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析我国经济发展起落波动的非经济因素（论文文献综述）
尢佳[1]（2021）在《交易成本视角下的人民币货币替代进程分析》文中认为国际货币体系长期维持美元作为单一结算货币的格局,强大的美元本位制网络效应诚然提高了多边贸易中的金融效率,然而美元在国际货币兑换上的非对称性也带来了难以解决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美国借助美元的国际地位来降低本国货币错配风险、增加国际融资能力,甚至向海外转嫁国内金融危机的危害。因此,各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发展的需求日益强烈。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正式启动以来,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在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证券市场投资等领域的使用渠道不断拓展,并于2016年10月加入SDR货币篮子。即便如此,人民币在全部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支付份额占比依然较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中心-外围”体系短时期内不会被打破,人民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作为外围货币,人民币亟待建立自身的支付网络效应。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不容忽视,全球孤立主义和保守思想抬头,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有所恶化;同时随着国内市场不断开放,跨境资本流动、汇率市场波动程度加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风险有所增加。货币替代是指一种货币对于另一种货币在价值尺度、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贮藏价值中一个或多个职能上发生替代,并使得一国货币需求受到国际货币输出国的经济变量影响的现象。货币替代是一种法定货币实现国际化、履行世界货币职能的基础和重要阶段。由于微观上搜寻、兑换、文化差异等原因和宏观上货币制度建设成本的存在,境外居民和企业选择使用外币进行交易时,国际货币对其国家本币不会是“无摩擦”的完美替代,必然存在宏观和微观上的交易成本。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促进人民币在经济贸易活动和金融交易中的国际使用,因此本文从交易这一最基础的分析单位切入,从交易成本角度探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本文系统地论述了交易成本在货币替代中所产生的作用。参考和借鉴经典货币替代理论,论述了微观和宏观的交易成本特点及相互影响关系,构建了含有交易成本的货币替代理论模型,通过对香港离岸市场的实证分析总结出现阶段人民币货币替代的特点,从货币替代的交易成本角度分析了主要货币的国际化经验。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如下:（1）货币替代的交易成本可以划分为由私人部门承担的微观交易成本和由国家和政府组织承担的宏观交易成本,微观和宏观交易成本都对货币替代进程产生作用;（2）微观交易成本主要通过经济主体对货币的选择对货币替代产生影响,微观主体会根据本币通货膨胀率和外币微观交易成本等因素决定使用哪种货币,外币的交易成本越低,则越有可能发生货币替代;（3）宏观交易成本由国际货币发行国承担,当存在强势国际货币国、新兴国际货币国和被货币替代国三个参与方时,作为输出国际货币的后发国家,宏观层面上依然可以采取给予被货币替代补偿的方式,承担宏观交易成本,推动货币替代进程;（4）货币替代在持续过程中具有棘轮效应,交易成本是棘轮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通过对香港地区2004年开展人民币活期存款业务以来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香港地区人民币货币替代已经显示出棘轮效应,而且主要是出于交易便利性目的而持有人民币;（5）交易成本视角下,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特点是“宏观层面承担交易成本,利用政策推动微观交易成本的降低,微观主体享受人民币交易成本降低的好处”。基于以上分析,为了有效推动人民币货币替代进程,建议一方面可以利用新技术直接降低人民币的微观交易成本,并且推行双赢的对外经济合作政策,赢得其他国家支持共同推动人民币货币替代进程;另一方面应控制宏观交易成本,通过离岸市场发展尽快形成人民币货币替代的棘轮效应,降低政策推行成本,并且提高风险识别能力,丰富风险管理手段,以降低货币替代进程中的宏观风险。
秦耕书[2]（2021）在《13-15世纪英国领主自营地经济研究》文中指出领主自营地,与佃农份地一同构成了中世纪庄园地产结构的基本特征。它是为领主直接带来收益的地产,其重要性会因时间的推移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中世纪的英国,领主自营地的管理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领主会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选择不同的经营策略:当生产成本低且社会需求大、物价高时,领主大多选择直接经营自营地以获取收益,这种情况下自营地的价值也能得到体现,领主甚至还会选择对其自营地进行扩张;而当生产成本提升时,领主为了规避需求下降和物价下跌带来的风险,一般会选择将自营地租给自己的代理人或佃户,以获得固定的租金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整个英国庄园经济的演变过程中,领主自营地一直是庄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领主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而自营地经营方式的转变,不仅使旧有模式走向解体,同时也孕育出了一些新的因素。本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依据及价值、基本概念解析、国内外研究综述和本文的结构框架及研究方法。正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对诺曼征服后至14世纪中叶前英国领主自营地的经济概况与管理方式的变化进行讨论,经济概况方面涉及自营地上具体的投入与产出,农作物与牲畜的选择等,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讨论该时期内领主自营地管理方式的变化。第二章与第一章结构类似,主要讨论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这段时间内自营地的经济概况与管理方式的变化。第三章则着重探讨自营地经济的衰落及其与新兴经济形式的关系。本章通过对自营地产出商品化的程度、领主与市场的关系及自营地与早期租地农场的关系这几个问题的讨论,进一步阐明自营地经济衰落的原因,探讨其与庄园制解体之间的关系。结语部分概括总结了自营地管理方式的变化趋势及其在庄园制度整体的兴衰和英国经济发展中的位置。
闫亚娟[3]（2021）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自独立以来就不断加强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努力与独联体国家一道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的欧亚联盟。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正值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加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受俄罗斯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欧亚经济联盟陷入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提出对外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自独立以来首次宣布同独联体以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不仅为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也为域外国家深度参与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之一,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深入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对外战略动向对中国深化对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独联体地区、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自由贸易区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入手,重点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主要影响以及面临的困境,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未来走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针对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在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不甚乐观的情况下提出的,目标宏大。为使建设顺利进行,欧亚经济联盟规划了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具体推进思路。第一,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新欧亚主义思想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它主张东西并重,强调重视欧洲同时,增加亚洲在对外合作中的比重。第二,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恶化,欧亚经济联盟向西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选择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作为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第三,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等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中国和越南为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印度为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国,伊朗为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国,欧亚经济联盟选取四国依次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支点国家,以点带面,进行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第四,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5”这里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1”这里是指第三国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5+1”即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越南等。第五,以市场、能源和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欧亚经济联盟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先进的军工技术,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能源外交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手段。按照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路线图,2015年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6年10月5日,《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样板。2018年5月17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署临时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10月27日,《欧亚经济联盟-伊朗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后,2019年10月1日及2019年10月25日,欧亚经济联盟又分别与新加坡和塞尔维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截止到2020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对外已签署4个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等国也分别进行了多轮自由贸易谈判。