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对现代西方一种哲学思潮的剖析（论文文献综述）
国吉[1]（2021）在《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的手稿》问世以来,异化理论开始系统性的得到学界的广泛的重视,它逐步走出马克思尤为关注的劳动领域,科技异化、文化异化、消费异化等理论层出不穷。这其中,尤以法兰克福学派所构建的异化理论影响力最大。总体而言,异化理论在当代依然被诸多学者所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处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依然没能摆脱异化状态的困扰,尚未完全走向全面的自由和解放。无论是战争的创伤、工作的压迫、失业的压力、消费的诱惑,还是在科技飞速发展面前的无所适从、娱乐至死背后的精神空洞,异化如影随形得渗透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本身正是对这种人类社会反常状态的总体写照和集中研究,并试图为人们摆脱异化困扰,走向彻底的自我解放而开具理论的药方。因此,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异化理论的构建本身就是延续并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于是,重新审视和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对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逐步破解现实社会中的异化状态,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第一章绪论部分从总体上梳理了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的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为后文的具体性研究做好铺垫,并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出发从学术的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两个方面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在分析、归纳和总结国内外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不同国别学者研究范式的区别,并进一步阐释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都有长于具体人物、具体异化理论的研究而疏于系统性把握的研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点与理论缺失。本文第二章从总体上对法兰克福异化理论的诞生背景、思想渊源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法兰克福学派成立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其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学术流派,法兰克福学派流行的时期,恰巧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福特主义化最为突出的时期,在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相互交织的作用下,多重社会危机频频凸显,这就为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凭据。其成员在吸收借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异化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本身包括对于异化概念的分析,对于异化成因的探讨以及构建消除异化的学术路径。本文第三章重点探讨法兰克福学派人的总体异化论。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往往会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偏爱,毕竟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名时期也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大行其道的时期,再加之心理学的研究本来就是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专长。因此,人与自我的异化问题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理论家看来,人本身具有逃避自由的心理倾向,其原因则在于抽象生产本身的人格困境,如果想要摆脱这种状态就必须构建全方位的健全社会。人在自我异化的过程中势必带来人与他者的交往异化问题,正因为个人主义的极端偏执,导致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倾向于对他者施压,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和谐统一而是走入了对抗境遇。本文第四章重点探讨法兰克福学派消费异化理论。二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进入到稳定发展状态,然而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随之而来,消费异化就是其中之一。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人们在消费社会中已经逐步丧失了主动选择的能力和自由,为了虚假的需要,人们不断通过消费的方式来印证自我存在的意义,消费本身由满足人类基本物质生活的经济行为逐步转变为人们行动的终极目的——为了消费而消费,隐藏在消费过程背后的符号权力、景观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都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焦点。本文第五章重点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科技异化理论。科技本应该是造福人类社会的工具之一,然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科技水平越是提高,工具理性越是强烈,人类就越是陷入科技主义的樊笼难以自拔。科技本身已经逐步走出“中立”的状态,开始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特质。因此,科技走向了人的对立面,成为压迫和奴役人类的异己性力量,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中的战争危机、生态危机的背后都可以显而易见得察觉到科技发展的推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深入探讨了科技发展背后的异化问题,并从工具理性、路径依赖、价值中立、意识形态等维度对科技异化展开了理论批判。本文第六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进行了总体上评价。本文指出,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之一,深入挖掘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内在逻辑以及批判性的力量,对于拓展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视角,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加深对人与社会的现实问题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与启发意义。与此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要保持清醒的认知,敢于揭示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内在缺失,指出其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歪曲性解读与创造,看清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的刻意回避,以及透彻辨析其实践指向的乌托邦事实。
熊务丰[2]（2021）在《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革命的内涵指向为人类从事的一切“改变世界”或“对现存事物的改造”的活动。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主题就是革命。在整个现代历史的进程脉络中,中国革命是一场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漫长革命”,它历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中国革命是独一无二的,是一场最为持久和最为深彻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革命谱系中,有三个重大的历史性阶段: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影响贯穿始末,而整个中华民族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中,一直朝着一个宏伟目标前进,即中国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伟大复兴”。辛亥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为了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救亡图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反经验的积累主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形势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艰难而又曲折地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树立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为中国实现向社会革命的转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的坚实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社会革命永不停息的根本理由,社会革命将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实现最终开辟的,但也是在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四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现的新格局新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新历史时期的新特点新趋势作出科学的分析预判,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实施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人们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将新时代的社会革命纵深推进到更高层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断进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刀刃向内进行了坚决、彻底的自我革命,保持了党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中国人民的在伟大而又复杂的中国革命中融入了诸多伟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既要解决中国因传统而产生的遗留问题又要聚焦新的发展阶段产生的新矛盾、不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新的境界迈进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我们必须将其总结和践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循着中国革命所生成的内在逻辑,正在并将继续用自己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向全世界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拥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中国在新冠疫情危机关头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积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全面胜利,并将继续用实践行动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境界;同时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把握正确的社会革命方向,不断缔造新的发展奇迹;中国正在开创一种崭新的人类发展文明道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进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潘雁[3]（2021）在《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抓住科技的力量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范围的资本输出。