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党中党员登记工作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孙延青[1](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赵亮[2](2012)在《1951-1954年整党运动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进行执政党建设的任务。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老区已结合土改工作进行了公开建党的工作。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按照会议要求,新近解放城市和地区也都陆续进行了公开党的组织和活动的工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还有许多与执政党建设要求不相符的问题存在。特别是进入解放战争后期,老、新解放区多进行了大规模的建党行动。建党规模的迅速膨胀,及此过程中很多地方有违审慎原则的建党做法,导致出现了党员整体质量下降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老解放区已结合土改工作和公开建党工作对党组织进行了初步的整顿。新中国成立前后,新解放区也结合实际工作对当地原有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初步的整顿。在老、新解放区分别开展如上整党工作,及1950年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51年,中共中央领导发动了中国共产党自夺取全国政权以来,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以期纯洁党的思想和组织,从整体上提高党员质量。史称1951-1954年整党运动。在1951年里,各地主要进行了整党的准备工作,亦即面向全党的,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教育,以及整党的典型试验。按照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整党为一个时期中心工作”的要求,各地整党教育工作均与党内理论教育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城市整党工作中的组织清理工作还与清理“内层”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到1951年底、1952年初,由于“三反”运动的发动,特别是整党运动开始与“三反”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整党运动的历史进程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成为了此次整党运动的主要任务:在城市,整党运动的主要任务成为集中反对党员干部的贪污、浪费问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资本主义思想对党肌体的侵蚀。城市的整党运动基本上是于1952年里伴随“三反”运动的结束而结束。经过城市整党运动及其与“三反”运动的结合进行,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成为干部审查和鉴定工作的主要任务;“德才兼备”原则成为干部选拔工作的根本标准。而在农村,新区农村的整党工作也于1952年里陆续结束。新解放区由此开始将组织工作的重点转入建党工作。而老区农村整党工作的主要任务则成为集中批判党员干部的剥削致富甚至是“单干”思想,从而为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工作铺平道路。在此过程中,老区农村整党运动还曾与“新三反”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以期克服农村党员干部在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和其他工作时的强迫命令问题,及农村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问题,以极大改善党群关系。结合的具体办法就是要求各地仿照山东经验,从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情况入手,按照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要求,对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进行整党教育和组织清理。老区农村的整党运动一直持续到1954年才告大部结束。1951-1954年整党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其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探索在执政条件下,如何继续开展整党整风工作的重要实践活动,对其时其他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武训传》批判运动、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清理“内层”工作等历史事件的发生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地考察1951-1954年整党运动,对于新时期继续推进党的建设和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项工作,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张雨新[3](2018)在《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地改革研究 ——以陕甘宁边区佳县为个案》文中提出中国近代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所有权。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指导下,在老解放区领导群众开展了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佳县位于陕西省东北部,属于中共领导下的老解放区,其北部毗邻国统区,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驻地之一。佳县地少人多,土地集中现象比较明显,租额较高,无地、少地农民生活负担沉重。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初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长余土地,由无地少地农民承购的和平土改政策。在兼顾地主和农民利益、继续保持与中小地主统战关系的同时,适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平土改期间地主和农民的心态是复杂的。地主对待土地公债政策的态度分为三种:出于本能的消极对抗态度,发自内心积极支持的态度,表面积极支持、实际以求损失最小的利己态度。承购土地后贫雇农的心态有四种:第一种是积极承购,对中共和平土改政策充满感激;第二种是没有承购到好地的部分贫雇农对承购政策仍不满意;第三种是无劳力不愿承购和担心“变天”不敢承购;第四种是过去租种较多土地、此次被抽地贫雇农对承购政策不满。和平土改虽然初步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地主人均占有土地数量下降,土地占有关系继续朝着有利于贫雇农的方向发展。但地主占有的土地多为好地和近地,且和平土改忽视了充分动员农民的政治任务,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错位导致和平土改政策必然要被废止。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义合会议,佳县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落实中央土地会议和土地法大纲精神。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倾观念以及晋绥边区的影响,佳县各地普遍以土地占有、生活程度、剥削关系、历史等四项条件确定成分,出现“查三代”、看政治态度、为斗底财、报私仇等故意提升成分的过激化现象。贯彻中央土地会议后开展的土地改革初步打消了地主阶级气焰,提高了农民的阶级意识,缺地、少地农民普遍获得了土地,地权关系再次发生有利于农民的变化,但也出现对富农阶层打击过重、侵犯了中农和兼营工商业者的利益的偏差。为了解决土改中出现的干部问题,佳县在西北局义合会议和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开展了以关门整党和开门整党为形式的土改整党。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土改纠偏的决定。纠偏中农村各阶层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对待土改纠偏的态度复杂:地主、富农暗流涌动,个别心存“变天”想法的甚至气焰嚣张;不少贫雇农在退地、退粮的纠偏政策面前表现消极,认为翻了个空身;中农心情最为复杂,有的因为纠偏退赔政策而长舒了一口气,有的斤斤计较于被错斗而怨恨贫雇农,有的担心再成为斗争对象而不自愿地献地。对政策变化应接不暇的土改干部则里外为难。根据中央纠偏政策,佳县各地按照老区抽补、调剂土地的精神,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办法重新进行成分划分,并整顿贫农团和农会,清洗坏干部,吸收积极分子,扩大群众组织,对错斗户道歉、退地、退粮和财物,进行全面纠偏,稳定了社会秩序。1950年3月,佳县农民拿到了土地证,确定了土地所有权,最终完成了土地改革。本文以佳县土改为个案,在深入挖掘佳县革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政策—效果”研究范式,尽可能避免政策性描述以探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原因,采用“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和国家——社会理论,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入手,既探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更讨论这些政策如何在陕北基层开展、实施及变化情况;既分析中共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改革的动员办法,也讨论陕北农民利用乡村传统习惯与中共土地政策之间的互动和影响。通过考察中共土改政策与基层实践之间的张力,揭示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老区土地改革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以个案研究印证全国老区土改的一般进程,并呈现老区土改的多面性。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佳县土地改革全过程的历史考察,本文认为,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原有的土地占有关系,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确权后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上级组织的介入不仅是土改整党时期也是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既能督促本级组织落实上级决定,还能有效纠正本级组织贯彻执行政策中的偏差。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及时纠偏,是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环节,也是土地改革的宝贵经验之一。佳县土改的地方性实践,是农村基层政治精英“选择性吸收”政策的结果。灵活对待宗族关系与声望等乡村传统文化,是中共改造乡村的方式之一。