从其现有实践看,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表现出了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第二,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第三,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第四,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经过多年努力,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对独联体地区、欧洲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至今已有5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盟各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第二,联盟各国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贸易伙伴国的选择范围;第三,联盟对外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第四,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依然会把小型贸易伙伴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对象,同时逐步推进与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最终实现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现已与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但距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双方自由贸易区建设还存在很大障碍。为此,中国可以借鉴欧亚经济联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杨均华[4]（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丁敏潇[5]（2020）在《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全面展开,经贸摩擦也相伴而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2018年3月,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宣布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制裁措施。随后,双方先后进行了四轮加征关税的较量,波及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商品,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除此之外,中美贸易战还伴随着激烈的科技竞争和制度竞争,美国通过“实体清单”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限制中国企业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针对中国设置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障碍,意图重构国际贸易体系排斥中国。回顾上个世纪日美经贸摩擦的发展,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摩擦全面升级为经贸冲突,双方在科技、专利、情报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博弈,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随着经贸冲突的加剧,经贸摩擦不再是单纯由贸易失衡引起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相对优势的实力竞争。需要注意的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并非完全相同。虽然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汽车、半导体、超级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个别领域的贸易摩擦仍然是由日本对美出口激增导致的,日美两国也始终坚持在经济框架内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经贸争端。然而,中美贸易战期间加征关税的商品几乎覆盖中国对美出口的所有商品,摩擦激烈的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等领域并不存在贸易失衡,“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也并未涉及个别领域。不同于日美经贸摩擦的以威胁促协商,中美经贸摩擦明显表现出以打击促遏制。这是因为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对于中国的安全顾虑远甚于日本,所以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主张同中国展开全面竞争。换而言之,激烈的经贸冲突不仅包含经济利益的竞争,还可能包含安全利益的冲突,中美贸易战更加激烈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安全顾虑。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贸易合作与摩擦是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相互依存降低了国家间使用军事力量相互打击的可能性,也赋予了国家使用软实力影响对手的能力,经贸政策也能够发挥威胁、遏制或战略的作用维护国家安全。全面、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战,不仅需要分析经贸摩擦的经济因素,更要考虑经贸摩擦的非经济因素。文章从经济、战略和安全三个视角出发,梳理日美经贸摩擦不同时期的特征,归纳中美经贸摩擦不同阶段的表现,对比分析日美经贸摩擦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异同,从而说明日美经贸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本质区别在于美国不同的战略和安全考虑。文章指出,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和当前的中美贸易战都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经济贸易问题被美国当作遏制对手的工具。换而言之,经济贸易摩擦实则是美国应对日本经济复兴和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是大国竞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表现形式。同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相比,没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也不似日美以安全同盟关系作为战略互信的基础,中美贸易战势必会更加激烈。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在于中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发展,更在于中国凭借自身经济技术实力谋求地区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更替,所以经贸冲突还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制度话语权冲突。由于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导致其他外交手段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作用有限,所以美国坚持运用经济外交工具对中国施加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贸冲突的烈度。随着中美竞争的继续,未来中美经贸摩擦仍有加剧的可能,中国应该从战略和安全的高度做好应对准备。
谭力川[6]（2020）在《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特点、动力与前景》文中研究说明印度是位于南亚次大陆的重要国家,更是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成员之一。其国土资源辽阔,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七。人口数超过13亿,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人口大国,且拥有年轻化的人口结构。除石油外,印度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藏量丰富,同时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如一把“匕首”直插印度洋心脏地带,俯瞰这一连接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重要海上交通枢纽,加之绵延的海岸线和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构成了印度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2014年印度人民党领袖莫迪上台执政,先后推动了“印度制造”、“数字印度”和“智慧城市”等刺激经济增长的宏伟计划,同时还加快实施国内的制度性改革,包括推动征地法案改革、劳动法案改革、破产法案改革、国营部门私有化并在全国范围统一“GST税制”,还于2016年下达“废钞令”以打击印度的地下经济产业,以期改善印度的营商环境。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经济计划和制度安排,印度的营商环境有所好转,在最新公布的营商便利指数排名中,印度在190个国家中位列第63位,相较于莫迪执政之前排名大幅上升了一倍之多。与此同时,经济数据也有所起色。2018年印度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在莫迪执政期间平均增速达7%以上,经济表现一路高歌猛进,一时间在世界出尽风头,媒体舆论甚嚣尘上,似乎那个“不可思议”的印度又回来了。有学者就曾将印度比作行动迟缓的大象,或是缚于笼中的老虎,意在指印度的经济实力正在渐渐释放。但是,2019年以来,印度经济摇摇欲坠,甚至出现“断崖式”下跌。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通过梳理印度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以及莫迪执政以来所面临的印度经济增长特征和挑战,探究印度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以期对印度经济增长前景有一个初步的预判。首先第一部分是对印度自独立以来的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描述,主要分为90年代改革以前和90年代改革以后两个时期。第二部分是分析自莫迪上台以来印度经济表现出的特征和挑战,并分别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率等宏观数据对印度经济的现状进行进一步剖析,然后从国内消费、经济结构和就业方面阐述了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此外,还从通货膨胀危机、双赤字危机和基础设施障碍等角度分析了印度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印度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利用GDP支出法等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和进口对印度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分析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哪些,接着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探寻印度GDP增长与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之间的协整关系。最后一部分是莫迪2.0时代的前景分析,通过分析莫迪再次连任总理后印度经济增长的表现,以及莫迪在第二任期所实施的主要经济举措分析所谓“莫迪经济学”是否奏效,并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前景进行了简单判断。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虽然莫迪在第一任期实施了许多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也在积极推动国内各方面的制度改革,在自由化、市场化的道路上没有走回头路。但由于许多关键领域的改革遭到反对派、工会和农民等利益集团的极力反抗,改革的成效并不理想,经济改革举措虽然影响广,跨度大,力度强,但反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冲击。前期印度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主要源于其国内强劲的消费需求能力,基础设施的改善,工业部门的逐步提升以及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所致。诚然,印度虽然具备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但还得看莫迪在第二任期能否继续保持改革的定力,继续向改革的深水区推进,挑战更多既得利益群体,同时还要看国际环境能否为印度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有利条件。短期内,印度的经济增长显现出了一定疲软态势,从最新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从5%已经跌至4.5%。但本文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印度依然具备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来调整国内的发展道路。在投资方面,印度可以继续以“印度制造”为支点,撬动国内外的投资资金向印度聚集,并依靠其优势部门在全球吸金。另外,印度还需提升国内工业制造品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实现更多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额以改善目前糟糕的贸易逆差问题。最后,在未来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等着力点为契机发展本国经济,不断优化本国的资源配置,扬长避短,定能实现莫迪口中的“经济强国”愿景。