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将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到新的高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发展成规模化的生产与销售的产业链条,资本家在进行文化产品输出的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其他国家。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带给人类历史及社会发展、人们精神世界及物质生活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如何客观、辩证地看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如何深入挖掘文化变革背后的本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我们当下需要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此方面的思考展开对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第一,通过对詹明信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提升对詹明信学术思想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从时间看,最早关于詹明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威廉·道林对于詹明信《政治无意识》的研究;从广度上看,国内外对詹明信的研究十分丰富,包括:对詹明信本人学术思想的整体研究;对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对詹明信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其近年学术演讲及采访的研究。对詹明信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问题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一致性在于对詹明信本人及其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研究上,中外学者高度认同詹明信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地位;差异性在于国内学者更加关注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对第三世界社会文化关注的问题。第二,詹明信汲取多个流派、不同学者的理论观点形成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曼德尔资本主义分期理论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对詹明信文化分期理论的提出产生巨大影响;詹明信深受鲍德里亚“幻象”理论的影响,重点阐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的乌托邦现象,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位置互换,人们深陷“视像”世界;根据威廉斯三种文化理论,詹明信提出通过主导文化解决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的问题;詹明信试图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与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相结合,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西方文化呈现的新特点;詹明信对精神分析理论十分推崇,他认为精神分析理论是真正意义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阐释学。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政治无意识理论就是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第三,詹明信在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提出多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观点。其一,詹明信提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重要论断。詹明信沿用其早期作品的方法论视角,采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方法,对多个领域的大众文化产品进行分析,将文化问题重新放置在现实社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同时研究文化问题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论述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思潮、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实例分析阐述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深度的消失、主体的消失、拼凑的模仿、距离感的消失、历史意识的消失。其二,詹明信文化分期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詹明信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出发,根据不同阶段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特征,借鉴并吸收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分期理论提出文化分期理论。詹明信将文化分期理论的三个阶段: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对应: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第四,詹明信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特征。詹明信对解释学进行重新建构,认为文化解释必须遵循由政治、经济和历史的发展脉络,深入研究三者的历史关联进而深入到对文本背后本质的研究,解释其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理论是詹明信后现代主义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既不认同对大众文化绝对的批判与悲观判断,也反对对大众文化的全面追捧。詹明信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客观的评价。詹明信认为:批判与希望并存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质也将普通人群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呈现出来。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绝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你中有我的渗透关系。第五,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历史局限性。我们应辩证地看待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有益之处,也应对其局限性保持清醒地认识。既肯定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霸权本质的揭露,以及对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中有益的启示;同时也应该看到其理论中的杂糅性、文本与实践二元脱节、对大众文化构成分析不足等历史局限性。第六,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我国社会文化建设具有一定启示作用。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问题予以极大关注,运用“民族寓言”剖析第三世界的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作为一名美国学者,詹明信对美国文化的世界性输出有着更加深刻地认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文化建设更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如何加强思想建设、如何增强文化自信、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如何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等一系列问题为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思考。詹明信后现代文化理论为中国学者更加清楚地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文化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为中国学者研究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等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肖瑶[4]（2021）在《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与当代价值》文中指出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的形成,是理论和实践共同的产物。在这一理论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俄国本土思想家都对列宁哲学思想以及哲学党性原则的产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国际、国内社会现实状况也促使列宁提出这一原则来回答现实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一理论的形成在哲学史上有着一个逐渐明晰的过程。恩格斯率先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归结为了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史上众多的哲学家也在不断地围绕着这一问题做出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哲学答案。在面对思维和存在二者何为第一性这一问题上,我们看到哲学上将其划分为两大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派别存在着哲学斗争,两者斗争的背后也隐藏着一定的阶级利益的争夺。列宁在对哲学史的总结与应对现实状况的基础上,看到了那些宣扬“无党性”和“超党性”的哲学表面上是高举“第三条道路”的旗帜,而实际上却是站在唯心主义阵营的。列宁在自己哲学党性原则中阐述了这一点,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分法与哲学的阶级指向性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在对于哲学党性原则的认识层面,出于对阶级利益的争夺,不少哲学家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对哲学党性原则进行了错误的解释。这些哲学家中有的将哲学党性原则与政治党性混为一谈,没有看到理论自身的哲学性和学术性;有的哲学家在庸俗化和简单化的方式下运用着哲学党性原则,这致使在实际的实践中带来了许多的危害。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际运用中应该加以警惕和防范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哲学党性原则仍然具有着自身的理论活力。新形势下如何运用哲学党性原则,如何将其融入到新的历史条件中,这都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实践证明,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不能放松,要避免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对社会思想的影响,在目前仍需要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