张宏华[4](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孙明增[5](2016)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是党组织吸纳党员的标准和要求,是规范和约束党员行为的基本尺度。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它制定入党条件的目的,就是筛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分子。严格按照入党条件将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发展党员工作的基本遵循。入党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90余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自身地位和任务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严格入党条件,切实提高党员质量,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共入党条件的研究,不能充分展现入党条件变迁的整个过程。所以,本文把中共入党条件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入党条件变迁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因素、总结历史启示。本文总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入党条件提供了思想内核。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因而入党条件问题在他们视野中所占的地位和分量也不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入党条件的基本内涵,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入党条件问题的一般原则。列宁则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相关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布尔什维克政党建设、苏俄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关于入党条件的一套理论和策略,这为日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处理该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制定、修改入党条件不可或缺的理论因素。第二章至第五章主要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演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1921年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对入党条件作了基本规定。1921年7月,一大党纲明确规定,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做官就可入党。1923年6月,三大党章取消了党员不能跨党和做官的限制,为非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打开了大门。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章,对入党资格增加了“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以及“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的内容。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员标准出现“唯成分论”倾向。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归咎为“党的指导机关的知识分子化”,因而确立了党员成分要工农化的政策。1929年11月,古田会议打破“唯成分论”倾向,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提出入党的五条标准。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随之发生改变,党的大门开始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吸收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全国第一大党。第六章至第七章主要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变迁。早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严格入党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广大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开始将存在剥削行为的人清除出党,重点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入党条件更加严格。1951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申请入党的对象不能存在剥削行为,必须是成分好的。1956年9月,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剥削他人劳动”者不得入党。“文化大革命”时期,入党条件“唯成分论”倾向死灰复燃。九大党章把上中农和中农排除在申请入党的对象之外。十大党章沿袭九大的规定,仍然强调“唯成分论”。而且实际发展党员工作中,另立党员标准,搞“突击入党”,使一些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党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第八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变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入党条件上逐渐恢复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的入党资格。1982年9月,十二大党章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入党资格,提出了党员的基本要求,并在党员义务中补充了“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的内容。2001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002年11月,十六大党章在将“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纳入申请入党的对象。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强调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发展党员工作,“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截至2014年底,全国党员总数达到了8779.3万名。第九章是总结和启示。回顾中共入党条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知,中共入党条件的演变过程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有益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性的启示。一方面,中共入党条件变迁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以下几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国际局势和中国国情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入党条件应该重视社会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入党条件应该同时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断吸纳新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聂继红[6](2015)在《1951-1954年湖北省整党运动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掌国家政权,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工作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内存在组织不纯及严重的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现象,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为了整顿党内组织不纯,从整体上提高党员水平,在1951年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动了中国共产党自执掌全国政权以来,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党运动。湖北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对湖北省整党运动进行了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的领导和开展,使这次整党运动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文首先对湖北省整党运动的基本概况作了客观叙述,然后按照整党运动的历史过程通过专题研究的方式进行论述,最后对湖北省整党运动的特点、意义、成效、经验、现实启示进行理论总结。除绪论外,正文共分为七章。绪论主要论述论文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综述,对相关概念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界定。同时,阐明了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第一章叙述了湖北省整党运动的基本概况。首先从全国全面开展整党运动的背景及湖北省整党运动前省内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展开叙述。然后对湖北省整党运动的历史概况进行概述。第二章考察了“三反”运动中的整党工作。首先论述了“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必然性,接着对湖北省结合“三反”运动继续进行整党工作的四个阶段进行叙述,最后对“三反”运动中整党工作的成效、不足与经验进行了总结。“三反”运动中开展整党工作的经验教训给当前的反腐倡廉建设以深刻的现实启示。