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国际取消印度工农党原因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霍贺[1]（2014）在《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胡秋原是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和极具研究价值的人物。他少年时期受新文化运动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观的影响,奠定了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底色。进而钟情于五四后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激进革命学说,视其为救国救民之道,并一度投身于革命风潮之中。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自由理念的痴迷,又让他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现实面前,陷入迷惘与困顿。为此,作为文化人的他,从文艺和史学理论方面的路径入手,对自己思想上的迷惘作一厘清。他首先参与“文艺自由论辩”,成为“人道主义文艺观”的主要提倡者;继而以《读书杂志》为阵地,组织开展了在民国思想史、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抗战爆发后又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从比较中西文化的视角探索抗战建国之道,提出了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走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因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抱有深刻的疑虑和不信任,1949年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此后多年致力于文化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但仍不忘情政治,并以其特有的家国情怀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不懈的思索,也是台湾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大陆改革开放后,他也是最早来大陆探访的文化名人之一。可以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上,胡秋原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理应据有其一席之地。然而,尽管他在思想文化界颇为活跃,也有一定影响,但却是个不得志的“失败者”。他毕生对“超越之路”理想的求索,希望调和两个极端、谋求“中间道路”的愿景,一直处在不断碰壁之中。不过,也正因为这样,胡秋原的命运和遭遇,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那个时代很多像他那样抱此理想的一代知识人命运的写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像胡秋原这样立场暖昧不明的“中间人士”,一个政治上的失意人和失败者,以往学界关注和研究都相当薄弱,对他们历史所起的作用和价值也缺少公正客观的评说,笔者主要为弥补此缺陷而作。对胡秋原及其思想的研究既是本文的重点,也是考察的基本视角。本文对胡秋原思想的研究,以系统梳理其思想形成和发展演进的脉络为基线展开,重点考察他从“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展现其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和探索。他的历史哲学或探索中国出路的哲学视角:大体以1932年出版的《唯物史观艺术论》、1935年自立思想后撰写的《历史哲学概论》、1953年完成的《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为标志;经历了“先超越期”、“超越前期”、“超越后期”三个阶段;分别呈现出“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史观”和“理论历史学和超越前进论”三种观念形态,其思想演进轨迹由折衷调和,逐渐转向“自立体系”。在“先超越期”,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胡秋原,崇尚自由民主,不满现状,与当时大多数具有挽救民族危亡情怀的热血青年一样,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创的社会主义充满憧憬,被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成为社会主义的追随者,进而投身革命运动的洪流,以期实现救国理想。然而,大革命的种种挫折,让胡秋原对其一度追随的“主义”产生怀疑,他开始独立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认为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试图对当时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潮——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折衷调和,提出了“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相结合,以求重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他以“自由人”相标榜,指出“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引发了“文艺自由论辩”。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他企图修正唯物史观,提出了从秦至清的中国是“专制主义”社会的观点。在“超越前期”,胡秋原的研究兴趣由文艺史转向社会史。1934—1937年间,通过对欧美和苏俄的四年考察,他认为无论是西方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还是苏俄的武力革命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模式,都不是中国立国的前途。基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并自立文化史观,以构建其历史哲学。他从文化层面探索新中国建设的理论依据,痛感百年来的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在立国问题上的各执一端,提出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既不是“旧文明的复活”,也不是“全盘西化或苏维埃的文明”,而是“由中国创造,为中国进步,表现中国特点的现代文明”。中国应当建立的是独立自由、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的现代宪政国家。抗战胜利后,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堕入现实主义的倾向,胡秋原认为急需一种精神革命加以纠正,这也促使他在思想上再次转向。在综合前两期思想的基础上,他对新自由主义文化史观进行修正,构建“超越后期”的历史哲学,他称之为“普遍的历史哲学或理论历史学”。至此,胡秋原的思想基本成熟和定型。此后他又将该理论应用于考察中外历史,分析历史因革损益和兴衰成败,探求国家与社会出路,进而得出所谓文化上的“超越前进论”,即中国需要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进,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归宿。胡秋原的历史哲学与文化思想,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但他立足民族文化,会通中西,发扬自尊精神,探索建设民主宪政国家的努力,则是后人应当重视的。
左锋[2]（1992）在《共产国际取消印度工农党原因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1921年底,罗易提出了建立群众性政党的主张。此后,罗易又和印度国内的共产主义者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计划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英国共产党也先后派人赴印度帮助和指导建党工作,工农党的组建工作以孟加拉为中心逐渐在印度其他省份展开。1926年2月,孟加拉劳工自治党召开代
S.R.乔杜里,峰君,杨淮[3]（1983）在《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中研究表明 一印度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联系以及印度共产党在国外的建立,经历了一段漫长而令人困惑的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一些富有斗争精神的民族主义者已认识到不时发生的恐怖主义既天真又无用,感到只有依靠外国的援助才能产生有组织的民族革命运动并取得国家的独立。这一令人向往的前景召唤了一代勇敢的青年人去进行革