王晨[7]（2019）在《国家文化对国民税收道德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早期税收遵从研究建立在预期效用最大化假设基础上,强调税务审计和制裁对纳税人行为的影响。而在现有执法力度下,纳税人实际税收遵从水平远高于预期效用模型（A—S模型）计算出的结果。于是,学者们尝试从纳税意愿或是纳税的道德义务入手对税收遵从行为进行研究,并将这一概念命名为税收道德（Tax Morale）。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关系,希望从社会风俗、习惯、信念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入手,探析其对经济发展以及微观个体经济行为的重要作用。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将文化引入到经济研究中,不但可以开阔经济研究的视野,而且有助于寻找人们偏离效用最大化均衡策略的根本原因。当前,文化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已经涵盖宏观经济发展、微观个体和企业行为等多个领域,其中就包括文化对税收道德的研究。文化如何作用于纳税意愿并对其产生影响是一个新的话题,不过当前该领域研究较为匮乏。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华传统文化对人们影响深远持久。在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深入研究文化与税收道德内在逻辑关系,从文化角度提出税收治理方案,是对中华文化的创新性传承和运用,同时也为国家治理、税收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吸收了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最新成果,选取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WVS）、世界银行各国（或地区）GDP数据和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各国（或地区）法治指数等数据,对文化与税收道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文化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机理。具体结合我国文化特征,对税收道德进行阐释,提出了提升我国税收道德的文化路径。首先,文章阐述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提出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难点和创新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出发点,即研究文化与税收道德的关系及文化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机理。同时还提出了研究的落脚点,即从文化视角探寻改善我国税收道德的方法路径。其次,文章对国内外税收道德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介绍税收道德的概念、测量方法,并从公民与国家关系、社会因素和人口特征三个角度分析影响税收道德的主要因素。同时以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领域的知识图谱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和手段对近年来国内外税收道德的研究情况进行数据分析,整体把握当前税收道德国内外研究现状。再次,文章运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等相关数据,从国家（或地区）和微观个体两个层面,对文化与税收道德的关系进行研究,证实了文化对税收道德的影响。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出文化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机理,揭示出腐败容忍度的中介作用。通过建立跨层次交互模型得出可以通过改善社会文化环境提升税收道德这一结论。第四,文章对我国税收道德演进与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1990—2013年间,我国税收道德发展变化情况,把我国税收道德演进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通过国内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研究,归纳出我国税收道德特点。通过对有效样本分析,得出腐败容忍度是影响我国税收道德的关键因素。第五,文章先介绍了我国的文化特征,并从文化特征角度阐释了我国的税收环境。而后,全面阐述了税收腐败的概念、类型与危害,综合第三章和第四章实证分析结论,深入分析了我国产生税收腐败的文化动因。研究发现,我国税收环境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不确定的税收政策、税收管理者权力的短期有限性,分别与文化特征中的高权力距离、弱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取向共同作用容易导致税收腐败。最后,文章对全文内容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了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和研究结论。并从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取向三个文化特征,提出改善我国税收道德的政策建议。同时,提出了通过研究发现的研究内容不足、数据不足和方法不足的问题和开展后续研究的设想。
刘思源[8]（2019）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信息和智能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作为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深入探究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只有弄清技术革命影响劳动关系的机理,才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进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必然要建立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之上。但是,目前对新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关系的研究大多没能将理论逻辑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在可资借鉴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强调价格机制的作用,忽视劳动关系演化的社会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关注制度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科技创新的分析不足;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提出了分析技术、金融、制度协同演化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EP）理论,虽然技术-经济范式涵盖了部分劳动关系内涵,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并未专门探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问题。鉴于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了一种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了劳动关系的演化趋势,并探讨了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措施。本文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化研究:技术革命即是对生产力的具体化,劳动关系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长期的结构化研究,并分析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首先,本文借鉴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提出了“劳动关系范式”（Labor Relations Paradigms,LRP）的概念。劳动关系范式是在较长时期内劳资双方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共识性的行为模式,它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劳动关系范式的内涵包括能够体现劳资双方雇佣关系、分配关系、管理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如就业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劳动关系范式,并推动新、旧劳动关系范式的更迭。随着技术革命的演化,劳动关系范式会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生命周期,这会推动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本文结合英、美等国的历史资料,归纳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和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并结合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作出了展望。其次,本文探究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技术革命主要通过“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推动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机器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劳工替代机器或者机器替代劳工,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谈判能力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进而造成雇主或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相对占据优势、改变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是跨国公司依据技术条件以及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灵活调整其产业布局,进而使东道国成为资本净流入国或资本净流出国,从而影响东道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在技术革命演化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上述动力机制,进而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探索-巩固-衰退”的演化过程和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政府要促进劳资和谐、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就要以上述三条机制为抓手制定相关政策。在应用研究层面,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框架,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范式）演化历程、动力机制及政府规制效果,并结合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范式）演化机制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了智能时代政府劳动关系调节政策的转型建议。