反腐倡廉建设首先需要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对大案、要案处理要敢于碰硬。反腐倡廉离不开群众的民主、有序参与和监督,但不能搞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反腐倡廉建设必须要以制度和法律作为重要保障,要常抓不懈。第三章考察了整编运动中的整党工作。首先阐述了县、区干部开展整编运动的步骤,分三个阶段进行。即思想动员,解除顾虑;普遍检查,找出错误根源;评功表模,建党提干。其次阐述了乡村干部整编采用集训方法、发动代表发扬民主普遍提高干部思想觉悟,分清界限评功表模以提高乡村干部水平。最后对整编运动中开展整党工作的成效、不足及经验进行了总结。整体来说,对县、区、乡干部的整党工作结合整编运动以较为温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民主参与的方式取得了提高党员干部的良好效果。第四章考察了土改(复查)运动中的农村整党工作。首先论述了农村整党工作与土改(复查)运动相结合的必然性。接着重点展开在土改(复查)运动中怎样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考察。最后在全文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土改(复查)中的农村整党工作的成效、不足与经验。历史实践证明,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共同参与土地改革运动,既有利于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给我们以现实启示。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要围绕促进农业发展为中心,要坚持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和民主参与,在群众的有序参与下不断改进、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第五章考察了“新三反”运动中的整党工作。首先阐明“新三反”运动发动的背景,接着重点考察“新三反”运动中如何开展整党工作的过程,最后对“新三反”运动中整党工作取得的成绩、不足与经验进行总结。“新三反”运动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其中所创造的通过群众来信打击官僚主义的方式是当前有效反对官僚主义的良好借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重要保证,加强各项制度建设是根本途径。第六章考察了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村整党工作。首先阐明农村整党工作结合互助合作运动展开的必要性。接着重点考察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整党建党工作是怎样开展,最后总结了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整党工作的收获、不足与经验。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村整党工作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要围绕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中心来进行,这样才能达到既促进了生产又整顿、教育、提高了农村党员干部的效果。第七章对湖北省整党运动的特点、意义、成效、经验进行分析评价。湖北省整党运动的特点是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中心任务进行,有区别、有重点地依据客观实际进行整党,不同类型的单位各有不同的整党重点;整党运动有利于壮大党员干部队伍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恢复湖北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通过这次整党运动,纯洁了党的基层组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整党运动的经验是整党必须发动党内外人民群众,接受群众的批评与监督,整党运动必须党委高度重视下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必须把思想建设作为整党运动的中心环节贯穿始终,整党运动要坚持整党与建党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加强1951—1954年湖北省整党运动研究,得出两点研究结论:从严治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依靠法律作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根本保障。1951—1954年湖北省整党运动有深刻的现实启示:要始终严格抓好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要树立制度权威,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反腐倡廉建设要依靠群众的支持和有序民主参与;坚持依法执政,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常抓不懈。
淮鹏[7](2013)在《中国共产党“1983-1987年整党”研究》文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崭新一页。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对我党的影响和侵蚀有所增加,为抵制、克服这种侵蚀而进行的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党的组织的工作和斗争还不够有力。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党中央决定于1983年11月开始整党。这次整党历时三年半,参加整党的正式党员4200万人。本文从研究整党整风的涵义、起源、地位入手,揭示了整党整风的内涵。介绍了此次整党的背景、原因、目的、基本政策、方法、特点、成果、不足及基本经验。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通过自上而下,分批整顿,使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有了进步,清除了派性流毒,加深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了贯彻执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为深化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查处了一批严重违法乱纪案件,党风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好转,清理了“三种人”,纯洁了党的组织,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战斗力,维护了党的领导,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来。
赵兴银[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政治地位、中心任务和面对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党主动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领导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变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抓住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七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全面执政经验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建设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党始终能把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作为战胜一切困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先决条件,并为此作出了持续的、不间断的努力。在初建政权的特殊时代背景中,中国共产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不走样,明确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历史方位,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工作任务的转型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并在艰难的转型中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为推动新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本文立足1949年至1956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探究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并结合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化解危险、领导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开辟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境界,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共分七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分别为:一、论文选题的背景与依据,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分析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评价;三、相关概念界定,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间界定、“群众”内涵的界定、“群众工作”“群众运动”、“党群关系”等概念的界定;四、主要研究方法;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等。正文部分分六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人民群众”的论述,确立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明确了执政党建设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方向;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群众工作的社会理论基础。第二章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依靠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其群众工作的好与坏、成与败,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的存续与发展。