宋新宁[4]（1987）在《试论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1920—1934年）》文中研究表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是帝国主义最大的海外殖民地,也是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殖民地国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印度,1920年10月成立了印度共产党。列宁曾对印度革命寄予很大期望,共产国际也力图把它作为推动东方革命的阵地并对印度革命进行了具体指导。印度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无产阶级解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国际共运提
曾成贵[5]（2013）在《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文中研究指明鲍罗廷作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驻中国的最重要的顾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促进国民党改组的完成,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共产党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亦因之获得实践平台。改组后的国民党,在构成上呈现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但继续保持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色彩。鲍罗廷深知国民党的复杂性,一开始就有加强左派,警惕右派进而战胜右派的思想准备。他以坚持联俄、反帝、开展国民革命为最大公约数,在变动的格局中,团结和发展左派势力,稳定和拉拢中间势力,排斥和打击右派势力,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努力坚持到底。以共产党员个人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实现的国共合作,是联共（布）、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战略与当时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推翻军阀统治的目标将近实现,共产党的力量在革命运动中迅速壮大的情势下,随着共产国际战略激进化,要求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实质推进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革命武装,重新改造国民党上层机构,促进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不可能为国民党当权派所接受。革命形势已经深刻转变,国共合作格局必须相应转变,及时突破国共党内合作框架,但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没有及时转变,鲍罗廷选择了维持与武汉国民党继续合作,放弃实行激进政策,结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鲍罗廷帮助国民党确立以党治军的理念,以苏联红军模式建立国民革命军。他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谋划,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他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问题上,做促进派,主张以北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相结合,彻底摆脱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这个时期,联共（布）和斯大林重视帮助中国革命阵营建立武装力量,把发展武装的着重点,放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身上,共产党人主要发挥的是政治工作者的作用。斯大林给鲍罗廷下达过武装工农的指令,鲍罗廷认为没有条件实施。鲍罗廷参与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实践了“以党治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一成立,他在国民党中的顾问事务就转换到这个新平台。国民政府建立后,政治委员会成为国民党指导政府的决策机构。鲍罗廷参与国民党政权从大元帅个人决断制到委员合议制的改造,参加政治委员会为成立国民政府的议事决策,还亲自起草、审查一系列关于政权、政务的规章、文电,并为政府人事安排提出重要建议。鲍罗廷掌握国际动态,及时为国民政府提供外交政策建议。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以后,国民政府机构的充实和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有鲍罗廷的运筹帷幄之功。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国共两党联席会的召开,使国共合作在党内合作的基础上添加几许政党联盟的色彩。鲍罗廷从中国历史和现状中把握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反复强调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有赖于农民土地问题的完全解决。他的主张,有以共产国际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认识中国土地问题的一面。伴随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民自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他面对现实,主张经过农民自己的乡村自治,实现基层政权的转移,作为土地革命的保障,在没收和分配上,主张照顾到同盟者的利益。比起无条件没收和无规则分配的大众狂欢式的土地革命,鲍罗廷的方案显得保守,却具有切实可行性。农民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政权和军队的保障,没有制度规范,是不能健康开展的。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投身革命运动,以其对革命的自觉认识为条件。来华前,鲍罗廷关于中国的知识近乎空白。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他加强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的了解,加强对中国国情与文化的熟悉。他始终把唤醒民众,作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知疲倦地到处演讲宣传,给人留下至深的印象。鲍罗廷虽拥有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强大背景,但顾问的身份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总要与国共两党重要成员细心打交道。贯彻莫斯科的决策和意图,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要克服运作中的各种困难。鲍罗廷注意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广泛而密切的个人关系,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甚至于必要时玩弄一点权术,采取独断办法。通过个别间的说服和疏通,是他的风格和艺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乃多重原因所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整个1923年至1927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提供理论、战略、方法的指导,苏俄政府提供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由于脱离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加以客观上力量对比的过于悬殊,最后并不能按照他们所设计的方案去实现。从这个角度说,鲍罗廷所担负的是无法完成的使命。国民革命应该以实现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为最佳选项,但结局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失败,归根到底,是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双重不足,没有找到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正确的道路,终究还要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寻找。
