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建立我国现代测绘体系——全国测绘厅工业科学大庆会议圆满闭幕于秋丽副总理王震出席会议，顾牧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

一、尽快建立我国现代化测绘体系——全国测绘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胜利闭幕余秋里、王震副总理出席会议,谷牧副总理作重要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文世芳^[1]（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乔克^[2]（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指出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高冠龙^[3]（2017）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然而由于“左”的思想未得到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了以“左”的经济部署、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冒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思想解放的深入,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开始起步。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相关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发表重要讲话,该讲话成为指导此次会议和国民经济调整的纲领性文件。4月6日至28日,会议围绕着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大主题展开了讨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主要对调整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为什么调整、调整什么、如何调整。具体来说,首先,会议通过分析形势、摆出矛盾、找出原因,逐渐对我国的经济形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原因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从而初步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其次,以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为基础,会议从比例关系、规模结构、社会政策三个方面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会议提出,此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应是:调整比例关系,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调整规模结构,精简基本建设和引进项目;调整社会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最后,会议围绕着如何开展调整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为做好调整工作,应着重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经过讨论,对于即将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在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这三个问题上初步达成了共识,提出的许多意见建议推动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议主要对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的整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会议指出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过于集中,要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企业的积极性为原则,首先对企业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核心都是中央对地方和企业进行放权让利。会上不仅有改革设想和建议措施,广东省主要负责人还为使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进行了努力。会议提出当时我国的企业尚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应以建立、健全责任制为核心开展企业整顿,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会议围绕着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讨论了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环境。同时会议还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如何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以及如何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会议讨论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问题中,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有利于巩固国民经济调整的成果,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整顿企业、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能从根本上推动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此次会议决定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大量吸收了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成果,并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逐步展开。但由于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并未根本清除、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以及本位主义思想等原因,会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并未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但会上关于企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设想则得到了较好贯彻落实。尽管会议精神和部分观点并未得到很好贯彻,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仍有着重要历史意义。此次会议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党和政府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并为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认识基础,从而推动了调整和建设进程。此次会议的主要特点在于:既有问题意识,又有攻坚决心;既有务实,又有务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此次会议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主要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经济工作和思想中的“左”的错误,没有充分发挥统一思想、集思广益的作用,以及没有采取措施保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但这些并不能影响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武菲^[4]（2019）在《三峡工程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举世瞩目。同时,它也是一项颇具争议的特殊的工程。从1918年孙中山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力的设想,到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三峡工程经历了漫长坎坷的决策过程。本文将以三峡工程的决策为切入点,以时间为主线,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系统梳理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过程,探讨三峡工程上马曲折的历程背后的原因,厘清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焦点所在,揭示中共做出工程决策的历史背景,并最终总结出三峡工程决策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论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利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资料、亲历者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以及文献汇编等资料,呈现三峡工程决策的全过程。同时,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工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的观点,归纳其争论分歧的焦点所在。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民国时期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初步设想与勘测（1918—1948）。主要论述孙中山首次提出的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设想和恽震等人开展的对三峡水力资源的首次勘测、设计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开发三峡进行的一些早期工作。第二章是三峡工程的早期方案制定（1949—1977）。论述在这一时期三峡工程方案制定的过程,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指示和决策,制定三峡工程方案的经过,关于三峡工程的最早争论,以及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建设。第三章是三峡工程的深入研究论证（1978—1988）。这一章主要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峡工程的重新上马和重新开展论证工作的过程,以及这一时期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第四章是三峡工程的兴建决策（1989—1992）。这一章论述三峡工程在经历一系列争论后重新进入中央决策进程的经过,以及最终交付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过程。第五章是三峡工程的建设实施（1993—2009）。这一章主要论述三峡工程准备阶段进行的工作和工程建设期的决策及机构设置,以及三峡移民政策。最后是结语。总结三峡工程的决策历程留给我们的经验启示,并尝试针对决策中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的优化措施。