本章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具体实践的历史考察,对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有效做法的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进一步为当前如何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和方法指导。这一章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收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其内在的逻辑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各个阶层社会心理发生的变化。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客观的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进程实现了有机融合。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较为稳定和牢固的社会心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即使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后,群众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认可度仍然会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本章首先对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心理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对群众工作政策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上的转变。第四章重点回顾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实践进程。群众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工作是在相对比较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的。处理好执政党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反映到群众工作的目标和要求上来,就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在党的政策层面进行调整。本章通过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在运行机制、内在监督机制、内在长效机制三个方面对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机制建设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围绕机制的建设也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党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本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执政条件下完成党的工作任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动力保障、建设思路、实践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经验,明确了目标和要求。第六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关键要为当前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前三部分分别从群众工作应探索其规律性,把握特点,研究方法,做到因时因势而异;群众工作的实践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成为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三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第四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当代启示,通过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时代背景、具体举措、历史价值和实践经验的分析,指出对当前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提出思路及方向。
许士尧[9](2017)在《新中国初期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发的新时期,党的建设都是中国共产党狠抓不懈的政治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新解放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境况,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各地先后开始了有计划的建党工作。处于西南地区新解放区的江津县在基本完成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繁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后,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了农村建党工作。综观建国初期江津县的农村建党工作,以时间逻辑而言,其大致可分为农村建党工作的起源、初步尝试、全面推进、起伏变化和最终纠偏完成建党工作几个阶段。早在江津县开展农村建党工作之前,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已在东北解放区进行了广泛的农村建党工作,不但加固了中共在东北地区的执政地位,而且为全国的解放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战略支撑。东北地区的农村建党工作更为此后新解放区的农村建党工作探索出了有益的经验。江津县解放以后,原有的地下党组织迅速配合接管并参与了全县的领导工作。但长期严酷的战争环境和大规模的破坏,导致全县党组织不全、党员较少,甚至广大的农村地区尚未有党组织或党员存在,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就在此背景之下展开。起初,江津县委在农村整党训练班和土改训练班中谨慎的发展了少部分农村党员,以此来应对农村党员不足的窘境,这也成了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的初步尝试阶段。但面对农村党员严重缺乏而导致农村工作难以开展的现实,也为了巩固农村地区的政权,在土改基本结束的前提下,江津县委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村建党工作,并选择部分区乡做实验。以此摸索形成了符合江津县本地实际的农村建党工作的初步经验。此后,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安排下,农村建党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江津县也卷入全面推进农村建党工作的洪流之中。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到来,农村建党工作和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建成交葛之态。借助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势,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掀起了高潮,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展态势而起伏变化。在此期间,江津县委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之下,在大力推进农村建党工作的同时,积极部署实施农村建党纠偏工作,使之虽偶有偏离之势,但最终回入正常轨道,使之成为一项日常性工作。江津县经过大规模、持续性的农村建党工作,最终实现了农村建党任务。通过对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各个环节的考察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一是阶级路线贯穿建党工作之始终;二是建党工作与各阶段农村中心工作相结合进行;三是发展农村党员既看重阶级成分也考量现实表现,甚至两者成纠葛之势。相较于数十年前,虽然当前的社会情势有了根本的变化,但它探索的历史经验依然对当下的党建工作有着极大的现实借鉴意义: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党要管党。党的建设工作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担负起管理党的主体责任;二是坚持党务工作与行政工作相结合。党务与行政结合开展,在实践中培养党的后备军、在实践中锻炼党的干部,是保证党的事业长盛不衰的重要方法;三是全面提升党的治理能力,提高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党建工作的重要目的,执政能力的提升可以促进党的建设的发展。尽管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出现过偏差甚至是失误,但江津县各级党组织却一直在进行纠偏的努力并基本获得成功,这也是其伟大之处。农村建党工作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乡村社会政治格局影响深远,它彻底打破了农村社会旧有的政治秩序,建构起了中共掌控之下的新的政治关系,从而打通了中央权力传输的渠道,成为此后中共在农村进行变革的组织基础。
