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护金融债权的几点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温健纯[1]（2021）在《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间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推进,跨境资本流动已经逐渐成为促进国际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力量。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使得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国配置,这在极大促进全球经济融合与大发展的同时,也诱发了许多新的问题与风险。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金融开放进程中,跨境资本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这既为原本资金匮乏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大量丰富的外部资本,进而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它们累积了大量的风险隐患。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可以看到在这些危机的身后,均有着跨境资本流动的推波助澜。与此同时,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实体经济面临衰退的威胁,世界各国政府为平滑经济波动而采取了频繁调整经济政策的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经济政策频繁变动成为左右经济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从全球经济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后疫情时代由于各国在疫情期间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全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跨境资本流动的特征与影响也呈现出巨大的变化。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始终将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平衡置于首要位置,如何能够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开放的有利因素促进我国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一直都是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在这其中,如何准确分析和估计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从而趋利避害,是在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维护好我国金融安全亟需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三个主要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第一,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杠杆和虚拟经济稳定等经济效应有何影响?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有何影响?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如何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不利影响?厘清这些关系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意义重大且迫切需要研究的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和其他国家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及制定科学合理的资本项目开放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将通过八章内容开展研究。论文安排如下:第1章为导论。本章首先从国际跨境资本流动发展及其经济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新常态”的背景出发,提出探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研究意义,然后对跨境资本流动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概念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最后,说明本文的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相关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测度与应用,跨境资本流动的类别划分和度量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等相关文献进行评述、总结和归纳,从而对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评述,寻找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金融市场、政策有效性及国际溢出效应等方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本文从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杠杆和虚拟经济稳定等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已有文献存在不足方面主要有三:（1）关于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相关研究,将全球经济政策环境变化作为背景考虑因素的已有文献较少,更是缺乏基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相关研究;（2）对于跨境资本流动没有统一的测度方法;（3）对于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研究,尤其对基于资本流动规模、流向和波动的研究较为缺乏。第3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厘清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分析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及其经济效应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理论支撑。第4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本章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关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统计测度,对经济政策不确定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进行研究,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情况,包括指标构建和具体使用;聚焦跨境资本流动的基本特征,包括具体项目下的流动特点,以期为政策启示的提出提供现实依据。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在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中,重点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构成及其表现,其中包括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单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2）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中,本章采用了IMF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作为分析基础,并将表内资本流动项目的流出和流入情况进行了分析;（3）本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经由全球EPU指数的分段表现可以认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过程中,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内也呈现出增强的特征。第5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7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跨境资本净流出规模的加大,会对国家的经济产生抑制效应,跨境资本净流出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较低的国家、低金融机构效率国家、高外债资本存量国家以及高银行不良贷款率国家中,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更为显着;（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的情况下,跨境资本净流出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大,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大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而在低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国家、高宏观金融风险国家以及高金融机构发展指数国家中,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跨境资本净流出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大。