首先,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这使得中国得以在技术追赶进程中维持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都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这得益于中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政府扶持工会发展、国内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快速增加等。再次,中国政府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以财政支出带动就业、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在劳动立法和司法中保护劳工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最后,智能技术将可能替代更多劳工、加强雇主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削弱工会力量、促进全球产业转移等,给劳动关系（范式）的转型升级带来挑战。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发展、健全劳动法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进而规制劳动关系（范式）、促进劳资和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王金兰[9]（2019）在《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研究》文中提出个人所得税因其征管难度大、纳税遵从度不高,一直被诟病为“天下第一难征的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遵从一直是困扰税务机关的重要问题,也是理论界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从2000年到2018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规模、在税收收入的占比来看,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为国家筹集财政资金、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个人所得税的流失及其规模问题也不容忽视。2018年6月,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自出台以来迎来了第七次大修,实现了分类征收转变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方式的革命性改革,其纳税遵从问题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个人所得税的流失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情况,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流失规模如何、历年的变化情况如何?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纳税遵从产生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应该如何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遵从度?文章遵循“理论研究——现状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对策研究”的技术路线,以问题为导向,执果索因,运用文献研究法掌握了个人所得税的研究成果与尚存在的不足,运用调查研究法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的因素,并进一步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索各影响因素对纳税遵从形成正向还是负向的影响,最后根实证分析结论提出促进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提高的建议。具体而言,文章主要从以下七个方面展开。第一,界定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的理论分析框架。行为经济学以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将心理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还原为有限理性的、有情感的人,从而能够更准确地认识人类行为,解释行为产生的动机,做到“对症下药”。在阐述纳税遵从的内涵与分类的基础上,讨论预期效用理论、前景理论、新公共管理主义对纳税遵从理论发展的影响,并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分析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不仅有经济因素也有心理因素。由于不同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纳税人遵从或不遵从的纳税行为。结合上述理论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讨论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受到税制模式、税制公平的感知、纳税服务、税收征管、纳税人权利保护以及社会纳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理论模型分析。预期效用理论以完全理性人为假设前提,探讨的是在不确定情况下行为主体以效用最大化为行为决策标准所做的选择。而A-S模型是在预期效用理论基础上建立的最经典的个人所得税纳税决策模型,该模型基于理性人假设,行为主体通过预期效用衡量自己面临的机会,决策时不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能够做到趋利避害,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结论表明,提高稽查率、罚款率都有利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申报额。尽管A-S模型是个人所得税纳税决策的经典理论分析模型,但以理性人为假设前提,并且不考虑纳税人的心理特征越来越受到质疑。将行为经济学引入到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决策显得十分必要,该理论以有限理性人为假设前提,将行为主体还原为“真实”的人,更能解释税收实践中纳税人的行为决策。行为经济学在参照依赖的基础上,结合价值函数与权重函数构建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决策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可知,税率、罚款率、心理成本、损失厌恶程度、主观稽查率都是影响个人所得税纳税决策的因素,导致纳税人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纳税决策。第三,通过个人所得税流失规模从整体上考察其纳税遵从情况。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个人所得税结束了“三税并征”的局面。1994年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为72.7亿元,是税收收入总额5126.88亿元的1.62%,所占比重低,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有限,涉税人员少,在征管中并未受到重视。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地位日益重要。本文在界定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的基础上,利用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法、现金比率法分别对2007年至2017年间公开经济、地下经济的个人所得税的流失规模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流失规模都较大,税收流失率达到50%左右,且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落后于收入能力的增长。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规模及流失率不容乐观,纳税遵从状况堪忧。第四,从制度、税收征管及纳税服务的角度分析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度较低的原因。税收征管是影响纳税遵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纳税遵从是税收征管的目标与着眼点,税收征管模式与手段、稽查与处罚以及纳税服务对促进纳税遵从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高低本身也受到税种本身特征的影响。个人所得税无论从其征税范围、费用扣除、税率设计来看,还是从其涉及的纳税人员来看,都较其他税种复杂,征管难度大。同时,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是在分类征收模式基础上形成的,随着个人所得税转变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征收模式,税收征管的弊端凸现出来。另外,个人纳税人需要税务机关提供精准的纳税服务,而纳税服务不到位势必也会影响到其税收征管的效果,最终影响到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遵从。第五,对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行为经济学对个人纳税决策的影响分析,考虑经济因素与心理因素,结合专家访谈,依据李克特量表法设计预调研问卷,回收预调研有效问卷139份,通过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结果剔除一些题项,修改调查问卷形成最终问卷。问卷通过问卷网发放,收回问卷838份,剔除无效问卷98份,有效问卷740份。将样本随机分成两个子样本,一个样本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另一个样本运用软件AMOS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显着性评价。分析结果显示:税制公平的感知、税收征管制度、纳税服务、逃税的心理成本和税后激励是影响因素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的主要因素。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因子对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的影响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各影响因子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具有显着性,且税制公平的感知、纳税服务、税收征管、心理成本以及税后激励都对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产生正向影响,即促进个人所得税公平的感知、完善纳税服务、加强税收征管、增加心理成本与税后激励都有利于促进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遵从度的提高。第六,提出促进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的政策建议。个人所得税税收流失规模较大,纳税遵从度不高,税收征管效率较低,是税收机关、纳税人以及纳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基于行为经济学,更重要地通过影响纳税人的心理达到影响其纳税行为的目的。一是从纳税主体、征税范围的列举方式、费用扣除制度以及税率几个方面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使个人所得税更趋于公平,提高纳税人对税制公平的感知;二是加大稽查力度与处罚的实际力度,强化信息化管理,实现税源控制,严把征管环节关;三是税务机关应树立纳税服务意识,简化纳税流程、创新服务方式确实为纳税人提供便利、降低纳税遵从成本,完善纳税服务;四是建立纳税遵从的激励约束机制。“胡萝卜加大棒”,既要增加逃税纳税人的心理成本,也要建立诚实纳税奖励机制,双管齐下,共同促进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遵从。最后,提高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度的配套措施建设。促进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状态的改善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完善其制度与征管,还需要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措施。首先,建立自然人财产登记制度掌握自然人的财产状况;其次,建立非现金交易制度使其所有的交易、消费都有据可查,并完善部门间联网协同制度,使纳税人的财产、收入与支出等信息能够进行比对,实现信息管税。最后,将个人纳税信息纳入个人信用数据库,完善个人信用数据库,使个人纳税信用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制度改革中,加强税收征管、完善纳税服务,并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最终实现提高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度的目标。