周竞风[10](2017)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和中心任务的根本转变。从革命走向执政,时代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挑战。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人才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以江苏省为中心对1949-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进行历史考察,系统地回顾了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实践,厘清了历史线索。论文首先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基本概况。从解放战争后期起,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发展干部队伍,短时间内获得迅速壮大。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革命胜利,并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基础。当然,干部队伍快速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因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刻不容缓。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首先是组织上整顿与建设。一方面通过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确立编制,建立新规,使干部管理逐步走上正规化、规范化轨道;同时,通过大规模统一调配,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重要举措、政治运动,如内部镇反、审干、肃反、“三反”“五反”等,不断对干部队伍进行清理,以保持干部队伍的革命性、纯洁性和战斗力。干部队伍建设另一重要内容是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许多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重要法宝。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时代环境变化,干部队伍在作风领域却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有些甚至还比较突出,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由此迅速采取措施,开展了整风运动、整党运动、“三反”运动、“新三反”运动等一系列作风建设,大力加强和改善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干部作风建设实践中也认识到,作风建设需要长效机制,制度建设、法治保障十分重要,因此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开始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起步。始终高度重视干部学习与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特点也是突出优点。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产生过“本领恐慌”,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工作重心和历史任务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本领恐慌”更胜从前。为此,执政伊始中国共产党就组织广大干部进行广泛学习。这一时期,干部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理论与政策学习;二是文化学习;三是专业知识学习。理论与政策学习旨在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从而坚定其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增强明辨是非、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即有计划地、系统地组织广大干部进行理论与政策的学习。干部文化教育更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远不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为此,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规模巨大的干部文化教育。这一时期干部文化教育既有正规的也有业余的,既有脱产的也有在职,几乎所有干部都置身其中,因此规模浩大,且成效突出,影响则极其深远。干部教育第三方面内容是专业知识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专业干部队伍,已有的专业干部不仅数量缺乏,且专业水平普遍较低。为了加强对专业干部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断壮大专业干部队伍。同时,广泛开展干部的专业学习,同样开展的有声有色。干部专业教育对于适应新中国的发展、建设,推动干部队伍专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的结尾——“结束语”部分,是对1949年至1956年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开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经验和教训,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整党中党员登记工作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整党中党员登记工作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7.5 镇压反革命 |
第8章 “支前征粮”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第9章 “双减反霸”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12.1 建政特点 |
12.2 历史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1951-1954年整党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状况综述 |
二、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三、 主要创新点和难点 |
四、 主要研究方法 |
五、 论文结构 |
第一章 整党运动发动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执政党建设任务的提出与公开建党 |
一、 执政党建设任务的提出 |
二、 老区与新区的公开建党工作 |
三、 整党任务的提出 |
第二节 各地对党的基层组织的初步整顿 |
一、 老解放区的初步整党工作 |
二、 新解放区的初步整党工作 |
第二章 整党运动的开动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召开 |
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
二、 党内关于整党问题的争论 |
第二节 “整党为一个时期中心工作” |
一、 整党工作与全党理论教育工作的结合 |
二、 整党工作与清理“内层”工作的结合 |
第三节 各地传达与贯彻整党决议 |
一、 各地传达整党决议与制定整党计划 |
二、 各地培训整党干部与进行整党的典型试验 |
第三章 整党运动的转向 |
第一节 “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 |
一、 “三反”运动的发动 |
二、 “三反”运动与整党工作的结合 |
第二节 整党运动进程的转变 |
一、 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成为整党运动的主要任务 |
二、 各地的整党工作进程发生转变 |
第三节 整党运动在城市的结束 |
一、 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成为干部审查和鉴定工作的主要任务 |
二、 “德才兼备”原则成为干部选拔工作的根本标准 |
第四章 整党运动在农村的继续推进和结束 |
第一节 农村整党任务的转变 |
一、 农村推迟开展“三反”斗争与暂停整党工作 |
二、 农村整党任务的转变 |
第二节 农村整党运动与互助合作运动的结合 |
一、 农村整党工作结合互助合作运动而重启 |
二、 党内就农村整党过程中是否反对“单干”问题的争论 |
三、 坚决推进互助合作运动成为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 |
第三节 农村整党运动与“新三反”运动的结合 |
一、 农村中止“三反”运动与继续“关门”整党 |
二、 “新三反”运动的发动及其与农村整党运动的结合 |
第四节 (农村)整党运动的结束 |
一、 各地第一批农村整党工作的完成 |
二、 西北、东北地区整党工作的基本结束 |
三、 1951-1954 年整党运动的结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3)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地改革研究 ——以陕甘宁边区佳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研究的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
五、创新之处与存在问题及今后努力方向 |
第一章 土改前佳县的社会经济关系 |
第一节 佳县的历史与自然环境 |
一、“铁葭州”及其历史沿革 |
二、地形、气候与主要农作物 |
第二节 土地关系 |
一、土地占有情况 |
二、租佃形式及地租率 |
三、土地使用 |
第三节 减租清算与土地关系的变化 |
一、地主对付减租减息的“花样” |
二、查租清算 |
三、减租后农民生活的变化 |
第二章 解放战争初期的和平土改 |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和平土改政策 |
一、和平土改政策的提出 |
二、推行和平土改的原因 |
三、佳县和平土改的部署 |
第二节 和平土改的一般步骤 |
一、宣传动员 |
二、调查登记、订成分 |
三、献地与征购 |
四、留地与承购 |
第三节 各阶层的态度与反应 |
一、征购、献地与地主的多重考量 |
二、承购后贫雇民的复杂心态 |
第四节 地权关系的变化 |
一、地权关系向着有利于贫雇农的方向变化 |
二、地主占有较多、较好土地的状况依然存在 |
第五节 和平土改政策的错位与调适 |
一、经济改革与政治革命的张力 |
二、和平土改政策的调适 |
三、对和平土改政策的评价 |
第三章 土改过激化 |
第一节 土改新政策 |
一、西北局义合会议与佳县土地会议 |
二、土改工作领导机构及其成员构成 |
第二节 启发群众阶级觉悟 |
一、帮助群众“挖穷根” |
二、群众自发找穷根 |
第三节 “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
一、划分阶级的办法 |
二、斗地富、刨底财 |
三、过激化的表现及其原因 |
第四节 义合会议后土改成效分析 |
一、取得的成绩 |
二、存在的问题 |
第四章 土改整党 |
第一节 中共佳县党组织的建立与党员发展 |
一、组织创建与早期活动 |
二、1940年代党员发展概况 |
第二节 干部思想作风与组织纪律问题 |
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 |
二、分配中的自私行为 |
三、自由散漫的生活作风 |
四、组织观念与纪律意识不强 |
第三节 整党审干:干部教育与群众动员 |
一、“关门整党”:土地会议后之反右整风 |
二、“开门整党”:杨家沟十二月会议后之纠“左”整顿 |
三、党员及群众反映 |
第五章 复查纠偏 |
第一节 纠偏政策的出台与部署 |
一、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土改纠偏 |
二、年关会议部署纠偏工作 |
第二节 各阶层对土改纠偏的态度 |
一、暗流涌动的地主和富农 |
二、“翻了个空身”的贫雇农 |
三、心绪复杂的中农 |
四、里外为难的土改干部 |
第三节 成分纠偏 |
一、阶级划分办法 |
二、新标准下之成分复查与纠偏 |
第四节 全面纠偏 |
一、整顿贫农团、农会 |
二、对错斗中农的退赔 |
三、对错斗工商户的补偿 |
四、对扫地出门地主、富农及错斗致死者的安置 |
第六章 土地登记与土改结束 |
第一节 土地的调剂与抽补 |
一、老区土地调剂抽补办法 |
二、土地占有关系的再变化 |
第二节 财物的处理 |
一、分配斗争果实 |
二、土地附着物及窑洞的处理 |
第三节 确定地权 |
一、确定土地登记、评产评级办法 |
二、土地登记、评产评级之实际运作 |
三、土地登记、评产评级之经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 |
一、自然条件 |
二、政治生态 |
三、农民生活 |
四、社会文化 |