第6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杠杆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7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净流出规模增加会对本国宏观杠杆产生负向影响,而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提高会对本国杠杆产生正向影响;（2）分部门来看,跨境资本净流出规模增加会显着降低政府部门杠杆率,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上升会对私营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产生显着正向影响;（3）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杠杆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时期,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部门杠杆率、企业部门杠杆率、家庭和企业部门杠杆率、私营部门杠杆率的提升。第7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虚拟经济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97-2017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跨境资本流动确实会对虚拟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2）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于虚拟经济稳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3）虽然总体上看,跨境资本流动会对虚拟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但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也可以表现出其有利于虚拟经济稳定的一面。第8章为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归纳总结全文主要研究结论,并基于这些研究结论为我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建议。具体措施包括:有序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合理利用跨境资本维持适度宏观经济杠杆率;加强跨国公司融资风险管理;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与风险防范;提高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能力。
王佳睿[2]（2021）在《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互联网时代,产品众筹作为一种新型融资形式在众筹中占有重要地位。产品众筹是支持人通过众筹平台将闲置资金融出给项目发起人,以帮助其完成项目的研发、生产等活动,待众筹成功后支持人将免费或者以较低价格优先获得产品或服务的一种融资活动。在产品众筹中,平台所展示发起人项目信息是支持人判断是否融资的重要依据,对信息披露进行有效法律监管直接关系到产品众筹能否在法治轨道内健康发展。因此,建立健全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成为我国规范产品众筹这一新兴融资活动的当务之急。产品众筹信息披露是发起人依照规定通过众筹平台将项目信息真实地、完整地、及时地、准确地向支持人披露的过程。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是监管主体对产品众筹信息披露活动建立规则体系,并对产品众筹信息披露进行控制和干预的活动。与其他融资活动信息披露监管相比,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具有三个特点:监管主体多元化,即众筹平台的形式审查无法解决产品众筹的纠纷,还需要其他监管力量的介入;监管对象多样化,即对支持人投资行为的监管和发起人融资行为的监管;监管内容独特性,即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涵盖初次信息披露和持续信息披露全过程。通过对我国多彩投、开始吧、京东众筹、淘宝众筹和小米众筹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众筹平台协议进行样板实证分析,特别是对平台协议中信息披露的内容深入探究,发现目前我国产品众筹处在监管混乱和弱化状态。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则存在着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内容不统一、监管救济途径缺失等诸多问题,这严重制约着产品众筹顺利发展。在完善我国产品众筹监管法律制度上,博弈理论、成本收益理论、监管合作理论可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在宏观上,明确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理念、原则与目标,是健全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基本前提。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的理念主要有政府干预理念、社会利益理念和包容性监管理念。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依循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双审查相结合原则和支持人适度保护原则。在遵循产品众筹市场健康发展和监管工作有效进行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产品众筹市场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目标定位在规范产品众筹市场、提高支持人融资意识。在微观上,完善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主要环节,是健全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刚性需求。首先,明晰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主体。根据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实际需求,其监管主体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众筹平台和互联网金融协会。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的多元监管主体应该协调监管,通过明确监管范围、协调监管,可以有效预防监管空白和监管重叠。其次,明确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内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管内容有:对发起人融资行为、支持人投资行为和众筹平台服务行为进行有效监管。众筹平台监管内容有:比较分析不同众筹平台协议,总结出我国统一的众筹平台协议框架,进而明确产品众筹参与方的资质、强制信息披露与自愿信息披露并举、项目初次信息披露与项目持续信息披露相结合等内容。互联网金融协会监管内容有:互联网金融协会承担信息披露形式审查工作,应确定具体审查流程与内容。最后,健全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法律救济。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纠纷主要存在于发起人、支持人、众筹平台之间。应采取代表人诉讼以保护支持人权利,运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和众筹平台尽职调查责任的方式维护发起人或支持人的权益,通过众筹平台准入、退出等制度确定平台责任范围。总之,在产品众筹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传统的产品众筹监管思路、手段和制度严重滞后于产品众筹的迅速发展。通过反思我国现行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现状及问题,针对我国在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存在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之策:在宏观上明确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理念、原则、目标,在微观上健全安全、科学、系统的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目前,我国产品众筹之实践,不论融资数额或影响力,均处于世界前列。健全的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将有助于我国产品众筹规范、有序、健康发展。随着未来对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研究的深入,将会形成更加成熟的产品众筹市场和完善的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