刘萌[10]（2019）在《媒体关注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理论与经验分析》文中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会有反作用。新闻媒体作为现代人的沟通、交往形式之一,提供了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构成了人们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研发是引领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力,也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因此,新闻媒体会对研发产生广泛的影响。媒体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做研发的决策者产生的,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一方面媒体带来的业绩压力,会使决策者为了提升短期业绩,牺牲研发,另一方面媒体也可以披露出研发的长期价值,减轻决策者的压力,鼓励研发。鉴于此,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来揭示媒体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具体影响及机理。首先,本文在经理人职业生涯模型中引入媒体角色,分析媒体对公司研发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媒体的影响分为“信息解读机制”和“压力机制”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媒体能够披露出研发项目的真实价值,在报道中肯定经理人的能力,有助于维护与巩固经理人的市场声誉,提升经理人的研发激励,促进研发;后者是指,媒体在报道内容上存在不确定性,潜在的不利新闻报道会损害经理人的声誉,带来一定风险与威胁,降低经理人的研发激励,抑制研发。在媒体的信息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压力机制”作用会大于“信息解读机制”,媒体会抑制公司的研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倘若存在行政干预等非经济因素或是经理人的抗风险能力增强,媒体的负面影响也会减弱。其次,为了验证以上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基于中国媒体与上市公司的数据,展开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媒体关注显着的降低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这意味着,当前国内媒体环境在某些方面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政府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媒体行业的管理,改善媒体环境。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主要对民营公司产生影响,对国有公司则没有作用。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还发现两职合一、管理层持股和薪酬激励能够提升管理者的风险承担力,缓解媒体对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最后,由于媒体是通过影响公司的管理者来对研发产生影响,影响会因人而异,本文还考察了对于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者来说,媒体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高、有多家公司任职背景以及任期较长的管理者承担风险的能力也会较强,媒体对公司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会偏小。该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理论分析的论断。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互相影响的角度出发,在考察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文献以及媒体完善公司治理的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具有上层建筑属性的媒体对公司研发活动的影响,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范围。第二,首次构建了媒体影响公司研发行为的微观理论模型,更加清楚的揭示媒体影响经理人声誉,进而影响公司研发行为的内在逻辑。第三,区分和比较了媒体对于不同所有制公司的影响差异,给出更直接的证据来证实,业绩压力是影响机制。第四,从公司治理与高管特征两个层面,回答了如何缓解媒体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对于公司加强自身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政府部门加强媒体业的管理、改善媒体环境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二、试析我国经济发展起落波动的非经济因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我国经济发展起落波动的非经济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交易成本视角下的人民币货币替代进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目的和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基本框架 |
| 三、主要观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货币替代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货币替代的内涵及经济影响 |
| 一、货币替代的含义 |
| 二、货币替代的分类 |
| 三、货币替代的度量 |
| 四、货币替代的决定因素 |
| 五、货币替代的经济影响 |
| 第二节 货币替代的基础理论述评 |
| 一、货币服务的生产函数理论 |
| 二、货币替代的边际效用理论 |
| 三、货币替代的资产组合理论 |
| 四、货币替代的预防需求理论 |
| 五、反货币替代的“无行动区间”理论 |
| 第三节 货币替代与交易成本的相关研究 |
| 一、含有交易成本的货币替代理论模型 |
| 二、货币替代的棘轮效应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人民币货币替代问题研究 |
| 一、人民币反向货币替代的定义 |
| 二、人民币货币替代的影响因素 |
| 三、人民币货币替代的经济效应 |
| 四、货币替代视角下的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 |
| 第三章 国际主要货币的货币替代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主要国际货币的货币替代进程回顾 |
| 一、美元货币替代进程回顾 |
| 二、德国马克货币替代进程回顾 |
| 三、日元货币替代进程回顾 |
| 第二节 货币替代发生的经济基础 |
| 一、经济长期稳定繁荣 |
| 二、贸易强大 |
| 三、币值稳定 |
| 四、发达的金融市场 |
| 五、制度性因素 |
| 第三节 货币替代进程中的政策推动 |
| 一、货币替代的发生依赖政策推动培育市场 |
| 二、货币替代的实现依赖政策推动克服先发货币的棘轮效应 |
| 三、货币替代的政策推行具有显着的宏观成本 |
| 第四章 货币替代中的交易成本 |
| 第一节 交易成本概念的不同层次 |
| 一、狭义的“交易的成本” |
| 二、广义的“制度的成本” |
| 第二节 货币替代的交易成本两分 |
| 一、货币替代的微观交易成本内涵及特点 |
| 二、货币替代的宏观交易成本内涵及特点 |
| 第三节 交易成本在货币替代进程的作用 |
| 一、货币替代发生的前提 |
| 二、宏观交易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货币替代政策目标的确立 |
| 三、微观交易成本的首次比较:货币替代的发生 |
| 四、微观交易成本的再次比较:货币替代的持续进行 |
| 第五章 交易成本对货币替代进程的影响 |
| 第一节 微观交易成本对货币替代的影响 |
| 一、模型假设 |
| 二、最优化与市场均衡 |
| 三、模型的扩展 |
| 四、模型小结 |
| 第二节 宏观交易成本对货币替代进程的影响 |
| 一、博弈规则 |
| 二、模型求解 |
| 三、模型小结 |
| 第三节 政策含义 |
| 第六章 人民币货币替代进程实证分析:以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为例 |
| 第一节 香港人民币市场概况 |
| 一、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历史 |
| 二、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概况 |
| 第二节 香港人民币货币替代交易成本考察 |
| 一、逐渐降低的微观交易成本 |
| 二、不断凸显的宏观交易成本 |
| 第三节 人民币与美元在香港货币替代棘轮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实证模型设定、计量方法与数据说明 |
| 二、模型估计与检验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香港地区人民币货币替代经验总结 |
| 第七章 降低人民币货币替代交易成本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利用央行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直接降低微观交易成本 |
| 一、以结算货币为初期试点方向 |
| 二、以引入外部智库为主要合作模式 |
| 三、以新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
| 第二节 推行与被货币替代国双赢的经济合作政策 |
| 一、积极扩大进口,形成与被货币替代国的贸易逆差 |
|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融资方案相结合 |
| 三、扩大货币互换协议使用范围至日常经贸活动 |
| 第三节 依托离岸市场尽快形成人民币替代的棘轮效应 |
| 一、以优质人民币债券产品为突破口 |
| 二、完善外汇定价机制,形成在岸与离岸外汇市场的协调 |
| 三、继续推动在岸与离岸的互联互通机制创新 |
| 四、利用开放银行模式提高中资银行的海外服务能力 |
| 第四节 提高风险识别能力,丰富风险管理手段 |
| 一、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对系统风险的识别能力 |
| 二、对高频投机交易开征金融交易税 |
| 三、慎重稳步开放资本市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13-15世纪英国领主自营地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选题价值与基本概念解析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价值 |
| (三)基本概念辨析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 (一)国内研究动态 |
| (二)国外研究动态 |
| 三、本文结构框架及研究方法 |
| (一)本文结构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诺曼征服后至14 世纪中叶英国领主自营地经济概况及管理方式的变化 |
| 第一节 13 世纪-14 世纪中叶自营地经济概况 |
| 一、种植的作物与饲养的牲畜 |
| 二、作物种植的投入与产出 |
| 第二节 诺曼征服后至14 世纪中叶自营地管理方式的变化 |
| 一、诺曼征服后自营地的租赁政策及其原因 |
| 二、自营地出租的规模比例及其弊端 |
| 三、12、13 世纪之交自营地经营方式转变及其原因 |
| 四、13 世纪领主自营地的管理方式 |
| 第二章 14 世纪中叶至15 世纪英国领主自营地经济概况及管理方式的变化 |
| 第一节 14 世纪中叶-15 世纪自营地经济概况 |
| 一、种植的作物与饲养的牲畜 |
| 二、作物种植的投入与产出 |
| 第二节 14 世纪中叶后自营地管理方式的变化 |
| 一、自营地的再次租赁及其原因 |
| 二、自营地出租的规模 |
| 第三章 领主自营地经济的衰落与新经济因素的出现 |
| 第一节 自营地产出商品化 |
| 一、领主自营地与13-15 世纪英国市场的关系 |
| 二、自营地产出的商品化程度 |
| 第二节 自营地经济衰落对庄园制度解体的影响 |
| 一、商品化程度与自营地经济的衰落 |
| 二、自营地经济衰落与庄园制度的解体 |
| 第三节 自营地与早期的租地农场 |
| 一、早期租地农场的兴起 |
| 二、自营地领主为挽回颓势所做的努力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瓦里特庄园账簿(1360-1361)节选 |
| 附录二:1890 年英文版《亨莱的田庄管理》扉页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1.2.2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自身一体化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合作的研究 |
| 1.2.4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独联体地区 |
| 2.1.2 欧亚经济联盟 |
| 2.1.3 自由贸易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区理论 |
| 2.2.2 非传统收益理论 |
| 2.2.3 轮轴-辐条理论 |
| 2.2.4 地缘政治经济理论 |
| 第3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 |
| 3.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 |
| 3.1.1 乌克兰爆发危机 |