第二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 |
一、乡村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共介入乡村社会管理 |
(一)党初步下沉乡村和党员大量发展 |
(二)党的整顿与初步巩固 |
(三)党组织与党员的纯洁化 |
(四)整党整风与党的一元化领导 |
二、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乡村行政组织的重构 |
(一)新行政机构的建立:村公所与村民代表大会 |
(二)村级行政机构的持续改造 |
三、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底层农民的崛起 |
(一)乡村领袖的成分:“贫农”与“贫农+中农”结构 |
(二)乡村领袖的成长:中共之助推 |
四、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选举政治和新型社会组织 |
(一)选举: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
(二)新型社会组织: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保障 |
第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民生建设 |
一、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
(一)扩大耕地面积 |
(二)兴修水利工程 |
(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
二、组织起来:促进生产 |
(一)推进劳动互助 |
(二)发起农业合作社运动 |
(三)开展劳动竞赛运动 |
(四)掀起大生产运动 |
三、调整分配:改善农民生活 |
(一)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的实施 |
(二)坚持合理负担原则与实行统一累进税 |
四、社会保障:托底贫困农民基本生活 |
(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政策法规的制定 |
(二)社会保障的实践活动 |
第四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思想文化建设 |
一、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
(一)面向青少年的国民教育 |
(二)面向成人的社会教育 |
(三)乡村教育的特点 |
二、报刊事业:开阔农民社会视野 |
三、大众文艺活动:丰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 |
(一)乡村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
(二)街头诗的昙花一现:“冀中一日” |
(三)文化盛宴:艺术节 |
(四)乡村文化文艺活动的特点 |
第五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建设 |
一、社会道德规范的改造 |
(一)改造二流子与“懒人” |
(二)禁烟禁毒 |
(三)树立模范 |
二、生活习俗规范的革新 |
(一)更新卫生观念 |
(二)改良卫生习惯 |
(三)倡导中西医结合 |
(四)开展妇婴卫生保健 |
三、法律法制规范的重建 |
(一)法规进村:农民法治意识加强 |
(二)司法下乡:巡回审判与调解 |
(三)法律法规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
四、优良社会风气的养成 |
(一)中共局部执政的优良作风 |
(二)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
结语 |
一、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变革 |
二、乡村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 |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现状 |
(一)专门以入党条件为对象的研究 |
(二)关于发展党员工作的研究 |
(三)关于党员标准与发展对象的研究 |
(四)关于党员条件的研究 |
(五)关于党员成分的研究 |
三、研究方法与材料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材料 |
四、研究思路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 |
(一)研究难点 |
(二)研究创新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 |
(一)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观念和实际表现必须符合共产主义 |
(二)制定入党条件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 |
(三)革命视角下各个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 |
(四)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和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问题 |
二、列宁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 |
(一)凡入党者必须对党思想上认同、物质上支持、组织上服从 |
(二)欢迎真正拥护共产主义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入党 |
(三)列宁对旧知识分子的政治定性和对策 |
(四)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同其他阶层联盟中的领导权 |
第二章 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即可入党 |
一、中共入党条件的影响因素 |
二、建党前夕几乎“清一色的知识分子” |
三、中共一大: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即可入党 |
四、从广州会议到西湖会议:“不跨党”逐渐取消 |
五、党员发展状况与入党条件中党员成分问题 |
第三章 有阶级觉悟且忠于革命者可以入党 |
一、取消不跨党限制,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
二、吸收工农知识分子等劳动群众中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入党 |
三、吸收社会一切革命分子,扩大自己的党为群众的党 |
四、国共联合战线的危机和对工农等群众运动的压制 |
五、入党条件与党员发展状况 |
第四章 重点吸收工农等劳苦群众入党 |
一、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因素归为“党的指导机关知识分子化” |
二、八七会议:党的灵魂和躯壳都要换 |
三、白区:党员要工农化,排斥、反对知识分子入党 |
四、苏区:吸收革命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入党,党员要从思想上入党 |
五、重点吸收工农等劳苦群众入党政策下党员队伍发展状况 |
第五章 愿为党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入党的主要条件 |
一、瓦窑堡会议: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都可加入共产党 |
二、党内关于民族革命领导权的争论与解决 |
三、抗战初期发展和壮大党组织任务下发展党员工作的多途径展开 |
四、大力发展党组织之后对党的审查和整顿 |
五、“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
六、党的七大正确处理了社会成分与党的性质关系: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 |
第六章 入党积极分子要成分好且不能存在剥削行为 |
一、将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清除党内,重点吸收工人入党 |
二、入党积极分子必须成分好,不能剥削他人劳动 |
三、中共八大:剥削他人劳动的人不能入党 |
四、反右派斗争扩大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起变化 |
五、重新登记党员工作的十大标准 |
第七章 大量吸收造反派分子 |
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 |
二、“踢开党委闹革命”并酝酿“整党建党” |
三、整党建党的典型:“六厂二校”的“一学二批三吐四纳” |
四、“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突击入党”、“突击提干” |
第八章 恢复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入党资格 |
一、对知识分子进行重新定位和政策调整 |
二、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 |
三、向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打开党的大门 |
四、十八大以来: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
第九章 总结与启示 |
一、中共入党条件变迁的影响因素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入党条件的认识构成入党条件的思想内核 |
(二)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动构成入党条件变迁的宏观背景 |
(三)中国国情是构成入党条件变迁的直接的客观因素 |
(四)党的政治路线成入党条件变迁的重要政治因素 |
二、中共入党条件的历史演变的启示 |
(一)入党条件应重视社会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 |
(二)入党条件要同时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标准 |
(三)吸纳新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1951-1954年湖北省整党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一)现实意义 |
(二)学术价值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一)关于1951-1954年整党运动发动原因的相关研究 |
(二)关于1951-1954年整党运动过程的相关研究 |
(三)关于1951—1954年整党运动的效果及影响的相关研究 |
(四)关于1951—1954年整党运动的经验教训的相关研究 |
(五)建国初期反腐败、反官僚主义、廉政建设等问题的专题研究 |
三、相关概念及相互关系的界定 |
(一)整风、整党的基本含义及相互关系 |
(二)整风运动与整党运动的关系 |
(三)整党运动与整党工作的相互关系 |
(四)政党、执政党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
(五)整党运动与其它相关运动的关系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框架 |
五、研究重点、研究难点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湖北省整党运动的基本概况 |
一 全国开展整党运动的背景及其中央部署 |
(一)全国开展整党运动的背景 |