那颂[3]（2021）在《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影响因素及破解机制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调查数据》文中研究表明“十四五”时期碳达峰绝对指标和碳中和远景规划下,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绿色生活、生产,实现全社会绿色发展,正在引发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中国的林业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巨变。林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目前在农村金融市场,林农信贷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林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困扰着政府有关部门,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而与林业金融支持密切相关的外部环境也存在“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尽管政府一直不懈努力,但问题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林权抵押贷款作为我国目前农村市场林农信贷担保最主要的贷款类型,虽盘活了森林资源,也为林业发展提供融通资金,但发展后劲不足。农村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开展林权抵押贷款积极性不高,大多数林农由于达不到银行设置的担保条件要求,林农贷款普遍面临“担保困境”,并因此导致农村地区林农经常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如果农村信贷市场林业金融支持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这不仅不利于林农增收、林业发展、扩大林业再生产,也不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是围绕如何破解林农贷款担保困境来开展研究,探索构建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破解机制来缓解农村市场林农融资难题,促进解决农村地区信贷资金供求失衡问题。本文的研究拓宽了担保理论在林业金融领域的应用范围,丰富了林业信贷担保理论体系,也为集体林权改革实践中关于探索林业金融支持有效路径提供理论研究参考资料,对黑龙江省林区等国有林为主区域的集体林业发展和解决林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遵循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制度框架设计的应用经济学研究的一般过程。以信贷担保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梳理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借鉴担保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最新研究成果,以构建符合当前实际并能促进解决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破解机制为研究目标,提出本文研究的逻辑思想。首先,通过数理演绎解释担保条件对林农贷款供求的影响,在多方博弈视角下研究林农、银行、担保机构三方经济主体间信任再造策略。然后,基于黑龙江省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多维度、多层次深入分析,识别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对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找出影响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显着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对林农产出的影响效应,从福利经济学角度研究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对林农生活福利水平的影响。其次,在前面几章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构建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破解机制框架体系,并对机制运行保障模式做出设计。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破解机制有效运行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担保制度的设计本应成为林农贷款需求与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重要纽带,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制约,金融机构为了降低信贷风险而设置的严苛担保条件已成为阻碍林农融资的重要因素,这是制度的缺陷,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林农贷款担保破解机制,会使得林农、银行、担保各方主体的个体福利水平提高,同时有效的机制设计,也会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高,即存在显着的帕累托改进。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鼓励担保机构积极参与并合理分担信贷风险是银行、林农、担保机构各方合作信任再造的关键,最终实现多方主体互利共赢。另外,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效补充了正规金融的缺位,非正规金融的存在也能促使正规金融转变经营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加强积极引导,给予准确定位,通过制度完善,将其有效纳入监管之下,有利于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水平,改善农村林农家庭的生活福利。
刘琨[4]（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李黎明[5]（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研究表明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余雪扬[6]（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宋健[7]（2021）在《地方政府在防控区域金融风险中对策研究 ——以X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血液和动力,金融稳定和安全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大事。在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就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要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中央又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新时期“三大攻坚战”之一,要求从中央到地方要不断健全强化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防控金融风险的发生。明确各地方政府是防范和处置地方金融风险的第一责任人,要求地方政府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本文选取山东省内比较典型的X市为例进行研究,分析X市风险爆发的背景和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危害,按照风险爆发初期和后期分别介绍当地政府、银行、企业三方所采取的各种化解风险的措施,并对这些措施进行分析研究,总结措施中的有效措施和不错,进而提出地方政府在防控区域金融风险方面的三个建议:一是加快金融立法步伐,理顺防控区域金融风险的职责。二是建立多方联动的防控区域金融风险,重拳严打逃废银行债务行为,要对风险企业实行差异化的帮扶或处置,多渠道化解处置银行不良贷款。三是要提高地方政府防控区域金融风险的能力,在发展中防控区域金融风险,建立地方政府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培养专业的金融人才。本文通过分析研究政府职能以及协同治理理论,结合X市在化解区域金融风险过程中的创新做法和措施,定义地方政府在化解区域金融风险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职能,提出有效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的措施,减少区域金融风险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冲击和损失,为省内其他地市乃至全国有效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和依据。本文的创新点是改变了原先对金融风险仅限于单个细分行业的研究,将区域金融风险防控和地方政府职能研究相结合,并利用协同治理理论去研究分析了政府在协调风险防控各有关参与方、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发挥的作用。同时,创新提出了通过组建基金批量集中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化解企业担保圈等创新对策,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许鹏[8]（2021）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研究 ——国际经验借鉴》文中认为债券信用评级是对某一发行人所面临的信用风险总体程度或某一特定债券按期还本付息的可靠程度进行评估,并按一定标准分类标示高低等级的经济活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随着地方债券发行应运而生,为市场相关方评估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和信用风险状况提供信息服务,并成为推动地方债券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的研究多集中于债券运行机制或发行定价等方面,少有基于国际经验,从信用评级层面展开讨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尚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文的研究价值。本文认为,首先,信用评级是地方债券发行的必备要件,是对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和总体信誉度的综合评估,贯穿于债券注册、发行及存续期间的各个环节,对债券定价、市场交易、风险管理等方面起到制度保障作用。其次,当前中国地方债务存在管理不规范、过度举债以及隐性负债风险聚集等问题。信用评级可以详细、全面地揭示地方财政收支和债务管理状况,对发挥市场化约束机制,规范地方举债行为,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均有重要推动作用。第三,国外成熟市场的地方债券信用评级发展时间较长,在评级方法、配套制度和监管环境等方面上积累了大量先进做法,中国可以取长避短,充分借鉴有益的国际经验,推动自身地方债券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第四,未来随着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分化,地方债券信用利差势必进一步走阔,从而放大市场投资人面临的信用风险。信用评级是对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最直观、专业的综合评价,可以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影响,减少信息获取成本,为投资人提供决策依据。