邓运山[6]（2012）在《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实践研究（1921-1937）》文中提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从而使中国前现代社会发生了整体性溃败,并消极被动地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从此,“现代化”就一直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时代主题而令人关注。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畸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从而使整个社会城乡二元化结构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致使广大乡村社会日益被现代社会边缘化了。尤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已经走向了极为崩溃的边缘,整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乡村危机。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不能有效地动员和整合全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农民,致使乡村社会日益疏离于国家政权之外,并最终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及全国范围的乡村危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改造国家、复兴民族为己任,他们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大革命时期,敏锐地把革命的触角深入广大乡村社会,大力领导乡村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又及时进行革命战略大转移,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社会建立海陆丰、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等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时,对各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以苏维埃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权建设、以普及大众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文化建设,以及一系列“除旧布新”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从而走上了一条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和乡村建设派开展的乡村改良运动完全不同路向的、体制外的另类乡村改造道路。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以彭湃、瞿秋白和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指导下,提出了极为丰富的关于乡村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在经济建设方面,主张开展土地革命,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充分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并不断改善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力促进工商业发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制定健全的财政制度,初步建立苏区金融体系。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主张大力开展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加强苏维埃政权制度建设,并不断完善苏维埃政权的职能建设。在教育文化建设方面,主张大力普及苏区民众教育,加强革命宣传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在社会建设方面,主张改造流民、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分子,维护正常社会秩序；提倡男女平等,实现妇女解放；破除封建陋习,提倡移风易俗；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救乡村弱势群体。总之,以彭湃、瞿秋白和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这些乡村改造思想和主张,对中共在大革命时期领导的乡村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时期开展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同时,也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潮流,把革命的触角伸向广大的乡村社会。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广大乡村民众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又成功地对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一场“改天换地”的特殊形式的乡村改造运动。从而,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候,让经过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大地站稳了脚跟,并最终通过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今天,在举国上下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反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那场特殊的乡村改造运动,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朱洪[7]（2013）在《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播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种子,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因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主持起草了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纪律,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受其影响,中共三大留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由于国民党反对被改造、部分党内同志以及一些国际代表对"二次革命论"的批评,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不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1925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导致"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派以及陈独秀本人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以及部分中国同志为共产国际政策进行了辩护;在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时,回避了其错误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汪澎[8]（2012）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土地革命”研究 ——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战略的提出及实施》文中提出列宁从“东方”的特殊性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提出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以此为依据,共产国际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从战略的高度充分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封建的大土地占有制度作为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封建主义残余的统治根基,从而明确提出了中国“土地革命”战略构想。共产国际的论述与列宁的思想精神相一致,涉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相当程度上符合像中国这一类东方国家的革命实际,为中国这类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指明了战略方向。共产国际正确地提出了以没收分配土地的方式来发动农民的“土地革命”战略构想,又错误地寄希望于国民党来完成任务。