李慧勇^[5]（2010）在《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文中研究指明研究政治学,离不开对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在当代中国众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中,始终处于国家政治权力核心的周恩来在“文革”后期对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可视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从“重新整合”与“文革”发展进程、改革启动及中国政治、行政发展的关联度来看,它又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本文从政治学与行政学角度,以“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为中心事件,以周恩来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互动为主题,以政治事态发展、机构与人事变动、高层政治格局中力量对比为线条,在探究中央行政体制重整政治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整过程、重整后的构成和运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及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历史的转变和发展,从来都是各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本文认为,“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及运行,不仅对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治社会的趋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维系国家政治统治和进行政治管理、促进中央行政体制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恢复与运行乃至中国政治、行政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价值和深远意义。同时,受“文革”指导思想和“文革”路线方针的限制和影响,它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打上“文革”的时代烙印和痕迹。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客观评价、全面分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在中国政治、行政发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而不能对其任意的拔高和扩展。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周恩来无疑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和影响。本文结合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前后的政治活动,对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角色限制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得出结论：“文革”后期,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对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是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种筹划和政治交代。他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彰显了其作为一代政治伟人在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的讲究策略、灵活决策的高超政治韬略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政治品格。作为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奠基人,周恩来在领导和管理政府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行政管理思想和行政体制改革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于建国后中央行政体制运行,尤其是“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它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示。本文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另外,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特殊政治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延缓了中央行政体制的顺畅运行和正常调整。本文在反思“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1.以职能转变为核心,使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2.进一步理顺党政领导体制,为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政治支持。3.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道路。4.推动多元主体合作,多方面培育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基础。5.从实际需要出发,进一步推进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新华社^[6]（1977）在《尽快建立我国现代化测绘体系——全国测绘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胜利闭幕余秋里、王震副总理出席会议,谷牧副总理作重要讲话》文中研究说明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月十日讯 全国测绘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十月九日在北京胜利闭幕。会议是九月二十一日开幕的。这次会议是测绘部门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实现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迅速把测绘工作搞上去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自始至终开得热气腾腾，充满了团结战斗的气氛。九月二十五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给测绘战士们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十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谷牧，以及国家建委的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谷牧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张明师^[7]（2012）在《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文中认为英模表彰是对英雄奉献精神和劳动者“劳动价值”的肯定。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评选英模和表彰先进活动。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党和政府在运用战争年代的工作经验组织社会生产的过程中,逐步把英模评选工作制度化和常规化,不断树立典型人物,授予英雄模范等荣誉称号,以激励本人和促进社会生产。1950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模会议,评选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和劳模。这一英模群体堪称是新社会的第一代英模。工人、农民和军人中的杰出代表一一英模群体,开始变成新中国革命叙事的主角。他们逐渐成为新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启蒙者”和“布道者”,成为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民间代言人。第一代英模不仅彰显着新中国对“劳动价值”和爱国主义的肯定,而且在新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中,英模形象还具有了泛政治化的效果,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一个重要的符号象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又涌现出了新一批的英模人物。这一新英模群体在时代的映衬下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他们最基本的形象特征是：热爱集体、忠于职守、埋头苦干、钻研业务、技术革新、吃苦耐劳、助人为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模人物的“技术特征”,从强调体力劳动转变到重视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技术革命作为一个新的劳动观念被提出。这一时期的英模人物之所以为英模,不仅仅看重的是劳动,更看重的是劳动中的技术含量。“技术”作为英模人物新的话语构成,说明新中国的英模群体逐渐成熟,并开始全面发展。“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阶级斗争、反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强调“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宣扬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要求英模人物必须“高大、丰满、光彩照人、完美无缺”。因此,英模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是“纯而又纯”、“顶天立地”、“光芒四射”的光辉形象,英模人物都是社会发展的主宰和扭转乾坤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英模人物并不都是真正来源于现实生活,而是从观念出发,人为地净化和拔高,丧失了英模作为普通人的真实性。建国后一批批英模人物被不断的树立起来,这些英模人物既外在的彰显着政治、劳动和道德的特征意义,又内在的对自己的劳模身份高度认同,自觉地承担起国民的责任和义务。英模群体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敢想、敢说、敢做”,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比、学、赶、帮”。英雄模范不仅是普通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榜样,更是革命、党性和胜利的一个能指,他们典型而又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主流,他们的品质与思想是大大超出一般群众的思想水平,从而具有榜样的力量。英模群体既是普通民众在价值意义上认同的对象,也是需要学习和效仿的模范。这种认同和学习,具有历史和未来的双重时空。不同时期的英模群体不仅在特定历史时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在时间的解构和结构下,不断为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营养和载体。英模精神不仅是历史的导向,也是未来的指引。从开国建国功臣、先进生产者,到政治性的红色英模,再到实干家英模,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英模形象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英模形象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不断发生着胶合与同构,而且这种趋势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也越来越显着。从这一问题的反思中我们认识到,作为沟通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意识的桥梁,英模建构过程不仅要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还必须参照民众意识的需求。只有取得民众的认可和认同,英模群体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利益的最火化,实现英模群体价值的最大化。