第五,加强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关系到本土评级机构发展和评级行业质量整体提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评级领域的权威性和话语权,抵制国际评级霸权主义,维护中国政府和企业的信用安全和经济利益。本文指出,地方政府债券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上发展最快的品种之一,其既是一种创新型财政政策工具,又是规范地方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重要抓手。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过程中存在信用评级失效,市场定价失真,信息披露不足,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等问题。本文从发挥债券信用评级作用、改进债券监管制度、建立债券保险制度和设立地方债务数据库和风险预警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初登历史舞台之时,国外市场发展已相对成熟,如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开展市政债券评级业务已近百年历史,评级体系完备,评级框架、方法和理念成为国际公认标准,评级质量在充分的历史数据中得到验证;日本本土评级机构在行业政策扶持下发展迅速,在与国际评级公司的市场竞争不落下风,占据国内地方债券评级业务的半壁江山;澳大利亚州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国际化和市场化水平高,为本国债券市场吸引到大量外国资本;印度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在市政债券评级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尝试。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充分论述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信用评级在运行机制、制度设计、监管政策和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各自特点和发展经验,对其中优缺点加以深入分析,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四方面借鉴之处,一是充分认识地方债券和信用评级的重要作用;二是优化国内信用评级制度环境;三是培育本土评级机构,抵制国际评级机构的垄断行为;四是推动信用评级国际化进程。在实践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方面,本文阐述了国际评级机构关于市政债券信用评级的模式、流程和应用,并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评级指标选取和结构设计方面做出针对性安排,构建了多层次的地方债券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并以2015至2018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相关样本数据为基础,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各层级评级指标的权重,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可以说,本文开展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独立性更强,评级结果的区分度和准确度更高,评级信息更加公开与透明。最后,对改进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提出政策建议,包括打破市场对中央财政隐性担保的预期;着力解决隐性债务问题;改进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制度;建立“政府+市场”的双信用评级制度;削弱监管制度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建立跨市场的评级监管协调机制;增强市场评级机构独立性;扩大评级市场对外开放,增强中国信用评级话语权等方面。总体上,本文从历史脉络出发,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运行和信用评级的演化历程和发展趋势,方法应用和制度安排进行全面总结梳理,论述了其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从国际视角出发,对国内外地方债券特征和信用评级机制加以多方位对比分析,总结其中的优缺点,并汲取有益经验,提出对中国的借鉴之处;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出发,创新性地设计并运用更贴近中国国情且更具有效性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可以说,本文对进一步完善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发挥信用评级在规范地方债务管理,提升债券市场化水平,增强市场各方信息获取能力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
刘晓宇[9]（2021）在《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全球化增加了外部冲击在国际间溢出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来自于跨境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相互关联有关。另外,宏观审慎政策本身产生的跨境溢出效应和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了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有助于接受国免受全球金融冲击,并减轻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境金融风险传染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呼吁各国当局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然而,目前对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协调是否存在收益还未达成共识,现有的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实践也较少。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和进一步深化对外金融开放,中国的金融稳定容易受到国外金融冲击的影响,同时国内的金融冲击也会跨境溢出到国外。那么,宏观审慎政策自身的溢出效应和跨境金融溢出效应是否会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从而增加中国与国外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相关问题,不仅能够丰富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理论、拓宽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集中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同时能对我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框架和维护国内金融稳定提供有益的借鉴。鉴此,本文从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视角,对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与协调收益展开研究,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来源于哪些方面?第二,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具体收益有多大、中国如何参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论文立足中国国情,考虑全面开放后的中国与外界的金融联系渠道与方式,从宏观审慎政策的当地溢出效应、国际溢出效应和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然后通过数值模拟详细计算各种情况下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大小、并据此提出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具体方案。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创新点。第二章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跨境金融溢出效应、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收益四个方面梳理相关文献,通过对文献的评述引出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即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一是分析中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跨境信贷产生的当地溢出效应,考察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于减轻当地溢出效应负面影响的效果。构建局部均衡模型推导分析当地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并结合跨境信贷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实际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当地溢出效应。理论和实证结果共同表明中国实施紧缩性的宏观审慎政策会加剧流入中国的跨境信贷波动,且来源于发达国家和中国金融密切联系国的跨境信贷波动更大,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此时,中国与国外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有助于减轻当地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二是分析国外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跨境信贷产生的国际溢出效应、以及国际溢出效应对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考察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于减轻国际溢出效应负面影响的效果。