共产国际对“土地革命”设想的实施方案：其一,造就“新”党,从党纲上着手造就一个以改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纲领的“革命的雅各宾”的国民党。其二,改造“旧”党,由苏俄代表和共产党人推动国民党“向左转”实行“土地革命”。其三,倚重左派,由武汉国民政府主导没收分配地主土地,或者得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由中共发动“平民式”的农民群众的直接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所提出的战略起初是不以为然。受中国传统和共产国际两方面的影响,中共对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有着或深或浅、程度不同的认识,但并未将农民问题作为革命政策的中心问题,对农民在革命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与共产国际尚有差距。况且,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共并不赞同共产国际的“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指示。在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中共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有了“质”的发展,在理论上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从而在“土地革命”的战略方向上逐步形成共识。但是,中共党内对于“土地革命”具体的实践路径仍存有争议,对于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在大革命时期的极个别地区,农民自发地开始分配地主土地,同时指望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赞成。这个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土地革命”路径与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相一致,但很快为反动军阀所镇压。八七会议将“土地革命”确立为党的总方针,这个与“武装斗争”相联系的“土地革命”新战略,为实践路径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战略也是共产国际战略的延伸,因为这次会议在相当程度上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八七会议前后,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了大小上百起武装暴动,结果却是屡战屡败,损失惨重。这个通过“城市暴动”来实现“土地革命”的路径也是完全行不通。这些“不成功”的探索,清楚地向共产党人表明：“此路不通”。毛泽东在秋收暴动失败后落脚井冈山,将“土地革命”依托于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土地革命长久、持续地进行下去找到了支撑面。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不断完善土地革命政策,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土地革命”道路。这个道路就是在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在工农武装力量的拥卫下,以农村为大本营,以农村为全党工作重心,发动农民开展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的革命斗争,最终变革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道路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循环,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农村游击战争、离开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无从进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活动。不可否定,共产国际在中国“土地革命”战略构想上有过一些精辟的论述,起到了一定地积极促进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实践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所开创这种三位一体的“土地革命”道路,完成了共产国际最初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战略目标,其实现路径有时和共产国际的设想雷同,而最终却相去甚远。这个中国式的“土地革命”实践路径真正切合了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真正解决了中国农民土地问题,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毫无疑问,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制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
黄华[9]（2010）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中国国民革命》文中指出共产国际东方战略是一个不成熟的革命战略,其积极性促进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其局限性是中国国民革命失败的重要的主观原因。本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论文题目的选择以及论文研究的学术价值等。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基本内容并从东方战略的基本内容入手来剖析东方战略的积极性和局限性,从而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东方战略自身存在着两重性;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在华实施过程中,其积极性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推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援建黄埔军校、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促进工农运动发展、支持北方国民军等;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两重性引起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及在华工作人员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解出现的分歧,主要围绕着国共两党合作方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认识、无产阶级独立性和共产党的作用三个方面展开了争论,由此形成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及在华工作人员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两种主张。“三二○事件”之前,这两种主张基本上处于并存的状态,而且在客观上是互相补充,都在积极地全面贯彻着东方战略,推动着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三二○事件”之后,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两种主张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尖锐起来,最后,两种主张的代表人物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争论公开化,莫斯科支持鲍罗廷,从而完成了东方战略在华实践的重点转移——全面贯彻东方战略到不惜一切代价拉住资产阶级、维护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转变。第五部分主要论述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对中国国民革命的复杂形势盲目乐观,而对资产阶级的叛变缺乏警惕,因此,通过了脱离中国国民革命实际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要求中共急剧推进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土地革命,另一方面要求中共拉住资产阶级,依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来实现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其结果是加速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结束语中主要总结了共产国际东方战略指导中国国民革命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教训。