李妍^[8]（2003）在《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文中研究说明1976-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诸多历史现象，有很多专家、学者已经予以充分的探讨，但是对于此时期的对外开放问题，却几乎没有人作专门的研究。众所周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而1976-1978年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也为后来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了先决条件。因此，研究此时期的对外开放历程，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本论文由导言、七章正文和结束语构成： 导言主要论述这一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研究的状况以及本论文的基本构架和创新之处。 第一章写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历史追溯。本章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外开放的论述为基础，阐述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对外交往情况及特征，以及从新中国成立到粉碎“四人帮”之前的对外交往状况，从中分析出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第二章写对外开放起步的背景。文章首先分析了七十年代末国际局势的变化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创造了条件。第二部分写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有利于加快与西方的接触。第三部分写中国外交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所有这一切都为1976-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创造了条件。 第三章写对外开放的实践探索。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领导人鉴于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状，意识到想发展、要富强，必须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为此，中国政府派出了各个领域的许多代表团，对先进国家的工业、农业、财政、基本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考察团一边参观一边学习，感受非常深刻。收获之一：中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有希望，但要花大力气。收获之二：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收获之三：外国经济遇到困难，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收获之四：增加了感性认识，加深了对某些规律性问题的了解，纠正了一些错误的看法。 第四章写对外开放的酝酿。这一章从理论上探讨了对外开放的问题。1978年，中国召开了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国务院务虚会、全国计划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对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外资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尤其是国务院务虚会和之后的全国计划会议，集中探讨了对外开放的问题。可以看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已经达成共识：即中国应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同时注意引进国外的人才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要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好自力更生与闭关自守的关系；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是中国经济建设的起点：向西方学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中共中央工作会<WP=4>议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确立下来。另外，在这一章中把利用外资单独列为一节，主要考虑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1978年中央政府的政策前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历了只允许银行贷款到允许政府间贷款的过程，本文对这一变化的过程及原因进行了探讨。 第五章写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情况。首先在引进之前提出了引进方案，成立了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完善相关的法规，吸引外国到中国办展览会，成立新产品样本样品介绍中心，订购外国报刊，积累外汇为引进项目提供资金保证，所有这一切都为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准备了条件。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技术引进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一年，成交额相当于前5年（1973-1977）成交总额的两倍，涉及十几个国家几百个厂商。引进较多的行业是化工、钢铁、煤炭、电力、石油等。在引进的过程中，一边学习一般积累经验，当时的专家、学者指出了在引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建议。 第六章写1976-197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继续执行毛泽东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在此基础上号召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此时期，贸易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贸易团体往来频繁，进出口贸易额增加，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中国开始重视发展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贸易关系。 第七章写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和参与国际经济技术事务合作。文章首先对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从中国与一些国家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对外承包和劳务合作、同联合国的经济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一切有利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活动，争取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结束语中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对外开放进行了总体评价，指出1976-1978年的对外开放大方向是正确的，取得了一些成效，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对外开放的决策作了准备。当然也应该看到，它受“左”倾思想影响比较严重，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经济规律，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总结，概括出经验和教训，并得出结论，对外开放是中国

刘娟^[9]（2013）在《国务院机构变迁的新制度主义视角研究（1954-1966） ——兼论周恩来的政治作用》文中研究指明自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央政府机构历经多次调整与改革。如何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有效借鉴西方成果结合起来,是当前中国机构改革的关键任务。其中1954年至1966年间国务院机构的创建与变迁,是整个中国机构发展历程的起点,涉及党政权力的重新分配,政府职能的设定与转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渐次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定位等多重问题。如何由历史借鉴经验与教训、寻求从单纯行政变革向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转变,或是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意味着,改革不能仅在行政层次解读中国的政府体制问题,而是要将改革置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中分析。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国务院机构的建立与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的一个全新视角。国家宏大的制度背景决定了国务院最初建立的政治选择,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了国务院机构的变革与更新。各种相关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关系等因素与国务院机构变迁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致使国务院机构及其行政体制的调整与变革处于一种制度依赖路径当中,影响并制约着当今的机构改革。同时,政治制度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也是推动国务院机构变迁的重要变量,党的领导人在决定政治经济结构方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作用。”因此,本文亦将在研究国务院机构变迁的过程中引入政治领导人这一变量,探讨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就研究思路来看,本文试图以制度本身为核心分析变量,将中国国务院机构的早期变迁纳入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范式之中,借助利伯曼提出的历史制度主义的四种分析策略：即制度起源的策略、制度变迁的策略、外来震荡的策略和竞争性的原因策略这一分析框架,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视域内检视中国国务院机构的创立、维持和变迁的过程。同时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政治活动为线索,合理解释1954年至1966年间中国国务院机构的变迁,并尝试为当前国务院机构改革探索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就研究框架来看,首先提出问题,即“当前国务院为什么要进行机构改革,其机构设置特点和变迁过程遵循了怎样的制度路径?”,并尝试性地提出一个假设：“国家的制度环境和一系列的政治变量决定了中国国务院机构最初的制度选择与安排,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促使国务院机构不断更新与强化。制度与政治领导人的互动共同推动了国务院机构的改革。”为了验证假设,1954年至1966年间第一至第三届国务院制度的建立和变迁、周恩来个人政治作用与制度的互动就成为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剖析了中国国务院机构与制度的现状,提出了未来改革的可能取向。就文章的内容结构来看,首先考察了周恩来与国务院制度的建立过程,讨论国务院的初创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和体制下被制定和实施的；对制度变迁的实施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有哪些,这些变量（如社会经济条件、各种政治组织和机构、政治领导人等）中哪些起决定作用。同时探讨了宪法秩序的改变对国务院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和国务院成立前后中国政府制度的变化。其次,分析了国务院机构变迁所受到的动力影响以及制度变迁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特征。讨论了国家制度巩固后对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分析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国务院制度的首次内在渐进性转型,1954年至1966年间周恩来三次组阁的路径依赖特征,和由于制度发展惯性致使原有政治制度逐渐显现负面缺陷等问题。最后,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对1954年至1966年国务院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概括出国务院机构变迁的维度取向与运行模式,阐明国务院机构变迁呈波浪式推进。国务院机构变迁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和执政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制定的政策变化上。其中周恩来作为政治领导人的特殊变量,对整个国务院的制度变迁过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结论部分提出,当前的机构改革应需理性认识1954年至1966年机构变迁产生的正负效应,客观审视新制度安排的优势和问题所在,进而形成良性路径依赖。通过科学界定党政关系、健全法律制度、转变政府职能来推进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以图构建“制度政府”概念及内涵。