| 3.1.2 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 |
| 3.1.3 独联体地区向心力下降 |
| 3.1.4 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 |
| 3.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诉求 |
| 3.2.1 推动联盟各国经济增长 |
| 3.2.2 改善联盟外部政治环境 |
| 3.2.3 维护联盟各国地区安全 |
| 3.2.4 提升联盟地区及国际影响力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 |
| 4.1 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 |
| 4.1.1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形成 |
| 4.1.2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核心内容 |
| 4.1.3 新欧亚主义影响下联盟成员国的对外合作战略 |
| 4.2 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 |
| 4.2.1 联盟成员国的欧洲观 |
| 4.2.2 联盟成员国的亚洲观 |
| 4.2.3 乌克兰危机后亚洲在联盟对外合作中的地位 |
| 4.3 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 |
| 4.3.1 东亚的支点国家:中国 |
| 4.3.2 东南亚的支点国家:越南 |
| 4.3.3 南亚的支点国家:印度 |
| 4.3.4 西亚的支点国家:伊朗 |
| 4.4 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 |
| 4.4.1 “5+1”合作模式的内涵 |
| 4.4.2 “5+1”合作模式的优点 |
| 4.4.3 “5+1”合作模式的难点 |
| 4.5 以市场、能源、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 |
| 4.5.1 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 |
| 4.5.2 开展能源外交 |
| 4.5.3 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 |
| 5.1 与越南、伊朗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生效 |
| 5.1.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1.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1.3 《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效果 |
| 5.2 与新加坡、塞尔维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签署待生效 |
| 5.2.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2.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2.3 《自由贸易协定》的潜在效果 |
| 5.3 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分别谈判中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背景 |
| 5.3.2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展 |
| 5.3.3 《自由贸易协定》的预期效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特征及影响 |
| 6.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 |
| 6.1.1 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 |
| 6.1.2 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 |
| 6.1.3 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 |
| 6.1.4 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 |
| 6.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影响 |
| 6.2.1 推动了独联体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
| 6.2.2 加剧了俄罗斯与美欧的地缘政治竞争 |
| 6.2.3 提升了亚洲国家在联盟空间的经济地位 |
| 6.2.4 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困境及走势 |
| 7.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
| 7.1.1 联盟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 |
| 7.1.2 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伙伴国选择范围 |
| 7.1.3 对外自由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 |
| 7.1.4 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 |
| 7.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走势 |
| 7.2.1 继续推进与小型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2 努力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3 逐步推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4 长期致力于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与对策建议 |
| 8.1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经贸合作现状 |
| 8.1.1 双方已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
| 8.1.2 《经贸合作协定》的主要内容 |
| 8.1.3 《经贸合作协定》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系 |
| 8.2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 |
| 8.2.1 俄罗斯担心中国会削弱其在联盟的影响力 |
| 8.2.2 联盟其他成员国警惕对中国经济形成过度依赖 |
| 8.2.3 联盟成员国地区安全隐患困扰中国与其深化合作 |
| 8.3 中国深化对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8.3.1 坚持以经济为导向,积极引导去政治化 |
| 8.3.2 深化实体项目合作,逐步扩大产业投资 |
| 8.3.3 借助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安全领域合作 |
| 8.3.4 秉持先易后难原则,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 2.1.5 非农就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变量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方法说明 |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变量设置 |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 6.3.5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变量设置 |
| 7.2.2 统计性描述 |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3.2 方法说明 |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5）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根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和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经贸问题安全研究的理论问题 |
| 一、经济安全的理论探讨 |
| 二、经贸问题的安全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日美经贸摩擦的演变 |
| 一、经济景气与日美贸易逆差 |
| 二、产业升级与日美贸易摩擦 |
| 三、日元升值与日美投资摩擦 |
| 四、管理贸易与美国敲打日本 |
| 五、体制摩擦与对日修正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后中美经贸摩擦的演变 |
| 一、改革开放与中美贸易逆差 |
| 二、中美经贸摩擦的历史回顾 |
| 三、特朗普任内的中美贸易战 |
| 四、两次经贸摩擦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贸摩擦与美国国家战略 |
| 一、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日美经贸摩擦 |
| 二、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中美经贸摩擦 |
| 三、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与中美贸易战 |
| 四、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两次经贸摩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
| 一、福利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二、权力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三、手段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特点、动力与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主要创新 |
| 一、研究目的 |
| 二、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 |
|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
| 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国际分工理论 |
| 一、绝对优势理论 |
| 二、比较优势理论 |
| 三、要素禀赋理论 |
| 第三节 “三驾马车”需求理论 |
| 一、“三驾马车”理论分析框架 |
| 二、“三驾马车”理论的局限性 |
| 三、“三架马车”理论对于解释印度经济增长的适用性 |
| 第三章 不同时期印度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 |
| 第一节 90年代改革之前印度经济增长状况 |
| 一、印度经济增长的基本状况 |
| 二、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
| 三、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90年代改革以后印度经济增长特征 |
| 一、印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措施 |
| 二、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
| 三、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2008-2013 年印度经济增长特征 |
| 一、金融危机对印度经济的影响 |
| 二、印度经济增长的基本状况 |
| 三、印度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
| 第四章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特点与挑战 |
| 第一节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现状与特点 |
| 一、莫迪执政以来经济增长现状 |
| 二、莫迪执政以来经济增长特点 |
| 第二节 莫迪政府刺激经济增长主要举措与成效 |
| 一、莫迪政府刺激经济的主要举措 |
| 二、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主要成效 |
| 第三节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一、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二、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
| 第五章 印度经济增长动力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支出法的印度经济增长动力实证分析 |
|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说明 |
| 二、回归模型与检验 |
| 三、实证结果 |
| 第二节 分别考虑进出口因素的模型修正与实证分析 |
| 一、数据整理和变量选取 |
| 二、建立模型和检验 |