李新潮[5]（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康喜彬[6]（2020）在《人的困境与审美救赎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将当代哲学中的某一派别与马克思,特别是与早期马克思的思想相融合,试图为解决当今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病提供方案,并为未来社会设计宏伟蓝图,在这一方面,当代美国着名哲学家、社会批判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赫伯特?马尔库塞是一个突出人物。马尔库塞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曾被赋予西德和美国学生运动“精神领袖”、“青年造反之父”、“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甚至被与马克思、毛泽东相提并论,与二者并称为“3M”。他的着作被誉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迄今为止最成熟的剖析”。乌托邦社会主义是马尔库塞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他看来,乌托邦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对人的解放、对自由的全新构想,是人的观念变革的先导。它虽然在科学和技术的意义上不可接受,但作为人的意识的可能性却永远存在,并将成为人类解放的一种灵感。马尔库塞一再强调其所倡导的是对传统乌托邦的终结,新的社会发展已经重新定义未来的乌托邦概念。作为一个反潮流的思想家,马尔库塞的思想是激进的,他思想中的空想成分无处不在。从其哲学和意识形态起源看,他确实继承了西方批判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一般说来,马尔库塞思想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构成的哲学基础;另一个是弗洛伊德本能理论与元心理学构成的人类学基础。前者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批判”,后者是对理想社会的“重新构建”,这二者构成了其理论发展的两大核心,本文也紧紧围绕这两大核心阐述马尔库塞思想的起源、发展、高潮与归宿。论文内容（从绪论到结论）一共分成五个部分:第1章绪论部分,围绕设定的主题介绍选题背景、阐述研究意义,同时,也涵盖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通过分析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论起源、生成背景和发展历程。着重阐述了对其思想带来深刻变革的三位导师:海德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并围绕三位导师创立的哲学流派所涉及的哲学思想予以继承和发展。概括出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思想奠基。第3章侧重表述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分析,多维度揭露物质丰裕背后人性的全面异化。马尔库塞以批判实践的方式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前列,把对哲学、文化、意识形态等理论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的批判结合起来。第4章以马尔库塞的“艺术—美学”思想为中心,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为新社会建立而进行的革命这些政治实践问题,与感性解放的审美问题结合起来,探讨了美学思想在其晚期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建作用。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体现了其本人的批判立场,将批判矛头完全指向了现世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当代发达工业社会,这种带有浓烈批判色彩的美学理论融合了人类崇尚自由的心理,与人的解放学说串联到一起,由此可见,这一思想建构在马尔库塞哲学思想当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第5章从早期《德国艺术小说》作为学术起点,到晚期代表作《审美之维》的发表,马尔库塞的思想经历了从“理论—实践—理论”的循环形式,这是对重新回归早期理论框架的诠释。“审美之维”紧紧抓住了人性之美,以人的解放思想为理论基石,铺筑一条构建“乌托邦”的路径。文章最后,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性解读,论述了其理论的精神意旨和当代价值。当今社会已经缔造了辉煌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科技文明,在这一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被赋予全新的定义,理论价值也渐次升华,这是新时代的大趋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借鉴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研究成果,许多正面、反面的事实告诉我们:理解和研究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有助于我们开辟新的视野,发展新的概念,进入新的境界。在西方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百花园”中,无疑马尔库塞的理论体系是较为引人注目的。所以,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时,对他给予更多的关注,倾注更多的精力,也自在情理之中。
唐雪[7]（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利奥塔德的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然而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角度,探究不同文化的本质和内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全文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对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必然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论文第一章主要是阐述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首先从社会、科学、文化三方面入手,分析外部环境对其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的影响;其次从其他哲学家的角度入手,分别选取三个对其思想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对其后现代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展开分析;最后将利奥塔德的一生分三个阶段,分别选取了每个时期的代表性着作对其主要内容进行阐述。论文第二章主要是阐述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以利奥塔德后现代知识理论为其文化哲学思想研究的核心,从“现代”、“后现代”等核心概念入手,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下的知识结构、知识分子的危机、知识的合法化途径的深入探索和对质疑内容的具体阐述,来分析利奥塔德的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论文第三章主要是阐述对利奥塔德的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反思。将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置于社会历史关系和现实生活中,认为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虽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但我们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依托,认清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摆正后现代文化思潮在我国当代文化发展和建设中的位置。
王霞[8]（2020）在《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迪·格林是当代英国着名的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以“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研究而享盛誉,并成为较早探讨全球化时代教育问题的教育学者。安迪·格林的教育哲学理论体现了实证研究、历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核的有机结合。格林围绕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及其辩证运动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进一步推进了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哲学真正的功能就在于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教育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成为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现实出发点。全球化与教育的趋同性诞生了“教育全球化”的神话,动摇了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存在论根基;后现代与教育的非理性宣扬教育个性化的论调,削弱了国民教育系统的合法性基础;新自由主义与教育的市场化倡导教育私有化与竞争化,冲击了国家教育的公共性与权威性。面对公共教育体系的困境与现实教育危机,格林坚持教育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应该是教育反思的重要途径。围绕“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格林通过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观、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以及英国新左派文化批判理论与成人教育思想等理论观点,阐述了教育的民族国家性、阶级统治性、意识形态性、结构功能性以及潜在解放性等特征,逐渐建构了整体性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教育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涵,是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逻辑起点。格林指出,教育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体现国家的本质以及社会控制的基本方式。教育并非强制的控制过程,而是统治集团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转化”为社会的一般利益,从而教化人们认同当前统治秩序的过程。同时,格林也指出,教育在形式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教育活动有自己特定的存在方式与运行逻辑,并不完全受制于统治阶级利益,也是被统治阶级反抗阶级统治、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因此,教育的意识形态具有驯服性和解放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格林指出了教育意识形态内部的基本矛盾,即教育内容的同质性与多样性矛盾、教育对象中精英与大众的分离以及教育主体中个体与国家的博弈,并对当前的教育意识形态,如教育的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教育观以及新自由主义教育观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格林主张教育的多样化以塑造多元的文化主体和公民身份,提倡教育的大众化以提升底层民众的文化素质与社会地位,倡导教育主体的国家化以推进教育行为的公共性与公平性。国民教育是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重要理论主体,国民教育制度的确立体现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权力的实现过程,是教育政治化的路径。