首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国外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具体特征。然后从中国对外金融联系和贸易联系两个角度,实证检验国外宏观审慎政策对中国信贷和房价的溢出效应,并分析这种溢出效应对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削弱作用。结果表明,国外（特别是金融密切联系国）的紧缩性宏观审慎政策会加剧流入中国的跨境信贷波动、对中国房价和信贷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从而削弱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此时,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可以减轻国际溢出效应对中国金融稳定和国内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负面影响。三是实证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于减轻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影响。首先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网络拓扑方法,构建中国与密切联系经济体之间的“有向有权”金融网络关联图,测度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强度大小。然后基于测度结果实证检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能否减轻金融风险跨境传染。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国外协调宏观审慎政策的确有助于减轻两国之间的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从而证实了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第六章在证实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的基础上,构建两国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具体计算中国与国外进行政策协调的收益大小、分析影响协调收益的因素,然后据此提出中国参与政策协调的具体方案。数值模拟主要分为宏观审慎政策跨境溢出以及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况下,两国面临反向需求冲击时无政策协调必要。但是在两国强劲而同步繁荣的背景下,两国的政策协调机制可以减轻溢出国宏观审慎政策跨境溢出产生的负外部性,使得两国获得总的金融稳定净收益,并且协调收益随着中国政策操作空间的减小和跨境金融溢出程度的增大而增大。第二种情况下,两国金融风险相近时进行政策协调,不仅可以控制全球投资及信贷过度、有利于各国金融稳定,还可以提高两国的投资收益和居民总福利,并且协调收益随着全球金融风险的升高和国际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提高而增大。但是金融风险低的国家与金融风险较高的国家进行政策协调会产生较大政策损失,影响国内的金融稳定。基于各种情况下协调收益的计算结果,提出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方案,明确具体的协调时机、协调对象和协调方式。本文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问题,连贯地按照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协调的收益大小和协调的具体方案展开分析,为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另外,本文证实国外宏观审慎政策本身会成为冲击源头产生跨境溢出效应,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削弱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从而为中国增强对国外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情况的监测、防范国外政策变化影响中国金融稳定提供一定的启示。最后,研究表明可以将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部分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部分纳入到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框架中,从而对中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的监管框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武茗[10]（2021）在《PPP明股实债融资的信用风险度量及CDS定价研究》文中提出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又称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相关领域的快速发展,PPP模式凭借着能够整合政府公共部门和社会公众等多方资源的特点,已经成为该领域重要的融资和合作方式。然而,正是由于PPP模式相对复杂的结构特点,PPP的项目融资问题是阻碍该模式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阻点。从PPP项目融资的资金来源分析,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资金通常是主要部分,但是一方面监管政策有明确的约束,另一方面受到自身风险偏好及经营能力所限,其参与PPP项目融资主要是以明股实债的方式实现。所以,对PPP项目明股实债融资的信用风险度量,并以此为基础对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相关研究就成为PPP项目融资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虽然国内外学者对PPP项目融资各种方式的特征、主要融资结构、风险因素、风险分担机制等方面进行大量的研究,同时对信用风险度量方法、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DS的定价方法等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都形成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对于国内基于PPP项目的明股实债信用风险度量的有效可行方法研究还很少,尤其是以此为基础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DS的定价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将在这一领域展开分析研究。本文对基于PPP项目明股实债融资的信用风险度量和CDS定价分析进行研究。首先就PPP项目常见的融资方式、项目中风险与相应的分担机制、项目中企业与政府债务的边界、PPP项目明股实债的交易结构等进行初步的研究,建立本文研究对象的逻辑框架。其次,在传统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企业主体评级的指标体系,考虑企业发生违约的若干极端情况下的模型表现,引入了带盒约束的logistic方法对企业主体的违约概率进行更加准确的刻画。最后,通过一般交易结构增信下的PPP明股实债的违约风险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和刻画,并以此构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DS,尝试对各种主要定价方法进行研究,指出以各信用评级的中债收益率曲线结合Jarrow-Turnbull二叉树违约概率模型为基础的定价方法,对于我国当下信用衍生品市场初期发展阶段来说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并以此方法为基础给出相应的实证模拟研究。为我国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参与PPP项目融资并以CDS等信用衍生品来缓释信用风险提供相应的参考。
二、维护金融债权的几点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维护金融债权的几点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2 跨境资本流动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 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 |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 |
| 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现状分析 |
| 4.2 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 |
| 4.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杠杆的影响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虚拟经济稳定的影响 |
| 7.1 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产品众筹的研究 |
| 1.2.2 关于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的研究 |
| 1.2.3 关于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研究 |
| 1.2.4 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实证分析法 |
| 1.3.2 规范分析法 |
| 1.3.3 法经济学研究法 |
| 1.3.4 比较研究法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基本理论 |
| 2.1 产品众筹的内涵 |
| 2.1.1 产品众筹的界定 |
| 2.1.2 产品众筹的属性 |
| 2.1.3 产品众筹的法律关系 |
| 2.2 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厘定 |
| 2.2.1 信息与信息披露的含义 |
| 2.2.2 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的界定 |
| 2.2.3 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内涵 |
| 2.3 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特殊性辨析 |