(二)中共中央对全国开展整党运动的部署 |
二、湖北省整风运动:整党运动的前奏 |
(一)整风运动的背景 |
(二)湖北省整风运动的展开 |
三、整党运动前湖北省党内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 |
(一)建国初期党内的组织状况 |
(二)整党运动前党内的思想状况 |
四、湖北省整党运动的历史概况 |
(一)湖北省开展整党运动前的准备工作 |
(二)从城市到农村结合各项中心任务开展整党运动的概况 |
第二章“三反”运动中的整党工作 |
一 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 |
(一)“三反”运动在湖北的初步展开 |
(二)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开展整党工作才能把党整顿好 |
二、湖北省结合“三反”运动继续进行整党工作 |
(一)初始阶段:发动群众,民主检查 |
(二)高峰阶段:组织队伍,全力追剿 |
(三)处理阶段:实事求是,定案追赃 |
(四)总结阶段:民主建设,复查处理 |
三、“三反”运动中整党工作的成效、不足与经验 |
(一)“三反”运动中整党工作的成效 |
(二)“三反”运动中整党工作的不足 |
(三)“三反”运动中整党工作的经验 |
第三章 整编运动中的整党工作 |
一 县、区干部整编 |
(一)思想动员,解除顾虑 |
(二)普遍检查,找出错误根源 |
(三)评功表模,建党提干 |
二、乡村干部整编 |
(一)采用集训方法普遍提高干部思想觉悟 |
(二)发扬民主开展三查进行乡村干部整编 |
(三)分清界限评功表模以提高乡村干部水平 |
三、整编运动中整党工作的成效、不足及经验 |
(一)整编运动中整党工作的成效 |
(二)整编运动中整党工作的不足 |
(三)整编运动中整党工作的经验 |
第四章 土改(复查)运动中的农村整党工作 |
一 农村整党工作与土改(复查)运动的结合 |
(一)结合土改运动进行整党的初整 |
(二)结合土改复查运动去整党,才能达到整党的效果 |
二、土改(复查)运动中的整党建党工作 |
(一)在土改运动中做好整顿党组织、建设党组织的工作 |
(二)结合土改复查运动继续幵展整党建党工作 |
三、土改(复查)运动中的农村整党工作的成效、不足与经验 |
(一)土改(复查)运动中的农村整党工作的成效 |
(二)土改(复查)运动中的农村整党工作的不足 |
(三)土改(复查)运动中农村整党工作的经验 |
第五章“新三反”运动中的整党工作 |
一“新三反”运动发动的背景 |
(一)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 |
(二)湖北省党内存在着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 |
二、“新三反”运动中整党工作的开展 |
(一)湖北省委对开展“新三反”运动的部署和要求 |
(二)湖北省“新三反”运动的展幵 |
三、“新三反”运动中整党工作取得的成绩、不足与经验 |
(一)“新三反”运动中整党工作取得的成绩 |
(二)“新三反”运动中整党工作存在的不足 |
(三)“新三反”运动中整党工作的经验 |
第六章 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村整党工作 |
一、农村整党工作结合互助合作运动展开 |
(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 |
(二)农村整党工作与互助合作运动相结合 |
二、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整党建党工作的开展 |
(一)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教育、培养、训练党员干部 |
(二)整顿互助合作组织以纯洁党的组织 |
三、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整党工作的收获、不足与经验 |
(一)互助合作运动中整党工作的收获 |
(二)互助合作运动中整党工作的不足 |
(三)互助合作运动中整党工作的经验 |
第七章湖北省整党运动的分析评价 |
一 整党运动的特点 |
(一)结合各项运动和中心任务进行 |
(二)有区别、有重点地依据客观实际进行整党 |
(三)不同类型的单位各有不同的整党重点 |
二、整党运动的意义 |
(一)有利于壮大党员干部队伍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
(二)为恢复湖北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
(三)有利于形成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民主平等的社会风气 |
三、整党运动的成效 |
(一)纯洁了党的基层组织 |
(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三)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
四、整党运动的经验 |
(一)整党运动必须发动党内外人民群众,接受群众的批评与监督 |
(二)整党运动必须党委高度重视下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 |
(三)整党运动必须把思想建设作为整党运动的中心环节贯穿始终 |
(四)整党运动要坚持整党与建党相结合的方针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7)中国共产党“1983-1987年整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 整党整风的涵义、起源及地位 |
1.1 整党整风的涵义 |
1.2 整党整风的起源 |
1.3 整党整风的地位 |
2 1983—1987年整党的背景和原因 |
2.1 背景 |
2.1.1 十年内乱使党遭受重大损失 |
2.1.2 党为了整顿党风做了大量工作 |
2.1.3 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 |
2.2 原因 |
2.2.1 全面肃清十年内乱的流毒和影响的需要 |
2.2.2 适应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2.2.3 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需要 |
3 整党的过程 |
3.1 整党的目的 |
3.2 整党的基本政策 |
3.3 整党的方法 |
3.3.1 分期分批整顿 |
3.3.2 分期分批整顿的好处 |
3.4 整党的特点 |
3.5 党员登记问题 |
3.5.1 党员登记的含义及意义 |
3.5.2 党员登记的过程 |
3.5.3 党员登记需要注意的事项 |
3.6 整党的意义 |
3.7 整党的基本成果和不足 |
4 整党的基本经验 |
4.1 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 |
4.2 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
4.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4.4 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
4.5 始终密切联系群众 |
4.6 处理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个人勤劳致富的关系 |
4.7 正确甄别区分“三种人” |
4.8 警惕精神污染的危害 |
4.8.1 精神污染的表现 |
4.8.2 精神污染的危害性 |
4.8.3 反对精神污染 |
4.9 要十分注意提高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觉悟 |
4.10 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尖锐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 |
4.11 整党中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谦虚接受党内外群众意见 |
4.11.1 坚持走群众路线 |
4.11.2 虚心接受党外朋友和群众的意见 |
4.12 在整党过程中要坚持“边整边改”的方针 |
4.12.1 坚挣“不拖延的原则” |
4.12.2 贯彻边整边改方针 |
5 1983—1987年整党与建国后几次整党的比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附:本人在读期间发表科研论文及获奖情况一览表 |
(8)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 |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
第二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借鉴 |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发展 |
五、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
第三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 |
一、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 |
二、党的群众工作与群众复杂多变的社会心理 |
三、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
第四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推进 |
一、以任务为导向明确群众工作的新使命 |
二、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机制 |
三、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 |
四、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创新 |
第五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 |
一、群众工作为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发挥了保障作用 |
二、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思路 |
三、群众工作为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拓宽了实践路径 |
四、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积累了经验 |
五、群众工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新任务 |
第六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 |
一、群众工作应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性,做到因时因势而异 |
二、群众工作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 |
三、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 |
四、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厘清的几个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新中国初期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内研究现状 |
2.港澳台及国外研究现状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1.新中国初期 |