国民教育是国家用公共资金为普通的民众提供的、正式的、并要求民众强制接受的学校教育,体现了教育政治性的基本逻辑:即教育是为了使人们适应社会生活——使他们成为好公民。格林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国民教育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状况,批判了辉格论起源、结构功能主义起源、生产关系起源、韦伯冲突起源论等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揭示出国民教育制度与国家形成的时序同构关系,阐释了国民教育制度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不均衡等特点。尤其是深入到英、法、美、德等国家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中,剖析了教育与国家政权、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因素相结合而呈现的独特的国家特征;也揭示了国民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国家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社会凝聚理论是格林对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时代阐释,也是其批判哲学的价值目标。在格林看来,社会凝聚是指整个社会及其中的个人通过依赖共识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状态,既表征一种整体的社会关系,又与国家的制度息息相关。格林分析并批判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团结思想、不同制度模式的社会凝聚类型以及教育的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格林界定了社会凝聚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维度,强调了社会凝聚的国家维度、个体维度以及价值维度的表征。分配平等与社会包容、主体自由与政治参与以及合法性的社会共识等都成为社会凝聚的重要因素。最后,格林阐释了教育作为“修复社会裂缝的社会粘合剂”的重要作用,即通过消除教育不平等、重建国家认同与建构多元文化认同,以实现当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凝聚。教育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教育实践,这就需要实行有效的实践方式与实践手段。格林从公共教育制度、国家课程、职业和技术教育与终身学习等四个方面建构了当代教育的实践方式。格林主张建构公共教育制度,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教育市场化与“择校”行为,拒绝选拔性的精英主义的教育制度,实现教育分配的平等,以促进社会正义和团结的实现。在国家课程方面,既要体现民族文化与价值的主导意识,也要突破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致性,建立具有多元包容的公民教育课程体系。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方面,格林强调“国家和社会和作者在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的作用”,通过生产活动实现个体的发展与解放。终身学习是自我建构的主要方式,格林倡导平等主义体系下的终身学习模式以及普遍的成人学习机会,并强调通过社会包容的国家福利制度、收入均等化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政治文化精神的社会化而实现。全球化时代,公共教育困境的出现与教育危机的日益严重化,格林坚持从“教育与国家”的宏观视角出发,笔力深厚的批判了各种意识形态思潮,重点强调了教育的意识形态性、重新论证了国民教育存在的必要性、深入揭示了教育活动的社会凝聚性、全面界定了当今教育实践活动的可行性,为人们正确认知与分析当代教育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也给我们的教育哲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格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追溯教育与国家的辩证关系及其演化的历史过程,并将其运用于全球化时代的教育解读,克服了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教条式理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思想内涵。格林重点关注了由于分配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教育不平等以及社会秩序的问题,提出了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教育使命,有利于我们在国家的语境内更好的审视教育之于个体和社会的深刻意义。格林着眼于宏观的研究方法,较好的避免了个人主义方法论所产生的“生态谬误”,并为其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数据与支撑。当然,格林的教育思想也有难以克服的不彻底性,如坚持了社会生活的优先性,忽视了个体存在的意义;触及到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冲突,论证了教育中的不平等问题,涉及更为本源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利益,但是却没有对其根源——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行批判,而是拘泥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语境,预设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合法性,诉诸更加平等的国家政策与教育制度。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批判其理论糟粕,借鉴其理论是可用之处。我们要加强国家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理顺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增强社会主义价值认同感与国家民族凝聚力。我们要认识到,教育不仅是维护社会的秩序,更重要在于建构和培养一种积极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推进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
李栋[9]（2020）在《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话语层面思考课程是西方概念重建学派的重要思想,其核心精神就是“话语”与“理解”的语言逻辑思维,即何种样态的课程话语造就何种样态的课程理解。这一课程理论前提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课程言说或课程话语的建构最终是为课程理解服务的;第二,课程世界是一个由各家之言组成的“万花筒”。这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创生一种课程话语,寻得一种课程理解的方式。这一思路同时也暗合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话语精神,最终能为我国课程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或启示。课程话语的言说现状,特别是当今课程话语的表述问题是构建一种新的课程话语体系应遵循的现实逻辑。当今课程市场正像培根在其四大隐喻中提到的“市场隐喻”一样,充斥着诸多语言问题。其中,课程表述的二元对立问题、课程理论、学派间缺乏沟通的问题、不同课程言说主体自说自话的问题、近来对课程思辨体系拒斥的问题、固守课程表述精确性的问题等都是当今国内外课程领域的显性问题。仔细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特别是这些问题的哲学言说逻辑,发现这些表述问题或多或少地受近代以来的实体哲学思维影响的,因为实体哲学思维推动了认识论哲学,同时也影响到了一切以认识论为依托的学科、理论等,当然包括课程与教学论这一二级学科。要对以上实体思维导致的话语问题进行超越与消解,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基于以上的考量,本研究将回顾大量的文献,包括国内外“语言意义”、“话语”、“课程话语”三个方面的研究,意在为研究提供一种背景性深度;并对课程中的“话语”进行“思想考古”,意在理清话语在课程世界中的“自觉”之路;考察课程话语意义的重要来源——哲学,并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过程哲学进行深刻研究。为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构建与理解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通过对课程的核心概念以及对“课程目标话语”、“课程知识话语”、“课堂话语”及“课程评价话语”的过程哲学赋义,以达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落地”的效果,因为任何课程话语,只要它不能形下化为具体的表述,它都将是空疏无用的;最后,将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与几种经典的课程话语,比如“主智主义课程话语”、“经验本位课程话语”、“实践范式课程话语”、“人本主义课程话语”、“现象学派课程话语”及“后现代课程话语”进行一种理论上的比较,以期发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在课程理解上的优劣势。
郭夏[10]（2019）在《解释学的实践内涵 ——从马克思实践观看伽达默尔解释学》文中指出对实践的理解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重要课题,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引入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产生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要实现与世界的对话就需要对这些理论和思潮作出认真的回应。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现代性语境下西方思潮中极其重要的一脉,在晚期,哲学解释学逐渐转向实践哲学,作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不论是从理论内容还是对实践的理解上,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相关性。人们往往从现象学或语言转向的视角去看解释学,但很少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解释学。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解释学共同的关键词,以实践为切入点,能够帮助我们从理论根源、理论形态和理论应用的层面区分二者的不同态度。本文立足于对比伽达默尔和马克思对“实践”的不同理解,梳理伽达默尔和马克思“实践”的理论根源和表现形式,以对人的关注和对辩证法的理解为思路,分析二者各自的理论特色,探讨二者能够为对方的理论发展和人的现实生活提供何种启示。伽达默尔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其特点在于把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作为人类实践的前提和基本要素,突出语言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晚年与杜特的谈话中,伽达默尔论述了自己对实践和实践哲学的理解。“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这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1]他认为实践与理论并不是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实践,但实践还意味着更多,“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2]伽达默尔将实践理解为我们的生活形式,他将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相结合,从本体论的高度将实践理解为对存在形式的反思性的活动,“追问正当生活的可能性”是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核心。首先,在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理解的基础上,伽达默尔将理解、解释和应用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组成要素,强调了解释学的实践内涵,解释学由方法论回归到实质性的问题。