周勇^[10]（2011）在《“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鞍钢宪法”是建国后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的总结,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鞍钢宪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并因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对“鞍钢宪法”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历史影响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评价,不仅肯定其中科学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而且不回避其中的失误和不足,并分析其中的原因,总结其中的教训。第一章主要是阐述“鞍钢宪法”诞生之前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状况,这是“鞍钢宪法”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第二章阐述“鞍钢宪法”形成的具体过程。先是在第一章的基础上概括了“鞍钢宪法”的历史背景。接着阐述了鞍钢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毛泽东批示关于“鞍钢宪法”的具体过程。最后,结合对毛泽东批示的文本分析对“鞍钢宪法”的思想内容以及当时的解读作了系统分析。第三章阐述“鞍钢宪法”的曲折历史命运,也就是在其诞生以后的传播、推广状况及历史影响。在“鞍钢宪法”诞生之初,因为中苏论战的原因没有在国内公开宣传,只是在冶金工业部门和大型企业中进行了宣传和推广。在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鞍钢宪法”与贯彻《工业七十条》、学解放军、学大庆等结合起来,虽然在客观上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未形成单独的宣传声势。“文化大革命”时期,“鞍钢宪法”形成浩大的宣传声势,但却被严重的扭曲了。因此,改革开放之前“鞍钢宪法”没有获得全面的、科学的解读,这为它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长期被忽视埋下了伏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有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第四章是关于“鞍钢宪法”的历史评价。第一节分析“鞍钢宪法”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作典型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将“两参一改”与天桥经验的“三参一改”进行比较,从内容与形式的角度分析“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再次,从“宪法”的命名方式着手,通过层层剖析,论证“鞍钢宪法”作为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总结的必然性。最后,逐层论证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北、出现在鞍钢。第二、三节分别分析“鞍钢宪法”的历史局限性、合理内核。

二、尽快建立我国现代化测绘体系——全国测绘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胜利闭幕余秋里、王震副总理出席会议,谷牧副总理作重要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尽快建立我国现代化测绘体系——全国测绘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胜利闭幕余秋里、王震副总理出席会议,谷牧副总理作重要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3）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三峡工程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7）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论文提纲范文）

（9）国务院机构变迁的新制度主义视角研究（1954-1966） ——兼论周恩来的政治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0）“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尽快建立我国现代化测绘体系——全国测绘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胜利闭幕余秋里、王震副总理出席会议,谷牧副总理作重要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3]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D]. 高冠龙.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4]三峡工程决策研究[D]. 武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D]. 李慧勇. 南开大学, 2010(08)
• [6]尽快建立我国现代化测绘体系——全国测绘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胜利闭幕余秋里、王震副总理出席会议,谷牧副总理作重要讲话[J]. 新华社. 测绘通报, 1977(S1)
• [7]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D]. 张明师.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8]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D]. 李妍. 中共中央党校, 2003(02)
• [9]国务院机构变迁的新制度主义视角研究（1954-1966） ——兼论周恩来的政治作用[D]. 刘娟. 南开大学, 2013(07)
• [10]“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D]. 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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