| 2.3.1 监管主体的特殊性 |
| 2.3.2 监管对象的特殊性 |
| 2.3.3 监管内容的特殊性 |
| 2.4 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理论依据 |
| 2.4.1 博弈理论 |
| 2.4.2 成本收益理论 |
| 2.4.3 监管合作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存在的法律问题 |
| 3.1 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现状 |
| 3.1.1 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的典型样本分析 |
| 3.1.2 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现状梳理 |
| 3.2 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问题的分析 |
| 3.2.1 监管主体不明确 |
| 3.2.2 监管内容不统一 |
| 3.2.3 监管救济途径缺失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理念、原则与目标 |
| 4.1 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理念 |
| 4.1.1 政府干预理念 |
| 4.1.2 社会利益理念 |
| 4.1.3 包容性监管理念 |
| 4.2 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基本原则 |
| 4.2.1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
| 4.2.2 双审查相结合原则 |
| 4.2.3 支持人适度保护原则 |
| 4.3 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目标 |
| 4.3.1 规范产品众筹市场 |
| 4.3.2 提高支持人融资意识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
| 5.1 明晰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主体 |
| 5.1.1 监管部门的监管 |
| 5.1.2 众筹平台的监管 |
| 5.1.3 行业协会的监管 |
| 5.1.4 多元监管主体的协调监管 |
| 5.2 明确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内容 |
| 5.2.1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内容 |
| 5.2.2 众筹平台的监管内容 |
| 5.2.3 互联网金融协会的监管内容 |
| 5.3 完善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法律救济 |
| 5.3.1 支持人权利的保护措施 |
| 5.3.2 发起人权利的保护措施 |
| 5.3.3 产品众筹平台承担的责任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影响因素及破解机制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2 林农贷款担保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林农 |
| 2.1.2 林农贷款担保 |
| 2.1.3 信贷约束 |
| 2.1.4 担保困境 |
| 2.1.5 破解机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信贷担保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机制设计理论 |
| 2.2.4 社会资本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林农贷款供求及担保功效分析 |
| 3.1 林农信贷需求 |
| 3.1.1 林农信贷需求特征 |
| 3.1.2 林农经济行为分析 |
| 3.2 银行贷款供给 |
| 3.2.1 银行贷款供给现状 |
| 3.2.2 银行发放林农贷款存在的风险 |
| 3.2.3 林农贷款风险特征 |
| 3.2.4 林农贷款风险传导路径 |
| 3.3 担保机构担保功效 |
| 3.3.1 担保类型 |
| 3.3.2 担保特征 |
| 3.3.3 担保的功效分析 |
| 3.4 林农、银行和担保机构三方主体信任再造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
| 3.4.1 基本假设 |
| 3.4.2 模型构建 |
| 3.4.3 动态博弈过程分析 |
| 3.4.4 演化策略稳定性分析 |
| 3.4.5 博弈分析结论 |
| 3.5 本章小结 |
| 4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调查分析与担保困境识别 |
| 4.1 调查区域选取 |
| 4.1.1 样本主要分布区域 |
| 4.1.2 调查主体 |
| 4.1.3 调查时间 |
| 4.1.4 调查内容 |
| 4.1.5 调查方法 |
| 4.2 问卷检验 |
| 4.2.1 区分度分析 |
| 4.2.2 信度检验 |
| 4.2.3 效度检验 |
| 4.3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调查分析 |
| 4.3.1 林农样本特征描述性分析 |
| 4.3.2 银行样本特征描述性分析 |
| 4.3.3 担保机构样本特征描述性分析 |
| 4.3.4 调查分析结果 |
| 4.4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识别和界定 |
| 4.4.1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识别 |
| 4.4.2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界定 |
| 4.5 本章小结 |
| 5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影响因素研究假设 |
| 5.1.1 林农自身情况 |
| 5.1.2 林农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情况 |
| 5.1.3 林农所在地金融机构服务情况 |
| 5.1.4 林农所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
| 5.2 模型构建 |
| 5.2.1 研究方法及模型设定 |
| 5.2.2 影响因素的选择与描述 |
| 5.3 相关性检验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影响因素通过假设检验原因分析 |
| 5.4.2 影响因素未通过假设检验原因分析 |
| 5.5 建议 |
| 5.5.1 运用政策性担保体系解决林农贷款担保难题 |
| 5.5.2 扩大森林保险覆盖面 |
| 5.5.3 完善林权流转配套服务体系 |
| 5.6 本章小结 |
| 6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对林农福利水平的影响分析 |
| 6.1 贷款担保困境对林农产出的影响效应 |
| 6.1.1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强度的界定 |
| 6.1.2 研究假设 |
| 6.1.3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6.1.4 模型检验 |
| 6.1.5 实证结果分析 |
| 6.1.6 结论 |
| 6.2 担保困境对林农生活福利的影响 |
| 6.2.1 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结论与建议 |
| 6.3 本章小结 |
| 7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破解机制框架体系 |
| 7.1 构建依据 |
| 7.2 构建原则 |
| 7.3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破解机制 |
| 7.3.1 担保品扩展替代机制 |
| 7.3.2 金融机构信贷改进机制 |
| 7.3.3 担保人扩展机制 |
| 7.3.4 风险分担机制 |
| 7.3.5 信用环境促进机制 |
| 7.3.6 政府扶持机制 |
| 7.3.7 林权流转配套服务机制 |
| 7.4 林农信贷担保运行模式 |
| 7.4.1 政策性运行模式 |
| 7.4.2 市场化运行模式 |
| 7.4.3 商业化运行模式 |
| 7.4.4 互助合作型运行模式 |
| 7.5 本章小结 |
| 8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破解机制运行保障政策建议 |
| 8.1 长期稳定林地承包政策,依法保护权益不受侵犯 |
| 8.2 规范商品林流转秩序,加快流转市场建设 |
| 8.3 完善林权配套改革服务体系,加快社会中介机构建设 |
| 8.4 金融机构强化金融服务意识,积极创新林业金融信贷产品 |
| 8.5 金融监管部门适度建立激励机制,营造金融支持良好环境 |
| 8.6 建立多元化人才支撑体系,加快建设现代营销体系 |
| 8.7 试点先行,成熟推广 |
| 8.8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4）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内容框架 |
| 三、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地方政府在防控区域金融风险中对策研究 ——以X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四)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五) 选题的创新 |
| 一、区域金融风险概述及理论基础 |
| (一) 区域金融风险概述 |
| 1. 区域金融风险的概念 |
| 2. 区域金融风险的成因 |
| 3. 区域金融风险的危害 |
| (二) 理论基础 |
| 协同治理理论 |
| 二、区域金融风险防控中的地方政府作用概述 |
| (一) 区域金融风险的防控主体 |
| 1. 地方政府 |
| 2. 金融监管部门 |
| 3. 金融机构 |
| 4. 风险企业或破产管理人 |
| (二) 地方政府在防控化解区域金融中的协同作用 |
| 1. 协调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监管部门形成合力 |
| 2. 协调金融机构和风险企业达成利益平衡点 |
| 3. 协调化解风险和实现发展实现有机统一 |
| (三) 政府在防控区域金融风险存在的问题 |
| 1. 区域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混乱没有形成合力 |
| 2. 地方政府本身协调有关各方的能力较弱 |
| 3. 地方政府防控金融风险的法规不健全 |
| 三、X市政府防控区域金融风险案例分析 |
| (一) X市政府防控区域金融风险案例 |