其次,伽达默尔突出实践构成了人的中心地位和本质特征,他以人行动目的的内在性和外在性,区分了实践与技术的差异,强调人的实践活动自身具有的内在的目的性,是人生活方式的本身。最后,作为实践理性,它的反思是以理解和对话为基础的,由对话形成了与公众意义的理解,实践理性对公众意义的解读对于今天我们对公众意识的理解和把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理论形式上,伽达默尔的实践观揭示了实践智慧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对立,实践智慧强调理智性是一种社会理性的真理观。伽达默尔对实践的理解来源于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理解,他认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一种智慧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不是以科学的语言,也不根据科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社会理性的真理观以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为基础,以“善”为一般知识的最高对象,以“效果历史”为解释原则,力图通过向人的回归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找到现代的存在方式。社会理性的真理观既不是科学的工具理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实体理性。首先,它所强调的实践智慧和技术知识的不同,技术知识不涉及人和他人的关系,而实践智慧需要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为基础,将理论的应用与自我理解相结合;其次,社会理性的真理观着重强调人们对越过人的自然秩序所进行的生命实践活动的思考,是一种人性化的理性,它内含着道德实践的自由意志,运用智慧服务于善的理念。它强调的理智性必须是由实践智慧和道德理性的共同作用,是由二者共同达成的在当下关于善的选择和判断;第三,社会理性的真理观的真理性不是以“善”的最终达成为标准,它的真理性体现在人的自我协商的过程中,伽达默尔认为构成实践的是人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实践活动本身也就存在于它所批判的社会过程当中,这一过程中的问题无法通过科学预测和决定,只有通过本身的社会条件的校正和解决,才能实现真正的实践的社会理性意义。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力图通过对黑格尔客观精神学说的吸收来实现关于善的有价值的自我论证,将这种论证恢复为一种正当的对人所存在的世界的理解,这体现在他对效果历史意识的论述中。一方面,效果历史意识吸收黑格尔哲学的社会历史性质,人们对理论的获取体现在参与理论的活动中,在参与理性概念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实现了自我理解和丰富,历史的传承也为人自身的知识在传统中的交替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效果历史意识吸收辩证法的具体普遍性,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是为人类社会某种典范性质作出说明,人们在参与和分享这一理论的过程中享受了共同性,并丰富和发展自己进而实现了自由。同时,解释学的真理本身是一种视界融合,这种视界融合由于前见、偏见的存在而一直在进行中,永远不会完结,伽达默尔由此批判了符合论的真理观,进而以体系的形式在现实世界中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理论绝对真理的实现方式。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解释学的基本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我们自己的世界。在哲学对现实的关注上,伽达默尔反对科技时代技术独断对人的统治,他以对现代社会异化的理解为基础,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加以驳斥,进而批判以物质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的实践观念。事实上,伽达默尔反对技术理性对人类生活的宰制,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抽象的劳动对人的统治,他们都以形成自由的人和人的交往关系为价值旨趣,这正是马克思和伽达默尔可对话的真实基础。本文通过双重对话,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和对异化理论的理解和解答两个方面对比伽达默尔和马克思的实践观。从理论的现实意义上说,或许在科技时代我们更容易接受伽达默尔晚期所提倡的实践智慧,但当我们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尤其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实践观强调从人的主体能动性去理解人的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看全部的问题,包括解释学的一系列问题,在克服抽象的同时,也克服了单纯的表象思维。依照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具体普遍性的理解问题中,马克思指出人不应当只是参与和理解历史,“人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来进行。”[1]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确切的说,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人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之于世界是否定性统一的存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说是对实践的理解,更体现为一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吸收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规律的作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它给予本体即人的社会存在以生命力,以实现全体的自由性为目标赋予哲学以真正的生命力。同时,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虽然也有辩证法意蕴,但是他并没有奠基于人和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关系,而是以理解和参与的方式奠基在人类认识的历史性和局限性上,从这一方面来说,或许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只能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到环节性的推进作用。伽达默尔关于现代社会的异化理论指出人们丧失了对于存在意义与行为选择的自由独立的实践理性判断,而是完全交给了代表科学与技术的专家权威,为我们透视现代技术文明社会的困境提供了一条温和的“对话”“团结”的路径,但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理论性质,由于无视物质生产为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导致它无法解决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更无法以人与社会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为根本路径来真正的解决人的异化的社会问题。从理论的现实意义方面,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为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以吸取的有效经验,也可以理解为对哲学解释学精神的一种延续。通过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反思解释学,我们能够发现伽达默尔解释学真实的意义和局限,从而在面对新问题时理清思路积极回应,在新形势下更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建设和传播。
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对现代西方一种哲学思潮的剖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对现代西方一种哲学思潮的剖析（论文提纲范文）
（1）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概述 |
| 2.1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诞生背景 |
| 2.1.1 生产活动福特主义化倾向 |
| 2.1.2 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交织 |
| 2.1.3 多重社会危机的频繁突显 |
| 2.2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
| 2.2.1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
| 2.2.2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
| 2.3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内容梳理 |
| 2.3.1 异化的基本内涵 |
| 2.3.2 异化的形成机制 |
| 2.3.3 消弭异化的途径 |
| 第3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总轴:人的总体异化 |
| 3.1 自我异化的三重表象 |
| 3.1.1 逃避自由的心理选择 |
| 3.1.2 抽象生产的人格困境 |
| 3.1.3 病态社会的被动接受 |
| 3.2 人与他者交往异化的具体表征 |
| 3.2.1 交往的疏离 |
| 3.2.2 偏执的个体 |
| 3.2.3 他者的掌控 |
| 第4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左翼支点:消费异化 |
| 4.1 消费社会中的异化形态 |
| 4.1.1 非理性的消费机器 |
| 4.1.2 被符号化的商品 |
| 4.1.3 主体的弱化 |
| 4.2 异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 |
| 4.2.1 物体系中的隐匿强权 |
| 4.2.2 意识形态的符号压迫 |
| 4.2.3 虚假的自我认同 |
| 第5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右翼支点:科技异化 |
| 5.1 科技发展的反向之路 |
| 5.1.1 科技异化的基本范畴 |
| 5.1.2 科技异化的生成逻辑 |
| 5.1.3 科技异化的负面效用 |
| 5.2 新科技异化的诞生 |
| 5.2.1 数字技术深入发展与科技异化新形态 |
| 5.2.2 科技新异化推动下社会发展的再加速 |
| 5.2.3 科技革新与隐私保护的冲突加剧 |
| 第6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总体评判 |
| 6.1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有益向度 |
| 6.1.1 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化 |
| 6.1.2 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的补充 |
| 6.1.3 对个人主体价值的深入挖掘 |
| 6.2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内在缺失 |
| 6.2.1 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严重误解 |
| 6.2.2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忽视 |
| 6.2.3 脱离异化道路的乌托邦式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理论成果 |
| 后记 |
（2）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革命 |
| (二)关于中国道路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正确理解马克思革命理论 |
| 一、革命的概念 |
| 二、马克思革命思想 |
| 三、马克思革命思想的类型划分 |
| (一)政治革命 |
| (二)社会革命 |
| (三)哲学(精神)革命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选择民主革命道路的历史语境 |
| 一、近代中国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民主革命道路的选择 |
| (一)关于中国道路选择的论战 |