2.江津县 |
3.建党工作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一、从东北到西南: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的起源 |
(一)东北解放区建党工作的实践 |
(二)江津县党组织的基本格局 |
二、从接管到整顿: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的开启 |
(一)川东地下党与江津的解放 |
(二)整风运动中的组织整顿 |
(三)整党训练班与建党的初步尝试 |
三、从发展到巩固: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的推进 |
(一)建党工作的展开 |
1.建党工作的部署 |
2.建党工作的突破 |
(二)新党员的吸纳 |
1.按部就班: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 |
2.灵活变通:党员的接收 |
(三)建党工作推进中的偏向 |
1.先后有别 |
2.任务优先 |
四、从慎重到积极: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的起伏 |
(一)建党工作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融合 |
1.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猛发展 |
2.建党与建社的深度结合 |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建党工作的样态 |
1.阶级路线的策略化 |
2.建党方式的运动化 |
3.党支部建设的正规化 |
(三)农业合作化中建党工作的偏差 |
1.建党工作的游离化 |
2.发展党员的突击化 |
五、从运动到常态: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的正常回归 |
(一)党组织网络的形成 |
1.建党工作的经常化 |
2.建党工作的体系化 |
(二)党组织扎根基层社会的实现 |
1.党员和党组织的激增 |
2.党对乡村政权领导权的强化 |
结语 |
(一)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的学理探讨 |
(二)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的历史经验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ct |
导言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现状 |
(一) 选题依据 |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二、相关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二) 基本研究方法 |
(三) 选题基本内容 |
(四) 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概况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情概况 |
(一) 新政权在全国的建立 |
(二) 江苏解放和恢复建省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组织概况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概况 |
(一)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干部的决定 |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迅速壮大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构成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 干部队伍扩大和财政压力 |
(二) 干部队伍快速扩大造成干部质量下降 |
(三) 干部来源多样和团结合作问题 |
(四) 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初步整顿和建设 |
一、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 |
(一) 党政机关整编 |
(二) 清理和审查干部 |
(三) 统一调配干部 |
二、进一步确立“德才兼备”的干部任用标准 |
(一) 原有干部提拔任用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二) 进一步明确“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
(三) 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 |
三、建立干部管理新体制 |
(一) 原有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二) 建立“分部”、“分级”干部管理体制 |
第三章 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理论和政策水平 |
一、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干部 |
(一) 民主革命时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二)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度重视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广泛开展 |
(一)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 |
(二)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
(三) 大量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 |
(四)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在各地开展 |
三、努力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 |
(一) 始终高度重视干部的政策教育 |
(二) 政策教育的广泛开展 |
第四章 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干部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二) 干部队伍作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二、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一) 开展整风运动 |
(二) 整顿党的组织 |
(三) 在“三反”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四) 在“新三反”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三、加强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
(一) 坚决纠正干部强迫命令作风 |
(二) 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三) 正确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
四、建立干部监督约束机制 |
(一) 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
(二) 成立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 |
(三) 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起步 |
第五章 迅速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文化基本情况 |
(一) 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
(二) 干部文化素质低的不利影响 |
二、干部文化教育方针和政策的确立 |
(一) 中国共产党对干部文化教育始终高度重视 |
(二) 干部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的确立 |
三、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
(一) 干部文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
(二) 各地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
四、干部文化教育取得的成效 |
(一) 迅速提高干部队伍整体文化水平 |
(二) 有效提升干部工作能力 |
(三) 促进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 |
第六章 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干部队伍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专业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 |
(一) 专业干部数量上严重缺乏 |
(二) 专业干部专业水平普遍较低 |
(三) 专业干部队伍管理不规范 |
二、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专业干部队伍建设 |
(一) 中国共产党对专业干部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 |
(二) 专业干部队伍的发展和壮大 |
三、加强干部的专业学习和教育 |
(一) 建立各种专业干部学校 |
(二) 依托高等院校开展干部专业教育 |
(三) 举办各种专业讲座、培训班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整党中党员登记工作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2]1951-1954年整党运动研究[D]. 赵亮. 中共中央党校, 2012(02)
- [3]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地改革研究 ——以陕甘宁边区佳县为个案[D]. 张雨新. 西北大学, 2018(02)
- [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5]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D]. 孙明增.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6]1951-1954年湖北省整党运动研究[D]. 聂继红. 武汉大学, 2015(07)
- [7]中国共产党“1983-1987年整党”研究[D]. 淮鹏. 郑州大学, 2013(11)
- [8]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D]. 赵兴银. 扬州大学, 2019(06)
- [9]新中国初期江津县农村建党工作研究(1949—1956)[D]. 许士尧. 西南大学, 2017(02)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D]. 周竞风. 南京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