| (二) X市政府防控区域金融风险案例分析 |
| 1. X市区域金融风险爆发的原因 |
| 2. X市区域金融风险爆发的危害 |
| 3. X市区域金融风险爆发初期地方政府采取的措施 |
| 4. X市政府在防控区域金融风险中的不足 |
| 5. X市区域金融风险爆发后期地方政府采取的措施 |
| 6. X市政府在防控区域金融风险后期采取的创新性措施介绍 |
| 四、完善地方政府防控区域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 |
| (一) 加快金融立法步伐,理顺防控区域金融风险的职责 |
| 1. 明确中央和地方化解风险的职责定位 |
| 2. 形成中央监管和地方政府化解风险的工作合力 |
| (二) 建立多方联动的防控区域金融风险体系 |
| 1. 建立“政银企”合作化解风险的联动机制 |
| 2. 重拳严打逃废银行债务行为 |
| 3. 充分考虑风险化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 4. 多渠道化解处置银行不良贷款 |
| (三) 提高地方政府防控区域金融风险的能力 |
| 1. 在发展中防控区域金融风险 |
| 2. 建立地方政府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
| 3. 地方政府要培养专业的金融人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研究 ——国际经验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析 |
| 1.2.1 地方政府债券融资 |
| 1.2.2 地方政府偿债能力 |
| 1.2.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1.2.4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 |
| 1.2.5 信用评级模型构建 |
| 1.2.6 国际信用评级的垄断与霸权 |
| 1.2.7 对相关研究的评析 |
| 1.3 研究方法、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地方政府债券涵义与相关理论 |
| 2.1 涵义界定与辨析 |
| 2.1.1 地方政府债务 |
| 2.1.2 地方政府债券 |
| 2.1.3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 |
| 2.1.4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 |
| 2.2 相关理论及评述 |
| 2.2.1 财政分权理论 |
| 2.2.2 发行债券风险理论 |
| 2.2.3 政府债务风险理论 |
| 2.2.4 信用风险理论 |
| 2.2.5 信用评级理论 |
| 2.2.6 相关理论评述 |
| 第3章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历程分析 |
| 3.1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和成因 |
| 3.1.1 地方债务现状 |
| 3.1.2 地方债务演化进程和成因分析 |
| 3.2 地方政府债券发展历程及发行情况 |
| 3.2.1 地方政府债券发展历程 |
| 3.2.2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
| 3.3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总结 |
| 3.3.1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
| 3.3.2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4章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发展演进过程 |
| 4.1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模式 |
| 4.1.1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基本原则 |
| 4.1.2 两种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模式对比分析 |
| 4.1.3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必要性 |
| 4.2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流程与现状 |
| 4.2.1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流程 |
| 4.2.2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发展历程 |
| 4.2.3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现状 |
| 4.3 当前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市场吻合度分析 |
| 4.3.1 地方债务的软预算约束导致评级结果同质化 |
| 4.3.2 评级信息披露不充分使评级缺乏可信度 |
| 4.3.3 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制约了评级业务发展 |
| 4.3.4 评级行业监管机制尚未健全 |
| 第5章 地方政府债券运行及信用评级的国际经验 |
| 5.1 美国市政债券运行经验 |
| 5.1.1 市政债券特征 |
| 5.1.2 市政债券监管制度 |
| 5.1.3 市政债券信用评级 |
| 5.1.4 信用评级优缺点分析 |
| 5.2 日本地方政府债券运行经验 |
| 5.2.1 债券特征 |
| 5.2.2 债券监管制度 |
| 5.2.3 债券信用评级 |
| 5.2.4 信用评级优缺点分析 |
| 5.3 澳大利亚州政府债券运行经验 |
| 5.3.1 债券特征 |
| 5.3.2 债券监管制度 |
| 5.3.3 债券信用评级 |
| 5.3.4 信用评级优缺点分析 |
| 5.4 印度市政债券运行经验 |
| 5.4.1 市政债券特征 |
| 5.4.2 信用评级优缺点分析 |
| 5.5 国际评级机构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分析 |
| 5.5.1 标准普尔公司评级方法 |
| 5.5.2 穆迪公司评级方法 |
| 5.6 国际经验总结和借鉴 |
| 5.6.1 充分认识地方债券和信用评级的重要作用 |
| 5.6.2 优化国内信用评级制度环境 |
| 5.6.3 培育本土评级机构,抵制国际评级机构的垄断行为 |
| 5.6.4 推动信用评级国际化进程 |
| 第6章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设计与应用 |
| 6.1 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基本原则和评估步骤 |
| 6.1.2 评级指标选取与样本描述 |
| 6.1.3 评级指标权重确认 |
| 6.2 评级指标得分和评级结果测算 |
| 6.2.1 评级指标得分处理过程 |
| 6.2.2 评级结果分布状况 |
| 6.3 信用评级结果的区域性分析 |
| 6.4 本章信用评级方法评价 |
| 6.4.1 本章信用评级方法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与创新 |
| 6.4.2 本章信用评级方法有效性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打破市场对中央财政隐性担保的预期 |
| 7.2.2 着力解决隐性债务问题 |
| 7.2.3 改进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制度 |
| 7.2.4 建立“政府+市场”的双信用评级制度 |
| 7.2.5 削弱监管制度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 |
| 7.2.6 建立跨市场的评级监管协调机制 |
| 7.2.7 增强市场评级机构独立性 |
| 7.2.8 扩大评级市场对外开放,增强中国信用评级话语权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1.2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
| 2.1.3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 |
| 2.2 关于跨境金融溢出效应的研究 |
| 2.2.1 跨境金融溢出的渠道 |
| 2.2.2 跨境金融溢出规模的实证研究 |
| 2.2.3 全球金融周期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3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 |
| 2.3.1 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3.2 国际溢出效应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影响 |
| 2.4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收益的研究 |
| 2.4.1 基于理论模型模拟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收益 |
| 2.4.2 实证检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收益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宏观审慎政策的当地溢出效应 |
| 3.1 引言 |
| 3.2 当地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2.1 当地溢出效应的多部门局部均衡模型 |
| 3.2.2 当地溢出效应的动态分析 |
| 3.3 当地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及检验模型设定 |
| 3.3.1 当地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
| 3.3.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3.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3.4 宏观审慎政策当地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 |
| 3.4.1 当地溢出效应的基准检验结果 |
| 3.4.2 当地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3.4.3 当地溢出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3.5 当地溢出效应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
| 4.1 引言 |