| (二)工人阶级的壮大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确立 |
| 三、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逻辑和行动逻辑 |
| (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 (二)救亡压倒一切 |
|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正反经验的积累 |
| 一、大革命的洪流中党对革命的初步探索 |
| (一)找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
| (二)大革命的失败 |
| (三)大革命的教训提炼 |
| (四)大革命时期下的党与人民群众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对革命道路的发展 |
| (一)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有机结合 |
| (二)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开创 |
| (三)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 |
| 三、长征对党革命品性的锤炼 |
| (一)党开始形成理论自觉 |
| (二)成熟领导核心的构建 |
| (三)党内政治生活的构建 |
| (四)党群众路线的升华 |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提炼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与构建 |
| (二)党“三大法宝”理论的成熟运用 |
| (三)整风运动 |
|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 |
| 第四章 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发展轨迹 |
| 一、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转化 |
| (一)理清革命与改革的逻辑机理 |
| (二)对革命观念的认知转换 |
| 二、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 |
|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1949-1978) |
| (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2012) |
| 三、新中国前三十年探索为社会革命提供重要条件和正反面经验 |
| 第五章 新时代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 |
| 一、进一步深化革命观的认知 |
| (一)对革命观的精准校正 |
| (二)重申改革开放是伟大的社会革命 |
| (三)以坚决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 |
| 二、社会革命向更深层次推进 |
| (一)经济建设 |
| (二)民主政治建设 |
| (三)文化建设 |
| (四)和谐社会建设 |
| (五)生态文明建设 |
| 三、不断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
| (一)党在新时代开展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
| (二)以从严治党开启更深层次的自我革命 |
| 四、发扬伟大革命精神应对新时代的严峻挑战 |
| (一)新时代下的严峻形势和挑战 |
| (二)发扬伟大革命精神应对风险挑战 |
| 第六章 马克思革命思想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 |
|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
| (二)在真理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
| (三)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 |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坚持从严治党 |
| 三、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 |
| (一)实事求是 |
| (二)问题导向 |
| 四、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 |
|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 |
| (二)顺势而为 |
| (三)与时俱进 |
| 五、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 |
| (一)紧紧依靠人民 |
| (二)以人民为中心 |
| 第七章 把握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展望 |
| 一、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 |
| (一)为人类文明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
| (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 |
| (三)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
| (四)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
| 二、贯彻人民至上是中国道路走向光明未来的价值保障 |
| (一)执政最大底气就是人民 |
| (二)实践中贯彻人民至上 |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
|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共产主义革命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
| (三)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
| 四、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为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一种高效的解决路径 |
| 五、永葆革命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是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战略引擎 |
| (一)发扬革命精神进行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
| (二)永葆革命精神 |
| (三)勇于自我革命 |
| 六、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
| (一)更新革命的基本范畴和内涵 |
| (二)把握社会革命的正确前行方向 |
| (三)重视革命精神的宣讲和代际传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后现代主义文化 |
| 2.1 当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及其特征 |
| 2.1.1 现代性与现代主义 |
| 2.1.2 从现代性、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向 |
| 2.1.3 西方文化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
| 2.2 后现代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积淀 |
| 2.2.1 凯尔纳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
| 2.2.2 伊格尔顿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 |
| 第3章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发展脉络 |
| 3.1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背景 |
| 3.1.1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 |
| 3.1.2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
| 3.2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脉络 |
| 3.2.1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概念的提出 |
| 3.2.2 对阿多尔诺后期理论的解读 |
| 3.2.3 对现代性问题的再思考 |
| 第4章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主要思想 |
| 4.1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分期理论及其理论特质 |
| 4.1.1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分期理论 |
| 4.1.2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定位 |
| 4.1.3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本质阐述 |
| 4.2 詹明信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 |
| 4.2.1 詹明信后现代文化解释学理论 |
| 4.2.2 詹明信后现代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
| 4.3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与其他思想家相关理论的简要比较 |
| 4.3.1 总体性与元叙事:詹明信与利奥塔的差异 |
| 4.3.2 历史与权力话语:詹明信与福柯的分歧 |
| 4.3.3 关于“现代”和“后现代”问题的六种立场 |
| 第5章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总体评价 |
| 5.1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积极意义 |
| 5.1.1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5.1.2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 |
| 5.1.3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思想领域问题的剖析 |
| 5.2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局限 |
| 5.2.1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杂糅性 |
| 5.2.2 解决问题思路中文本与实践的二元脱节 |
| 5.2.3 对大众文化构成的复杂性判断不足 |
| 第6章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与时代启示 |
| 6.1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立场分析 |
| 6.1.1 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文化关联 |
| 6.1.2 詹明信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文化批评 |
| 6.1.3 对第三世界文化发展的启示 |
| 6.2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中国思想领域的影响 |
| 6.2.1 中国学者的后现代主义讨论 |
| 6.2.2 文化研究领域的扩展 |
| 6.2.3 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
| 6.3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
| 6.3.1 城乡空间的去同质意识 |
| 6.3.2 建筑领域的民粹美学追求 |
| 6.3.3 消费文化的商品主导 |
| 6.4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启示 |
| 6.4.1 对中国文化发展现状的新思考 |
| 6.4.2 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清醒认识 |
| 6.4.3 如何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与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研究框架 |
| 注释 |
| 第二章 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理论的理论来源和时代背景 |