| 第三节 基本实证结论与政策启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政策启示 |
| 第六章 莫迪2.0时代印度经济增长前景 |
| 第一节 莫迪再次执政的主要经济举措 |
| 第二节 印度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印度经济增长的未来前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7）国家文化对国民税收道德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税收道德概述 |
| 2.1 基本概念与测量方法 |
| 2.1.1 税收道德概念 |
| 2.1.2 税收道德测量方法 |
| 2.1.3 世界价值观调查 |
| 2.2 税收道德的影响因素 |
| 2.2.1 公民与国家关系对税收道德的影响 |
| 2.2.2 社会因素对税收道德的影响 |
| 2.2.3 人口特征对税收道德的影响 |
| 2.3 税收道德实证分析文献综述 |
| 2.3.1 国际研究 |
| 2.3.2 国内研究 |
| 第3章 税收道德与国家文化 |
| 3.1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介绍 |
| 3.1.1 六种文化维度 |
| 3.1.2 理论应用 |
| 3.2 研究假设与变量介绍 |
| 3.2.1 研究假设 |
| 3.2.2 数据与变量 |
| 3.3 实证分析 |
| 3.3.1 文化维度与税收道德的关系 |
| 3.3.2 文化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机理 |
| 3.3.3 文化影响税收道德的路径 |
| 3.3.4 内生性检验 |
| 3.3.5 实证分析结论 |
| 第4章 我国税收道德演进与主要影响因素 |
| 4.1 我国税收道德演进分析 |
| 4.1.1 数据选择 |
| 4.1.2 发展阶段 |
| 4.1.3 国内纵向比较 |
| 4.1.4 国际横向比较 |
| 4.1.5 我国税收道德特点 |
| 4.2 我国税收道德主要影响因素 |
| 4.2.1 腐败容忍度 |
| 4.2.2 政府信任和国家自豪感 |
| 第5章 我国文化特征与税收腐败 |
| 5.1 我国文化特征概述 |
| 5.1.1 我国文化特征 |
| 5.1.2 个体文化特征与税收道德 |
| 5.1.3 我国税收环境的文化阐释 |
| 5.2 税收腐败概述 |
| 5.2.1 税收腐败的概念 |
| 5.2.2 税收腐败的类型 |
| 5.2.3 税收腐败的危害 |
| 5.3 产生税收腐败的文化动因 |
| 5.3.1 自由裁量权与纳税人高权力距离特征 |
| 5.3.2 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与纳税人的弱不确定性规避 |
| 5.3.3 税务管理者权力有限性与长期取向 |
| 第6章 全文总结、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6.1 全文总结与政策建议 |
| 6.1.1 全文总结 |
| 6.1.2 政策建议 |
| 6.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附录 A 税收道德与腐败容忍度相关性分析 |
| 附录 B 世界治理指数介绍 |
| 附录 C 中国社会调查介绍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核心概念解释 |
| 1.2.1 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
| 1.2.2 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1.2.3 演化与演进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篇章结构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主要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1.2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 |
| 2.2.1 马克思对劳资矛盾变化趋势的辩证分析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2.3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3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1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2 新熊彼特学派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1 技术革命、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3.1.1 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
| 3.1.2 劳动关系及其衡量方式评述 |
| 3.1.3 劳动关系范式及其特征 |
| 3.2 从工业革命爆发至今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2.1 劳动关系变迁概述 |
| 3.2.2 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3 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4 信息革命爆发以来的劳动关系演化 |
| 3.3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特征 |
| 3.3.1 劳动关系随着技术革命的演进而跨越式进步 |
| 3.3.2 劳动关系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可能停滞或倒退 |
| 3.3.3 政府干预劳动关系发展愈发重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1 技术革命的演化阶段与演化规律 |
| 4.1.1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4.1.2 对技术革命浪潮的阶段划分 |
| 4.2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制约因素 |
| 4.2.1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2.2 动力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制约因素 |
| 4.3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 |
| 4.3.1 技术革命爆发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2 技术革命成长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3 技术革命扩张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4 技术革命成熟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5 劳动关系演化规律的普遍性与差异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历史证据 |
| 5.1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1 工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1.2 工业革命爆发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3 工业革命成长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4 工业革命扩张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5 工业革命成熟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 电气革命时期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1 电气革命爆发前夕美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2.2 电气革命爆发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3 电气革命成长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4 电气革命扩张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5 电气革命成熟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3 信息革命中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
| 5.3.1 “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2 “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3 “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4 意识形态和政府调控方面的原因 |
| 5.3.5 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6.1.1 量化劳动关系的方法选择 |
| 6.1.2 主成分模型原理概述 |
| 6.1.3 指标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6.1.4 主成分模型的结果 |
| 6.2 劳动关系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2.2 变量描述、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 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机制检验 |
| 6.3.1 理论框架回顾与实证研究假设 |
| 6.3.2 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设计 |
| 6.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 |
| 7.1 中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及其阶段 |
| 7.1.1 技术-经济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追赶 |
| 7.1.2 中国对电气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1949-2001年 |
| 7.1.3 中国对信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2002年至今 |
| 7.2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7.2.1 追赶电气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 |
| 7.2.2 追赶信息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分化 |
| 7.2.3 中西方劳动关系演化的比较 |
| 7.3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政府调节 |
| 7.3.1 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2 中国的“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3 中国的“国内-国外投资”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8.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中国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8.1.1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8.1.2 主成分分析过程与结果 |
| 8.2 研究假设、实证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8.2.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8.2.2 实证模型设计 |
| 8.2.3 变量说明 |
| 8.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8.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8.3.3 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 8.4 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8.5 中国政府劳动关系干预政策的效果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智能时代劳动关系的演化方向及转型政策 |
| 9.1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演化趋势展望 |
| 9.1.1 灵活就业、线上工作、多份兼职和自主创业逐渐普及 |
| 9.1.2 劳动者收入多元化,普遍由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组成 |
| 9.1.3 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加人性化并且更加富有弹性 |
| 9.1.4 管理方式将向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转变 |