张玲[10]（2002）在《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文中研究说明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益集权、政治路线日益“左”倾同时，逐步沦为推行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受上述因素影响，共产国际所制定的对华政策错误层出。在此期间，导致中国共产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都与共产国际有关。 本文力图以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托，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及对中国革命影响作一番梳理，使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国共产党间的关系的图景全面地展现出来。从中找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受挫的内在原因。 本文由六部分内容组成： 《前言》叙述了研究的范围（1926年3月-1935年1月）及依据；该研究的发展沿革及现状；研究的价值及现实意义。 第一章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的内在关联。处理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国际右倾教条的起点；北伐战争中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及打击联共（布）党内反对派，刻意维持国共合作，对蒋介石等新右派步步进逼采取退让政策并日趋右倾；压制中共领导人的不同意见，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铸成，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第二章探讨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影响。受斯大林的“三阶段”论的指导，瞿秋白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中国党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探讨了这些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 第三章探讨共产国际的组织路线对中共“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20年代末，联共（布）中央发动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运动，并通过共产国际向各国党推行。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政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进程，在“打击中间势力”，追求“笔直又笔直”，队伍“纯而又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等方面，影响尤为直接，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四章探寻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及在中国影响。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缘起及逐步僵化；中国共产党在贯彻布尔什维克化方针过程中的失误及后果；对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评价。 第五章探讨1926-1935年中共“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和领导方式是中国革命受挫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幼稚及传统文化影响是屡次犯错的主观原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久而艰难的历程，实现两者结合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关键。
二、共产国际取消印度工农党原因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共产国际取消印度工农党原因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一、大陆地区 |
| 二、港台地区 |
| 第三节 当前的不足与本文的创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青年时代的问学与求索 |
| 第一节 少年志向 |
| 一、家世与家学 |
| 二、明道救世 |
| 三、科学报国 |
| 第二节 追溯与调适:青年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
| 一、初识马克思主义 |
| 二、普列汉诺夫的信徒 |
|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和阐述 |
| 一、“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背景 |
| 二、“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自由人”的文艺思想 |
| 第一节 “人性论”与“阶级论”之间:胡秋原与“普罗文学运动” |
| 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艺自由论辩”的背景 |
| 二、“文艺自由论”的先声:“革命文学运动”中人道主义的诉求 |
| 第二节 错位的文学对抗:“自由人”与“文艺自由论辩” |
| 一、艺术正确与历史困境:“自由人”的文艺观 |
| 二、话语夹缝中的思与辩:“自由人”与“左联”的“战争与和平” |
| 小结 |
| 第三章 超越左右的尝试及其理论探讨——以“读书杂志派”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读书杂志》的创办、宗旨与社会影响 |
| 一、《读书杂志》的筹办和发行 |
| 二、“读书杂志派”及其思想倾向分析 |
| 三、道不同不相为谋——“读书杂志派”与“左联”的分歧 |
| 第二节 超越左右的理论探讨——“读书杂志派”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
| 一、“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 |
| 二、“读书杂志派”的社会史观 |
| 第三节 书生问政——“读书杂志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
| 一、“读书杂志派”与“闽变” |
| 二、和而不同——“读书杂志派”与“第三党”在“闽变”中的思想分歧 |
| 三、对中国出路的初步思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比较中西文化——自创“文化史观” |
| 第一节 比较中西文化思考中国出路 |
| 一、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辨析西方文化的价值 |
| 二、对苏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批判 |
| 三、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的思考 |
| 第二节 对“新自由主义”的诠释和“文化史观”的构建 |
| 一、为何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 |
| 二、“文化史观”的构建 |
| 第三节 践行书生问政 |
| 一、全民抗日的主张 |
| 二、抗战建国的诉求 |
| 小结 |
| 第五章 “超越前进论”——思想的归宿 |
| 第一节 观望与选择 |
| 一、武汉观望与离开大陆的心态 |
| 二、婉拒中共邀请北上的原因 |
| 三、栖身香港对中国前途的再思考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文化史观的再诠释 |
| 一、思想核心:理论历史学 |
| 二、思想归宿:超越前进论 |
| 小结 |
| 结论: 独立人格与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再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前史 |
| 三 思路与方法 |
| 四 重点与难点 |
| 五 两点说明 |
| 第一章 力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
| 一 鲍罗廷来华前国共合作的酝酿与初试 |
| 1. 共产国际、苏俄在中国寻找盟友 |
| 2. 国共合作模式的选择 |
| 二 国民党改组的强力推进 |
| 1. 鲍罗廷初识孙中山与国民党 |
| 2. 国民党改组的实际进展 |
| 三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
| 1. 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
| 2. 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 |
| 3. 国民党的新生 |
| 第二章 合作之初对国共磨擦的平复 |
| 一 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