| 一、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理论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相关思想是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的理论先导 |
| (二)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是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的理论来源 |
| (三)俄国本土哲学家思想是列宁哲学思想的引导 |
| 二、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理论的时代背景 |
| (一)国际社会历史背景 |
| (二)国内社会历史背景 |
| 注释 |
| 第三章 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理论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
| 一、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
| (一)哲学党性思想的演变 |
| (二)哲学是有党性的 |
| (三)哲学是有阶级性的 |
| (四)哲学党性和哲学阶级性二者关系 |
| 二、哲学党性原则特点及其政治党性辨析 |
| (一)哲学党性原则的特点 |
| (二)哲学党性原则与政治党性原则辨析 |
| 注释 |
| 第四章 对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理论存在的误解以及哲学党性原则的历史作用 |
| 一、对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理论存在的误解 |
| (一)苏联哲学家对哲学党性原则存在的误解 |
| (二)西方哲学家对哲学党性原则存在的误解 |
| (三)国内哲学家对哲学党性原则存在的误解 |
| 二、哲学党性原则的历史作用 |
| 注释 |
| 第五章 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的当代价值 |
| 一、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依然能指导人们的认识和实践 |
| (一)能够避免再犯历史错误 |
| (二)能够重新认识国内外客观情况 |
| (三)能够服务生活中的实际实践 |
| 二、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为应对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
| (一)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
| (二)有助于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思潮 |
| (三)有助于继续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中文着作 |
| 三、中文译着 |
| 四、英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网络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三、参加会议 |
| 致谢 |
（6）人的困境与审美救赎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思想奠基 |
| 2.1 关注“人的存在”的哲学认知 |
| 2.1.1 胡塞尔现象学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
| 2.1.2 存在论直观范畴与“存在”系词 |
| 2.1.3 对具体哲学的追求 |
| 2.1.4 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扬弃 |
| 2.2 劳动的异化,生命的贬损 |
| 2.2.1 从存在主义哲学到具体哲学的转变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析 |
| 2.2.3 异化劳动理论的衍变 |
| 2.3 人性的升华与本能理论 |
| 2.3.1 关于人的生物本能理论 |
| 2.3.2 “额外压抑”产生变革社会的必要性 |
| 2.3.3 “非压抑性升华”社会的理想模式 |
| 2.3.4 美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的提出 |
| 第3章 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人的困境”的批判性认知 |
| 3.1 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
| 3.1.1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 |
| 3.1.2 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兴起 |
| 3.2 经济领域批判 |
| 3.2.1 病态的富裕社会 |
| 3.2.2 劳动关系的异化 |
| 3.2.3 技术理性与技术控制 |
| 3.3 政治领域批判 |
| 3.3.1 没有反对派的政党 |
| 3.3.2 新的控制形式 |
| 3.3.3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
| 3.4 文化领域批判 |
| 3.4.1 意识的操纵 |
| 3.4.2 艺术的失落 |
| 3.4.3 语言的滥用 |
| 第4章 马尔库塞“审美救赎”的路径选择 |
| 4.1 重建感性审美王国 |
| 4.1.1 新感性观的提出 |
| 4.1.2 培育新感性的必然性 |
| 4.1.3 艺术的新感性理论 |
| 4.2 自然的审美解放 |
| 4.2.1 自然解放与个人自由的关系 |
| 4.2.2 自然解放与新感性的关系 |
| 4.2.3 自由、感性引导自然的真正解放 |
| 4.3 艺术革命的审美之路 |
| 4.3.1 艺术的政治实践 |
| 4.3.2 艺术的资本主义秩序 |
| 4.3.3 艺术的颠覆力 |
| 4.3.4 艺术的现实形式 |
| 第5章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的评析与启示 |
| 5.1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论缺失 |
| 5.1.1 对科技异化的误解 |
| 5.1.2 对主观感性的偏重 |
| 5.1.3 对革命主体的迷思 |
| 5.2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意旨与现实意义 |
| 5.2.1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意旨 |
| 5.2.2 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对我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7）唯物史观视域下利奥塔德的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及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 |
| 三、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
| 第一节 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一、社会背景 |
| 二、科学背景 |
| 三、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
| 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 |
| 三、康德的崇高理论 |
| 第三节 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研究的旨趣 |
| 一、《现象学》:利奥塔德的早期思想指南 |
| 二、《话语的、图像的》:对现代话语的实践的批判 |
| 三、《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走向后现代思潮 |
| 第二章 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 |
| 一、“现代”与“后现代” |
| 二、合法化 |
| 三、叙事 |
| 第二节 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理论—后现代知识理论 |
| 一、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 |
| 二、知识分子的价值失落 |
| 三、大叙事危机 |
| 四、知识的合法化途径 |
| 第三节 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质疑内容 |
| 一、对“科学知识”合法化的质疑 |
| 二、对“思辨理性”合法化的质疑 |
| 三、对“人性解放”合法化的质疑 |
| 第三章 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反思 |
| 第一节 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 一、对大叙事总体性的过度否定 |
| 二、对悖谬逻辑功效的过度夸大 |
| 三、对艺术社会功能的过度弱化 |
| 第二节 利奥塔德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为新时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方法和视角 |
| 二、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有益的补充 |
| 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安迪·格林学术简介 |
| 三、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提出 |
| 1.1 公共教育体系的困境 |
| 1.1.1 教育全球化的神话 |
| 1.1.2 教育非理性化的盛行 |
| 1.1.3 教育市场化的滥觞 |
| 1.2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
| 1.2.1 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观 |
| 1.2.2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
| 1.2.3 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 |
| 1.2.4 英国新左派的文化批判与成人教育理论 |
| 1.3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建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逻辑起点:教育的意识形态性 |
| 2.1 教育的本质是意识形态 |
| 2.1.1 教育的社会性与阶级性 |
| 2.1.2 教育的普遍性与虚假性 |
| 2.1.3 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性 |
| 2.2 教育意识形态的驯服性和解放性 |
| 2.3 教育意识形态的内部矛盾 |
| 2.3.1 教育内容中同质性与多样性的矛盾 |
| 2.3.2 教育对象中精英与大众的分裂 |
| 2.3.3 教育主体中个体与国家的博弈 |
| 2.4 当代教育意识形态批判 |
| 2.4.1 教育全球化理念批判 |
| 2.4.2 后现代主义教育观批判 |
| 2.4.3 新自由主义教育观批判 |
| 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主体:国民教育 |
| 3.1 批判国民教育制度的传统起源 |
| 3.1.1 辉格论起源批判 |
| 3.1.2 结构功能主义起源批判 |
| 3.1.3 生产关系起源批判 |
| 3.1.4 韦伯冲突论起源批判 |
| 3.2 揭示国民教育制度与“国家形成”的关系 |
| 3.2.1 “国家形成”是国民教育制度的现实语境 |
| 3.2.2 国民教育制度体现国家干预教育的合法性 |
| 3.2.3 国民教育制度表现“国家形成”的差异性 |
| 3.3 分析国民教育的独特性原因 |
| 3.3.1 政权性质 |
| 3.3.2 社会结构 |
| 3.3.3 文化因素 |
| 3.4 揭示国民教育的历史功能:民族认同 |
| 3.4.1 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 |
| 3.4.2 帝国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民族认同 |
| 3.4.3 战后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 |
| 小结 |
| 第四章 价值目标:社会凝聚 |
| 4.1 追溯社会凝聚的思想来源 |
| 4.1.1 自由主义:自然和谐 |
| 4.1.2 共和主义:分工团结 |
| 4.1.3 浪漫保守主义:文化团结 |
| 4.2 批判社会凝聚的制度类型 |
| 4.2.1 自由体制 |
| 4.2.2 社会市场体制 |
| 4.2.3 社会民主制度 |
| 4.2.4 东亚模式 |
| 4.3 澄清社会凝聚的内涵与维度 |