| 9.1.5 教育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线上教育将得到广泛认可 |
| 9.1.6 在政府推动下,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福利水平提高 |
| 9.1.7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稳定性分析 |
| 9.2 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1 智能技术对“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2 智能技术对“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3 智能技术对“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3 智能时代政府促进劳动关系平稳转型的政策建议 |
| 9.3.1 政府调节“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2 政府调节“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3 政府调节“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技术路线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
| 一、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
| 二、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 |
| 三、前景理论的权重函数 |
| 第二节 纳税遵从的基础理论 |
| 一、纳税遵从的内涵及分类 |
| 二、纳税遵从的理论发展 |
| 第三节 纳税遵从主体行为 |
| 一、纳税人行为与纳税遵从 |
| 二、征税人行为与纳税遵从 |
| 第四节 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的影响因素 |
| 一、个人所得税征管的特殊性 |
| 二、税制与税制模式论 |
| 三、税收征管立法执法论 |
| 四、纳税服务与纳税人权利保护论 |
| 第二章 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理论模型分析 |
| 第一节 A-S模型及其评价 |
| 一、A-S模型的基本内容 |
| 二、A-S模型的评价 |
| 第二节 前景理论下的纳税决策模型 |
| 一、纳税遵从决策模型的假设 |
| 二、模型的参数变量 |
| 三、建立模型 |
| 四、前景理论下的纳税决策模型结论 |
| 第三章 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现状:流失规模 |
| 第一节 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征管、服务的改革进程与举措 |
| 一、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历程及举措 |
| 二、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改革及举措 |
| 三、个人所得税纳税服务改革 |
| 第二节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现状分析 |
| 一、个人所得税历年收入状况分析 |
| 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能力 |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税收流失规模的实证分析 |
| 一、个人所得税的流失规模测算 |
| 二、个人所得税流失规模的分析 |
| 第四章 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原因分析:制度、征管与服务 |
| 第一节 个人所得税税制影响纳税遵从 |
| 一、个人所得税制度因素与纳税遵从 |
| 二、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与纳税遵从 |
| 第二节 个人所得税征管影响纳税遵从 |
| 一、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影响纳税遵从 |
| 二、税收征管模式影响纳税遵从 |
| 三、税收征管成本高企影响纳税遵从 |
| 四、征管配套措施影响纳税遵从 |
| 五、第三方信息获取困难影响纳税遵从 |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纳税服务影响纳税遵从 |
| 一、管理观念与服务理念的冲突制约着纳税遵从 |
| 二、共性供给与个性需求脱节制约着纳税遵从 |
| 三、税收征管与纳税服务的信息化建设失衡 |
| 四、纳税服务没有相应的考核指标 |
| 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问卷的总体设计 |
| 一、调研目的与内容 |
| 二、调查问卷的设计方法与过程 |
| 三、问卷的数据收集 |
| 四、问卷的数据分析方法 |
| 第二节 问卷的预调研 |
| 一、预调研的调查说明 |
| 二、预调研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三、测量量表的信度分析 |
| 四、测量量表的效度分析 |
| 第三节 正式调研及统计分析 |
| 一、正式调研说明 |
| 二、样本基本特征情况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三、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 |
| 第四节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一、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问卷的效度分析 |
| 三、因子分析的解释总方差 |
| 四、提取公因子 |
| 五、因子命名 |
| 第五节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一、路径系数与载荷系数的显着性评价 |
| 二、方差估计的显着性检验 |
| 三、模型拟合度评价 |
| 四、模型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
| 第六节 模型建立与结果分析 |
| 一、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 |
| 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三、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提高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度的建议 |
| 第一节 促进个人所得税的税制公平 |
| 一、以家庭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单位 |
| 二、采用“概括+反列举”方式扩大税基 |
| 三、进一步完善费用扣除制度 |
| 四、减少税率级次,降低边际税率 |
| 第二节 加强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征管 |
| 一、实行全民自行申报纳税、增强纳税意识 |
| 二、加强税源控制,强化税收信息管理 |
| 三、强化风险管控,加大稽查力度 |
| 四、加大处罚力度、增加处罚方式 |
| 第三节 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服务 |
| 一、转变观念,树立纳税服务意识 |
| 二、做好纳税过程服务,降低遵从成本 |
| 三、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 |
| 四、大力发展个人税务代理业务 |
| 第四节 建立个人所得税的激励约束机制 |
| 一、建立诚实纳税奖励机制 |
| 二、建立逃税的约束机制 |
| 第五节 提高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度的配套措施建设 |
| 一、建立自然人财产登记制度 |
| 二、建立非现金交易制度 |
| 三、健全部门联网协作制度 |
| 四、完善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论文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10）媒体关注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理论与经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选题背景 |
| 1.2 研究选题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研究文献综述 |
| 2.1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 |
| 2.1.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 2.1.2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
| 2.2 媒体报道与公司治理 |
| 2.2.1 声誉渠道 |
| 2.2.2 行政干预 |
| 2.2.3 市场压力 |
| 2.3 媒体报道与公司研发行为 |
| 2.3.1 内部环境对公司研发的影响 |
| 2.3.2 外部环境对公司研发的影响 |
| 2.3.3 媒体对公司研发的影响 |
| 2.4 研究文献评述 |
| 3 媒体关注与公司研发行为：理论分析 |
| 3.1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媒体与公司研发 |
| 3.2 媒体关注下的经理人声誉模型 |
| 3.2.1 研究的基本假设 |
| 3.2.2 博弈过程与基础模型 |
| 3.2.3 媒体报道与市场声誉 |
| 3.3 媒体对经理人研发激励的影响 |
| 3.3.1 对不同媒体信息环境的讨论 |
| 3.3.2 基本结论与政策含义 |
| 3.4 基础模型的拓展 |
| 3.4.1 基本假设的放松 |
| 3.4.2 风险偏好的变化 |
| 3.5 本章小结 |
| 3.6 数学附录 |
| 4 媒体关注与公司研发投入：经验研究 |
| 4.1 媒体影响的研究假设 |
| 4.2 媒体影响的计量模型与数据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
| 4.3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4.3.1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3.2 基本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4.3.3 内生性问题 |
| 4.3.4 作用机制的检验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动态面板的检验 |
| 4.4.2 长期的影响 |
| 4.4.3 外部市场化环境的影响 |
| 4.4.4 网络媒体的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5 媒体关注、高管背景与研发投入：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
| 5.1 基于高管背景的研究假设 |
| 5.2 计量模型与高管数据 |
| 5.2.1 高管数据的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与基本变量 |
| 5.3 基于高管数据的实证分析 |
| 5.3.1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2 基于高管数据的回归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动态面板模型的再检验 |
| 5.4.2 外部市场化环境的影响 |
| 5.4.3 不同高管背景下网络媒体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试析我国经济发展起落波动的非经济因素（论文参考文献）
- [1]交易成本视角下的人民币货币替代进程分析[D]. 尢佳.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13-15世纪英国领主自营地经济研究[D]. 秦耕书.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3]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D]. 闫亚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4]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5]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D]. 丁敏潇. 南京大学, 2020(07)
- [6]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特点、动力与前景[D]. 谭力川.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7]国家文化对国民税收道德的影响研究[D]. 王晨.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8]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D]. 刘思源.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9]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研究[D]. 王金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10]媒体关注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理论与经验分析[D]. 刘萌. 浙江大学, 2019(01)