| 1. 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务发展 |
| 2. 黄埔军校的创办 |
| 3. 工农群众运动的开辟 |
| 4.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澎湃 |
| 二 结构性矛盾的表面化 |
| 1. 共产国际的不同声音 |
| 2. 国共两党的政见差异 |
| 3. 扩张国民党的矛盾冲突 |
| 三 “弹劾共产党案”的消歇 |
| 1. 鲍罗廷受诘问 |
| 2. 国民党一届二次全会的折中 |
| 3. 起兵北伐与平定商团叛乱 |
| 第三章 发展左派势力维护统一战线 |
| 一 国民党组织分化的出现 |
| 1. 支持孙中山北上 |
| 2. 推动国民会议运动勃兴 |
| 3. 应对保守势力的麇集 |
| 二 国民政府的成立与纷争 |
| 1. 反帝大革命狂飙突进 |
| 2. 国民政府的成立 |
| 3. “廖案”处理及其后的政治变动 |
| 第四章 于分化中勉力坚持国共合作 |
| 一 反击西山会议派的不完全胜利 |
| 1. 排共抗俄的西山会议 |
| 2. 国共合作大政方针的再确认 |
| 二 蒋介石限共的党务整理 |
| 1. 中山舰事件前的政情研判 |
| 2. 鲍罗廷与《整理党务案》的通过 |
| 第五章 发动北伐与迁都武汉的运筹 |
| 一 发动北伐战争的争议 |
| 1. 南北政局变化中的酝酿 |
| 2. 鲍罗廷与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师 |
| 二 国民政府迁都的角力 |
| 1. 北伐初期政治方针的研讨 |
| 2. 迁都问题的提出与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的决定 |
| 3. 国民政府迁移武汉的博弈 |
| 三 党内合作向政党联盟演变 |
| 1. 发展新的革命中心区 |
| 2.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政府 |
| 第六章 战略退却难挽国共破裂狂澜 |
| 一 进入紧急关头的战略选择 |
| 1. 革命根据地危机四伏 |
| 2. 鲍罗廷提出战略退却 |
| 二 中共战略方针的重大争论 |
| 1. 鲍罗廷与罗易的冲突与分歧 |
| 2. 中共五大未能克服当前危机 |
| 三 挽救失败的最后努力 |
| 1. 莫斯科出手：从蒋介石到汪精卫 |
| 2. 鲍罗廷坚持以退求存 |
| 3. 第一次国共合作曲终人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实践研究（192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部分 |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1.2 学术研究现状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方法与论文创新 |
| 1.5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思想产生的背景 |
| 2.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的乡村危机 |
| 2.1.1 经济衰败 |
| 2.1.2 政治混乱 |
| 2.1.3 文化失调 |
| 2.1.4 社会失序 |
| 2.2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推动及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逼迫 |
| 2.2.1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推动 |
| 2.2.2 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逼迫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改造思想的渊源 |
| 3.1 马列主义的农民观和社会革命思想 |
| 3.2 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民主思想和平等思想 |
| 3.2.1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民本民主思想 |
| 3.2.2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平等思想 |
| 3.3 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改造思想的形成过程 |
| 4.1 酝酿、萌芽阶段(1921年7月——1927年8月) |
| 4.2 激进、发展阶段(1927年8月——1931年11月) |
| 4.3 高涨、成熟阶段(1931年11月——1935年12月) |
| 4.4 理智、暂停阶段(1935年12月——1937年7月)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主要代表人物的乡村改造思想 |
| 5.1 彭湃的乡村改造思想 |
| 5.1.1 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阶级 |
| 5.1.2 关于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革命的思想 |
| 5.1.3 关于成立农民协会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思想 |
| 5.1.4 关于普及农民教育和改良乡风民俗的思想 |
| 5.2 瞿秋白的乡村改造思想 |
| 5.2.1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
| 5.2.2 关于土地革命和农民政权的思想 |
| 5.2.3 关于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思想 |
| 5.3 毛泽东的乡村改造思想 |
| 5.3.1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及农民运动思想 |
| 5.3.2 关于革命根据地乡村经济建设的思想 |
| 5.3.3 关于革命根据地乡村政权建设的思想 |
| 5.3.4 关于根据地乡村教育文化建设的思想 |
| 5.3.5 关于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思想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乡村改造实践 |
| 6.1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
| 6.1.1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
| 6.1.2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经济建设 |
| 6.1.3 以苏维埃为标志的根据地政权建设 |
| 6.1.4 对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评价 |
| 6.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
| 6.2.1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
| 6.2.2 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
| 6.2.3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 |
| 6.2.4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建设 |
| 6.3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
| 6.3.1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
| 6.3.2 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
| 6.3.3 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
| 6.3.4 中央苏区的社会建设 |
| 第7章 与乡村建设派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实践之比较 |
| 7.1 两者的相同之处 |
| 7.1.1 都处于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时空背景下 |
| 7.1.2 都认为乡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关键问题 |
| 7.1.3 都重视依靠经济建设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
| 7.1.4 都注重通过发展乡村教育来改造乡村农民 |
| 7.1.5 都主张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社会改造 |
| 7.2 两者的不同之处 |
| 7.2.1 指导思想不同：一者信奉改良主义,一者信奉马列主义 |
| 7.2.2 切入点不同：一者从教育文化上切入,一者从政治经济上切入 |
| 7.2.3 领导力量不同：一者分散领导,一者集中领导 |
| 7.2.4 依靠力量不同：一者依靠少数“社会精英”,一者依靠广大民众 |
| 7.2.5 最后结果不同：一者无疾而终,一者前景光明 |
| 第8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改造思想及其实践的成败得失 |