| 4.3.1 社会凝聚的内涵 |
| 4.3.2 社会凝聚的国家维度:分配平等与社会包容 |
| 4.3.3 社会凝聚的个体维度:相对的自由与政治参与 |
| 4.3.4 社会凝聚的价值维度:合法性共识 |
| 4.4 发挥教育对社会凝聚的建构功能 |
| 4.4.1 消除教育的不平等 |
| 4.4.2 通过教育推进国家认同 |
| 4.4.3 以宽容教育建构多元文化认同 |
| 小结 |
| 第五章 实践旨趣: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
| 5.1 推行公共教育制度 |
| 5.1.1 反对“择校”与市场化,强化政府的教育责任 |
| 5.1.2 反对选拔性的教育制度,施行综合性教育制度 |
| 5.2 发展国家课程 |
| 5.2.1 民族文化的内核 |
| 5.2.2 公民教育课程 |
| 5.3 兴办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
| 5.4 践行终身学习机制 |
| 5.4.1 终身学习的意义 |
| 5.4.2 终身学习的社会模式 |
| 小结 |
| 第六章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评价 |
| 6.1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价值 |
| 6.1.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 |
| 6.1.2 凸显了社会平等与正义的教育使命 |
| 6.1.3 展现了方法论的宏观性与规范性 |
| 6.2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局限 |
| 6.2.1 个体主体性的忽视 |
| 6.2.2 教育批判的不彻底性 |
| 6.3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启示 |
| 6.3.1 重视国家的主导作用 |
| 6.3.2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
| 6.3.3 关注教育的社会功能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安迪·格林主要学术成果 |
| 附录二 安迪·格林关于教育、平等与社会凝聚调查节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提升呼唤教育话语的创生 |
| (二)话语的建构功用应在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中得到深化 |
| (三)过程话语利于教育难题的消解并开创出新的课程世界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一)课程 |
| (二)课程话语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语言意义”的研究 |
| (一)国外“语言意义”研究概况 |
| (二)国内“语言意义”研究概况 |
| 二、关于“话语”的研究 |
| (一)国外“话语”研究概况 |
| (二)国内“话语”研究概况 |
| 三、关于“课程话语”的研究 |
| (一)国外“课程话语”研究概况 |
| (二)国内“课程话语”研究概况 |
| 第三章 话语与课程世界 |
| 一、话语在课程世界中的“面相”及“自觉”之路 |
| (一)话语即行动——话语“沉溺”在课程的语言游戏中 |
| (二)话语即修辞——话语被窄化为一种语法 |
| (三)话语即工具——话语沦为无意义的课程表述结构 |
| (四)话语即话语——话语在课程中的本体地位得以显现 |
| 二、话语之于课程要素的重要性 |
| (一)话语与课程思维 |
| (二)话语与课程理论 |
| (三)话语与课程知识 |
| (四)话语与课程意义 |
| (五)话语与课程权力 |
| (六)话语与课程理解 |
| (七)话语与课程实施 |
| (八)话语与课程研究 |
| 三、话语意义的课程来源 |
| (一)课程主体 |
| (二)课程问题 |
| 第四章 哲学与课程话语――课程话语理论基础考察 |
| 一、哲学之课程话语“先在性”身份 |
| (一)“课程”概念本身是由哲学辨明及丰富的 |
| (二)课程话语的“搭建”需借用哲学“脚手架” |
| 二、哲学之课程话语逻辑衍生“母体”身份 |
| (一)话语逻辑 |
| (二)哲学的言说逻辑 |
| (三)哲学如何影响课程话语逻辑 |
| 三、哲学在课程话语中的谱系——以英美和欧陆哲学为视角 |
| (一)英美哲学对课程话语的“塑形”与“赋义” |
| (二)欧陆哲学对课程话语的“塑形”与“赋义” |
| 四、为什么是过程哲学 |
| (一)过程哲学的应景性——从哲学研究的世情上看 |
| (二)过程哲学体系 |
| 第五章 过程哲学课程话语意在改善的言说问题 |
| 一、意在改进实体哲学层面下课程表述问题 |
| (一)表达逻辑问题:课程表达的主-谓模式(主客) |
| (二)话语定位问题:简单定位谬误,语言的乌托邦 |
| (三)表达程式化问题:囿于结构主义言说方式 |
| 二、意在改进解构性后现代下的课程表述问题 |
| (一)失衡问题:思辨性课程话语体系式微 |
| (二)范式问题:课程话语的范式之争 |
| 第六章 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建构思路 |
| 一、课程概念体系:建构过程哲学式的课程要素话语 |
| (一)课程思维:“主体-超体”逻辑 |
| (二)课程理论:有观点更要有体系 |
| (三)课程知识:广狭义并重 |
| (四)课程意义:要明确意义的语境 |
| (五)课程权力:拓展权力的关系力量 |
| (六)课程理解: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并存 |
| (七)课程实施:自由与纪律相结合 |
| (八)课程研究:基于经验,重视思辨 |
| 二、课程结构体系:运用过程哲学思维优化课程言说 |
| (一)课程目标话语:强调学生认知发展的节奏 |
| (二)课程内容话语:超越镜像知识 |
| (三)课程实施话语:让生成话语焕发课堂活力 |
| (四)课程评价话语: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
| 第七章 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同类比较——一种基于课程理解的考察 |
| 一、“课程话语”与“课程理解”的关系逻辑 |
| (一)“课程话语”来自于“课程理解” |
| (二)“课程话语”造就“课程理解” |
| (三)两者通过意义不断地互相“重塑” |
| 二、“课程理解”概念解读 |
| (一)“课程理解”的哲学原理 |
| (二)“课程理解”的方式机制 |
| (三)“课程理解”的取向 |
| (四)“课程理解”的影响因素 |
| 三、课程话语的比较——以几种主流的视角为例 |
| (一)主智主义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二)经验本位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三)实践范式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四)人本主义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五)现象学派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六)后现代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结语 |
| 一、对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研究总结 |
| 二、对未来中国课程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解释学的实践内涵 ——从马克思实践观看伽达默尔解释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对象、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背景及现状 |
| 1.2.1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发展略述 |
| 1.2.2 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文章结构 |
| 第2章 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任务——理性对人自身的理解 |
| 2.1 实践与语言——人类社会的共同性 |
| 2.1.1 文化和词语:解释学的基础 |
| 2.1.2 博学的散文:修辞学的初衷 |
| 2.1.3 时代与范式:语言的创造性 |
| 2.2 实践与公众——理性的启蒙作用 |
| 2.2.1 对理智性的理解:人类的启蒙运动 |
| 2.2.2 对确定性的寻求:大众的新修辞术 |
| 2.2.3 对合理性的信仰:全新的自我理解 |
| 2.3 实践与“善”——现代社会的理智性 |
| 2.3.1 参与者的理想:实践哲学的提出 |
| 2.3.2 哲学与科学:实践哲学的正当性 |
| 2.3.3 技术合理性:现代社会的价值尺度 |
| 第3章 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理论形态——社会理性的真理观 |
| 3.1 人文主义传统——社会理性真理观的基础 |
| 3.1.1 社会理性:对黑格尔哲学的吸收 |
| 3.1.2 理性化力量:实践作为社会理性的条件 |
| 3.2 效果历史意识——社会理性真理观的存在方式 |
| 3.2.1 问答逻辑:解释学和辩证法的关联 |
| 3.2.2 合法的偏见: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的重合 |
| 3.3 宽容的意义——社会理性真理观的价值追求 |
| 3.3.1 对“善”的追求:解释学与实践哲学 |
| 3.3.2 对宽容的理解:技术合理化视角下 |
| 第4章 以自由为旨趣的实践观——马克思与伽达默尔的对话 |
| 4.1 实践与自由的理论根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 |
| 4.1.1 效果历史与范畴文明:对辩证法和时代的思考 |
| 4.1.2 颠倒的世界:对辩证法具体普遍性的理解 |
| 4.2 实践与自由的现实基础——对现代社会异化的理解 |
| 4.2.1 人的自由与物的枷锁:对现代社会的异化的不同理解 |
| 4.2.2 资本逻辑的桎梏:现代社会异化的根源 |
| 4.3 实践与自由的实现路径——对“合理化”的思考 |
| 4.3.1 唯物史观对“合理化”的思考: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提出 |
| 4.3.2 唯物史观对社会理性的理解:思辨逻辑的认识论 |
| 第5章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 |
| 5.1 时代文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语言转向的理解 |
| 5.1.1 语言转向与时代精神的表征 |
| 5.1.2 语言转向与时代文明的辩证形态 |
| 5.1.3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语言转向积极成果的汲取 |
| 5.2 公众意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方案的推进 |
| 5.2.1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
| 5.2.2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征 |
| 5.2.3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思考中国方案面临的时代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对现代西方一种哲学思潮的剖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D]. 国吉. 吉林大学, 2021(01)
- [2]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D]. 熊务丰.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潘雁. 吉林大学, 2021(01)
- [4]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与当代价值[D]. 肖瑶.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6]人的困境与审美救赎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D]. 康喜彬. 吉林大学, 2020(03)
- [7]唯物史观视域下利奥塔德的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想研究[D]. 唐雪.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 2020(12)
- [8]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D]. 王霞. 山西大学, 2020(12)
- [9]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D]. 李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10]解释学的实践内涵 ——从马克思实践观看伽达默尔解释学[D]. 郭夏.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