发政府对洞庭湖区生态系统的反思 |
| 二、政府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 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政府修复洞庭湖区环境的主要措施 |
| 一、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 |
| 二、造纸企业污染治理工程 |
| 三、洞庭湖综合治理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各界与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 |
| 一、社会各界对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修复的讨论 |
| 二、社会环保团体的快速增加 |
| 三、社会各界开展的环保活动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绩效 |
| 一、洞庭湖区环境恶化的趋势开始得到扭转 |
| 二、形势依然严峻 |
| 第五章 评价 |
| 第一节 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问题 |
| 一、鄱阳湖治理的历程与主要经验 |
| 二、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环境保护的绩效 |
| 第二节 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特点 |
| 一、政府是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主体 |
| 二、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社会共识的形成 |
| 第三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经验与教训 |
| 一、主要经验 |
| 二、主要教训 |
| 结语: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疾病的建构 ——建国以来《人民日报》肺结核报道的演变（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疾病、政治与传媒 |
| 1.2 研究对象的确立 |
| 1.2.1 为什么是疫病(传染病) |
| 1.2.2 为什么是肺结核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样本选择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1.6 本文框架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路径 |
| 2.1 理论基础:社会建构论 |
| 2.1.1 社会建构论 |
| 2.1.2 媒介与现实的社会建构 |
| 2.1.3 疾病建构论 |
| 2.2 研究取径:框架理论 |
| 2.2.1 框架理论研究 |
| 2.2.2 国内外疾病报道框架研究 |
| 2.3 对现有研究评述 |
| 3 《人民日报》肺结核报道框架分析 |
| 3.1 类目设置 |
| 3.1.1 报道主题 |
| 3.1.2 报道体裁 |
| 3.1.3 消息来源 |
| 3.1.4 报道区域 |
| 3.1.5 报道基调 |
| 3.2 分类目数据特征描述 |
| 3.2.1 报道主题:议题分布具有时代特色 |
| 3.2.2 报道体裁:重“叙”轻“议” |
| 3.2.3 消息来源:权威主导,话语权分配不均 |
| 3.2.4 报道区域:从封闭到开放 |
| 3.2.5 报道基调:以正面为主,中立报道渐成趋势 |
| 4 《人民日报》肺结核建构的演变 |
| 4.1 1949 至1965年:政权合法性的建构 |
| 4.1.1 政权合法性的建构 |
| 4.1.2 小结:建国初政治环境与合法性建构 |
| 4.2 1966至1976年:近趋“消匿”的传染病报道 |
| 4.2.1 阶级意识主导 |
| 4.2.2 小结:特殊社会时期与疾病阶级意涵 |
| 4.3 1977至1992年: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国家形象建构 |
| 4.3.1 现代化国家形象建构 |
| 4.3.2 小结:对外开放与国家形象建构 |
| 4.4 1993至2003年: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衡量疾病的标尺 |
| 4.4.1 “经济阶层分异”建构 |
| 4.4.2 小结:经济发展至上与阶层分异建构 |
| 4.5 2004至2016年:后非典时期政府服务职能的重建 |
| 4.5.1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建 |
| 4.5.2 小结:“人本”发展观与政府职能重建 |
| 5 总结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的社会生态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疟疾 |
| 二、地形、海拔与疟疾 |
| 三、山河与疟疾 |
| 四、区位与疟疾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与疟疾 |
| 一、环境卫生与疟疾 |
| 二、生活习惯与疟疾 |
| 三、傣族人居环境与疟疾 |
| 四、宗教信仰与疟疾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状况与疟疾 |
| 一、医疗卫生组织与疟疾 |
| 二、医疗卫生条件与疟疾 |
| 三、少数民族医药与疟疾 |
| 第二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的疟疾流行 |
| 第一节 疟疾流行概况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状况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状况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特点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特点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特点 |
| 三、新中国时期拒疾流行特点 |
| 第三节 疟疾流行原因分析 |
| 一、清代瘴气分布原因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原因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原因 |
| 第三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晚清以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元明时期的巫医治疗法 |
| 二、清中前期的中医诊疗法 |
| 第二节 晚清至民国时期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国际社会的抗疟行为 |
| 二、国民政府的抗疟措施 |
| 第三节 1950年代以后的疟疾防治 |
| 一、调查研究和防治结合阶段(1950-1958年) |
| 二、大面积防治阶段(1959—1966年) |
| 三、制止疟疾暴发流行阶段(1967-1975年) |
| 四、现代化防治阶段(1976—2002年) |
| 第四节 全球化防治阶段(2003-2014年) |
| 一、全球疟疾基金项目初始阶段(2003-2006年) |
| 二、中缅边境疟疾联防项目阶段(2007-2009年) |
| 三、全球基金暨消除疟疾项目阶段(2010-2014年) |
| 第四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地方性认知 |
| 第一节 病原的认识 |
| 一、恶鬼致病 |
| 二、疫气致病 |
| 第二节 病因的认识 |
| 一、道德因素 |
| 二、现实因素 |
| 第三节 西医传入后的认知 |
| 一、病原的认识 |
| 二、病因的认识 |
| 三、治疗方式的认识 |
| 第五章 从边徼之地到天下一体: 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
| 第一节 民众行为与疟疾流行病学 |
| 一、少数民族风俗、观念与疾病 |
| 二、人口流动与疟疾流行 |
| 第二节 疾病、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 |
| 一、滇西德宏地区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历程 |
| 二、从医疗史角度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 |
| 第三节 疾病、政治与国家 |
| 一、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中国医疗政治的转向 |
| 二、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
| 三、国家的凸显和地方的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血吸虫病威胁南方一些地区的职工健康（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赶考”的新时代答卷[J]. 何孟飞.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4)
- [2]我国应急管理的实践与发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闪淳昌. 中国应急管理, 2021(09)
- [3]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人民日报, 2021
- [4]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血吸虫病的社会动员能力研究[D]. 窦国纬.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5]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D]. 单翔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 [6]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7]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D]. 米善军. 云南大学, 2019(03)
- [8]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D]. 曾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8(11)
- [9]疾病的建构 ——建国以来《人民日报》肺结核报道的演变（1949-2016）[D]. 蔡家欣. 武汉大学, 2018(06)
- [10]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D]. 王彤. 云南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