| 8.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其实践的成功之处 |
| 8.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其实践的失误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录附 |
（7）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二次革命论”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
| 1.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二次革命论”的种子 |
| 2.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二次革命论”的结胎 |
| 3.共产国际为什么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
| 二、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 |
| 1.反对加入国民党 |
| 2.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二次革命论” |
| 三、陈独秀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 |
| 1.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 |
| (1) 马林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 |
| (2) 西湖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后被迫接受马林提议。 |
| (3) 共产国际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 |
| (4) 陈独秀到莫斯科后改变了态度。 |
| (5) 斯大林强调“国民党的领导”。 |
| (6) 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 |
| (7) 向青: |
| 2.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的两篇代表作 |
| (1) 《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
| (2) 《国民革命与资产阶级》。 |
| 3.中共三大受了“二次革命论”的影响 |
| 4.C.P.中不只陈独秀一人犯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 |
| 四、陈独秀为什么纠正“二次革命论” |
| 1.国民党反对被改造 |
| (1) 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 |
| (2) 中共不能批评孙文主义。 |
| (3) 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 |
| 2.党内部分同志对“二次革命论”的批判 |
| 3.马林观点受到批评 |
| 4.马林本人批评国民党 |
| 五、陈独秀部分地纠正了“二次革命论” |
| 1.陈独秀部分地纠正“二次革命论” |
| 2.对于陈独秀自纠“二次革命论”的批判 |
| 六、对于共产国际错误的批评 |
| 1.共产国际未纠正“二次革命论”的错误 |
| 2.共产国际代表的批评 |
| 3.反对派的批评 |
| 4.陈独秀的批评 |
| 七、对共产国际错误的维护及对陈独秀的批判 |
| 1.斯大林、布哈林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辩护 |
| 2.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维护 |
| 3.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未涉及共产国际 |
| 八、结 语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土地革命”研究 ——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战略的提出及实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价 |
| 1.2.1 研究概况 |
| 1.2.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2.3 研究总结 |
| 1.3 选题的创新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1 创新点 |
| 1.3.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 本文主旨和研究内容、研究重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1 本文主旨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农民土地问题”概述 |
| 2.1 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 |
| 2.1.1 从“一口袋马铃薯”谈起 |
| 2.1.2 走进“农民的国度”——无产阶级革命要得到农民的合唱 |
| 2.1.3 列宁的农民革命作用的认识与发展——工农联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2.2 对农民阶级阶层的划分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阶级阶层的划分 |
| 2.2.2 列宁对农民的阶层划分 |
| 2.3 有关土地问题的基本思想 |
| 2.3.1 “土地国有化”——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必然选择 |
| 2.3.3 列宁有关土地问题思想 |
| 第3章 共产国际与中国“土地革命”战略的缘起 |
| 3.1 共产国际与中国“土地革命”战略构想的提出 |
| 3.1.1 酝酿准备 |
| 3.1.2 初步提出 |
| 3.1.3 形成战略 |
| 3.1.4 重申丰富 |
| 3.2 共产国际对中国“土地革命”实施方案的设想 |
| 3.2.1 造就“革命的雅各宾的”国民党领导“土地革命” |
| 3.2.2 改造国民党为“工农政党”来实行“土地革命” |
| 3.2.3 倚重“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来支持“土地革命” |
| 3.3 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土地革命”战略的争议 |
| 3.3.1 东方国家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共产主义的”还是“小资产阶级改良的” |
| 3.3.2 革命政策的中心——解决农民问题还是侧重工人运动 |
| 3.3.3 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反对封建主义残余”还是“争取关税自主” |
| 3.3.4 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上层联合”与“下层城乡群众组织”、“深入”与“浅出”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战略的早期认识与分歧 |
| 4.1 对指示精神搁置不议(1921—1925) |
| 4.1.1 对农民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与共产国际尚有差距 |
| 4.1.2 中共不赞同“没收地主土地再分配”的政策 |
| 4.2 战略方向上逐渐认同(1925—1927、4) |
| 4.2.1 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有“质”的发展 |
| 4.2.2 逐步触及解决土地问题 |
| 4.3 实施路径上意见不一(1927、4—1927、8) |
| 4.3.1 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时机 |
| 4.3.2 没收和分配土地的若干政策 |
| 4.3.3 建立农民的政权和武装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战略的实施 |
| 5.1 对“土地革命”相关战略举措的探索 |
| 5.1.1 与“土地革命”相联系,制定“武装斗争”新方针 |
| 5.1.2 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确立“土地革命”领导力量 |
| 5.1.3 建立革命根据地,巩固“土地革命”大本营 |
| 5.1.4 将全党工作中心转向农村,还原“土地革命”应有之义 |
| 5.2. 中共对土地革命具体政策的逐步完善(1927、8—1931、3) |
| 5.2.1 应当没收哪些土地 |
| 5.2.2 如何分配土地 |
| 5.2.3 怎样进行阶级划分 |
| 5.2.4 如何确立土地所有权归属 |
| 余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土地革命”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文章及科研成果 |