| 4.2 国际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1 国际溢出效应的动态分析 |
| 4.2.2 国际溢出效应的特征分析 |
| 4.3 国际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及检验模型设定 |
| 4.3.1 国际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
| 4.3.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4.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4 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 |
| 4.4.1 国际溢出效应的基准检验结果 |
| 4.4.2 国际溢出效应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4.4.3 国际溢出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4.5 国际溢出效应与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 |
| 4.5.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
| 4.5.2 基准检验结果 |
| 4.5.3 异质性分析 |
| 4.5.4 稳健性检验 |
| 4.6 国际溢出效应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 |
| 5.1 引言 |
| 5.2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测度 |
| 5.2.1 测度方法及数据 |
| 5.2.2 静态测度结果 |
| 5.2.3 动态测度结果 |
| 5.3 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实证检验 |
| 5.3.1 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影响 |
| 5.3.2 检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3.3 基准检验结果 |
| 5.3.4 异质性分析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中国与国外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影响 |
| 5.4.1 检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5.4.2 实证检验结果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更换宏观审慎政策数据库的检验结果 |
| 5.5.1 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实证检验 |
| 5.5.2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影响 |
| 5.6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录 |
| 第六章 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分析 |
| 6.1 引言 |
| 6.2 宏观审慎政策跨境溢出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收益 |
| 6.2.1 溢出国-接受国政策溢出的两国协调模型 |
| 6.2.2 国外宏观审慎政策对中国信贷波动的影响 |
| 6.2.3 两国的最优宏观审慎政策 |
| 6.2.4 两国的政策协调&非协调机制 |
| 6.2.5 两国政策协调收益的数值模拟 |
| 6.2.6 宏观审慎政策上限对协调收益的影响 |
| 6.2.7 跨境溢出程度对协调收益的影响 |
| 6.2.8 稳健性分析 |
| 6.2.9 两国政策协调的收益总结 |
| 6.3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收益 |
| 6.3.1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两国协调模型 |
| 6.3.2 两国政策协调&非协调的收益 |
| 6.3.3 两国政策协调收益的理论分析 |
| 6.3.4 两国对称的协调收益数值模拟 |
| 6.3.5 两国金融风险非对称的协调收益数值模拟 |
| 6.3.6 两国政策协调的收益总结 |
| 6.4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方案 |
| 6.4.1 协调时机 |
| 6.4.2 协调对象 |
| 6.4.3 协调方式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
| 7.1.2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 |
| 7.1.3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方案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PPP明股实债融资的信用风险度量及CDS定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 |
| 第2章 项目融资与PPP |
| 2.1 项目融资概述 |
| 2.1.1 项目融资的起源和发展 |
| 2.1.2 项目融资的特征 |
| 2.1.3 项目融资的概念 |
| 2.2 PPP概述 |
| 2.2.1 PPP的起源及发展情况 |
| 2.2.2 PPP模式的具体含义及其契约本质 |
| 2.2.3 PPP模式的分类 |
| 2.2.4 PPP模式参与主体 |
| 2.2.5 PPP模式的组织和合同结构 |
| 2.3 PPP的理论基础 |
| 2.3.1 产权与竞争理论 |
| 2.3.2 项目区分理论 |
| 2.3.3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3.4 委托代理理论 |
| 2.3.5 PPP理论基础的运用 |
| 第3章 信用评级与信用违约互换CDS |
| 3.1 信用评级 |
| 3.1.1 信用评级的定义 |
| 3.1.2 信用评级类型 |
| 3.2 信用风险的度量方法 |
| 3.2.1 传统信用风险度量方法 |
| 3.2.2 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方法 |
| 3.3 信用违约互换和信用衍生品的概念 |
| 3.3.1 信用违约互换概念、风险转移原理、交易结构 |
| 3.3.2 CDS的重要组成要素 |
| 3.3.3 CDS的特点 |
| 3.4 国内外信用违约互换的发展概况 |
| 3.4.1 国外发展历史及概况 |
| 3.4.2 国内发展历史及概况 |
| 3.5 国内外CDS定价研究 |
| 3.5.1 国内CDS定价研究 |
| 3.5.2 国外CDS定价研究 |
| 第4章 PPP公司主体债务的CDS定价分析 |
| 4.1 结构模型对公司违约概率度量 |
| 4.1.1 Merton违约概率模型对公司违约概率度量 |
| 4.1.2 First Passage模型对公司违约概率度量 |
| 4.1.3 Leland & Toft模型对公司违约概率度量 |
| 4.2 公司主体债务CDS定价与运用范围 |
| 4.2.1 公司主体债务的CDS定价 |
| 4.2.2 定价方法的运用范围和不足 |
| 第5章 PPP明股实债风险分担研究 |
| 5.1 PPP项目风险及风险分担综述 |
| 5.1.1 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价 |
| 5.1.2 风险分担原则 |
| 5.1.3 风险分担机制 |
| 5.2 PPP融资结构及明股实债 |
| 5.2.1 主要融资结构 |
| 5.2.2 PPP股权投资和债务融资工具 |
| 5.2.3 PPP明股实债 |
| 5.3 政府债务问题的PPP政府信用边界 |
| 5.3.1 PPP全生命周期中的政府责任支出 |
| 5.3.2 PPP中的政府信用边界 |
| 5.3.3 政府信用边界扩大的风险分析 |
| 5.4 PPP项目主体和明股实债风险度量因子 |
| 5.4.1 PPP项目主体风险度量因子 |
| 5.4.2 明股实债风险度量因素 |
| 第6章 PPP主体的信用风险度量 |
| 6.1 带盒约束的logistic方法 |
| 6.2 以港口行业为例的信用风险度量 |
| 6.2.1 经营风险指标 |
| 6.2.2 财务风险指标 |
| 6.2.3 风险指标选取和使用 |
| 6.3 数值分析与检验结果 |
| 6.3.1 基础数据处理 |
| 6.3.2 不同空间划分下的结果 |
| 第7章 一般交易结构下PPP明股实债的CDS定价分析 |
| 7.1 明股实债的信用评级 |
| 7.1.1 主体和债项评级 |
| 7.1.2 各种交易结构增信后的评级 |
| 7.2 Jarrow-Turnbull模型计算违约概率和CDS定价 |
| 7.2.1 违约概率推算 |
| 7.2.2 一次性支付保费情况下CDS价格 |
| 7.2.3 分期支付保费情况下CDS价格 |
| 7.3 一般交易结构下CDS价格的实证研究 |
| 第8章 主要结论和后续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维护金融债权的几点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D]. 温健纯. 广西大学, 2021(12)
- [2]我国产品众筹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王佳睿. 辽宁大学, 2021(02)
- [3]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影响因素及破解机制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调查数据[D]. 那颂.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4]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5]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6]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7]地方政府在防控区域金融风险中对策研究 ——以X市为例[D]. 宋健.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8]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研究 ——国际经验借鉴[D]. 许鹏. 吉林大学, 2021(01)
- [9]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研究[D]. 刘晓宇. 山东大学, 2021(11)
- [10]PPP明股实债融资的信用风险度量及CDS定价研究[D]. 武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