（9）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中国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缘起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3 论文研究的学术价值 |
| 1.4 论文的框架和结构 |
| 1.5 文献研究综述 |
| 第2章 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 |
| 2.1 东方战略的提出和基本内容 |
| 2.1.1 东方战略的提出 |
| 2.1.2 东方战略的基本内容 |
| 2.2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两重性 |
| 2.2.1 东方战略的积极性 |
| 2.2.2 东方战略的局限性 |
| 2.3 东方战略在华实施的主要机构 |
| 2.3.1 共产国际、联共（布）之间的关系 |
| 2.3.2 东方战略在华实施机构——三驾马车 |
| 第3章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推动 |
| 3.1 东方战略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
| 3.1.1 越飞建议放弃孙吴联盟设想 |
| 3.1.2 马林提出国共“党内合作” |
| 3.1.3 鲍罗廷帮助国民党改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 |
| 3.2 东方战略与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 |
| 3.2.1 鲍罗廷支持孙中山北上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
| 3.2.2 共产国际“二月指示”推动工农运动发展 |
| 3.2.3 俄共（布）援建黄埔军校并支持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 |
| 3.2.4 俄共（布）支持北方国民军 |
| 第4章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两重性对中国国民革命的影响 |
| 4.1 东方战略两重性与中国革命问题认识上的矛盾 |
| 4.1.1 围绕国共合作方式上展开的争论 |
| 4.1.2 围绕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看法上的摇摆 |
| 4.1.3 围绕无产阶级独立性和共产党作用的争论 |
| 4.2 东方战略两重性与在华实践中的两种主张 |
| 4.2.1 关于中国革命实践的两种主张 |
| 4.2.2 两种主张的实践影响 |
| 4.3 东方战略在华实践中的重点转移 |
| 4.3.1 加拉罕“地段论”代表联共（布）内部的妥协倾向 |
| 4.3.2 联共（布）正式提出“争取喘息时间”的妥协方针 |
| 4.3.3 “争取喘息时间”导致组织和军事上的妥协 |
| 4.3.4 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分歧公开化，莫斯科支持鲍罗廷 |
| 第5章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 |
| 5.1 国民革命紧急关头的东方战略 |
| 5.1.1 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决议 |
| 5.1.2 斯大林“挤干柠檬”主张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 |
| 5.1.3 鲍罗廷“西北论”埋伏下国民革命失败的隐患 |
| 5.2 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国民革命失败 |
| 5.2.1 武汉地区形势恶化，鲍罗廷与中共以妥协来挽救危机 |
| 5.2.2 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与中共中央改组 |
| 5.2.3 “七一五”政变，国民革命失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10）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前言 |
| 一、 研究时限的界定 |
| 二、 研究的缘起 |
| 三、 研究的价值 |
| 第一章 共产国际的右倾教条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
| 一、 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中共成为民主联合阵线的附庸 |
| (一) 共产国际右倾的起点--3.20事件 |
| (二) 共产国际代表在北伐中日益右倾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
| 二、 党内合作形式教条化，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
| (一) 反对远东局独立发展工农运动的建议，维护联合阵线 |
| (二) 用高压手段打退反对派的进攻，刻意粉饰国共合作政策 |
| 三、 共产国际在被动中放弃民主联合阵线 |
| 第二章 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与中共“左”倾错误 |
| 一、 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是中共进攻理论的来源 |
| (一) “三阶段”论之缘起 |
| (二) “三阶段”论的具体化--罗明纳兹的进攻理论 |
| 二、 进攻理论导致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
| 三、 “第三时期”理论与李立三、王明的“左”倾错误 |
| (一) 第三时期理论的提出 |
| (二)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
| (三) 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
| 第三章 共产国际“孤立中间势力”的政策与中共“左”倾关门主义 |
| 一、 联共(布)中央的“左”倾及对共产国际的影响 |
| 二、 共产国际与中共“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
| (一)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左”倾关门主义 |
| (二) 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 |
| 第四章 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及在中国的影响 |
| 一、 “布尔什维克化”方针的提出及演变 |
| 二、 “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在中国 |
| (一) 强调党的工人成分 |
| (二) 选拔听话的、忠诚于共产国际的干部 |
| 三、 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再评价 |
| 第五章 1926-1935年中国党错误之探因 |
| 一、 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逐步沦为苏联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
| 二、 崇尚权威的文化传统，是中国教条主义的根源 |
| 三、 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久弥新的课题 |
| 目录索引 |
四、共产国际取消印度工农党原因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D]. 霍贺. 南京大学, 2014(05)
- [2]共产国际取消印度工农党原因初探[J]. 左锋. 国际政治研究, 1992(04)
- [3]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运动[J]. S.R.乔杜里,峰君,杨淮. 世界政治资料, 1983(02)
- [4]试论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1920—1934年）[J]. 宋新宁. 国际共运史研究, 1987(01)
- [5]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D]. 曾成贵.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6]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实践研究（1921-1937）[D]. 邓运山. 湖南大学, 2012(05)
- [7]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J]. 朱洪. 学术界, 2013(05)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土地革命”研究 ——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战略的提出及实施[D]. 汪澎. 西南交通大学, 2012(10)
- [9]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中国国民革命[D]. 黄华. 吉林大学, 2010(08)
- [10]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D]. 张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